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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之源

中西文化之源 ——比較孟子與柏拉圖相似之處

孟子與柏拉圖是世界思想史上同時代的偉大的思想家。關於治國之道,如果要追根溯源,無論如何都躲不開兩個重要人物:東方的孟子與西方的柏拉圖。因為,他們兩人分別闡述的治道觀,構成了中西政治文明走向分野的邏輯起點。

一、完備的教育奠定成就的基礎

公元前372年,一個嬰兒在鄒國誕生了。關於這個嬰兒的誕生,後來有一種神奇的傳說,說是母親在睡眠中夢見神人攀龍乘雲之自家上方,鄉里人看到五色雲覆蓋在她家房頂,母親突然驚醒,嬰兒就這樣誕生了。這樣的神話不足為信,但是這個嬰兒確實不一般,後來成為一代大儒,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產生著深刻的影響。這個嬰兒就是後來的孟子。

在中國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人物都和他們的母親聯繫在一起。有母親的循循善誘,才有他們的最終成才。在這些偉大女性當中,相傳較為有名的要算是宋代岳飛的母親岳母,戰國孟子的母親孟母了。孟子教子的故事較多,三千、斷機、殺豚、休妻都是非常有名的。《三字經》中「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的名句,就是講這些事兒。三遷是重視環境對孟子的影響,斷織是督促孟子好好學習,殺豚是教育孟子講究誠信不欺,休妻是告訴孟子遇事注意反身自省。這四則故事包含了古代兒童教育的最重要內容,孟子日後成才與孟母的這種善於教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

一般推測柏拉圖出生的年份應該是在公元前427年或前428年的5月或12月。柏拉圖生於一個較為富裕的貴族家庭,他的父親是阿里斯通、母親是克里提俄涅,他在家中排行老四。他的家庭宣稱是古雅典國王的後代,他也是當時雅典知名的政治家柯里西亞斯的侄子,他的親戚朋友多是政治顯貴。正是因為他的貴族的出生,使柏拉圖受到了極其完備的教育。由於柏拉圖出色的學習能力和其他才華,古希臘人還稱讚他為阿波羅之子,並稱在柏拉圖還是嬰兒的時候曾有蜜蜂停留在他的嘴唇上,才會使他口才如此甜蜜流暢。

二、拜師受業

司馬遷在《孟子荀卿列傳》中說:「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也。」孟子跟從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學習儒家學說,得孔子嫡傳。在《孟子》一書中,孟子直呼子思其名的有16次,這說明子思的言行對孟子有很重要的影響,他們在思想上有相當的一致性,歷史上將他們合稱思孟學派。《孟子》中還引了不少子思的言行,這些言行主要集中在尊士和氣節方面,這些內容與孟子思想與言行都有直接聯繫。子思曾當過魯繆公的老師,一次魯繆公問子思,大國的國君應當如何與士人交友呢?子思不高興了,反駁說:論地位,你是君主,我是臣下,我不敢和你交友;論德行,你是我學生,我是你先生,你不配和我交友。這話今天聽起來真有點振聾發聵。按現在的觀念,國君是最高的,對國君不說點頭哈腰,總要尊敬幾分。子思卻說,國君只是我的學生,連和我交友的資格都沒有。這是何等的氣魄。後來孟子一身浩然正氣,在君主面前從不畏畏縮縮,時不時地還讓君主下不了台,這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子思的影響。

入學是入世的,主張積极參与社會生活,過問現實政治。這個特點在先秦表現得非常突出。儒學創始人孔子主張積極入世,他的學說始終沒有離開過現實社會。孟子也是一樣,在讀《孟子》的時候,很容易為他的現實批判精神所吸引,為他的憂世憂民情緒所感染。

柏拉圖帶著一個願望:他要為自己的城邦尋找一種比現狀更好的政治規劃,如有必要,就強制雅典實施它。在這種精神鼓舞下,他開始參加了與蘇格拉底在市井間交往的其他貴族青年團體。柏拉圖這時20歲。他的叔叔卡爾米德和他的母親的侄子克里底亞都已經是蘇格拉底的朋友了。柏拉圖轉注於蘇格拉底,他給我們關於蘇格拉底的最持久的肖像。他描繪的蘇格拉底和他的雅典同伴就道德實踐和理論問題進行對話,並且狡猾得哈自己的假設插進對話中。如果說蘇格拉底不是典型的老師,那麼柏拉圖也不是那種典型的學生。在他遇到蘇格拉底之前,他已經吸收了其他哲學家的思想。似乎蘇格拉底首先是作為一種哲學問題的創始人而抓住了柏拉圖的想像力,同時,蘇格拉底也是那種追問式的哲學家的典型,他追隨這樣的探索,無論這種探索會把人引向何處。對柏拉圖而言,蘇格拉底的勇氣、誠實和正直總是和他的理解德性,尤其是他的為了真理而獻身的熱情,以及當他看到所有人都不能達到那個真理時異乎尋常的快樂重合在一起。在蘇格拉底那裡,哲學與道德的深刻統一可能給了柏拉圖最持久的影響。

三、《孟子》與《理想國》

孟子中年得到之後,先後遊說梁惠王、齊宣王以及魯、薛、宋等國。孟子周遊列國遊說諸侯的遭遇,是「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儘管他一般都受到君王的禮遇,但對其政治主張,卻都敬而遠之。孟子最後回到鄒國,回到了自己的父母只邦,從此不再出遊,繼續授徒講學。孟子不甘心自己的政治主張和思想觀點就這樣完了,不能流傳於世,決心仿效《論語》,著成一書,闡明自己的主張,記述自己的一生。孟子於他的學生公孫丑、萬章等序《詩》《書》,述孔子學說,作《孟子》七篇。《孟子》七篇各分上下,共十四章。記載了孟子與諸侯、與弟子的談話,是研究孟子思想的主要根據。孟子學說繼承了孔子思想中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將其發展為性善說、仁政說等。在許多方面都有繼承、有創新,把儒家學說理論化和系統化了。

在《孟子》一說中,闡明了國家應該如何治理。生於亂世的孟子,堅決反對霸道主義,倡導王道主義,希望通過王道主義的辦法,實現賓士天下的偉大目標。王道主義的君應該是仁君,王道主義的臣應該是仁臣。仁臣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格君心之非,扮演著「王者師」的角色。王道主義中的天和君的關係並不重要,天和君和民的關係實際上只剩下君和民的關係。孟子借用天抬高民,民的地位大大上升,這樣就有了民貴君輕之說。民貴君輕說,是孟子關於天和君和民關係思想的最後歸宿。王道主義的重要措施有:保民以安,制民之產,取民有制,用民以時,教民孝悌,養民孤老。孟子雖然不反對對一些具體問題進行調整,但對於王道主義這個原則問題絲毫不讓步。王道主義作為一種制國芳略,在當時不合時宜,歸於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失敗不等於死亡,隨著時間的發展,王道主義反倒成為常講常新的話題。王道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理想化的君本論」,這種「理想化的君本論」代表著「理想政治」,並與「現實政治」想抗衡。「理想政治」和「現實政治」的張力是幫助讀中國政治發展史的一把鑰匙,保持這種張力對當代政治仍然具有重要意義。

蘇格拉底以不敬神和蠱惑青年的罪名被處死的悲劇給柏拉圖極大的刺激,隨著年歲的增長,他對當時的政客、法典和習俗愈來愈感到厭惡,從而決心繼承蘇格拉底的哲學思想,並從事於締造理想國家的理論研究。

《理想國》柏拉圖重要的對話體著作之一。一般認為屬於柏拉圖的中期對話。本書分為十卷,在柏拉圖的著作中,不僅篇幅最長,而且內容十分豐富,涉及其哲學的各個方面,尤其對他的政治哲學、認識論等有詳細的討論。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描述到自己的理想城邦時,對他所預見到的未來幾乎是採用了一種鄉愁的懷戀口氣。雖然和他自己所生長的城邦相比,他描述的城邦表現出非常不同的特性,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在柏拉圖所希望的完美社會中包含了一些東西,他認為這些東西已經為直到他童年仍然繁榮的雅典喪失了。

《理想國》中,他猶如一個工程設計師,為了便於施工,先要在圖紙上勾勒出總體輪廓,然後給出它的細部。柏拉圖設計理想國遵循的就是這種工程設計原則。首先確定的是理想國的根本原則——正義原則:每個人在國家裡執行一種最適合其天性的職務,藉此確定了哲學家治國、武士衛國、勞動者養國的一人一職、各行其責、互不僭越的社會階級結構。接著規定的是作為正義原則之保障的教育方針。教育之設計就實在太細了:不僅規定教育內容,審查教材和作者,確定創作主題,而且規定體裁、風格,甚至連用什麼語詞、音調和樂器也詳加規範。不過,更細的是對人的生活方式的設計。在財產公有,包括"婦女兒童一律公有"的大原則下,從孩童時期的遊戲、訓練、起居、飲食的作息制度、食物內容到年輕人的舉止、髮式、袍服、鞋履,無一能逃逸於柏拉圖的規定之外。

柏拉圖對正義的討論,是從區分城邦正義、個人正義開始的。古希臘討論正義,都是把它視為個人的德行,屬當時普遍重視的四主德(正義、智慧、勇敢、節制)之一。柏拉圖認為,城邦是由在分工的基礎上、各具技藝的各種工匠、農民、商人所組成的共同體。城邦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同外界的戰爭不可避免,這就需要城邦保衛者。城邦保衛者包括統治者和輔助者。三種人的分工如下,城邦統治者,因具有知識,考慮整個國家大事,對國家事務進行謀劃安排;城邦護衛者是統治者的輔助者,他們是被選拔出來的專門從事戰爭、保衛城邦的人;各種工匠從事自己的手藝工作,農夫種地,商人貿易。在柏拉圖看來,要通過一些特定的制度安排,對城邦護衛者加以教育、培養。這些制度包括:進行各種誘惑性考察,選拔那些注重公益、經得住考驗、無懈可擊者擔任護衛者;護衛者專職化,專門從事軍事訓練和戰鬥,不得學習其它工藝;以良好的音樂來陶冶護衛者的精神;以嚴格的體育來鍛煉護衛者的身體;護衛者的生活方式必須是公有制,不得有自己個人的房屋、土地、金錢,也不得有個體的家庭;婦女、子女一律公有。在這種特定的制度安排下,三種人被嚴格地區別開來,不至於品性混雜。由此,按照三種人各自的品性,各自從事適宜於其從事的職業。當三種人在國家裡各做各的事——統治者以自己的智慧統治城邦、輔助者以自己的勇敢保衛城邦、工匠商人農民等節制慾望、接受哲學家的智慧統治——而互不干擾時,城邦就是正義的。個人正義就在於,他心靈的各個部分各起各的作用,領導的領導著,被領導的被領導著。具備個人正義的人,或正義的人,不會監守自盜,不會瀆神、偷竊、不會出賣朋友,出賣祖國,不會違反誓言或協約,不會犯其它種種別人可能犯的罪惡。

在中西文化比較領域,孔子的地位彷彿蘇格拉底,而孟子則大抵相當於柏拉圖。從思想傾向來看,孟子與柏拉圖都提出了理想主義色彩比較濃厚的治國之道,這是他們相同的一面。

孟子的王道霸道之分,對中國治道的影響是巨大的:歷代統治者為了標榜王道,競相強調道德在國家治理中的決定性意義。道德構成了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評價標準。唯仁者宜在高位,道德水準的高低既然可以決定一個人的政治地位,那麼反過來說,政治地位越高的人,他的道德水準也越高。「內聖」者以德配天,即可「外王」,因此皇帝也就成了道德至善的楷模。但在柏拉圖那裡,人治與法治之分僅僅意味著「最優」與「次優」之別。而且,在人治強調的理性與法治強調的法律之間,恰好可以形成一種「道」與「器」的關係:理性是法律之精神與靈魂,法律是理性的載體與軀殼。理性評價、牽引、校正著法律,使法律始終充滿了理性和智慧的光芒。通過這樣的法律治理國家,是西方歷代治國者的普遍選擇。 至此,我不能不為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和柏拉圖的偉大思想折服,他們在當時就有那麼偉大並且周詳的治國想法,並且他們思想影響至今。我是如此渺小,我將更加虛心,更努力去學習歷史文化!

主要參考書目:

1、《中西文化之源》 劉紅星 著

2、《治道之辨:孟子與柏拉圖》 中國國學網

3、《孟子與中國文化》 楊澤波 著

4、《柏拉圖與<心理國>》N.帕帕斯 著

5、《理想國》 柏拉圖 著

6、《柏拉圖》 百讀百科

7、《柏拉圖一生平及其著作》 泰勒 著

8、《〈理想國〉的正義觀念與〈論語〉的「仁人」思想的對比 》 冰子劍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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