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聯大物質清苦卻精神豐富（民國大師上學系列）

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群體所走過的道路及其後來的命運，令人感慨不已，值得後人深入研究。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趙瑞蕻先生，在其晚年滿懷深情地回憶了自己在西南聯大外文系讀書期間的苦樂歲月，那些艱辛貧寒但是心懷信念的日子。

當敵機空襲的時候

《離亂弦歌憶舊遊》是著名詩人、作家、翻譯家趙瑞蕻先生的最後一本書。在書中，他深情回憶了西南聯大的苦樂歲月，對敵機空襲所記甚詳：

1939年4月13日，敵機曾加緊轟炸離昆明300多公里的蒙自(西南聯大文法學院1938年4月至8月曾設在該城，趙瑞蕻當時在那裡的外文系二年級讀書)，因為那裡也有飛機場和航空學校，而且離越南邊境不遠。趙瑞蕻當時曾寫了一首較長的詩，反映敵機轟炸昆明及蒙自的情景，抒寫了自己的感受，題目叫做《一九四 年春，昆明》；後經沈從文先生看過，發表在沈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兩人合編的《中央日報》副刊《平明》上。

從1938年夏到1940年秋，他們在昆明經歷了很多次空襲。聯大的教師、職工和同學們一看見掛燈籠，一聽見預行警報，就往城外跑，躲那兒幾小時或大半天，有時是早出晚歸。大家在松林里、小山邊上、土壩上、溝裡頭，坐著，等著，忍耐著，思索著；聊天、打橋牌，也看書學習，交談學問。有時師生在一起辯論什麼時，爭得臉紅耳赤。那時生活緊張、狼狽、艱苦，時刻會遇到意外的事。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講授但丁《神曲》的吳可讀先生，有次跑警報，不幸被卡車撞傷，得了破傷風不治去世了。

1940年9月30日，上午大約9點鐘，趙瑞蕻和妻子楊苡正在屋子裡看書、寫東西，忽然聽見外邊街道上有人大聲叫喊：「掛紅燈籠了！又掛上了！ 」隨即鄰家院子里有人開門出來望望，也高聲地嚷道：「真的掛紅燈籠了， 預行 啦！日本鬼子又要來炸了！」過了一會兒，空襲警報嗚嗚地響了起來，在昆明藍得可愛的晴空里震蕩著。於是，他倆趕緊收拾一下東西，帶點吃的和喝的，還有幾本書，關好門窗，離開自己安頓好才1個多月的新居，向大西門外田野上栽著密密的尤加利樹的堤溝那邊走去。

一路上都是跑警報的人們，抱著、拖著孩子的，抬著幾樣什物的雲南老鄉們；亂鬨哄的，大家一股勁兒朝著自以為比較安全的地點奔跑。他們在路上遇見好些位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同學，沒功夫說話，只是彼此點點頭，笑笑，就走開了。

他們兩個人走走跑跑，出了城門後，就聽見第二次警報響了，趕快奔到離城較遠的一條大堤上，旁邊正好有一個土溝，3-4尺深，敵機來時，可跳下躲躲。接著，城樓上掛起了3個燈籠，緊急警報猛然強烈地拉響了。他們跳進長滿雜草的溝里，靜靜地望著。四周靜悄悄的，天藍得使人感動。但是，東南方向出現了20幾架敵機，飛得不高，亮閃閃的，很清楚可以看見血紅的太陽旗標幟。它們轟隆隆地由遠而近，聲音那麼可怕。突然，他們看見敵機俯衝下來，數不清的炸彈往下掉，發出魔鬼似的凄厲的聲音，東城一帶一陣陣巨響，塵土黑煙高揚，火光衝天

敵機投彈後，往西北方向飛走了。他們等到解除空襲警報的信號發出後才敢回家，那時已是下午1點多鐘。一進門，院子里一片慘相，圍牆坍了一面，滿地是折斷了的樹枝。打開房門，屋子裡亂七八糟，貼了白紙帶的窗玻璃全碎了，兩個暖水瓶滾在書桌邊破了，一個用汽油空箱堆成的書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鋪著新買來的草綠色大床單的床上滿是灰土 後來聽說，有兩個炸彈扔在翠湖邊上，一個未炸開，另一個炸了個深坑。他們住在離湖不遠的一條叫做玉龍堆的小巷裡，所以房子受到爆炸時強大的衝擊波的影響。

那次昆明被日本法西斯強盜炸得很厲害，成千上萬的建築物被毀，到處是瓦礫；炸死炸傷了好多人。日寇主要是炸東南城郊，因為那邊是雲南省政府和飛機場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的倉庫等。還有市中心的正義路一帶也挨炸了。自從1938年初，滇緬公路千辛萬苦地修成後，我國有了當時對外的惟一交通線，運輸軍事物資等；再加上昆明有個當時大後方最重要的空軍基地，日寇就經常空襲，狂轟濫炸使這座美麗的春城日夜籠罩著魔影。

這樣跑警報不知多少次了，已有了點習慣和經驗。但是每次都得期待著各自的命運；每次大家都痛恨日本強盜從空中又來炸毀我們的土地，蹂躪我們的人民和財產。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同仇敵愾，大家的心是緊緊地相連在一起的。

就是在這樣艱辛的境遇中，在敵機不斷的襲擊、轟炸下，西南聯大一大批國內外著名的學者、教授和作家詩人們，如吳宓、陳寅恪、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湯用彤、羅常培、賀麟、潘家洵、羅庸、鄭天挺、王力、葉公超、柳無忌、錢鍾書、馮至、沈從文、吳達元、錢穆、陳岱孫、魏建功、陳夢家、金岳霖、陳銓、楊業治、沈有鼎、吳晗、李廣田、卞之琳、英國詩人燕卜蓀、美籍教授溫德等，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學家華羅庚、周培源、吳大猷、趙忠堯、江澤涵、施嘉煬、熊慶來、陳省身等，都堅持教學和科學研究，充滿著希望和信心，洋溢著「日寇必敗，抗戰必勝」的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培養了許許多多的人才，在中國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被認為是個奇蹟。

葉公超先生與吳宓先生

趙瑞蕻回憶，葉公超先生當時講授「18世紀英國文學」。他授課的特點是：「先在黑板上用英文寫下簡明扼要的講課要點，然後提綱挈領地加以解釋說明；接著就是自由發揮和當機立斷的評論。這種教學法，既保證了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的傳授，又能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和探索，並能培養學生高雅的趣味和準確可靠的鑒賞力。葉公超語言純正、典雅，遣詞造句幽默、秀逸，講授生動。」

葉公超先生可真是一位既精通英國語言文學（英文說得那麼自然、漂亮、有味兒，聽他的課實在是享受），又對國學有較深的修養；還善於寫字、繪畫，長於畫蘭竹，曾說「喜畫蘭，怒畫竹」。葉先生在外表有副西方紳士的派頭，彷彿很神氣，如果跟他接觸多了，便會發現他是一個真誠、極有人情味兒的人，一個博學多才的知識分子。他並沒有什麼架子，相反的跟年輕同事相處得挺好，樂於助人，而且十分重視人才，愛護人才。這裡僅舉一例：他很欣賞北大外文系1938年的畢業生葉檉，留他在聯大當助教，教大一英文。葉檉是趙瑞蕻老鄉、溫州中學老同學，中、英文都很棒。他喜歡英國薩克萊作品，很有研究，寫過幾篇論文。

那時，葉先生和葉檉都住在昆華師範學校（聯大教職員和學生宿舍）里，時常見面來往，葉先生有什麼事就找葉檉，是十分親近的。有一次，趙瑞蕻正在葉檉住的一間屋子裡，看見葉先生敲門進來了，就對葉檉（字石帆）說：「石帆，我這幾天窮得要命，你借我點錢，過幾天還你，行吧？」葉檉問他要多少，葉先生說：「50吧！」葉檉說：「好！ 」

在外文系裡，吳宓先生講授「歐洲文學史」，他「講課的特點是不需要看講義，就能很準確、熟練地敘述歷史事實；恰如其分地評論各國作家及其作品、歷史地位和文學價值。他教學極為認真負責、條理清楚，富於說服力和感染力。吳宓主張外文系學生不應以掌握西方語言、文字為滿足，還應了解西洋文化的精神，享受西方思想的潮流，並且對中國文學也要有相當的修養和研究。外文系培養出了許多傑出的人才，與他的思想感染很有關係」。

羅庸先生講杜詩

羅庸，字膺中，西南聯大校歌《滿江紅》的詞作者。羅庸先生的書法，在當年書家如雲的聯大教授中也是享有盛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即由馮友蘭撰文、聞一多篆額、羅庸書丹，共為傳世精品。

西南聯大校歌：「萬里長征，辭卻了五史宮闕。暫駐足衡山湘水，又成別離。絕檄移栽楨幹質，九州遍灑黎元血。盡笳吹弦誦在山城，情彌切。千秋恥，終當雪，中興業須人傑。便一成三戶，壯懷難折。多難殷憂新國運，動心忍性希前哲，待驅除仇寇復神京，還燕碣。」詞句確實是很精彩的。

從趙瑞蕻詳實、生動的描寫中，我們可以得知，羅庸講杜詩非常具有感染力。讀趙瑞蕻的回憶錄，彷彿穿越時光，有身臨其境聽羅庸講課之感。

趙瑞蕻當時常去聽羅庸先生的「杜詩」。羅先生是「論語」、「孟子」和杜詩專家，有精湛的研究。他聲音洪亮，常講得引人入勝，又富於風趣。有一天，他正好講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教室里坐滿了人，多數是中文系同學。羅先生一開始就讀原詩：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

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

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

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

七星在北戶，河漢聲西流。

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

泰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

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

回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

惜哉瑤池飲，日宴崑崙丘。

先生來回走著放聲念，好聽得很。念完了就說：「懂了吧？不必解釋了，這樣的好詩，感慨萬千！ 」其實他自問自答，他從首句講起，正好2節課，講完了這首有名的五言古詩。

趙瑞蕻稱，他眼前就好像出現這麼一個場景：羅先生自己彷彿就是杜甫，把詩人在長安慈恩寺塔上所見、所聞、所感深沉地一一傳達出來；用聲音，用眼神，用手勢，把在高塔向東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見的遠近景物仔細重新地描繪出來。他先站在講台上講，忽然走下來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著眉毛作外眺狀，凝神，一會兒說：「你們看，那遠處就是長安，就是終南山 」好像1200多年前的大唐帝國京城就在窗外下邊，同學們都被吸引住了。

羅先生也把杜甫這首詩跟岑參的《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作了比較，認為前者精彩多了，因為杜甫思想境界高，憂國憂民之心熾熱，看得遠，想得深。羅先生接著問，詩的廣度和深度從何而來？又說到詩人的使命等。他說，從杜甫這首詩里已清楚地看到唐王朝所謂「開元盛世」中埋伏著的種種危機，大樹梢頭已感到強勁的風聲。此詩作於752年，再過2年，755年（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亂，唐帝國就支離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詩是最好的見證。羅先生又立即吟誦：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吟完了，羅先生說現在我們處在何種境地呢？敵騎深入，平津淪陷，我們大家都流亡到南嶽山中 先生低聲嘆息，課堂鴉雀無聲，窗外刮著陣陣秋風

師生參加各種形式的活動

《校史》上說：「西南聯大集中了北大、清華、南開3所著名大學的著名教授。文科的教授，大多數是中西兼通的學者。專長外國語言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的名教授，無不具有深厚的國學基礎以及對本國國情較深入的了解。擅長中國文史哲方面研究的名教授，有的將外國進行學科研究的方法和手段運用到處理中國傳統的學科，已在一些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文科學生就在這許多教授的循循善誘和潛移默化中，尊師愛徒的優秀傳統下，受到了親切的教育。

趙瑞蕻回憶說，那時一部分教授還在外面自辦雜誌，如《今日評論》、《當代評論》、《戰國策》等；也在《中央日報》編個文藝副刊，這都是發言據點、製造輿論的地盤。許多老師除認真教學外，還堅持寫東西，沈從文先生是一個。他的《雲南看雲》，就是一篇很有分量很有見解的散文。他指出：「 戰爭背後還有個莊嚴偉大的理想 不僅是我們要發展、要生存，還要為後人設想，使他們活在這片土地上更好一點，更像人一點！」總之，他們都是在各自專業中走著一條獨立思考、自由探索的道路，而取得了各自的成績的。

同學們除了上課聽講外，還參加許多其他活動，組織各種社團（成立了一個「聯大劇團」，曾演出《祖國》、《原野》等，轟動一時），可以隨時隨意去聽各種政治立場、各種學術觀點的公開演講；演講者可以「各抒己見，暢所欲言，足以反映學校繼承了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傳統，並倡導科學和民主的精神」（《校史 概論》）。「南湖詩社」後來改稱為「高原文學社」，每2周進行一次活動，吸引了許多同學。或者去參加各種形式的活動，如「七七」抗戰紀念會、五四運動紀念會、文藝報告會、詩歌朗誦會、歌詠隊等等。校園裡還有一個「民主牆」，上面貼了各種壁報，五花八門，各有特色。誰都可以把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對時局的評論等，甚至把一篇散文、一首詩、一篇小論文貼在上邊。看的人很多，教師們也常來看看。

聞一多先生寫文章，大談田間，非常讚賞田間的詩；還有艾青（後來他還朗誦了艾青的《大堰河》），認為他們是「時代的鼓手」。他大膽地提出「儒家、道家、墨家是偷兒、騙子、土匪」。他說，在中國歷史上，屈原是唯一一個有資格被稱為「人民詩人」的詩人。在一次演講時，他讚揚高爾基和馬雅可夫斯基，說這是文學創作的一條大道。

1944年在紀念魯迅逝世8周年的大會上，聞先生慷慨激昂地說：

「從前我們在北平罵魯迅，看不起他，說他是海派；現在，我要向他懺悔，魯迅對，我們罵錯了！海派為什麼就要不得，我們要清高，清高到國家這步田地！別人說我和政治活動的人來往，是的，我就是要和他們來往。」

這一切就是西南聯大的精神。當時物質生活異常清苦，但師生們精神生活卻很豐富。教授們為熱心學習的學生，提供了許多自由選擇的好機會；同學們相處融洽無間，牽掛很少卻精神旺盛。當時的聯大有「民主堡壘」之稱。身臨其境的人感到最親切的就是「堡壘」之內的民主作風。教師之間，學生之間，師生之間，不論資歷與地位，可以說誰也不怕誰。

【名家小傳】

趙瑞蕻（1915 1999），筆名阿虹等，浙江溫州人。作家、翻譯家、文學教授。

1935年畢業於溫州中學，並考入大夏大學中文系，1年後轉山東大學外文系。抗戰後入西南聯合大學外文系，1940年畢業。1941年冬到重慶南開中學教書，次年到中央大學外文系任助教，一度到女子師範學院任國文系副教授。1953年至1957年任民主德國萊比錫大學訪問教授，講授「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研究」等課程。回國後，歷任南京大學教授、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副會長、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名譽理事、中國比較文學學會顧問、中國魯迅研究學會名譽理事、江蘇譯協名譽會長、江蘇比較文學學會名譽會長、中國法國文學學會名譽理事等。1962年以後著力於比較文學，著有中外文學比較論文多篇。

譯有司湯達[法]的小說《紅與黑》、梅里美[法]的《短篇小說集》、馬雅可夫斯基[蘇]的長詩《列寧》，彌爾頓[英]的《歡樂頌》、《沉思頌》等。學術論文最受稱道的是《魯迅〈摩羅詩力說〉注釋 今譯 解說》，資料豐富翔實，見解精闢。著有詩集《梅雨潭的新綠》。此外出版的著作還有《西詩小扎》、《詩歌與浪漫主義》等。

（李子遲主編：《名家上學記》，濟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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