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問題」教授袁世碩

袁世碩教授與著名學者聞一多先生塑像合影，山大嚴謹的治學精神在這凝視與微笑中傳承百年「研究古代文學會讓我們知道社會生活中很多未知的東西，現在，我依然不停地思考，思考未知的問題會讓我覺得特別有意思，頭腦中想到什麼問題，就去解決一下，這是我自己走的路。」在袁先生的意識中，開展學術研究的關鍵是要有「問題意識」，它不僅使我們對一些現有理論有更為清晰的判斷力，更有助於在學術研究領域的突破與升華。從事古代文學專業研究已六十餘年，談起自己的研究，袁世碩先生仍興緻盎然、深迷其中。1991年被聘為山東大學終身教授的袁世碩，非意想中的不苟言笑，而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慈愛老人，用精神矍鑠形容最為恰當。在其執教的63年間，始終未離開過山東大學，甚至在「文革」時期也未曾離開過講台。一部對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注釋開啟了袁世碩的學術研究之路和興趣之門，而《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中國文學史》《文學史學的明清小說研究》《蒲松齡事迹著述新考》等一系列廣為學術界熟知的著作，更是忠實記錄著袁先生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在冬日的暖陽里，袁世碩為我們深入淺出地講述自己的研究治學生涯，並不時對學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提出新穎、獨特的見解。「根正苗紅」的山大之子

袁先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1950 年，袁世碩先生考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因袁先生自幼讀過私塾，古文基礎較好，先後擔任馮沅君教授中國文學史的課代表和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的助教，在校期間，成績優異。1953 年，在導師馮沅君先生的推薦下，袁世碩留校任教。這一年，正是「一五」計劃的開局之年，在教育部提出培養優秀青年教師的大背景之下，導師馮先生不僅對其學業做出詳細的規劃，更注重對其學術能力和科研的培養和訓練，當時山大濃郁的學術氛圍最讓袁先生難忘。在山大建校110 周年大會的發言中, 談到山大的醇厚學風, 袁先生說，在我做學生和青年教師期間，幸運的是正逢山東大學歷史上第二次輝煌。那個時期雖然經過全國範圍的院系調整，山東大學大為瘦身，但文、理兩院都還擁有正當學術生命之盛年的一流教授，全校教師都上了華崗校長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課，教授們爭相開拓新的研究課題，並且與教學融通，開設新的課程，編寫新教材，校內屢屢舉行學術討論會，在全國學術問題的討論中總能顯現出山東大學的高強勢。當時的那種與時俱進的重學術、求創新、勇爭先的精神氣概，是應該永遠保持和發揚的。正是山東大學醇厚的校風和學風給了學生潛移默化的熏陶，使得山東大學歷屆畢業的同學，在各自的工作中表現出良好的樸實作風和業務能力，普遍受到信任和好評，許多同學做出了優異的成績，或在學術上有突出的成就，獲得了相當的獎譽，給山東大學增添了良好的社會聲譽，從而奠定了袁先生教學、治學的根基，薪火相傳，終身受益。

1994 年8 月，與日本著名學者、《紅樓夢》譯者——伊藤漱平教授同游大明湖。左一為袁世碩教授

第四屆《金瓶梅》學術研討會期間，與台灣學者魏子云在五蓮山前合影。左為袁世碩教授「有問題」的教授才是好教授在袁先生的記憶中，20 世紀50 年代的中國正處於社會歷史轉型的新時期，古代文學研究的有關課題異常紅火，教師經常帶著「問題」授課，在授課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這也是袁先生治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問題意識」的發端。1959 年，文學大師郭沫若一篇《為曹操翻案》的文章引得袁世碩意識到做學問應有「問題意識」。曹操，譽之者為當世英雄，悔之者為逆賊奸臣，對其評價褒貶不一。「反面人物、奸臣、戲劇舞台上的大白臉」，是過去歷史小說特別是《三國演義》扣在曹操頭上的一頂帽子。但袁世碩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應看其作為，這種作為不僅體現在歷史上，更體現在漫長的中國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對《三國演義》這部小說刻畫的曹操形象我們應持否定態度，歷史人物的評價和小說人物的評價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方法。一方面，曹操從歷史上正面人物的形象變成小說中的奸臣，初始於宋代。宋代理學昌盛，封建正統觀念、春秋大義是宋代文化思想的核心，社會學者常常將這種文化思想特點強加到對三國中人物的評價之中；另一方面，《三國演義》中對人物的刻畫並不是羅貫中本人虛構的，實際上早在三國時代之後不久，醜化曹操、掩蓋歷史事實的吳人所著《曹瞞傳》就曾出現，這些被「主觀化」的歷史事實均被羅貫中吸收到《三國演義》的創作中，形成了後人心中奸詐的曹操形象。

1987 年在日本參訪九州大學，袁世碩教授與岡村繁教授合影。圖中為袁世碩教授

1993 年，中國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參觀嘉祥武氏祠漢畫像石後合影。左三為袁世碩教授帶著這樣一種「問題意識」，袁世碩寫了一篇名為《試論< 三國演義> 中的曹操》的文章，他認為《三國演義》中作為藝術形象的曹操與真實的歷史人物曹操，應有兩種不同的評價方法，一旦等同，就會抹殺了曹操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的積極作用。過去人們把歷史人物曹操與《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完全等同起來, 那是由於時代、階級的局限性和對於歷史認識的局限性所造成的。過去時代的作家很難科學地認識和再現特定時代的歷史價值，我們應向對待一般文學作品一樣對待它，而「問題意識」正是強化了人們對已有問題的辨析力。袁世碩認為，一部作品不應簡單地去評價其好壞，應著重分析作品的特點，寫了什麼，怎麼寫的，需要用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理解文學作品更深層次的東西，將研究中「簡單」的問題「不簡單化」。以中國古典長篇小說《西遊記》為例，作品刻上了人文主義思想的烙印，作者用對人的看法描寫神仙，神仙不但不再神聖，且有了世俗相，而這一本質特徵常常被各個批評家所忽視，用他們各自時代的流行觀念總結小說的主題思想，作品自身便會存在著固有矛盾，難以自圓其說。袁世碩分別從小說的題材來源和小說產生時代影響，在分析《西遊記》的部分和主體的基礎上，提出了小說創作理論的一個普遍問題：故事情節與思想傾向並不總是和諧一致的。

袁世碩教授手稿「醉心鬼怪」的唯物論者「我上學時，原山大歷史系教授趙儷生袁先生治學嚴謹、一絲不苟 講授哲學史。畢業後，時任山大校長華崗向全校師生講授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雖然只是門政治課，但當時仍覺有意思；直到現在我仍在閱讀馬克思、列寧原著，覺得收益很大，並慢慢的體會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在袁世碩日後的古代文學研究中，一直得益於這段時期難得的經歷。在清代小說創作的高潮中，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無疑是集大成者。在對這一神鬼小說的研究中，袁世碩一直堅持以唯物論為指導，認為《聊齋志異》雖沉醉於「鬼怪」，但卻不僅僅是對「鬼怪之事」的敘述，更有部分篇幅與歷史事實直接對應。並不引人注目的《聊齋志異·鬼隸》篇，便是對清兵屠殺濟南城的隱晦記錄：濟南府歷城縣的兩名公差，奉命出城辦事，陰曆新年前夕返回時，途遇兩位身著公服之人，交談後方知，對方是濟南城隍鬼隸。鬼隸囑咐公差：大年初一，濟南將被屠城，他們是去濟南的城隍廟向東嶽大帝報送死亡名單的，並告誡這兩位公差務必等年後再返回濟南。果然，年末清兵到濟南後，屠殺百萬人，兩名公差聽從了鬼隸的話躲過一場災難。袁世碩說，這篇故事可謂是構思巧妙，借鬼之口，顯露真實歷史事件。對於這樣一場災難，《清史》只記載了俘獲人口多少，而《明史》更不見記載，甚至小說中《鬼隸》這一篇章，據說也一度被滿清刪除。《聊齋志異》最大的特點是，在人們觀念或宗教意識中產生的鬼怪，是根據人的社會現象，按照人的社會模式所敘的，但作者想突出的並不是對鬼怪之事的敘述。袁世碩認為這也是到目前為止，所有的志怪小說都沒有《聊齋志異》傳播得廣泛的原因。蒲松齡在創作《聊齋志異》時，投入了自己的經驗感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一個作家將自身的經驗體會融入到創作之中，其作品的意義就更為深刻。《聊齋志異》中，還有一些敘述怪異非常之事的短篇，雖然荒誕，但他們卻記錄了蒲松齡生活的那個時代——明末清初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大多是其家鄉周邊發生的一些歷史大事件，其中很多在蒲松齡的生活或經歷中留下了深淺不一的烙印，這些事件不僅能傳達出一些真實的歷史信息，更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文學欣賞價值。

濃濃師生情，親如一家人「用傳奇法而以志怪」是魯迅先生對《聊齋志異》創作特點的概括，是指用唐傳奇的表現手法，來表現魏晉志怪式的傳奇或內容，將聊齋小說放在了志怪小說的系統里研究。「以花妖多聚人情，和易可親」，也是魯迅先生對這部小說的評價。袁世碩教授認為，一方面，《聊齋志異》這部小說描寫的是狐鬼花妖故事固然不錯，將其說成志怪卻有待考證，因志怪小說的特點是簡單敘事，但《聊齋》卻「不簡單」；另一方面，志怪小說所敘述的怪異非常之事都作為史料已有的信史來記錄，正如魯迅先生所說，志怪小說如同現在的新聞，但蒲松齡所述《聊齋》中的狐鬼花妖之事卻不一定是真實性的。原因是志怪小說經過唐傳奇再到《聊齋志異》是經過了不同的歷史時期和歷史階段，蒲松齡只是借志怪小說中詼諧故事的模式抒發自己要表達的東西，如對社會的看法，只是一種表現形式。以「問題意識」切入，以「唯物史觀」解析，袁世碩的研究就這樣逐步深入，推陳出新，並最終自成一體。近期，復旦大學出版社將要出版袁世碩先生的《自選集》，《自選集》中的前言已完成。如今已是87 歲高齡的袁世碩先生對學術仍舊痴迷。談起學術，袁先生說，不僅是學術研究，做任何研究都應踏踏實實，不僅要多看，還要多讀。正如孟子曾提出讀書要「知其人」「論其世」，聯繫作者的生平、思想和其所處的社會背景, 才能對所讀的作品做出正確的理解、評價。（本文資料圖片由被訪者提供）圖／曹清雅 文／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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