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陳獨秀與五四運動

（唐寶林作於1999年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

　一提起五四運動，人們就會想起當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陳獨秀和他領導的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在1945年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因為是他發起並領導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而且，在五四愛國運動中，陳獨秀與他的新文化運動戰友又及時報道形勢，提出行動口號和綱領，實際上起了引導運動的作用。最後，又是他收穫五四運動的成果，組織共產黨，把五四運動引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軌道。

毛澤東在七大預備會議仁的論述，把五四運動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內容上，也不局限在愛國政治運動而包括新文化運動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稱為「五四運動時期」。這就是說，我們平時所指的五四運動，實際上有兩種含義：一種是狹義的，專指1919年的愛國運動；一種是廣義的，包括1915年開始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的愛國運動、及其延續——中共的成立。而其影響和意義，甚至延續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今後中國現代化的徹底實現。

有一些學者，不同意廣義的觀點，認為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毫無關係。持這種觀點的人，一是運用了不同的方法論，不願意把二者聯繫起來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識形態的影響，不願意接受毛澤東、共產黨的觀點，更不願意看到五四運動與中共成立的關係；三是如周策縱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對新文化運動有偏見，「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性」；他們認為「五四運動」並不是由新文化運動直接觸發的。而「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①[周予同：《過去了的五四》，《中學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對此評論說：「把五四時代的愛國活動和新文化運動或其他活動分開來做專題研究，自然可以；但這決不能個別單獨說明這一時期巨大變動的整體或主流。」②[《五四運動史》（上冊），第3頁，明報出版部，1981.]這個見解是深刻的。

關於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是誰？由於過去的研究者帶有太多的黨派色彩，爭論很大，如：國民黨的理論家葉楚傖先生認為五四運動是孫中山國民黨領導的③[《總理鑒臨下的「五四」運動》，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13頁，時代出版社，1947.]；曾任國民黨副總統的陳誠等人則認為五四運動是青年感情衝動的、自發的、甚至是被投機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運動。④[陳誠：《告革命青年——為民國二十九年「五四」紀念而作》，見《「五四運動」資料特輯》，第2～3頁。]而大陸方面的學者，則多數認為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了五四運動。這些說法都不太符合歷史實際，缺乏說服力。

二、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思想條件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中表現的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之高，參加人數之多、規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這種特殊的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直接是由陳獨秀為主帥的新文化運動準備的。

從1840年外國列強入侵中國，把中國逐步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起，中國人民受盡了屈辱和苦難，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危機。但是，從1840到1914年，中國人民雖然進行了一系列艱苦卓絕的鬥爭，如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洋務運動、康梁維新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等，都以失敗而告終。當時的人們，特別是參加了辛亥革命的先進分子，對這種鬥爭為什麼屢起屢折的問題，找不到答案。面對袁世凱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和中國被帝國主義瓜分危機日益嚴重的局勢，人們感到仿徨和苦悶。

就在這個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陳獨秀獨闢蹊徑，提出中國要獨立富強，要實現近代化，當前不是直接進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進行一場思想文化革命，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即改造國民性，徹底清除傳統的封建主義思想和各種宗教迷信思想對中國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思想。就是說：要救亡，首先要啟蒙。

自然，改造國民性，進行文化革命的問題，並不是陳獨秀天才腦袋中突然想出來的，而有歷史發展的淵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60年代的洋務運動。當時清朝統治者中的洋務派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實際上是承認了中國文化的不足。後來，在康、梁維新運動中，少數激進分子在論證他們的興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時，曾經攻擊到儒家的綱常倫理學說，首次衝破了封建社會腐敗沉悶的空氣，形成近代中國第一個思想解放的潮流。當時的孫中山、陳獨秀及毛澤東，都深受這股潮流的影響，一度擁護維新改良主張。

對於辛亥革命時期文化思想戰線上的鬥爭，學術界有一個相當普遍的看法，認為「是無聲無息的。」①[陳旭麓：《論五四初期的新文化運動》，《歷史教學問題》，1959年第5期。]香港學者陳萬雄先生在深入研究這個時期的大量報刊後，對此提出異議。他認為戊戌時期維新派對封建思想雖有衝擊，但「嚴格地說仍未算達到全盤地反省和檢討傳統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會上更說不上形成一種『反傳統』的潮流」；一種具革命性的反傳統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從1903年開始「才真正出現」。而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淵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頁，三聯書店，1997.]陳先生的這個觀點是很有見地的。在論述這個觀點時，他對陳獨秀在1904年創辦的《安徽俗話報》在這個過程中所起的反傳統文化革命的作用，給予了高度的評價。因為，陳獨秀在他參加的1903年拒俄運動被鎮壓後，曾表現出與當時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創辦了一份報紙《安徽俗話報》，集中探討中國危亡和歷次救亡運動失敗的原因。結果，他認為關鍵是中國的國民性大落後。

他說：「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中國人有兩大不好的性質足以造成「亡國」：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國」；第二，「只知道聽天命，不知道盡人力」。②[三愛：《亡國的原因》，《安徽俗話報》，第17期。]這就是說，中國人民在幾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沒有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的。所以，救亡應從根本上著手：改造中國的國民性。於是他以「三愛」為筆名，在《安徽俗話報》上用通俗的話語，向廣大普通老百姓進行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和闡述：講述了當時中國面臨著被外國列強瓜分的危急形勢；從「家」這個關係到國民自身利益的關鍵詞作為切人點，以「國亡家破，四字相連」，闡述了「家」與「國」的關係，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起來救亡的政治覺悟；宣傳了國家主權是「全國國民所共有」、不能讓「皇帝一人胡為」的民主思想；同時批判了社會上種種迷信天命的惡俗和宿命論，宣傳了一些科學知識……

由於這樣的內容，《安徽俗話報》發行半年即達數千份，全國各大城市均設有代辦處，一時馳名全國。但是，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由於革命形勢風雷激蕩，陳獨秀也被裹挾進去，直接進行政治革命。在這年秋天《安徽俗話報》出至22期後，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說當時全國類似《安徽俗話報》的白話報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傳統的文化革新潮流」，那麼這股潮流沒有發展成一場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當時國民中沒有發生多大影響，一般國民仍如魯迅小說《葯》中吃人血饅頭的人們那樣不覺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識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數如魯迅小說中的孔乙己，留學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樣，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機。而且它對辛亥革命也沒有發生重大的影響，因此，如後來陳獨秀指出的那樣，辛亥革命的目標與結果，定位在一「單調的排滿」，即種族鬥爭；二「單調的軍事行動」，即依靠少數軍人政客而不是廣大民眾。這也是辛亥革命不徹底、遭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敗後，隨著袁世凱政治上的復辟，文化上的復辟也跟蹤而來。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訂入「憲法」：「中小學均加讀經一科」。

在這股復辟潮流的影響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這些封建教條更加嚴厲地窒息了全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的思想和權利。許多青年經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觀，甚至自殺，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質。國民連自身的生存權利都沒有保障，何有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起而救亡的覺悟。

正是在這種眾人皆醉皆迷時，陳獨秀在經過一段短暫的苦悶和訪徨後，清醒而順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國民性的文化革命上來。

1915年9月15日，《青年雜誌》一創刊，陳獨秀就高舉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聲言要徹底改造國民性，造就一代「敢於自覺勇於奮鬥」之「新青年」。這種青年的六條標準是：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無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這了實現這個目標，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以振聾發聵的氣勢和無比銳利的戰鬥力，向中國傳統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後、最保守、最反動的部分——「儒家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老莊、佛教的退隱思想和迷信觀念以及為這種學說、思想、觀念服務的舊教育、舊文學發起猛烈攻擊，掀起一場又一場革命。其中振動最大的是倫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學革命。

陳獨秀一直把這場運動的重點放在批判儒家的倫理學說，指出「三綱」之說把全國每一個人都變成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主思想，沒有個人權利的奴隸，必須徹底推倒。

這次運動與當年辦《安徽俗話報》時不一樣，不是從「家」與「國」的關係，從「家」的利益出發，來啟發國民關心國家命運的政治覺悟；而是從「人」與「家族」（封建社會和國家的基石）的關係，即從「個人」的利益（人權）出發，來啟發國民的倫理覺悟，具有更深刻的意義。陳獨秀指出，倫理的覺悟比政治的覺悟具有更深的層次：「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①[陳獨秀：《吾人最後之覺悟》，《青年雜誌》，第1卷，第6號。]關於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他認為：「集人成國，個人之人格高，斯國家之人格亦高；個人之權鞏固，斯國家之權亦鞏固。」②[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第1卷，第5號。]這就把人的解放與國家的振興聯繫起來了；把啟蒙與救亡統一起來了。

新文化運動經過幾年的鬥爭，在全國發生了極大的影響，特別在青年一代中，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發生了強烈的震撼。廣大青年男女紛紛衝破封建家庭和包辦婚姻的束縛，團結到《新青年》周圍來，先是為個人的「天賦人權」而鬥爭，繼而走上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擔憂的奮鬥道路。他們組織各種社團，創辦類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從事文化革命，又進行政治運動的強大隊伍，從而為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創造了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

為什麼新文化運動必然走上政治鬥爭之路，啟蒙向救亡轉化，從而與五四運動發生關係呢？新文化運動啟動時，同人本來是相約「不批評時政」的，即「20年不談政治」。但此約並不表明他們不關心政治，而是要從思想文化入手，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因此一旦發生涉及到如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等關係到賣國、亡國的重大政治問題，就不能不談。陳獨秀在回答當時責問《新青年》為什麼談政治問題時，說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評時政，青年修養，亦不在討論政治，然有關國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關心政治，乃是「涼血動物」，「乃中國舊式書生，非二十世紀之新青年也。」①[《答顧克剛》，《新青年》，第3卷，第5號。]又說：「我現在所談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問題，更不是行政問題，乃是關係國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問題。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國亡種滅而後已！國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新青年》第5卷，第1期。]

三、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

北京和全國五四運動的參加者狀況顯示，不到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運動準備了充足的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這些人可以分成以下幾個層次：（一）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除了上述陳獨秀是「總司令」之外，北大校長蔡元培也是一個重要的精神領袖，他以「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為辦校方針，不拘一格用人才，以三顧茅廬之誠，把當時沒有學位、沒有教授職稱的陳獨秀從上海請到北京，聘為教授，還委以文科學長的重任，並允許其把《新青年》也移到北京辦理。同時又把一大批有新文化思想的學者延聘到北大，才使陳獨秀以《新青年》編輯部為陣地，組織起新文化運動的司令部，終使在上海進行了一年多的新文化運動迅速壯大擴展到全國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收到了扭轉中國歷史方向的效果。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沒有蔡元培及其特殊的思想和措施，就沒有新文化運動，即便有，也不會有那樣的影響。同時，蔡元培本人也有類似陳獨秀、胡適那樣的鮮明的新文化改革思想，並在新文化運動和陳、胡、錢等人受到保守勢力攻擊時，盡了保護之責。1919年3月18日，曾給當時攻擊新文化運動最猛烈的保守派人士林紓一封回信，竭力為新文化運動辯護，逐條駁斥了對方的污衊和攻擊。

特別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本人就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思想情操對五四學生運動產生了巨大的直接影響。

對於學生，雖然他認為最重大的責任是讀書，政治集團和學校之間不應該有什麼關係；但他不像胡適那樣固執，而主張20歲或20歲以上對政治有興趣的學生，可以以個人身份加人任何政治集團；學校可以對他們加以勸告，但不可干涉他們的自由選擇。他還鼓勵學生自治，組織各種社團。雖然這些社團開始是帶有學術、娛樂和服務性質的（如學生會、新潮社等），但一旦組織起來，在政治運動中，就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組織或帶上政治色彩。

從當時三位親歷者何思源、葉景莘、許德珩回憶1919年5月2日和5月3日蔡元培親自推動運動的情況①[參見何思源：《五四運動回憶》，《北京文史資料》，第4輯，第67頁；葉景莘：《巴黎和會期間我國拒簽和約運動見聞》，《五四運動回憶錄》（續）；許德珩：《五四運動六十周年》，《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來看，說蔡元培是五四愛國運動的直接發動者，並不為過。而且緊接著蔡元培又為營救被捕的學生而奔走，取得成功。可以說，蔡元培是僅次於陳獨秀的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所以陳獨秀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時說：「五四運動……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哪幾個人；可是蔡元培、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②[《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中央日報》，1940年3月24日。]不過，說起其他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陳獨秀只提胡適而不提李大釗，似乎不太符合當時的實際。因為，無論從新文化運動，還是從愛國運動方面，李大釗當時在青年中的影響都比胡適大。李是陳辦《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思想上一致的最親密戰友和助手，而且是最早把十月革命和蘇俄的影響及馬克思主義引進《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並堅持下去的人。特別是在五四運動中，由於陳獨秀早在3月已被迫辭職離開了北大，胡適由於陪杜威去上海活動，也不在北京。只有李大釗留在北大直接指導學生行動。

胡適在上海接到陳獨秀等人的信了解北京學生遊行事件後，頗不以為然。他一貫主張學生應該專心讀書，主張「讀書救國」、「教育救國」，主張進行新文化運動，改造落後的國民性，進行文學革命，特別是白話文運動；而政治救亡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他這種思想主張，在政治運動高潮時，自然是不合時宜的，但從長遠來看，也不無深刻性。「教育救國」，本來也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所以，高潮過去後，他的這種主張會得到相當的響應。這是運動後期一部分學生運動領袖跟隨他跑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在運動前新文化運動中在青年中建立的崇高威望，所以胡適可以說也是五四運動的精神領袖。

（二）群眾基礎之一——除以上四人外，在1919年五四前，新文化陣營的其他幹將還有十餘人，他們除了與陳獨秀一起積極從事新文化運動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同情、支持和參加了五四愛國運動。如6月9日與陳獨秀一起去散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的，就有高一涵、王星拱等。①[參見高一涵：《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出險》，《五四運動回憶錄》（續）。]（三）群眾基礎之二——《新青年》、《每周評論》作者群。

五四前，在《新青年》、《每周評論》上發表文章的作者，除了以上新文化運動的幹將之外，還有九十多人。這些人，在與陳獨秀一起積极參加新文化運動，同情、支持、參加五四愛國運動的同時，年輕者在受到新文化運動的深刻教育、啟發和影響後，更成為學生運動的領袖，如渾代英、毛澤東、傅斯年、羅家倫。

（四）群眾基礎之三——《新青年》與《每周評論》的讀者群和直接與陳獨秀通信、接受新文化及愛國思想洗禮的人們。

這個人數有多少？難以正確統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很多很多。單以1919年5月前《新青年》上刊登的讀者通信，就有178封（自然是來信的極少一部分），其中陳獨秀親自公開答覆的讀者就有32人之多。就《新青年》論，1917年以後，「五四時期」期間，銷量驟增到1．6萬份。若一人讀一份，就是1．6萬人。而像北大、長沙第一師範等校，一份雜誌往往是十幾人甚至幾十人閱讀，那麼，它的讀者群就是十幾萬甚至幾十萬，而且多集中在中等以上學校的青年學生中。就此而論，說《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為青年學生為主體的五四運動準備了組織條件和群眾基礎，是不為過的吧！自然，閱讀和寫信給陳獨秀新青年社的，並非都是擁護陳獨秀主張和新文化運動的，但是衷心擁護，接受影響，並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甚至組織社團，進行活動的青年，也不是少數。

毛澤東曾回憶：「這些團體的大多數，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響之下組織起來的。」①[轉引自斯諾：《西行漫記》，第125頁，三聯書店，1979.]《每周評論》創刊後，影響更是擴大。胡適說：那時，「各地學生團體里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周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所以用白話，就是為了啟發民眾的救亡覺悟。「有人估計，這一年（1919）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②[《文學革命》，《胡適選集》，第168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五）群眾基礎之四——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領袖。

鑒於五四運動是以北大和北京學生為先鋒首先發起的，所以，我們還應特別指出以陳獨秀、蔡元培、李大釗、胡適等人為領袖的新文化運動，還親手培養了北大和北京學生運動的領袖。

五四運動的爆發，以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和五四遊行為標誌。這兩個事件的組織者是國民社和新潮社的骨幹，即許德珩、易克嶷、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等。這些學生運動領袖都是當時陳獨秀等人正在親自教誨的學生。他們的經歷和回憶③，[參見許德珩：《我和陳獨秀》，《陳獨秀評論選編》（下）；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新潮》，第2卷，第1期；羅家倫：《逝者如斯集》，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表明他們與陳獨秀的關係十分深切。特別是傅斯年、羅家倫創辦「新潮社」和《新潮》雜誌是受到陳獨秀、李大釗和胡適直接支持和幫助的。

段錫朋以北大學生會和北京市學聯主席的身份，主持了五三之夜的預備會議。6月5日，他與許德珩等作為北京學生的總代表，參加了上海各界代表的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成立了上海各界聯合會。段在會上介紹了北京學生鬥爭的經驗。會議克服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決議堅持「三罷」，不達目標，誓不反顧。6月16日，段又在上海主持全國學聯的成立大會，並出任會長。6月21日，巴黎和約簽字在即，他又主持全國學聯與上海各界聯席會議，通過對內對外宣言，堅決反對中國代表在和約上簽字，終於取得勝利。可以說在整個五四愛國運動中，他是第一號學生領袖。

五四當天遊行的總指揮是博斯年，起草遊行中散發的最重要的白話文傳單的是羅家倫，謁見美國公使的四位學生代表中，三位是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

這裡，順便對過去在大陸上長期流行的一種說法，提出異議。這種說法認為：五四運動是「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的，因此而把段錫朋、傅斯年、羅家倫、許德珩等這些五四運動的主要領導人排除在外。①[華崗：《五四運動史》，第8章，第160頁；彭明；《五四運動在北京》，第170頁，北京出版社，1979.]這種說法的根據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的有關論述，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因為第一，五四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的並非都是《甚至主要不是）後來參加共產黨的知識分子。北京是如此，全國亦是如此。這一點從當時各省市成立的學生聯合會和全國學生聯合會領導成員名單中，就可清楚地看出。

第二，把鄧中夏、高君宇等人定為「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因為當時他們「贊成俄國革命」。但是，恰恰在這個標準上，當時「新潮社」的領導人傅斯年和羅家倫比誰都激進，甚至比他們的老師陳獨秀、李大釗還要激進。這可以用他們當時發表在《新潮》雜誌上的大量文章來證明。所以，若以「贊成俄國革命」此一標準來衡量「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而把傅斯年、羅家倫排除在外，也是自相矛盾的。

總之，誰領導了五四愛國運動？只能有一個標準，即看其在當時運動中的作用和地位。從思想傾向上來劃分，是不妥的。因為連毛澤東在上述文章中也承認，當時的知識分子並沒有分化：「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3頁，人民出版社，1986.]還需指出，被毛澤東譽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的陳獨秀直到1920年初才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所以，如果硬要在思想上給五四愛國運動的領導者定格，那麼，他們都是激進的民主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

（六）群眾基礎之五——當時同情、支持新文化運動的一些進步黨和國民黨人。

　在五四愛國運動中，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和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表現得相當活躍，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所以這樣，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受《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是主要原因。因此，兩黨分別從1918年春天和五四運動後期起，他們的機關報和機關刊物就與《新青年》互相呼應，宣傳新思想，甚至傳播馬克思主義。

四、對五四運動的指導

在三四年的新文化運動為救亡運動準備著以上思想條件和組織條件的時候，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繼而召開的巴黎和會，將決定德國掠奪去的我國山東權利是否能歸還中國的重大政治問題，擺到了全國人民面前。陳獨秀、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幹將，在繼續維持《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同時，於12月22日，創辦了一份專門報道評論巴黎和會和山東問題、推動政治運動的刊物——《每周評論》。這份周報，既是新文化運動的產物，又是指導五四運動的一面旗幟。

　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發刊詞中接過當時人們的口頭禪「公理戰勝強權」，提出了兩大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

接著，12月29日，陳明確提出歐戰後東洋民族的兩大「覺悟與要求」：對外，「人類平等主義，是要歐美人拋棄從來歧視顏色人種的偏見」；對內，「拋棄軍國主義，不許軍閥把持政權」。①[《歐戰後東洋民族之覺悟及要求》，《每周評論》，第2號。]這裡，已經明確提出了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綱領的兩面旗幟——反帝反封建。

1919年1月19日，關於國內的鬥爭，陳又提出更具體的目標，即「除三害」——軍人、官僚、政客。更可貴的是提出了進行鬥爭的具體方式：「相當規模的示威運動」和「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依賴國民為後援的政黨」。②[《除三害》，《每周評論》，第5號。] 2月9日，當巴黎和會表現出由「五個強國在秘密包辦」，將「按國力強弱分配權利」的態勢時，陳又在《每周評論》上立即發表《揭開假面》等文章，予以揭露，而在3、4月份，當日本帝國主義在巴黎和會上充分暴露侵吞我國山東權利的野心時，《每周評論》立即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自21條、日中軍事協定以來的種種侵略中國權利的罪惡和北洋政府為滿足這些侵略要求所乾的一系列勾當——這裡，實際上發出了五四運動的動員令，更高更具體地舉起了反日反北洋政府的旗幟。

5月4日前夕，當得知五四當天將有學生示威遊行的行動時，陳立即在當天出版的《每周評論》上發表《兩個和會都無用》的戰鬥檄文，吹響「人民起來直接解決」的衝鋒號，指出：「巴黎的和會，各國都重在本國的權利，什麼公理，什麼永久和平，什麼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話……與世界永久和平人類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萬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來直接解決不可。」

五四運動發生後，陳獨秀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針對敵我友各方的動向，更及時發出鮮明而強烈的政見，不斷打擊敵人，教育群眾，力圖使運動朝著正確而徹底的方向發展。

5月11日，針對北洋政府鎮壓愛國學生和學生運動只注重罷免曹、章、陸三個賣國賊的情況，陳獨秀列數政府從21條以來的一系列賣國行為，指出鬥爭矛頭不能僅僅指向作為政府「機械」的三個賣國賊，而更應指向造成這些「根本罪惡」的北京政府。①[《對日外交的根本罪惡——造成這根本罪惡的人是誰》，《每周評論》，第21號。] 5月18日，針對北京的運動總是局限在學生階層中和有些人把民族的鬥爭視為山東一省的問題的錯誤認識，陳獨秀又發表文章《敬告中國國民》應該全民起來奮鬥。②[《為山東問題敬告各方面》，《每周評論》，第22號。]此後，針對反動當局不斷鎮壓和逮捕學生，而運動中又出現妥協和厭倦傾向，陳獨秀在5月26日和6月8日，又及時發出戰鬥檄文，指出國民「應該有兩種徹底的覺悟」：「（一）不能單純依賴公理的覺悟。（二）不能讓少數人壟斷政權的覺悟。」提出了鮮明有力的戰鬥口號：強力擁護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③[《山東問題與國民覺悟》，《每周評論》，第23號。]又諄諄告誡在運動中受盡磨難的學生：「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立志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④[《研究室與監獄》，《每周評論》，第25號。]從此，「出了研究室就人監獄，出了監獄就人研究室」，就成為五四運動中青年學生的座右銘。毛澤東在指導湖南五四運動的刊物《湘江評論》創刊號中，就直接引用了這句話。

特別是6月9日，為了推動運動進一步深人，陳獨秀竟不顧大學教授的身份，親自起草了內容，印成中英兩種文字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又親自到鬧市區去散發，不幸被暗探逮捕。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宣言》中明確提出的五條「最低要求」中，不僅要收復山東權利，而且「取消民國四年七年兩次密約」，表現了反日的徹底性；不僅免除曹、章、陸三位賣國賊，還要免除掌握當時暴力專政機關的徐樹錚、段芝貴、王懷慶的官職，並「取消步兵統領及警備司令部兩機關」——這就把一般的政治運動，導向革命的道路了。

綜上所述，陳獨秀及其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戰友們——蔡元培、李大釗等，以《新青年》為陣地，喚醒了廣大民眾特別是青年學生關心政治、關心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覺悟；又以《每周評論》為陣地，為五四運動提出了不斷深人的戰鬥綱領、口號和鬥爭方式。而且，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們還身先士卒，衝到了鬥爭第一線去散發傳單；陳為此還被捕，由於各界的營救，三個月後才獲釋。

所有這些，雄辯地證明了陳獨秀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也是五四愛國運動的領袖。據朱務善等1923年所做的民意調查，被訪者（大部分是青年學生）心目中大人物是哪幾位？結果以孫中山、陳獨秀、蔡元培三人票數最多。①[《本校二十五周年紀念日「民意測量」》，《北京大學日刊》，1924年3月4～7日。]這也有力地駁斥了那種認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大體上說來也不曾領導過、甚至不曾支持過「五四運動」的說法，是多麼站不住腳。

五、關於五四運動的結果

五四運動的結果：由啟蒙轉向救亡，社會主義壓倒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專政代替資產階級民主，這是當是歷史轉折時期的產物。因為：從當時的國際環境來看，新文化運動雖然發生在十月革命前，西方民主主義文化對中國還有極大吸引力的時代，但五四愛國運動卻發生在十月革命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民主主義文化呈現出衰敗沒落而蘇維埃制度和西方各國社會主義革命生機勃勃的時代，使中國一切進步人士多轉向俄國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如不用說過去醉心於法蘭西民主主義的陳獨秀、李大釗等人，就是梁啟超、孫中山，以及傅斯年、羅家倫，甚至廣東軍閥陳炯明、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大談社會主義。可見這是一個勢不可擋的潮流，於是大家都拋棄過去帶著光環的西方民主主義和資本主義理想，使五四運動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

但是，由於後來歷史的曲折，有人認為五四結果選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歷史遺憾。這裡有一種誤解，即誤解陳獨秀等五四運動的領導人在五四後期放棄了新文化運動及其宗旨。實際上，陳獨秀等人選擇馬克思主義一組織共產黨一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原以為可以繼續像五四運動那樣，可以把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結合起來進行的，在救亡成功，使國家獨立的同時，建立一個理想的新社會，人們可以享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

那麼，後來的事實為什麼沒有向那個方向直接發展呢？這裡，對於陳獨秀等人來說，又有另一個誤解，即他們誤解「無產階級專政」必然實現人民民主，正如當時列寧反覆批判資產階級民主，讚揚無產階級專政時所說的那樣：資產階級民主是「虛偽的、騙人的民主，對富人是天堂，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無產階級民主（蘇維埃政權是它的一種形式）在世界上史無前例地發展和擴大了的正是對絕大多數居民，即對被剝削者的民主。」所以，「無產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產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①[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1918年10～11月），《列寧選集》，第3卷，第630、633、634～635頁，人民出版社，1960.]陳獨秀等人，當時完全接受列寧的這些觀點，並在中國大力宣揚。但是後來的歷史表明，在長期的軍事鬥爭和暴力革命勝利基礎上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往往轉化為個人或少數人的獨裁，要實現真正的人民民主，尚待我們長期艱苦的努力。從這個意義上講，五四運動留下的三個核心課題——民主、科學和建立理想社會，至今還有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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