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文學的思想功能

俄羅斯文學的思想功能 ——張建華在北京市東城區圖書館的講演

　　責任倫理使得俄羅斯文學具有了預測並引領未來的思想功能，文學經典成為時代思想和社會心態走向的風向標。

　　俄羅斯文學堪稱文學的「世界奇珍」。她不以故事的情節誘人，也不以敘述的奇巧取勝。經歷了千年文化傳衍、流變和各種轉折的俄羅斯文學的歷史是作家呈現的社會世相、人性百態和靈魂「奇觀」。讀她，你不會輕鬆愉悅，做不到泰然漠然，任何一個讀者都不敢對她輕慢，都會震撼於她的深邃厚重。成就文學這一「世界奇珍」的原因何在？是俄羅斯文學的品格：強大的責任倫理、深刻的靈魂關懷、內在的悲劇精神、偉大的「崇高」理念；是文學自身固有地域的、歷史文化的、文化負載的特性和無所不在的宗教意識。

俄羅斯文學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記錄，殉難者的史冊」

　　有獨立民族品格的俄羅斯文學始於普希金。從普希金開始，俄羅斯文學就成為一種始終接受社會審查和評判的社會性公眾表述，每一部重大的文學作品都會成為社會思想的重要現象與爭論熱點，作家、批評家也從未忘記對個人、民族、人類自覺的責任擔當。

　　果戈理說，「一個人只有當他對自己的故土和自己的人民有了本質的和細部的充分認知，只有將自己培養成其鄉土的公民和全人類的公民時……他才能進入創作領域。」別林斯基說，「文學的核心任務就在於深刻地，全面地揭示生活的矛盾。」詩人涅克拉索夫說，要想做一個詩人，首先應該作一個公民。當代詩人葉甫圖申科說，詩人不僅僅是一個詩人，他的內涵遠遠要大於一個詩人。

　　1842年，剛剛問世的《死魂靈》立即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產生了巨大的轟動，引發了俄國思想界圍繞著俄國農奴制度和文學創作本質的一場劇烈而又持久的思想論爭。赫爾岑說，「《死魂靈》震撼了整個俄國」。20世紀50年代，在境外發表的長篇小說《日瓦戈醫生》連同他的作者帕斯捷爾納克遭到了險象環生的政治圍剿，成為轟動蘇聯文壇乃至世界文壇的重大現象。1988年它在蘇聯本土的「回歸」再一次掀起了爭論的狂瀾。這樣的例子在俄國的文學史、文化史上可謂不勝枚舉。

　　責任倫理使得俄羅斯文學具有了預測並引領未來的思想功能，文學經典成為時代思想和社會心態走向的風向標。作家對社會歷史、民族命運、人性變化、存在狀態的深刻體認使得每個時代都能產生體現社會發展，表達民族意識、民族精神的偉大作家和作品來。俄羅斯作家始終具有啟蒙者的意識，改革家的精神，思想家的品格，藝術家的風采。

　　文學的責任倫理我們還可以從作家多舛的人生中得到有力的證實。在19世紀，從普希金到萊蒙托夫，從果戈理到屠格涅夫，從赫爾岑到車爾尼雪夫斯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爾斯泰，他們無一例外地遭受了或被流放、監禁，或被革除教籍甚至被判處死刑的迫害。在20世紀，更有一大批作家慘遭流亡、監禁、殺害，比如布寧、古米廖夫、葉賽寧、沃龍斯基、扎米亞京、巴別爾、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樣的名字我們可以長長地羅列下去。赫爾岑說過，俄羅斯文學是一部「被放逐者的記錄，殉難者的史冊」。

　　人的精神存在從來就是俄羅斯文學敘事的核心，而相應被作家忽視和偏廢的正是人的物質性存在。

　　文學對物慾的否定這一命題最早出現在普希金的中篇小說《黑桃皇后》之中，工於心計的格爾曼對金錢的貪慾充分顯示了被「慾望」左右的生命悲劇。「金錢騎士」既是時代性格的圖騰，也是個體靈魂沉淪的表徵。果戈理筆下的貴族地主們正是在對金錢、財富的攫取中成了一具具精神畸形的「死魂靈」。薩爾蒂科夫·謝德林的《戈羅夫略夫一家》則將這一命題推向了極致：一代貴族地主對財富的攫取走到了令人恐怖絕望的程度。對財富的爭奪使得家已不再是躲避社會噩夢的綠洲，而成了展現金錢社會罪惡和醜陋的市場。

　　陀思妥耶夫斯基沒有停留在對社會的道德秩序和人既有的精神狀態所進行的論辯和反省上，他探討的是人的一種共時性的靈魂狀態。他通過人內心世界的複雜、矛盾、糾結、罪感來表現人靈魂的衝突、掙扎、呼號。宗教視角更大大強化並深化了其靈魂的叩問。他的小說告訴讀者，人類的歷史不僅是一部社會發展史，更是人個體靈魂的無有休止的搏鬥史。

　　在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靈魂關懷呈現出更為豐富的題材和多樣的敘事。它或將個體靈魂的墮落視作社會精神危機的根由（高爾基的《克里木·薩姆金的一生》），或將人與自然的和諧視為生命的最高境界（普里什文的《人蔘》），或以生命、心靈的自由視為人最高的精神追求（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或以實現真善美愛的精神生活為最高原則（布爾加科夫的《大師與瑪格麗塔》），或將精神生活的和諧和靈魂的永恆視作最高的生命理想（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或以基督愛的理想作為民族和人類精神生活的歸宿（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第一圈》）等等。作家通過主人公在精神生活領域不息的探索，不斷的懷疑與反省，揭示社會的悖謬、人性的異化、靈魂的墮落，不僅為社會的正義、平等仗義執言，為人的自由和幸福鬥爭，還在為實現人的精神重生、靈魂復活呼號。

　　展現精神、靈魂的複雜性並建立起靈魂關懷的維度是俄羅斯文學獨有的靈魂敘事，也成為世界文學靈魂關懷的典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宗教哲學家謝·布爾加科夫把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比作「我們的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兩個太陽」。

　　俄羅斯作家精神探索、靈魂拷問的文學旅程穿越的是一個充滿苦難、不幸的世界，蘊蓄著一種強大的悲劇精神。比起西方的同行們來，他們對苦難，特別是人的精神苦難，更敏感，更願意也更善於表達。早在18世紀末，拉吉舍夫就說過，他之所以鍾情於文學，就因為「我的靈魂被如此沉重的人類苦難所震撼」。陀思妥耶夫斯基說，人生是基於苦難的，苦難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本質屬性，因此，「對於一種寬廣的意識和一個深邃的心靈來說，苦難與疼痛永遠是必須的」。

　　是果戈理在俄羅斯文學歷史上敲入了兩根刺眼的釘子：黑暗意識與悲劇精神。批評家莫楚爾斯基說，「我們文學中的一切『黑夜意識』都是從果戈理開始的。」作家深深地為俄羅斯人的精神墮落感到恐怖，大聲疾呼，「一切，連空氣都讓我感到沉重與窒息。」他認定俄國社會和俄羅斯人需要道別麻木、冷漠，應該通過揭露黑暗、展現悲劇來激活自己。《死魂靈》是作家通過對生活的荒謬與人性缺陷的揭示來表現民族精神深層的混亂與撕裂，表現宗法社會中民族性庸俗和集體性荒謬的傑作。

　　貫穿兩百年文學始終的這種黑暗意識與悲劇精神表現在：對小人物苦難命運的同情、悲憫，對俄羅斯民族精英人生求索悲劇的哀嘆，對人靈魂深處慾望與理性無有終結的矛盾、搏鬥的洞察以及真善美在社會現實中被扼殺、被摧毀的悲哀。文學史家文格羅夫說，這種悲哀不是失望，而是深深的同情、關懷和愛，是俄羅斯文學意識的典型特徵。著名的「多餘人」形象所記錄的並非個性形成的證明，而恰恰是個性毀滅的悲劇。而「小人物」的悲劇，不僅在於他們被侮辱、被損害的人生，更有他們自身的人格缺陷，還有社會意志吞噬個人意志的存在悲劇。

　　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中實現了悲劇詩學的歷史傳統與時代精神的統一。主人公葛利高里精神突圍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是對時代的冷漠、狹隘、殘酷、暴力的一種抵抗和修正，也是人性複雜性和矛盾性的悲劇。帕斯捷爾納克在《日瓦戈醫生》展現了時代、社會將個體的人擠壓到一個只有徹底服從政治條規和集體意志才能存活的悲慘境地。他將主人公生命悲劇的敘事升華到了人類自我救贖的形而上層次。作家沒有在是非、對錯、新舊、革命與反革命的倫理概念中掙扎，而是以悲天憫人的情懷看待一場變革，用生命的寬厚和仁慈考量社會演進中的人和事，開創了一種獨特的悲劇小說的敘事倫理：用生命倫理抗拒革命倫理，反對只為革命歌唱不為犧牲哀悼，只聽勝利凱歌不聽苦難哀響，只講國家、人民的未來不談個人、家庭幸福的今天。當代作家馬卡寧的《審判桌》則以「審判桌」為隱喻意象，審視積澱於民族心理中的施虐與受虐心理，將積澱於俄羅斯民族心理的集體無意識用一種荒誕的形式呈現了出來。

　　俄羅斯文學的悲劇精神如尼采所言，是一種「強者的悲觀主義」，是「對生存中艱難、恐怖、險惡、成問題的東西的一種理智的偏愛」。洞察了俄羅斯文學悲劇精神的這位哲學家還說，「我情願用俄羅斯式的悲憫去換取整個西方的幸福。」

　　朗迦納斯在《論崇高》中說，文學的「崇高」就是偉大的思想，高昂的情感，審美的修辭。康德則更強調「崇高」的精神意蘊，他說，崇高就是人的崇高，人的理性與思想的崇高。表現並張揚「崇高」是俄羅斯文學對生命悲劇的強大反撥。

　　由對「崇高」的嚮往而生髮的理想主義是俄羅斯作家基於現實缺憾而生成的對理想境界的虛擬。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沒有崇高理念的鏡鑒文學便會失去修正現實奮然前行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文學藝術就是美，而美之所以有益，就因為她美，就因為人類永遠有著一種對美和美的最高理想的訴求。當代作家維克托·葉羅菲耶夫指出，「她（俄羅斯文學——筆者注）共同的世界觀信條基於一種希望哲學，對能給人帶來美好生活的變革的樂觀主義信念的表達。」

　　在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中時時都有理想主義「崇高」的輝映。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如普希金、車爾尼雪夫斯基、托爾斯泰、高爾基；道德上的理想主義如果戈理、列斯科夫、索爾仁尼琴；人性的理想主義如岡察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布寧、肖洛霍夫、帕斯捷爾納克；生態的理想主義如普里什文、卡扎科夫、艾特瑪托夫；審美的理想主義如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訶夫、帕烏斯托夫斯基等。

　　車爾尼雪夫斯基在長篇小說《怎麼辦》中表達了對理想社會、理想倫理、理想人格的偉大憧憬。托爾斯泰本著對人類苦難的深切同情，遵循著寬恕、愛撫的基督精神，營造了一個能抵禦世界冷漠、卑俗，根除仇恨和暴力的理想天國。契訶夫的創作之所以常常不被批評家所理解，顯得另類，就在於他總是將生活本身的複雜、人性固有的幽暗、人格常見的缺陷通過多義的朦朧表現了出來，其中深藏著他對理想人格、理想人性、理想人的強烈渴望。他說，「人的一切都應該是美好的：臉蛋，衣裳，思想，心靈。」

　　與「崇高理念」緊密相關，理想英雄成為俄羅斯文學中又一個重要的人物原型。屠格涅夫始終以時代英雄作為他長篇小說創作的主人公。他筆下的貴族多餘人、平民知識分子、新興的資產階級無不是時代先進思想的引領者。列斯科夫塑造了一系列來自社會下層的，誠實正直、信仰堅貞，具有高度自我犧牲精神，試圖重建文化和倫理秩序的宗教「聖人」形象。高爾基筆下的丹柯是個用自己燃燒著的心為人們驅走黑暗，迎來光明和自由的偉大的浪漫主義英雄。中國讀者耳熟能詳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保爾·柯察金，《卓婭與舒拉的故事》和《青年近衛軍》中一個個不怕艱險、不畏強暴，為了民族解放而戰鬥、捐軀的青年英雄都成為時代精神、民族魂魄的典範。

　　由崇高理念生成的「烏托邦敘事」貫穿了俄羅斯文學的整個歷史，它不僅是一種審美理想，也成為一種重要的敘事文體，構成了文學表現現實生活與想像世界的特殊領域，成為文學發展重要的精神原動力之一。

「在俄羅斯，最為深刻的和最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統的學術著作中，而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的。」

　　俄羅斯文學的豪放、大氣首先得益於獨特的地域文化。幅員的遼闊、民族的多樣、生活形態的豐富形成了俄羅斯作家宏闊的藝術思維，造就了史詩性著作的豐饒，作家對「百科全書」式呈現的熱衷。

　　廣袤的疆土讓俄羅斯作家感受到最為宏偉、神秘的大自然力量，既滋生了他們對大自然浪漫的遐想，也成就了他們絕對自由的天性。馬休·阿諾德說，在俄羅斯，生活本身就帶有年輕人的狂熱。幾乎所有在俄羅斯文學歷史上留下名字的作家都在為他們無限眷戀的俄羅斯大自然而敬而畏，而歌而泣。大地母親、哥薩克、頓河、伏爾加河、高加索、西伯利亞、彼得堡等從來都是俄羅斯文學不可或缺的地域元素，暴風雪、暴風雨、高山、懸崖、森林、草原、大海、白樺樹、三套車等在俄羅斯作家的筆下有著生命的靈性，蘊含著無窮的意義，彷彿總在分泌神聖而威嚴的宗教神聖感。

　　廣袤的疆土也促成了俄羅斯鄉土文學的發達。一方鄉土不僅是作家魂牽夢縈的地方，更是俄羅斯文學的歷史文化之根。比如高加索之於普希金、萊蒙托夫、托爾斯泰，米爾格羅德對於果戈理，郊鄉的貴族莊園之於屠格涅夫，伏爾加河之於高爾基，遠東之於法捷耶夫，頓河之於肖洛霍夫，阿爾泰之於舒克申，沃洛格達之於別洛夫，弗拉基米爾之於索洛烏欣，西伯利亞安加拉河之於拉斯普京，等等等等。文學維繫鄉土的旨趣是在文明社會之外尋找文學之根的民族文化因素，使俄羅斯文學始終保持「俄羅斯性」的文化與思想深度。於是，俄羅斯社會的變革與俄羅斯人的精神演進自然成了作家回望鄉土、書寫鄉土無法迴避的題中之義，民族的心靈史和精神史在他們的筆下也往往被在大自然中繁衍生息的，寂然無聲的鄉民所承載。俄羅斯文學史上從未斷流（在後蘇聯文學中尤為發達）的文化尋根潮便成為俄羅斯文學重要的審美源起與精神歸宿。

　　曲折、苦難的民族歷史文化是俄羅斯文學苦難意識與悲劇意識生成的外在緣由。俄羅斯千年文明史中有240年韃靼人的統治史（1240—1480），此後是300餘年漫長的中世紀。俄羅斯到了18世紀才通過彼得一世的改革開始走向歐洲，到了19世紀才走向了世界。歷史上最嚴酷的極權，社會上最長久的動蕩與混亂、暴力與流血，世界上最可怕的戰爭，都曾襲擊過俄國。

　　馬克思說過，俄國是在沒有政治解放這一過渡階段的情況下，在沒有形成現代資產階級的情況下，由封建制度向著工業化國家邁進的。在歐洲小說背後存在著具有穩定作用、日趨成熟的憲制結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繁榮的市民文化。然而，在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生活的俄羅斯，這些東西並不存在。在俄羅斯的民族文化中既有對平等、民主、自由的西方人文精神的嚮往，卻又始終保留著對專制主義的順從和篤信。一系列二元對立的矛盾性始終在影響著俄羅斯文學歷史的發展：多神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自然的狄奧尼索斯酒神精神與神秘的、充滿倫理的東正教精神；歐洲化的彼得堡與堅持俄羅斯古風的莫斯科等。

　　千年的民族文化史中有著深厚的使徒文化基原。韃靼人統治時期以及隨後中世紀的歷史中，除了記述抗擊外族入侵的故事，占文學主導地位的是聖經的古斯拉夫文譯本、使徒傳、偽經、佈道書，還有宗教色彩濃郁的編年紀事。在世俗文學日益發展、成熟，取代宗教文學之後，使徒文化的意識、理念才逐漸轉化為一種啟蒙、責任意識。歷史文化中國家主義的強盛，個性意識的淡漠，宗教文化的強勢，世俗文化的頹弱使得俄羅斯文學對個性生命意志的表達是相對含蓄的。表現在文學上，相對於西歐文學而言，俄羅斯作家對人自然本性的放縱，是從不溢於言表的。我們在俄羅斯文學中很難找到類似於英國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的書，幾乎沒有中國的《紅樓夢》《金瓶梅》這樣的關於兩性關係的描寫。

　　俄羅斯民族是一個文學的民族，文學是俄羅斯文化的核心價值所在。文學最為集中、完整、深刻、形象地體現了俄羅斯的民族精神、社會文化、哲學思想、價值倫理、宗教情懷，同時俄羅斯藝術的各種形態，戲劇、繪畫、音樂、舞蹈、電影等往往都以文學為其創作之母題，形象之原型，思想之根基。文學史家文格羅夫說，俄羅斯文學乃是「俄羅斯精神最為傑出的現象……聚焦點，它集中了俄羅斯智慧和心靈的最優秀的品格」。即使在俄羅斯文學已不再是文化中心的今天，她依然在歷史力量和道德力量的作用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

　　哲學家弗蘭克說過，「在俄羅斯，最為深刻的和最為重要的思想和理念不是在系統的學術著作中，而是用文學的形式表達的。」他還說，「要把握俄羅斯的思想和哲學理念，俄羅斯民族思維的獨特性，獨特的精神取向和主流思潮，或者說得更準確些，民族精神的要義，首先是要通過研究創作，首先是文學家的和哲學家的著作。」俄羅斯的哲學研究、思想史研究、社會學研究、知識分子研究，從來都是以文學創作為對象文本的。

　　《舊金山來的紳士》是一篇不足五萬字的小說，卻凝聚著布寧對現代物質文明、人類精神文明、自然宇宙關係的哲學思考，有著一種嚴謹與深沉的姿態。從舊金山去往歐洲旅遊的百萬富翁猝死在豪華游輪的悲劇讓作家由一種關於人生的書寫激情轉向了一種深刻的思想闡發。發達的科學技術，富庶的物質文明，絲毫無助於人類的精神自由和幸福，更不意味著人類能夠主宰世界，尋求自身的、與他人的、與宇宙的和諧才是人類應走的正道。小說成為他凝視人類生命方式，叩問人類、文明、自然、倫理等種種因素構成的玄機，尋找生命意義，張揚生命價值的方式。

　　基督教在公元988年成為俄國國教之後，經歷了一個國家化、世俗化、現代化的過程。但這一進程不是用啟蒙的理性主義思想激進地和簡單化地否定宗教，不是放棄，而是將基督教傳統置於社會的、哲學的、政治的、詩學的思考中心。俄羅斯文學的宗教意識不是簡單地體現在對基督教博愛、寬恕等精神的呼喚中，更在於它還在思考基督教在現實社會改造和人的精神更新中的巨大作用。任何一個國別的文學中的宗教意識都不具備將基督教問題化了的特徵：將宗教與現實的矛盾及其對未來的期待，將它與世界、社會，特別是人的精神重生、靈魂的拯救結合在一起。作家沒有把他們的思想凝固成一種基督教義或是宗教學說，也不是拿現成的宗教信條來稱量俄羅斯歷史文化中的各種「傳統」，而是在各自的精神探索、思想追尋道路上進行卓絕的文化實踐，通過一個個鮮活生動的人物和一件件發人深省的事件做文化的和人性的思考。其功用價值在於振興民族及國家，其倫理價值在於保持人應有的道德自覺，其文化價值在於讓生命向真、善、美、愛的回歸。

　　這種宗教意識集中體現在懺悔意識和拯救意識中。以懺悔、拯救為創作本質精神的俄羅斯作家從不致力於對世界、人生的哲學描摹，也不想對人的社會行為做出符合規律的理性闡釋，而在於道德社會，道德自我，道德人性，道德文化。「罪與罰」的命題，人的精神「復活」的命題，靈魂永恆的命題，愛與美拯救世界的命題等都是俄羅斯作家無處不在的宗教意識主題化了的重大文學命題。這裡既有對國民性、民族心理缺陷審視的「集體性懺悔和救贖」，它指向整體民族的自新，也有普泛意義的對人靈魂拷問的「自我懺悔和救贖」，它指向人的精神重生。文學的這種宗教情懷在19世紀、白銀時代和後蘇聯文學中有著十分鮮明的體現。歸依上帝、歸依人性和歸依自然是這一宗教意識的三個文化歸宿。

　　顯而易見，俄羅斯作家始終直面歷史、現實、人性中的一切殘缺、邪惡，批判一切反文化現象，在意義追尋與形式迷戀之間的審美選擇中毫無疑義地選擇前者，在激烈干預與冷漠靜觀的情感選擇中義無反顧地選擇前者。可以說，其言說內容比言說方式會更深刻地影響著俄羅斯人的觀念。兩百多年來俄羅斯作家以其文學創作參與了俄國文化歷史和俄羅斯人精神生活的重構，影響了世界各國讀者對自我、民族、社會、人類以及文學的思考。

　　（講演原題為「俄羅斯文學的品格與文化特性」；作者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