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潮的中東地緣政治根源

　　不斷潮湧的難民潮，最終讓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暫時關閉了邊境，匈牙利在南部邊境部署了長達175公里的鐵絲網，從9月15日開始，非法入境匈牙利便是犯罪行為，將面臨監禁或者驅逐出境。除此之外，英法德等歐盟大國開始協商在地中海巡航，打擊非法移民船隻，以此來堵住不斷湧來的難民。歐盟成員國的內政部長們為了難民配額的問題而不斷爭吵，但這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辦法，歐盟成員國爭論的是如何分配十幾萬難民名額，但是在黎巴嫩卻有上百萬敘利亞難民，隨著敘利亞局勢的持續惡化，難民數量還將增加。從根本而言，歐洲難民潮源於中東地緣政治的劇變，從短期來看， 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幫助中東實現秩序的重建，讓數百萬敘利亞人重返家園，擺脫難民的處境。

　　在過去的幾個月中，歐盟，尤其是德國在處理難民問題上可圈可點，默克爾總理成為普世人權的代言人。三十多萬難民進入歐洲，德國民眾歡迎敘利亞難民的場面更是感人。進入歐盟國家，尤其是越過申根協議國家，意味著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界。敘利亞內戰已經打成了一鍋粥，尤其是伊斯蘭國開疆拓土，更是加劇了難民危機。弔詭的是，無論歐盟還是伊斯蘭國都是對主權國家的超越或者否定，都具有帝國的情結，然而，兩者在對待人權問題上卻有霄壤之別。歐盟是在兩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人權的觀念已經深入歐洲，面對難民潮，歐盟在某種程度上被自己堅持的人權理念所「綁架」，直到連德國都感到負擔過重。而伊斯蘭國的出現則直接否定了現代主權國家的合法性，攻城略地，對不同教派的人毫不寬容，更談不上尊重人權了。處於歐盟和伊斯蘭國之間的敘利亞難民，當然會義無反顧地奔向歐洲，這也是符合人性的，而歐盟與伊斯蘭國之間形成的強大的勢能是難民潮難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難怪有難民進入歐洲之後會發出這樣的呼喊：我現在是人了。而那些被擋在邊界的難民則詰問警察：你們是人，我們也是人，你們有孩子，我們也有孩子。即便身為難民，他們也有強烈的人權觀念，而且相信歐盟會善待他們的人權，否則他們不會傾其所有，登上通往歐洲的小船。

　　不斷潮湧的難民，爭吵激烈的歐盟，讓越來越多的歐洲領導人意識到這場難民危機的根源並不在歐洲，但是它有可能撕裂歐洲，至少可能會影響歐洲一體化的進程。英法德派軍艦巡航地中海，算是邁出了第一步，打擊蛇頭集團，減少偷渡帶來的風險。最近幾個月中已經有數千人葬身地中海，而蛇頭從中獲取暴力，通往歐洲的船票是如此昂貴，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承擔得起。英法德巡航地中海也不能從源頭上解決難民問題，源頭在哪裡呢?只有恢復敘利亞政治秩序才能堵住這個黑洞。除了美國之外，似乎還沒有哪支軍事力量能夠遏制伊斯蘭國，然而，美國並沒有出動地面部隊打擊伊斯蘭國的計劃。奧巴馬政府的中東戰略就是撤出，從中東的麻煩中擺脫出來，過去一年多，美國主導之下的多國聯盟持續1年多的空襲，效果不佳。奧巴馬恪守不出動地面部隊的承諾，在奧巴馬卸任之前，恐怕美國不會與伊斯蘭國正面對抗。最近澳大利亞、法國加入到對敘利亞東部的空襲行動中來，也難以扭轉敘利亞的局面。

　　回顧一下歷史會發現，所謂的中東秩序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形成的，但是「中東」秩序的邊界在哪裡，卻是個問題，這些被外界認定為中東國家未必會認同自己這個身份，比如海灣國家更認同自己是海合會成員。這個中東秩序是被外界強加的，也是人為的，一方面中東國家的獨立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賦予的，比如約旦、伊拉克，被扶植起來的哈希姆家族的執政地位並不穩固，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中東地區一系列的軍人政權，軍隊、王室和宗教是中東地區建立政治秩序的資源。

　　另一方面，中東國家建立之後，冷戰爆發，在兩大超級大國之間，中東國家很難走第三條道路，即便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埃及，也在美蘇之間不斷轉換。中東地區可以說是一個高滲透性的地區，地區秩序缺乏自主性，只是大國政治的一個博弈場，地區秩序就這麼潛入到大國遊戲之中。當美蘇兩強爭奪的時候，中東國家還有可能左右逢源，冷戰之後，中東國家的選擇少了，奧巴馬決定從中東撤出之後，給這一地區秩序帶來了致命性的損傷。由中東國家自主構建地區秩序，殊為不易。敘利亞內戰變得不可收拾，也折射出中東國家深層次的不信任。從依附到自主之路，漫長而艱難。

　　與美國撤出並行的是伊斯蘭國迅速坐大，成為中東地緣政治格局最大的變數，伊斯蘭國否定了現代國家邊界的合理性，是伊斯蘭復古主義的最新形式，建立一個哈里發帝國是目標。正是敘利亞內戰和伊拉克的震蕩給伊斯蘭國的興起創造了條件。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大半領土已經陷於伊斯蘭國的控制之下，從理論上說，伊拉克和敘利亞是聯合國的成員國，但是實際上，這兩個國家是殘破的。北有敘利亞，南有葉門，中東地緣政治結構處於不斷的裂變之中，主權國家作為一種政治秩序在中東正走向失敗。主權國家之下，是各種裂變性的因子，教派、部落、家族等等。不得不承認，主權國家是歐洲走向世俗化進程中形成的政治組織形式，對國家利益的關注與維護是歐洲國際體系建立的根本動力。與現代主權國家相配套的是現代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體系，顯然，中東國家還處於國家構建過程之中。宗教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教派利益的關注可能超過國家利益，因此，很難以現代國際關係的概念和理論來研判中東的局勢和未來的發展。

　　數百年來，中東地區一直是帝國統治的邊疆地帶，現在的伊拉克就是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後裔爭奪的前沿地帶，一個是遜尼派帝國，一個是什葉派帝國，伊拉克就處於這樣撕扯的狀態。帝國邊疆最大的特點就是各種勢力混雜其中，無法形成一個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組織和秩序。部落和教派的認同要超過國家認同，而且這些部族和教派是跨越國界的，在「阿拉伯之春」的動蕩之中，隨著教派的演變，國家關係也隨之一變，敵友的界線也是難以預測。沙特、土耳其等國曾經支持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反政府武裝，而現在這些國家不得不面對伊斯蘭國的挑戰。中東地區出現的「去國家化」趨勢是未來最大的安全隱憂，伊斯蘭國是對現代國家的否定，而敘利亞、葉門這樣的國家已經無法承擔起治理的責任。中東地區既沒有可能回到帝國時代，伊斯蘭國也無法將伊斯蘭世界重新統一起來，同時，也很難沿著歐洲國際體系的道路繼續前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簽訂基本結束了宗教戰爭，主權壓倒了神權，在這個基礎上，歐洲國家越來越穩固。

　　地區秩序和國家秩序同時陷入困境，這是中東政治混亂的根本原因所在。敘利亞、葉門的局勢也壓倒巴以問題成為中東地區最棘手的問題，在敘利亞背後是庫爾德人重新崛起，並且重新燃起了建立庫爾德國家的熱情。從敘利亞到伊拉克這一新月地帶的碎片化還將進行下去，即便伊斯蘭國被消滅，這一地區也無法再恢復原貌，可能會裂變出來幾個政治實體，彼此之間的矛盾與麻煩不斷。暴力可能是建立秩序的重要條件，但並不是最重要的條件，無論建立國家秩序還是區域秩序都需要共識與妥協，尤其是大國的共識。土耳其、伊朗、埃及和沙特成為中東地區的四強，四個強國之間的互動與合作關係到中東的未來。就當下而言，這四個國家似乎還沒有學會如何協商，如何合作，甚至如何共處，尤其是沙特和伊朗之間，儼然成為什葉派與遜尼派千年紛爭的代理人，而葉門非常不幸地變成了戰場。中東，不僅是全球主要的油氣供應基地，也變成了全球主要的難民來源地，沒有良好的政治秩序，財富和難民可以同時出現，這也是中東最大的悲哀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