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為何被拋棄

蘇聯劇變的研究在中國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蘇聯剛剛解體的時候，很多分析認為蘇聯解體是西方和平演變的結果，特別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結果。這個說法，後來很多人很快就不太認同了。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分析，事物的變化有外因作用，亦有內因作用，但主要的、從本質上來說是內因的作用，所以後來就轉到內部因素的研究。學者們從民族問題、經濟問題、文化意識形態問題、黨的問題以及蘇聯推行霸權主義對外關係等多個角度對蘇聯劇變進行了解讀。這個階段的研究，學者們有一個共識，就是蘇聯劇變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第三個階段從1996年開始，我國的政界和學界開始提出問題：究竟哪個因素在蘇聯劇變中起主導性的、根本性的作用，即深層次的因素。

蘇聯劇變研究的現實意義

當下再談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和歷史教訓的現實意義在於：一是中國搞了30多年的改革，基本的思路是不能走蘇聯的老路，要擺脫斯大林模式，那麼斯大林模式有什麼特徵，本質是什麼，問題在哪裡，為什麼最後失敗，為什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擺脫斯大林模式等，這些問題需要解答；二是中國改革取得很大成效的同時，有三個問題沒有很好地解決，或者說非常突出，第一是腐敗，第二是壟斷，第三是貧富差距拉大。這三個問題是在改革過程中產生的，也必須通過深化改革來解決，不可能有別的辦法。但國內有些人質疑改革，認為還是蘇聯的模式好。本來歷史上已經搞清楚的問題，現在變得似是而非了，比如有人不承認有斯大林模式，這種觀點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在我國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澄清這些爭議，很有必要。

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

我堅持認為蘇聯劇變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及體現這一模式的體制問題，就是說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由於弊病太多，已走不下去了，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動力機制。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中去尋找。早在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澤東同志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斯大林模式在戰前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落後國家在一定時期內，需要用集中的方式來整合它的資源，來調整經濟結構，發展落後地區，但是這個過程也存在很多弊端和潛在的問題。1946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蘇聯本來迎來一個很好的改革時機。當時斯大林的威信很高，國際影響很大，國內國外又有一個和平的環境，但是斯大林並不想改革，他認為這種制度是最好的，不能動。赫魯曉夫上台之後，發現蘇聯的經濟、政治形勢都非常糟糕。斯大林執政的30年，在政治上搞大清洗、大鎮壓運動，製造了數不勝數的冤假錯案，從而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他一個人的獨裁專政。經濟上，斯大林時期大規模的饑荒就發生過兩次，1953年斯大林逝世時，牛、馬、綿羊的頭數仍未達到集體化前的水平，糧食產量甚至還低於1913年沙皇年代的水平。雖然搞了工業化，工業上去了，但是經濟結構非常畸形，市場供應非常緊張。赫魯曉夫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基礎上進行改革的。在這樣的情況下，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了一個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如果不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他是沒有辦法進行改革的。像我國在改革前批判「兩個凡是」一樣，沒有對一些理論的重新認識，就沒辦法進行改革。

但是赫魯曉夫的改革，並沒有成功。根本原因在於，他還是沒有離開斯大林模式的大框框，同時由於改革中出現的盲目性、唯意志論，所以搞得很混亂。赫魯曉夫的改革雖然失敗了，但是政治方面還是取得了一些進展，比如反對幹部終身制、取消一些特權等，都有一定的進展。勃烈日涅夫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倒退了，重新斯大林化，在這種情況下，到80年代，勃烈日涅夫下台的時候，經濟形勢已經非常困難。蘇聯農業衰落，從一個糧食出口國變成進口國，這個時期我把它稱為「走近衰亡」的歷史時期。再到戈爾巴喬夫時期，蘇聯的改革已經非常困難了，改革失敗加速了蘇聯劇變的進程。

如何看待蘇聯劇變是體制問題還是個人作用

有人認為，不應該把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而認為，主要應該是黨的問題。我認為，這兩者並不矛盾。有人引用鄧小平1992年著名的南方講話，即「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這無疑是重要的科學結論，我們黨應該遵循這一教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提高黨的執政能力，領導全國人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拿蘇共來論，它是執政黨，是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核心力量，它本身的狀況自然對蘇聯的興衰起著重要作用。從這個意義上看，黨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

但要指出的是黨的問題本身就是政治體制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黨的問題應該從制度層面去分析。不從制度層面去分析黨的問題，立即就會產生另一個問題，蘇共黨長期以來存在的嚴重弊端，如高度集權、缺乏民主與有效的監督機制、領導幹部思想僵化、脫離群眾、破環法制、個人迷信和特權盛行、不斷出現政策失誤等等，是由什麼造成的？

十分明顯這些嚴重的弊端是在斯大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產生的，產生後又由這種制度保證上述弊端的長期存在並發展。因此當斯大林—蘇聯模式被拋棄時，必然也拋棄了由這種制度模式保證其生存的蘇共。

蘇聯歷次改革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斯大林之後的改革都沒有成功，總結其通病，我認為有三個共同性的因素：一，所有制沒有改革，他們認為國家所有制是最好的，不能改革這種所有制形式，但是所有制不改革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市場經濟主體；二，改革從來不以市場經濟為取向，還是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進行的，赫魯曉夫的改革只是在把指令性經濟的計劃權交給地方還是集中在中央之間搖擺，在勃烈日涅夫的改革則是在增減指令性指標的問題上兜圈子，都沒有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律來進行；三，都沒有觸及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成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主要障礙。每個階段的改革失敗都有不一樣的原因，但上述因素是共同性的。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人民論壇記者杜美麗採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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