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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途中的傳奇將軍孫毅

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給人們留下了多少感人至深的傳奇故事,至今讓人難以忘懷。由於李德一句話,用一根木棍和兩條腿走完二萬五千里的「孫鬍子」孫毅,就是一位讓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人物。

孫毅,原名孫俊華,1904年5月出生於河北省大城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因從小家境貧寒,他小學沒有讀完,便被迫四處漂泊,給人家幹活,生活一直沒有著落。

1923年夏,孫毅來到河南開封報名參軍,被編入河南陸軍開封補充營第一連。在舊軍隊的四五年中,孫毅結識了一位後來對他一生都有重要影響的朋友――趙博生。

作為一名畢業於保定軍官學校的軍人,趙博生1930年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參謀長一職,奉命南下參加對中央根據地的第二、第三次「圍剿」,均遭失敗,被困於江西寧都。當時,部隊薪餉沒有保障,物質生活菲薄,加上瘟疫蔓延,北方士兵不服水土,幾個月中便死去了幾千人。趙博生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越來越不滿。九一八事變後,他曾請求北上抗日,被蔣拒絕。這讓他對蔣徹底失去了信心,而對共產黨產生了好感,為了拯救這支部隊,他一直都在尋找共產黨。1931年10月,在中共秘密組織的幫助下,趙博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1年,孫毅轉戰來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參謀處,當上了中校參謀。因為兩人同系河北老鄉,所以趙博生常常以老大哥和知心朋友的身份和孫毅聊天,有意無意地談起工農紅軍的事。有一天,趙博生對孫毅說:「根據地對二十六路軍散發的傳單和路邊牆上刷寫的標語中,有一條『二十六路軍的弟兄們,要想真正抗日反帝,就要聯合紅軍,到紅軍中來』的標語,不知老弟看到了沒有。」

孫毅回答說:「看到了。」

趙博生繼而說:「我們所住的、穿的,全是工人做成的,我們所吃的也全是農民流著血汗耕種的,離開了工農勞苦群眾,我們是一刻也不能生存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時刻想著工農勞苦大眾的利益,我看紅軍才是真正為人民謀利益的隊伍,我們不如去聯合紅軍一同抗日。」

在舊軍隊奔波了多年的孫毅,此時也已徹底認清國民黨政府反動和腐敗的真面目,因而對紅軍隊伍充滿嚮往。

當年12月14日,趙博生、董振堂等人率第二十六路軍1.7萬人在駐地江西寧都縣舉行了震驚中外的「寧都暴動」,參加了中國工農紅軍,被編為紅五軍團。季振同任軍團總指揮,董振堂任軍團副總指揮兼第十三軍軍長,趙博生任軍團參謀長兼第十四軍軍長,孫毅任十四軍偵察科長,隨後又調任紅十四軍第四十一師參謀長。就在這個時候,他把自己原來的名字改成了孫毅,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就是取「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的意思。1933年1月8日,趙博生在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寧都金獅渡戰役中壯烈犧牲,孫毅無比悲痛。

1934年8月,江西瑞金沙洲壩軍委總部的大門口,人員出入頻繁,一片忙碌景象。時任紅軍學校教員的孫毅被軍委總部副總參謀長葉劍英叫去。葉劍英遞給他一杯清茶後,便開門見山地說:「當前第五次反『圍剿』形勢十分嚴峻,為了應付更複雜、更困難的局面,中央決定組建一支新的部隊——教導師,直屬軍委領導,主要任務是保護黨中央和中央軍委。軍委確定由張經武出任教導師師長,何長工任政治委員,你任參謀長。今天請你來,一是正式通知你,二是想聽聽你有什麼意見。」

對黨一貫忠誠的孫毅深深懂得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何況軍委對自己如此信任,他立即表示服從軍委決定。

早在1932年,孫毅便與張經武、何長工同在紅軍學校工作,那時,何長工任校長,張經武任教導團團長,和孫毅相互之間十分了解。要和老戰友再次共事,孫毅十分高興。

劉伯承接著說:「任務緊急,教導師必須在8月底組建完畢,9月開始訓練,師部地址就設在陳村。鑒於何長工目前還在反『圍剿』前線,你的任務就是協助張經武儘快把教導師組建起來。」

從總部出來,孫毅快馬加鞭,迅速趕到了離瑞金19公里的陳村,與張經武一道,全力投入部隊的組建工作。當時軍委決定,教導師由瑞金、會昌、興國、汀州、雩都、石城等十幾個縣的獨立團、營、補訓團、營和游擊隊組成。下轄3個團,每團1700人左右,加上師部各直屬隊,共6000餘人,成員都是土地革命後翻身農民的子弟,年紀在17至22歲之間。8月底,教導師按期組建完畢。全體官兵便在張經武、何長工、孫毅的指揮下,投入緊張的訓練中。

由於錯誤軍事路線的指揮,第五次反「圍剿」失利,紅軍主力被迫實行戰略大轉移。10月10日,是教導師奉命出發的第一天,6000餘名紅軍健兒,特別是江西老表,就要離開家鄉的父老鄉親,踏上遠征的道路,各連隊都殺了豬,共聚午餐。

當天上午,張經武從軍委總部會議室出來,火速趕回師部,傳達了總部會議精神。可是,有一件事使他難以平靜。會後,他把孫毅叫到了自己房裡,面帶為難之色地說:「老孫呀,有件事你可能預料不到……」

「什麼事?」悶在葫蘆里的孫毅追問著。

「你可別生氣呀!」

「到底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

這時,張經武才不得不把事情全盤端出。原來,在布置完遠征任務之後,大家在討論領導幹部乘馬問題時,一貫獨斷專行的軍事顧問李德,得知孫毅是從白軍起義過來的,便把手中的鉛筆一揮,將孫毅名字下的「馬」字劃掉了。張經武從團結的觀點出發,據理力爭,也都無濟於事。張經武為難地說:「老孫同志,看來,你要吃苦了。」

向來性格開朗、處事大度的孫毅,面對即刻出發遠征的軍機大事,對於有無馬騎這區區小事也不太在意,儘管對這位洋顧問有些氣憤,但他還是忍住了,並幽默地說:「沒有了四條腿,但我還有兩條腿嘛,師長就放心吧,我絕不會掉隊的。」

下午4時,嘹亮的軍號聲響過之後,6000餘名教導師戰士全副武裝,昂首闊步走向高圍村附近的一塊沙丘地,這是出發前的誓師會場。此時,成群結隊的群眾已圍滿了沙丘地周圍,他們舉著紅旗,敲著鑼鼓,唱著歌曲,提著慰問品,準備歡送自己的子弟兵。

張經武、何長工來到戰士前面,與大家見面,並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張經武代表全師官兵感謝蘇區人民對紅軍的支持,感謝瑞金地方幹部與父老兄弟的熱烈歡送。

在宣布行軍序列後,孫毅便插入隊伍和戰士一同出發了。

長征開始後,為了保密,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統稱為「紅星縱隊」。對於這樣重大的戰略轉移,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缺乏周密的計劃和準備,決定將印刷鈔票和宣傳品的機器、修理槍械的兵工機器等統統帶走,並決定由教導師承擔這一任務。

上千件東西,包括大大小小的鐵箱、木箱,以及用稻草、各色布料綁捆的、需要三五人甚至十來個人才能抬著走的機器部件,全由教導師戰士肩挑杠抬,行動十分緩慢,從瑞金高圍到洛口25公里,走了16個小時。為了趕上大部隊,他們每天的睡眠時間只有四五個小時。戰士到了疲勞的極限。

部隊通過敵人的第一道封鎖線後,進入了江西、廣東交界的大庾山,這裡到處都是懸崖陡壁,只有一條崎嶇小道,加之天不作美,不時下著小雨,要抬著這些笨重的物資行走在這泥濘的小路上,比上天還難,不少戰士掉下懸崖犧牲了。很多基層幹部戰士來到孫毅身邊,對「負重轉移」的做法提出了質疑。當天宿營後,孫毅把情況向張經武、何長工作了彙報,並談了自己的看法。經過認真討論,張經武決定由孫毅起草電文,向軍委總部請示,今後遇到危險路段時,把多人抬的機械部件丟下山澗,減免部隊傷亡。第二天,總部複電,批准了這一要求,署名是劉伯承的親筆簽字。

湘粵交界處的九峰山,怪石林立,深淵萬丈,其中虎背山更是有「一人當關,萬夫莫開」之險勢。戰士們手拉手,互相攙扶著往陡坡上攀登。抬著大機器的戰士更是寸步難行,稍有不慎,就會跌入深淵。張經武、何長工、孫毅商議後果斷作出決定,將兩人以上抬的機器部件全部處理掉。戰士們興奮地打開草包、麻袋,能砸的砸碎,砸不碎的,便順著懸崖推了下去。

將百餘個大件處理後,近千名戰士從沉重的負擔中解脫出來,剰余的400多擔裝有各種物資的箱子,仍由戰士輪流挑著前進。

教導師隨紅軍大隊通過敵人第三道封鎖線後,來到了敵人在湘江設置的第四道封鎖線。12月1日,在長達15公里的戰場上,紅軍與敵人展開了一場生死存亡的大拼殺,以慘重的傷亡為代價,堵住了十幾萬敵人,成功渡過了湘江。教導師根據朱德指示,日夜行軍,一渡過了湘江,隨即向湘、黔邊界的通道縣進發。

途中,部隊要翻越2000米高的老山界,而且路段十分險要,行走困難。在險陡的雷公崖路段,眼看20多匹騾馬摔下去不見蹤影,不少戰士因為疲勞過度,走著走著,身子一歪,就摔下懸崖聲息斷絕。張經武、何長工、孫毅含著悲痛,默默送別自己的戰友,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教導師負重長征走了兩個多月,減員到了極其驚人的地步,6000餘人剩下不足一半。關鍵時刻,中央於12月18日在黎平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撤銷教導師編製,其人員分別補充到第一、第三軍團。並決定甩掉罈罈罐罐,輕裝前進。

會後不久,劉伯承來到教導師,向科長以上幹部傳達黎平會議精神,宣布張經武調軍委分配工作,何長工調任軍委第一縱隊第二梯隊司令員兼政委,孫毅去軍委幹部團任職。

1935年1月5日,教導師到達烏江江界渡口,除武器、弾葯、糧食、醫藥外,把所有機械部件投入了烏江。隨後,孫毅按軍委指示,擔任軍委幹部團作戰科科長,繼續率部長征。

調軍委幹部團之後不久,孫毅又被調往國家政治保衛團任參謀長,和團長姚喆、政委張南生一起共事。這個團轄2個營,人員精幹,裝備優良,每人都佩有長槍、短槍、大刀3大件。

說起「參謀長」這個職務,還有一段曲折的故事。孫毅調到國家政治保衛團後,沒有明確任職,隨後他背著背包跟隨保衛團走了3天,這期間,一直沒有領導找他談話,也沒給他分配任務。直到第三天晚上,孫毅在團部桌上看到軍委一份幹部任命通知,其中一行寫著:「任命孫毅為國家政治保衛團參謀長。」但仔細一看,「參謀長」的「長」字已被人用毛筆圈掉了。沒有這個「長」字,「參謀長」就變成了「參謀」。

目暏這份任命狀,孫毅這才明白沒人找他談話的緣由。他沒有生氣,也沒去問個究竟。他心裡十分坦然:沒有馬騎,我也走過來了,今天不當參謀長,又有什麼關係呢?

快到遵義的時候,團長姚喆找到孫毅說:「鬍子,真對不住了,幾天都沒給你分配工作,昨天,我同鄧發局長說了,你還是參謀長。」

1935年1月9日,中央機關進入貴州遵義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以來在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會議期間,孫毅所在的國家政治保衛團駐守城南,任務是確保中央會議和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

1月的遵義,正是寒冬臘月,北風呼嘯,寒氣刺骨。孫毅毎天帶著幹部在街上巡邏。1月16日凌晨1點多鐘,他和兩名幹部在街上走著走著,發現前面有兩個人正迎面走來。孫毅立即示意後面兩人放輕腳步,注意觀察。待前面的人走近時,孫毅仔細一瞧,原來是毛澤東和張聞天。兩人正在交談,看樣子是剛剛散會。孫毅當即走向前去,敬個軍禮,並向他們問好:「首長好!」

「孫鬍子!」毛澤東一眼就認出了孫毅,接著向他們表示了問候:「同志們辛苦了!」張聞天摸了摸孫毅身上單薄的衣服,關切地說:「夜間天冷,要多穿點衣服,不要凍壞了身體。」

「感謝首長的關心!」孫毅3人向毛澤東、張聞天告別後,繼續沿街巡邏。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統治,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以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3人組成的軍事指揮小組,從而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孫毅手捧油印的遵義會議決議,心情十分激動,逢人就說:「毛委員又回來掌舵了!」

遵義會議結束後,國家政治保衛團撤銷,孫毅先後任紅三軍團第五師偵察參謀、軍團教導大隊大隊長、偵察科長。

1935年5月20日,紅軍攻克冕寧,進入彝族聚居區,為了取得彝族人民的支持,朱德以紅軍總司令名義頒發了《中國工農紅軍布告》,宣傳紅軍宗旨,揭露反動派的黑暗統治,號召彝、漢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途中,總參謀長劉伯承與彝族沽雞家族首領小葉丹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正當兩人根據彝族習俗歃血為盟的時候,紅三軍團的一名司務長因侵犯彝族同胞的利益,引起彝民憤怒,向紅軍群起而攻之。彭德懷派人調査後,為避免矛盾深化,影響紅軍北上,對事情作了嚴肅處理,槍決了這名司務長。隨後,彭德懷叫孫毅書寫了幾張判決布告,蓋上他的印章,張貼在山寨路口等人流密集的地方,以教育部隊,安撫民心。

紅軍順利通過彝族等少數民族地區後,搶渡瀘定橋,來到了夾金山下。夾金山,主峰海拔4000多米,終年積雪,空氣稀薄,沒有道路,沒有人煙,氣候變化無常,時陰時晴,時雨時雪,忽而下起冰雹,忽而狂風大作,民間素有「神山」之稱。要翻越這座大雪山,對長時間跋涉、生活艱苦、體力虛弱、衣服單薄的紅軍來說,困難是難以想像的。葉劍英把孫毅叫來說:「鬍子,你這個偵察科長帶幾個人去,找些民眾了解一下,問問他們,看怎樣過雪山損失才會小一點。」

孫毅馬上帶上兩個參謀來到了磽磧村的幾戶村民家訪問。一位70多歲的老大爺說:「山上大雪紛飛,寒氣逼人。想要過山,必須在上午9時以後,下午3時以前,要多穿衣服,上山前多喝些薑湯或辣椒湯,最好每人拄一根棍子,防止摔倒。」接著,老大爺還嚴肅地對孫毅說:「在山上行軍,要做到四不準:不準說話,不準嬉笑,不準坐地,不準……否則會引起山神發怒,性命難保。」

孫毅回到部隊,原原本本向葉劍英作了彙報。葉劍英說:「我們共產黨不相信『山神發怒』的說法,但這是當地村民的經驗之談,對我們爬這座大雪山很有啟發,我們就按村民說的去辦。」隨後,葉劍英口述了4條指示:一、爬越雪山時不要走得太快;二、相互之間不要說話;三、任何人不能坐下來休息;四、發揚階級友愛,團結互助。還要求各部隊準備好足夠的生薑、辣椒,發給每位指戰員。根據葉劍英的這幾條指示,孫毅起草了一份通知,發給每個連隊,進行傳達。

在高高的雪山上,孫毅手拄著棍子,和戰友們手拉手,艱難地向山頂攀爬,肚子餓了,吃口炒麵,口渴了,就抓把冰雪塞入口中。不管多麼累,多麼疲乏,大家都不敢坐下來休息,因為大家聽了孫毅起草的通知,深深知道人的身體睏乏到如此極限的程度,只要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來了。

爬過雪山,前面又是一片白茫茫的沼澤和草地,同志們一腳踩下去,稀泥立即淹沒膝蓋。每走一步,都如負千斤,一些戰士稍不留神,便陷進了泥潭,無影無蹤。每當想起這些戰士,孫毅心中都充滿悲痛。

歷經千辛萬苦,10月19日,孫毅所在的紅一方面軍終於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吳起鎮。孫毅這位鐵打的漢子終於用雙腿走完了二萬五千里征途。

2003年7月4日,孫毅在北京逝世,成為開國將領中少見的「百歲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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