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中華文化

這裡所以要說再造，而不說繼承發揚或重建，是由於"繼承和發揚"帶有從整體上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重建"，又帶有從整體上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意思。使用"再造"這個詞，較能表達我們為了中國經濟、政治、社會的充分全球化、充分現代化，合理吸收中外古今一切優性文化，對中華文化進行再創造的意思。 再造中華文化的方針應以全球化為主，以民族化為輔。如果沿用中國固有的體用之說，也可以說：以全球化為體，以民族化為用。 不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主體，並不是說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光輝燦爛的時候。中國是世界上的文明古國之一，曾經同埃及、巴比倫、印度相繼成為世界文明的中心。印度古代史詩《摩訶婆羅多》記載：公元1400年前的印度婆羅多王言："嘗親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雲。由此可見，在距今3400年以前的中國殷商時期，印度人就把中國稱為支那，而且讚揚中國"文物特盛，民多智巧。"中國文化的繁榮進步延續了近三千年，孕育過西周典章、先秦學術、四大發明和漢唐盛世，到了公元14至18世紀，世界文化的重心轉移到西歐。發源於希臘、羅馬，經歷過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的地中海沿岸地區以及18世紀勃興的北美成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在現代和當代，共建全球化主流文化的科學文化、市場經濟和以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為內容的政治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從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中產生出來，而是從西歐和北美輸入的。 我認為：作為人們精神狀態和心理素質的狹義文化有三個層次，即：以語言、文字、圖像、器物和風俗習慣等文化符號和形式為內容的表層文化；以價值觀念、科學原理、道德規範、審美標準為內容的核心文化；以人們內心深處潛在的特殊心理素質為內容的深層文化。核心文化是決定時代性質和人類共同發展方向的文化，它是放之

四海而皆準的普世文化，必須全球化。表層文化，只是文化的符號和形式，應該實行民族化、多樣化，但應尋求各民族表層文化互相溝通和交流的形式和方法。深層文化已經形成一個民族的遺傳基因，保守性最強，變異性最少，而且同核心文化沒有衝突，應該而且只能實行民族化。 這裡，先講一講中國漢族和那些基本漢化的少數民族的深層文化結構（以下簡稱中國人）。中國人的思維模式，直觀思維優於邏輯思維；具象思維優於抽象思維；整體思維優於分門別類的分析思維；注意平衡和諧優於競爭、冒險；求善求實用優於純粹求知的知性思維；等等。受過現代西方教育的人，雖然也學會了邏輯思維、抽象思維、分析思維、知性思維以至競爭、冒險精神，然而，讓兩個具有同等教育程度的中國人和西方人比較，中國人仍然更長於直觀、具象、綜合、實用、平衡、和諧。 中國人的思維模式，決定了他們長於以簡馭繁。一支毛筆可軟可硬，可粗可細，能寫能畫，能皴能塗，變化無窮。兩支筷子，可以挾菜，可以扒飯，可以切肉，比西方人的刀子、叉子更加運用自如。一個二進位的算盤，可以加減乘除，可以開方，可以把圓周率計算到零以下的十幾位。中國人搞建築設計和改裝機器，也是由繁到簡者多。在文學方面，中國人崇尚簡潔，惜墨如金，沒有大段大段的心理描述和風景描寫，只有惟妙惟肖的幾筆勾畫，而且寫景、寫情、寫心理狀態是同書中人、劇中人的動作和語言融為一體的；中國人的學術論文也少有繁瑣的論證。中國的戲曲舞台，一張桌子可以象徵一張床、一道城、一座山；四個兵可以代表千軍萬馬；在舞台上，刺繡不用針，餵雞不用雞，騎馬不見馬，只用手勢和口技就表現得栩栩如生。中醫注重調整人們的四肢百骸、精神和肉體、經絡和穴道的整體功能。中國的詩、文、書、畫，特別講求"神韻"、"意境"、"風骨"，講究"意在言外"、"力透紙背"、"得魚忘筌"；講究"超然象外、得其環中"，"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以上四句見司空圖《廿四詩品》）講究"畫到形神飄後處，更無真相有真情"。（見倪雲林詠畫詩）中國人的骨肉之情、男女之愛、朋友之誼、鄉土之戀，也有一種不同於外國人的潛在情愫，有些長期生活在西方，在價值理念、行為規範、語言文字方面完全西化的人，如胡適、林語堂、趙元任等，仍然不改其中國文人的氣質。這說明：他們的深層民族文化素質沒有改變。但是，保持其深層民族文化素質同他們在價值理念、行為規範、科學精神方面的充分世界化，並沒有衝突。 表層文化和深層文化的產生和發展，來源於民族的生理素質、心理素質、地理環境和文化自身的積累，同這個民族的制度文明沒有多大的關係。核心文化的主要來源則是經濟、政治方面的制度文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文化有兩大基石，一個是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一個是大一統一元化的君主專制、家庭專制、社會專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又由自然經濟發展而為計劃經濟，由古代專制發展而為更加嚴密，更加無所不包、無孔不入的現代專制。中國古代和現代的制度文明，都不可能產生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等具有普世價值的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它們只能在西歐和北美的

市場經濟和民主政制中產生出來，輸入進來。 有人以反對"西方中心論"為借口，反對來自西方適用於全世界的普世價值，他們認為，引進來自西方的普世價值，就是維護"西方中心論"，就是不愛國，就是屈從西方大國的霸權主義。這裡從三個方面來回答上述責難。 第一、世界歷史上的文化中心不斷轉移，相繼出現過埃及、巴比倫、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等處於中心地位的文化，而在中心轉移的過程中，下一個中心都要從上一個中心吸收其文化資源。例如：由希臘、羅馬文明發展進化而來的西歐、北美文明，不僅充分引進了中國的四大發明、二進位制和絲綢、茶葉、瓷器三大產品，而且吸收了中國的儒家、道家的學說和文官制度和監察制度，傑弗遜在說明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理論依據時還說他的依據之一是孔子的思想。現在，中國作為文化中心的時代早已過去，歐洲和北美作為文化中心的時代尚未結束。我們要以平常心態對待西方文明。不要以為西方文明僅僅屬於西方國家，而要看到西方文明吸收了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今天已經反映在聯合國的憲章、宣言、決議和國際公約中，成為全人類共同的財富。既然在中國文明居於中心地位時，全世界都學習和吸收過中國的文明成果，那麼，在西歐北美成為世界文明中心的時代，我們中國人為什麼不去學習和吸收西方文明來改善和提升自己，爭取再現昔日的輝煌呢？ 第二、什麼是愛國，怎樣去愛國？甘居落後，死抱著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蒙昧主義、計劃經濟那一套東西的人，不是愛國，而是誤國和害國。只有努力爭取我們的祖國走向富強、民主、文明，我們的人民享受自由、富裕、幸福，才是愛國。這就需要我們發展市場經濟、現代科技和實踐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的普世的先進理念，而拋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蒙昧主義和計劃經濟那一套阻礙國家繁榮進步和人民自由、幸福的東西。 第三、效法西方文明同反對西方大國的霸權主義並不矛盾。 我們注意到：西方一些大國的對內對外政策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國內，他們的國家制度決定了要實行自由、平等、人權、民主的先進理念；在對外關係上有時卻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尊重或者犧牲外國公民的自由、平等、人權；尤其是他們在反對發展中國家不民主的政府時，把政府利益和人民利益分辨不清，一概加以反對。加之，現在實行霸權主義的，不一定是西方大國，東方某些國家也在謀求地區霸權，公開的如伊拉克的薩達姆集團，潛在的如日本、印度的軍國主義的勢力。由此看來，防止和反對霸權主義，仍然不可忽視。不過，防止和反對霸權主義同效法西方文明並不矛盾。在80年前的"五四"運動中，"提倡民主，提倡科學"和"外抗強權，內除國賊"兩個口號不是並行而不悖嗎？現在，越是能夠效法來自西方的普世文明，就越是有利於防止和反對形形色色的霸權主義。 還有人用所謂的"東亞價值論"來抵制普世價值，維護中國以儒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東亞價值論"的創始人是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先生，提出理論根據的是海內外一批新儒學的學者們。他們認為香港、台灣、新加坡、韓國等"東亞四小龍"工業化的高速發展，創造了一種

以儒學為精神動力，在專制政治或威權政治下實現工業化的"亞洲價值"和"亞洲模式"。韓國總統金大中先生在執政前曾經發表一篇精彩論文反駁李光耀先生。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是專制主義，也不是儒學，而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投資自由、信貸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思想自由、信息傳播自由，等等。香港的廉政和法治也居於世界的前列。正是這些優勢，促使香港成為對亞洲和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自由港和發達地區。新加坡不是一個專制國家，而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因為他實行著全民普選的民主制度。李光耀先生自己說過："由於我們在任何一屆大選中失敗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做到小心謹慎，不濫用權力，而且滿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證明了我們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新加坡之所以在李光耀執政期間能夠實現威權政治，那是因為李光耀是開國領袖又具有公僕精神和卓越才能；也由於新加坡只有200萬到300萬人口，是一個小而集中的城市國家，信息的傳遞、收集、選擇十分方便，行政指揮也十分靈活。韓國和台灣的經濟起飛，並不在極權政治強化的時候，而在民主化起步以後；在它們經濟起飛的初期，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信義和家族血緣關係的因素，也許起過某些積極作用。但當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提升以後，有識之士已經感到家族關係、私人情面、"關係學"等儒學糟粕，對於民主、法治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著越來越大的消極作用。現在的韓國正在傑出的民主總統金大中先生的領導下加大"西化"的廣度和深度。2001年1月，李光耀先生也發表談話說："儒學已經過時了。"社會的發展規律，共同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次要的。在人類的遺傳基因中差異性只佔1%嘛，我們不能用特殊性來取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性。 還有一批國粹派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後資本主義"、"後冷戰主義"等後學思潮結合起來，誇大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矯正作用。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中已經產生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人際關係失調、生態環境失調等種種弊病，必須用中國文化中的群體主義、勤儉節約、中庸和諧、天人合一等"優點"來加以矯正和代替。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說明三點： 第一、西方文化中的優勢和弊病都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經過無法迴避的。我們不能害怕產生那些弊病就不去效法西方的先進文化。20世紀初期，梁啟超曾經發表過《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的文章。他說："故語以開鐵路，必曰恐妨舟車之利也；語以造機器，必曰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曰恐悖純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校，必曰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辦武科，必曰恐民挾武器以為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曰恐民藐法以滋事也。"但是"防弊愈密，為弊愈甚"。最後，梁啟超做出結論說："因噎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東西哲學及其比較》一書中說：我們東方文化"所有的不及人之處，就在於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我們不待抵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之路，所以，至今還見厄於自然。我們不待有我，就去講無我；不待個性伸展就去講屈己讓人，所以至今也未曾有得從種種權威中解放出來。我們不待理智條達，就去

以儒學為精神動力，在專制政治或威權政治下實現工業化的"亞洲價值"和"亞洲模式"。韓國總統金大中先生在執政前曾經發表一篇精彩論文反駁李光耀先生。香港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不是專制主義，也不是儒學，而是英國式的自由主義：投資自由、信貸自由、經營自由、貿易自由、思想自由、信息傳播自由，等等。香港的廉政和法治也居於世界的前列。正是這些優勢，促使香港成為對亞洲和世界經濟舉足輕重的自由港和發達地區。新加坡不是一個專制國家，而是一個威權主義國家，因為他實行著全民普選的民主制度。李光耀先生自己說過："由於我們在任何一屆大選中失敗的可能性都存在，所以我們必須做到小心謹慎，不濫用權力，而且滿足了人民的生活需要，證明了我們有治理國家的能力。"新加坡之所以在李光耀執政期間能夠實現威權政治，那是因為李光耀是開國領袖又具有公僕精神和卓越才能；也由於新加坡只有200萬到300萬人口，是一個小而集中的城市國家，信息的傳遞、收集、選擇十分方便，行政指揮也十分靈活。韓國和台灣的經濟起飛，並不在極權政治強化的時候，而在民主化起步以後；在它們經濟起飛的初期，儒家文化中重視道德、信義和家族血緣關係的因素，也許起過某些積極作用。但當他們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提升以後，有識之士已經感到家族關係、私人情面、"關係學"等儒學糟粕，對於民主、法治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有著越來越大的消極作用。現在的韓國正在傑出的民主總統金大中先生的領導下加大"西化"的廣度和深度。2001年1月，李光耀先生也發表談話說："儒學已經過時了。"社會的發展規律，共同性是主要的，特殊性是次要的。在人類的遺傳基因中差異性只佔1%嘛，我們不能用特殊性來取代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共性。 還有一批國粹派同西方的"後現代主義"、"後資本主義"、"後冷戰主義"等後學思潮結合起來，誇大中國傳統文化對西方文明的矯正作用。他們認為西方文化中已經產生了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和人際關係失調、生態環境失調等種種弊病，必須用中國文化中的群體主義、勤儉節約、中庸和諧、天人合一等"優點"來加以矯正和代替。在這個問題上，我想說明三點： 第一、西方文化中的優勢和弊病都是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經過無法迴避的。我們不能害怕產生那些弊病就不去效法西方的先進文化。20世紀初期，梁啟超曾經發表過《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的文章。他說："故語以開鐵路，必曰恐妨舟車之利也；語以造機器，必曰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曰恐悖純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校，必曰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辦武科，必曰恐民挾武器以為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曰恐民藐法以滋事也。"但是"防弊愈密，為弊愈甚"。最後，梁啟超做出結論說："因噎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先生在《東西哲學及其比較》一書中說：我們東方文化"所有的不及人之處，就在於步驟凌亂，成熟太早，不合時宜。""我們不待抵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之路，所以，至今還見厄於自然。我們不待有我，就去講無我；不待個性伸展就去講屈己讓人，所以至今也未曾有得從種種權威中解放出來。我們不待理智條達，就去

崇尚那非論理的精神，就好專用直覺，所以至今思想也不清明，學術也都無眉目。並且從這種態度，就根本停頓了進步，自其文化開發之初到數千年之後，也沒什麼兩樣。"梁啟超和梁漱溟先生在80年前所講的這些看法並沒有過時，不論各種"後"字型大小學派揭露的西方文化的弊病是否準確，中國大陸目前還處於前現代時期，我們今天並不是缺乏群體主義，而是缺乏伸展個性、尊重個人權利和個人人格的精神；並不是缺乏中庸和諧，而是缺乏平等競爭、爭先冒險和探索、創造精神；並不是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導致了精神空虛和資源浪費，而是貧窮、蒙昧和政治專制、分配不公，社會不平等、不民主造成了種種重大的社會問題。 第二、當代西方世界，從機械的自然觀轉向有機的自然觀；從強調生存競爭轉向注意生態平衡；從直線式的進化論轉向螺旋式的發展觀；從分門別類的分析思維轉向整體思維；從靜觀的知性分析轉向能動的知行結合。國內外有些學者認為中國文化似有先見之明，認為在21世紀中國文化有取代西方文化的趨勢。我們承認中國文化有自己的特點和優勢，但是，我們不能把中國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看作現代的有機自然觀和生態平衡觀，不能把中國式的歷史循環論看作螺旋式前進的現代發展觀，不能把缺乏精確科學分析的模糊的整體思維，看作在分門別類的實證科學基礎之上的整體思維，不能把偏於實用哲學和倫理道德的知行合一，看作在全面知性分析基礎上的知行合一。具體來說，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觀，認識到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互相聯繫、互相制約，中國的道家還主張人類要順應自然，這是正確的。但是，把自然進化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看作完全一致，卻是謬誤的。事實上，自然界的生存競爭、適者生存是正常的，人類社會的弱肉強食卻是不義的，是應該矯正的。中國的天人感應學說，把認識等同於天意，把景星、瑞雲和日蝕、月蝕、彗星出現以及地上的麒麟、鳳凰、靈芝、瓊花、麥秀兩歧等自然現象同人間的禍福治亂聯繫起來，那更是迷信了。運用"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可能解決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問題的。中國古代的歷史循環論，就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治久必亂，亂極必治。這反映了古代的中國人沒有找到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的長治久安之道，只能在一種相同的自然經濟和專制政治中周而復始地改朝換代。毛澤東繼承和發展這種歷史循環論，他要搞"七、八年再來一次"的不斷革命，以便"由大亂達到大治"。這種歷史循環論是不斷製造災難的理論，他同現代的螺旋發展觀毫無共同之處。現代的螺旋發展觀，是說：社會發展的總的趨勢是前進的、是向上發展的；但不是每一個時期、每一個環節都是前進的、向上的，而是有進有退的。例如：20世紀，在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方面是大發展的時代，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巨大物質財富，形成了經濟、科技全球化的局面。但是，在政治上和國際關係上，既有大倒退，又有大進步。一方面，發生了兩次空前殘酷的世界大戰，犧牲了一億人的生命；發生了半個多世紀的全面冷戰和局部熱戰；出現了以德國和蘇聯為代表的兩種空前殘酷的極權制度，又犧牲了一億多人。另一方面，產生了維護世界和平和保障人權、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聯合國，形成了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標準，出現了80

多個民主國家。還有，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持中、和諧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之一。儒家實現持中與和諧的方法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有等，尊卑有序；道家實現持中、和諧的方法是"無知、無欲、無為"。如果用這種方法來克服西方社會競爭過激、消費過度而造成的人際關係的失調，那是葯不對症，不可能達到持中、和諧的目的。現代社會要實現持中與和諧，只能在效率與公平之間、資源與消費之間找到一種能夠用數量表達出來的量度，通過制度與法律，爭取它們之間的大體平衡。至於中國文化中的群體主義，那是完全不能代替西方文化中的個人主義的。個人主義不是缺陷，極端利己主義才是缺陷，所謂個人主義，就是權力、責任、利益，都要以個體的人為承受對象。這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也是人權、民主、法治的基石。中國式的群體主義則是：個人被抽掉了，群體被架空了，人民被抽象化了。這樣的群體，就不是馬克思所提倡的"以每個人的自由為條件實現一切人的自由"的"自由人的聯合體"，而是馬克思所批評的"虛假的集體"。美國人是最強調個人主義的，但是，美國人的社會公德和對公共事業的責任心遠遠超過口頭上標榜集體主義的中國人。中國大陸有一首早已流行的民謠："50年代人幫人，60年代人整人，70年代人騙人，90年代各人顧各人"。這是對中國式的集體主義的最大諷刺。 在上面，我講了再造中國文化必須以現代的普世價值作為核心內容。那麼，中國人能不能接受這種普世價值呢？能夠，完全能夠。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的普世價值，雖然明確、系統的理念產生於西方，可是，在中國文化中都有與其相容、相通的思想資源。例如：中國的儒家、道家、佛家都尊重人的地位，人的生命，人的需要，人的本性。他們把天、地、人並列而成為"三才"，莊子說："人者，天地之心也"。老子說："天地之大德曰生"。佛家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儒家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說："食，色，性也。"還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中國各家都提倡人學，反對仇恨和殘殺。孔子說："仁者愛人"。孟子說："勝殘去殺"，"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墨家主張："兼愛，非攻"。佛家提倡大慈大悲，老子也強調仁慈。以上這些思想資源都是接受和推廣自由、平等、人權、民主、法治這些普世價值的基礎和有利條件。 再造中華文化，還要採用正確的方法。 第一、首先解決制度文化的問題 "五四"新文化運動採用的方法，是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判舊思想，舊文化。魯迅致力於改善國民性，也是採用這種方法。這在運動初期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思想是要先行的。但是，在"五四"運動80年以後，今天中國有些先進的學者仍然停留在強調公民教育和思想啟蒙方面，這恐怕不夠了。就文化問題解決文化問題，這也是中國舊有的傳統。這個傳統恐怕也要打破，要把思想啟蒙的成果不失時機的落實到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廿年改革的經驗證明，當農民突破了人民公社的舊體制，建立了家庭承包的新體制以後，安土重遷，因循守舊、逆來順受的觀念大大減弱了，民主選舉幹部和自己參與管理的要求大大提高了。在廣東和江蘇、浙江等經濟發展較快地區，"官本位"和"

農本位"的社會已在向工商社會發展，企業文化和村社文化開始發展起來。看來，改革開放的自然順序，是由經濟到政治再到文化。經濟政治體制改革起來了，文化才會發展和進步。單純在文化上做文章不行；只搞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不去再造中華文化也不行。 第二、改革和發展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 人們一生所使用的知識和能力，學校只能提供一部分，大部分要靠走向社會以後的學習和實踐去獲得。但是，人們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致知途徑、審美情趣，基本上要在15年到20年的學校教育中養成；而且，從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走上社會以後又會教育和影響許多接受學校教育不多的人。所以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是再造中華文化的主要基地。現在各級學校缺乏一門最重要的公共課程，就是公民教育。應該在中學和大學一切院、系、專業都設立公民課，教育內容是一個現代中國的公民按照中國憲法和聯合國的憲章、宣言和國際公約應當享受的權利和應盡的義務，以及如何維護公民權利和履行公民義務。公民課程和道德教育，還必須以普世公認的先進的價值理念和道德規範，徹底清除奴化教育的內容。其他課程的教育內容要進一步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最先進的科學文化、政治文化和社會文化。同時要注意智育、德育、體育、美育的全面發展，提高全民族的綜合素質。 第三、對優性文化的吸收、張揚和對劣性文化的清除、排拒，不能採取行政方式和強制手段，只能運用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重點是一切古代和現代的專制主義、奴隸主義、蒙昧主義，而對現代迷信和現代專制的批判是重中之重。不過，這又同官方的要求不一致了。官方對於目前兩岸三地充斥銀幕、熒屏和出版市場的美化帝王、后妃、文臣、武將以及惡俗的武打、警匪、色情、無聊的作品，聽之任之加以縱容，而對那些宣傳現代迷信、現代專制主義的東西又當作主旋律作品，不惜工本、不顧讀者和觀眾的意願大力製作。相反的，對那些批判現代迷信、現代專制、現代奴隸主義和宣揚普世進步理念的作品，卻又視若洪水猛獸，竭力加以封殺和打壓。所以，問題又回到根本上，回到制度文明上了。不解決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不解決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問題，再造中華文化是無從談起的。不過，我們民間知識界可以盡其所能先幹起來，不能邁大步，就邁小步。再造中華文化，起步可以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先，發展和完成只能在政治體制改革之後。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在核心文化改造以後，作為文化符號和形式的表層文化，也會自然而然的發生一些變化，但是，中國的語言文字和良風美俗是會保存下來，以它的特殊色彩豐富世界文化的百花園。至於深層文化，你就是放任自流，它也不會大變，不會消失，如能有意識的加以開掘和發展、提升，它就會更加異彩紛呈，顯示出中國文化的永恆的魅力。 原載《中國之春》，轉載新世紀(9/10/2001 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