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毛澤東 | 毛澤東和中國現代化的啟動

摘 要

在經濟建設方面，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卻眾說紛紜。哪怕是總體上擁護支持毛澤東的人，也往往認為，毛澤東在經濟建設方面「不太明白」「好心辦了壞事」。實際上，儘管毛澤東時代在經濟建設上出現過彎路、冒進和浪漫主義，但這些問題是局部的、暫時的，只要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教條，站在具體歷史環境中分析，就會發現，毛澤東時代是中國啟動現代經濟增長的時代，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是正確的，毛澤東經濟思想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對西方道路和蘇聯模式都有所超越，是中國模式形成的時期，對今天仍然有指導和借鑒意義。

近來，隨著我國經濟持續發展，「中國模式」成為國內外理論熱點，而一些其他發展中國家按照西方經濟理論推行發展戰略，不僅增長績效不好，反而遇到經濟社會危機，從而使中國經濟更加引人矚目。但是，現有經濟理論並不能充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

探索中國經濟增長的奧秘，離不開改革開放前的三十年。有人認為，毛澤東只懂革命，不懂建設，這個看法不正確。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時期，是不可分割的整體[1]。新中國成立後，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領導下，我國在工業化、農業現代化、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方面都取得重大進步，開始形成一條既不同於蘇聯模式、也不同於歐美國家的發展道路。儘管經歷曲折，但卻為新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積累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和物質基礎。其中毛澤東的經濟思想和實踐起了重要作用。毛澤東的經濟思想，涉及發展戰略、組織結構、社會公平、經濟民主、人力資本和國際環境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影響和決定著新中國頭三十年的經濟實踐，並且直到今天仍有重要啟示意義。

一、找到符合國情的獨特的工業化道路，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資本主義國家和蘇聯式工業化道路付出的巨大代價

清政府和國民政府也曾推進工業化，但都未成功，主要是沒有解決好三個問題：一是發展戰略問題。工業以輕工業為主，無法維護國家安全，導致現代化中斷。二是資金和技術來源問題。我國是典型的小農經濟，農業產量長期維持在糊口水平，難以為工業提供足夠剩餘。三是城鄉關係問題。工業化對農村造成衝擊，導致土地兼并、高利貸，農民分化和破產，甚至引發革命。因此，中國並沒有條件走歐美對內圈地和對外擴張的道路，也沒有條件像蘇聯那樣主要依靠城市剝奪農村。面對這些中國國情的約束。毛澤東提出一系列關於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形成了一條符合國情的工業化道路。

一是重工業優先發展。對此，有人認為是照搬了斯大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特徵是重工業優先」的觀點，這種看法不全面。毛澤東曾多次闡述發展重工業優先的道理，認為發展重工業雖然短期內影響人民生活水平過快提高，但是從長遠來看，只有發展了重工業，才能為農業提供機器設備，為輕工業提供原料，更有利於促進農輕重協調發展，「是大仁政」[2]。

二是兼顧重工業優先和農輕重協調發展。蘇聯實行重工業優先，是以犧牲輕工業和農業為代價的。毛澤東自50年代後期開始，就強調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要農輕重並舉。從實踐中看，中國僅僅是在「增量」上體現了重工業優先，並不存在犧牲農業和輕工業來發展重工業的情況。

三是確定了獨立自主工業化道路。不少發展中國家依靠外援實現工業化，但國際援助從來不是沒有條件的。在涉及主權的問題上，毛澤東寧可不要援助也要維護獨立自主。他針對蘇聯撤走援助一事說：「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極好，如果給了，這個帳是很難還的[3]」。今天來看這是必要的，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中少數具備獨立自主國民經濟體系的。東歐國家依賴蘇聯援助，拉美國家依賴美國投資、貸款和市場，最終都未能實現經濟持續增長。

實踐證明，毛澤東找到的這條工業化道路符合中國實際。首先，中國用二三十年時間走完西方上百年的路，初步實現工業化，為改革開放之後我國迅速成為製造業大國奠定了基礎。其次，重工業基礎的建立，農業機械工業、化學工業的發展，為解決人民吃飯穿衣問題打下了基礎。第三，我國在實現工業化的同時，糧食產量和農民生活水平總體上持續改善，農村保持了穩定，避免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遇到的宏觀經濟不穩定、劇烈貧富分化、喪失經濟主權、惡性債務危機等問題，是發展中大國實現工業化的傑出實踐，一定程度上跳出了「歷史的周期律」。

二、通過「組織起來」進行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不足，分散風險，避免農村的分化和破產

把群眾組織起來，是毛澤東思想重要組成部分。這是中國革命的正確方針，也為經濟建設起了重要作用。現代經濟是社會化大生產，我們搞計劃經濟、農業合作化，除了意識形態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解決當時資本和技術不足、通過集體協作提高生產力、分散經營風險、改造社會結構的現實考慮。毛澤東關於「組織起來」的思想主要包括：

一是通過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的不足。重工業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具備條件。毛澤東超越了傳統理論把資本作為核心的思路，提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組織起來，以集體協作彌補資本和技術的不足，走出了一條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的獨特道路。「人是最可寶貴的……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也可以造出來。[4]」。體現在農業上，就是在機械化尚不具備條件的時候，通過農業合作化，把分散農戶的剩餘勞動力組織起來，利用農閑開展農田水利建設，改善農業生產條件。

二是把農村組織起來抵禦風險，避免分化和破產。工業化從農村攫取大量剩餘產品，容易造成農村急劇貧富分化和破產。毛澤東認為，我國「幾千年來小農經濟不斷地復甦、兩極分化、破產，周而復始，沒有出路……鼓勵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才能避免兩極分化」。他不贊成包產到戶，一個主要理由也是防止農村分化，「有的人很窮，沒法生活。有賣地的，有買地的，有放高利貸的，有娶小老婆的……」[5]。今天來看，這種警惕是完全必要的。東南亞、拉美、印度等國家土地兼并嚴重，形成大量流民和平民窟，成為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障礙。我國農業合作化儘管經歷波折，卻基本保持了農村的穩定和基本民生。鄧小平領導我們黨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思想，堅持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提出農業「兩個飛躍[6]」的設想，是同毛澤東一脈相承的。

三是通過組織起來，在農村實現工業化，發展文化和社會事業。許多國家城鎮化的教訓是，僅僅把農村作為工業化的原料、勞動力和土地來源，使得城鄉差異日益增大。毛澤東主張，在農村組織起來的基礎上，發展工業，「農業社也可辦加工業」，「要使人民公社具有雄厚的生產資料，就必須實現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7]」。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縣域「五小工業」和農村社隊企業迅速發展，成為80年代鄉鎮企業發展的基礎。以集體經濟為依託，農村還開展了大量的公共事業和服務，滿足了農民群眾對公共產品的需求。

總之，毛澤東主張農村「組織起來」，不僅解決了工業化資源來源問題，而且保障了農村的穩定和基本民生，改造了幾千年來農村的社會和文化[8]。2010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著力提高農業生產經營組織化程度」,這是在新時期對毛澤東「組織起來」思想的繼承和發揚。

三、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力，發揮兩個積極性，為改革開放後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奠定了基礎

一五計劃受蘇聯影響，計劃制定權、物資調配權高度集中在中央，這有利於集中調動資源，但更會抑制地方積極性，導致官僚主義。1956年起，毛澤東開始探索改革這一體制，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中央和地方關係上，強調向地方分權，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二是在幹部、技術精英和普通工農群眾的關係上，強調走群眾路線，幹部同工農相結合。這兩方面都是毛澤東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是他畢生推動的實踐方向。

向地方分權，是中國同蘇聯模式的顯著區別，這個思想主要是毛澤東提出並一以貫之地推動的。他本人做過兩次較大努力：第一次是五十年代末在《論十大關係》中提出「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的思想。他這年談到，「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麼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9]」1958年4月11日，中央和國務院決定把80%的直屬企事業單位以及計劃、商業、勞動教育等方面管理權下放給省。這次下放由於經驗不足出現一些問題，但是為以後進一步下放權力積累了經驗。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經濟體制過度集中帶來的弊端顯現，加上國際形勢變化和「三線」建設的需要，1966年3月毛澤東指出：「一切統一於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辦法」；「中央還是虛君共和好，中央只管方針政策，不管實，或少管點實。中央部門收上的廠收多了，凡是收的都叫他們出中央，到地方去，連人帶馬都去[10]」，並要求對經濟工作實行「徹底的革命」。這次分權更加徹底，四五計劃時期，全國共下放2600多個重點企業和事業單位，幾乎每個縣都建立了「五小」企業；70年代進一步鼓勵人民公社舉辦社隊企業。

毛澤東推動的兩次經濟分權實踐，使得我國經濟體制同蘇聯式計劃經濟已有根本不同，為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第一，為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創造了條件。改革開放前，我國只有3%的國營企業直接歸中央，許多地方具備了較完整的產業體系，為改革開放後迅速形成競爭性市場體制創造了條件，這是中國改革比蘇聯成功的原因之一。第二，農村五小工業和社隊企業，容納了農村剩餘勞動力，成為改革開放之後鄉鎮企業的基礎。

四、通過擴大民主管理提高勞動者積極性，這是「群眾路線」在經濟領域的表現

毛澤東反思蘇聯模式的另一方面，是實行經濟民主，即讓工人、農民直接參加經濟組織的管理，他認為這是調動勞動者積極性、維護勞動者權益、防止形成官僚主義的有效辦法。這種做法，既是對蘇聯模式形成的官僚專政的超越，更是對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對資本家人身依附關係的超越。這一思想，對於今天搞好國有經濟、堅持工人階級主體地位仍有啟示意義。

毛澤東關於「經濟民主」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指出：「公社是想要消滅那種將多數人的勞動變為少數人的財富的階級所有制。它是想要剝奪剝奪者。它是想要把現在主要用做奴役和剝削勞動的手段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資本完全變成自由的和聯合的勞動的工具，從而使個人所有製成為現實[11]。」毛澤東則進一步認為，解決了所有制問題以後，人人和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是不會自然出現的。「等級森嚴，居高臨下，脫離群眾，不以平等待人……這些東西都必須破除」[12]。「人民自己必須管理上層建築，不管理上層建築是不行的。」 1960年，他在鞍鋼《關於工業戰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推動「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的「鞍鋼憲法」。他主持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明確提出「人民公社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人民公社各級的重大事情，都由各級的社員代表大會或者社員大會決定」[13]。

有人認為，毛澤東比較重視群眾運動，而不重視制度建設，這種看法不全面。毛澤東在1956年就談到，解決制度問題比解決思想問題更重要，更帶有根本性質。「人是生活在制度之中，同樣是那些人，實行這種制度，人們就不積極，實行另外一種制度，人們就積極起來了。[14]」

不過，毛澤東對「如何用制度激勵人」的看法，比西方經濟學過於重視物質激勵的觀點視野更開闊，他認為，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也是生產關係的一部分，有了這種平等關係，勞動者就能意識到是在為自己的利益而勞動，從而形成強大的激勵力量。他提出的「政治挂帥」、「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等口號有明確的經濟社會內涵，即打破經濟生活中的等級制度、建造一個平等的社會。

由於種種原因，毛澤東的這一思想並未能得到全面貫徹，但仍舊產生了顯著影響。改革開放開始時，我國是一個相當公平的社會，而公平的社會是市場經濟發育的前提，超越了西方國家先建立市場經濟，再解決社會公平問題這條代價巨大的道路。美國政治學家奧爾森認為，中國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於毛澤東打破了凝固的等級制度，使當時的中國不存在任何強勢利益集團[15]。著名美籍華人歷史學家何炳棣評價說：「新中國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幹部一般都以身作則參加勞動生產，生活方式與勞動群眾相同……負責人和成員之間關係平等、直接、親切。新中國六億農民如此當家作主，確是人類史上嶄新的一頁[16]。」

當前，資本主義國家也在探索在企業中擴大普通員工權力，緩和勞資矛盾。社會主義國家應該也能夠更好地解決這個問題，毛澤東經濟民主的思想仍然有現實意義。

五、經濟建設和社會建設並重，優先發展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為改革開放奠定了人力資本基礎

人們往往認為，窮國首要的任務是發展經濟，而改善民生、社會公平的問題等經濟發達了再解決。這種思路，造成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停滯、社會動蕩。而毛澤東帶領中國探索了一條新的道路，那就是在發展過程中優先保障社會公平、改善民生。主要體現在：

首先是「保基本」，建立覆蓋全民的基本醫療和基礎教育制度。毛澤東認為，醫療和教育，不僅是保障民生的大事，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大事。「今後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17]」。對新中國衛生工作起了巨大作用的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制度，是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建立的。1970年，毛澤東批發《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方向》的調查報告，這篇文章的一個主要觀點是，醫學教育要堅持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優先發展基本醫療服務[18]，這是對現代西方醫學過度重視面向個人的治療服務、忽視面向群體的公共衛生服務的修正。

其次是「強基層」，基本醫療和教育的資源向基層傾斜。醫療和教育都是智力密集型，是稀缺資源。如果沒有國家干預和調控，那麼優質資源必然向城市集中，造成城鄉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毛澤東發出「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推動城市知識分子「上山下鄉」，就是著眼於使基本醫療和教育資源向基層傾斜。1961年，他鼓勵鼓勵江西共產主義大學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文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分散在全省各個山頭，少數在平地。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19]。」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小學入學率即由1963年的57%，大幅提升至1976年的96%，（同期印度小學入學率為1961年40%，上升至1978年58%），普通初中招生數從1963年263.5萬大升至1976年2344.3萬，普通高中招生數從1963年43.3萬大升至1976年861.1萬。

再就是公共服務和群眾運動相結合。毛澤東他認為，公共服務不僅僅是專業部門的任務，而要發動群眾一起來參加。「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20]？」我國在生產健康，教育等人力資本方面，大量採用勞動密集型技術，如赤腳醫生，愛國衛生運動、民辦教師等等，而不是主導西方社會的資本密集型技術。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要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21]」。50年代對於如何做好血吸蟲病防治，專業部門有不同看法，不贊成通過群眾運動的方式搞，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各地通過發動群眾的方式，集中進行環境整治等滅螺行動，血防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在余江縣消滅血吸蟲之後，毛澤東欣然賦詩「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對這一思想的寫照。

總之，在毛澤東推動下，建國以來形成了平等優先的執政理念和社會風尚、把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衛生作為公共物品向全民提供、符合我國國情的低成本社會福利模式、群眾運動與社會事業相結合，充分發揮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在他的推動下，新中國健康和教育事業取得了顯著成就，人均預期壽命從建國前35歲增加到70年代末68歲，達到當時中等發達國家水平，1979年，我國小學凈入學率達到93％，比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高30個百分點，接近發達國家。這些都超過了我國當時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超過當時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昔日的東亞病夫，成長為一支有文化、守紀律、年紀輕、身體好的產業工人大軍，為後來積累了長達幾十年的「人口紅利」，成為支撐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有生力量。

六、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為對外開放營造了良好外部環境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體現在經濟上，除了獨立自主探索發展道路之外，主要體現在獨立自主地處理與大國的關係，在經濟發展上堅持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隨著時代推移，這一決策越來越顯出其意義。一些西方學者和國際組織向發展中國家推銷全球化理念，認為只要發展中國家融入全球化，就能自動搭上經濟增長的快車，這種觀念並不全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無限制地向國外開放反而導致成為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喪失自主創新能力和經濟主權，這更顯示出我國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經濟的意義。

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同美蘇兩個大國的關係都一度緊張，是由於毛澤東過於強調民族獨立和主權，以至於耽誤了經濟發展，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建國初期，在美蘇對峙的局面下，我國不可能像一些人想像的「腳踏兩隻船」，只有同蘇聯堅定站在一起。蘇聯也確實為我國工業化給予重要支持。但50年代末面對蘇聯對我提出涉及主權和核心利益的不合理要求後，就毅然同蘇聯決裂，走上獨立自主的道路。60年代我國外交重點轉到「兩個中間地帶」，在國際事務中主持正義，力所能及地援助發展中國家，正是這些措施給了美國很大壓力，促使美國認真考慮同中國建交。同樣，在中美關係中，毛澤東仍然堅持同美國平等對話的原則，不拿原則做交換，這鮮明地體現在1972年毛澤東同尼克松的會談中。中美接觸之後，自70年代中期，我國外交打開新局面，對外開放的重點轉向資本主義國家。從這段歷史可以看出，這是同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分不開的，如果不是毛澤東堅持自尊、自立、自強，就不可能發展同西方大國平等的關係，也就不可能為我國對開開放營造良好環境。

七、毛澤東經濟思想和實踐的總體評價

有人認為，毛澤東思想主要是革命的思想，對建設沒有指導意義，這種看法有失偏頗。

首先，毛澤東經濟思想貫穿著實事求事、群眾路線、獨立自主這三點活的靈魂，是毛澤東思想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次，毛澤東時代經濟建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積累了寶貴經驗和物質基礎。這一時期，我國初步實現了工業化，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機械化有很大進展，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物質基礎。我國國民基礎教育和健康水平大幅度躍升，人口素質顯著提高，為改革開放準備了人力資本和人口紅利。我國成為獨立自主的大國，同100多個國家建交，為改革開放營造了外部環境。營造了一個公平的社會，地方企業充分發展，為改革開放準備了制度基礎。

第三，這一時期經濟發確實展走了許多彎路，例如，毛澤東關於農輕重並重的思想、關於人民群眾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思想，並不能落實得很理想。但這很大程度是囿於當時惡劣的國際環境和具體工作基礎，並不能說毛澤東經濟思想就失去了指導意義。隨著我國經濟增長進入新階段，一些當年看來超越階段的做法，現在更加具備了現實的意義。

八、毛澤東經濟思想的現實指導意義

第一，經濟建設要和政治、社會、文化建設統籌考慮。毛澤東從來不是單純就經濟看經濟，而是把經濟發展同政治、社會、文化作為一個系統來看待。當前，面對改革攻堅任務，要跳出經濟看經濟，不僅用經濟手段，也通過發揮政府的引導和調控作用、完善社會組織、增進社會公平、改善民生、樹立勞動至上的風氣，來提高經濟增長的潛力。

第二，通過增進社會公平來促進經濟發展。毛澤東時代經濟增長起點很低，但正是由於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徹底的社會變革、勞動人民翻身做了主人，激發出勞動積極性。當前，我國經濟增長遇到瓶頸，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收入分配和階層差距過大，要把增進社會公平、走共同富裕道路作為擴大內需、增強經濟發展後勁的戰略性選擇。

第三，把社會建設和人民有序政治參與結合起來。社會事業是擴大人民有序政治參與、培養人民參與意識的良好平台。要在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提供中，擴大人民群眾在決策、監督中的作用，使改革真正符合人民利益。

第四，擴大經濟民主，保障勞動者權益。無論在什麼所有制企業，都要倡導擴大普通勞動者在企業運營決策中、特別是涉及工人切身利益事情上的決策和監督權，以制約資本所有者侵害勞動者利益。

第五，堅持獨立自主發展經濟。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站到國際競爭的前沿，更有必要強調自主創新，在國際關係中一切從國家利益出發，實行獨立自主的經濟政策。

第六，城鎮化和農村現代化並舉，提高農村組織程度。避免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把農村片面作為城市的勞動力、土地和資源來源地，導致農村社會空心化、城鄉差距拉大，要立足農村發展現代農業和服務業，通過新型專業合作社等組織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

（江宇 察網專欄學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原文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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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習近平：《不能割裂改革開放前後歷史》，新華社2013年1月6日電

[2]《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6頁

[3]新華網：《霹靂驚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紀實》，新華網報道，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2-07/24/content_495843.htm

[4]《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6頁

[5]《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242頁。

[6]1990年，鄧小平就中國農業的改革和發展，首次闡釋了「兩個飛躍」的思想。3月3日，他在與江澤民等談話時指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是很長的過程。」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

[7]對《鄭州會議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的修改和信件，《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15頁

[8]《組織起來》，《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932頁。

[9]《毛主席在國務院四辦及中央輕工業各部彙報工作時候的插話和指示》（1956年3月1日—5日）。

[10]參見於鳴超：《中國省制問題研究》，北京：《戰略與管理》1998年第４期

[1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題注集萃（二），《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12日

[12]毛澤東《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談話記錄》(1958年11月9—10日)

[13]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通過

[14]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72頁。

[15]曼瑟·奧爾森：《權力與繁榮》中文版，蘇長和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4月第一版，第129-130頁

[16]何炳棣：《從歷史的尺度看新中國的特色與成就》，《參考消息》1974年3月11日到3月15日

[17]《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黨的文獻》2003年第5期

[18]毛澤東:《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批語和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8年

[19]《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一封信》，《毛澤東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第282頁

[20]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1083頁

[21]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黨的文獻》2003（5）第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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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抗美援朝、「156項工程」和新中國工業奠基

作者：梁孝

建國伊始，新中國「抗美援朝」。開國第一戰，歷時三年，中國人民志願軍憑著鋼鐵般意志，把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牢牢地定在「三八線」上，打出了國威軍威，就此確立了新中國軍事強國的地位。但是，一直有一種非常流行的觀點認為，經歷了長期戰爭，中國要休養生息，要進行經濟建設，而抗美援朝消耗了國力，影響了中國的經濟建設。這種觀點，只看了實實在在的眼前經濟利益，沒看到一個國家的戰略利益，更沒看到戰略利益向實際利益的轉化。再說白一點，沒有看到抗美援朝的「戰爭紅利」。這裡，僅就從奠定新中國工業基礎的「工業156項」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一、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核心是什麼？

新中國經濟建設的核心是工業化。從常理來說，中國經歷了長期的戰爭，建國後要修養生息。這很符合中國歷史傳統。政權穩定後，重新分配土地，減輕賦稅徭役，興修水利，整頓吏治。總之，進行黃老無為之治，休養生息，國家自然安定繁榮。但是，新中國不可能延續歷史慣例。西方的堅船利炮，把中華民族幾乎陷於亡國滅種之地。因此，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李鴻章、張之洞要搞洋務運動，就是要進行工業化，製造自己的「堅船利炮」。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核心任務，甚至於現代化的核心任務，就是致力於工業化，能夠生產自己的「堅船利炮」，否則，就根本無法維護國家的獨立和統一，無法長治久安，無法真正的實現富裕繁榮。

新中國要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趕超戰略。工業使用機器生產，而重工業是能夠生產機器的工業。

但是，進行工業化是有條件的，不能憑空進行。以重工業為中心的工業化，需要大規模的工業投資。工業投資從哪來來呢？

一個來源，是從一個國家生產的勞動剩餘而來。一個國家一年生產一定的財富，同時也消耗掉一定的財富，剩下的就是勞動剩餘。這個剩餘可以轉化為工業投資。但是，在一個工商業不發達的農業國，這個勞動剩餘是很低的。工業投資受到極大的限制。新中國成立後，政府沒收了官僚資本，成為國有經濟。同時還有一些民族工商業，其中大多集中在輕工業。另外就是生產力水平很低的農業。在當時的情況下，由於勞動剩餘限制，中國無力進行全面大規模工業建設。所以，當時中國領導人有個估計，中國要經過一個新民主主義階段，長約15年，發展生產力，然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說到根上，就是國家財富有限，無法進行超大規模的工業投資，無法推動趕超戰略。

另一個來源，是外部援助。外部援助，通過低息貸款，用這筆錢買技術買設備，進行工業投資，等工廠運轉後，生產力提高後，再還給人家錢。外部援助，實際是預支未來財富的辦法，可以最大限度打破資金瓶頸。

新中國成立後，一方面積極恢復生產，另一方面，積極尋求貸款。

二、沒有地位就沒有相應的援助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是反帝、反封、反官僚資本，而官僚資本是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代理人。因此，新中國建國前後，為了爭取真正的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中國人民必然要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進行鬥爭，美國和西方也對我國進行各種封鎖和遏制。在當時兩大陣營對峙的國際政治格局下，中國自然一邊倒，把目光轉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希望能夠從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那裡得到援助。

但是，得到蘇聯的援助並不容易。

說一句題外話。筆者有一個親戚，原來在一個大國企工作，基本上是在車間混日子。國企大改革時，由於沒有一技之長，最後辭職。問他以後幹什麼。他非常自信，說自己的幾個鐵哥們都在做生意，一次少著也能掙個幾十萬。自己打算跟著幾個哥們一塊做生意，掙上一筆就夠在國企干幾年的。但是，一直到現在，他還是窮困潦倒，幾個鐵哥們也沒帶他做生意。

做生意是有風險的。一筆生意的利潤就這麼多，你要參加利潤分配，就要有你的貢獻，而且是別人替代不了的。你是能夠保證質優價廉的廠家，還是能夠找到銷售渠道，或者是打通特定的關節，或者是提供大筆資金貸款？如果你什麼都做不了，那麼，憑什麼人家冒了風險投資，你卻來分一杯羹，拿走一大塊利潤？

國際關係中也是如此。拋開各種華麗的外交辭令，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實際上是一個各個國家經過博弈（最激烈的形式表現為戰爭）後形成的國家利益結構，也是一個勢力範圍格局。二戰之後的雅爾塔格局，就是作為戰勝者的英美蘇劃定勢力範圍的結果。英國雖然在戰後還想恢復大英帝國，但隨著實力衰弱，不得不退出超級大國競爭，從而形成以美蘇為首的兩大陣營對抗的冷戰格局。在這樣一個國際格局中，人家憑什麼接納你？你有什麼樣的實力，你就有什麼樣的戰略空間，你就有相應的利益。如果你沒有任何力量，只是單方面求助於別人，那麼，你得到的東西必然是有限的。

經常看網友議論，如果中國不向蘇聯一邊倒，不抗美援朝，就能和美國搞好關係，就會得到美國援助云云。

這想得太美了。世界哪有免費午餐?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在1917年加入協約國，是戰勝國，結果巴黎和會，根本沒有說話的份，自己的權益被大國出賣。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只是象徵性出兵，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說中國是東方大陸主戰場，應該不為過。中國拖住、消滅了大量日軍，是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力量，是四大戰勝國之一。但是，即使如此，美國仍然可以背著中國，劃定其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說到根本，實力不足，分量不重，利益空間自然有限。

新中國也並沒有擺脫這個局面。

中國要貸款，要援助，只能找蘇聯。

1949年12月，毛澤東率領代表團訪蘇。應該說，中國領導人對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抱有極大的期望，但是，從實際結果來看，中國實際得到的援助並不多。中國領導人還感受到了蘇聯領導人身上的大國沙文主義。但是，中國領導人還是得到了兩個極其重要的成果。第一，中蘇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毛澤東明確指出這個條約的意義。「實行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是鞏固革命勝利的兩個基本條件。這次締結的中蘇條約和協定，使中蘇兩大國家的友誼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和平。」美國著名外交家、國際問題專家基辛格認為，中蘇條約最重要的內容是規定了在與第三國發生衝突時的互助義務，「在理論上，條約規定中國有義務在全球範圍內馳援蘇聯；而實際上，也意味著如果中國周邊地區的潛在危機加劇，中國將得到蘇聯的安全保障。」正是因為要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為我國的經濟建設尋求牢固的安全保障，中國領導人在簽訂條約時慎之又慎。據伍修權回憶，周恩來總理要求談判人員逐條、逐句、逐字進行研究斟酌。條約中有一段寫道：「締約國一方一旦受到第三國侵略，另一方得以援助。」，周恩來總理堅決要求將「得以」改為「即盡其全力」。

第二個重要成果，就是中國從蘇聯爭取到了3億美元的貸款，並由這3億美元形成了蘇聯援建的50個大型項目。

但是，如果仔細思考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一方面要藉助蘇聯來保證國家安全，另一方面又要像蘇聯爭取發展經濟的貸款。中國完全是一個單方面伸手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貧弱的老舊農業國，在一個被視為「米其淋」式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個什麼地位？這樣地位，又能爭取什麼樣的援助呢？

蘇聯給中國貸款3億美元，而就在一年前，蘇聯援助波蘭4.5億美元。就兩個國家的幅員而言，經濟建設的困難而言，中國所得到的援助太少了。

但是，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決定了，它不可能得到很多。

三、抗美援朝打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地位

很快，歷史就證明，中國不是被動地依賴社會主義陣營。中國加入社會主義陣營，也極大地增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支柱性力量。這就是抗美援朝。

朝鮮戰爭最初是朝鮮國家內部的統一戰爭，南北雙方都想統一朝鮮，在戰爭爆發前，也是各種小衝突不斷。朝鮮戰爭爆發後，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一直打到釜山。美軍在釜山構成環形工事死守最後的立腳點。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冒險一搏，在仁川登陸，攔腰截斷朝鮮人民軍，人民軍大敗。朝鮮戰爭攻守之勢瞬間逆轉。金日成向中蘇請求救援。中國是否出兵？新中國領導人面臨著極其艱難的選擇。戰自然有理由。第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剛剛爆發，27日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干涉中國內政。第二，從地緣政治來說，朝鮮歷來是外部勢力侵略中國的跳板。如果美軍飲馬鴨綠江，從北至南萬裏海疆，將完全置於敵對勢力威脅之下。第三，美軍越過三八線向鴨綠江挺進，威脅中國最重要的東北重工業基地。第四，金日成已經向中國求援，社會主義國家在看著中國，世界也在看著中國。

（圖片說明：抗美援朝戰爭打出了中國的國威軍威 ，國際地位迅速提高，圖為志願軍戰士押送俘虜）

但是，不戰更有理由。中美兩國的實力差距太大。美國是最發達的工業國，剛剛在二戰後成為世界頭號強國，而中國則是百年積貧積弱，是落後的農業國，剛剛結束內戰，正要休養生息，展開經濟建設。從軍事上說，美國有世界上最強大的陸海空部隊，而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沒有真正的海軍、空軍，陸軍的裝備也是相差懸殊。從國內的形勢來說，蔣介石還盤踞在台灣，大西南還有未肅清的國民黨軍隊。一旦在解放軍在朝鮮作戰失利，美軍趁勢入侵東北，蔣介石在台灣遙相呼應，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中國大多數領導人是不願意出兵的。

毛澤東力主出兵，並且作了大量的思想工作。最後，黨中央做出了出兵決策。本來與蘇聯商定中國出兵，蘇聯提供裝備和空軍。但是，就在將要出兵的時候，斯大林擔心與美國發生衝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決定不出動空軍。這就意味著，中國在沒有制海權、制空權的情況下，獨立與美國作戰。對於蘇聯的決定，中國政府最初的反應是，如果蘇聯不出動空軍，中國也不出兵朝鮮。

這就意味著，美國人將飲馬鴨綠江。在斯大林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朝鮮將名存實亡。而美國的軍事力量，將直接面對蘇聯國土。斯大林支持金日成統一朝鮮，結果卻捅了一個大窟窿，眼看就要又輸面子，又輸里子。

就在朝鮮戰爭就要以金日成在中國建立流亡政府而結束的時候，毛澤東致電在蘇聯談判的周恩來，並通告蘇聯政府，「我們認為應當參戰，必須參戰，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中國毅然決定出兵，保家衛國。而且，更是出乎各國意料的是，中國志願軍在朝鮮打得非常漂亮。第一次戰役小試鋒芒，第二次戰役打得最精彩。志願軍先示弱誘敵深入，再大範圍迂迴穿插，分割包圍。美軍大敗，一直退過三八線。二戰時在歐洲赫赫有名的悍將巴頓將軍的第八集團軍被打得潰不成軍，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在撤退中車禍身亡，美國五星上將麥克·阿瑟將軍經此一戰名譽掃地。如果不是志願軍的武器裝備後勤給養與美軍差距過大，這一戰就能決定朝鮮戰局。第三次戰役志願軍越過三八線佔領漢城。在第四、第五戰役，中國人民志願軍又以強悍的戰鬥意志挫敗美國的反攻，把戰線死死地釘在三八線上。

這一戰，軍威大振，民心大振，國威大振。二次戰役勝利後，時任中央辦公廳的楊尚昆在日記中讚歎毛澤東的膽略和眼光，稱抗美援朝決策英明之至，如果要他決策，他肯定選擇偏安。

四、蘇聯要倚重中國，對中國的援助不斷增大

世界上沒有免費午餐。

剛剛進入社會主義陣營的時候，中國被看作一個落後的、貧困的國家，中國共產黨被視為米其淋式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領袖毛澤東被視為鐵托式的人物，中國被看作只是一個依賴蘇聯援助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即使3億美元貸款也是要是要討價還價。而在抗美援朝中，在朝鮮戰局岌岌可危，蘇聯猶猶豫豫地時候，中國毅然挺身而出，抗擊美國及其僕從國，並且戰而勝之。不僅幫助朝鮮，而且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也維護了社會主義陣營在東方的利益。就此，中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高，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也空前提高。在遠東地區，中國成為社會主義陣營最堅固的戰略屏障。

原計委主任袁寶華同志在1952年制訂「一五」計劃時訪蘇。據他回憶，他們所到之處，受到了蘇聯人民的熱烈歡迎。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聯自建國始就被資本主義列強包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面臨著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付出了慘重代價才獲得勝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兩大陣營又開始對峙，冷戰開始，又面臨著東西兩面臨敵的戰略態勢。就在這時，在東方出現了一個4億5千萬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而且是敢於抗擊美帝國主義的大國。這是蘇聯的強援，也是一個安全屏障，是和平的保障。中國需要蘇聯的工業技術，反之，蘇聯也需要中國。

就在抗美援朝的同時，新中國經過了三年經濟恢復，經濟達到了抗日戰爭前最佳水平。1953年-1957年，中國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安排大中型項目694個，實施施工的921個。「一五」計劃的骨架是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經歷了百年憂患，新中國開始真正有計劃地、全面地進行工業化建設。這是中國工業化開天闢地的大事。

「156項工程」的形成是分三批逐漸確定的。

第一批項目是在毛澤東首次訪蘇期期間確定的。雙方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和協定，其中蘇聯同意向中國貸款3億美元，實行1%優惠利率，5年還清。蘇聯用這筆貸款向中國提供50個大型工程項目，包括煤炭、電力等能源項目、鋼鐵、有色金屬、化工等基礎項目和國防項目。

抗美援朝後，蘇聯加大對中國的援助力度。1952年8月，周恩來率領代表團訪蘇，雙方確定了援助項目的基本原則。周恩來和陳雲等回國後，李富春帶領代表團在蘇聯繼續與蘇聯方面商定細節，邊考察邊學習邊研究，最後在1953年5月，雙方確定，蘇聯在1953年-1959年內援助中國新建和改建91個規模巨大的工程項目。連同1950年簽訂的50個項目共141個。這些項目將在1953年-1959年期間分別開工。據當時預測，當這些項目建成後，中國的工業水平將會有很大提高，達到蘇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水平，達到日本1937年的水平。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成為蘇聯領導人。相對其他蘇聯元老，赫魯曉夫資歷淺。為此，赫魯曉夫要尋求中國的支持。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當之無愧的第二大黨。1954年，赫魯曉夫率團訪華，簽署向中國移交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的正式協定。雙方又商定，蘇聯向中國提供5.2億盧布長期貸款，再新添15個工業項目，追加提供總價值為4億盧布的設備等。這是第三批確定的項目。實際上，簽訂的經濟援助項目，遭到了蘇聯領導層內部的激烈反對。蘇共主席團元老伏羅希洛夫就公開聲稱：「當可怕的反法西斯過後四處彈痕累累的時候，我國人民還不能勝任在中國的這樣一番事業。」。但為了贏得中國的支持，赫魯曉夫把這些反對意見硬壓了下去。

這些項目加起來，總共156項，因此被稱為「156項工程」。後來又根據實際情況，去掉2項，因此實際上是154項。而真正實施興建的是150項。但是，人們還是習慣地稱之為「156項」。

實際上，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不斷加大，後來簽訂的項目遠遠超過了156項。

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關於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赫魯曉夫此舉引起軒然大波。一方面，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人心大亂，還發生了匈牙利事件。另一方面，蘇聯領導層中斯大林時期的元老們不滿赫魯曉夫，內部政治鬥爭激烈，赫魯曉夫憑藉朱可夫元帥的支持打到元老們，把他們定為「反黨集團」，隨後又藉機剝奪朱可夫軍權。一時間，赫魯曉夫焦頭爛額，捉襟見肘。針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中國共產黨不同意全面否定斯大林，也對蘇聯的內部鬥爭有自己的看法。在這一時期，為了贏得中國共產黨的支持，赫魯曉夫再次加大對中國的援助力度。

1956年4月7日，中蘇再次簽訂協議，增加55個援助中國的建設項目，其中新增工業為49個。同年9月又簽訂12項。截止至1957年3月，中國與蘇聯簽訂的協議項目共255項，其中工業項目244項，非工業項目11項。除去重複計算的13、雙方同意撤消的10個項目和1957年年底完成的項目外，留待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的項目是169個項目。這些項目中後來又根據實際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動。但是，最初的156項工程基本未變。

總之，蘇聯援建的項目最高時達到了291個。據估算總額達到26.5億-30億美元。是最初援助貸款的9-10倍。

其實，這還沒有反映出蘇聯援助的規模。據中國社科院紀坡民在《「夾縫中的奮鬥」-「抗美援朝」60周年紀念會上的發言》中估算，在蘇聯援助中，貸款只佔4%，其他為貿易。截止蘇聯撕毀援助合同，撤走專家時，援助規模超過3億美元的150多倍。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看看更詳細的估算。

還有一點，必須強調，在這些項目中，中國爭取到了當時最先進的核技術和導彈技術，這是中國盼望已久的軍工核心技術。實際上，這樣的技術是沒人願意給的，有錢也買不到。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毛澤東表示希望蘇聯幫助搞核武器，赫魯曉夫委婉拒絕，只是幫助中國搞一點核反應堆，培養一點人才。1956年，中國提出幫助搞導彈技術，蘇聯方面明確拒絕。蘇聯高層，尤其是蘇聯軍方，實際是反對向中國提供這種重要的核心軍工技術的。但是，隨著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捅了大漏子，他在社會主義陣營、蘇聯內部受到的反對壓力越來越大。為了尋求中國的支持，僅僅一年後，1957年10月15日，中蘇簽訂《關於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的原子工業的協定》（新技術協定）。根據這一協定，蘇聯將幫助中國進行原子彈的研究和生產，並提供原子彈的教學模型和圖紙資料。蘇聯將向中國提供一定的岸對艦導彈技術，幫助中國進行導彈研製和發射基地工程設計。在這之後，1957年11月2日，毛澤東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到達莫斯科，參加蘇聯40年國慶。

這確實是蘇聯老大哥的援助過程，但是，這也是抗美援朝「戰爭紅利」的變現過程。如果不是抗美援朝打出了國家地位，打出了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僅次於蘇聯的地位和巨大威望，赫魯曉夫也就不會指望、倚重中國的支持，人家也就不會咬著牙頂著壓力給你援助了。

五、「工業156項」為新中國的工業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國成為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唯一建立完整工業體系的國家。

156項工程是以重工業、軍事工業為中心的。軍事工業有44項，其中航天工業12項、電子工業10項、兵器工業16個，航天工業2個、船舶工業4個；冶金工業企業20個；化學工業企業7個；機械加工業24個，能源工業企業52個；輕工業和醫藥工業3個。

同時，在工業布局上，主要考慮以下幾點，第一要靠近能源，第二要能夠改變落後地區的工業面貌，第三要考慮安全問題和軍事需要。除造船廠修建在海邊，其他軍事工業要修建在敵人飛機炸不到的地方。這在客觀上平衡了中國的工業布局。

（圖片說明：156向工程之一：第一拖拉機製造廠，戰爭時期，拖拉機廠很容易轉型生產坦克）

156項工程是世界工業發展史上最大規模的工業轉移和技術轉移。在項目援建的過程中，蘇聯為中國培訓技術人員，並派遣專家安裝、調試、講解設備應用，與設備而來的還有生產工藝和設計圖紙。在這個過程中，也是我國科技人員學習、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的過程。從工業體系的角度來說，我國建立了比較完備的基礎工業體系。同時，也建立了相對完善的技術體系，獲得基礎技術，填補了部分基礎技術的缺失環節，為其他技術和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礎，得到了中國過去沒有或基礎很差而又急需的技術，填補了汽車、拖拉機、採油煉油設備、化肥、化學纖維、光學儀器、照相膠片、噴氣式飛機、航空發動機、坦克、核武器、火箭、計算機、半導體、精密儀器等技術領域的空白，從而形成成了我國自己的技術研發體系，建立了比較系統的學科體系，開展了技術科學理論和實驗研究。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除了少數軍工體系，蘇聯援建的項目在當時還是比較先進的，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水平。工業156項不是簡單地買設備，而是掌握核心技術的過程。這個工業體系是具備升級能力的。

從1950年第一個項目開始建設，到1957年年底，156項工程中有一半以上項目按期完成或部分建成投產。截至1960年年底，156項工程完成133項，17項正在建設。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政府，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單方面撕毀對華援助合同。在這之後，中國開始獨立自主完成餘下的項目。到了1969年，實際實施的150項工程全部完成。

這裡還要再強調一點，蘇聯援建的156項工程只是骨架，我國還有相應的配套工程1000餘項。

156項工程為新中國建立完整的、獨立的工業體系，為迅速提高工業水平，打下了堅實地基礎。

如果回顧一下歷史，想一想魏源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張之洞興辦漢陽鐵廠的艱辛與無奈，想想中國沿海民族企業在日本侵華的戰火中煎熬，部分西遷內陸的民族工業顛沛流離，再看看新中國浩大的「156項工程」，一個中國人如何能不為之動容！

這裡，還要就此談兩個問題。有一種觀點認為，新中國不高建設，總是搞政治運動，搞得老百姓餓肚子。這是個非常錯誤的觀點。看看工業156項及其配套工程，就應該知道，新中國進行了空前的工業化建設。但是，這種工業化是以重工優先，投資大，見效慢。中國很長時間是高積累，低消費，勒緊肚子搞工業建設，鋪現代化的家底。生活水平被壓低，正是空前工業化建設的代價。而縱觀前三十年的政治運動，歸根結底，都是為了動員人力、物理、精神力量投入工業化。高速推動中國工業發展。這個翻天地覆的過程，也自然會導致一些列社會矛盾。以前三十年生活水平低而認為其不高建設，是種無知而可笑的觀點。

還有一種流行的觀點，似乎中國一改革開放，忽然迸發出無窮的生命力，經濟迅猛發展，中國應該早改革開放，並以此否定前三十年。實際上，在1969年，中國的156向工程已經建成，中國的工業骨架已經生成，中國經濟的基礎已經打好。後面的工作，就是優化、調整工業結構，發展輕工業。中國經濟的火車頭已經造好，調試之後，就可以帶著中國的列車前行了。而輕工業的發展，投資少，見效快，在重工業的基礎上，能迅速發展。在156項完成時，中國也進入了工業起飛時期。有一點必須明確，在建國之初，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而在156項工程及其配套工程完成後，中國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業國，而且是有著完整、獨立的的工業體系的大國。這位中國打下了萬世之基！中國是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大國唯一一個建立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國家。或者說，在這時，中國什麼都能造。

人們一提改革開放，總是談中國的勞動力充足優勢。在國際會議上，當中國學者向非洲領導人談中國經驗時，非洲領導人無奈搖頭，說中國的經驗，他們學不了。他們的勞動力更便宜，但是，他們沒有自己的工業體系。沒有配套工業生產，勞動力再便宜，外資也不回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在工業156項的基礎之上的！

結語：歐洲人把自己的崛起美其名曰為「持劍經商」。在叢林法則里，沒有劍，就沒有地位，沒有戰略空間，也就沒有自己的戰略利益。新中國開國亮劍，抗美援朝，打出了國家地位，打出了自己的戰略空間。巧妙地利用這種戰略地位，以工業156項為代表，中國獲利巨大。抗美援朝惠及國人太多了。中國人應該永遠銘記這一戰，也應該銘記當年爬冰卧雪，浴血奮戰的英雄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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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袁寶華：「赴蘇談判的日日夜夜」，《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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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久春：「20世紀50年代工業建設『156項工程』研究」，

劉振華：「建國初『156』項工程項目的確立」，《中國檔案》

（梁孝，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察網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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