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里克：發展主義批判論

阿里夫·德里克：

發展主義批判

來源：當代文化研究

本次報告的主題是當代全球社會的一個根本性問題：發展主義。我採用的術語是「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以區別於「發展」一詞，並強調，這是一種意識形態導向，其特徵是對發展的拜物教。或者說，這是崇拜某種自然（甚至可以說是「神聖」）力量發展的拜物教；但凡有人要抵抗或質疑這種拜物教，就會被貶為鼓吹社會停滯或貧困。這種意識形態遮掩了形塑「發展」理念的諸多歷史力量，而且還掩蓋了始終支配著人類意識的諸多社會、政治力量。

這一意識形態本身一旦掌控了人的意識，就會像社會、政治力量一樣對人類產生影響。過去一百年間，尤其是自二戰以來，在不同的政治面貌下，「發展」這一意識形態已成為驅動全球社會的根本性力量之一，並且還展開了新的維度。過去三十年間，它吸納了新自由主義的諸多立論，以至於到今天，「全球化」和「發展」這兩個詞幾乎成了同一歷史進程的稱謂。全球化進程與發展聯繫在了一起，這是當下的「發展」意識形態的新矛盾。

對當代社會日益加深的社會的、生態的、政治的危機所進行的嚴肅分析，通常都會把目光集中在全球資本主義造成的種種問題上。這些問題當然需要解決。不過，我認為，任何一種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分析，如果想克服其內在問題，同時還試圖想像另類可能性，那麼，它就必須要嚴肅對待以下文化/意識形態問題：為何資本主義在過去半個世紀佔據了如此強大的意識形態霸權地位，以至於幾乎成為人類的宿命，人們看不到任何其他可能性。我以為，發展主義是支撐這種霸權地位的關鍵性力量之一，即使它不是唯一的原因。發展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產物，現在卻已成為一種自主性力量，反過來賦予資本主義以合法性。「發展」在其起源階段是世俗的，現在卻成為統治當代經濟生活的拜物教（Gilbert Rist,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From Western Origins to Global Faith, Zed Books, third edition, 2009）。它是一種慾望，輸出心理能量和某種理念，使大家都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另類可能性（Aditya Nigam, Desire Named Development, Penguin, 2011）。我們已不再談論單純的「發展」，而是在談論一種名為「發展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即卡爾·曼海姆所說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觀」，或者更恰當的說法——「宇宙觀」。資本主義可以通過利潤和資本積累來驅動自身，但它的合法性來源於發展主義，後者已經銘刻在了日常生活中永無休止的商品生產之中。「商品拜物教」在生產和消費中都為對「發展」的膜拜找到了某種託詞。

我想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雖然對資本主義問題進行了最為徹底的分析，但只要馬克思主義無法打破自身與資本主義所共享的發展主義意識形態空間，它就無法提出令人信服的另類道路（Arif Dirlik,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Wesleyan, 1995）。無論是在革命時期或後革命時期，社會主義社會同樣也是被「發展」的拜物教所驅動。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在許多方面支持了這一點。馬克思主義如果想要形成一種真正的另類可能性，必須加深對於「發展」這一意識形態的理解，將其納入資本主義批判。「發展」的意識形態本身便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根本問題。當代危機造成了無數人的苦難，但與此同時，也許可以提供給我們探究這一根本問題的機會，考察當下危機的真正根源究竟為何。

中國人民享受著過去二十年來高速發展的果實。不過，人們的喜悅之情同時伴隨著愈發劇烈的焦慮——發展開始失控，似乎摧毀了它所創造的成果，並對未來造成了同等深刻的不確定性。更值得重視的是另一種深層次的不滿：「發展」成了目的本身，成為一場全球經濟的賽馬遊戲，統治階級互相比較GDP，以證明自身的統治能力，並炫耀自身的民族優越性。至於是否對社會有利，則似乎成了次要問題，影響不了賽馬遊戲的大局。

作為資本主義的產物，發展主義已成為普遍現象，並伴隨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全球化進程。而在最近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取得了霸權。無疑，全球不同地區具有差異性，有些社會提倡「另類現代性」。反過來看，雖然這些社會的內部構造有差異，而且與新自由主義的全球資本主義相整合的方式也不同，但全都受制於那些在發展主義中所表現出來的相同的力量。社會主義遺產無疑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特徵。雖然中國社會的內部結構有著獨特性，但它也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的一部分。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中脫穎而出，其自身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一個輪軸、一座「發展」的燈塔（「中國模式」的流行便是一個例子）以及發展主義的支柱。

無節制的發展對全人類和地球造成的負面作用人盡皆知。儘管如此，在討論發展時，人們卻極少談及這些負面作用。我將簡要概述「發展」的矛盾，並介紹一些針對發展主義的出色批判，我認為，這對尋找全球資本主義的出路至關重要。我將特別關注來自印度的思想家，因為他們在過去半個世紀提供了對於發展問題極為徹底的批判。我並非強調這些批判全都反映了印度問題，也不是要指控發展主義網路中某國的政府決策。

這些問題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的產物，或至少是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難肯定，一旦資本主義被廢除、改造或去全球化（de-globalize），這些問題就會自動消失。因為，其社會、政治和文化力量已經深入各個地區，成為自主性力量。首當其衝的是「發展」這一意識形態，歷史學家大衛·諾博（David Noble）稱之為「人類缺席的進步」（ progress without people）。許多發達社會和發展中社會，不論體制差異，現在都具有這一特點。

全球現代性的十大矛盾

要把當代全球現代性歸納出十個矛盾，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值得我們進行全面分析。我認為，以下十大矛盾包含了所有社會的共同問題，其中，可能由於所處的全球地位不同，各地區矛盾的嚴重程度不一。

1、環境

發展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是最普遍的關注點，這不單因為對人類生活的影響，還因為體現了發展的局限。隨著越來越多的人加入資本主義生產與消費過程，環境破壞和資源枯竭的進程逐漸加快。所謂「可持續發展」改變了利用資源的方式，將壓力從一個領域轉移至另一個領域。即使暫時緩解了壓力，發展的長期可能性仍然極為有限。技術革新可以解決一些難題，同時又創造了新的難題，生物燃料與食物供應之間的矛盾便是典型例子。自然資源的壓力還引發了「資源戰爭」的可能性，尤其是圍繞水、石油等基本商品，甚至我們呼吸的空氣（Michael T. Klare, Resource Wars: The New Landscape of Global Conflict, Holt Paperbacks, 2002）。環境的破壞包括動植物滅絕，這本身已是一場悲劇，同時也對人類生活必定產生影響，有些後果可以預測，例如食品供應危機，另一些後果則難以預料。動植物的滅絕已經變成家常便飯，發展造成的人類生命損失，我們是否也習以為常了呢？

2、經濟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釋放了資本運動的內在動力，對日常生活造成嚴重影響。資本空間的擴展，加上新技術的引進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重構了全球各國的關係和各個社會內部的關係網路。其中最重要的也許是金融資本的支配權。貨幣市場束手無策，生產和商業活動變得不可控制，這都是全球化的後果。金融資本在2008年持續至今的全球危機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可是，南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從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中獲得了好處，但同樣也處於貝克（Ulrich Beck）所說的「風險社會」陰影之下（Risk Society: Toward a New Modernity, Sage, 1992）。馬克思在一個半世紀以前便指出，破壞生活穩定是資本主義的一大特徵，而這已成為當今資本主義運作的一個前提條件。馬克思描述的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逐漸成為社會生活的必要組成部分。生產，包括食品生產，逐步由全球大公司的逐利行為所主導。同時，消費成為經濟增長和富裕（不同於福利）的必要條件，國家與資本聯手推動商品消費，從汽車到iPod、iPad等，不論這些產品對自然和社會環境造成何種後果。儘管移民和所謂族裔離散的現象在當代生活逐漸增多，人們大多仍然過著定居生活，而資本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流動性。結果，經濟活動和政策制定愈發地與普通人疏離，失業、受剝削和邊緣化的人群生活在數據（GNP、GDP等）發展的全球「賽馬」遊戲之中，人類學家胡佩霞（Patricia Uberoi）稱之為階級、性別與民族的「競爭性消費」——從汽車和電腦數量到奢侈品消費，不一而足（Uberoi, 「Aspirational Weddings: The Bridal Magazine and the Canons of `Decent Marriage,』」 in Christopher Jaffrelot and Peter van der Veer, Patterns of Middle Class Consumption in China and India, Sage, 2008, pp. 230-261）。用希瓦（Vandana Shiva）的話來說，這是在美化「壞發展」（maldevelopment）。

3. 城市化/農業社會

不受約束的城市化，以及農業社會的邊緣化，也許這是亟待關注的「壞發展」問題最重要的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紛紛急速擴張「巨型城市」，貧民窟不斷增加，引發環境、治理、健康、人類持續生存等緊迫問題，這些都是各國政府幾乎無力解決的難題。有些支持發展的人把城市化當作是全球化、創新與新興多元文化的成果，而另一些人則預感會有災難發生。快速的城市化引發農業社會的破壞或邊緣化，城市侵蝕著鄉村，農業人口大批流入城市（Arif Dirlik, Roxann Prazniak and Alexander Woodside (eds), Global Capitalism and the Future of Agrarian Society, Paradigm Publishers, 2012）。鄉村社會的破壞表明，包括食品生產在內的農業生產將被農產品工業所支配，進一步被利潤所壟斷。中國成功遏制了貧民窟的滋長，這是一個特例，但鄉村社會的毀滅仍將是進一步發展的嚴峻障礙。最近的一次討論表明，各種發展項目使得中國的可耕種土地面積接近食品供應安全的紅線。

[ 參見Zhangzhou and Zhang Mingliang, 「China』s High Speed Rail System: Impact on Food Security—Analysi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SIS] Commentaries, 17 October 2011. http://www. eurasiareview.com/17102011-china%2%80%99s-high-speed-rail-system-impact-on-food-security-analysis/?utm_source= feedburner&utm_medium,=email8&utm_campaign=Feed%3A+ eurasiareview%2FVsnE +%28Eurasia+Review%29。]

4、殖民主義

不同於十九世紀前，當今時代的全球化進程尊重主權和平等交往。換言之，在政治和文化層面，已經進入了後民族國家、後殖民的時代。另外，不同於早期的現代化話語，現在的全球化話語在理論上容許出現不同的未來走向（「另類現代化」）。可是，民族國家之間，以及國家內部的非正式的殖民主義則另當別論。殖民現代性（歐洲現代性，受資本主義和民族主義支撐，捲入了世界的殖民化進程）既是對自身的否定，又是其產物。我們在其互有矛盾的幾股動力之間能夠清晰地看到這一點。這就是我所說的全球現代性的近況。也許我們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談論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除了那些仍處於殖民國家或後殖民國家的原住民。非正式的殖民主義只有與被殖民者合作時才能實現，尤其是那些現已融入全球階級結構和資本流動的被殖民地精英。這種合謀常常以發展項目合作的名義掩蓋起來，用發展的必要性來為自己辯護。也許談不上殖民主義（即使是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明顯帶有殖民戰爭色彩的地區），但殖民性（coloniality）已經很大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現代性。秘魯思想家阿尼巴爾·奎傑羅（Anibal Quijano）稱之為「權力的殖民性」（ Quijano, 「Coloniality of Power, Eurocentrism and Social Classification,」 in Mabel Morana, Enrique Dussel, and Carlos A. Jauregui(eds),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1-224）。殖民性不僅包括空間的殖民，更為根本的殖民也許是生命的殖民。這是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基礎。網路不單是供人類使用的工具，還是日常生活殖民化的有效形式，人類被連接為一個個節點，成為資本機器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工具。請輸入文字

5、戰爭與霸權

全球現代性表明歐美霸權的終結，至少理論上是如此，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或歐洲列強願意承認新的世界秩序並取消自己的霸權地位。美國依然維持著軍事霸主地位，北約東擴建築著歐洲的安全堡壘，這些國家不斷挑起戰爭，違背了冷戰終結後的和平諾言。「文明」取代社會主義，成為新的想像中的敵人。然而，與薩繆爾·亨廷頓的論點相反，戰爭雖以文明的名義挑起，但卻仍然是民族國家在實際參與這些文明衝突。作為隱秘敵人的「恐怖主義」被發明出來以後，戰爭便有了長久的理由，時常改頭換面為「治安行動」（ police actions），任何對現行霸權的威脅都可能被視為是恐怖主義。「發展」為戰爭引入了新的維度。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當中，新興權力中心引發了新一輪衝突。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冷戰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中國等國家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內部憑藉成功的發展而獲得了新的權力，反諷的是，這本是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渴望達到的目標。這一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日益加深的資源壓力使得「資源戰爭」成為地區衝突的一個主要原因，無論衝突帶有何種意識形態或文明色彩。邁克爾·克萊爾（Michael Klare）充分地論證了這一觀點。控制資源的必要性也是決定所謂的非正式的企業殖民主義的一個重要因素。

6、民族國家

1990年代早期，有人預言民族國家即將滅亡或衰落。而現在，民族國家經受住了全球化、文明融合與全球都市網路的考驗，民族主義作為一種身份認同和政治行動，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然而，雖然各個社會形態有著巨大差異，但可以說，隨著全球化的壓力逐漸加大，國家與民族之間的區別變得越來越模糊。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國家與民族處於同一平面上，國家必須理解並遵守從經濟、法律、政治到文化、公民權、人權等各種遊戲規則，而這些「遊戲」已經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界線。不過，這一必然趨勢沒有削弱國家的權力，反而是使它增強了。國家同時擔負起了國內事務和國際事務兩方面的責任。國家與選民的距離也拉大了。說國家只是「資產階級的統治委員會」，這可能把問題過於簡單化了（早在1980年，《時代》雜誌歡呼新當選的里根總統是全球資本的「董事會主席」）；但確實存在這種情況：國家站在了最有助於發展的那部分選民一邊，那些選民握有主宰政策走向的權力。另一方面，民族的構成也變得愈加複雜，移民突破了民族國家的疆界，一個民族國家內部的不同族裔通過全球網路而獲得了政治和文化自主性。民族歸屬和公民權是當今社會的一大難題。民族與國家的變動關係乃是現代民族主義的一大特徵，這不僅向治理者提出了新的難題，還播下了社會與國家分離的種子。國家對此作出的反應是，從人群監控至限制公民權力，施行各種壓迫性措施。公民權利陷入危機，而與公民權利尤其相關的民主制度，也隨之產生了危機。

7、不平等

發展主義最嚴重的失敗也許是它犧牲了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契約。要知道，這一契約是一個世紀以來人民反抗剝削、壓迫與不公正政治的珍貴果實。雖然發展主義不是全球不平等現象不斷加劇的結果，但發展主義使得全球化所創造的極度不平等變得難以治理。財富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手裡，階級分化愈加深刻，向全世界範圍蔓延，儘管階級已經從政治語言中消失——這似乎是意識形態有意為之。隨著婦女、少數民族和原住民這些選民群體登上政治舞台，那些非階級的社會不平等現象已經暴露在全世界面前，這些社會不平等即使在所謂的發達社會裡也遠沒有得到糾正。隨著資源從社會流入少數私人或社會監控、治理項目手中，不平等現象很難克服。全球化創造了新的不平等，數以百萬計的人口離開家園，到另一個國家尋求生機，最終卻被新「家園」剝削和污名化。最令人震驚的現象也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體系創造的所謂「不穩定階級」（the precariat），原來保有尊嚴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現在陷入了非常不穩定的生活，社會契約一文不值，擺脫不了被剝削的命運。悲慘的是，不穩定狀態反過來使得國家調用資源來用於維護社會安定，以防生活質量下降導致社會動亂。腐敗文化蔓延全球，這也加劇了不平等問題的嚴酷性。最近，甘地主義者安納·哈扎爾（Anna Hazare）的絕食抗議活動贏得了全世界的關注。安納的訴求點是印度，而他的絕食抗議觸及到了從發展中社會到發達社會的普遍腐敗問題。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釋放出的貪慾，以及社會契約的斷裂，共同導致了腐敗蔓延。從北非、西亞的阿拉伯世界民眾抗議活動，到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都反映了嚴重的全球腐敗狀況。

8、教育

高等教育正在經歷「商業化轉型」的節點。全民教育原本是民族國家的產物，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壓力日益加大，全民教育的理念遭到了破壞。「信息經濟」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本的需求主宰了教育內容和教育宗旨。社會轉型也在進行中。「跨國資本家階級」呈增長之勢，促使教育市場做出相應調整；而許多教育機構對此非常歡迎。結果，高等教育變成了英國首相戈登·布朗所謂的「全球增長產業」。如今，任何力爭一流的大學都會在網站上標註「全球化」、「全球化大學」、「全球化網路」等詞語。新加坡在高等教育全球化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據王愛華（Aihwa Ong）研究，新加坡現在偏愛「全球化人才」（華裔、印度裔外國人）勝過本地人。新加坡可能屬於極端例子。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去地域化」特徵還表現在大學拓展全球性聯繫和市場，例如，許多美國大學都在中國、阿布扎比等新興市場建立聯絡處或合資公司。這些大學關注的公共責任或公民文化，其對象是全球大公司和學生市場，他們喜愛的公民是「全球化公民」。「全球化公民」即便不是指「商業公民」，至少也意味著某種深層次的全球責任感——全球性比本土更為重要。美國一些州試圖驅逐所謂的「非法移民」，否認那些生長在美國的移民兒童擁有受教育權，雖然這些孩子在社會和文化層面都是美國人。州政府的借口是保護美國公民的受教育權。他們反對那些同樣付學費的外國學生搶走美國公民的教育機會，但迄今為止，外界沒有對此寄予關注（Arif Dirlik, 「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Modernity,」 boundary 2, in print）。

9、文化

全球現代性的一大特徵是，那些被歐洲中心主義所摒棄的文化遺產——包括宗教傳統——重見天日。這些文化遺產有助於支持所謂的「另類現代性」。於是，文化傳統根據發展的要求重新闡釋。最突出的例子也許是1970年代末，儒家文化融入了發展的意識形態。用文化來挑戰歐美現代性的霸權，這本身很有好處，但「發展」制約、操控了文化：文化的價值不再是來源於其本身，而是來源於它對發展的貢獻。新加坡是典型例子。該國尋求「全球化人才」伊始，便特彆強調「亞洲價值觀」（和儒家文化），並向外界大力宣揚。消費文化也推動了文化的商品化。可以說，發展中社會的消費文化比發達社會更具影響力。後者至少在較為平穩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中形成了一些重要的社會約束。不過，文化的商品化，以及身份認同的顛覆，都是伴隨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化進程一同擴散開來的。上文所說的腐敗文化亦是如此。

10、普遍主義

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用結構的眼光看待現代化話語：經濟發展將會促進社會、政治和文化變革，從而改變整個結構。這一思維預設了歐洲發展模式的普遍主義目的論（其影響並不局限於歐洲）。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全球化後果之一是，各種文化、宗教、法律和學術傳統都在對文化和現象學意義上的普遍主義提出挑戰。這些挑戰解構了歐美國家預設的價值普遍性，而這種價值觀實際上只是某一特殊歷史傳統的產物。包括科學、人權等理念，即使在西方發源地也已遭到激烈質疑。各種互相衝突的特殊主義存在於國際和國內層面。全球現代性無法指向一個更高的普遍主義，而是陷入了社會內部和外部的諸多價值衝突。這不單是民主的危機，還是公共性和人類的危機。唯一全球共享的價值觀是追逐財富與權力，以及無休止的消費文化。消費文化已成為發展的目的，而非人類的福祉。難怪腐敗已經遍布全球，成為全球現代性的普遍特徵。

全球現代性有無出路？

現行全球體系之下，以上這些矛盾可以得到化解嗎？自1970年代以來，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些矛盾，並開始探討「可持續發展」。目前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還遠遠不夠。一方面，可持續發展沒有改變現在通行的發展模式，主要是靠技術來解決部分問題。另一方面，技術有其自身限制，會遭到「賽馬式」發展和民族利益的限制。事實也已證明，當技術遇到這些障礙時，碰了一鼻子的灰。當然，另有一些人認為一切都不是問題，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美國的反科學福音派。

2011年，我在位於德里的發展研究中心（CSDS）做了兩個月客座教授。該中心始建於1963年，創始人是著名思想家拉吉尼·科達利（Rajni Kothari）。後來，他對發展的激烈批判為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該中心的其他著名成員包括社會心理學家阿希斯·南迪與女性主義學者紈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接下來半個世紀間，這些知識分子和該中心的成員生產了針對現代性和發展的各種批判，在歐美世界產生極大影響，將發展主義擺上輿論前台，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我希望在此探討他們的一些想法，並補充拉美地區的批判。這些想法回應了當下最緊迫的問題，卻被主流發展話語（包括印度在內）所忽視。

科達利關於發展的著作出版於1970、1980年代。互聯網、社會主義垮台、全球化話語都是後來才有的事，當時盛行的是第三世界（「全球南方國家」）發展問題和環保意識的興起。但那時我們當下境況的起源——全球轉型已然展開，只是要留待1990年代才予以命名。然而，科達利的批判充分吸收了馬克思、毛澤東和甘地的思想，卻沒有盲目追隨他們。他與毛澤東、甘地一樣，都有一種對時代與地域的敏感性。他的取向是社會主義，但並不吝惜對「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實踐進行批判。他當時的激憤之辭在今天看來更具現實性，解決發展問題變得越來越緊迫。我的討論將集中於他1988年出版的兩部集子：《反思發展：探尋人道主義的另類途徑》（Rethinking Development: In Search of Humane Alternatives）、《轉型與生存：探尋人道主義的世界秩序》（Transformation and Survival: In Search of Humane World Order）。前者主要討論「另類發展」，後者主要討論地緣政治，不過，都是在「反思發展」的框架下展開的。

科達利將當代問題的根源追溯至「發展」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根基於對科學與技術的無條件信仰。他在不止一處將其命名為「發展主義」，與「經濟主義」（economism）並舉（Rethinking Development, 216）。這一信仰俘獲了全世界的意識，將一切社會推向一條拋棄人類福祉、不可持續的道路。他寫道：

……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根本缺陷是思想：如果這個世界具有某種結構，那是因為這種已經主宰世界數百年的思維方式根本上是錯的。整個世界都籠罩著一種思想，以為一切社會最終都是變成同一種終端產品：充斥著城市化、工業化財富的國家，專家們通過「理性」的官僚體制統治上層世俗事務，並由資本密集型的技術發展作為支持。雖然這一模式已造成數十年苦難與剝削，趕超「發達」國家的思維仍然出人意料地存在著（Ibid,5）。

科達利給出的方案是「另類發展」。當代後全球化話語（post-globalization discourses）關於另類道路的論述，預設了全球資本主義語境內所包含的另類文化現代性。而他想像的不是「另類的現代性」，而是「現代性之外的另類道路」。他反對資本主義現代性包治百病的藥方，而是提倡根據歷史（社會、精神等）具體語境與自然資源採取不同的發展道路。不過，他同時也批評「文化相對主義」忽視全球網路的某些「多元化背後的統一性」。「文化相對主義」只能提供「無窮無盡的破碎化」。他還譴責了另一種論調，即以為批判「西方模式」就必須抹殺歐洲在形塑當代世界中所發揮的作用。他與馬克思持一種相同看法，認為人類活動是歷史發展的終極動力，但受「某些因素」的客觀限制（Ibid, 7）。

科達利關於發展的另類思維（或「模式」）強調三個基本點：（1）「生活方式」 轉變；（2）空間重構；（3）生產體系與技術重組。第一點是要遏制「消費文化」對人類福祉與自然資源的威脅。尤其重要的是甘地所倡導的「限制慾望」，滿足人的基本需求。第二點「空間重構」，一個國家的組成單元應是「幾千個地區，每個地區圍繞著一個中型城鎮，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經濟交往活動，社會各個階層都能從現代生活中受益，但不會感染後現代消費社會的惡疾，不會成為高度集中的生產體系的囚徒。」這一未來想像一方面批判甘地式的「鄉村主義」，另一方面批判耗盡鄉村自然資源的大都市模式（Ibid, 10）。這與毛澤東的實驗具有相似性，還有點像1990年代中國的鄉鎮組織。再看科達利的第三個觀點：

這種空間組織需要相應的生產計劃與技術的配套支持。我們需要把國家的發展作為一個整體，生產與管理下放到中型城鎮與鄉村內陸地區，從而限制城市超常發展，（天然受限的）農業就業崗位數量可以由星羅棋布的小型工業彌補，教育機構靠近工作崗位，消除對大學文憑的盲目崇拜，醫療機構不能成為少數人的特權，經濟活力應來源於老百姓的購買力，而非中產階級消費者或「出口導向型產業」（Ibid, 10）。

大家可能會感到，這種另類發展的想像與中國革命曾經的理念頗為相像。科達利對於空間與生產組織的想像，很多地方類似於毛澤東與改革開放初期的狀況。差別在於，前者像甘地一樣嚴厲批判了發展主義，而中國則在革命後擁抱了出口型經濟。他對於人和人類福祉的強調，非常接近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不過，兩者也有差別，「科學發展觀」以管理與技術為導向，強調出口型經濟、大規模生產與分配、大城市和消費文化。這和科達利的發展理念有著極大差異。

科達利還設想了針對生態與世界和平的另類發展道路。他認為，空間重組與生產重組、遏制消費不僅能減少對人的剝削，還能減少對自然資源的剝削。除了明確的生態意涵，限制對自然資源的剝削，還能預防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之一：自然資源爭奪戰。

科達利在發展研究中心的同事與合作者們也創造了大量針對發展主義的有力批評。其中蜚聲海外的學者有阿希斯·南迪與紈妲娜·希瓦。南迪著名的觀點是，支持現代性以外的另類發展道路，批判作為統治工具的科學與歷史，捍衛本土精神資源的知識體系，他還著書分析殖民主義的心理機制。希瓦是一位訓練有素的科學家，她為「壞發展」批判提供了強有力的女性主義內容。她還批評現代科學對人類和自然的物化，反對現代學科體系將知識破碎化，提倡將人類福祉與環境健康置於知識核心地位的整全世界觀。該中心的其他學者也在持續不斷地批判消費文化，出版關於經濟與政治民主的重要著作，以及關於宗教與世俗主義的期刊。他們的論述既關乎印度，又引入了寬泛意義上的各種理論思想。該中心的學者群在半個世紀前創始人的帶領下，始終心懷目標，將知識分子工作的公共責任放在首位。

超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發展主義批判論自1980年代以來逐漸進入了全球話語，甚至加入了國內、國際的政策辯論。「可持續發展」已成為發展話語的一個關鍵詞，雖然它更多地被用來在口頭上掩蓋那些老一套的實踐。上述知識分子將發展主義批判論引入國際性論壇，但還沒有佔據全球話語的主流。我認為，本土學者對發展的批判也具有同樣的全球性影響。由於原住民承受了現代國家強加於他們的種種不公正對待，所以原住民問題已經在全球範圍內獲得了極大的重視，並作了一些努力來改善原住民的狀況，同時對原住民的主體性也有了更多的尊重（雖說對他們的困境不一定會給予同等的關注）。環境問題在激發人們對本土世界觀的興趣方面並非一點作用都沒有。一個顯著的例子是，本土的女性世界觀和對生存的捍衛就是希瓦用來批判「發展」的一個重要資源。

對原住民身份提出的任何要求其根本的一點就是宣稱共同體與土地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引申開來講，就是社會與自然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雖然它常常以一種被新世紀運動（New Age）的信徒們所珍視的精神性語言來表述，但在我看來，重要的是它拒絕將精神與物質截然兩分。所以，把原住民的精神性（spirituality）說成是植根於物質性的，也同樣是合理的。舉例來說，在原住民的權利要求中非常明確的一點，是堅持認為與故土睽隔所導致的共同體的消亡不但是肉體上的，而且也是文化上的。而具有諷刺性的是，籲請在法律上予以更多關注的，卻是共同體的文化消亡，而非實際上的共同體的肉體消亡。拒絕將物質與精神分開，這使得原住民的權利要求與有組織的宗教的精神性區別開來，後者習慣於「現實地」區分世俗權力與精神力量，進而反對現代世俗主義的各種正規而合法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又與一切宗教中都存在的神秘論調是頗為合拍的，它的一些設想——在目前的語境里——令人想起道家的哲學觀。若是用世俗的語言來描述它，一種關注生態的社會感知（social sensibility）也許是最貼切的說法。

有了這種感知，原住民主義（indigenism）就可以拿來批判那些既漠視社會的短期需求又置長期的自然後果於不顧的發展計劃。實際上，原住民一直都是發展的受害者，他們質疑那些以經濟、政治進步的名義犧牲他們的發展主義，也就毫不足奇了。但我們也要認識到，被發展計劃所犧牲或是忽視，這也是讓原住民對發展產生反感的一個重要因素，而其他人則從發展中多少得到了點好處，他們情願——如果不是故意忘記的話——為此付出社會和生態異化的代價。正是在這裡，原住民運動已經充當了那種被發展拜物教抹掉了的接近自然與社會的生態良知，而且已經隨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在全世界蔓延開來，但是在這個全球化過程中，社會主義卻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下做了很多違背其意識形態律令的事情。這個觀點來自美國1960年代激進風潮中誕生的一部重要著作《馬克思主義與美洲原住民》（Marxism and Native Americans），該書主編是沃德·徹契爾（Ward Churchill）。該書指出了馬克思主義與資本主義在發展問題上的共同點。最能體現原住民自然觀的例子是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2011年頒布的地球母親法，該法賦予自然與人類同等權利。

在政治領域，原住民不離故土的要求挑戰了民族國家所假定的土地與國家領土的關係。在原住民看來，土地與在土地上勞作、賴以為生的人們有著密切聯繫，這種聯繫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質的，它賦予土地以意義。在目前的形勢下，原住民世界觀中對地方的意識，或曰「地方意識」（place-consciousness），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現在一種與全球化相連的先入之見已頗具諷刺性地把對地方的關注變成了對日常生活場所的關注。也許可以說，地方的健康，因而也就是日常生活層面上人類的福祉，是從人性和生態的角度來衡量一切發展道路是否可取的一個標準。這就使得原住民的世界觀不僅關乎他們自身，而且也關乎全球性的發展話語。原住民主義所維護的烏托邦理想，一方面對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生存非常重要，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它們對於在全球化話語中獲得表述的那種無限度的發展主義所造成的難題也很重要。

原住民的知識觀與構想另類發展所需要的那種知識是同調的，這種另類發展正是我前面在介紹印度知識分子對科技的批判時所談到的。原住民社會當然展現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實踐。但在這些差異背後也有著某些共同的預設，這些預設決不只不限於原住民，也是許多傳統所具有的特徵，即重申文化、社會存在和自然環境之間有著緊密的、有機的聯繫（中國的道家即是現成的一例）。這些預設必然會對我們的認知方式提出質疑，並要求一種不是服從於資本或國家的目的、而是追求人類生存與正義的知識。由於「文化、求知與生活是環環相扣的」，所以這些信念是沒有什麼知識與倫理的區別的。這種建立在「地方生態學」基礎上的認識論，同樣也假定了一切現象——因而也就是知識本身——都有著整體的相關性。

結語

針對發展主義的這些批判大部分是1960、1970年代後殖民運動激進道路的產物，另外也從1980年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霸權衰落中得到了一些啟發。1980年代末，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在東歐崩潰，而在中國則發生了市場經濟轉向。另一方面，資本主義通過新的國際勞動分工獲得了復甦，1990年代，新自由主義蓬勃發展，新興技術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自那時起，世界發展朝向了上述批判話語相反的方向。隨著外向型經濟的普及，資本主義實現了全球化，發展主義成為全球性信仰，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為發展主義提振了信心，大城市逐漸吞沒小城鎮和鄉村、侵蝕農業社會，殖民主義似乎再度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當下的資源爭奪讓人回想起一戰前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領土之爭，消費文化佔據主導地位，教育全球化、竭力模仿商業模式，人權遭到資本和民族國家的踐踏。

那麼，討論另類發展道路有何意義？答案不言自明，或許還不止一個。首先，我們在根本上一直沒有中斷過關於可能性的討論，雖然發展主義話語將這些討論排擠至邊緣。發展主義利用了另類話語，使得後者喪失了批判的鋒芒。一個積極現象是，可持續發展已被納入現行發展話語的一部分。不過，我們必須堅持這些批判的思想來源：對另類發展道路的想像。發展主義或許是這個世界的前進道路。但我在上文提出，隨著發展主義逐步實現全球化，其矛盾也日益凸顯。這使得另類道路的想像變得愈發緊迫。世界能否走另一條發展道路，這是一種爭論；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去對發展的必然性進行批判。如果發展主義獲得了全球性認可，意識的轉變將變得尤為重要。我們的任務一方面是批判，另一方面是思考另類道路的可能性。我們需要牢記，上述的另類道路不是對烏托邦的渴望，而是被關於權力的方方面面的考慮所放棄了的發展道路。因為已經被放棄，所以它們被置之腦後，從而也就不需要再去追問為什麼這些有著那麼多承諾的另類道路會遭到拋棄。這一任務本質上是要展開意識形態批判，但其目標卻不是意識形態性的。人類的生存才是關鍵所在。

其次，既然社會主義業已整合進全球資本主義，那麼在目前環境下社會主義會面臨哪些問題呢？社會主義根本關懷的是人類的福祉，它仍然能夠為解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提供最合適的另類思想，但為了達此目的，它需要從被資本主義同化中解救出來，賦予一種屬於自己的認同。但會是哪種認同呢？回到過去那種「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既不可能，也不合適。回到一種同樣持有發展主義觀點的官僚資本主義，並不能解決我們今天所面對的矛盾。過去的一個教訓是，雖然社會主義必須放眼全球，但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方案最終還是本土性的。對於始終以密切關注本土問題為特徵的中國革命來說，這不是什麼新東西。更重大的挑戰是要重新構想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組織，將人類福祉放在首位。這就要求我們密切關注適宜生活的各種日常條件。這對中國社會主義來說，同樣也不是什麼新東西。在過去，通過把這些問題置於全球議程當中，它本身就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這些目標都被某種發展主義的議程扭曲了。我認為，必須再次予以關注的不是發展的可持續性，而是要構想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使人類生活得以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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