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彭宇案「

再說「彭宇案」

十多年前的2016年，發生在南京的一起普通的民事損害賠償案，引發了整個社會公眾關於「扶不扶」的持續討論。社會媒體和公眾對「彭宇案」的一審判決一致的強烈質疑，並把這個判決稱之為社會「道德滑坡「標誌性的判決。十年來關於「彭宇案」的討論甚至爭論一直沒有停息下來，「彭宇案」的一審判決一直為社會媒體和公眾所詬病。一時間「扶不扶」成了社會問題，而南京法院的那一紙《判決書》也成了漠視需要幫助的人的借口和擋箭牌。

十年後，一個倒在馬路上無人問津的女人，被另一輛車碾壓而死的事件，使人們又一次想起了十年前的「彭宇案「。儘管」彭宇案「的主角鵬宇先生已經公開地承認當初自己的確是撞了老人。

平心而論，十年前的「彭宇案」實在是個很小的民事糾紛，發生的事件也很簡單：彭宇在公交車站扶起了一個摔倒的老太太，並打電話通知了受傷者的家屬，還陪同去了醫院，最後還支付了200元的醫藥費。看這個情形，彭宇儼然就是一個「助人為樂」的好青年，一個值得大家學習的好榜樣。

但是，這似乎不是事實的全部。

摔倒的老太太指認是彭宇撞到了她，導致了身體傷害（被鑒定為八級傷殘）。老太太將彭宇告上了法庭，要求彭宇對造成的傷害給予賠償。彭宇在整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對是否撞了原告基本上保持否認的態度，在一審判決中，法官沒有採信彭宇的辯解，依據彭宇自己的陳述和派出所的筆錄和當事民警的旁證，採納了彭宇撞人的證據，但是一審也明確指出彭宇撞人是一種「無過錯行為」，按照相關的法律條款，判決彭宇承擔40%的傷害損失。

一審的結果原告和被告都不服。原告不服的理由是不認同被告無過錯，被告不服的理由就顯得比較專業了---證據不合法。因為彭宇在派出所第一時間的筆錄居然就丟了，法庭採納的是電子版和原筆錄照片，並配合當事民警的旁證。這種情況下，原告的證據就有了明顯的瑕疵，也為後來二審採用調解方式埋下了伏筆。

果然，二審調解後，彭宇的賠償變成了一萬元，並且當事雙方簽訂了《保密協議》。這種不透明的在法院調節下的「私了」讓公眾的疑惑加劇、不滿情緒更加強烈。

一場很小的官司，就這樣逐步的演變成為「扶不扶」的爭論。始作俑者究竟是誰？是什麼觸動了公眾的敏感部位？

在一審的審判書當中其實可以看到，一審法官作出審判的依據還是基本客觀的，對損害的性質判斷也是準確的，那就是：認定彭宇撞了原告，但是彭宇無過錯。按照這個基本判斷的話，這場官司最多是在「撞沒撞人」這個事實面前原被告雙方如何舉證的問題了。可是在判決書當中法官的所謂「常理推理」，不但是畫蛇添足，更是把這個簡單的民事案件上升到「道德拷問」的高度，並且這個拷問是基於「人性本惡」的基礎上的，這就觸動了民眾最為敏感的「道德神經」。

我們先看看這個判決書的原文（節選）：

「……本院認定原告系與被告相撞後受傷，理由如下：　　1、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分析，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還有絆倒或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雙方在庭審中均未陳述存在原告絆倒或滑倒等事實，被告也未對此提供反證證明，故根據本案現有證據，應著重分析原告被撞倒之外力情形。人被外力撞倒後，一般首先會確定外力來源、辨認相撞之人，如果相撞之人逃逸，作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應是呼救並請人幫忙阻止。本案事發地點在人員較多的公交車站，是公共場所，事發時間在視線較好的上午，事故發生的過程非常短促，故撞倒原告的人不可能輕易逃逸。根據被告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之人，從常理分析，其與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較大。 如果被告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應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僅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實經過並讓原告的家人將原告送往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被告未作此等選擇，其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縱觀整個分析過程，這就是個「腦殘」的推理。

首先，彭宇是第一個下車的人，但和是不是撞到了原告並沒有必然的聯繫，既不是事件發生的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只是前提條件而已；難道在彭宇下車前，站台上沒有其他的人了嗎？彭宇第一個下車這個條件並不比其他在場的人更加特殊。

第二，慌張趕路的人，被什麼東西絆倒了，這個可能性也不比彭宇第一個下車這個因素小多少，可能更大。

第三，現場人多是逃逸的有利條件，並非不利條件，試想在一個人群擁擠來來往往的公交車站，匆忙的人們相撞之後，抬眼望去全是人頭。真的有利於被撞的人指認肇事者嗎？

而判決書接下來的「常理推論」就是根本性的錯誤了：

「見義勇為」和」助人為樂」不是一回事，按照事件展現出來的情景來看，彭宇更像是助人為樂而不是見義勇為。好心相扶更能體現的是「助人為樂」的本質，法官的推理顯然是按照「人性本惡」這個邏輯來的。這才是觸動公眾敏感神經的根源。

事實上，從法庭已經掌握的相關證據來看，判定彭宇撞人的事實依據已經算是比較充分的了，但是法官這「誅心」的一問，的確是捅了一個大簍子。

從被告彭宇一方來看，無論是撞到老人還是沒撞到老人，他的後續行為都是值得肯定的，是符合人性的善良的。彭宇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沒有，僅僅就這一點來講，彭宇是守住了道德底線的。同時被撞的一方作為原告主張自己的權利也是天經地義，原告也拿出了彭宇撞人的基本證據。這個證據有瑕疵不是原告造成的，法院最終採信了這些證據，說明法院認為證據的瑕疵並沒有妨礙證據的有效。

法律作為最基礎的行為準則，它呈現出的精神應該是公平、公正、公開。公平是指法律條款的公平性，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公正和公開應該是指司法和訴訟程序的公正、公開，也就是「程序正義」。「程序正義」一直是法律精神的核心，但在「彭宇案」當中，「程序正義」似乎是受到了挑戰，在審理過程中，對於存在瑕疵的「筆錄」，法庭沒有給予過得硬的司法解釋，而是主觀認定了。這種認定也許和事實是相符的，但是說服力顯然不足，這也是一審之後彭宇不服的最重要的原因。

從另外一個層面講，俗話說「幹什麼吆喝什麼」，一個判案的法官當起了人性善惡的評判家，就相當於「廚子不研究炒菜，改研究兵法」一樣的滑稽，只不過這次的滑稽，代價實在有一點大。

事情到了這一步，彭宇究竟「撞沒撞人」已經不是社會媒體和公眾關心的焦點了，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一審《判決書》的漏洞和荒唐上，鋪天蓋地潮水般的指責紛涌而至。整個公眾輿論把社會「道德滑坡」的責任一股腦兒的推給了這顯然是不理智不專業的《判決書》。

那麼，在這個事件上，媒體究竟又做了些什麼呢？

彭宇本人應該是做網路媒體的業內人士，無論怎樣，在自己對判決產生異議的時候，一個懂法守法的人應該是至少相信法律。俗話說「遲來的正義依然還是正義」。但彭宇為了擺脫或者減輕自己的損失（這裡不說責任，因為對於無過錯者，只能是受到了損失）便貿然地利用了網路媒體的力量，試圖通過媒體把自己打扮成「見義勇為」好青年，但是彭宇可能沒有想到，他動用的這個力量是他自己都無法控制的。

在這個多媒體和自媒體時代，有那麼一些媒體或媒體人為了通過「博得眼球」來獲取更大利益，挖空心思絞盡腦汁的尋找著「人咬狗」的蛛絲馬跡，一旦嗅到了一點點血腥，便會像綠頭蒼蠅一樣蜂擁而至並且揮之不去。不幸的是彭宇和《判決書》給了這個機會，《判決書》的自作聰明的「常理推論」讓更聰明的媒體解讀為「千古一問」：「不是你撞的，為什麼要扶？」接下來媒體當中的一個聲音就更加可怕了：「既然如此，那不是我撞的，我就不扶了！」

一個個案的一審判決就這樣在里里外外的因素的推動下，最終被綁在了「道德」的審判台上。「一副好牌，讓人扣底了！」法律工作者實實在在需要深思啊！

媒體呢？是不是更應該反思呢？

如果說，「彭宇案」一審《判決書》做了一個十分愚蠢並且不恰當的「人性本惡」的基礎推理的話，那麼部分媒體以及一些貌似「道德君子」的大咖們則是做了一個更為無恥的「人性向惡」的推波助瀾。

「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是一個一直在爭論不休的關於人的本質的問題。但是，無論是「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人類的自我修養都應該是朝著「人性向善」這個方向不斷努力和完善的，也只有這樣，人類才有希望。作為自認為站在道德高地對芸芸眾生指指點點的「道德君子」們卻用「人性向惡」的毒藥來毒害善良無辜的「芸芸眾生」，這也太陰險了吧？用「彭宇案」一審判決書的缺陷和錯誤作為擋箭牌，肆意放縱社會當中的因為價值觀扭曲所帶來的自私和冷漠現象，甚至推波助瀾，這難道是有責任的媒體和有社會責任感的大咖們該做的嗎？

中華民族最為值得驕傲的、傳承了數千年的社會道德傳統，其核心就是「向善而為」。無論是具體的「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行為標準，還是概括的「仁、義、禮、智、信「的社會準則，無一不是歷朝歷代不厭其煩的世代相傳。即便是要無情的批判」人性本惡「的推論，也要用」即使不是我撞的，我也要扶「這個」人性向善「的導向來澄清錯誤的推論。

在社會不斷進步、人們的自我意識和個性權利意識的不斷提高的今天，「扶不扶「絕對不應該是問題，」怎麼扶「才是應該充分討論並達成社會共識的」人性向善「。

「怎麼扶「其實是一個技術問題。莽撞的善良也不是當今社會所提倡的。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必須扶「的善良的心。

我們至少可以撥打「120「、」110「，也可以找到附近的警察，我們還可以在保護好受傷的人和現場的同時，詢問傷者親屬並聯繫。等等。

只要有善心，善行可以有很多。

實際上，在「彭宇案「之前還是之後，因為好心相扶而傾家蕩產的案例幾乎是沒有的。也許有暫時的委屈，但都會」真相大白「。如果說司法部門吸取教訓的話，應該做的是如何在立法和執法中加大對」訛詐「的懲治力度。不要再做堵塞」善之行「的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