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簡史——近代（下）

日本簡史——近代（下）第四節大正民主運動一、早期工人運動19世紀80年代初，任明治政府大藏大臣的松方正義實施緊縮財政，同時對貨幣金融制度進行改革，並採取措施促進出口，結果在80年代後半期出現了以鐵路及紡織業為中心的民間投資熱潮。1883年開業的大阪紡織會社因使用蒸汽動力以及英國的機械設備，並在電氣照明下實施兩班作業，因此獲得豐厚利潤，從而引發了棉紡織部門的產業革命。鐵路和海運領域也在政府的保護下得到迅速發展。甲午戰後日本獲得巨額賠款，政府投資擴張軍備以及推動產業發展，再次引起民間成立公司的熱潮。在1889年到1899年間，棉紗生產量從6.7萬捆增加到75.7萬捆，增長了11倍。不僅滿足了國內的需求，而且1897年出口棉紗14萬捆，大大超過了進口的5.4萬捆；在繅絲行業，器械繅絲量也在1894年超過了手工繅絲量；在重工業方面，政府除大力扶植民間造船業外，還建造了國營的八幡制鐵所，1901年正式開工，幾年後就生產了國內所需鋼鐵的80%左右。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工業化得到進一步發展。如果主要產業的生產指數在1894年為100，那末到1912年，造船業為1245，煤炭業為460，鐵為356，生絲為262，可見發展速度之快。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具有產業革命與壟斷資本形成同步、國家扶植和保護色彩較濃、官營重工業和軍事工業占較大比重等特點，因而在形成帝國主義的過程中，帶有濃厚的軍事封建性。工人、農民受到殘酷的剝削，不得不在饑寒交迫中掙扎度日，同時使得國內市場狹窄，從一個側面推動了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以便為其工業產品尋找海外市場以及原料來源。另一方面，隨著產業工人的迅速增加，工人運動開始興起，並形成了早期的社會主義運動。甲午戰爭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同時也推動了工人階級鬥爭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897年到1899年，日本工人在各地普遍開展了要求增加工資的鬥爭。其中較大的有橫濱造船廠400名木工和東京造船廠的工人罷工、和歌山500名伐木工人以及福岡煤礦工人要求提高工資的鬥爭等，甚至在佐渡礦山還爆發了工人暴動。正是在這些工人鬥爭的基礎上，1897年12月誕生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工會組織「鐵工工會」，著名工人運動家片山潛領導的這個工會組織擁有1200名成員。此後工會組織迅速增長，其會員也越來越多，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在工人運動的基礎上，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也隨之高漲起來。1897年4月，成立了「以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研究社會問題」為目的的社會問題研究會，1898年10月，以該研究會為基礎成立了「以研究社會主義原理是否適合於日本」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社會主義研究會」，會員有片山潛、幸德秋水等人，每月一次的研究例會介紹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世界上各種社會主義流派。為適應工人、農民運動發展的狀況，1900年社會主義研究會改組為「社會主義協會」，其成員也從學者擴大到工人與學生等。1901年由社會主義協會的主要成員片山潛、幸德秋水等人發起成立了「社會民主黨」，在該黨制定的綱領中，提出了裁減軍備、實行普選、將重要生產資料收為國有、公平分配財富以及廢除貴族院等主張。面對工人運動以及社會主義思想的興起，明治政府採取各種措施進行鎮壓。1900年政府頒布了限制和取締集會、結社、言論自由的《治安警察法》，明文規定禁止工人組織工會和舉行同盟罷工；同時，「社會民主黨」成立當天就被政府禁止，後來該黨改稱為「社會平民黨」，仍被禁止。儘管如此，社會主義者仍繼續活動。1903年7月，片山潛和幸德秋水分別出版了《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神髓》等書籍，引起較大社會反響。1903年，幸德秋水等人組成「平民社」，並出版《平民新聞》，提倡「和平主義」、「社會主義」，反對即將到來的日俄戰爭及一切戰爭。1905年10月「平民社」被政府強行解散，但在日俄戰爭後工農運動的推動下，社會主義者在1906年2月成立「日本社會黨」，並積極支持了一些群眾鬥爭。1907年日本社會黨被取締，《平民新聞》也被禁止發行，刺激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幸德秋水等人轉變態度，主張「直接行動」。1908年集會群眾與警察發生衝突後，政府加快了對社會主義者鎮壓的步伐。1910年5月，政府捏造所謂「陰謀暗殺天皇」的「大逆罪」，逮捕數百名社會主義者，並將幸德秋水等24人判處死刑。積極採取暴力鎮壓措施以及擴充軍備的第二屆桂太郎內閣因遭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反對，被迫在1911年8月辭職。但這位陸軍大將在軍部的支持下，利用擴軍問題將繼任的西園寺公望內閣搞垮，在1912年12月再次上台執政。軍部這種專橫行徑，不僅使議會內的反對黨派對桂太郎內閣提出不信任案，也遭到社會各界群眾的強烈反對，「打破閥族，擁護憲政」的呼聲響遍全國，數萬名市民甚至包圍了國會。隨後各地群眾反對運動演變成大規模的政治暴動，結果迫使桂太郎第三屆內閣垮台。該事件被稱為「第一次護憲運動」，其時正值大正天皇即位之初，因而也稱之為「大正政變」。二、參加一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朝野均認為這是「對日本國運發展乃至大正年代之天佑」，紛紛主張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權利」，結果日本政府不僅迅速向德國提出最後通牒並宣戰，然後迅速出兵中國山東省，接管了德國在該地區的所有權益，同時向中國的袁世凱政府提出了體現其「根本解決中國問題」、實際上是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其內容包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延長日本在滿蒙地區的租借權或所有權，漢冶萍公司由中日合辦，所有中國沿海港灣島嶼概不租借或讓給他國，中國政府聘用日本人任政治、財政、軍事顧問等。如果「二十一條要求」的內容全部得到實現，那麼中國必將處在日本的霸權統治之下，將成為第二個朝鮮。儘管在全中國人民的壓力下，袁世凱政府沒有答應日本政府提出的全面要求，但還是使日本的侵略勢力在滿蒙和山東地區得到了鞏固和發展，在華中和華南地區也有所伸展。日本不僅積極擴大在中國大陸的侵略勢力，而且對俄國領土也具有較大的野心。1917年11月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沙皇俄國的崩潰為日本向北方擴張提供了可乘之機。1918年1月，日本借口「保護僑民」派兩艘軍艦駛入俄國的海參崴港口，並趁西方國家相邀之機在同年 8月出兵西伯利亞，派兵數額逐年增加，最高時兵力達到七萬三千人。「貝爾加湖以東所有村鎮都有日軍。從海參崴到赤塔，不論是西伯利亞鐵路，也不論是中東鐵路，各個車站都掛上了日本國旗」。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日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因為此時歐洲大多數國家均捲入戰爭，其商品不得不退出亞洲市場，該地大批的軍需訂貨及生活用品使日本產品出口總額得到迅速增加。正如日本銀行調查局所編撰的資料所顯示的那樣，「大正4年以來，以協約國俄、英、法等國開始向日本定購武器、軍需品、食品等為開端，日本貨還大量湧進中國、印度、南洋等世界各地，取代了這些地區的傳統商品——歐洲貨。另外，隨著美國經濟繁榮，生絲以及各種商品的銷路旺盛起來，以至出口貿易取得迅速發展。」從數字上看，1914年日本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不足12億日元，而1919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達到43億日元，其中1915～1918年的貿易順差達到14億日元；黃金儲備在1912年時僅為3．5億日元，到1919年底則超過20億日元；戰前日本負有外債12億日元，戰後一舉變成擁有28億日元的債權國。戰爭極大地推動了日本資本主義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並使其從農業國迅速轉為工業國。例如1914年時，農業在各部門生產額中所佔比例為45．1％，工業為44．5％（水產業約佔5．1％，礦業約佔5．1％），而1918年工業上升到56．8％，農業則下降到35．1％（其他礦業4．3％，水產業3．8％）。在此基礎上，資產階級的隊伍不斷擴大，其力量也在逐漸增強。例如，擁有資金10萬日元以上、僱工5人以上的資本家階級在1914年時不到20萬人，到1920年則超過了30萬人；到20年代末，進一步增加到40萬，遠遠超過地主階級的總人數。其中大資本家人數由1914年的2664人增加到1920年的4764人，第一次超過了大地主階級的4249人。中小資產階級的發展同樣迅速，從1914年的 330多萬增加到1925年的 410多萬，其中工商業領域的自營者尤為突出，如果以戶計算，則從1914年的63．9萬戶增加到1925年的111．8萬戶，幾乎增加了一倍。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結構的變化為大正民主運動以及政黨政治的出現奠定了階級基礎。三、民主運動隨著資產階級在經濟領域主宰地位的形成以及其力量的逐漸壯大，他們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更大的發言權，要求對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把持政權的藩閥政治以及積極干預政權的軍部勢力進行清算。美濃部達吉的「天皇機關說」和吉野作造的「民本主義」典型地代表了他們的意願。美濃部達吉為憲法學者，東京帝國大學教授。他利用「國家法人說」的理論解釋明治憲法，認為日本的統治權屬於國家這一「法人」，而天皇只是作為國家的最高機關行使統治權。美濃部明確指出：「天皇大權非屬於天皇個人之私權，乃天皇作為國家元首而行使之權能」。按照這種「天皇機關說」，天皇權力並非神授，而是國家法律所授，從而將明治憲法加以民主性的解釋。1916年，吉野作造以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的身份在《中央公論》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系統論述「民本主義」的論文——《論憲政本義及其完全至善至美的有效途徑》。吉野作造明確指出，「所謂民本主義，就是對主權在法律理論上屬於何人姑且不論，只主張當行使主權時，主權者必須尊重一般民眾的福利與願望，以此為方針的主義，就是民本主義」。為實現此目的，需要完善代議制度，以達到使人民能夠監督國會議員以及議會能夠監督政府的政治效果。同時，吉野認為使代議政治付諸實際行動的只有政黨，而且為使政黨真正地擔負起責任，就必須做到：第一，徹底地純潔選舉道德，並實現思想、言論自由和普選；第二，實現基於責任內閣主義而建立的政黨內閣；第三，對限制下院和政黨內閣活動的上院和元老的種種超法律權力給予應有的抑制，儘可能減少樞密院、貴族院、軍部等非立憲主義勢力的政治介入，使之局限在最小限度內等。顯而易見，美濃部和吉野的這些主張為中小資產階級要求民主提供了的理論依據。正是在資產階級運動及其理論的推動下，1919年出現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屆真正的政黨內閣——原敬內閣。雖然原敬上台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作為不擁有爵位的平民宰相，依靠立憲政友會議會多數黨的地位，不僅成功地保持了各種政治勢力的平衡，將殖民地總督武官制改為文武官並用制，而且在降低選舉權財產資格擴大選民人數的同時，將大選區制改為小選區制，進一步增加了執政黨在議會中的席位。儘管原敬內閣拒絕了實施普選的要求，但降低選舉權財產資格的措施卻推動了各界群眾要求普選運動的高漲，而且其開創的政黨政治終於打破了藩閥專權的局面，正式形成了選舉的（眾議院與政黨內閣）政府與不用選舉的（元老、樞密院、軍部）政府相互對峙的「雙重政治結構」。雖然1921年11月原敬被右翼暗殺，但工農群眾運動和資產階級主導的民主運動持續高漲。一方面，在工農群眾運動的基礎上，日本共產黨、社會民眾黨及日本勞農黨等左翼政黨在20年代紛紛出現；另一方面，在資產階級強烈要求民主化的呼聲下，以加藤高明為首的「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三個資產階級政黨提出「打倒特權內閣」、「實行普選」、「改革貴族院和樞密院」等政治綱領，自稱「護憲三派」並將其活動稱為「第二次護憲運動」。1924年5月，「護憲三派」在大選中獲勝，由加藤高明組閣。該屆內閣不僅在1925年通過了成年男子均有選舉權的法案，而且也使眾議院第一大黨首腦組閣的政黨政治形成慣例，直到1932年法西斯勢力控制政權為止。第五節法西斯與全面戰爭一、經濟危機1929年 7月上台的濱口雄幸內閣為解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始終處在慢性蕭條狀態的日本經濟，採取了實行產業合理化、整頓稅制、改善金融關係、減少財政開支、恢復金本位制等緊縮經濟政策，但這些政策開始啟動不久，10月24日，紐約股票價格猛跌，經濟危機迅速席捲美國，擴及世界，延續四年。持續蕭條的日本經濟在世界經濟危機的推動下，遭受到更加嚴重的打擊。緊縮財政使社會需求更加減少，產業合理化使失業隊伍更加龐大，恢復金本位制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更加低落。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中小企業因無法維持生產紛紛解散、倒閉，結果進一步推動了失業工人的增加。到1930年中期，破產的企業達到 830家，減資企業 311家，解散和減產的資本總額達到 58200萬日元。據官方統計，1931年失業工人達到31萬餘人，到1932年增加到近49萬人，連同半失業者，共達到 300萬人，很多人掙扎在飢餓線上。儘管1930年日本農業空前大豐收，但在全國範圍內卻出現了「豐收饑饉」的怪現象，當時農業的兩大支柱生絲和稻米的價格都暴跌到生產費用以下，1931年的農民所得不足1926年的一半；工礦業生產比1926年下降了25%，而失業者最多時則增加了70%；1931年與危機前的1929年相比，國民生產總值減少了18%，出口減少47%，個人消費支出減少17%，設備投資減少31%，民營工廠工人減少18%，工人實際工資下降13%；製造業純利潤從1929年上半年的 5%下降到1930年的 1%；股票價格指數從1926年 6月的90.5下降到1930年10月的44.6；1931年的農林水產業純生產額下降到1929年的57%。1930年和1931年日本對外貿易總額與1929年相比，分別減少了31%和45%，其貿易的減退率超過以往最嚴重的1921年，成為近代日本資本主義歷史上破記錄的一次。其中日美貿易下降最為嚴重，僅在1929年到1930年間，日本對美國的出口就減少了40%以上，而且由於美國在1930年將日本進口商品關稅提高了23%，結果使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的數量急劇下降。1930年美國進口日本商品總額近28億美元，1931年下降到兩億多，1932年下降到13400萬，1933年進一步降到12800萬美元。在日美貿易中受衝擊最大的商品是生絲。1934年，生絲在日本出口總額所佔比例從危機前的42%下降到18%，導致生絲價格暴跌。1929年 9月，每60公斤生絲的價格為1330日元，到1930年10月便下降到 540日元。生絲需求量的銳減以及絲價的暴跌又引起原料繭價格的暴跌，1932年春繭的價格還不到1929年的三分之一。1931年的蠶繭總產值僅相當於1929年的42%，使佔全國農戶40%的養蠶農戶生計發生嚴重困難。1929年，全國農家負債總額約46億日元，1932年增加到55億日元，相當於農產品生產總額的2.7倍到3.25倍，差不多每戶農家平均負債達 900日元左右。養蠶縣的農家就更為悲慘，例如福島縣的調查統計表明，1931年平均每戶農家負債1437日元，高於平均數。如果對照一下正常年景平均每戶農家的結餘也不過 200日元左右，那麼可以想像在經濟危機時期農民的這種巨額負債對日本農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來說是一個多麼沉重的負擔。廣大農民迫於生計，只好逃荒或賣兒賣女。據山形縣一個村莊的統計，在 467名15到24歲的青年婦女中，有 110名被賣出，另外有 150名外出當女傭或女招待。危機時期，青年婦女的價格十分低廉，每人身價平均只有50日元到 100日元，青森地區只值 9日元。軍隊中來自農村的下級士官生們，面對城市達官貴人燈紅酒綠、荒淫無恥的生活，想起自己家鄉的悲慘情景，很容易被法西斯勢力的「反權門」、「反資本」、「救濟農村」的口號所吸引，因而積極要求實施「改造」乃至「革命」的「昭和維新」。 二、法西斯化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思潮和運動，它為了維持瀕於危機的資本主義體系，對內否定議會制度和政黨政治，以樹立赤裸裸的暴力獨裁體制；對外否定現存國際秩序，主張重新瓜分世界，以建立所謂的「生存圈」或「新秩序」。日本的法西斯主義大致分為自下而上革命式的民間法西斯主義以及自上而下改造式的軍部法西斯主義，前者以北一輝與大川周明為代表人物，後者以近衛文麿與石原莞爾為代表人物。儘管他們建立法西斯體制的途徑不同，但其對外政策是相同的，即侵略與殖民擴張。例如北一輝主張應建立北至俄國西伯利亞、南到澳大利亞的大日本帝國；大川周明主張在日本的領導下，「把日本、滿洲、共同化的廣闊經濟圈加以鞏固，以此為基礎實現從東南亞開始到印度、中亞的解放「；而近衛文麿與石原莞爾均認為必須通過戰爭的方式，同歐美國家爭奪殖民地。儘管這些法西斯理論均出現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但在整個20年代，與世界其他國家、主要是歐美國家進行協調的主張佔據上風，因而出現了與國內大正民主運動相對應的外交政策，即幣原喜重郎的「協調外交」。當然，這種「協調外交」是以不損害日本在海外權益為前提的，否則仍以武力進行侵略擴張，例如1927年後田中義一內閣時曾三次出兵中國山東，保護日本在山東的利益不受中國國民政府北伐的衝擊。儘管如此，1929年的經濟危機徹底打斷了日本國內政治民主化進程及「協調外交」的實施。經濟危機帶來的社會矛盾極大地推動了法西斯運動的發展。一方面法西斯分子在國內製造一系列恐怖暴力活動，如1930年11月刺殺濱口首相事件、1932年 2月刺殺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同年 3月刺殺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事件、同年 5月刺殺犬養毅首相的「五一五事件」、1935年 8月暗殺軍務局長永田鐵山事件、1936年 2月一千多名近衛師團官兵在東京發動暴亂的「二二六事件」等；另一方面，在國外製造一系列侵略行動，迫使政府承認既成事實，並讓權給軍部法西斯勢力。1931年 9月18日，在軍部的操縱下，關東軍炸毀瀋陽附近鐵路，反誣中國軍隊所為，藉機進行軍事行動，不到半年時間就佔領了中國東北三省，並在1932年 3月炮製出「滿洲國」。日本海軍也於1932年初在上海挑起戰爭，史稱「一二八事變」，隨後不斷在中國擴大侵略行動。「五一五事件」後由海軍大將齋藤實組成的內閣不僅在國內結束了政黨內閣制，而且在1932年 9月宣布承認「滿洲國」，並與之簽訂《日滿協定書》，為此不惜在1933年 3月退出「國際聯盟」；1934年 7月由海軍大將岡田啟介組成的內閣，在軍部法西斯勢力的推動下，發表《國體明徵聲明》，排斥「天皇機關說」，使國家政權進一步法西斯化；「二二六事件」後組閣的廣田弘毅首先恢復了陸海軍大臣現役武官制，並在1936年 8月制定《國策基準》，宣布要「一方面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另—方面向南方海洋發展」，從而確定了發動世界大戰，實施北守南進戰略的基本方向。同年11月日本與德國簽訂《日德防共協定》，12月又與義大利簽訂《日意協定》，形成一個國際法西斯主義集團。1937年 7月7日，近衛文麿內閣成立一個月後就爆發了日本軍隊全面侵略中國的「蘆溝橋事變」，近衛內閣在事變發生後雖聲稱「不擴大事態」，但很快就在第四天發表了向中國華北地區增派軍隊的聲明。接著，近衛首相還親自召集政治、經濟界人物，要求他們對戰爭進行協助。與此同時，為確保戰爭的進行和後方的穩定，近衛內閣一方面實施「國民精神總動員」，另一方面加強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統制，頒布了《重要工業統製法》、《軍需工業動員法》、《國家總動員法》等統製法令。1940年 7月近衛再次組閣時，在國內解散了所有的政黨，組織將所有政治勢力網路在一起、首相任總裁、支持戰爭的御用政治團體「大政翼贊會」，最終完成了軍事法西斯政治體制。三、全面戰爭1937年7月7日，駐紮在北京蘆溝橋附近的日本軍隊借口一名士兵失蹤而向中國軍隊發起進攻，並很快佔領北京和天津，中日戰爭由此全面爆發。8月13日，日本軍隊在上海發動進攻，一路推進，12月13日攻佔當時國民政府的首都南京，燒殺淫掠，屠殺中國軍民30萬之多，犯下不可饒恕的滔天罪行。到1938年10月，日本軍隊雖然佔領了包括中國華北、華中、華南在內的大片地區，卻也陷入了長期作戰的泥潭。1939年9月，隨著德國侵入波蘭，歐洲大戰爆發。荷、英、法等老牌殖民主義國家在東南亞地區的統治出現空白，為急欲奪取該地區資源的日本提供了絕好機會。但日本的企圖與亦想控制該地區的美國發生衝突，為限制日本的軍事實力，美國對軍需物資、石油及廢鐵等出口實施禁運措施，結果進一步刺激了日本武力南進的決心。1940年7月，近衛第二屆內閣時決定了武力南進的計劃，並提出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1940年9月，日本、德國、義大利三個法西斯國家在德國首都柏林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其中規定日本承認並尊重德意兩國在「歐洲新秩序」中的領導地位，德意兩國承認並尊重日本在「大東亞秩序」中的領導地位。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後，日本決定繼續實施武力南進計劃，並加快了對英美作戰的準備行動。1941年10月，東條英機內閣成立，11月天皇出席的御前會議決定對英美荷開戰，並與美國進行「最後談判」，結果自然是談判破裂。12月7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偷襲了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美國方面損失慘重，其太平洋艦隊除三艘航空母艦未回港而倖免外，幾乎全軍覆滅。偷襲進行了一個小時後，日本才向美國遞交了最後通牒書。與偷襲珍珠港同時，日本陸軍向馬來西亞、菲律賓、香港和泰國、緬甸地區發起四路進攻，初期戰事進展十分順利。四個月之後，日本軍隊佔領了印度以東、澳大利亞以北、夏威夷群島以西的廣大區域，面積達38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一億五千萬。連同已經佔領的中國領土和朝鮮、印度支那地區，日本統治區域有五億人口和700多萬平方公里。儘管其速度和效果均超出日本統治者的估計，但其攻勢已是強弩之末。1942年6月，日美雙方在太平洋中途島附近展開大規模的海戰，因事先美國破譯了日本海軍密碼，結果日本受到嚴重打擊，損失了四艘航空母艦和300多架艦載飛機，以及大批優秀的飛行員。同年8月，美軍進攻地處太平洋戰場最南端的瓜島，在這個小島上，日美雙方進行了六個月的爭奪戰。美軍投入7萬大軍，死亡約兩千名。日軍也先後派出三萬六千多名士兵，死亡約兩萬五千名。同時雙方海軍在這一地區進行了六次大海戰，損失都很大。但因制海權已掌握在美軍手中，最後日軍不得不撤出瓜島，收縮戰線。此後，太平洋戰場發生逆轉，美軍開始轉入進攻，日本節節敗退。進入1944年以後，美軍進攻到其飛機可以直接轟炸日本本土的區域。在中國大陸戰場，由於廣大中國軍民英勇頑強的抗戰，粉碎了日本軍隊企圖「以戰養戰」的計劃，不僅牽制了日軍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從1944年起，也開始進入局部反攻的階段。另外，中國遠征軍在緬甸戰場也展開反攻，並取得了較大的戰果。與此同時，日本國內經濟惡化，國民逐漸產生厭戰情緒，對政府及軍部的不滿日益高漲。1944年7月，東條英機內閣被迫辭職。從1944年6月起，美軍轟炸機持續大規模空襲日本本土，1945年2月美軍攻佔硫磺島後，空襲更為頻繁，平均每月3000架次。據統計，日本全國共有119座城市被炸，250萬戶住宅被焚，30多萬居民被炸死。3月25日，美軍動用1457艘艦船、18萬登陸部隊以及54萬海上支援部隊，對日本領土沖繩島發起猛烈攻擊。當時島上日軍只有7萬多名，結果全軍覆滅，喪生的一般平民也達到近20萬。6月25日，美軍攻佔沖繩全島。1945年7月，中、美、英三大盟國以宣言的形式發表了促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遇難者高達30多萬。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並迅速出兵向中國東北、朝鮮及庫頁島發起進攻。在此形勢下，日本政府決定在維持天皇國體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4日，御前會議決定無條件投降，15日，電台播放了裕仁天皇宣讀的《終戰詔書》。26日，美軍進駐日本，9月2日，日本代表和盟軍代表在美國軍艦「密蘇里號」上籤署了日本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結束。第六節近代教育與文化一、教育的普及與教育體制明治政府將國民教育作為現代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始終致力於其普及與發展。早在1871年政府就設置了負責教育行政的文部省，第二年頒布了將全國劃為眾多學區的《學制》。根據其計劃，全國設立了兩萬多個小學，以期達到「邑無不學之戶，家無不學之人」。1875年男性兒童的小學就學率超過50%，女性兒童的小學就學率達到19%，不僅男女兒童的就學率之間存在著差距，而且沉重的學費與學校建設費引起家長們的不滿，甚至在一些地區還爆發了要求廢除小學校的農民起義。另外，在幕府昌平坂學問所及開成所的基礎上，1869年明治政府設置大學南校，聘請日本的洋學家以及外國人講授「洋學」。該校後來與東京醫學校合併，1877年成為最早的近代綜合大學——東京大學。1879年，政府頒布《教育令》以取代《學制》，模仿美國的自由主義教育制度，僅制定小學教育大綱，其實際運營由地方政府機構決定，最低就學時間縮短到16個月。因擔心這种放任主義政策將引起教育的衰退，政府遂在第二年大幅度修改《教育令》，強化政府對學校教育的內容以及學校的運營，並將最低接受教育年限定為三年。儘管初等教育逐漸得到普及，但受自由民權運動興起的影響，學校中自由主義以及功利主義教育盛行，巡視地方的天皇對此憂心忡忡，政府開始強化對教育內容的控制。在小學校中，基於儒家道德的修身教育得到重視，並實施政府對教科書的檢定製度，禁止使用自由主義內容的教科書。1886年，在文部大臣森有禮的主持下，陸續制定了《帝國大學令》、《示範學校令》、《中學校令》、《小學校令》，確立了系列學校教育。在小學校令中規定普通小學為四年，兒童的保護者具有讓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責任。此後，1894年頒布《高等中學校令》，1899年頒布《實業學校令》、《高等中女學校令》、《私立學校令》，1903年頒布《專門學校令》，逐步完善了教育體系。1890年，修改《小學校令》，規定三到四年的普通小學為義務教育制；1900年，再次修改《小學校令》，正式規定義務教育為四年，同時廢除了授課費，結果推動了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特別是女子兒童就學率的上升。1907年普通小學的義務教育延長為六年，基本普及了初等教育。在明治末年，小學校達到目2.5萬個，兒童的就學率達到98%，男女兒童的就學率已無差別。為向國民灌輸國家主義的教育理念，政府在1890年頒布了《教育敕語》。該敕語以儒家的家族主義道德以及近代國家主義式的愛國理念為基礎，強調「忠君愛國」、「忠孝一致」等觀念。同時顯示天皇不僅是最高的統治者，也是國民道德以及思想的中心。政府規定學校奉讀《教育敕語》，並從1903年開始在小學校中實施國定教科書制度，同時加強對修身課的講授。通過這些措施，將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觀念滲透到國民意識中，從意識形態方面維護了天皇專制制度。在高等教育方面，根據1886年的《帝國大學令》，政府將東京改為帝國大學，1897年改為東京帝國大學。此後陸續建立了京都、東北、九州、北海道、朝鮮半島的京城、台灣的台北、大阪、名古屋等就所帝國大學。另一方面，私立學校也迅速建立起來。1868年福澤諭吉創辦慶應義塾（後來的慶應義塾大學）、1875年新島襄創辦同志社英文學校（後來的同志社大學）、1882年大隈重信創辦東京專門學校（後來的早稻田大學），以及1879年的東京法學校（後來的法政大學）、1881年的明治法律學校（後來的明治大學）、1885年的英吉利法律學校（後來的中央大學）、1886年的關西法律學校（後來的關西大學）等。當時還創辦了許多女子高等院校。1918年，政府全面改革學校教育體制，制定了《大學令》，許可成立單科大學、公立及私立大學。同時修改《高等中學校令》，允許成立公立、私立高等中學以及兼有初中的七年制高等中學。這些措施推動了中學教育的普及，1900年時，職業學校以上學校的學生僅有2.5萬人，到1925年增加到13萬人。知識階層的擴大使得城市中間階層增加，推動了大眾文化的形成。當然，大眾文化與義務教育的進一步普及有關。1930年，在適齡兒童的小學就學率方面，男女均達到99.5%。正是在這一基礎上，出現了批判政府教育統制措施、主張尊重學生個性與自主的自由教育運動的呼聲，而且也出現了成城小學校、自由學園等實踐自由教育的學校。二、傳媒與文學藝術隨著文明開化的進展，以報紙為中心的傳媒也發展起來。戊辰戰爭時就已經出現了平民的報紙《中外新聞》及政府的報紙《太政官日誌》，但最早的日報是1870年的《橫濱每日新聞》。在19世紀70年代，《東京日日新聞》、《朝野新聞》、《朝日新聞》等報紙陸續創刊，同時也出現了雜誌。到80年代，受自由民權運動的影響，多數報紙成為發表政治主張的政論報紙，被稱為「大新聞」，當時也有提倡中立立場的《時事新報》。另一方面，也出現了被稱為「小新聞」的娛樂性報紙，例如1975年創辦的《讀賣新聞》等。進入19世紀90年代以後，以新聞報道為重點的全國性商業報紙出現，例如報社設在大阪的《朝日新聞》、《每日新聞》等。到日俄戰爭時，又出現《萬朝報》、《二六新報》等大眾性報紙，用大字標題渲染一些社會性新聞。1898年時，年發行量在千萬份的報紙有五家報紙，其中最多的為《大阪朝日新聞》，年發行量3621萬份。當時全部報紙每天的發行量約在5萬到12萬份。明治初期的雜誌有明六社的《明六雜誌》、福澤諭吉的《民間雜誌》等政論雜誌，到明治中期後，出現了《國民之友》、《日本人》、《太陽》、《中央公論》等綜合性雜誌，與報紙一道發揮了輿論陣地的作用。除此之外，還有學術雜誌和文學雜誌。明治後期，在工人運動逐漸興起的影響下，出現了反映勞工問題的《勞動世界》、《平民新聞》等雜誌，1911年由平塚明等人創辦了主張婦女解放的女性雜誌《青鞜》。到20世紀20年代，傳媒的發展更為迅速。《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等四大報紙每天的發行量均在百萬份前後。這些大型商業化大眾報紙在文化普及以及政治民眾化方面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同時在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方面也起到推波助瀾的較大影響。在雜誌方面，除《中央公論》、《改造》、《文藝春秋》等綜合雜誌外，還有月發行超過百萬份的月刊雜誌和周刊雜誌。1925年在東京、大阪開始無線電廣播，第二年成立了日本廣播協會。受西方近代文學的深刻影響，自19世紀80年代開始，文學作為藝術的獨自價值得到承認，其標誌為坪內逍遙在1885年出版的《小說神髓》。坪內批判過去那種以勸善懲惡為主要內容的小說，提倡探討人生的小說，即寫實小說。其後二葉亭四迷主張言文一體，並創作了描寫人生苦惱的《浮雲》。到90年代，占文壇主流的是硯友社團體，其中心成員尾崎紅葉創作了《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其寫實性手法將文藝小說推廣到普通民眾。1893年創刊的《文學界》推動了浪漫主義文學運動的發展，其中心成員北村透谷、島崎藤村等主張文學的獨立，反對將其功利化。另外還有以獨特的筆調描述平民生活的女作家樋口一葉、強調生活的詩人與謝野寬及與謝野晶子夫婦、探討個人心理活動的國木田獨步等。日俄戰爭以後，文學逐漸從浪漫主義向自然主義發展，出現了島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鄉村教師》、石川啄木的《時代閉塞的現狀》等批判現實的作品。此時活躍在文壇的還有森鷗外、夏目漱石等，他們均曾遊學歐洲，借用歐洲的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寫作手法，發表了《舞姬》、《我是貓》及《心》等影響較大的作品。在20世紀初的大正年間，以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有島生馬等人為中心的「白樺派」為日本文壇帶來一股新風。他們創辦《白樺》雜誌，並以此為陣地，肯定自我，讚揚人道主義。另外，還有以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為首的唯美派以及芥川龍之介的新思潮派。20年代出現了無產階級文學運動，1925年結成日本無產階級文藝聯盟，出版雜誌《文藝戰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德永直的《沒有太陽的街》等。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對思想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但文學的政治化導致了政府對他們的鎮壓，例如小林多喜二就被警察拷打致死。三、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人文社會科學也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明治初年英美的自由主義研究方法為主流，例如站在文明史觀立場上撰寫《日本開化小史》的田口卯吉；明治中期以後逐漸轉向德國的國家主義，例如受德國哲學影響甚濃並鼓吹國家主義的井上哲次郎。在德國實證主義歷史學的影響下，特別是在帝國大學招聘的德國史學家利斯的指導下，實證主義盛行一時。同時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實證主義史學家，例如日本史領域的久米邦武、東洋史領域的那珂通世、白鳥庫吉、內藤湖南、西洋史領域的坪井九馬三等。另外，在帝國大學內部設置了史料編纂所，編輯《大日本史料》、《大日本古文書》等史料集。各種學會、學術雜誌也陸續創刊，例如1889年以帝國大學史學科的師生為中心創辦的《史學會雜誌》，該雜誌後來改名為至今仍為史學界最高水平的專業雜誌——《史學雜誌》。這種實證主義方法直到大正年間仍有廣闊市場，例如津田左右吉的日本古代史研究，他認為《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不是歷史事實，而是顯示天皇統治正統性的書籍。結果在法西斯政權時期被看成「大逆思想」，其書禁止出版，其本人也遭到監禁。另外，柳田國男探討民間風俗習慣的民俗學研究和西田幾多郎以《善的研究》為中心的一系列哲學研究也對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較大影響。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也影響到日本人文社會科學界，除大量馬克思的著作翻譯到日本外，20年代出現了利用唯物史觀研究日本的歷史和社會發展的學者，並出現了圍繞明治維新及日本資本主義性質的「講座派」與「勞農派」之間的論爭，前者強調日本資本主義的半封建性質，代表人物及代表作有野呂榮太郎的《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和《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條件》、服部之總的《明治維新史》等，他們因出版《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史講座》而被稱為「講座派」；而後者否定日本資本主義的半封建性質，並以《勞農》雜誌為陣地批判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豬俁津南雄、山川均、向坂逸郎、土屋喬雄等。但這些馬克思主義史學亦具有意識形態過度影響學術觀點的缺陷。在30年代戰爭年代，還出現了以平泉澄為中心的「皇國史學」，即以天皇為中心的歷史觀，也就是將日本歷史歪曲為神的子孫天皇的家族史，鼓吹天皇專制統治、服務法西斯統治的史學，其代表作為《國史學骨髓》。思考題：1、論述明治維新的背景及性質2、分析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過程3、簡論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徵4、剖析大正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5、試論日本法西斯主義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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