【原創獨家】改革和革命誰跑得快?

【導語】近年來,我國的發展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發展奇蹟,但是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繁榮表象下面仍舊存在諸多問題在制約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改革與革命,我們應如何選擇?以史為鑒,2012年9月25日第35期正略讀書會曾邀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雷頤深入探討與剖析清王朝的政策如何一步步導致了最終革命的爆發。

孫中山的力量最弱,他首先在海外要爭奪,他的鬥爭對象是立憲派保皇的主張,要依靠清王朝自上而下的改良。他就說,中國只能革命。

梁啟超說,絕對不能革命,革命會帶來大動蕩、大破壞,清王朝肯定能改革,我們只有在清王朝的領導下,自上而下的改革,中國才能走上一條比較好的路。而你那個革命是暴力的,人民會血流成河,最後前途怎麼樣還說不準。所以支持梁啟超的人,大家都比較理性,都不希望暴力,都希望自上而下的改革。

清政府在1906 年秋天宣布準備立憲,萬眾歡騰,城市裡人們自發的遊行慶祝,還編了很多歌曲,歌頌清王朝,大清立憲歌,發自內心的喊大清王朝萬歲萬萬歲,覺得今日通過立憲能夠避免革命的大流血是最好的。清王朝的威望突然一下子變得很高,梁啟超他們在海外支持立憲的力量也很強,確實這點從策略上是對的。

後來慈禧宣布,我要準備立憲,但是整個政府機構還都是從前很傳統的,很落後的,現代化的機構沒有,我首先要改官制,把我的行政改革,把一些現代化的機構建立起來,才能夠為下一步立憲做準備。這個路線圖也是對的。所以支持慈禧、支持清王朝的人很多,尤其是士紳,不希望動亂的士紳、大商人和留學生。

問題是,因為中國當時還是軍機處,很落後,並且還是滿族人佔優勢,還有八旗,還有太監,慈禧讓一個她最信任的又能幹的袁世凱來負責。大家都知道,機構改革是最難的,這個事情實際上是得罪所有人的事情,各方都不會滿意,所以鬥爭得很厲害。

袁世凱說整頓內務府,實際上就是要把太監去掉。太監不同意,又有權力,所以有幾十個、上百個太監,下朝把袁世凱圍著,拳打腳踢。袁世凱就提出來,像理藩院等等這些沒有用的機構都要撤掉。這些機構,大多數滿族親貴是這些機構的領導,這些人怎麼安排。

袁世凱說,今後不是準備立憲嗎,立憲我們走英國的路,有上議院、下議院、貴族院、平民院,這些人就當貴族院議員。但是中國人的觀念不接受這個,覺得天下是愛新覺羅的,那些滿族人要當官,不是當什麼議員。他們覺得漢族人只是一條狗,沒有權利決定我們。所以那些滿族權貴集中起來,到慈禧那兒反對這件事,說袁世凱有個人的野心。

慈禧本來特別信任袁世凱,突然反過來覺得這是很危險的。而那時的袁世凱還覺得這麼多滿族親貴反對,只要慈禧支持就能夠行得通。他又去找慈禧,希望慈禧支持。慈禧就猛烈的訓了他一通,袁世凱知道自己不行了。

因為袁世凱的權力太大,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還有八個兼職,包括練兵,並且新軍八個都是他練成的。他一下子知道自己很危險了,他把他的兼職全部辭去,說我沒法管這個事,我要去檢閱新軍。之後他就到保定去了。

慈禧讓其他的人來做這些事,但是慈禧限定了五個方面不能動,軍機處不能動,八旗享有特權不能動,太監不能撤,還有兩個方面。當這個一公布出來,所有人都愣了,都覺得這個改革是假的。

革命黨人從來就是說它是假的,這不足為奇,問題是立憲派是支持他的,認為她是真改革,這些大商人、大士紳突然也被澆了一盆冷水,覺得它是假的。尤其她成立了一些新的機構,這些新的機構里是滿族人當大臣的多,漢族人很少。

從前各個部雖然是在滿族人手中,但是滿漢各半,而這次重要的部都是滿族人當了部長,叫尚書。唯一一個漢族人當部長的就是外務部,但是她唯獨在外務部上面設了一個管部大臣,這個管部大臣是滿族人。這不是弄巧成拙嗎,其他的部上面沒有管部大臣,只有外務部上面有,漢族人當了外交部長,上面再設立一個專門管外交部長的人。

梁啟超在海外還跟孫中山說清王朝會改革,但是在他給康有為的信已經承認了,說官制沒改革之前,在東京的留學生支持我的多,改革方案一出,支持孫中山的人多。

還有一個保皇會的頭,也是梁啟超的副手,在改革之前,也是堅決反對孫中山的,並且寫文章反駁孫中山,但是這個改革公布出來,他悄悄在給梁啟超的信中也承認,對朝廷很失望,朝廷真是反動復反動,今後政治難為作為。當改革派、立憲派這一批人從反對革命到支持革命,證明孫中山說的是對的,孫中山始終抓住這一點,清王朝不可能從上到下的改革,所以只能推翻。

梁啟超也看到這個趨勢,所以梁啟超在1907 年寫過一篇文章,我覺得特別重要,文章的名字叫做《現政府與革命黨》,裡面有一句話,他說,「革命黨者,以推翻現政府者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

我覺得梁啟超很客觀,這種客觀是我們少有的,因為他當時跟孫中山論戰得非常激烈,彼此甚有時候在辯論會上還拳腳相加。但是他很客觀地承認,並不是孫中山要激進,而是清政府的政策使得孫中山今後能成功。

1908 年清政府又公布了一個《憲法大綱》,這個《憲法大綱》有好多條,它是以《明治憲法》為藍本進行修改,它的皇權比天皇權力還大,人民享有的自由和各種權利比《明治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還少。而《明治憲法》是以《普魯士憲法》為藍本做的修改,天皇的權力比普魯士皇帝的權力大,人民享有的自由比《普魯士憲法》享有的權力少。

所以中國那些立憲派、士紳接受的立憲是以《明治憲法》為標準,而《憲法大綱》連這個底線都達不到,所以就群起而說清政府是假立憲。

現在不是孫中山說他們是假立憲,是支持清王朝的、清王朝的社會基礎說他們是假立憲。清王朝對這個完全沒有意識到,反而在1908 年慈禧下令,通緝梁啟超,認為梁啟超是對國家危害最大的人。

這對於孫中山來說,是正中下懷,梁當初天天說清政府會改,結果卻被清政府認為最嚴重的罪犯。海外本來支持梁啟超、正在觀望的人,一看這樣,開始認為孫中山說的是對的,清王朝根本不可能改革。這下又使革命派的力量又多了一部分,所以革命和立憲的距離就越來越短。

當憲法草案公布之後,對於清王朝做的這些究竟是真立憲還是假立憲,史學界有分歧。有的人根據清王朝做了很多從前沒有做過的事,所以說是真立憲;反對者就以立憲應該做的一些基本的很多事情沒有做,說是假立憲。說它真、說它假都各有道理。我研究歷史,我的歷史觀覺得這點很難判斷,這是標準問題。

最關鍵的在於當時清政府的統治基礎,也就是那些士紳的想法。如果它是假的,那些士紳認為它是真的,它就能弄得下去;如果它是真的,它的社會基礎的那些士紳都認為它是假的,它就弄不下去。這就是政府公信力的問題,政府公信力的喪失是有信號的,可惜清政府沒有注意到這些。

我總是強調,政府一定要注意很多信號。有很多事情,像郭美美事件,為什麼政府說了別人就是不信,就信網上的瞎說,這還是政府公信力的問題。我有時候到政府機關講,最危險的一個信號是當政府說的是真話,別人也都不信。你說假話,別人說你造謠,這個狀況很危急了,應該想辦法怎麼增加政府的公信力。

當時的清政府就面臨著這個事情,卻沒有要採取什麼政策,讓他們相信我是要真改革。從1910 年1 月起到11 月止,立憲派四次上街請願,每一次都被鎮壓,後來規模越來越大。規模越大,鎮壓越激烈,越激烈,人越多。立憲派本來是最溫和的,也開始激烈化了。政府就說,士紳的激烈化和革命黨人開始靠攏了,不是革命黨人向立憲靠攏,是立憲向革命靠攏,這個距離就更短了。

到了1910 年10 月第三次請願的時候,上海總商會的副會長沈聯芳也參加了。他跟當時很有權力的慶親王奕匡很熟,便去見奕匡,說你們應該立憲,應該開國會,大家都要求開國會,這是避免革命。慶親王完全把他給否了,說這不可能,你們憑什麼要求我們開國會,這是今後的事。

之後這個商會會長沈聯芳率領上海這幫商人,說我們不請願了,他覺得清政府已經要垮台了,他說釜水將沸,而游魚不知,已無可為。他就回到上海,上海商會是全國最大的商會,有武裝,有商團,本來是幫助清王朝維持地方治安的,上海商會已經全部悄悄加入同盟會,這就是士紳的革命化。

清王朝連自己的士紳都沒保住。到1911 年5 月份,清政府還完全不知道。在改革的壓力之下,清政府先成立一個內閣。它的內閣一出來是皇族內閣,為什麼稱皇族內閣?十四個部長里,有九個都是滿族人,九個滿族人中有七個是皇族,包括總理大臣奕匡,相當於現在的國務院總理是皇族。

實際上,這個皇族內閣是違反了內閣制的一個基本原則。所謂內閣就是皇族成員不能當內閣閣員,內閣是對皇家、對皇族負責的,相當於CEO 對董事會負責。因為中國統治者始終有一個觀點,天下就是我的,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絕大多數立憲派都傾向於革命,但是最上層的還是希望能改革就改革,他們跟皇家去提個建議,說能不能我們雙方各退一步,雖然皇族成員不能當閣員,但我們也認了,皇族成員可以當內閣成員,但是希望總理不要由皇族來承擔,我們各退一步。這也被清王朝完全否決了, 還是覺得天下是我愛新覺羅的, 怎麼輪到你們來說誰能幹什麼, 誰能當什麼。

這一下所有的立憲派都傾向革命了, 都跟革命黨暗中串聯, 革命勝出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了, 而清政府對這個還是完全不了解。

緊接著皇族內閣之後,又出了鐵路國有化。清政府到後來準備修鐵路,也覺得鐵路有好處,但又沒有錢,就允許商人修鐵路。商人修完鐵路,成立了鐵路公司之後,盛宣懷當郵傳大臣,跟外國人談判,獲得了大量的貸款。

之後,清政府提出來收回鐵路,把商人的股權買回來,反卻又沒有按照成本或者市場價購買,政府覺得我有權,我讓你們富是我的政策,我現在你必須按照我指定的價格賣給我。

湖南、湖北的士紳就跟朝廷鬧,之後朝廷就說不讓你們虧本,按照市場價把你們的股權賣給我。廣東的都是華僑,華僑沒力量,也鬧不起來,就必須是按照政府的價格賣。關鍵是四川,川漢鐵路是涉及到最富的人和非常窮的人,政府用了最低的價格進行購買。這說明清政府的經濟政策始終是不穩定的,受政治干擾太深。

李鴻章掌權的時候,就主張要發展商業,發展民營經濟。在他掌權期間,他覺得應該搞現代化建設,但是應該由國家為主導,由政府主導,他決定把當年電報局和輪船招商局的商股全部指定一個很低的價格購買回來,把商人趕走。當時負責這兩個機構的商人叫盛宣懷,亦官亦商。

後來袁世凱失勢之後,盛宣懷知道在中國非當官不行,就花重金買通朝廷裡面的人,成了郵傳部長,用低價買民營鐵路股權的政策就是盛宣懷制定的。

人往往是這樣,屁股決定腦袋,當年盛宣懷是商人的時候,他為了爭奪商人的利益和袁世凱爭;等到他是官員的時候,他用袁世凱對商人的方法,來對待其他商人。結果這個政策就導致了四川保路運動鬧得很激烈。

保路運動開始時叫文明爭路,是由四川最富有的人來領導,最富有的人往往是溫和的,他也沒有別的行動,就是說把當年光緒、慈禧那時候發的「由民間辦鐵路,官不過問」的詔旨貼出來, 放在香案上, 燒香磕頭。

說個不恰當的比喻, 就等於現在把中央中共的文件放出來磕頭。當時四川總督就把這個人抓起來了。你把最上層、最富有的領導者抓起來了,必然群眾運動就往下降,就是比較富的、稍微富一點的人成為這個運動的領導者,他的行為就會比較過激了,他們就去包圍總督府,要求放人。

四川總督開槍打死了三十多個人,全四川就暴動了。一暴動,武昌的新軍就被調過去,10 月10 日打了兩槍之後,辛亥革命誕生了。

在半年之前,1911 年3 月,孫中山傾全力組織了廣州起義,都失敗了,而這一次成功了,孫中山完全不知道。就在此時立憲派人站出來,武昌槍一響,湖北的立憲黨人,也是全國很有威望的立憲黨人站出來,說我們支持,我們的民團保證地方治安,我們給革命政府錢,有錢才能維持。

還有一個是大家沒想到的,北方獨立的省份很少,除了山西閻錫山。閻錫山在北方那麼孤立,山西最大的一個大富商曲炳橋(音)出來支持,給閻錫山很多錢。商人往往關注的是商業的利益,他對政治要看風向。

曲炳橋當時根本看不出來,我覺得那是兩種原因,第一是他個人的價值,就認為應該支持這些革命黨,讓清王朝滅亡;第二,也可能是他判斷清王朝快不行了。這兩個地方一出來號召,全國的立憲派支持,包括本來是清王朝社會基礎的東南沿海的立憲派也全部支持。

在湖南長沙城就是城內的立憲派和城外的革命黨裡應外合。上海最重要的就是上海商團的武裝力量。江蘇,蘇州當時是首府,士紳跟巡撫陳德全說,咱們獨立吧,支持革命黨。陳德全說可以嗎。後來他們說,這是革命,革命總要有點暴力,所以就用一個竹竿,把巡撫從衙門府上捅下來。廣西南寧也是這樣。

廣州七十二行會和九大善堂組織商量我們怎麼辦,說我們觀望一下,如果朝廷問我們要錢,我們也不給,我們也不表示支持革命。當觀望一段時間,發現革命黨人要勝了,他們就說支持革命吧,當時的兩廣總督說,那好吧,你們要革命就革命了。起碼他還覺得,我是清王朝的官員,我就自己走了,你們革命我也不跟你打,我也不下令鎮壓。

所以辛亥革命相對而言,沒有打什麼大仗,除了後來的北洋軍之外,在各個地方獨立打大仗的很少。恰恰是漢族的巡撫們,一動員就起來了。這一點和1906 年那次改革一樣,使漢族官員產生離心。到後來,晚清政府的政策使它的利益邊界高度清晰化。這讓那些漢族官員覺得,這兩百年來,原來你在最後劃分利益的時候,我不是你的圈內人。

一八五幾年太平天國失城的時候,還有些官員自殺,而這次沒有了,尤其是漢族官員,只要一動員,他立刻說好吧,那就獨立吧,沒有一點心理障礙。這也證明清王朝對他自己的官員都沒搞定。所以當10 月10 日武昌起義之後,政府一下控制不住了,各地陸陸續續搞獨立。

清王朝在10 月30 日的時候,連續下了三個通知:第一,釋放政治犯;第二,允許組黨;第三,趕緊制定憲法,憲法條文已經出來了,非常民主,但是已經沒有用了。此時在北京有一個非常溫和的人,就是嚴復,嚴復給一個外國人的信中說,這三點可惜晚了,如果早一個月,哪怕只有其中一條,後果可能就會不太一樣。

我們從鴉片戰爭一路看下來,實際上是因為清王朝不改革,才致使它的任何變動總是非常被動,總是被推著走,總是在下一階段才做上一階段做的事,實際上下一階段要求做得更多,這個革命才慢慢積聚起來。

像一個企業,你負債、負債,最後是總崩潰。當你不改革,社會矛盾得不到緩解,到後來社會下層、中層包括士紳,都覺得寧願和你一起玉石俱焚,就會出現革命。當社會激烈的情緒到這種程度的時候,一場革命就難以避免。所以要避免革命,反對激進主義,就一定是上層要會妥協,要會改革。

現在有一種觀點,從1990 年開始提出來,要告別革命,反對激進主義,我也贊同激進主義革命會給社會帶來巨大的危害。但是他們只說孫中山同盟會打斷了清王朝後來的改革,實際上我分析,不是革命黨人打斷了立憲,而恰如梁啟超所說,是清王朝的政策導致了革命的爆發和勝利。

而「告別革命,反對激進主義」這種觀點,它恰恰從歷史觀上,混淆了革命的起源和革命的意義。你不能因為覺得那個革命不好,它就不應該發生,而就應該更客觀的分析為什麼它會發生。

雷頤,正略書院專家理事,正略讀書會第35期主講嘉賓。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歷史學者。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史、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當代中國史。主講《中國近代史講析》、《法西斯主義理論剖析》、《辛亥百年的變與不變》等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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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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