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亞里士多德：「中道」的美德與幸福快樂

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是享譽世界的古代最偉大的哲學家、科學家和教育家。他出生於古希臘色雷斯的斯塔基拉，父親曾是馬其頓王的御醫。18歲那年亞里士多德被父親送到雅典的柏拉圖學院學習，此後20年他一直跟隨老師柏拉圖研習哲學，因其出色的表現，柏拉圖稱他是「學園之靈」。直到老師去世亞里士多德才離開雅典。之後，他成為當時年僅13歲的亞歷山大大帝的老師，根據資料記載，亞里士多德對這位未來的世界領袖灌輸了關於道德、政治和哲學的理想，對亞歷山大大帝的思想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正是在老師亞里士多德的影響下，亞歷山大大帝始終對科學事業非常關心，對知識和人才十分尊重。亞里士多德任馬其頓宮庭太傅7年後，亞歷山大即位。亞里士多德並沒有一直留在國王身邊，他決定回到雅典，建立自己的學園，專門教授哲學。他重視教學方法的創新，反對單調刻板的教學模式，他經常帶著自己的學生在花園的林蔭道上一邊散步，一邊研討哲理，後來的人們便依此把亞里士多德學派稱這為「逍遙學派」。亞里士多德一生勤奮治學，學術研究涉及面極廣，從邏輯學、修辭學、生物學、物理學到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乃至哲學、美學、教育學，無所不包，據說他直接撰寫的著作就有170種之多，其中流傳下來有47種。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哲學和科學的各個分支學科，對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貢獻，所以他也被人尊為一代「百科全書」式的學者。蘇格拉底所開創的以研究美德為主旨的人生哲學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這裡得到了發揚光大，他們致力于思考人應該如何生活，並嘗試提出人所應有的德性，如公正、節制、勇敢等，以期規範自我的人性。對道德的哲學探討，可謂居功至偉。由於蘇格拉底是柏拉圖的老師，而亞里士多德又受教於柏拉圖，師徒三人一脈相承赫赫有名，遂被後世稱為古希臘「三聖」。 從蘇格拉底到柏拉圖，雖然已經為「美德倫理學」奠定了基礎，但並未建立起一門獨立的倫理學學科。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亞里士多德第一次把研究人和完善人的學問稱為「倫理學」。他的《尼可馬克倫理學》就是西方倫理學史上第一部系統的倫理學著作，在這本書中，亞里士多德綜合了前人的倫理思想，運用經驗和理性相結合的方法，深入探討了人類道德行為及其各個環節，建立起一個「幸福論」倫理學體系。即便從當代的學術視野出發解讀此書，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其系統的完備性。書中關於財富、幸福與德性構成人的本質發展永恆主題的思想餘澤綿延，生生不息。如果說財富是人安身立命的基礎，幸福是人對於生活意義的體悟，而美德則是達成幸福的一種性格狀況，一種合理的生活原則。作為基礎的財富也構成我們體悟的對象，而對幸福的體悟能力顯然蘊含著人們對財富的創造、分配和消費意義的評價和選擇，這就形成了我們理解美德倫理學的基本線索。蘇格拉底提出了「知識即美德」的觀點，亞里士多德並不完全贊同蘇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識等同起來，他認為美德與道德不一樣，美德有兩種：一種是「理智的美德」，即知德；另一種是「倫理的美德」或道德的美德，即德性。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理智的美德」是一種沉思的生活，就是理性地將其發現真理的能力充分發揮出來。理智美德以理性的沉思活動作為目標，是對思想的思想，人在這種活動中獲得悠閑自適且持久不變的精神上的愉悅，亞里士多德認為此乃人生最高的幸福，因為「哲學智慧的活動恰是被公認為所有美德的活動中最愉快的」。然而，亞里士多德並不把知識等同於美德，在他看來，知識、理智對於人的美德而言是必要條件，但還必須有實際的訓練，智慧是靈魂的一種活動，它指導人們達到幸福。心智的美德具有連續性，因為我們比起干任何別的事來，都更能持續不斷地對真理進行沉思。亞里士多德所謂的「倫理的美德」，乃是一種在理智指導下的行為美德，即通過理性控制感情和慾望而表現出來的一種德性。它牽涉到人在作出某種行為選擇時的性格狀況，亞里士多德將其定義為「中道」。亞里士多德從個人及其本性出發，制定了一系列合乎「中道」的行為規範和準則，給人類指明了通往美德即「至善」境界的途徑。在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即道德哲學中，美德之善就是幸福，因為那是靈魂的一種活動。通過塑造善良的習慣而使人們為善，人是做出了正直的行為才成為正直的，其他的德行也是一樣。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一種有理性、有智慧、有利他主義德性的「政治動物」。而道德的價值正是使人揚棄作為自然的、感性的存在而成為真正具有理性與德性的存在。亞里士多德認為人雖然無法擺脫動物般的自然、感性的生命存在形式，但卻可以超越它。他在《尼可馬克倫理學》中說：「道德的德性則是習慣的結果……，顯然，我們沒有天賦的道德德性；因為天賦的東西是不能由於訓練而改變的。」他說，德性雖非生於天性，但也不能違反天性。自然給予我們以獲得德性的才能，這種才能是由習慣而完善的。亞里士多德說，習慣雖然是一個可以使人失去羞恥的魔鬼，但它也可以作一個天使。對於一個勉力為善的人，它會用潛移默化的手段使其改惡從善，我們是因被迫而獲得善良的習慣的。這讓人不禁想起莎士比亞戲劇中哈姆雷特對他母親說的話：即使您已經失節，也得勉強學做一個節婦的樣子。 要理解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觀，我們必先理解他那個著名的「中道」理論。所謂中道或稱為「適中」，這和儒家的「中庸」看似相同實則有異。亞里士多德認為：每種德行都是兩個極端之間的「中道」，而每個極端都是一種「惡」，這一點可以由考察各種不同的德行而得到證明。比如，勇敢是怯懦和魯莽的中道，磊落是放浪與猥瑣之間的中道，不卑不亢是虛榮與卑賤之間的中道，機智是滑稽與粗鄙之間的中道，謙遜是羞澀與無恥之間的中道，如此等等。概括地說，孔子崇尚的「中庸」是反對極端，追求和諧的境界，儘可能緩解各方面的矛盾與對立，以期達到倫理的、政治的及社會的和諧狀態。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思想則認為，凡事物必有過度、不及與適度三種情況，他認為作為「道德美德」的德性正是兩種「惡」即過度與不及的中間狀態。在現實的感情與實踐中，「惡」要麼是達不到正確，要麼是超過正確。「德性」則是要找到並且選取正確。所以，雖然從其本質或概念來說德性是適度的，但從「善」的角度來說，相對於「惡」它又是一個極端。正如勇敢與節制方面不可能有過度與不及——因為適度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個極端一樣。就此可以看出，孔子所追求的是一種和諧，反對的是極端，而亞里士多德所追求的適度，本身就是一個極端。 此外，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觀顯然還存在著與我們時代見解相左的偏見。比如，對於今天的我們來說，凡是人至少在倫理理論上就應該有平等的權利，而正義就包涵著平等在內。可是，在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中，正義包涵著的不是平等而是正當的比例。在貴族制度的背景下，一個主人或父親的正義與一個公民的正義就不是一回事：因為奴隸與兒子乃是財產，而對於自己的財產並不存在非正義的問題。奴隸是活的工具，一個人不能與奴隸作朋友，可他也是人哪，作為人又是可以作朋友的。這些因襲成俗的見解，讓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未能貫徹到底，在含混中充滿了偏見。——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時代局限性」。 從西方文化的語境來說，亞里士多德所設想的負載美德的那個人也是與基督教的「聖人」大不相同的人，他應該有適當的驕傲，並且不應該把自己的優點估價過低，也就是說，他應該鄙視任何該當受鄙視的人。亞里士多德對這種美德之人的描述非常有趣，它表明了異教倫理與基督教倫理的差異，這也表明後來尼采之所以把基督教視為一種奴隸道德的原因。亞里士多德所描繪的美德人格是一種驕傲的、或者說「恢宏大度」的人。在他看來這種人所值最多，因而也是最高的善，各種德行上的偉大似乎就構成了恢宏大度的人格特徵。亞里士多德認為逃避危難，袖手旁觀，或者損人利己，這些不光彩的行為顯然都是與一個恢宏大度的人不相稱的。所以他說：恢宏大度的人敢於直面人生，挑戰危險，驕傲讓他篾視一切瑣屑之事；可當真正大難臨頭，他則會挺身而去，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正是恢宏的氣度讓他知道哪些事情是值得付出生命代價。恢宏大度的道德標誌是，他總是施惠於人，卻恥於受人之惠，他經常是以更大的恩惠報答別人，他不要或者說幾乎不要求任何東西，而隨時準備著幫助別人。恢宏大度的人的處世風格是：愛憎分明，光明磊落，赤誠相見。他鄙夷一切虛情假意和裝模作樣，他甚至不喜歡別人隨意讚美他。他要在權勢者面前保持尊嚴，因為在享有高位者的面前表現得意態昂揚是難能可貴的驕傲者的姿態，而對地位較低人卻從不倨傲，因為向弱者炫耀力量和權勢是十分庸俗的事情；他寧要美好卻無利可圖的東西，也不會對現實的利益斤斤計較，因為權勢、財富與榮譽在他看來都不過是區區小事，何足掛齒？只有那些與他自身價值相般配的東西才是他所樂於接受的。恢宏大度的人還非常注重教養與風度：緩步行走、不疾不徐才是與其風格相配的；說話講究語調深沉，談吐平穩；因為襟懷坦白，所以他不屑於掩飾自己的情感，卻也不喜歡在人前說長道短，他不指責別人也不想受人讚美，在他看來根本不值得那麼去做。這就是亞里士多德使用「驕傲」一詞的依據。 這一形象恰與中國人心目中的「君子」相吻合。無論我們對恢宏大度的人作何想法，有一點是明白無誤的，那就是這種人在一個社會裡不可能很多。其實，亞里士多德將驕傲與恢宏大度作為美德人格的代名詞大加讚頌，隱含著一個前提，君主制或者貴族制才是最好的制度。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如果倫理學的任務在於說明如何通過美德的修養來實現個人幸福，那麼政治學的任務就在於說明如何通過城邦治理來實現城邦幸福。由於城邦幸福高於個人幸福，所以倫理學應該包括在廣義的政治學之中，或者說政治學以倫理學為出發點，倫理學則以政治學為歸結，所以亞里士多德是把倫理學當作政治學的一個分支來看待的。基督教倫理學卻對此持不同意見，一方面它主張美德之於奴隸和奴隸主都是同樣的；其次，它不贊成驕傲，基督教讚美的是謙卑。而謙卑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根本就不能算是善而是一種惡，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都把智慧的美德價值估計得高於一切，但在基督教倫理中卻被一筆勾消了，為的是使窮人和卑賤者一樣可以獲得美德靈光的照耀，據說當年教皇格雷高里曾嚴厲地譴責一位主教，就因為這位主教給人講授文法方面的知識。亞里士多德認為，理智美德的發展和完善應當歸功於教育，可是作為倫理美德的人的「德性」，卻不是依賴教育可以解決得了的。他說，「倫理的美德不是來自我們的自然稟賦，它必須是實踐的。」比如說，一個人有教養，不隨地吐痰，待人溫和寬厚，親切善良，並不能依其學歷高低而定，而是基於環境的熏陶和習慣的養成。亞里士多德說，倫理的美德「既不是由於自然，也不是違反自然而產生的。我們是由於自然而適於接納美德，又由於習慣而達於完善。」可見，人們必須在實踐中才能獲得倫理的美德，他說：「關於所有自然所給予我們的東西，我們總是先獲得其潛能然後顯露其活動的；但是在美德方面，我們由於首先運用才獲得它們，正如在技藝方面的情形一樣。因為那些我們必須先學習才能幹的事情，我們總是以實際干去學會它們的，例如，人們由於從事建築而成為建築家，由於彈琴而成為彈琴者；所以同樣地，我們也是由於行為公正而成為公正的，由於行為有節制而成為有節制的，由於行為勇敢而成為勇敢的。」如此看來，美德是在實踐中去體會，去感悟，才能獲得，即是在實踐的過程中，經由習慣的養成而獲得的。比如，正是藉由與他人交往中所乾的事，我們才變成公正的或不正義的；由於干那些在面臨危險的事，並且習慣於感覺恐懼或自信，我們才變成勇敢的或卑怯的。亞里士多德揚棄了柏拉圖倫理思想中的神秘主義和禁欲主義成分，肯定了人類現世物質生活的幸福和快樂。他認為快樂是人的德性活動的自然結果，可是卻反對將幸福僅僅歸結為快樂。尤其反對那種把快樂僅歸結為感性快樂的縱慾主義。他認為，幸福應該是合乎理性的活動，是美德的實現，也是美德的極致。 從美德倫理觀出發來看，幸福應當是人生的「最高目標」。究竟什麼是「幸福」？亞里士多德對此有一個總的說法：生活優裕，行為良好。他認為，構成幸福生活的首要條件在於美德或優點，合乎美德的活動對於幸福而言，是內在的、難以剝奪的，那是一種自足的生活；其他的東西諸如快樂、榮耀和財富，則是伴生的或外在的。美德是幸福生活的組成部分，而財富、朋友、權勢則是達成幸福的手段。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活動是一種包含理性要素的積極的生命活動，只要我們遵從美德，平衡美德，幸福就存在於合乎美德的生活之中了。 由此可見，亞里士多德的所謂幸福就是合乎美德的現實活動，所以幸福來自於美德。然而我們常常看到的情況卻與此相反，幸福似乎並非來自美德而只是來自權力與金錢；人有時恰恰是因為美德及行善才給自己和家人帶來災禍。如何理解這個悖論？亞里士多德認為關鍵在於要全面、正確地理解「美德」一詞的內涵。他說，我們通常以為抱著善良的動機對待他人即為「美德」，卻不知抱有善良動機而處事不當的人，不僅常常給自己惹來麻煩，而且也會給他人帶來不便。所以，只有美德動機的人不僅無幸福可言有時甚至會痛苦不堪。所以亞里士多德的「美德」涵義是：一個抱有善良動機的人要在適當的時間以適當的方式處理好事務，所以具有美德還意味著處事妥貼，行為優雅，保持適中。這樣的美德在獲得成功，為人讚頌的同時，更可以體驗到精神上成功的幸福感，而這正是一種需要修鍊才能適當把握的「美德」。 幸福與快樂是亞里士多德美德倫理學中兩個具有不同價值內涵的「關鍵詞」，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並不等於快樂，只有「最平庸的人才把幸福和快樂相等同」。幸福的人必定可以體會到快樂，但快樂的人不一定就幸福，這是因為幸福主要是精神上的體驗，來自他人對自己行為的讚譽；而快樂則既可來自幸福的感受，也可來自物慾的滿足。人的物質慾望在本性上是無止境的，一個人如果企求的是肉體的快樂，他就會熱衷於無限制地追逐物質財富，以刺激和滿足物慾。財富當然是獲得幸福的必要手段，但是必須要有所節制，如果一個人在物質享樂上變得貪婪而慾壑難填，他就會成為財富的奴隸，在財富上沒有適中美德的人當然也沒有幸福可言。亞里士多德為財富給出的定義是，「財富」是指「價值的一種形態，即由貨幣度量的一切事物。」正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所能擁有的安逸和享樂往往取決於錢財的多寡。所以大多數人便常常只是為了佔有財富而活著。人們在精神空虛或遭遇挫折而過度痛苦時，就會轉而去追求肉體的快感，因為肉體的快樂具有醫療性。幾乎所有的人都會樂於享受佳肴與性愛帶來的快樂，問題是採取的方式是不是應有的和適當的？因為快樂的成分中同樣存在放縱與過度的問題，而罪惡往往就來自對過度快樂的追逐；而且有的人沒有追求幸福的能力，於是就耽於放縱物慾，單純以追求肉體的快樂為生活的目標。亞里士多德認為對於財富而具有的美德是節制、慷慨、施捨而不是單純的佔有，更不是貪婪的追逐。 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看法，美德不僅僅是實現幸福的工具，美德本身就構成幸福的一個部分。進而可以說，幸福要根據美德才能確定。幸福雖然是一種內在而難以剝奪的東西，它是自足的，卻也需要外在的善來加以補充和鞏固，比如，朋友、財富和權力。有些東西如果缺少了，就會損害人的尊榮，比如高貴的出身、英俊的相貌和成群的子女等。如果一個人的子女親友如果極其卑鄙，則也會影響到這個人的幸福。如此說來，幸福當然不是每個人都有的，似乎那是與機會和運氣相關。亞里士多德則認為，這些外在的東西只是幫我們達成幸福的工具；相對而言，人們「通過努力獲得幸福比通過機遇和運氣更好」，因為真正的幸福是註定終生如此的生活。綜上所述，亞里士多德認為幸福的生活應該是合乎美德而且現實的生活，因其自身內在的價值而擁有充分的外在的善，且長久不衰。他指出，人生應該思想高尚，為友誼和正義事業採取行動，儘力遵循理性而生活，直到達到對真理的沉思，為追求不朽而實現一種神性的生活，這便是人生「最高的幸福」。 可以說，當代美德倫理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對亞里士多德倫理學的呼應與拓展。因此麥金太爾說，要想深刻理解現代道德，就必須回到西方道德思想的源頭——古希臘那裡去。而西方道德體系的一般形式和基本結構便是在亞里士多德的《尼可馬克倫理學》中形成的。亞里士多德的美德倫理學將美德與幸福生活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是極具現實意義的。它使美德有可能成為人們自願追求的對象。一個德行高尚的人可以享受到世俗的幸福而不必是一個苦行僧，這一點對今天的我們同樣非常重要。我們經常看到一些有道高僧講經說法，向世人傳授他們刻苦修鍊的方法，青燈黃卷，皓首窮經，終其一生不食人間煙火，冀望得道成佛。許多人可能和我一樣，非常欣賞卻不願仿效。因為我們尋找美德，原本是要回到現實生活中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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