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新聞| 「為什麼我們不用害怕中國？」德媒這篇文章火了！

德國首都柏林《每日鏡報》11月2日發表柏林自由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教授、學者、漢學家奧勒·丟林(Ole Doering)題為《世界新秩序-為什麼我們不用害怕中國》的評論文章，呼籲西方誠懇了解中國，與中國一起同塑世界。全文摘譯如下：

歐洲自顧不暇，唐納德·特朗普攪亂了美國和整個世界——中國呢？「如果中國能明智地利用特朗普的沒有規則的行為，世界將屬於中國。」, 《南華早報》如是說。不再像十年前所認為的那樣，文明的崩潰就在眼前，而是向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的過渡。東方出現一個非同尋常的世界大國，我們必須與之相處。

在內部，中國堅持治理和增長。經濟很快將達到自足的水平，它不再是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瘋狂地剽竊知識產權或其他財富的國家。社會進入21世紀，勤奮地、樂於消費地；國家學習效率、紀律和理智的管理。清廉有序的政策得到貫徹：130萬例成功的反腐敗案例有案可查，完全符合中國清理政黨的意義，而誠如黨領導剛剛所說，這僅僅只是個開始: 「打虎」之後，他現在要開始「拍蠅」。

娛樂提供新的象徵

在中國，年輕人知道他們應該做什麼，並且收集忠誠點：法律的強制和物質或精神的刺激，是白領無產者的甜點和鞭子。它們是扛鼎的精英們的社會粘合劑，不然，他們將被不安定、事業、孩子、贍養父母和責任所撕碎。「好公民」榮譽簿里的記錄，將文明的能量引導到有益的用途。

中國的宣傳鍛爐與好萊塢聯手，從夢想、偉大的經歷和簡單的真理中創造了虛擬現實的精神氛圍。娛樂提供了新的象徵，宗教的、集體的視野，人們籍此賴以放鬆和恢復。

例如在電視劇《小姨多鶴》里，孫儷所塑造的角色「多鶴」，和中國曆來的英雄人物一樣，也是富有道德、犧牲、善良、奉獻——為了家庭 (也可以看作為了黨)。也就是說：把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用於對別人的無私奉獻，從一個無望的弱者 (作為一位在戰後中國家庭成長的日本女孩), 轉變為獨特的道德模範力量。

消費的散射化

文化和市民許可權的實踐，在中國退化為消費的過度散射化。這只是一個全面而長期的中國政策的層面，也許不是一個總體計劃，但卻產生了罕見的、微妙的深遠影響。

中國定製了它的生存空間。它系統地和嚴謹地從世界市場獲取其經濟的、精神的和人力的資源。由此，中國的核心競爭力猶如一台基因-程序式自我完善的技術處理器，而人們已經沒有耐心去懷疑，這些成功在意識形態上是否允許。這種自強賦予了人民共和國以驚人的衝擊力和活力。

「極權主義」和「獨裁」這種概念不能使我們前進

中國堅定不移地從第一次試圖在全球化的現代社會贏得地位的失敗嘗試中汲取教訓。150年前，中國固執於自身文化而排斥西方科技，抱定一個信條: 如果我們使用野蠻的西方的科技知識，我們的文化肌體就會窒息！由於這種對本體和自主的非理性要求，中國讓殖民國家得以自由馳騁，任由他們在東方同樣可以肆意塑造世界。

現在，《南華早報》已歸到互聯網貿易集團阿里巴巴門下，而阿里的實力早已超過了蓋茨或扎克伯格的帝國；沃爾沃有了中國式的健康和強大；非洲的大部分現代工業和運輸基礎設施都由中國建設，以便使自己的利益編織成可持續的網路——還有，美國也許將崩潰，如果中國從那裡撤出資金的話。

誠如阿里巴巴和騰訊之信息支撐的經濟，中國企業家像黨的和睦的兄弟姐妹一般，在社會領域接受國家的任務：福利基金的增長數字令人自豪，2006和至2016年增長了430%, 增長到 (仍然不算多的) 5545家；特別有意思的是，在美華人的社會活動同樣增加：到2014年美國華人在那裡成立的慈善基金會已經達到1300家，增長了5倍。

慈善事業與文化民族主義

鄧小平時代的戰略, 創造力世界的長征, 正在緩慢但非常明顯地得到回報。因此, 將 「慈善事業」與中國文化民族主義聯繫起來，是一個雙重目標，就像最近在哈佛公共衛生學院舉行的一個盛大儀式上捐贈者的豪言壯語:「我們回饋中國,以此證明,中國不僅只是拿來,也能給予。」《南華早報》如此引述捐助者。

另一方面,對西方的基本態度正在改變:過去是力量和希望的縮影，而今父母們越來越多地問自己，把孩子送到那裡學習還安全嗎？「因為害怕美國的槍支和歐洲的恐襲。」

中國經常提到的「第三條道路」，也許可能是，著眼人類未來，我們的文化一起同行。我們本有希望，通過從殖民主義和納粹主義中學到的經驗，把任務提升到一個新的台階，把責任具體化。如果德國能夠敏感地把自己對過去的學習方法傳遞給中國的話，那麼中國和我們的交流將會受益匪淺。同時也可兼顧，中國如何處理民族的創傷，如大躍進或文化大革命。

重點是將理性的控制和秩序政策，根植到一個為人性和自由發展創造空間的精神系統之中。我們可以開始，一起從歷史中學習, 或者一起通過我們文化的特殊經驗和能力，建設一個更加健康、更可持續、更為公平的世界。因為這些原則和美德，是兩個民族的共同傳統。

同時，國家的自由限制了從屬於社會機構的每一個個人。如果我們繼續把「極權主義」或「中央專制」等政治概念放在中心位置，我們不可能理解今天中國的發展。對應的中國等值在歷史、道德和政治上的關聯和討論中的呈現，與我們經驗世界裡的概念完全不同。中國既不是雅典也不是羅馬，更不是 「第三帝國」。日常生活——尤其是先進力量的日常生活——其特徵不是恐懼，而是消費和塑造人生。我們必須認清一個事實，中國的絕大多數人都在為這一制度作出貢獻，而我們的模式，並沒有被作為替代方案接受。

我們的中國印象是軼聞式和情緒化的

我們繼續用20世紀的概念性工具和觀念來勾勒我們的中國印象。因此不足為奇，我們只看到中國的集權，卻不能理解為什麼這樣一個制度能行之有效大獲成功。一點點謙遜和自我批評對我們來說是有益的——特別是考慮到歐洲正面臨的巨大的存在問題。

但對於中國的分析與比較，德國恰恰在哲學上缺乏一種制度化的結構。我們沒有準備好用自身的力量給自己一種正確對待中國的能力。在圖書館裡，人們幾乎找不到有關中國幾千年傳統的跡象。少量我們能夠拿到手上的，無非是摻了大量水分的被異化了的翻版。

用可以理解的模式取代後殖民主義的強權手段

我們將繼續在歐洲的鄉土意識的轉盤裡轉圈，而不肯投資於基礎建設和發展適合的科學框架。我們的中國印象是軼聞式的和情緒化的。而本來通過與中國建設性的辯論,有機會以可信的方式，在全球範圍內思考民主、人權、自由和尊嚴：以實現憲政愛國主義、實質性民主、全球可持續、公平和共同負責的經濟。

沒有理由害怕中國。更應該害怕的倒是，搖著頭看著中國的成長，卻忘掉了我們自己本來的責任。如果我們真像我們相信的那樣認真對待並理解民主和人權，那麼我們就應該拿出一套在中國的經驗世界中可以理解的模式，而不是像現在這樣，秀後殖民主義的強權手段。

我們需要討論的誠意

因此，我們必須清楚說明，為何我們認為以目前我們的這種方式制度化的民主是如此之好，它也能使中國更強大更公正。這對人權同樣適用。這裡我們需要一個討論誠意的基礎。目標是，出於兩國文化的基本態度，對人權問題上希望的和可行的，展開無意識形態的現實的討論。

對鄧小平，我們可以利用舊的知識，當涉水通過一個滿是石頭的河流，每一步都要謹慎、小心、目的明確、且最好不要領頭獨行。

在一個多極的世界裡，中國只要尚處權力的中心，便沒有問題。然而，這一說法的諷刺意義對「中央帝國」來說尚不明顯。仍有很多東西，中國是可以向我們學習的——這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利。

（歐洲時報駐德國記者胡旭東摘譯，轉載請註明公眾號German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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