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陳伯達（王廣宇）

我所知道的陳伯達王廣宇

[ 2006-6-21 3:27:31 | By: 逛逛看看 ]　　自１９５８年８月，我從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班調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至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陳伯達把我投進監獄，這十年間，我一直都在陳伯達麾下當一名小卒。可是，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很少能見到這位大首長，更談不上同他直接接觸，因此我一直把他看成高不可攀的大人物。他當時的職務有：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紅旗雜誌社總編輯，１９６４年後任中央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還兼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央的意識形態專家、理論家、頭號筆杆子，人稱「老夫子」。２０世紀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我曾見過他幾面，從外貌上看，他並不出眾，深度近視，不講穿著，不修邊幅，也不端架子，人看起來還算隨和。這是我當年的印象。 　　 　　初識大首長，兩件小事印象深 　　 　　大約是１９５８年秋，我在政研室的思想界動態組工作時，陳伯達曾到我們組來過兩次。有一次動態組開會時他來了，在同我們見面時，他並未發表長篇講話和發什麼指示。當主持會議的思想界動態組組長關鋒說「請伯達同志作指示」時，他說沒有「指示」，只是東拉西扯，半開玩笑地對關鋒說：「大哲學家！最近又發表什麼新作了？拿了不少稿費吧！」關鋒回敬說：「伯達同志怎麼老是諷（封）我呀！」陳伯達哈哈大笑，又說了些無關痛癢的話便走了。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１９６１年的四五月間，陳伯達奉命搞了一次農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的調查。地點選在河北省霸縣（當時歸天津管轄）堂二里公社。陳伯達親自抓這次調查，不過他沒有住到堂二里，而是住天津市的大理道小招待所。陪同他一起進行調查的有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調查組的成員主要是《紅旗》雜誌編輯部的，領隊的是《紅旗》雜誌編委吳介民。調查組六個人都住在堂二里公社的一鋪土炕上，吃飯也在公社食堂。當時正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民吃公共食堂吃不飽，我們調查組在公社食堂也是吃粗糧加「瓜菜代」，但尚能吃飽。由於我們這些幹部的糧食定量低，最後算賬，我們的伙食大大超過了定量標準，公社叫我們如數交糧票，沒有辦法只好寫了欠條，答應日後再還。 　　陳伯達雖未親自來堂二里蹲點，但他還是和許立群在天津近郊農村調查了一些農村公共食堂的情況。為了遙控我們這個調查組，指導我們調查，不時地派隨同他調查的中宣部人保科幹事孫迺俠當聯絡員來堂二里，傳達他調查時的議論和指示。現在回憶，那次公共食堂調查的基調還是在肯定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優越性的前提下，聽聽農民對公共食堂的反映和要求，叫農民提出還有什麼不方便，還沒有提出解散農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議論。那時農村公共食堂的大鍋飯的弊端早已暴露，浪費糧食，老人小孩去食堂不方便，勞動力吃不飽，等等。中央似乎已有所察覺，但尚未下決心解散農村公共食堂。我記得，我們調查組的調查彙報，還是兩方面的意見都講，既講公共食堂的「優越性」，也講它存在的問題，還不敢把真實情況全反映出來。 　　在調查組結束調查前，陳伯達有一天來到堂二里視察，他在許立群和天津市委一位女部長陪同下來到堂二里公社。天津市市、區、縣的有關領導和公安局布置了嚴密的保衛措施。隨同他一起來的車隊和公安人員，前呼後擁，在公社大街上搞得很緊張。陳伯達下車後一看這麼多車和人員，很不高興，他馬上「指示」那位女部長和陪同人員，立即把警衛人員一律撤走，那些隨員和警衛只好後退佯裝撤走。陳伯達不理解天津市委的苦心，他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到農村來，天津市委有保衛他人身安全的責任，多派些警衛人員也在情理之中，可他似乎不太習慣這套繁瑣的禮儀和保衛制度。 　　中午吃飯，陳伯達罷宴了。陳伯達這位大人物親臨堂二里視察，霸縣堂二里公社絞盡腦汁想把接待工作做好，使陳伯達滿意。東道主給陳伯達準備了一桌豐盛的午宴，桌上擺上了肉、魚、雞等美味佳肴。這雖不是山珍海味，可是在那個饑荒年頭，也算得上高檔次的招待了。市、縣和公社各級官員陪同陳伯達到食堂就餐，陳伯達一看擺了這麼一大桌子菜，馬上變了臉，退出了食堂，死活不吃宴席，他堅持把這桌菜撤掉，上老百姓吃的粗糧和「瓜菜代」，搞得東道主非常尷尬。後來在陪同人員說和、調解下，把魚、肉之類的葷菜撤掉一些，上了些粗糧和瓜菜，陳伯達才吃了午飯。１９６１年春天，正是三年困難時期，老百姓吃不飽，連「瓜菜代」也難以為繼，叫陳伯達到農村吃宴席，無疑要損害陳伯達的形象。陳伯達「罷宴」也不足為怪。 　　吃罷午飯，公社為陳伯達開了一個小房間，準備了一張軟床，讓他中午休息，他死活不上床，退出了單間，跑到一個小會議室的椅子上坐下。他說隨便休息一下就可以了，不必麻煩。調查組中，我年紀最輕，級別最低，便派我中午照顧陳伯達休息。我給他弄了箇舊藤椅，叫他坐下，給他腿上蓋了條毯子，他蜷縮著身子休息了約半個小時。這是我第一次單獨同陳伯達接觸，我對他的「罷宴」、「罷睡」的舉動，肅然起敬，認為他不愧為毛主席的得力助手，和人民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這個印象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 　　 　　要馬列主義研究院率先實行供給制 　　 　　１９６５年年中，陳伯達根據毛澤東的一些說法，要在他主管的馬列主義研究院，廢除現行的工資制，恢復供給制。 　　陳伯達在馬列主義研究院講話說：建國後，幹部實行工資制是一個錯誤，這種制度助長了幹部的資產階級思想，使一些幹部追求享受，導致腐敗。這種資產階級法權殘餘，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相違背。為了使我們的幹部更加革命化，縮小同工農生活水平差距，防止革命意志衰退，恢復戰爭年代行之有效的供給制很有必要。我們是搞馬列主義的，先帶個頭，先在研究院試行供給制，成功了再推廣。陳伯達又說：願意革命的留在馬列主義研究院實行供給制，想要掙錢的可以調離研究院，繼續掙工資，留去自由。 　　陳伯達的這個指示，在馬列主義研究院職工中引起巨大震動，每個人都不能不考慮：實行供給制後，怎樣養家？在全國幹部實行工資制的條件下，唯獨馬列主義研究院實行供給制，這以後的日子怎麼過法？等等。 　　陳伯達提出這個問題時，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大部分幹部還在天津搞城市「四清」，各業務組只留下少數人做以後課題研究的準備工作。陳伯達讓在家的人先討論，統一思想，端正態度，制訂供給制的實施方案。在討論中，大家提出了許多問題，實行供給制是不是還像解放前在解放區實行的發衣服、日用品，吃大、中、小灶，津貼怎麼發，家庭的老小怎麼養，夫妻一方在外單位拿工資的，家庭供養怎麼處理。這些具體問題，陳伯達讓大家討論研究想辦法解決，他只管大方向和原則。 　　經過多次討論，几上幾下，院里集中了上、下兩方面的意見進行了測算，制訂了初步方案，分成局、處、科、一般幹部四級，按等級制訂供給的標準，不發實物，按供給標準，摺合成人民幣發給個人。家屬按供養的老人、小孩發生活費，也發給個人，配偶在外單位拿工資的，由雙方分攤供養老人、孩子的費用，研究院只供養二分之一。這個方案有許多細節和難題都沒解決。測算的結果，實行供給制後，僅幹部工資一項，就可為國家節省一半以上的開支，同一等級的每月領取的貨幣（包括養家費）要比工資制少拿二分之一，級別越高，收入減少得越多。 　　這個方案，其實並不新鮮，同解放初期幹部從供給制改成包干制沒什麼兩樣，實際上是低薪制，只是把原來的實物供給摺合成貨幣發給個人，個人可以靈活掌握自己的衣食費用比例。 　　陳伯達在馬列主義研究院搞供給制的消息傳到中直機關，也引起一些反應。紅旗雜誌社的一位同志向我詳細地詢問了馬列主義研究院實行供給制的情況，他不無擔心地說：「研究院實行了供給制，紅旗雜誌社也是早晚的事，這兩個單位都歸他（陳伯達）管。」 　　研究院把供給制初步方案制訂出來後，不知何故，陳伯達一直沒有批准實行。不久，１９６６年春天，陳伯達就忙著搞「文化大革命」了，研究院率先實行供給制的事就不了了之。 　　 　　和「紅五類」辯論口號 　　 　　１９６６年６月末，我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住進了釣魚台十五號樓，陳伯達和其他幾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都住在十五號樓，在中央文革辦公室成立之前，我主要做秘書工作。收發文件，打雜，辦陳伯達的信件，幫助陳伯達秘書劉叔晏抄寫專案材料，隨同陳伯達出去開會作記錄，或出去搞專題調查。雖然每天都在陳伯達身邊工作，他也未必認得我。中央文革辦公室成立後，我分配在文電組，繼續辦陳伯達的信件，直到成立了陳伯達辦信組。這期間，我隨陳伯達一起去對外文委看過一次大字報。有一次，陳伯達、康生在中南海西門接待室接見監察部的兩位老幹部，聽取他們反映「文化大革命」前對幹部使用和幹部歷史問題的意見，叫我去作記錄。在記錄中，我因為對老幹部名字不太熟悉，經常寫錯別字，陳伯達坐在我旁邊，看我寫了錯字就幫我糾正，我感到陳伯達的確沒官架子，在他身邊工作不感到緊張。 　　大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有一天下午，在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的聯合接待室（設在府右街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辦公樓），由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組織一場接見紅衛兵座談會，主題是辯論「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陳伯達在會上批駁了這個帶有血統論色彩的錯誤口號。主張這個口號的「紅五類」高幹子弟居多，他們不同意陳伯達的意見，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辯論一段以後，「紅五類」學生言辭粗魯，堅持意見，會場秩序大亂，辯論無法進行。許明和陳伯達秘書王保春見狀趕緊維護秩序，讓陳伯達先撤。因前門已被紅衛兵把住不讓陳伯達出門，要和他辯論到底，我只好護著陳伯達從後台撤下來，穿過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院子南門出來。這時中央警衛局的警衛把陳伯達的車子也調到了南門，我護著陳伯達上了車，回釣魚台。這是我第一次坐上陳伯達的紅旗轎車。對「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口號，陳伯達一開始就不同意。在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陳伯達在主題報告中又批評了這口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來會打洞」的血統論。 　　 　　對朱成昭的嚴厲批評 　　 　　大約是１９６７年年初，原來一直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的負責人朱成昭，可能是對中央文革把「聯動」（即「聯合行動委員會」）打成了反動組織並抓了一批骨幹分子表示不滿，發表了一些反對中央文革的言論，犯了屬於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之類的錯誤。我當時並不太清楚朱成昭究竟發了什麼言論，但中央文革和陳伯達認定朱成昭變了，不與中央文革保持一致，從「造反派」變成了「保守派」。於是，陳伯達親自寫了一封對朱成昭批評的信，派我去傳達。 　　陳伯達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關鋒也在場，看樣子他們剛剛商量完批評朱成昭的問題。陳伯達對我說：「你去找朱成昭傳達我對他的批評，按我寫的向他宣讀。」陳伯達把「批評信」遞給關鋒過目後，關鋒對我說：「傳達伯達同志的批評，口氣儘可能婉轉些，不要叫他感到有壓力，批評他是愛護他。」陳伯達馬上駁關鋒說：「不！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地傳達我的話。」這個批評稿不太長，大概就有二百字左右，但口氣非常嚴厲、尖刻，帶有嚴重警告或「最後通牒」的味道。「批評信」沒指明朱成昭到底犯了什麼錯，只是對他的錯誤加以分析上綱。內容大致是：你朱成昭不要自以為了不起，有點名氣就驕傲起來；你如果不識時務，脫離黨的領導，背離文化革命路線，脫離群眾這是很危險的；希望你懸崖勒馬，不要沿著錯誤道路滑下去，否則，「群眾必然把你拋到茅廁里去，那就悔之不及了」。最後這句話我記得清楚，因為這是毛澤東用來批評蔣介石的話。 　　我向朱成昭宣讀了陳伯達的批評信，他當場作了記錄後，並同我一起核對了陳伯達信的原稿。朱成昭很冷靜，泰然自若。他雖未公開拒絕批評，但也沒表示要作檢討、改正。朱成昭問我：「陳伯達同志這個批評是不是往下傳達？是不是先向我們『東方紅』勤務組傳達一下？」我說：「伯達同志沒說，傳達不傳達，傳達到什麼範圍由你自己來定。」 　　朱成昭對當時的形勢作了錯誤估計，也過於自信，但他光明磊落，不怕中央文革首長批評，竟將陳伯達對他的批評原原本本地向「東方紅」成員作了傳達，很快就有人把這封信的內容捅了出去，貼出了大字報。反對朱成昭的派別趁勢把朱成昭從「東方紅」第一把手的位置上掀了下來。朱成昭往下傳達陳伯達的信的內容，這就註定了他必然垮台，因為在當時不管你是多麼「革命」的造反派，只要失去了中央文革的支持，那你就什麼都不是，甚至會使你成為「反革命」。這就註定朱成昭必然垮台。 　　 　　字畫引起的風波 　　 　　陳伯達的毛筆字寫得好，有功底。黨內外許多領導人或他的朋友向他求字，在「文化大革命」前，這對陳伯達來說是尋常事，也是文人之間交往的高雅方式，可是「文化大革命」這場「觸及人們靈魂」的運動，則把相互題字變成了有「黑關係」的罪證。原來一些同陳伯達關係不壞、手中有陳伯達字畫的老同志陸續被打倒，成了「黑幫」。陳伯達的字畫收藏在「黑幫」家裡，無疑會給陳伯達帶來麻煩，至少可以說明「黑幫」和陳伯達這個「大左派」關係不錯，這件事不能不成為陳伯達的一塊心病。他必須設法收回在「黑幫」手中的字畫，以防後患。 　　１９６７年夏天的一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組正在十六號樓大客廳召開小組會。這時，辦信組的負責人楊松友派通訊員給我送來了一些信件和幾卷捆著的字畫，並附上一封信。信中說中央辦公廳轉送來幾幅字畫，但沒有附言，還有幾封不好處理的群眾來信，一併送給我叫我處理。我看過信後，因不了解情況，也不知道怎麼處理，連看這些東西都沒看一眼，就原封不動，放在戚本禹的辦公桌上，並給戚本禹寫了一個條子，附上楊松友給我的信，請他批示。隨後，就把這事忘了。當時陳伯達和戚本禹都在大客廳開會。就在這個當口，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王文耀來辦事組值班室問中央辦公廳送來的字畫，有人告訴他們我放在戚本禹辦公室了。於是，王保春就直接去戚本禹辦公室把幾卷字畫取了出來。王保春回值班室就問我：「伯達同志的東西，你為什麼送給戚本禹？」我說：「我不知道是伯達同志的東西，那些東西是楊松友送來的，我連看都沒看就送到戚本禹那裡。我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小組會剛開完，陳伯達就匆匆來到值班室，他見我劈頭就問：「我的東西你怎麼送給戚本禹批？」我解釋說：「我不知道是你的東西，辦信組送來這些東西，我連看都沒看就放在戚本禹桌上了，我不知道怎麼處理。」這時，戚本禹也到了值班室，陳伯達沖著戚本禹說：「我的東西怎麼也由你來批呀？」戚本禹也莫明其妙，反駁說：「我批你什麼了？」陳伯達又說了句什麼話後，戚本禹生氣地對我說：「以後陳伯達的事我一概不管，他的事別再找我。」其實，戚本禹還不知道這件事，陳伯達的字畫王保春早從戚本禹辦公桌上取走。戚本禹開完會還沒回辦公室，當然也沒看到我寫給他的條子了。 　　後來，我才知道，陳伯達對這件事發這麼大火，他懷疑戚本禹和我們合謀抓他的把柄，整他的「黑材料」。事情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前，陳伯達給中央辦公廳一位老副主任寫過字畫，由於這位老同志被打成「黑幫」，抄家抄出來陳伯達的字畫，就交到中央文革。當時，凡是陳伯達、江青和中央文革的信件就直接送辦信組去先處理，這些字畫沒有附言和信，辦信組也不知該怎麼處理，就把這個難題推給了我。我也摸不著頭腦，就原封不動地交給了戚本禹。沒等戚本禹開完會，王保春就把字畫取走了。戚本禹當然不知道這件事，確實不該責怪他。 　　陳伯達對我的嚴厲指責，我感到壓力很大。越想越覺得冤枉、窩囊，就在氣頭上給楊松友打了一個電話，批評他不該把難處理的信件送給我，給我我也處理不了。以後凡是遇到難處理的問題，都直接請示戚本禹，不要經過我中轉。一會兒，楊松友就派通訊員給我送來一封信，解釋這些字畫的處理過程，由於他失誤給我造成了麻煩，感到很抱歉。其實這也不能怪他，他也是按正常工作程序辦事的，因為在他看來我是「辦事組長」，辦信組隸屬於辦事組，他「請示」我，沒有錯，他認為我應有職有權。然而，他哪裡知道，江青、陳伯達從來就沒承認過我這個「辦事組長」。我一方面錯怪楊松友，另一方面又想消除陳伯達的誤會。但我不敢直接找他，便通過他的秘書王保春，請他幫忙向陳伯達解釋一下「字畫事件」發生的經過和我的過錯。我那天下午到晚上為這件事連著給王保春打了三四次電話，請他無論如何也要幫忙。 　　 　　「二四」批示和它的後果 　　 　　「二四」批示是指１９６７年２月４日，陳伯達在中央文革辦事組編的《要事彙報》上對湖南長沙市「湘江風雷」組織的批示。 　　１９６７年２月初，湖南省軍區向全軍文革小組報告稱：長沙市有個叫「湘江風雷」的群眾組織，在長沙大搞打、砸、搶，火燒樓房，破壞公物，擾亂社會治安，是一個罪行累累的保守組織。全軍文革小組把這個報告又報到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編成了《要事彙報》。２月４日，陳伯達在這份《要事彙報》上作了這樣的批示：責成湖南省軍區把「湘江風雷」的頭頭抓起來，並把「湘江風雷」定成反動組織。因為「湘江風雷」是反軍區的，省軍區不僅抓了他們頭頭，還抓了一些普通成員並把「湘江風雷」當成反革命組織，鎮壓了下去。但是，「湘江風雷」和它的支持者，不斷地向中央告狀，喊冤，揭露湖南省軍區製造假情報打擊報復「湘江風雷」。由於是經中央文革小組批示才把「湘江風雷」打成了反革命，因而「湘江風雷」要求平反的事遲遲未能解決。 　　隨著「湘江風雷」喊冤、要求平反的呼聲越來越高，陳伯達叫秘書把「二四」批示的原件從辦事組調走，說再看看。與此同時，戚本禹也到辦事組調「二四」批示，辦事組的矯玉山告訴戚本禹說，「二四」批示原件已被陳伯達取走。矯玉山又打電話給陳伯達秘書要「二四」批示，秘書說一時找不到了，等找著再還。戚本禹不滿地說：「什麼找不到了！不願拿出來了。算了，不要了。」 　　武漢「七二○」事件後，戚本禹到辦事組對我說：把湖南的「湘江風雷」給打成反革命組織是錯誤的。「二四」批示是根據《要事彙報》提供的情況批示的，辦事組提供了不真實情況，要作檢討，並提出對這個事件的處理意見。我當時考慮，「二四」批示是陳伯達批的，便提出：「寫這個檢討和提出處理意見，用辦事組的名義合不合適？」戚本禹發火說：「你們犯了錯誤，不主動檢討，還怕這怕那，你不願用辦事組的名義寫檢討，用我個人名義寫檢討（戚本禹是主管辦事組的小組成員）。」我解釋說：「不是怕檢討，錯了就該檢討。我主要考慮寫處理意見的程序問題。」 　　其實，辦事組每天編《要事彙報》都是根據下邊報告編寫的，而且都是亟待批示的重要情況，每件事都要等核對後再報告，那種「彙報」就成歷史了。出了事，辦事組只好代人受過，寫檢討吧！我向戚本禹請示這個檢討怎麼寫法，戚本禹大致把他的意見說了一下，我按他的意思寫了一個檢討報告。主要內容是：「經過調查，把湖南的『湘江風雷』打成反動組織並抓了一些人，這是錯誤的，應當給以平反。辦事組對全軍文革關於『湘江風雷』的報告，沒有調查研究，就貿然登了《要事彙報》，提供了不真實的情況，使領導作了批示，責任在辦事組，我們應作深刻檢查，吸取教訓。」「二四」批示的錯誤是辦事組造成的，根據這個情況，我們建議應為「湘江風雷」平反，釋放所有被關押的「湘江風雷」人員。 　　這份以辦事組名義寫的關於「湘江風雷」問題的檢討和處理意見，列印後分別送給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並由戚本禹轉呈周恩來。這就是「二四」批示的處理經過。不久，中央文革把釋放後的「湘江風雷」的頭頭召到北京，給他們公開平了反，並進行安撫。 　　 　　紅旗雜誌社搬家的小插曲 　　 　　陳伯達除了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外，還兼紅旗雜誌總編輯和馬列主義研究院院長。他對他管的這兩個單位，在「文化大革命」中總的要求是少給他惹事，盡量和社會上的派別少摻和，在本單位搞運動。而《紅旗》在「文革」中是唯一的黨刊，威信高，全國各地群眾，各派別都相信，上訪的、串聯的自然也多。而它的幾位副總編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又都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找他們的也絡繹不絕。陳伯達對這種「興旺」景象卻不以為然，他擔心這種狀況會給他捅婁子，加上各種派別各樣觀點相互串聯，他心裡也不踏實。他想叫紅旗雜誌社離開市中心沙灘搬到郊區僻靜處，可能減少一些上訪串聯的人流。他選擇了中央黨校南院，黨校的北院馬列主義研究院已經住進去了，這樣，他管的兩個單位離得近，也便於管理。這個搬家的原因是憑我的直覺分析的，至於還有什麼深層次的原因，那我就摸不透了。 　　陳伯達的搬家計劃，似乎沒有同他的副總編輯們充分醞釀和協商，但也沒遭到反對，於是紅旗雜誌社的行政部門就奉命開始對黨校南院的樓房進行了改造和裝修，開始做搬家的準備工作。大約裝修即將完成，陳伯達的紅旗雜誌社搬家計劃突然發生了變故。１９６７年的六七月間，有一次開中央文革小組會，可能在會上討論了紅旗雜誌社的搬家問題。陳伯達在會上沒能提出紅旗雜誌社搬家的充分理由。有的小組成員則認為陳伯達把紅旗雜誌社搬到中央黨校南院是為了住那裡的好房子。最後，陳伯達叫紅旗雜誌社搬家的主張被小組會給否定了，並作出了紅旗雜誌社不再搬家的決定。這件小插曲已經過去三十九年了，創下了黨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自創刊四十多年，辦公地址沒動窩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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