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之間：一個久違的思想空間

時 間：2011年3月14日下午

地 點：知春路上島咖啡店

訪談嘉賓

彭 林：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項 陽：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所研究員

主持人：梁樞

主持人：眾所周知，中華文明是禮樂文明。自兩周時期始，樂便上升到和禮相提並論、合二為一的高度，成為國家制度的支柱。然而，不知從何時起，禮樂之間由一而二，且隨著歷史的推移，二者之間的縫隙越來越大。在思想家們對中華文明展開的多視角、多語境的探討中，越來越難見到「樂」的身影。即使是對「禮」的討論，也總是在「樂」不在場的情況下進行的。很遺憾，本刊創刊五年多來，仍然沿續了這種情況。令人高興的是，這種局面將會由於今天的訪談而被改變。我們也因此對二位有更多的期待。彭林先生是禮學的學者，項陽先生是中國音樂學學者。今天，一位要以禮觀樂，一位則是以樂觀禮。在這種不同學科的交叉對話中，我們將跟隨你們進入到禮樂之間這個久違的思想空間，去感受禮與樂的對接與貫通，分享由此帶來的精神愉悅。

二位請開始吧。

以禮觀樂：樂是內心的一種境界

彭林：我在清華有一門課，叫「中國古代禮樂文明」。這個課開頭我會講三句話：「中國是禮儀之邦」，「儒家文化是禮樂文化」，「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我們古代講「禮」的時候實際上包含了「樂」，禮和樂二者分不開。在《樂記》、《郭店楚簡》裡面都反反覆復講到「禮外也，樂內也。」禮是從外部規範你的行為，但是如果不是從內心發出來的，這個東西只能叫「行」不能叫「德智行」。儒家特彆強調「內」，從這個意義上講，樂比禮還要重要，是禮的根源，是內在的依據。離開了樂就是離開了最核心的東西。

錢穆先生有一個談話，後來整理出來叫《一堂中國文化課》，其中講到中國文化說到底就是一個「禮」字，「禮」是中國文化的核心，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處來看中國文化之心。他還說了一句「中華之所以成為一個民族，是因為它拿禮樂作為自己的文化。」我覺得如果我們離開了這些來談中國文化，無異於隔靴搔癢，說不到根上去。最近我看了一些書，認為我們現在甚至比不上民國一些學者的見解。比如徐復觀寫過一篇《中國藝術精神》，其中對孔子和音樂的關係做了很深的發掘。他告訴我們，孔子平時接觸的人物都懂音樂，而孔子對音樂的研究已超越了技術。他在音樂中尋找精神，特別要尋找把握這種精神的人是怎樣的人格。徐先生說的很多材料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只是我們沒有把裡面的味道讀出來。《堯典》「舜命夔典樂」，可見當時音樂佔據很大的位置，並且典樂是為了「教胄子」，可見在舜的時候貴族教育主要是通過音樂來實現的。再如《禮記》中屢屢講到古代貴族教育有東學、西學、南學、北學，其中講到「成均」，認為「均」就是調，用成均來命名學校，可以看出學校教育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音樂教育，我們以前沒有把這些發掘出來。中國「禮樂」為教，把音樂作為貴族、知識分子必備的、重要的修養，這是源遠流長的。

這些年我接觸到一些「樂」的東西，我感覺到研究「禮」離不開「樂」，內外兼修，把內去掉只講外的東西，這不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主持人：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禮」與「樂」分開了？這個問題您一定琢磨過。

彭林：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基本觀點是說中國禮樂的傳統達到高潮，一個是周公制禮作樂，從這個時候開始禮和樂成為國家政教的核心部分；第二個高潮是《郭店楚簡》出來了，講子思學派。此前，無論周公還是孔子，對禮樂的起源、功用、本質、社會意義，都缺少理論上的闡述，而子思把禮樂與人的心境做了溝通，從人的心、性、情、理的角度全部打通了。回過頭來再看，《中庸》其實就是講禮樂的理論來源，講性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樂是表達喜怒哀樂的，怎樣讓喜怒哀樂迸發出來，要「皆中節」，禮和樂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後來到了叔孫通制禮作樂以後，誇大了禮中「儀」的部分，變成了朝廷的威儀，震懾群臣的一套規矩，禮慢慢變成了儀、在《左傳》、《禮記》中古人很鮮明地說了「禮」和「儀」是不同的。魯哀公訪問晉國，行禮整個過程中沒有一個禮節做錯，晉侯大為稱讚，說魯侯是一個很懂禮的人，晉國的大夫女叔齊冷冷地說「他懂什麼禮」，晉侯很奇怪為何「禮無違者」還說人家不懂禮，答覆說「是儀也，非禮也」，只是做了一個外在的儀式，內部禮的魂他沒有。女叔齊是真正懂禮的。

《史記》中禮書、樂書還是分得很清楚的，後來魏晉南北朝就叫「禮儀志」，幾品官戴什麼樣的帽子，帽子上幾道棱，穿什麼衣服，用什麼車馬，身上佩戴什麼，走到了這一步去了。樂到了魏晉隋唐以後講的都是樂器。古代講樂「德音之為樂」，「大樂與天地同和」，樂是一種內心的境界，是整個社會應該達到的一種境界，後來變成了一種技術活動，成了宮廷里吹拉彈唱的東西。當然還有一些文人在固守那樣的傳統，他們知道樂器不是發泄，不是表演，而是陶冶心性。在二十四史里禮變成了儀式、服裝、車馬，樂變成了樂器，新的樂器大量的進入，把禮和樂的魂丟掉了。今天我們談到樂很少再想到它和我們精神世界是有關聯的。

以樂觀禮：禮是不斷下移的動態過程

項陽：禮樂最初的定位是在郊廟，在「國之大事」的禮樂儀式中體味與感知崇高，把握國家意義上的深層文化精神。所謂「仁」、「和」、「雅」、「正」，盡展於禮樂。樂可以單獨拿出來討論，但卻是在儀式中使用的，這是禮樂相需的意義。

從禮學上看，現在一說到「禮」就是兩周，後面兩千年不說，好像斷了，實際上中國禮樂文明三千年，前後既有統一性又有差異性。同為禮，兩周時人的認知是「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民」，主要在士以上層面；後世卻顯現從宮廷、地方官府乃至鄉村裡甲，老百姓都要知禮，標誌著禮愈來愈成為整個社會體系的建構，顯現禮制的制定者具有全民禮制的理念，具中華禮樂文明的整體意義。不僅社會精英，庶民知禮，方具社會和諧的意味。不下庶民之禮何以從民的角度顯現「禮樂之邦」呢？也正是在這種理念之下，禮樂制度從確立到演化、從定型到持續發展的探討方具動態的意義。如果忽略了這種演化，則如同多種教科書所展示給我們的情狀，周公制禮作樂使禮樂制度彰顯，東周時期禮崩樂壞，禮樂制度遭到如此重創，其後很少探討禮樂制度的話題。僅談兩周而忽略了後面的兩千年，中華禮樂文明也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了。所以，探討中華禮樂文明應該是以至少三千年的文化整體來認知。

禮樂，是在禮規定儀式中所用的樂。並非「凡禮必用樂」，禮樂之用一定是或國家、或官府；或群體、或個人具有比較重大事件中規定的儀式性需求，這禮、禮儀、禮樂三者融為一體。禮樂的核心用途是郊廟，但我們也看到，從廟堂到朝堂，再到廳堂，都有禮的儀式過程，不同禮儀所用樂應顯示風格的差異性。像朝會、出征、凱旋、獻俘、禮賓、皇族大婚、葬儀等等，這些儀式中的用樂均可歸入禮樂範疇，依製為用，在不同時期禮樂規定性有相當差異。大祀雅樂至高無上且具小眾化意義，一般平民百姓無緣以見。以北京城為例，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太廟，這是皇家禁苑，老百姓只能通過史官的描述了解。而吉禮的中祀與小祀、凶禮、嘉禮、軍禮、賓禮則屬於宮廷與地方官府和軍旅上下相通使用者。還要看到，地方官府中同樣需要迎詔、道路、婚慶、葬儀等等，這些都是國家禮制下的行為，其儀軌中亦需用樂，這些樂是不是禮樂？如果是禮樂的話，我們又應當如何定位？樂籍制度下官屬樂人群體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存在，正是這個群體對於國家禮樂的廣泛承載，方顯禮樂制度的整體性和上下相通性的意義。

對民間的禮儀我們常以民俗稱之，似乎民間的東西和國家無關，我不認同這種觀點。《太常續考》寫得清楚：「祀有三，曰大祀，曰中祀，曰小祀」，城隍、火神、關帝、先醫、真武等是國家小祀對象，文廟是國家中祀。地方志書多有記載儀式中用樂。這個官屬樂人群體是專門為國家服務的，他們身份卑微，卻不可或缺，因為樂必須有這樣一個群體的活態承載以用。我們在實地考察中完整採錄了涵蓋廟會、迎神賽會、過三周年、立碑、祭宗祠、喪禮、婚禮、開業、上元花會、盂蘭盆會等各種禮俗用樂儀式，共四十多個，無論儀軌和禮儀用樂，多與傳統禮制有相通一致性內涵，而且許多樂曲都可在明清以來的官書正史禮儀中有明確記載。

我認為諸子百家當年論樂一定是看過或者參與過禮樂儀式而發樂論，我們當下則是通過他們的議論文字去理解。樂本身具有時空特性，稍縱即逝，留聲機發明之前的音樂我們不可能聽到。值得反思的是，我們通過先秦諸子來理解禮樂，只能對文獻的感悟與想像；對於之後能見到禮樂本體（通過樂譜、舞譜和活態中樂舞與禮儀相須）之時卻視而不見。鄭樵講「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這是對禮樂動態發展的絕妙闡釋。如果我們能夠從三千年的整體來觀照，通過後世有譜有樂有活態傳承的禮樂樣態去感悟與把握，相信會對兩周時期的禮樂有更為深層的認知。兩周確立的禮制延續後世，雖周禮之樂失其傳，但禮中用樂成為「傳統」，既然禮與樂有對應性，我們還是應當在動態中把握和體味禮樂關係。

主持人：說到「樂經」失傳，據我所知你的觀點與學界的成說大相徑庭。

項陽：我與經史界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把「樂經」看成文本，我把「樂經」視為在國家最高祭祀儀式中所用的經典樂舞，即「六代樂舞」。周公有崇聖情結，把黃帝、堯、舜、禹、湯的樂舞用來祭天、地、山川、四望、先妣，把周的樂舞添列其中祭先考，形成特定時間、特定地點、特定承祀對象的「六代樂舞」，這是在「國之大事」中所用經典樂舞的意義。有說是秦火使「樂經」失傳，我認為這是不成立的，六經都過秦火，何以五經不失獨失「樂經」？「樂經」之失在於音聲之時空特性以及其國之大事中的「專用性」。所謂「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崩」。國家意義上的禮樂經典「六代樂舞」，必須依託有司管理訓練，方為「樂經」承繼之保障。東周時期王室衰微，諸侯蜂起，承載「樂經」的有司疏於管理，亦不能夠依照常態實施「國之大事」，「樂經」漸失。秦始皇一統六國，自為始皇帝，將前朝禮樂從制度上消解，不再將「六代樂舞」專祀專用，其時尚無樂譜、舞譜之發明用以記錄樂舞形態，如用則必須依靠活態傳承者，失去了我們上面所辨析的諸種先決條件，這國家意義上的有司也不再專門訓練以為用，這「樂經」必失無疑。後世文獻稱「秦漢以降，禮樂不相沿」。兩周國之大事中的禮樂既沿又傳，後世不沿不傳前朝，這樂在「天神、地祈、人鬼」祭祀中使用，舉例說趙宋定然不用李唐含有祭祖之意味的樂，因此雅樂總是轟然倒在改朝換代的門檻上，這是兩周之「樂經」必失的道理。

主持人：禮樂文明三千年，項陽先生由統一至整體，更多地強調了差別中的一以貫之；彭先生則強調在文明的源頭，「德音之為樂」，「大樂與天地同和」，樂之蘊涵崇高而形上，與後世之禮樂有本質不同。

從二位的話語里，我倒是得到一點啟發：東周之「樂壞」，從音樂的形態反映了宗法共同體的瓦解，而後世以地緣政治為軸心，重建古代共同體。新舊兩個共同體的歷史更迭，一方面造成「樂」之生態發生了根本改變，德音與大樂遂成歷史絕響；但歷史的進程有革也有因，即使是變化，畢竟還是發生在同一塊土地上有著同一種文化基因的族群之中，這使得「禮樂文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依然得以續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