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

　　［摘要］本文依據《廓爾喀紀略》等原始史料，扼要地敘述清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廓爾喀第二次侵略西藏及清廷遣軍入藏收復失地，深入廓境，接受求和的全過程，並清晰地交代作戰期間清中央、清駐藏官員與西藏地方當局三方面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適為筆者《第一次廓藏戰爭（1788—1789）中的議和潛流》（載本刊2007年第1期）的續篇。

　　［關鍵詞］乾隆；西藏；廓爾喀；廓藏戰爭

　　［中圖分類號］E29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57（X）（2007）04-0033-18

　　一、1789—1791年間西藏短暫的和平

　　從第一次廓藏戰爭結束到第二次戰爭再起，西藏有近兩年短暫的和平，而統治階層中的人事糾紛更加嚴重化。主要是第八輩達賴喇嘛之兄羅布藏多爾吉（blo-bzang-rdo-rje）、弟羅布藏根敦扎克巴（blo-bzang-dge-vdun-grags-pa，達賴叔阿古拉之子，與達賴同母）二人被人控告專權用事、貪污舞弊、強佔地畝、與管理達賴財庫的商卓特巴（官名，phyag-mdzod）等聯手斂取錢財，而同噶倫不和①（註：《清實錄》［Z］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戊辰上諭譴責達賴喇嘛的兄弟等轉敬紅帽喇嘛，令與第穆、濟嚨二活佛同坐。按：此處的紅帽喇嘛應指寧瑪派活佛，非在尼泊爾的沙瑪爾巴。參見《明清史料》［Z］，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庚編第9本第840—842頁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兵部移會、九月鄂輝奏摺，第844—845頁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戶部移會。伯戴克著，沈衛榮、宋黎明譯：《1728—1959西藏的貴族和政府》（L.Petech，Aritocracy and government in Tibet1728—1959）［M］，中早期拉魯家族條，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但駐藏大臣舒濂袒護他們。舒濂參奏另一位駐藏大臣普福，而普福也參奏舒濂。乾隆五十五年（1790）夏曆四月，命成都將軍鄂輝入藏查辦。五月，帝將舒濂撤職，命雅滿泰再次赴藏，協助普福。又以普福一味顢頇姑息，七月也革去駐藏大臣，降為三等侍衛，命保泰去藏代替。即兩大臣幾乎同時更換。八月，命去職的舒濂押送達賴喇嘛的兄弟及達賴的商卓特巴等8人來京。這就是把達賴家族中掌權分子調離西藏。又命濟嚨（rje-drung）活佛也從西藏回京師，遣噶勒丹錫哷圖（按：蒙語，即甘丹池巴）禪師阿旺楚爾提木（ngag-dbang-tshul-khrims）再度入藏輔佐達賴喇嘛，整頓政務。鄂輝到拉薩的時日不明。雅滿泰於十月二十日、保泰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噶勒丹錫哷圖於十二月初九日先後到拉薩（註：雅滿泰、保泰抵藏時日見《廓爾喀紀略》［Z］（西藏學漢文文獻匯刻影印本，以下簡稱《廓略》）卷38，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十四日條。但據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普福折雲保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抵藏，見《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檔案史料彙編》［Z］（以下簡稱《元以來》）第4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年，第1638頁。噶勒丹錫哷圖五十五年八月二十一自京起程（《清實錄》五十五年八月己巳條），十二月九日抵藏（《元以來》第5冊，第1995頁，保泰、雅滿泰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折）。普福革職年月，見《廓略》卷43，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諭。）。噶勒丹錫哷圖再度來藏只住了三個半月，次年三月二十七日病沒。②（註：《清實錄》五十六年五月庚申條。L.Petech，The Dalai-Lamas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88，pp.125—147.D.R.Regmi，Modern Nepal，Vol.1，p.436（Calcutta，1975 Revised edition）.）

　　前此，巴忠在藏時，已上報達賴家族攬權的弊政，鄂輝這次查辦舒濂案件奏上的十條改革事宜③（註：《清實錄》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乙酉條。）也反映出噶倫的權力大部分落入達賴兄弟之手，駐藏大臣無從過問的問題。以故鄂輝認為：此後西藏地方職官的任免賞罰、田產的賞給抄沒、免差執照的發放收回等，應基本上先由4名噶倫擬好方案，稟告駐藏大臣與噶勒丹錫哷圖共同審酌，最後由達賴喇嘛決定；達賴喇嘛的隨侍官員過多，應予裁減；達賴倉庫的啟閉、收入支出的審計，須由噶倫監督，如此可望恢復及擴大噶倫和駐藏大臣的權力。這十條與此前巴忠、鄂輝在第一次廓藏戰爭接近結束時所籌議的十九條善後事宜④（註：《明清史料》庚編第九本第821—828頁內閣抄出鄂輝等奏摺，又《元以來》第2冊第641—657頁收和珅等議復折。）都是後來福康安等改革藏政的先聲。

　　二、1791年7月扎木事件

　　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初，廓爾喀派大頭目一人、小頭目二人來拉薩，⑤（註：福康安從堪布羅布藏丹津口述知五十五年秋廓方派兩名前此入京納貢的頭人來拉薩索取銀兩，聞得阿旺簇爾提木奉旨來藏，不敢停留，即於十一月回去，這又是一說。見《廓略》卷18，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條。）欲索取依照廓藏密約藏方應付的年度贖銀。噶勒丹錫哷圖到拉薩後，認為此事「不成體制」，不許噶倫等付給⑥（註：湯池安譯、鄭堆校：《多仁班智達傳》［Z］（以下簡稱《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5年，第324頁詳記噶倫丹津班珠爾等4人面受噶勒丹錫哷圖斥責事。）。達賴喇嘛此時也同意拒付。廓方頭目還帶來銀錢數馱，作為樣式，曾向噶倫丹津班珠爾（bstan-vdzin-dpal-vbyor）說：新鑄銀錢一個仍當舊錢兩個行使，丹津答以「合同」議定廓鑄銀錢一個當一個半行使，何以翻悔。頭目請求朝廷再賞給廓爾喀王子喇納巴都爾（Rana Bahadur）俸祿和土地，後來駐藏大臣普福答覆雲天朝封予廓爾喀王子以王爵並賞物，已經是格外恩施了，無賞給俸祿地方之例。廓方頭目還接到陪伴廓使返國的漢官嚴廷良自陽布回藏順便帶來的王子呈皇帝的謝表和貢物及給大學士和珅、將軍鄂輝、提督成德、總兵穆克登阿、張芝元等的信件及禮物。此時鄂輝尚在拉薩，他與已免職的普福都認為謝表未派專使送至北京，且貢物只四樣過少，皆非鄭重其事，故表文貢品及信件等都未閱看，也不予接受，鄂輝即發諭告知廓爾喀須重新來過。這件大事，鄂輝向十月二十日到藏的雅滿泰交代過後，二十二日即離藏返川，卻未上報朝廷。雅滿泰、保泰也拖延不奏，（這一事件在戰爭爆發後兩年內逐步揭露鞫實，構成大案，皇帝十分憤怒，戰爭結束後鄂輝受到懲處。）廓頭目們既然一事所成，冬間，雅滿泰、保泰蒞藏，他們只好拜辭，先後返國。⑦（註：《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條、卷48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條引福康安等奏，《明清史料》庚編第9本第868—872頁內閣抄出福康安等奏摺。）

　　據《多仁班智達傳》，噶勒丹錫哷圖得知此前議和付銀贖地一事系達賴喇嘛叔父主持，態度遂軟化。而實際上，據《廓爾喀紀略》，達賴已派卓尼爾喇嘛·敦珠布彭楚克（按：don-grub-phun-tshogs，此人曾參加乾隆五十四年秘密締約，另據《衛藏通志》卷13上，還有俗官博爾東，spor-gdong-pa）到邊境上言，廓爾喀已成為大清的藩屬，既與西藏永相和好，西藏不應復照前議給銀。廓爾喀不允，叫卓尼爾喇嘛等返回告知達賴喇嘛另派妥當的人前來。①（註：另據《傳》第325頁云：此時廓方還要求西藏派達賴喇嘛的叔父和班智達來。）乾隆五十五年十月達賴喇嘛再派堪布喇嘛·托格穆特（thogs-med）、商卓特巴·吉彌敦第、孜本·第卜巴（bde-spug-pa）攜帶元寶150個赴廓爾喀商量付銀之事，打算談判不成，退一步以此數付給，將前立合同撤回，永斷葛藤。對方又以托格穆特地位不高，指名要噶倫丹津班珠爾和達賴喇嘛的叔父前來邊界面議。②（註：據《廓略》卷20，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條引福康安詢問敦珠布彭楚克等奏，又卷24，五十七年三月十五日條引福康安奏。）但達賴喇嘛的叔父，即促使私和的阿古拉，已在當年逝世③（註：沈衛榮、宋黎明譯：《1728—1959西藏的貴族與政府》，第36頁。）。托格穆特病死於尼泊爾、第卜巴病死於尼藏交界。

　　噶勒丹錫哷圖乾隆五十六年（1791）三月二十七日病沒。④（註：《清實錄》五十六年五月庚申條。L.Petech，The Dalai-Lamas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88，pp.125—147。D.R.Regmi，Modern Nepal，Vol.1.p.436（Calcutta，1975 Revised edition）.）噶勒丹錫哷圖死後，達賴喇嘛始再度獨攬政權。五月十一日，奉達賴之命，噶倫丹津班珠爾、噶倫玉托·扎什敦珠布（g·yu-thog-pa-bkra-shis-don-vgrub）、扎薩克喇嘛噶勒桑丹結（一譯格桑定結，skal-bzang-bstan-vdzin）等自拉薩起程，名為去聶拉木（gnga-lam，Kuti）一帶巡閱防軍，（按：此是按五十四年閏五月鄂輝巴忠等奏善後事宜第六條執行）修葺廟宇，以此報告於駐藏大臣，實則應廓爾喀之約至邊境上繼續談判贖銀之事。⑤（註：《廓略》卷16，第262頁，乾隆五十七年一月十五日條，鄂輝、舒濂奏扎薩克喇嘛供詞。）他們恐怕托格穆特等此前帶去元寶只及半數，難以用來撤回「合同」，復帶元寶150個前往，⑥（註：《廓略》卷20，第324頁，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條引福康安奏。）經過日喀則、協噶爾（Shel-dkar，今定日縣治）時，分別有札什倫布寺的代表、薩迦寺代表參加，而駐聶拉木當地的代本將結（江結、扎羅結，lcang-can）也被指定是這個談判團體的一員。六月上旬，丹津等一行抵達聶拉木的沖堆（Tshung-vdus），其中，扎薩克喇嘛、扎什倫布寺和薩迦寺的代表受自巴勒布（尼泊爾）來會的紅帽沙瑪爾巴喇嘛的誆誘，先去聶拉木的扎木（樟木、查木，Vgram）。六月二十二日（1791年7月22日），在沖堆發生丹津、玉托二噶倫和將結代本被廓爾喀軍突襲俘虜事件。

　　關於這場流血事件，丹津班珠爾在所著《多仁班智達傳》里有詳細生動的記述。據云時藏方噶倫代本3大員及隨員侍從100人，極力反抗格鬥，因寡不敵眾，死傷慘重，藏官員死者3人，丹津的隨從死者35人，重傷者7人，玉托和將結的隨從死傷的更多。廓爾喀方面策劃襲擊者是乾隆五十四年濟嚨和談的當事人之一噶布黨·瑪木薩野（巴穆薩野，bam-shah）和噶箕·旦姆達爾邦里（vdam-dhar-pa-rngas）。⑦（註：噶布黨（達）應即Captain，噶箕Kazi，皆廓爾喀官職名。《廓略》卷15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卷24三月十五日兩條下崗噶勒塔則西供雲奉王叔命，到聶拉木談判者有達薩勒克德哩。）

　　《傳》續雲丹津等3人被俘，押到樟木（扎木），見到紅帽喇嘛，遂與在當地的扎薩克喇嘛噶勒桑丹結、扎什倫布寺代表碟窩扎甲巴、准西如巴（？）、薩迦寺代表策勒車木（？tshul-khrims）、第巴博董（博爾東，spor-gdong-pa）、第巴湯瑪（塘邁，thang-smad）、醫生擦嚨（tshong-rong），另外有聶拉木教習兵丁王剛、馮大成共12人及跟役，⑧（註：此12個人名則據受鄂輝等審訊的扎薩克喇嘛噶拉桑丹結的供狀。《傳》記扎寺代表是卓尼·巴庫濟仲（mgron-gner-pa-khud-rje-drung），湯瑪是其助手，醫生擦嚨巴是從日喀則請來給孜本第卜巴治病的。先去巴勒布的第卜巴返至聶拉木（《廓略》卷24，扎薩克喇嘛供詞作利提地方），病卒。《傳》無薩迦寺代表的名字。此外，還有盧獻麟、胡廷海，何時被俘不明，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釋回，見《元以來》第3冊第744—745頁。尼泊爾文獻雲，藏人慾計擒紅帽喇嘛，故引發衝突事件。殊不可信。）一起被廓爾喀軍押送到巴勒布的都城陽布。丹津等被拘禁在尼泊爾吉絨噶速大塔（清譯「甲嚨克楚」，Bya-rung-kha-shor）附近，鄰近紅帽喇嘛的邸宅，受廓人的看管。代本將結年邁，遘疾死於當地。藏人兩次所攜元寶共300個，被沒收了180個。丹津、玉托羈押在陽布1年多。丹津被俘約2個月後，其父班第達復受皇帝命再任噶倫，後以72歲卒於拉薩，未及見丹津的獲釋。⑨（註：《傳》第20章。丹津與玉托獲釋最晚，扎薩克喇嘛、第巴博董（博爾東）先歸來，見《廓略》卷16，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五日條引鄂輝、舒濂奏；卷23，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條引福康安奏。）

　　與聶拉木陷落的同時，廓爾喀入侵軍分兩路，一由聶拉木至第哩朗古（Ding-ri-glang-vkhor，今定日），一由濟嚨（Skyid-grong，今吉隆縣境內）進攻宗喀（Rdzong-dgav，今吉隆縣治）。唯瑪木薩野從聶拉木繞道薩迦直趨日喀則。

　　三、廓爾喀再次入侵後藏，大掠扎什倫布寺

　　乾隆五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駐藏大臣保泰、雅滿泰急報中央雲廓爾喀人佔據聶拉木，圍困噶倫代本，至於其入犯的原因，保泰等傳問班第達，答云：

　　「上次廓爾喀侵佔邊界時，蒙大皇帝發兵到來，廓爾喀畏懼投降，彼時將軍大人們定立邊界，兩家再無爭競，具有甘結合同。只因唐古忒每年在聶拉木收取伊等稅銀最重，又給予伊等鹽斤不好，已故噶布倫索諾木旺札爾（bsod-nams-dbang-rgyal，《頗羅鼐傳》作者噶倫策凌旺扎爾之孫）亂行侵漁該處商民貨物，伊等屢懷憤恨，所議賠償伊等各項一時不能完結，是以我等私相定議，連利息核算，共計銀四萬五千兩，作為三年償還。本年五月，已將本年之項送過。去年廓爾喀寄來信字雲汝等若再給一年，可以讓免一年之欠，令派大頭人講議此字。噶布倫等巡邊之便寄信與廓爾喀：差人到聶拉木彼此商議。今大約因此事起釁。」①（註：《衛藏通志》［M］卷13上，這一段在《廓略》卷1頭條內全刪。）

　　這段答話雖側重雙方之爭執因徵稅與鹽斤而起，但也含糊地說出藏廓曾經締結過「甘結合同」，所以是駐藏大臣為時局所迫第一次向中央透露乾隆五十四年私訂和約及其與本年起釁的因果關係。應該說，這兩名駐藏大臣來藏雖晚，已知道藏廓密約之事，尤其在本年（五十六年）四月內還接到廓爾喀來稟，求他們飭令西藏當局依前立「合同」給還銀兩並使用廓鑄銀錢，只是一直礙於巴忠仍侍從皇帝左右，鄂輝且升任四川總督（四川是支援西藏的後方），不便調查明白，故意遮掩不奏。此時引班第達的言語仍是用西藏賠償鹽務商務積欠一類浮泛之詞淡化問題的嚴重性，遮掩前年締約付銀贖地的事實。此後八月中川督鄂輝上奏也附和班第達的說法，將戰爭之再起概括雲乃西藏欠付廓爾喀「地租債賬」所致。

　　保泰還說，他將帶兵去後藏，倘軍情緊急，擬送班禪喇嘛到前藏拉薩。

　　八月二十二日皇帝自熱河避暑山莊赴圍場，途中接到保泰的奏摺，因當時保泰又咨行此折稿於四川總督，故當時升任成都將軍的成德和四川總督鄂輝也迅速奏稱：他們二人過去承辦了西藏邊事，若保泰不能妥辦，成德願去藏界剖斷。皇帝將保泰的摺子令巴忠閱看，次日，巴忠告軍機大臣：此事是他們辦理不善的結果，祈將他革職或降職，趕去藏地效力贖罪，但得不到答覆，當晚突投水自盡。這就使皇帝初步判明巴忠、鄂輝不僅以往處理藏事不當，且對上隱瞞了若干情節。他責令鄂輝繼成德帶兵入藏，以贖前愆，命代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年逾七十的孫士毅去四川代理總督。孫士毅熟于軍事，後來負責川藏一路後勤供應立了大功。

　　成德和總兵穆克登阿於八月二十二日離成都。鄂輝不等孫士毅來接任，即與總兵張芝元率軍也離成都，隨去打箭爐。九月十六日帝命乾清門侍衛額爾登保等5人由川赴藏，在成德、鄂輝麾下領隊。成德、鄂輝所帶兵士共約3000人，三分之二是今川西北阿壩地區的藏族屯練，分批西進。

　　八月三日保泰馳抵日喀則，此時定日、濟嚨分別被廓軍攻陷。宗喀被圍。十六日漢、藏、達木蒙古兵防禦薩迦，力戰失利，薩迦陷落，戰火逼近扎什倫布寺，保泰當日護送年方十歲的第七輩班禪喇嘛再次離寺去拉薩，命仲巴呼圖克圖（drung-pa Hutuktu）留守。班禪喇嘛攜帶皇帝所賜前輩的玉印金印及珠寶細軟物件甫離，4天後，八月二十一日將軍瑪木薩野（bam-shah）率廓爾喀軍進入扎寺。

　　扎寺甫聞知廓軍來犯的消息，上層喇嘛以濟仲喇嘛·羅布藏丹巴（rtse-drung-bla-ma-blo-bzang-bstan-pa）領頭②（註：《明清史料》庚編第9本第848—849頁內閣抄出鄂輝奏摺。參考佐藤長：《關於廓爾喀戰爭問題》［A］，見《中世西藏史研究》［C］，東京，1986年版下卷，第656頁。）在吉祥天母像前占卦，寫「戰」、「不戰」紙條兩張，團入糌粑丸內，放進瓷盤，拈出的是「不戰」，即告知仲巴活佛及眾僧，眾皆聽信。四大「學部」（扎倉，grwa-tshang）的首席喇嘛羅布藏策登（blo-bzang-tshe-brdan）等4人復占卜得神示云：「講和為好」，即遣人前往求和，此使者半路遁歸，於是寺內外三千名喇嘛全無鬥志，盡撤堵御，紛紛逃散，仲巴放棄職守，也攜細軟及班禪喇嘛所余貴重物件，裝載233捆，先期逃出。①（註：《廓略》卷14，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條，五人中為首者被審訊後處決，其他解京。又，卷26，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初三日條引福康安、惠齡奏。）寺中只剩下9人。廓軍入寺，將軍瑪木薩野即住進班禪習靜房內，大小頭目分據各處，將寺內金銀佛像、供器、佛塔上鑲嵌的珍珠珊瑚松石金銀花、倉庫貯藏的銀器綢緞等種種寶物，肆行劫掠損壞。皇帝頒賜上一輩班禪喇嘛的金冊竟下落不明。②（註：《廓略》卷41，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諭雲大軍受廓爾喀降後廓方交還扎寺對象中有金冊一項。）九月上旬廓軍攻附近的日喀則營官寨八晝夜不利③（註：《衛藏通志》卷6《扎什倫布營官寨關帝廟碑》。），即攜所掠財物南去。後據廓王子說，這一支軍隊回國過雪山時凍死2300餘人。

　　後藏地區的要塞失守、噶倫丹津班珠爾等10餘人的被虜、扎寺的橫遭搶掠、廓軍的分三路進攻前藏的虛聲恫嚇，極大地震驚了拉薩和中樞。八月二十五日保泰護送班禪喇嘛安全到達拉薩。兩位駐藏大臣即謁見達賴喇嘛，請移居四川的泰寧（噶達，Mgar-thar），達賴拒絕云：「若移駐泰寧，恐此地喇嘛及民人等俱至驚散，布達拉並大昭諸寺皆不能保，不如駐守布達拉，以安眾心。」二大臣因前藏兵力極薄，人心渙散，來援川軍路遠，形勢危殆，斷言「達賴喇嘛班禪斷不可仍居此處」，再次奏請移達賴班禪於泰寧或西寧。以上中央聞知，九月二十日、十月十一日兩諭嚴厲斥責保泰、雅滿泰驚慌失措，「喪心病狂，竟是無用之物」，將二人革職留當地辦事贖罪，另派奎林、舒濂分別自台灣、北京往代。而對達賴喇嘛的堅定不移，殊加讚賞，並將達賴喇嘛的從弟羅布藏根敦扎克巴，解除羈留管束，放歸西藏。④（註：乾隆五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決定羅布藏根敦扎克巴歸藏，後此僧卒於京師。見《清實錄》同年九月壬辰條。）

　　早在五月初六日帝諭著濟嚨呼圖克圖協同達賴辦事，濟嚨在赴京途中接旨折返，九月初一日抵拉薩。⑤（註：據《元以來》第5冊，第1997頁，乾隆五十六年五月初六日諭，九月初一日保泰、雅滿泰折。L.Petech，The Dalai Lamaand Regents of Tibet（Selected Paperson Asian History，Roma，1998，p.140）謂濟嚨抵拉薩在八月八日（1791年9月5日），未注出根據。）

　　時達賴喇嘛已34歲，幾年來，他放任叔父、從兄弟包攬事務，第一次廓藏戰爭時，其叔父促使秘密講和成功，而其兄弟及僧官迄把持達賴的財庫收支。到叔父病逝、兄弟被召去京師並拘留於熱河、再度蒞藏的噶勒丹錫哷圖反對每年付給廓爾喀銀兩時，達賴喇嘛必也覺得這個債欠太重，叫第卜巴、丹津班珠爾先後攜帶元寶去同廓爾喀談判，願將當年的許銀一次交清，從此永斷葛藤。不料廓爾喀垂涎扎什倫布的厚藏，再度大舉入侵。至此，他堅決守護拉薩，不聽二大臣的逃亡的建議，對時局起了極大的穩定作用。據說此前，凡去過西藏的官員，沒有人說過達賴聰慧，巴忠等且向皇帝說他談話不明晰，「木訥無能」，但這次臨危時的表現甚佳。後來福康安入藏奉詔了解其為人，以其大力支持供應清軍，接見四川藏族土兵、索倫兵丁並給與銀兩，甚加稱譽，極力否定以往的蜚議。

　　四、四川援軍入藏

　　皇帝震驚且憤怒地讀到扎寺被掠的報告，但相當準確地預見廓軍志在劫掠，冬雪迫近，必無意於前藏，即使鄂輝成德領兵到達，也許聞聲遠去。他為了一勞永逸，不受敵人牽掣而翻覆勞師遠涉，決心大舉用兵，定來年雪消後深入廓境，予敵重創，使之不敢再萌窺伺，至於廓藏之間的銀錢糾紛，他感到或許咎失不完全在廓一方，但廓爾喀既未申訴而入犯焚掠，此後一切對敵檄諭以不涉及此事為原則。後來藏中的往事逐步揭露，才知道廓人確曾派人來拉薩申訴而駐藏大臣卻遮掩不奏。

　　九月二十五日，皇帝再四思維後，計劃此次動用兵力8000餘人，以鄂輝資望職分淺輕，難勝來春統兵重任，決定調兩廣總督福康安來京，十月，委之以將軍、督辦西藏軍事，復任在平定台灣戰役中任福康安副手的海蘭察、台斐英阿等5人為參贊大臣，帶軍機處章京4員、巴圖魯侍衛章京百員，隨福康安之後起身，他們與前此奉調的黑龍江索倫、達斡爾兵千名分批取道青海進藏。

　　約在九月中，保泰、雅滿泰尚未接到撤職的諭旨，進一步報告雲，乾隆五十三、五十四年西藏官員確實與來犯的廓爾喀人私下締約並就他們二人來藏半年多內未能查明引咎自責，但說詢知西藏付給廓方的僅是「地租」及「所欠鹽稅」。約1個月後，保泰奏紅帽沙瑪爾巴（zhwa-dmar-pa）喇嘛與仲巴呼圖克圖本系兄弟，素相仇怨，自沙瑪爾巴往廓爾喀以後，廓軍屢次犯藏，或是沙瑪爾巴從中唆使。這是中央得以準確了解藏廓立約和紅帽喇嘛插手的事實的開端。十一月七日上諭於保泰所云沙瑪爾巴或勾引廓爾喀滋擾後藏，命福康安到藏後確查。同月，令軍機大臣詢問尚在羈禁中的達賴之弟羅布藏根敦扎克巴①（註：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諭命此二兄弟住在熱河布達拉扎什倫布廟內，見《明清史料》庚編第9本第844—845頁。），初次聽到最準確的權威性的報告，說藏廓私下立約且有沙瑪爾巴居間撮合，藏方付銀是為了贖回失地，巴忠、鄂輝、成德皆預聞此事。帝即命將達賴之弟所云告訴福康安。此後關於兩次戰爭的真實起因，中央及西藏前線主帥福康安等仍繼續向有干係的官員、藏族僧俗上層、廓方的戰俘、遣去尼泊爾送信或獲釋回來的人詳細詢問。乾隆五十七年正月確定巴忠乃畏罪自殺。該年六月下旬丹津班珠爾被釋放歸來在清軍營受審，②（註：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釋歸大營，福康安、海蘭察二十八日上奏，見《元以來》第3冊第744頁。）才把起因、經過徹底弄清。

　　乾隆五十六年入冬，天氣偏暖，廓軍並未後撤，仍盤踞濟嚨、聶拉木、絨轄（Rong-shar，在今定日縣境）等地。成德離成都在八月二十二日，正是扎什倫布寺陷落的同一天。十月二十六日才到拉薩。鄂輝九月十五日離打箭爐，十一月十四日抵拉薩，途上也用了2個月。自打箭爐到拉薩5300華里，共92站，看來行軍尚非一日一站，但已值寒氣日深之時，有些路段烏拉（大多用牛支）供應不足，效率過低，③（註：據（日）佐藤長教授「第二次廓爾喀戰爭」（《中世?????史研究》下，東京，1986年，第646頁）考證。又，5300里見《廓略》卷9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條引孫士毅奏，站數有所增加。）唯皇帝求戰心切，再三催促，而軍行依然遲滯，帝震怒之下，於十一月十日革去鄂輝的四川總督職務，命以副都統銜任駐藏辦事大臣（舒濂為幫辦大臣），革去成德成都將軍的職務以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聽候福康安差遣。以貴戚福建水師提督奎林（福康安的堂兄弟）為成都將軍④（註：奎林在赴藏途上病死於江卡。），山東巡撫惠齡補授四川總督，俱馳驛赴藏，先在參贊大臣上行走，協助福康安用兵。

　　鄂輝到達前藏3天之後，成德即帶兵1000餘名去後藏，而鄂輝留拉薩辦理駐藏大臣事務，約在此時，鄂輝、成德曾寄諭質問廓爾喀王子（時間不詳）。廓爾喀王子等回復說從前藏廓構釁「蒙各位大人立約講和」，此次因藏人違約，故圍困丹津班珠爾等；又給濟嚨活佛的信里則責備藏人忘記從前講和的許諾，至今未給所許銀兩，故將丹津拘留。另紅帽喇嘛也致書藏中辦事喇嘛，意思相同，且雲今後是否仍照前辦理或帶兵打仗，由眾喇嘛斟酌，聞皇帝已派將軍大人前來征討，彼年衰多病，已無能為力，但若有用彼之處，必極力相幫。⑤（註：據庄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57—458頁文並第82注引《廓爾喀檔》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份，但《廓略》卷28，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初七日條引福康安奏云：喇特納巴都爾與鄂輝稟文中說：從前扎什倫布辦事的人說過，如不依合同，你們儘管到扎什倫布來。當時寫有字據。）鄂輝又遵旨審明扎什倫布寺占卜惑眾的5名僧人的罪狀，傳集噶倫和各寺大喇嘛，眼同將為首的羅布藏丹巴剝黃處決。餘4人及仲巴呼圖克圖則解送北京。十二月初七日新任駐藏大臣舒濂再度到來，又於初九日會同審訊被廓爾喀於十月初釋歸的扎薩克喇嘛噶勒桑丹結（此外，扎什倫布寺代表、薩嘉寺代表、第巴博董也一齊獲釋），得知其拘留在巴勒布的情況，將其供詞及受尚被羈押的丹津班珠爾委託呈達賴喇嘛的稟文、交眾噶倫、父母妻子的信件，玉托的家書共5份上報。扎薩克喇嘛在廓爾喀被羈押了3個月，曾由紅帽喇嘛帶見廓王子王叔，其獲釋應是廓方考慮這些人非當政者，久久扣押無益，打算通過他向達賴喇嘛傳達再次言和之意。

　　以後，鄂輝同總兵張芝元帶領屯兵500名接續成德去後藏。舒濂在藏不滿10天，十二月十六日即病故，中央同意鄂輝提議，由乾清門侍衛額爾登保代辦前藏一切事件。

　　五、川軍收復聶拉木

　　成德帶兵於十一月二十五日至江孜，得知定結（Gting-skyes）經幾度易手，廓軍終於月初撤出，但濟嚨、聶拉木、絨轄尚未收復。十二月初一日，到日喀則，查看扎什倫布寺劫後情況，見寶物頗有損失，而僧俗人等漸次復業。成德從脅噶爾（shel-dkar，今定日縣治）進抵第里朗古（Ding-ri-glang-vkhor，在今定日境），勘探地形及敵軍分布，擇定南下攻聶拉木，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到距聶拉木30餘里的拍甲嶺，復進抵聶拉木，出敵不意，初戰攻下附近幾座小寨，這是幾年來清軍第一次同廓爾喀軍交鋒，遂包圍廓軍佔據的工事強固的原官寨。成德的革職處分因而得到寬免。①（註：《明清史料》庚編第9本第859頁乾隆五十七年二月戶部移會。《廓略》卷19，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初三日上諭。）乾隆五十七年正月初二日攻下聶拉木官寨的東邊寨房。不久，張芝元、鄂輝領兵來援，二十四日，在激烈的戰鬥後，轟毀廓軍固守的西邊寨房，全殲敵眾，生擒瑪木薩野之侄等5名頭人。圍攻中，四川藏族屯練及土司兵尤其奮勇出力。時守此寨的廓軍僅百名，成德等率500軍士圍攻，竟費時1個月攻下，可見廓爾喀人抵抗頑強。鄂輝、成德雖然得勝卻沒有受到嘉獎，反因行動遲緩且事後請求重賞，被皇帝譴責為無能畏怯、恬不知恥。

　　因為拉薩這時無大臣駐守，帝認為鄂輝辦事軟弱，成德遇事粗疏，遂命寵臣和珅之弟兵部侍郎和琳馳驛去西藏接替額爾登保主持政事②（註：福康安在五十七年正月奏請額爾登保署駐藏大臣，見《元以來》第4冊第1639頁。和琳閏四月十三日到任，見《衛藏通志》卷9，《廓略》卷31。額爾登保後隨福康安軍攻入廓爾喀。），命鄂輝俟福康安到前線後即回拉薩，往來前藏與後藏邊界之間督辦糧運烏拉事務，成德則隨福康安驅逐濟嚨的廓軍。後來成德仍回第哩朗古，等候福康安率大軍到來，未亟於前進。至福康安、海蘭察自濟嚨攻入廓爾喀境內時，成德始奉命領偏師從聶拉木南下牽綴敵軍。

　　六、統帥福康安自青海入藏

　　從西北前後入藏的官兵有（1）福康安及其隨員，（2）海蘭察及100名侍衛，（3）烏什哈達、岱森保及所率1500名索倫達斡爾兵。陝甘總督勒保、青海辦事大臣奎舒奉旨預為籌辦乘騎、運畜、糧秣、柴薪、台站、嚮導等事宜。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福康安抵達西寧，一切都已準備就緒，大致是勒保從屬下甘肅綠營調出了1500匹馬供官員使用，奎舒通過青海蒙古王公從各旗採購了3000多匹馬供索倫達斡爾兵騎用；遙接西藏沿途設立了傳遞文書信息的台站，派綠營兵和當地蒙古共同駐守，後因另有川藏驛路可用，這一線台站在全軍分批經過完畢即卷撤。

　　福康安於十二月二十日離開西寧，嚴冬中走上寒冷荒涼崎嶇的高原，並站兼行，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日（1792年2月12日）到拉薩，全程將及5000華里，包括耽擱日數在內，用了50天。他詢問藏人，皆雲對比喇嘛等行走需一百二三十日，可謂快速。在大自然的阻力下，人力畜力的消耗相當巨大，如過巴顏哈拉（Bayan-qara）時，地勢極高，他報告說：

　　「人行寸步即喘。頭目眩暈，肌膚浮腫。冬間冷瘴較之夏間尤甚。臣出口時，即已冒寒患病，茲復觸染瘴癘，略形困頓，而隨從人等亦俱頭暈氣喘，未能速行，於渡木魯烏素河後停息二日，漸就痊可。」

　　又如過瑪楚喀（Rma-chu-kha，黃河源）以後

　　「一路雪山層疊，路徑崎嶇，駝馬俱形疲乏。就地放牧以及冰大難行之處繞山行走，共計耽延七日。前聞一交藏界，氣候即可漸和，不料自過多倫巴圖爾後至西藏所屬三十九族番地，連遇風雪，天氣更覺嚴寒，程站亦愈加窵遠，兼之糞草缺乏，必須沿途撿拾，始足稍供炊爨。冒雪前行，尚無阻滯，唯馬匹疲乏，無可更換，因在察珠喀（Tsha-chu-kha）停住一日，次早勉力前進，至楚札噶拉（Chu-brag-dkar）地方，馬力更疲，且多倒斃者，差人赴各番族地方，催雇烏拉，而番子所居遼遠，一時不能齊集，守候三日，正深焦急，適鄂輝遣鹽茶道林儁自藏攜帶烏拉馬匹來迎，因將長馬酌量更換行走，方能迅速。」

　　當然，福康安只帶領官弁跟役約30人輕騎趕路，從當年氣候、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看，這確是一次冒險的試探。①（註：《廓略》卷23，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條引福康安奏。關於所行經的地名考證見佐藤長「乾隆末期福康安入藏路線考」（《中世史研究》下附錄三。））其後，沿著這條道路，海蘭察等帶領巴圖魯侍衛分3隊自西寧於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前後出發，海蘭察中途減從，只帶50人於次年二月初十日到拉薩；烏什哈達帶1000名索倫官兵從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到二月初十日從西寧分5批出發，中途由岱森保先領300名急行，到藏約3月下旬，大概路上用了2個月，其餘陸續到達約在閏四月中，因遇上大風雪，路上耗時則近3個月。②（註：《廓略》卷21、28、32，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四月二十八日、五月二十一日條引福康安奏。）

　　福康安進入藏境後接見達賴喇嘛遣來迎接的高級官員，即逐一詢問廓爾喀兩次滋事的緣由，並札詢鄂輝、成德，令將先後情節據實答覆，至藏後復遍加訪察，問及曾參與和談的僧官以至達賴喇嘛，將所得的材料上報。他的看法是達賴喇嘛迄未同意和談，唯巴忠志在講和，鄂輝成德初意尚欲用兵，及至噶倫等議定和息，即附和巴忠，隱瞞不報，提出此次進兵，於以往「私和」一事不值復提，即或西藏招釁有因，也不值得同廓爾喀人理論。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這份詳細的綜合報告送到北京。

　　七、福康安至後藏日喀則備戰

　　正月二十三日福康安於布達拉宮會見達賴喇嘛、班禪等，以面奉諭旨再次傳達嘉獎達賴喇嘛深明大義，不聽保泰內遷妄請，並正式提出將來事定辦理善後時，必須另立《章程》，逐條辦事，務使邊圉永寧。對於達賴喇嘛、班禪的回答相當滿意。及至談論公事訖，福康安斟酌上諭及實情，擬遵佛法向達賴喇嘛、班禪施禮，為喇嘛婉拒，但後來私下仍向達賴行了叩首禮③（註：《元以來》第2冊第707頁福康安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折。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年，第184頁。）。

　　福康安在拉薩停留了近27天後去後藏。在這期間，憑藉他的地位威望及大軍將到的聲勢，向西藏上層宣諭援藏用兵的意義，使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噶倫及各寺活佛、大喇嘛們積極幫助採購糧食牛羊，供應烏拉，買辦馬匹，調集炮位及配製火藥。他向俘虜等詳細了解廓爾喀部崛起擴張的經過、其領土的寬狹四至、王室內部的矛盾，弄清在拉薩久住的巴勒布商人與掌權的廓爾喀部非一族類，俾皇帝打消盡驅巴勒布商民出藏的意念。④（註：此前，鄂輝曾奏在前藏只有413名巴勒布貿易人，甚為安靜，請暫勿逐回。見《實錄》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庚子條，《廓略》不載。）二月間他檄令布魯克巴（不丹）、哲孟雄（Vbras-mo-ljongs，錫金）及界外的作木朗（Dzvum-lang，Jumla）、披楞（指英國東印度公司）等發兵合攻廓爾喀，但被皇帝批評為時過早，不夠策略。各部反應消極。達賴喇嘛也於二月九日（1792年3月1日）致函英國東印度公司首腦，促請勿聽信廓爾喀求援的讕言⑤（註：D.B.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JBORS，VoL.19，Part4，1933，P.375—376.）。

　　早在上年，即乾隆五十六年廓軍掠走扎寺寶物而四川官兵還未到拉薩時，十月十一日，原駐藏大臣保泰等接到軍機大臣用保泰、雅滿泰的名義代寫的諭帖，帝命發給廓爾喀，遂譯為巴勒布文，十月十七日令綠營馬兵范忠送去，十一月二十六日范忠到達陽布，見到廓爾喀王子、王叔，十二月中成德領軍自第哩朗古南下擬攻聶拉木時，途中遇到回來的范忠，他帶來廓爾喀王子拉特納巴都爾給（Rana Bahadur）保泰、雅滿泰的回信，其中提到「以往」也曾給保泰、雅滿泰稟帖，但兩位大人並不為彼等做主，也不回復。信件經成德上繳，皇帝審閱指出：「以往」之事必在廓爾喀侵犯邊界之前，為什麼二臣那時沒有奏明，也不將原稟一併進呈，命福康安詳加查訊，結果，保泰交出原稟及譯件，證明此事發生在去年四月，彼時戰爭尚未發生，保泰等據來稟已知因私立合同許銀退地引發糾葛，但隱瞞稟文未奏，因而兩人再次受嚴厲的責罰。保泰被皇帝改名為「俘習渾」。①（註：《廓略》卷23，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條下福康安奏及上諭。參看《衛藏通志》卷13上保泰雅滿泰革職治罪條引同年三月初三日上諭。）

　　范忠還帶來廓王子給鄂輝、成德的信，請求二人「照從前一樣剖斷」，其中竟說藏人曾與廓人要約，如藏內「不照合同行事，聽廓方至扎什倫布索取，再行給還」，因有此語，始發兵至後藏②，（註：《廓略》卷21，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二十二日上諭；卷28第25頁同年閏四月初七日條引福康安奏，又卷25第1頁同年三月二十三日條引福康安惠齡奏，則把范忠與色角七哩帶來的信的內容混合來談。）福康安奉詔檢讀後，認為廓爾喀當滋擾之後，尚逞此詭譎之辭，實堪痛恨。又，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前）班第達逝世時，其子丹津班珠爾正羈留在尼泊爾，曾遣其隨從色角七哩（sri-gcod-tshe-ring）返藏，③（註：《傳》第376頁。）在紅帽喇嘛授意下，丹津、玉托二噶倫寫了家信，紅帽喇嘛也給拉薩眾噶倫寫了信，都交此隨從帶回，福康安奉詔也檢查這些信的內容，大致不外為廓緩頰，說藏人違約理屈，④（註：福康安在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內謂此系廓方授意書寫，見《元以來》第3冊第738頁。）而紅帽喇嘛給眾噶倫信，福康安評雲誇張敵勢，恐嚇多端，「閱之實堪髮指」。皇帝讀了福康安的報告，特別指出紅帽喇嘛「罪大惡極，實不可恕」，命福康安檄諭廓爾喀王子須將紅帽喇嘛和搶掠扎什倫布寺的瑪木薩野二犯縛送軍營。

　　惠齡走川藏一線，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八日抵達拉薩，十日海蘭察也到了，福康安得到了兩名軍事助手。十七日，福康安、惠齡、海蘭察帶官兵1050名（藏兵500、從西寧來的原安設台站的兵士100、川省換防兵士400、巴圖魯侍衛50名）離開拉薩，經過朗噶（Sna-dkar-rtse，今浪卡子縣）、江孜，二十七日（1792年3月19日）抵日喀則，詳察扎什倫布寺劫餘情況，知佛像金塔已經修整，唯僧人等避兵遠逃，繼因後藏痘症蔓延，尚未全歸，農商戶則多已各複本業。

　　在3月內，還出現1名大員逝世的事，將軍奎林三月九日在來藏途上，病死於江卡，他與去年歲末蒞任不久即逝世的駐藏大臣舒濂二人都未趕上出師。

　　三月十五日皇帝特授福康安為「大將軍」，俾其等列威嚴在一般外省駐防將軍之上。旨意傳至西藏當在四月。三月內，福康安檄諭廓爾喀王子說：近接爾呈鄂輝、成德的信內稱藏人背棄前言，不給銀兩，因此細事爭競，爾「即應將實在情形，稟明天朝駐藏大臣，聽候查辦，或駐藏大臣不為申理，亦應稟知總督、將軍（按：指鄂輝、成德，此二人彼時在川）等，自必為爾秉公判斷」，且爾既曾派頭人進貢，「爾即欲具表遣頭人齎奏大皇帝，誰能將爾差人阻抑」（按：當時廓人差人進京，不能越過西藏，沒有藏地派差接送是不行的），乃竟敢稱兵佔據邊界，毀壞搶掠扎什倫布，「爾豈不思衛藏之地即天朝之地，豈容作踐」，現今奉命統軍來討，「爾等從前所議錢債細事，概不值理論」，「斷不似從前與爾說和完事」。但檄中引廓爾喀前此給噶倫的信里竟說：「若能說和，也免漢番官兵並廓爾喀的生靈受罪，如要動干戈，我處也預備著。」⑤（註：庄吉發：《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以下簡稱庄吉發書），第459頁，錄台灣故宮博物院藏《廓爾喀檔》乾隆五十七年三月福康安檄諭全文。《衛藏通志》卷13上「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陽布回藏」標題下也載此檄諭，最後多出一大段對巴勒布商人帶來的廓王子的稟帖的回復，開頭說「知尚未接到前諭」。）口氣很強硬。聶拉木失利後，廓軍更在濟嚨、絨轄乃至鄰接聶拉木地帶增強工事，為決死抵抗之計，對於福康安的檄諭，廓爾喀王子遲遲不復。此前福康安曾遣一巴勒布商人潛歸本國謀行離間顛覆王室，未遂，約在閏四月中帶回了王子給福康安的初次稟帖，大意說西藏拒絕行使廓爾喀的銀錢及不依合同付給銀兩，實為肇事的起因，懇求大將軍剖斷，其中有些話值得注意，如：

　　「我們原知道藏里是大皇帝的地方，原不敢滋擾，因藏里大人們（按：指駐藏大臣）沒有把這些情由奏明大皇帝，我們想著若發兵邊界來，藏里大人自然是要奏的了。所以上次才到協噶爾來的，並不是要搶佔藏地。」

　　按：「發兵邊界」指廓方發動的第一次戰爭。王子所言動機適與巴忠當時原諒廓爾喀，推測其肇事動機相似，然而未免把自己恃強凌弱的侵略行為合理化。續云：

　　「後來有天朝官員來曉諭，又有藏里的人來講和，立了合同。」

　　按：此指在巴忠支持、達賴家族主導下秘密媾和立約事。續云：

　　「如今，唐古忒又不照從前講和的話，我們才把噶布倫裹進去，發兵到後藏。我們總照講和的話行事，沒有過於生事。講和的合同彼此各有一張，求大將軍查一查，到底誰是誰非。如今大將軍既奉大皇帝旨意來藏，只求將兩下事情剖斷明白才好。」

　　福康安嚴詞駁回並擲還金花緞、千里鏡、布、氈等6件禮物。①（註：《廓略》卷30，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四日條。廓王子稟譯文見《衛藏通志》卷13上，但置於「范忠及色角七哩自陽布回藏」的標題下，不妥。）

　　八、1792年6月清軍收復濟嚨，逾鐵索橋攻入廓境

　　福康安在後藏（日喀則）住了兩個多月，等待各路兵種到齊，他最依恃的是生長於東北高寒之地、擅長騎射的索倫達斡爾軍，此外當數習慣高山作戰的四川藏族屯練和藏族土司兵，只是這後一部分軍士因徒步走到拉薩，相當疲憊，大概閏四月上旬才緩緩到來。從西藏購辦的軍糧（青稞磨成的糌粑）雖已多達14萬石，足夠一萬數千人一年之用，而從前藏運至的僅及三分之一。軍火如炮彈炮位，福康安說只好儘先取用在藏購得及調來的，弓箭則用自青海攜來的，倘若一切依靠四川運送，沿途遲滯，緩不濟事。這是因為四川運送軍資軍餉入藏一過金沙江至昌都東西，即遇到瓶頸，那裡是幾位活佛的屬地，達賴喇嘛的權力有所不逮，無從徵調督促烏拉，洛隆宗以西到拉薩，雖在達賴喇嘛屬下，運輸遲滯，麻煩很多。雖然皇帝先特派重臣和琳入藏協同鄂輝主管政務，和琳經過昌都，沿途查催②（註：和琳詩《藏中雜感》：「轉輸佛子斂財謀」，自註：「運糧腳價，達賴喇嘛及營官頭人半皆入已。」這是清的重臣對西藏上層收入的內幕的罕見的揭露。），繼復命署川督孫士毅從打箭爐移駐昌都來大力整頓，畢竟遲了幾步，福康安勢不能再推延進兵的時間。閏四月十八日，他與海蘭察、惠齡離開日喀則，馳赴拉孜督促軍糧運往宗喀。二十五日自拉孜動身，二十七日（1792年6月16日）抵達第哩朗古，時成德帶兵駐在此地。他們三人復分頭前往絨轄、聶拉木做了幾天的地形察看，決定以主攻濟嚨、南入巴勒布為進軍正路，遂兼程行走，徑趨宗喀，過宗喀，五月初六日（1792年6月24日）抵轄布基，當天雨夜發兵，是為作戰的開始。

　　五月初七日天明，清軍行抵擦木山隘，攻下廓軍建築在山樑上的碉堡，首戰得勝。福康安即命成德、岱森保等率兵3000名作為偏師，仍從聶拉木一路牽綴敵人。初八日，主力軍到瑪噶爾轄爾甲地方，廓軍官兵自濟嚨來迎戰，雖作殊死之戰，仍被殲滅殆盡。五月初十日（1792年6月28日）攻下濟嚨，失地全境收復，從攻擦木至此，前後僅用5天。次日，福康安等上書報捷，1個月後北京接到，皇帝嘉獎戰功的同時，仍要求大軍攻入陽布，並指出福康安宜在此時檄令布魯克巴、作木朗、披楞、哲孟雄等合力進兵，又催促孫士毅從昌都直去拉薩幫助和琳自前藏將一切軍需迅運到濟嚨，又再次命令惠齡離開前線，負責督催自濟嚨至邊外的糧運。

　　大軍就在克複濟嚨後第三天出發，福康安等在後來的奏摺里說：

　　「查濟嚨西南，山勢愈窄，道路愈險，兩山之間有藏地流出大河一道，各處溪河皆匯歸下注，水勢洶湧（按：此即今吉隆河，流入尼泊爾境內稱特耳蘇里河［Trisuli］，清軍即循此大河東岸南下攻入尼境）。通往賊境之路，唯熱索橋（按：藏名Ri-sog-zam-pa尼泊爾名Rasua）為扼要之地。臣等於克複濟嚨後整頓兵力，五月十三日起程前進。兩面高山夾峙，石崖壁立，俯臨大河，緣山一線窄徑，亂石崎嶇，步步陡折，並有大石直勘高至丈余者。其兩崖高峻不相連屬處所，橫架獨木偏橋，攀藤而過，幾無置足之地。是日正值大雨，泥濘滑溜，尤屬難行，人馬均有傾跌落崖者。道里甚長，名為七八十里，即有一百三四十里之遙，步行一晝夜，於十四日黎明始至擺嗎奈撒地方，距熱索橋尚有十餘里。探得該處有大河一道，自東來會注正河，過河即系賊境。」③（註：《廓略》卷34，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條。關於尼泊爾地名的比定，佐藤長教授貢獻極大，本文多所取資。凡無考者不加括注。）

　　這裡說的是歷史上罕見的一次橫穿喜馬拉雅山的大規模的行軍，隨後的幾次作戰即在此自然條件極為惡劣的世界屋脊上進行。熱索橋橫跨在自東注入吉隆河的一條支流之上，過此即屬於尼泊爾的土地。福康安說廓爾喀人在此「河面寬闊、水深溜急」的支流上「浮搭木板為橋，並於北岸三四里外索喇拉山上砌石卡一座，南岸臨河砌大石卡二處，據險拒御」。清軍先攻下北岸的石卡，而南岸的廓軍撤去橋板，阻止清軍過河，北岸山境極狹，無多兵駐足之地。清軍暫撤。五月十五日（1792年7月3日），以部分軍士至河邊，佯作欲進之勢，而命四川的藏族兵丁攀越兩重大山，繞至上游距熱索橋六七里處，伐樹扎為木筏潛渡，沿南岸疾行，突襲廓軍臨河石卡，當廓軍出卡抵禦之際，北岸正路官兵乘勢急速搭橋，一時並進，將南北三座石卡奪取。這一出奇取勝的戰略頗為皇帝欣賞，此後屢加運用。①（註：《廓略》卷34，乾隆五十七六月二十三日上諭問此策福康安、海蘭察二人系何人主見，按：據《碑傳集》卷116所記，當系海蘭察。）

　　九、東覺之役

　　清軍奪下熱索橋後繼續南進，所經山徑逼仄，亂石叢集，越大山數重，無路可通，只能一邊修路，一邊前進，軍行大河東岸，傍山幾無駐足之地，官兵俱在石岩下露宿，深入一百六七十里，未見敵蹤，後發現在協布魯（Syapruk）地方有廓軍碉堡集聚，那裡地形與熱索橋相似，也有東來注入大河的一條支流，河道寬深，因連日大雨，山洪漲發，橋座已被拆毀，廓軍俱在南岸抵禦，槍彈如雨。清軍從北岸搶渡。福康安奏云：

　　「適見南岸有極大枯樹一株，倒入河中，尚不能接至北岸，相離幾近三丈，因督令各兵另伐大木接於枯樹之杪，接搭為橋，我兵奮勇直前，無如槍聲不斷，無暇扎縛堅固，而河內多系巨石，橫亘中流，旋渦急溜，激石奔騰，水力甚大，甫將大木接上，即被漂去，旋入石罅中折斷，如此十餘次，未能即渡。」

　　此後暫退，夜半乘廓軍歸寨，軍士即趕緊接縛大木，緣木過河，分數路或順山仰攻，或繞至敵後突襲，或搶登敵側山樑夾擊，於人跡不到之處，攀緣登陟，衣履皆穿，五月二十四日（1792年7月12日）黎明，各路合攻，廓軍潰敗。

　　清軍既得協布魯，南行130餘里即接近廓軍嚴守的東覺（Dhunchay），②（註：據D.R.Regmi，Modern Nepal，Calcutta，1975，p.465.佐藤氏書頁681，據P.Landon地圖定為Tundi。）在此，廓人據險，于山巔立營，半山以下築有木城、石碉、石卡，直到一條東來西注的「橫河」的河邊。兩山夾河對峙，壁立數千仞，下視「橫河」，僅如一線。此前，清軍自濟嚨南來，沿途山勢逼仄，但所遇廓人的卡寨及渡河處所，尚略有偏坡，至此，地勢險峭無比。③（註：楊揆：《桐華吟館詩稿·東覺山》［M］注云：「山高徑上百餘里，進兵最險處也。」）六月初三日，清軍在北岸分工：台斐英阿領隊由正路用大炮晝夜轟擊；海蘭察取間道繞行，越山摧毀另外一處的據點七所；福康安則迂迴到上游水淺處渡河，於六月六日（1792年7月24日）經過激烈的肉搏，攻下對岸的石卡、木城。台斐英阿乘勢從正路下山，搭橋過河仰攻，復登高山，盡克營寨十餘處。海蘭察也來會合。六月九日（1792年7月27日）追敵至雍鴉（Ramchya）④（註：據D.R.Regmi，p.465.佐藤氏定為Archalay，謂此詞或取自藏語。）。

　　這一場戰爭亘八個晝夜，清軍約6000多人，登山陟險，鞋襪磨損，跣足徒行，被石稜角擦傷及被螞蟥咬傷者，雙足腫痛。當地多陰雨天氣，每天只清晨兩個時辰稍晴，交午即雲霧四合，大雨如注，山巔氣寒，入夜雨凍成雪，兵丁昏夜登山，遇有高數丈巨石，須攀援樹枝，跳躍上下，地面一沾雨雪，滑溜難行，隨身的弓箭多致損折，帳幕等難於攜帶，糌粑又已食完，後路沒有接應，不得不稍事休息。

　　十、廓爾喀遣使來雍鴉請求停戰

　　休整期間，六月十五日，去年廓爾喀從聶拉木擄走的兵士王剛、第巴塘邁、丹津班珠爾的侍從多爾濟諾爾布（rdo-rje-nor-bu）、塘邁的侍者果畿（dgos-skyes）等4人被釋放歸來，帶來廓爾喀王子給福康安及官員軍士的書信各一封，落款為五月二十八日。前者略云：廓爾喀與藏人素相和好，因為藏人不用廓鑄銀錢，彼此不和，又因沙瑪爾巴在陽布挑唆，才有第一次的「鬧事」，適有天朝的官員來曉諭，藏里的人來講和，復蒙大皇帝加封王爵公爵，感激洪恩，不敢「鬧事」。去年噶倫到邊界上來「說話」，此間派頭目同沙瑪爾巴去會見：

　　「到了聶拉木，沙瑪爾巴向眾人說唐古特不照乾隆五十四年說的話了，如今帶了兵來，要害我們。眾人聽了這些話，才把兩個噶布倫、四個漢兵裹進來，就去搶扎什倫布。想來是他（沙瑪爾巴）在藏被人欺負，所以藉以報仇的，唐古特又從沒給我們一個信，說沙瑪爾巴是個壞人，我們也不知道。今奉到大將軍賞來檄諭，才知道他是個壞人，正要把他拿送出來。不料他就病死了。沙瑪爾巴病死的緣故，兩個噶布倫並四個漢兵，自然是要稟明的。」①（註：《衛藏通志》卷13中，拉特納巴都爾將王剛塘邁送出遞稟乞降條下。）

　　最後說實在抵敵不住，求大將軍奏明大皇帝，「照施與唐古特的恩典一樣施與廓爾喀，如蒙大將軍恩准，再具稟差大頭人到軍營來懇求」。其致官兵的信大致相同，只是更明白點出因「唐古特不照著合同行事」，他們才懷怨起事。

　　此前，東覺之戰後，福康安審問俘虜，得知沙瑪爾巴患病數月，於五月十五日病死。到此時才接到正式通知。但福康安懷疑是該犯為廓人秘密藏匿或私下滅口，經訊問王剛、塘邁，都回答說確實在是日死去，且在五月十八日廓方頭目還約同丹津班珠爾、扎什敦珠布、王剛前往驗過屍身無誤。②（註：湯譯《傳》第385頁雲丹津、扎什等驗屍在六月，未提王剛之名，只說漢人小官4人。）塘邁且說沙瑪爾巴早在二月二十五六日得病。對此福康安仍難置信，認為五月十八日廓人必已得濟嚨失守消息，二十八日才繕寫這信。到大軍深入攻克熱索橋、協布魯之後，六月初二日，必知難以抵禦，始定計懇求，當天叫王剛等起程而又令王剛等沿途逗留，直至大軍攻克東覺後才來到大營，由此看來，他們游移觀望，詭譎非常，屢受挫敗，始知畏懼。又只遣兵丁、第巴等而不派大頭人前來遞稟，稟文既未認罪，又無酋長等將親來吁懇之語，其蓄意還是企望統帥如往年鄂輝等將就了事，當然不能輕易表示納降。③（註：據《元以來》第3冊第736—739頁，福康安、海蘭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十八日奏摺，此折內有三大段，《廓略》卷17，八月初五日條未收入。）於是立即回復一檄，指出廓方從去年誘執的人內先遣數人前來，意在試探，心存藐忽，全非出於至誠。兩度踐踏藏地，卻諉罪於沙瑪爾巴。其尋釁借口為西藏不用廓錢、不履行「合同」二端，今已查明「藏內雖行使銀錢，但系天朝所屬，不照爾處錢法行使，唐古特毫無過失」，這是交易細故，何以遽構兵端？所謂「合同」是藏人受誘脅私立的，前已斥駁，來稟猶一味詭辯。現在要求王子、王叔、瑪木薩野及沙瑪爾巴等親身前來請罪，並將噶倫丹津、扎什及兵丁放回，若再游移，大將軍定即統兵進剿。④（註：《衛藏通志》卷13中收全部檄文，《廓略》未載。）

　　約在此時，據《多仁班智達傳》雲，因清軍逼近加德滿都河谷，廓爾喀王子拉特納巴都爾逃避到毗鄰印度的邊境，留守國都的王叔巴都爾薩野一改傲態，召見丹津班珠爾，欲釋放他們回國，請他代向「中堂」（福康安）解釋廓爾喀與西藏的戰爭都是沙瑪爾巴在世時垂涎扎什倫布寺寶藏從中挑唆所致，要求諒解，停止前進，並稱此間打算歸還扎什倫布寺的財物，賠償聶拉木沖堆事件中死去的漢藏官員的命價，今後每年按時向大皇帝、達賴班禪喇嘛敬獻貢物。

　　在王叔向丹津班珠爾的談話里值得注意的是他轉引往年沙瑪爾巴在加德滿都的蠱惑言論云：

　　「清廷在西藏有常駐欽差和少數軍隊。藏人是在清廷皇帝統治之下，但除了說是擺虛架子外，實際上西藏無需向清廷上交一分錢的稅款，所以，清廷也不會大力支援西藏。」⑤（註：《傳》第382頁。）

　　王叔在籲求漢藏軍隊不要再深入後，還說：「按現在在西藏的行事慣例，無須漢人官兵永久駐紮尼泊爾地區。」⑥（註：《傳》第383頁。）

　　這說明廓爾喀當權者已經很清楚清廷對其邊疆地方的因俗設治的放任政策。不過，在放回王剛後，六月十三日（1792731），惶遽中又寫一封措辭謹慎的信給英東印度公司請求軍事援助。①（註：D.R.Regmi，Modern Nepal，p.447.比較D.B.Diskalkar，Tibeto-Nepalese War，1788—1793，JBORS VoL.19，Part4，1933，pp.360—361，377.謂此是第二次來函，於1792年8月22日接到。）隨後，又連續寫信，但畢竟緩不濟急，且深悉英人在印度侵略、蠶食諸土邦的一貫謀略，比較之下，原已向清納貢歸順，此次如乞和成功，最後在清的寬容政策下，猶可不失自主。於是，派遣大頭人噶布黨·普都爾幫里（Captain Bhotu Pande）、噶箕·朗穆幾爾幫里（Kazi Ranjit Pande）、達薩爾·乃爾興（Taksari Narasinha達薩爾，官名，管鑄銀錢）、小頭人巴拉巴都爾哈瓦斯4人及從人20餘人，並擄去的噶倫丹津班珠爾、扎什敦珠布、聶拉木營官聶堆、漢兵盧獻麟、馮大成及隨從、藏民24名，一行共約50人，在六月二十五日到達雍鴉大營。稍前，還將漢兵胡廷海一名送至成德軍前。②（註：《元以來》第3冊第744—746頁，福康安、海蘭察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奏摺。盧獻麟、胡廷海本是在濟嚨的漢軍教習，見《廓略》卷1，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初五日條引保泰奏，《傳》第409頁。盧獻麟後與丹津一起解去北京，經過堆龍德慶時病死。）頭人們帶來廓王子給福康安、成德的稟文（漢譯詳見《衛藏通志》卷13中），大致懊悔認錯，悉聽吩咐，將往事諉罪於沙瑪爾巴，謂其病死是實，有丹津班珠爾等可作見證。王子、王叔在普都爾幫里去清營前接見他時表示，如蒙大將軍轉奏皇帝原宥，廓爾喀將永遠遵奉約束，不再滋事，不但西藏許銀的話不敢再提，且放棄濟嚨向來須給廓爾喀交鷹馬的特權，歸還聶拉木邊上的扎木地方。③（註：《廓略》卷42，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條引福康安等奏。）福康安面諭頭人們並發檄叫兩名頭人帶回陽布，要求遵奉五條，如能辦到，方准代奏投誠。這五條是：

　　（1）因雍鴉狹窄，不能容駐多兵，須將噶勒拉、堆補木（Dhaibung）、甲爾古拉（？Gerkhutar）、集木集各處山上據守人眾全行撤回，將山樑讓出；④（註：據尼泊爾文獻稱，清統帥還要求進駐廓爾喀人的夏都Noakot，此地距加德滿都極近。堆補木的譯名及地望見佐藤氏文第281頁的考證，佐藤雲這些尼泊爾地名的漢譯多自采藏語，因此路不僅尼商經行，藏商、藏巡禮者也多往來，故有不少藏語的轉譯，其中有難於比定者。）

　　（2）王子拉特納巴都爾、王叔巴都爾薩野（Bahadur Shah）應率領大頭人等親自前來吁懇；

　　（3）沙瑪爾巴既稱已死，則應將其骨灰及眷屬徒弟等全部送出，以憑究訊；　　（4）所掠走的扎什倫布寺的金銀珍寶等全行交還；

　　（5）交出前丹津班珠爾在誘騙脅迫下私立的合同，不得再提西藏須付銀兩之事。

　　清軍遣去廓使後六七天內，不得迴音，廓軍也拒不後退。至此福康安等在雍鴉已休息了24天，考慮秋天即到，須在大雪封山之前蕆事，決定進攻。七月二日，發動堆補木——帕朗古戰役。這是最艱難的也是最後的一場戰爭。⑤（註：下面正文敘戰事據福康安、海蘭察奏摺的節引文，見《廓略》卷39，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條。尼泊爾文獻有廓王子拉特納巴都爾當年給其西部將領的信，見D.R.Regmi，Modern Nepal，p.463—466，468—469。但信的日期在1792年8月7日，即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二十日，疑誤。信文大致與漢文文獻記事符合，而時間又有參差。言堆補木系廓軍讓出，似諱言敗。）

　　十一、甲爾古拉山之役，清軍受挫

　　在雍鴉山之南，還有噶勒拉（按：「拉」藏語「山」）、堆補木、甲爾古拉——集木集三重大山，南北相向，陡峻非常，廓軍據險死守。清軍主力於七月初二日晨越過雍鴉山，下至山溝，仰攻噶勒拉山巔上對方的據點，自辰至未，攻下木城石卡，乘勝追逐敵人到堆補木山口，復登山擊敗廓軍，這時已屆半夜，統帥不讓稍息，軍士越山至堆補木山下的帕朗古地方（帕朗古似即Betravati），⑥（註：Ludwig 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Kathmandu，1975，p205載清軍入巴勒布路線簡圖，有Phalangukhola一名，標在協布魯之南，若以此當帕朗古，與清方記述比較，則太偏北，不知孰是。）這又是從東北向西南流入特爾蘇里大河（濟嚨河下游）的一條急流的名稱，它流經堆補木山與甲爾古拉——集木集山之間，清人也習稱之為「橫河」。河上有橋，廓軍據守橋座，並於北南兩岸砌築石卡，河南岸即甲爾古拉大山與集木集大山，兩山相連，山樑自東（集木集山）至西（甲爾古拉山）橫長七八十華里，其上廓軍排列木城碉卡數十座。

　　清軍連夜分兵兩路，一路由橫河上游搭橋過河擬進攻集木集山；另一路主路由福康安督率，七月初三日晨至橫河北岸，奪取橋座，自辰至午，戰況極其慘烈，廓軍不敵，拆橋未果，退至南岸，清軍競相過橋，攻下橋南碉卡。其橫河上游一路也過河得手，兩路會合，福康安即過河總領兩路進攻（按：甲爾古拉山）①（註：廓王子的信說過河的清軍有900—1000人。）。適值大雨傾注，山崖險滑，直上20餘里，將近木城，山勢更陡，清軍冒著槍林彈雨仰攻，無大石密林可以藏身，只好撤回山下，於是廓軍下撲，集木集山樑上的另支廓軍也接應從旁抄下，欲奪回大橋斷絕清軍退路，而橫河與大河匯合處的大河西岸又有一支廓軍，隔河放槍助攻，據說這三支廓軍不下「七八千人」，看來福康安等陷入了重圍。參贊台斐英阿中槍身亡，攻擊肉搏反覆多次，最後廓軍敗逸，福康安的奏摺縷述如上戰況訖，說：

　　「我兵追至山麓，始行撤回。此次進攻接戰兩日一夜，連克兩重大山，……奪據帕朗古大橋一座，官兵並未稍為休息，……今官兵追逼更近，已過帕朗古大橋，與賊營對山駐紮，較雍雅地方復深入七十餘里。」

　　從這段話看來，清軍只攻下噶勒拉、堆補木兩山上的碉堡，而於攻奪甲爾古拉山一戰失利。如果軍隊越過此山進據Nayakot地方，前去廓京僅一日的路程（約20英里=32.18公里），②（註：Nayakot為廓王的夏都，此據D.R.Regmi書。）則能迅速攻入加德滿都，實可謂功虧一簣。雖奏摺里不言兵士死傷數字，③（註：廓王子的信說清軍死傷1000—1200人，有兩名將領逃逸被懲罰以劓刑。）但將領如台斐英阿、阿滿泰、墨爾根保、英貴、棍德依、張占魁等十名皆死於是役，損失巨大。

　　當雙方激戰時，丹津等被釋放的人員及兩名廓方頭人還留在清營，丹津在回憶錄里詳記他登高目睹此役的情況，並說福康安不聽海蘭察的勸阻，急於進攻，致受重挫，此與魏源《聖武記·乾隆征廓爾喀記》所述大致相同。

　　此前福康安等已審詢歸來的丹津班珠爾關於廓人起釁、渠等私下議和許銀及被擄走的經過，又再三鞫問其父班第達有無因其久留不歸而秘密勾結廓人，將丹津供詞內容次第上報。至是，派海蘭察之子乾清門侍衛安祿等押解丹津班珠爾、扎什敦珠布、盧獻麟、馮大成、王剛4人，送致京師。

　　福康安一軍此時已深入敵境七八百里，而成德、岱森保部作為輔攻，與自濟隆南來的主軍呼應，早在五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自聶拉木南下攻取了扎木（Vgram）、鐵索橋，七月中攻克尼泊爾境內的利底山（Listi），如此兩支隊伍併入，形勢頗使廓人畏懼，故遣人求和的交涉仍在繼續。七月八日，福康安接到廓王子的信，語氣謙卑，答應交出從前私立的合同文件、搶走的扎什倫布寺財物、沙瑪爾巴的骨殖及其徒弟、隨從、財產，唯本人不敢親來大營。這自是畏懼被拘押之故（按：皇帝、福康安確有乘王子王叔來營誘擒之計，有諭旨及奏摺言及）。十七日，被遣走的廓小頭人巴拉巴都爾哈瓦斯再來清營，呈交過去的大小合同兩紙、沙瑪爾巴骨殖及私物、隨侍沙瑪爾巴的男女喇嘛、跟役等數名，附呈廓王子十四日的一信說扎什倫布寺的物件正在逐一清點，即行繳送。此後七月二十七日，王子又遣頭目塔曼薩野來營，攜二十五日寫的稟文稱，搶來的扎什倫布寺的物件，沿途遺失了很多，又被頭人兵丁私匿，雖經查懲交出，餘數有限，元寶銀兩也部分融化為銀錢流通使用了，現將剩餘的物件銀兩查點交出，不敢隱瞞一件（交還物件中有第六輩班禪喇嘛的金冊）。沙瑪爾巴的妻室前於中途逃逸，現已緝獲，一併送交。現已備辦表文貢品，如蒙准許，即派大頭人攜帶進京請罪等等④（註：《衛藏通志》卷13中。《廓略》卷41，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條引福康安等奏；同日上諭中雲交出物件內有從前頒賞給（第六輩）班禪喇嘛的金冊。又，卷46，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謂據福康安所呈廓爾喀交回扎什倫布物件清單估計，不及掠走總數的十分之一，命令歸還班禪喇嘛。又，卷53，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二日條引和琳奏，似部分另給予達賴喇嘛商上作為養贍藏兵之用。）。

　　約在最後這次戰役結束、廓方派頭目來營求和之際，皇帝在萬里之外，曾指示在藏諸大臣，乘九月中旬冰雪封山之前蕆事撤兵。令福康安籌酌，如實在萬難進取，不妨據實奏明，受降完事。⑤（註：《廓略》卷38，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初九日諭旨。）當然，這個進退大權，早已囑託給福康安了，但福康安不在萬難之時，不敢言退。皇帝此諭尚未到達，七月十九日，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密奏前線的困窘情況，請求准許及早受降。①（註：此折《廓略》不載，見《元以來》第3冊第754—757頁。）

　　他們說：官兵傷亡嚴重，「現存兵丁，除分防後路，不及五千之數」。更因水土不宜，霖雨不止，觸染瘟疫（按：瘧疾、腹瀉等），「患病者至六百八十餘名之多」，每天都有病故者（按：如是，則剩餘能作戰者約3000人）。前調川兵，原擬五月中趕到，今總兵彭承堯帶領第一起四川土兵500名，於本日始行到營。即使早來，口糧需求增多，供應更難。這是由於糧餉從日喀則，經宗喀、濟嚨運到前線，道路險遠，不能源源接應。從五月初六日自轄布基發兵，截至這時已有70多天，由濟嚨運到的糌粑僅是官兵例食總額的「十分之三」，「運送食牛八百餘只、羊一萬二千七百餘只，中途多已墜岩，到營者僅存牛二百餘只，羊一千六百餘只。兩月以來，兵丁口食不敷，只將搜取之倉谷、青稞及臣福康安差人零買番寨之糧，添補糊口」，從四川陸續運來的兵餉只到銀2萬兩，且已用盡。②（註：據《廓略》卷41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十日條引福康安、海蘭察、惠齡奏，七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七日，糌粑已運到52500斤，餉銀續到1萬兩。是則密奏數日後，供應暢通。「搜取之倉谷、青稞」似是資糧於敵，或指用廓軍存糧；戰地在山區，有無居民點，不知。）由此前至陽布，山河阻隔，敵人據險防禦，勢難立時攻克。即使能到，廓王叔等亦必預先逃逸，其境土尚寬，跟蹤追逐，難以剋期俘獲。轉瞬已屆深秋，藏地早寒，一旦冰雪封山塞途，難於久駐。現敵方已遞稟請降，且遵奉檄諭，交出了合同文本、罪犯沙瑪爾巴骨殖、物件及伊徒弟等，又懇請另派大頭人進京恭進表貢，察其言行，似不敢再萌他念。若敵方再遣正經辦事大頭人前來吁懇，出自誠心，即擬遵照前奉諭旨，納款受降。

　　十二、清接納廓使，1792年10月受降撤軍

　　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八日（1792年9月23日），廓爾喀遣世家三代任噶萁的「正經辦事的」大頭人第烏達特塔巴（Devadatta Thapa）等4人，帶著呈大將軍的稟文和上皇帝的表文，來到大營，兩份文件內容基本相同，僅譯文有文俗之別，①（註：全文見《衛藏通志》卷13下。第烏達特塔巴，據福康安奏雲廓王子幼稚時系此頭目攜抱照管。）除重複以前的稟文內容外，還報告去年搶掠後藏的廓軍歸途上在雪山凍死2300餘人，今年在大軍攻剿下又死了三四千人，闔部震恐，懊悔自怨，此皆是誤信沙瑪爾巴之過，請求再度歸誠，不敢反覆，雲王子本應親身朝覲，唯年齒尚幼，欲派王叔赴京，又因身旁辦事無人，不能遠離，現擬派第烏達特塔巴等大頭人恭齎表文，代為覲見大皇帝，並準備樂工及馴象、番馬、方物等件，隨從帶往，懇求賞收。今後擬五年一貢。②（註：另外，楊揆《桐華吟館衛藏詩稿·廓爾喀納降記事》自注云「獻樂工二人，試詢其所歌，大將軍以為不庄，來使乃爾興次日另制以進，歌詠聖德，頌揚極得體」。又云：「廓爾喀先請三年一備聯貢，大將軍以其道遠，令五年一貢，用示柔遠之意。」楊揆時在福康安幕府，所言當據親身見聞。）

　　福康安在訓斥來使一番後，表示當據實上奏，並暫將各兵撤回。在隨後的上奏中肯定了廓方的誠意，提出若等候諭旨到來再行班師，計期已在十月中旬，兵丁觸染疫病者更多，不能久駐，且藏界早寒，萬一邊界封山，更難撤退。故擬帶領各兵分起緩撤，通知聶拉木一路成德等官兵也撤退。

　　不久，八月十三日廓王子遣頭人送來牛羊米酒等犒勞清軍，福康安告訴他們表文及貢品單都已送走。十九日，廓王子稟告已經知悉將軍准為代奏，實在感激，並稱：從此不再向濟嚨收取鷹支馬匹、不敢再提以往合同的內容及新舊銀錢的兌換比例，將本屬於西藏的扎木地方交還等，又命所遣第烏達特塔巴過藏時面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謝罪，並擬於皇帝准降後差人赴藏呈送禮物。福康安同意，且告知定於八月二十一日（1792年10月6日）班師。③（註：據《廓略》卷42乾隆五十七年十月初三日條，並參考《衛藏通志》卷13下，但後書似將廓王子稟文時間提前。）

　　湊巧的是次日，八月二十二日，皇帝在北京剛剛接到福康安七月初九日的關於廓王子第一次遞來稟文的報告，即以時屆深秋，若前方繼續用兵，設或冰雪封山，是「進無所取，退有所阻」，說：「朕斷不肯以萬難辦理之事，迫人深入之理」，應趁此機會納降撤軍，遂在通知前線的同時，命內閣將此次不得已用兵之故、准許廓爾喀內附的原由及著福康安傳旨准令納表投誠、撤兵凱旋的決定等等頒諭宣示中外。

　　八月二十一日福康安等開始從帕朗古撤軍，二十六日成德由利底撤軍。九月初四日福康安率全軍撤回濟嚨。可能此前，他派穆克登阿勘定了邊界，設立了鄂博。西邊以「濟嚨」外之熱索橋、東邊以「聶拉木外扎木地方之鐵鎮橋」為界。

　　清軍在濟嚨時，廓王子又派人來，交呈他親寫的歌詞，請付給所遣樂工演習。噶萁第烏達特塔巴等攜帶表文、樂工13人及貢品馴象、番馬、孔雀等28項④（註：《衛藏通志》卷13下有貢品清單。），即由乾清門侍衛珠爾杭阿等護送他們先去日喀則敬謁班禪喇嘛（約在七月中班禪喇嘛回到後藏）、次至拉薩敬謁達賴喇嘛，十月初一日離拉薩赴京。

　　十月初三日福康安、惠齡抵扎什倫布寺，初五日晤見班禪喇嘛。十五日到拉薩，達賴喇嘛聞訊先期下山到距布達拉10餘里外迎接。福康安在拉薩住了4個多月，與惠齡、孫士毅、和琳四大員籌商擬定善後章程，對西藏地方的軍政大局作出了重大的改革與建設，又於布達拉山前康熙帝碑側建立了乾隆帝撰《十全記》滿漢蒙藏四體字碑。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離開。⑤（註：此後，同年八月於大昭寺前建立福康安等的紀功碑。）

　　從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成德帶兵自川進藏到此時清軍凱旋經過拉薩，共16個月，中央調動東北、西北、西南兵力，有滿、漢、藏、蒙、鄂倫春、達斡爾各族參加，越過世界上最高的喜馬拉雅山，完成援救西藏一役，犧牲人數不知，軍費估算共用去銀285萬又5638兩。

　　十三、尾聲

　　廓爾喀使者在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如期抵達京師，同日謁見和珅，次日，朝覲皇帝，三日後再度朝覲時，皇帝正式恢復王子拉特納巴都爾王爵、王叔巴都爾薩野公爵的名號。五十八年正月初八日賜宴紫光閣，十三日到十五日、十九日賜宴圓明園，備受禮遇款待，但他們又向和珅提出了扎木應否歸還後藏、濟嚨的鷹馬應否索取、幾年一貢為宜等問題，和珅在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口頭答覆：這是恃恩干瀆，為得一步進一步之計，不能代奏，一切仍須按此前皇帝批准的五年一貢、扎木歸藏、廢止索求鷹馬三條執行。至於所稟如「別處」（按：此指英國東印度公司）向廓爾喀挑釁，要求天朝保護幫助，則因廓爾喀與西藏地位不同，西藏久隸天朝版圖，廓爾喀為入貢屬邦，不能援例，如廓爾喀與鄰近各處爭競，不能得勝，甚至失國避往他處，天朝也沒有理由越境綏輯，若避至西藏，必當照藏人一律看待，妥為安插，俾不致失所。再，西藏已奉命自行鑄造銀錢流通，可以不依賴廓爾喀的銀幣，但也不禁止販運入境，不過雙方都必須用成色十足的紋銀來鑄幣，貿易皆當遵照駐藏大臣頒布的有關章程公平進行。①（註：庄吉發書，第471—472頁引《廓爾喀檔》。）正月十九日軍機大臣又特面諭：西藏新定章程規定每紋銀一兩易換新鑄銀錢六圓、易換舊鑄錢及巴勒布舊錢八圓，通行使用。現在駐藏大臣和琳是大學士和珅之弟，蒙皇帝特簡駐藏，稽察整飭諸事，非前此駐藏大臣可比，其一切指示必當敬謹遵奉，若違拗生事，大臣必即據實奏聞，從嚴究辦。貢使表示回國當傳奉諭旨告知王子，逐一遵行。②（註：庄吉發書，第474頁引《廓爾喀檔》。新銀錢的種類和兌換比率後又有改變，見《廓略》卷54乾隆五十八年十月十三日條。）五月中旬，貢使們返程上抵打箭爐，見到在巴塘休息一段時間後正回內地的福康安，又懇求他代奏請朝廷賜與隨來人員內16人以天朝頂戴，福康安答應，後皇帝勉強同意，諭知和琳辦理。廓王子在遣人至藏進謝恩表貢的同時，復請在拉薩留下4人學習漢字，經和琳上奏，也獲得准許。

　　過去所說因濟嚨、聶拉木邊界貿易課稅啟釁，經過福康安調查，認定廓爾喀實際上受沙瑪爾巴唆使欺凌藏人，並非因貿易啟釁，此前巴忠歸罪已故噶倫索諾木旺扎爾，謂彼苦累巴勒布商人私加稅銀激起第一次戰爭等，都非事實。皇帝指示索諾木旺扎爾家產無庸再行查辦。

　　西藏的邊界西段與廓爾喀相接要隘，如前所述，福康安派總兵穆克登阿已予勘定。西段與廓爾喀、作木朗、洛敏湯（Lamjung?）③（註：Ludwig F.Stiller，The Rise of the House of Gorkha，Kathmandu，1975，p.56—58，161—169。）、東段與哲孟雄（錫金）、布嚕克巴（不丹）各交界處，在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到五月和琳帶游擊張志林巡邊時重立界石標誌劃清。至於廓爾喀同作木朗、哲孟雄的邊界，廓爾喀請求駐藏大臣差官員勘定，藏中噶倫及僧人俱以為作木朗、哲孟雄二處不屬西藏管轄，而一向與達賴喇嘛相好，彼處寺廟皆在經典上著錄，請仍照第六輩達賴喇嘛所定地界，為之剖斷，而和琳、成德不聽，認為廓爾喀侵奪該兩處土地，久成事實，應維持現狀，拒絕代定邊界。④（註：《衛藏通志》卷2疆域。詳考見房建昌：《中尼邊界鄂博位置考》（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下卷，第678—69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清軍撤退後，福康安實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銜，他本已因台灣戰功受封嘉勇公，皇帝特諭在「嘉勇」上再加「忠銳」二字，以示酬庸，復移督雲貴。海蘭察進封一等公，五十八年三月病卒，他一生在軍旅中奮勉作戰，身受多傷，如學者所說，其死標誌著乾隆帝全盛的武功的終結。和琳之催運軍資，整飭頹習，查抄沙瑪爾巴在陽八井的廟宇、私產，深得皇帝賞識，評許他細心，遇事有決斷，他先後同成德、和寧一起任駐藏大臣，籌劃執行善後及藏政改革事宜。原有噶倫四員中，丹津班珠爾、扎什敦珠布二人已解去京師，扎什納木扎勒（bkra-shis-rnam-rgyal）陣亡，似是補缺的噶倫索諾木扎什（bsod-nams-bkra-shis）也以辦事遲誤，被福康安斥革⑤（註：《元以來》第3冊第730—731頁乾隆五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福康安查處噶倫索諾木扎什折。此人屬於霍爾康（hor-khang-gsar）家族。），剩下僧人噶倫一員噶勒藏那木扎勒（格桑納木結，skal-bzhang-rnam-rgyal，此僧曾奉命督催拉薩昌都間糧運），故和琳一至拉薩即握主持藏事的極大威權。①（註：和琳在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十三日到拉薩後，曾委工噶班覺署噶倫。竭霍爾工噶班覺（bshad-hor-kun-dgav-dpal-vbyor）原是噶廈仲譯，在噶倫霍爾康扎薩克·索諾木扎什病死後提升，見湯譯《傳》第401頁。同年七月十九日孫士毅等奏請補放四缺噶倫，有工噶班覺、丹津朗結（bstan-vdzin-rnam-rgyal）、堅巴多布丹（sbyin-pa-stobs-ldam）、敦珠澤旺（don-grub-tshe-dbang）（《元以來》第3冊第753—754頁），《實錄》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條批准以扎薩克喇嘛堅巴多布丹補授僧人噶倫。）漢大臣孫士毅在全役過程中謀划行動往往合皇帝之意，從未受皇帝責備，也實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銜，再攝四川總督，辦理此役軍費報銷。鄂輝熟悉藏事，初期購備軍糧、勘定運糧進軍的路線及設站地點，後期督辦前後藏間軍需運輸、與和琳共同辦理藏務，都立下大功，但因前此五十五年秋故意擱壓廓爾喀謝恩表貢不奏，被逐步揭發審實，皇帝極怒，罰彼與保泰（俘習渾）、雅滿泰同樣在藏永遠枷號（監外帶枷示眾），以示炯戒，而因戰事結束和藏事安排已妥，五十八年四月將3人釋放回京，七月且命和琳訪詢達賴喇嘛等僧俗人眾對如此賞罰的反映，十一月上諭：此3人中保泰竟欲將全藏棄與廓爾喀，罪過最重，著發往黑龍江效力贖罪，鄂輝、雅滿泰則著在拜唐阿（Baitangga）上行走（即無品級在京衙署中聽差辦事）。後鄂輝加員外郎銜，遷熱河總管②（註：《清史稿》卷328本傳。）。

　　丹津班珠爾和玉托二人與漢兵王剛、馮大成、盧獻麟由軍營經川藏一路長途解往京師，盧中途病死於堆龍德慶，餘人在五十七年九月抵京，見到軍機大臣阿桂、和珅③（註：《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諭「昨據侍衛安祿等將丹津班珠爾等解到，當令軍機大臣詳悉詢問，其所供許銀說和各情節，大體俱已明悉。」），且被「蒙古衙門」（按：理藩院）安排在皇帝去「白傘蓋廟」（按：似是今北京市北海永安寺）途上叩見，皇帝見到他們，用蒙古語指出丹津班珠爾力單勢弱，落於敵手，是年輕不諳事理之過，並無大罪。肇事皆由巴忠謊奏而起，丹津等及鄂輝在地方上不知朝廷的意圖，誤以為巴忠所言即是皇帝的指示，不得不依，尤其丹津是班第達之子，家世有功於國，與玉托皆特予寬宥，命新年過後同班禪喇嘛貢使一起返藏。丹津、玉托即奉諭隨往「白傘蓋廟」，領受皇帝敬佛的剩餘茶點，觀看廟北「大湖」（按：似今北海）上百餘人冰嬉的演出。此後，二人住進黃寺，十二月二十九日皇帝至雍和宮觀密宗跳神，二人帶隨從也去看了。王剛、馮大成則回老家四川。④（註：以上據《傳》第411—449頁。丹津在京師還學習漢族樂器笙等。）

　　在丹津赴京途上，家人幸其生還，為報皇帝之恩，贖丹津之愆，曾獻出莊園5處作為公用，軍機大臣阿桂、和珅將駐藏大臣等對此事的處置意見，面詢丹津，並立即上報，皇帝為了安撫丹津並維持其家庭生計，指示此5處以外其餘所有田園牧場不準任何人干涉，歷任駐藏大臣須予保護。

　　丹津、玉托在五十八年二月中一度出痘，痊癒後三月九日離京，取途青海，八月十一日回到拉薩。當他們在中途時，中央決定丹津不能繼續承襲公爵，不能再任噶倫，令其年僅10歲的幼子繼承曾祖喀錫鼐從前得過的頭等台吉爵位。⑤（註：《傳》第433—449頁，又《廓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條，《實錄》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乙巳（八日）條。）［本文責任編輯　黃維忠］

　　［作者簡介］鄧銳齡，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已離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