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帝丘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論帝丘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論帝丘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

史國強

  帝丘一名,始見於《左傳·昭公十七年》,原文為「衛,顓頊之墟也,故為帝丘。」可知帝丘始名與傳說中的五帝之一顓頊有直接關聯。在先秦典籍中,「丘」與「墟」意同。宛丘,亦名宛墟,姚墟,又名姚丘,軒轅之丘又被稱作軒轅之墟。據此,帝顓頊之墟簡為帝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於帝丘的地望,勿庸考證,史籍記載備詳,且古來無大的爭議。《史記·五帝本紀·集解》:顓頊「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漢書·地理志》亦明載「東郡濮陽故帝丘」,此類記述,不一而足,於此不贅。按濮陽一名,始於戰國。廣義上的濮陽,實即古之帝丘。1987年濮陽「中華第一龍」出土後,日本《讀賣新聞·晚刊》以《距今六千年,在河南帝丘,中國發現最早的龍》為題介紹其事。濮陽即帝丘是為人們所認可的。古帝丘跨河連濟,沼澤遍布,草木叢生,禽獸奔突,益於遠古先民在此生活繁衍。在中國歷史上,濮陽一帶一直是州郡的交接地帶,阡陌網結,九河綿絡,平野連雲,數十座城池點綴其間。至今,濮陽地區仍是山東、河南和河北三省的結合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和其他帝都一樣,帝丘有著自己的光輝歷史,有著自己的驕傲,在幾千年中華文明史上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一、肇造孕育中華民族共同祖先伏羲的聖地

  帝丘之名出現以前,已知在濮陽一帶只有雷澤地名。雷澤是上古時期著名的湖澤,其位置在帝丘東,廣袤百里,水險草深,至北魏時依然是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的大陂。這裡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也是在這裡,孕育了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一伏羲。

  伏羲,太昊氏,亦名宓犧,有「人文初祖」之譽。《易繫辭·下釋義》載伏羲為「三皇之最先」。後人尊伏羲為人祖,傳說他與女媧共同創造人類。我們知道,「龍是中華民族的標誌和象徵,是民族精神的象徵」,「在中國歷史上,龍對中國政治權威的崛起起著最為重要的作用。」①中華民族自稱為龍的傳人,龍創造了中華民族,從古文獻上看,龍首先創造了伏羲,大凡龍的傳人多尊伏羲為祖,伏羲氏族的形成地便是中華民族的主要發源地。那末,伏羲是如何產生的呢?我們說,伏羲氏形成於帝丘,帝丘是龍民族的始源地。

  《淮南子·墜形訓》載:「雷澤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山海經·海內東經》及《史記·五帝本紀·正義》等文獻也有類似記載。《詩含神霧》載:「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宓犧。」《河圖》也有「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的記載。酈道元《水經注》記述更為明了,「雷澤……昔華胥履大跡處也。」大跡,即雷神之跡。說白了,就是雷澤中人首龍身的雷神在澤畔行走留下的足印。雷神即龍神,「龍雷同類」②,伏羲之母華胥氏在雷澤步入龍神的大腳印,感而懷孕,於是生下了伏羲。伏羲是什麼形象,漢畫像石不乏其例,皆人首龍身(或人首蛇身),與雷澤中雷神(龍神)「龍身人首」的形象相比較,完全一致,給人以「子承父形」之感。所以有的學者認為,「雷澤是太昊(伏羲)部落的聖地」,「雷澤中居住的神,無疑是太昊部落的創造神」③,當然也是伏羲氏的祖先。據此可知,龍最早造就了伏羲,或者說伏羲氏族。伏羲孕育於雷澤,雷澤是伏羲氏族的祖庭聖地。從某種意義上講,難道不可以說沒有雷澤,便沒有伏羲乃至伏羲氏族么?雷澤在帝丘東,帝丘就是肇造孕育龍民族的共同祖先伏羲的聖地。

  事實上,伏羲氏族是一個龐大的龍族集團。他「以龍紀官」④,在伏羲生活的時代,帝丘地方已經有龍文化流傳的結論是可以肯定的。無論龍的實質是什麼?是鱷魚、是蟒蛇、是雷電、是多種動物的組合,等等,都不影響帝丘是龍的起源地的結論。1987年秋在帝丘(濮陽)西水坡發現距今6400多年的蚌殼堆塑的龍圖案,為這一結論提供了鐵證,其時代與伏羲氏族活動的時代相符,正所謂:「華夏文明,淵源有自;龍虎俱在,鐵證如山!」⑤在西水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灰坑中發現大量蚌殼,這應是伏羲氏族食用的水生動物遺骸。竺可禎先生在他著《五千年來的氣象變遷》中指出,上古時,濮陽這一帶的平均氣溫要比現在高出3℃以上,約相當於現在長江流域的氣溫,水生和陸生動物繁多,為遠古先民的生息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條件。現在,在帝丘一帶經考古調查,已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就有幾十處,這又是遠古先民大量在帝丘定居形成聚落群的佐證之一。

  至於華胥氏在帝丘雷澤履龍跡而孕,卻在千里之外的甘肅成紀生下伏羲之說,筆者認為必然有誤。伏羲是東夷部族首領,這是學術界公認的,不可能孕於帝丘而生於成紀,很可能生於成陽。考成陽,在雷澤東南岸,本漢置縣,隋更名雷澤縣,故城在今濮城鎮(今濮陽東)東南,其地有堯陵。成紀或為成陽之誤,依此說,伏羲之母華胥氏受孕於斯,生伏羲於斯,就順理成章了。

  二、影響深遠,享譽天下的千古帝都

  我們知道,帝丘是顓頊所都,具有千年帝都的歷史也是從此開始的。顓頊是黃帝之孫昌意之子,十歲輔佐少昊青陽氏,二十歲即帝位於帝丘,有孺帝之稱⑥,既然顓頊十歲起即在曲阜為少昊帝輔政,為何不「代少昊氏」,而偏偏移都帝丘呢?在顓頊來看,帝丘必然有比曲阜建都更為有利的條件。這就要涉及顓頊建都的基礎,探討顓頊為什麼建都帝丘的問題了。

  (一)顓頊何以建都帝丘?

  伏羲氏族在帝丘一帶形成並發展壯大,其影響逐步向四周擴展,後來伏羲率主要力量南下至陳,在宛丘(今河南淮陽)建都,而留在雷澤廣大地域的是以農業為主,以漁獵輔之的東夷部族,即後來的蚩尤部落。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及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都認為蚩尤部落為東夷集團,鄭傑祥《夏史初探》也認為「蚩尤可能是東夷族的著名首領」。何星亮著《中國圖騰文化》明載:「蚩尤部落當是少昊部落的後裔。」孫作雲《蚩尤考》載:「蚩尤之蚩為蛇,其族為蛇族」。⑦事實上,蚩尤部落就活動在伏羲氏族最初活動的地方,即帝丘、曲阜、涿鹿等地,可知蚩尤部落確是伏羲氏族集團的一支,或者說是伏羲留在故鄉的後裔。黃帝部落南下,與蚩尤部落發生激戰,殺死蚩尤(今濮陽市台前縣城關油坊村,原屬山東壽張,有蚩尤之墓)「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這就是黃帝及其氏族集團佔據中原的開始。

  考黃帝有長子青陽氏玄囂,次子昌意。黃帝部族入主帝丘一帶,封青陽於江水(《中國古都概覽》一書說在今安陽一帶),揮師繼續南下,佔據嵩山地方,黃帝又封次子昌意於若水(今新鄭、密縣一帶)。黃帝這一措施,對於鞏固新開闢地區的統治是十分有益的。蚩尤滅亡後,黃帝為長期控制東夷地區,又令青陽氏自江水徙至曲阜,繼位行太昊之法,稱少昊氏,實際上成了東夷集團的首領。原蚩尤部落就成了少吳屬下,這當是《周書·嘗麥》中「命蚩尤於宇少昊」的原意。同時,黃帝又令昌意自若水遷居帝丘,代青陽氏主政。昌意曾隨其父黃帝大戰蚩尤,娶女樞為妻。女樞或長於濮水,故有女濮之稱,嫁昌意後名昌濮(《大戴禮記·帝系》作昌濮,有的文獻作昌仆,《書序·疏引世紀》謂昌濮即女樞),昌濮遇黑龍玄玉圖而生顓頊⑧。昌意之兄青陽自江水東進入曲阜為少昊帝後,昌意即自若水北進到濮水,築城建制(今濮陽市南樂縣有昌意城,見《魏書·地形志》、《讀史方輿紀要》),代其兄治理帝丘地方,為其子顓頊後來建都於此奠定了基礎。

  顓頊十歲離開其父昌意到曲阜輔佐少昊青陽氏,二十歲時,少昊帝崩,顓頊代少昊氏,但他沒有在曲阜定都,而是回到了他少年時代生活、其父昌意一直管理的地方,在濮水一帶建都,從而完成了東夷族文化與華夏文化的第二次大融合(第一次當在青陽氏自江水入曲阜之後)。查《竹書紀年》、《易系·疏引世紀》載顓頊「在位七十八年」,死後葬濮陽城外廣陽里⑨。這就是帝丘的由來,也是濮陽地方最早建都的時代。

  考諸史籍,顓頊都帝丘「傳九世三百五十歲」⑩(《祭法·疏》作二十世,亦有作八世者),死「葬濮陽頓丘城南台陰野之秋山」,帝丘是遠古建都時間最長的都城。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文中所述世系雖依古籍資料,但未必準確,它應是歷代史家所推測的子孫承襲關係。不過,這其中應有一定的歷史事實作為依據和素材,反映了一些歷史的真相。對於中國遠古的傳說時代,我們也不必十分苛求。

  顓頊屬黃帝氏族,是黃帝族的主要分支。在帝丘,他因襲了黃帝、青陽氏、昌意的領地和習慣,加以大膽改革,促成並擴大了與東夷文化的融合與發展,使黃帝部族在當時的九州之內形成巨大影響,黃帝文化浸入各個氏族集團,形成了中國歷史上初步的也是最早的文化統一,所以說,「在黃帝族的後裔中,以顓頊為首的高陽氏族對後世影響最大」。「顓頊沒有顯著的武功,卻是聲名洋溢,超過黃帝。」這一切,均以帝丘為中心向四周輻射,帝丘成為影響深遠,享譽天下的千古帝都。

  (二)顓頊在帝丘

  首先,顓頊在帝丘對原始宗教進行了大膽的、空前的改革,改革了「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的狀況,把神事與人事區分開來,從而在客觀上限制了神權,肯定了人的作用和價值,大大推進了人類思想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這就是《尚書·呂刑》中記載的顓頊的「命重、黎絕地天通」,「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浸瀆,是謂絕地天通」。「顓頊看來,崇高神聖的事業,只能由他和南正重、火正黎參加……」。「這一次的改革雖然只限於宗教範圍以內,可是對於文化的進展也有好的影響。」

  顓頊在帝丘時期,中國第一次出現比較統一的文字。此前,各氏族部落之中已經創造出具有文字功能的刻劃符號,甚至有的部落仍然沿用原始落後的結繩記事法。各氏族的符號十分繁縟,氏族部落之間不能相互交流。於是顓頊屬下的宗教集團中的倉頡等人,便出面組織整理統一記事符號,使之整齊劃一,在各氏族部落之間統用,這就是中國最早的較為統一的文字,今帝丘北南樂縣境內有倉頡陵和倉頡廟。徐旭生先生說:「如果倉頡實有其人,或者仍屬於高陽氏等氏族的宗教集團」。

  顓頊在帝丘,規定男女有別,並約訂成法,令天下遵之。《淮南子·齊俗訓》載:「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在顓頊都帝丘之前,雖然母系制度已經逐漸為父系制度所取代,但事物的發展不可能戛然而止,必然有一個兩種或數種文化疊壓並行的階段,許多舊的習俗還在延續。當時,真正的男尊女卑之風未必完全形成,女性毫無顧忌的習慣依然存在。到顓頊都帝丘之後,他以宗教主的身份,用宗教的強大勢力明確規定男重於女的地位之後,父權制度才實實在在地確立起來。就歷史的發展來看,父權的確立,對於社會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顓頊在帝丘規定近親不準結婚媾合,否則將受到懲罰。晉人干寶著《搜神記·卷十四》就記載有一同母男女結親,顓頊把他們流放到崆峒之野,結果生下一個怪胎的故事。

  顓頊在帝丘還創造了遠古最大的原始宗教聖地——玄宮。這個時期,氏族集團首領實際上是大宗教主,是大巫。顓頊也不可能例外,他自詡為鬼神的代表,要按照鬼神的意志安排各種事務,並強調屬民像服從鬼神那樣服從顓頊的統治。玄宮雖然是宗教場所,同時也是顓頊的政治活動場所。遠古的宗教和政治是很難分開的。玄宮由顓頊創建,一直延續了數代,直到禹時,顓頊後裔高陽氏仍然主持玄宮,成為職業宗教人。玄宮,即是主體色調為黑色的宮室,從這裡可以看到顓頊時代尚黑的習俗。其實,黑色是顓頊終身崇尚的神秘色彩,《拾遺記》就記載顓頊出生時遇見黑色的龍背負著黑色的玉石圖版,即所謂「昌濮遇黑龍負玄玉圖而生顓頊。」

  誠然,顓頊在帝丘還制定和實施了不少有益於發展遠古文化的措施,對於後世來說,影響深遠。絕地天通促進了生產發展和社會文化進步,成為最原始的行業分工,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也推動了天文科學的發展。但是這一變革使得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事實上是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最初分工。這實際上意味著等級和特權的萌芽,隨著腦力勞動者自覺或不自覺地完善和加強對體力勞動者的指使和管理,社會必然走向階級分化而逐步成為有階級社會。

  三、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地方

  中華民族有著光輝燦爛的發展歷史,然而,任何一項事業的發展都有其原始的根系。譬如發達的天體科學研究源於原始的天象預測,遠距離殺傷武器的使用,受早期弓箭的影響,賓士迅速的運輸車輛最初不過是牲畜牽引的木車,先進的鋼鐵鍛鑄工業或者萌芽於原始社會的鑄銅手工業,等等。上述種種,早在幾千年前的中國帝丘已經窺見蛛絲馬跡,能夠尋覓到原始科學的發展軌跡。

  顓頊在帝丘實施了絕地天通的重大舉措,由此開始出現職業的宗教服務人,大大推動了天文科學的發展。這裡套用徐旭生先生的論述:「比方說,日月的行度,歲時的長短等類,就非有相當長的時間的觀測,很難得到一個略近的數字。當日的牧人與農人終日忙於生產的事務,沒有功夫作這些精細工作。這些工作必須有專業的人才可以開始。重與黎以宗教事務為專業,當然免於普通瑣碎事物的擾亂。他們祭神也需要每年有一定的時間,因此也就會促使他們對於歲和月的長度作一些觀測。遲之又久,對於歲和月的長度可以得到比較精確的認識。《堯典》所說:『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這就是說重和黎及其後人積累很長時間的經驗所得到的結果。我國談歷算歷史的人幾乎全體總是一開始就說到南正重火正黎,並不是沒有道理。」

  正是在顓頊建都帝丘時代,在帝丘出現了我國第一部天文曆法——顓頊歷,把一年定為366天,這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貢獻,是很了不起的,難怪在過去的學術界,人們把顓頊和重、黎看成中國曆法的開山鼻祖。

  帝丘是發明弓箭的地方。帝嚳之時,有窮氏在帝丘轄域內的一個名叫鋤(也寫作鉏,今滑縣境內)的地方定居,其首領名羿,其祖名翚,發明了弓箭,受封於鋤,故有窮氏也稱有弓氏。《史記·夏本紀·正義引帝王世紀》載:「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先何姓,帝嚳以上,世掌射正。至嚳,賜以彤弓素矢,封之於鋤,為帝司射,歷虞夏」。其實,有窮氏部族早在顓頊時代就已發明了弓箭,或者曾幫助顓頊打敗過不可一世的共工,其首領翚(或稱揮、暉)被顓頊封為射正,所以《帝王世紀》才有有窮氏「帝嚳以上,世掌射正」之說。有窮氏的首領翚因為發明了弓箭,成為中華五大姓之一的張姓的始祖。所以說,帝丘又是張姓的起源地。

  帝丘是早期鑄銅工業的中心。夏朝初年,方國昆吾在帝丘建都。昆吾人擅長鑄銅業,《墨子·耕柱篇》記載夏後啟在昆吾鑄九鼎的歷史事件。九鼎,王者之器,是夏朝乃至商周三代的鎮國之寶,是江山和王權的象徵。在先秦文獻記載中,屢有諸侯問鼎、求鼎之事,實質是窺伺王權。正當夏朝初建國力強盛之時,夏後啟以九州貢金鑄造象徵著九州之域的九鼎,這是一件舉足輕重的大事,必然選擇當時天下冶銅鑄造技術最佳,且具有鑄造巨型成品器物能力的作坊來完成。既然夏王啟指定昆吾國擔此重任,可知當時帝丘的鑄銅業技術甲於天下。《戰國策·東周策》載:「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記述雖然不免誇張之嫌,可以想見九鼎規模之大。早在夏朝初年,帝丘就能鑄造如此大規模的銅器,可以肯定,帝丘在當時是全國鑄銅業的中心。

  商部族的先公相土(亦稱相士)曾居帝丘,並在這裡發明了馬車,成為中國最早的客貨運輸交通工具的創造者。馬車的運載形式,一直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直至建國初年仍然沿用,儘管車型、牽引套式有所變化,但都是在最原始的馬車的基礎之上進行改造,並逐步臻於完善的。

  相傳,春秋時衛國人在帝丘發明了最早的汲水工具——桔槔,用於農田水利灌溉。這一汲水形式,也沿用了數千年,至建國前還有人使用。

  古代帝丘曾經是科技發展中心之一,是全國科技最發達的地方,蘊孕了部分現代科學的萌芽,給歷代哲人以啟迪。應當說,帝丘在中國科技發展歷史上佔有光輝的一頁。

  四、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

  從顓頊建都帝丘到春秋時衛國遷都帝丘,綿亘二千多年,在大部分時期內,帝丘都是中原地區知名的都市。期間雖然堯舜未在此建都,但帝丘卻是知名的商埠,《尚書大傳》就有虞舜「販於頓丘,就時負夏」的記載。頓丘在帝丘西部近處。據《帝王世紀》記載:「相居帝丘,於周為衛」,可知,帝丘也曾做夏都,且夏的重要方國昆吾也於此建都。在帝丘東西鄰近,還有夏的邦國顧和韋。公元前629年,衛國遷都於帝丘,直至秦遷衛元君於野王,衛國在帝丘建都388年,經歷了春秋、戰國兩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是帝丘的第二個黃金時代,成為衛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也是中原地區知名工商業城市。春秋時期,衛國政治穩定,加之地理條件優越,人民勤勞樸實,牛耕和鐵農具的使用及桔槔灌田,使得農業迅速發展,牽動手工業的勃興,從而帶來了商業的繁榮。這個時期,衛國較少戰事,百姓能夠安居,特別是莊周曾垂釣於濮陽,向來「亂國不居」的孔子卻在衛國居住達十年之久,在穩定的社會環境中從事教育和論道活動,大大提高了衛國的知名度。帝丘、鐵丘、咸城、清丘及澶淵等地都是當時發達的商業城市。到了戰國,帝丘便成了同其他諸侯都邑一樣著名的商業城市。

  帝丘的文化也相當發達,百姓安居樂業。當時,衛國青年男女於桑苑勞作,於濮水浣紗,舞兮蹈兮,歌兮詠兮,優美的歡歌笑語不絕於野。難怪戰國時魏文侯聽古樂則欲卧,聽衛鄭之音不知倦。《詩經》載有十五國風凡一百六十篇,其中衛國就有三十九篇之多。「桑間濮上」、「衛鄭新聲」就是衛地文化繁榮的寫照。

  春秋時期,帝丘一直為各國諸侯交往的通衢。晉文公稱霸中原之後,帝丘又因在古黃河東岸,衛境內成了諸侯會盟的勝地。查《左傳》從公元前626年到前531年,95年間在衛地就會盟15次,僅在戚城會盟達8次之多。

  衛國建都帝丘時期,帝丘一帶「賢哲遞興,代有聞人,卓卓先型,昭然在目,」有「衛多君子」之譽。仲子路坦率耿直,蘧伯玉賢德篤厚,柳下惠坐懷不亂,閔子騫至孝至仁,吳起變法強楚,子貢善言能賈,呂不韋創成《呂覽》,都能夠名垂青史,各領風騷。至於戰國以後,也就是說自廣義上的濮陽取代了廣義上的帝丘以後,日月輪迴,寒暑往還,至今又有二千多年歷史。期間滄桑變化,陵谷移易,出現過轟轟烈烈的大事件,誕生過不少可歌可泣的有名人物。晉楚城濮大戰,重耳以退避三舍聞名諸侯,創造了以少勝多的戰例,「退避三舍」這個成語就誕生在濮陽;鄭晉鐵丘鏖兵,至今猶見累累白骨;項羽戰秦於河陰,呂布拒曹於濮陽;梁晉在南城大小百餘戰,宋遼於北門訂城下之盟,都是著名戰事,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濮陽籍歷史名人中有政治家汲黯,軍事家南霽雲,科學家僧一行,外交家李義琛,史學家張大素,戲劇家宮天挺等,為中華民族的文明與進步作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們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

  作為千古帝都的帝丘,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書不盡意。她所蘊含的帝丘文化已經和正在為人們所重視,學術界對於帝丘的研究(其中包括所有涉及帝丘人文、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可以說方興未艾,我們祈望有更多更新的重大突破。

  註:

  ①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53、359頁

  ②《論衡·龍虛篇》

  ③何星亮《中國圖騰文化》374頁

  ④《竹書紀年》箋引《通鑒處紀》

  ⑤鄒衡1988年夏為濮陽出土中華第一龍題

  ⑥《竹書紀年·通箋》

  ⑦孫作雲《蚩尤考》,載《中州月刊》1941年第二卷第4期

  ⑧《拾遺記·顓頊》

  ⑨《左傳·昭公十七年·疏》

  ⑩《左傳·文公十八年·疏》

  11《史記·集解》

  12鄭傑詳《夏史初探》,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頁

  13《國語·楚語》

  14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二章第五節

  15同16

  16《搜神記·卷十四》:「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帝放之於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同體而生,二頭四手足,是為蒙雙氏。」

  17徐旭生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二章第五節

  (本文作者史國強,1953年生,濮陽市南樂縣人,大學文化,研究員,濮陽市龍文化研究會秘書長,《龍鄉縱橫》主編,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河南省考古學會會員。發表論文近百篇,出版著作20餘部。其中《中國姓氏起源》(山東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獲河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本文選自《孺步集》,原載《龍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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