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揭秘中美解凍：毛澤東兩個戰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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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0日 09:02:55來源：新浪讀書文章摘自《論中國》作者：（美）亨利·基辛格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本書簡介：《論中國》是美國前國務卿、「政壇常青樹」亨利·基辛格唯一一部中國問題專著。他以一位資深外交家和思想家的獨特視角，分析和梳理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外交傳統，從圍棋文化與孫子兵法中探尋中國人的戰略思維……[連載內容]

1972年，毛澤東和尼克松毛澤東從1965年就開始略微改變了他對美國的口氣，不過當時的觀察家們能注意到這點的寥寥無幾。他既然被奉若神明，他的口氣哪怕有一個最細微的變化都是意味深長的。毛澤東喜歡通過跟美國記者斯諾談話向美國傳話。二人在20世紀30年代就在共產黨的大本營延安會過面，斯諾把他的經歷寫成了《西行漫記》一書，其中把毛澤東描寫為一個浪漫的農民游擊隊員。1965年「文革」前夕，毛澤東把斯諾請到了北京，發表了一些令人驚訝的言論，可惜當時華盛頓沒有人注意到這番話。他對斯諾說：「很遺憾，由於歷史原因，中美兩國人民被分開了。15年了，老死不相往來。今天，隔閡更大了。不過我是不相信最後會以戰禍告終的。」15年來，毛澤東一直不懼怕美國的「核訛詐」，要與美國鬥爭到底，態度之強硬把蘇聯及其歐洲的同盟都嚇得紛紛與中國拉開距離。而現在這番表示確實一反常態。由於蘇聯的咄咄逼人，毛澤東其實已經在考慮遠交近攻，向遠敵美國靠攏，不過當時沒有什麼人看出這一點。在跟斯諾談話時，美軍正在中越邊境上集結。雖然這次挑戰相當於15年前毛澤東所面臨的朝鮮局面，但這一次他決定克制。中方對北越的支持限於非戰鬥性質，提供了物資和道義上的積極鼓勵，並派出了10萬後勤兵去修筑北越的通訊設施和基礎結構。毛澤東對斯諾明言，中美戰爭應發生在中國，而不是在越南。他說：「我們不會打出去，只有美國打進來，我們才打……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毛澤東怕美國人不明白，還重申，中國認為，越南「自己可以對付」。他說，「我國忙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打出去是犯罪的。為什麼要打出去？越南人自己可以對付。」毛澤東接著又猜測越戰各種可能的結果，不像一個處理國界上軍事衝突的領袖，倒更像一個分析自然現象的科學家。朝鮮戰爭中，毛澤東自始至終都把朝中兩國的安全問題密切相聯，與這次形成了鮮明對比。有幾個可能的結果他是可以接受的，其中之一是舉行會議，但「美軍還留在西貢不走，像他們在朝鮮那樣」。換句話說，也就是延續兩個越南的狀態。這樣的結果是處理越戰的每個美國總統都會樂見其成的。沒有證據表明約翰遜政府在高級別政策討論中提到過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或者打越戰的歷屆美國政府(包括尼克松)是否考慮過中越歷史上的緊張關係。華盛頓仍然認為中國的威脅大於蘇聯。1965年，約翰遜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說的一番話典型地反映了60年代美國對中國的看法：「中國的問題不同於蘇聯。中國的核試驗(指的是1964年10月中國的第一次核試驗)以及中國對鄰國的姿態，使它成為所有熱愛和平人士面前的一大難題。」1965年4月7日，約翰遜為了阻止北京與河內聯手，為美國在越南的干涉行動作了一番辯解。他說：「這場戰爭以及整個亞洲的上空都籠罩著中國的陰影。北京對河內的統治者不斷進行慫恿。對越南的爭奪戰是其更大的擴張計劃的一部分。」國務卿迪安·臘斯克在一年以後的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又把這個主題重複了一遍。毛澤東對斯諾講的話背離了共產黨關於世界革命的一貫理論。他說：「哪裡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不禁要問，當時如果嚴肅看待毛澤東的這些話，是否會影響到約翰遜政府的越南戰略。而另一方面，毛澤東從未把這些話化為官方政策，其部分原因是，這樣做就必須推翻15年來的政治宣傳，而此時他在國內的戰鬥口號是保持意識形態的純潔性，與蘇聯的衝突則是以反對赫魯曉夫的和平共處論為基礎的。毛澤東對斯諾說的話基本上是一種試探，但斯諾並不是這種偵察行動的最佳渠道。北京很相信他，至少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信任，可是華盛頓卻把斯諾看成北京的宣傳幹將。正常情況下，華盛頓的直覺應該是：等一等，等到中國政策的改變有了更具體的證明再說。任何清醒的戰略評估都會認為毛澤東把中國推向了極大的危險。如果美國或者蘇聯進攻中國，另一方也許只會作壁上觀。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美國正在越南建立軍事存在；日本跟中國宿仇甚深，而且經濟上正在騰飛。這段時間內，毛澤東似乎也拿不定外交問題上的主意了，這實為罕事。1968年11月在會見澳大利亞共產黨領袖希爾時，他一反平時以說教形式表達的信心，而表現出一種困惑。(不過，毛澤東的舉動總是複雜的，也可能由於別的中國領導人會看談話記錄，因此他想向他們表示他在探索新的路子。)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68年的間隔已超過了兩次大戰之間的間隔，他好像擔心很快會出現一次世界大災難。他說：「總之現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這種狀態不會維持很久了。」他又提了個問題：「你知道帝國主義分子會怎麼做嗎？會打世界大戰嗎？或者現在不打，過一陣再打？據你在自己國家和別的國家的經驗，你覺得怎麼樣？」換言之，毛澤東在思考中國是現在就作出抉擇，還是說靜觀形勢變化是個更明智的辦法。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想知道，他後來所稱的「天下大亂」會有什麼意義。「我們必須考慮到人民的覺悟。美國停止轟炸北越，駐越的美軍士兵高興得很，歡呼雀躍。這說明他們士氣不高嘛！美軍的士氣高嗎？蘇聯軍隊的士氣高嗎？法、英、德、日軍隊的士氣高嗎？學生罷課在歐洲歷史上是個新現象。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生一般是不會罷課的，可是現在天下大亂啊。」簡而言之，中國和潛在對手之間的力量對比如何？他問起美國和歐洲士兵的士氣，是否表示懷疑他們不足以完成中國的戰略分配給他們的任務—遏制蘇聯的擴張主義？說起來好像矛盾，但其實這與美國的戰略中他們承擔的任務很相似。但如果美軍士氣消沉，學生罷課又反映出政治意願普遍低落，那蘇聯就會成為世界頭號強國。有些中國領導人已經提出要與蘇聯和解。不管冷戰結局如何，也許西方低落的士氣表明，革命意識形態終於佔了上風。中國是應該借革命浪潮推翻資本主義呢，還是一心駕馭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鬥呢？毛澤東的這些問題並不像往常那樣意味著他在考驗談話對方，也不表示他知道答案，只是暫時不泄露天機而已。泛泛地談了些別的話以後，在結束會談之前，他提出了一個困擾著他的問題：「我來回答一下，你也來回答一下。我來想一想，你也想一想。這個問題是個國際問題，是個戰爭問題，是個戰爭與和平的問題。請你考慮一下，世界上是戰爭呢，還是革命？是戰爭引起革命，還是革命制止戰爭？」如果戰爭一觸即發，毛澤東需要定下立場。的確，他也許就是戰爭的第一個目標。但如果革命會席捲全世界的話，毛澤東則必須推動革命，這是他一生堅定的信念。直到他生命的盡頭，他也沒有完全作出抉擇。幾個月後，毛澤東作出決定，小心翼翼地採取了兩個步驟以扭轉20年以來的政策：一個是象徵性的，另一個是實質性的。他以尼克松1969年1月20日的就職演說為契機，向中國民眾暗示，對美國有了新的思路。就職演說中，尼克松微妙地提出要對華開放，他把此前在《外交》雜誌中的文章略作改動，說道：「讓所有的國家都知道，本屆政府將開通一切聯繫渠道。我們尋求的是一個開放的世界，我們樂於接受各種想法，樂於接受人員與貿易的交流。在這個世界上，一個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憤怒地生活於孤立狀態之中。」中國方面的反應暗示北京有意結束孤立狀態，但並不急於收起滿腔的憤怒。中國的報紙上刊登了尼克松的講話。自共產黨執政以來，美國總統的講話還從未受到過如此重視，但這還不足以軟化中國憤怒聲討的口氣。1月27日《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對尼克松挖苦道：「尼克松雖已黔驢技窮，卻還厚顏無恥地大談未來如何……就像一個行將就木的人用天堂的美夢來自我安慰。這不過是一個沒落階級的幻覺和垂死掙扎。」毛澤東注意到了尼克松的姿態，給予了極大的重視，並將此告知於民。但光作口頭表示是不夠的，他需要作實質性的接觸，特別是因為中國若對美國靠攏一步，中蘇邊境上每周一次的軍事衝突就會大大升級。幾乎同時，毛澤東開始摸索他的決定會有什麼實際的影響。他會見了四位解放軍元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這四位老帥在「文革」期間都受過衝擊，被派到外地的工廠里從事體力勞動，美其名曰「蹲點兒」。毛澤東請他們分析一下中國的戰略選項。四位老帥得到了周恩來的保證後才相信毛澤東不是在引導他們進行自我批判，因為自我批判也是「文革」的一項內容。一個月後，他們寫出了材料，說中國自毀人才，損失慘重，同時也對國際局勢作了一番頗有見地的評估。在研究了幾個大國的實力與戰略意圖之後，他們把中國的戰略挑戰總結如下：對於美帝和蘇修，現實的威脅是在它們相互之間。對於其他各國，現實的威脅更是來自美帝、蘇修。美帝、蘇修的互相勾結和互相爭奪，往往在反華的外衣掩護之下進行。同時它們的互相勾結並沒有使它們的矛盾有所和緩；相反，它們互相的敵意更為強烈了。這也許意味著元帥們對現行政策的肯定：毛澤東可以對兩個超級大國同時提出挑戰。四位元帥說，蘇聯是不敢侵略中國的，因為它面臨重重困難：民眾不支持戰爭，後勤補給線太長，後方不安全，對美國的態度也心存疑慮。元帥們把美國的態度總結為一句中國成語：「坐山觀虎鬥。」可是幾個月後，到了9月，他們又改變了這一判斷，與尼克松幾乎在同時達成的立場不謀而合。元帥們認為，若蘇聯入侵，美國無法只作壁上觀。美國必須拿出明確的立場。「美帝絕不願蘇修在中蘇戰爭中取勝，建立資源、人力超過美帝的大帝國。」換言之，為了保衛國家，跟美國接觸是必要的，不管中國媒體如何抨擊。這一番敏銳的分析最後提出了一個略顯謹慎的結論，儘管說在「文革」期間它如此挑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前提，已是很大膽的了。1969年3月，元帥們主張中國結束孤立狀態，阻止蘇聯或者美國的冒險主義，「軍事上積極防禦，政治上主動進攻，積極開展外交活動」，「擴大反對美帝蘇修的國際統一戰線」。毛澤東對他們提的這些籠統的恢復國際外交的建議並不滿意，他有著更宏大的計劃。1969年5月，他又把四位元帥叫回來，要他們作進一步的分析並提出建議。這時，中蘇邊界上的衝突大大增加了。中國應怎樣應對日益加劇的危險？毛澤東派給元帥們的私人秘書、經驗豐富的情報人員兼外交官熊向暉後來寫道，老帥們從戰略角度討論了若蘇聯大舉侵華，中國是否應打美國牌。陳毅想為這樣離經叛道的舉動找出個先例，建議參考當年斯大林與希特勒的互不侵犯條約。葉劍英提出中國三國時代的一個例子。漢朝滅亡後，三國鼎立，爭奪天下。有趣的是，描述這段歷史的14世紀小說《三國演義》在當時「文革」期間還是禁書。葉劍英舉其中一位主人公的戰略為例說：「魏、蜀、吳三國鼎立，諸葛亮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魏』，可以參考。」幾十年來毛澤東一直在批判中國的歷史，此刻幾位受過冤屈的元帥卻請他從「古人」那兒獲得戰略靈感，重組同盟。元帥們接著又說，與美國建立聯繫將是戰略上的有利條件。他們認為，蘇修對侵華戰爭的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美帝的態度。26元帥們還提出了一個觀念大膽而且政治上危險的建議，說應恢復已陷入僵局的中美大使級會談。雖然他們還是根據現行的理念，把兩個超級大國看成是對和平的同樣威脅，但從元帥們的建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認為蘇聯才是當時最主要的危險。陳毅元帥還交出一份補遺。他指出，雖然美國過去曾拒絕中方的友好姿態，但新總統尼克松似乎有意「贏得」中國。他提出了幾個他自稱「大膽」的想法：把中美大使級對話推向更高的層次，至少應是部長級，也許更高。最具革命性的建議是放棄先收回台灣的先決條件：「第一，在華沙會談恢復時，我們主動重新提出舉行中美部長級或更高級的會談，協商解決中美之間的根本性問題和有關問題。第二，只要舉行高級會談，本身就是一個戰略行動，我們不提先決條件，台灣問題可以在高級會談中逐步謀求解決，還可以商談其他戰略性的問題。」蘇聯方面的壓力也進一步推動了局勢的發展。蘇聯軍隊加緊集結，在新疆邊境上又打了一仗。在這樣的情況下，8月28日，中共中央下令調動部署在全國邊境線上的所有部隊。此時與美國恢復接觸已具戰略必要性。延展閱讀敘利亞再現屠殺唐山學校避險國際油價大跌美防長亞洲行跨國公司避稅恆大亞冠8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