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離烏托邦：告別魯迅式的國民性改造

. 01 魯迅式的國民性改造 用民族性掩蓋人性

忽視人性 改造國民性成徒勞

在中國人自我批評的優良傳統中有一個細節常常被忽視，那就是將「民族劣根性」一詞與一位作家緊密結合，而這位作家就是一直穩坐聖壇的魯迅。「民族劣根性」是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經典總結，而改造國民性就成了魯迅畢生努力的目標之一。魯迅並非國民性改造學說的始作俑者，也不是探討該問題的最後一人；可以說，探討國民性改造方面，晚近中國前有梁啟超、辜鴻銘等「古人」，後有柏楊、李敖等「來者」。為何一提到國民性問題，人們自然地就想到魯迅？那要感謝編寫中學語文教材的人，一直堅持收錄大量他的文章。

在中國，幾乎全民都學習過《藤野先生》，所以都能講出魯迅棄醫從文的典故來——「以手中的筆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術刀，來醫治國人麻木的精神疾病。」這種以筆作刀，試圖改造國民性的嘗試就成了魯迅的標誌，也成了後世寫批判文章人學習的榜樣。國民性是族群的群體內在特徵與外在表現形式，有異於他族的個性，更有基於人性的共性。魯迅試圖通過為精神作手術來改造國民性的努力，明顯忽視了國民性來自人性這一特徵，出發點就錯了。這就是為什麼，直到今天，中國人依然存在所謂的「劣根性」。

「民族劣根性」是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經典總結，改造國民性是他畢生努力的目標之一。圖為以清末為背景的話劇劇照。

魯迅的遺產 為中國人烙上「紅字」

魯迅對民族劣根性的總結與批判深入國人的骨髓，於是任何社會上的不良現象，都習慣性地歸結於民族劣根性，讓中國人一直心存極強的弱國心態。官場貪腐滋生，分析家認為是中國人劣根性造成的結果；中國人出境旅遊時，在名勝古迹上刻字，道學家認為，都是民族劣根性造成的。中國人「太認真」，屬於劣根性，要不得；中國人太冷漠，屬於劣根性，理應改善；中國人不團結，屬於劣根性，應該改變等等。中國人幾乎永久性地背上了「劣根性」的烙印，如霍桑筆下的海絲特·白蘭一樣，要永遠佩戴那個代表恥辱的紅字。」

所謂民族劣根性，全是人性的自然體現，冠以「民族性」的帽子就顯得堂皇了很多。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不是完美的，都有基於人性的各種卑劣根性，所以西方基於人性本惡論進行制度建設，將規約人性作為制度的重要目的。然而，一直推崇人性本善的中國，遇到所謂的劣根性就痛恨，並認為那是特殊民族、特殊環境養成的，所以要改造，要改變。基於民族劣根性而形成的弱國心態，更讓中國人背上沉重包袱。於是，改造民族性、國民性就成了知識分子津津樂道的英勇行徑。改來改去，也改變不了人性，魯迅辛苦恣睢的努力，不過是為大家烙上「民族劣根性」的永恆印記罷了。

文化傳統 基於人性的自我演變

魯迅等試圖改造國民性的老一輩學者找到的分析原點不是人性而是文化和傳統。如，魯迅對傳統禮教的批判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酣暢淋漓，可是，如今傳統禮教已經退出歷史舞台近百年了，中國的國民性問題依然沒有改變。魯迅在《我之節烈觀》中痛批讓不節烈的婦女承擔國家衰亡責任的行為，進而提出傳統禮教應承擔國家衰亡的責任。其實，不節烈夫婦負責也好，傳統禮教負責也好，兩種觀點的內在邏輯是同構的。傳統文化也好、制度也好，都是基於人性而形成的，都有一個自然的演變規律。用外力扭轉或改造終究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魯迅希望通過思想運動或文化運動，將滿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國人改造為西方國家那樣的現代公民。在這個過程中，魯迅及同時期的激進派開展文化運動，並在這個過程中割裂了傳統，導致傳統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方式被否棄，而新的價值與觀念由於水土不服又沒能建立起。文化傳統有一個自我演變的過程，有自身的自生邏輯。這種通過外力連續刺激的方式，難以達到文化革新的新高潮。他們這一代人歸根結底是忽視了人性與國民性的關係，或者說壓根就沒有關注過人性。

魯迅希望通過思想運動或文化運動，將滿身民族劣根性的中國人改造為西方國家那樣的現代公民。圖為三味書屋。

傳統的回歸 保守主義的認識路徑

文化傳統源自人性，文化傳統又塑造國民性。所以，國民性改造本身就是個偽命題，換句話說，國民性本身就無法改造。這就是為什麼改造國民性的努力最終釀成了各式各樣的文化暴力行為，無論是打倒孔家店還是試圖將漢字拉丁化，都是這類力求改造國民性行為的間接後果。正如埃德蒙·伯克所認為的一樣，國家在地理上和歷史上的是民族的載體，它體現了人的社會功能，世代相襲，並形成值得尊敬的傳統。人們對於傳統只能滿懷敬意地加以珍惜，小心翼翼地加以維護，而決不可以動輒加以否定，乃至砸爛。如果批孔的吳虞地下有知，或許會對自己生前的年少輕狂報以歉意的微笑。

伯克的保守主義觀念來自對法國大革命的深刻理解與批判。保守主義觀點認為，「現實生活中的醜惡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補救之道是求諸經受了漫長時間考驗的傳統智慧。」魯迅時代的文化運動，反保守主義其道而行之，並沒有為中國帶來新的文化，反而給中國造成了向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負擔。魯迅時代的人，有深厚的舊學素養，所以割裂傳統對他們沒有影響，但對後世卻影響深遠。近來，有統計數字顯示，《紅樓夢》為無法讀下去的名著之首，足見當代人與傳統相互割裂之深。

從文化到政治 國民性改造的蔓延

文化是制度的基礎，對傳統文化的否棄與批判必然動搖政治制度，所以文化運動的後面緊接著必然興起政治運動。文化上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變革或暴力革命。暴力革命的政治邏輯是「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但在制度建設上很難出新，頂多是將「丞相」換成「宰相」，或將「父皇」改稱為「阿瑪」。國民性改造一旦蔓延到政治層面，所改造的核心就不是文化，也不是國民性了，而是人性；然而人性又無法改變。這樣的邏輯結果是，人性中更為幽暗的一面被激發出來，釀成無數惡果。這個邏輯過程是魯迅沒有看到的。

保守主義思想認為，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文化領域蔓延到政治領域必然帶來社會的混亂。這種社會混亂和無序狀態將摧毀人類文明積澱的傳統，帶來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並呼喚「利維坦」來加以拯救。於是，一種新的專制強權必然會出現。權力有天然的自我擴張性，專制強權更是具有擴張的天然優勢。所以，專制獨裁統治恢復秩序後，不會過度到自由民主的制度，反而會陷入比之前的制度更為專制的深淵。啟蒙運動引發的歐洲革命與混亂，最終以全面歐洲革命和幾位政治強人輪流坐莊而結束；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及後續的政治運動，造就的是袁世凱等人的集權統治。

文化是制度的基礎，文化上的改造國民性運動反映到政治上就是政治變革或暴力革命。圖為王廣義油畫《藝術與權力》。

國民性改造理念美好 結局往往是專制

國民性改造的邏輯起點在於國民性可以通過外力的方式進行改變，本質上是要對人性進行改造，其必然涉及對國民性的評價：什麼是好的國民性？誰來規定國民性的好壞？由誰來執行改造的工程？如果將改造國民性委派給沒有道德瑕疵的人，那麼又該如何約束他？即便這些問題能在邏輯上得到解決，在現實中卻面臨著諸多問題，結果往往是有道德的人成為專制獨裁者，這種例子在歷史上並不鮮見。

以加爾文在日內瓦的統治為例，當他剛回到日內瓦時，受到了自由市民和地方當局的歡迎。加爾文因為個人的修養與堅定的理念，為人們勾畫出了理想國的藍圖，深受追捧。邀請他回來統治的人們陶醉在一統藍圖中，然而，在現實的政治運行中，加爾文逐漸變成了獨裁者，用嚴苛的手法要求每一個人。人們起初認為，加爾文完成了自己的政治使命後，出於道德的考量，慢慢會變得不那麼殘酷。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教規」越來越嚴格，加爾文也變得日益殘暴。日內瓦民眾終於醒悟到，他們招來的不是並不是一個在思想上恢復生機的人，而是將鐐銬加在他們身上的獨裁者。天國美夢終於被殘酷的現實打斷了。

同樣的例子，在世界上並不鮮見，基於改造國民性和社會的良好願望，往往引導人們通向奴役，其結果是獨裁與恐怖統治的出現，因為這種改造忽略了人性本身的千差萬別，用一律的方式來針對每個人。國民性改造往往通過思想改造的方式進行呈現，用人為規定的「教規」、「法令」、「道德」來要求每一個人，對於不服從的人往往用強制手段的逼迫其屈服，最終結果不是達到了理想國，而是古拉格。

歷史一再為人類提供這樣的教訓，然而人們總是不能避免對理想人格和國民的期待，總是寄望於通過國民性改造達到一個新世界。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農場》中講述了一頭名叫「拿破崙」的豬的經歷。它通過最初的思想文化運動，進而發動了政治運動，最後推翻了人類的統治的。隨後，它通過各種改造運動將政敵一一剔除，形成了專制集權的統治。這場鬧哄哄的運動結束後，領袖拿破崙站了起來，像人一樣直立行走，並完成了從豬到人的蛻變。這個蛻變本質上是經過了血雨腥風之後，重又回到了傳統。中國在經曆數次國民性的改造後，國民性並沒有出現長足的進步，因而今天的人總在感嘆人心不古，期望再一次國民性改造，然而，這恰恰是歧途。

歷史傳統有自我連續性 應遵從文化演變規律

今天重新評述魯迅，我們並不是要對他進行道德或政治上的評價，因為任何這種評價都不能避免政治偏見，我們所要思考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國民性改造思維。事實上，魯迅文章撤出中學教材本身並非驚天地的大事，也不會影響喜歡魯迅的讀者繼續讀魯迅的文章。放在今天，如何看魯迅和他的文章，仍然充滿了政治含義，由於長期的造神運動，魯迅被推上神壇，讓他不再是單純的文學家，因此，撤出魯迅的文章才會顯得爭議巨大。

在這裡，我們並不討論是否該從教材撤出魯迅的文章，而是思考魯迅對國民性的描述及改造思維。無法否認，魯迅描述的中國人的「劣根性」是存在的，至今依然，但這不是要對人進行改造的根本理由。錢穆在《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強調，中國古代的制度不應以「專制黑暗」四個字來抹殺，因此完全否定傳統和中國人固有的秉性，有違文化與歷史的傳承，其必然帶來糟糕的結果。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魯迅的文章帶有極強的時代烙印，也有大量的偏見。站在當下的歷史冷靜回顧魯迅所處的時代，可以發現，正視傳統，遵從傳統文化的發展規律，似乎較為妥當。在對人性及國民性的認識方面，在文化與傳統的延續方面，不妨承認人性的不可改變，用制度的方式來約束人，而不是藉助思想改造的方式來進行大刀闊斧的國民性改造。

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之一，魯迅的文章帶有極強的時代烙印，也有大量的偏見。圖為文革時的魯迅畫作。

衣食足則知榮辱 告別魯迅式國民性改造

魯迅式的國民性改造出發點也許是良好的，願望也是希望中國能夠強盛，能夠有新國民面對新世界，但是國民性改造的結果並未使中國人變得更好，國人讀了幾十年的魯迅，也無法從中找到改造國民性的完美方案。因此，今天和魯迅式的國民性改造告別，可以說正當其時，或許今天更應該重溫管子所言「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用更好的經濟建設和制度建設來促進人的改變，而不是站在沒有根基的角度高喊國民性改造。

告別魯迅式國民改造並不是要告別魯迅，魯迅的文章今天依然有價值，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這些文章背後的時代和寫作環境，讓魯迅回歸文學，讓國民性改造思維進入歷史，如是，中國方能從「民族劣根性」的羈絆中徹底解放出來，才能從容的去面對時代的變遷，才能用務實的態度去解決自身的缺點。

告別魯迅式國民改造，意在告別虛妄的烏托邦思想，意在告別靠改造改變人性的思維，毛澤東說：「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做好事，不做壞事。」與其把希望寄托在個人的思想與道德上，不如將希望寄托在制度上。

在未來，期望魯迅不再是政治符號、文化符號，而是文學家，中國文化的批判者，中國人能客觀看待魯迅。啟發民智，可以有魯迅的文章，也可以有喬治·奧威爾、茨威格的文章，但卻不能有改造國民性的念頭。中國的進步是一條漫長的歷史路，我們當重溫胡適「寬容比自由更重要」的思想，「挑那重擔，走那長路」。

紅色高棉宣稱自己奉行的是「最純潔」的共產主義，舊政權的軍政人員、知識分子等「新人」必須接受改造才能新生，結果他們取消了城市、取消了貨幣、取消了正常的夫妻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