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改良者——我眼中的胡適先生

不久前曾看到關於文化與體制的討論，到底是體制決定文化，還是文化決定體制，一直以來，許多學者都為此爭論不下。從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到1895年康有為、梁啟超公車上書，再到新文化運動的開始至五四運動的爆發，乃至今日。許多仁人志士都懷著不同的政治理念，致力於通過文化和體制的變革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中國。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用武裝的方式去進行暴力革命，加速了體制的變革，當然也有用科學民主的思想潛移默化、循序漸進地改造中國的文化。而這其中胡適先生便是一位中國文化的改良者。請注意我使用了改良這個詞而不是改造，正如在他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文章題目便寫的極其溫和謙虛，陳獨秀甚至嫌胡適的態度太過溫良。其實，這正體現了胡適先生在當時與眾不同的個性與理念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態度，這與胡適幼年的經歷以及日後的學術背景都是密不可分的胡適三歲喪父，尤其母親撫養長大，他的脾氣和性格受到了母親的強烈影響。母親22歲守寡，生活與一個破落的舊時家庭中，艱難的維持著家業，備嘗艱辛。許多認識胡適的人都說胡適的性格中幾乎找不到反叛的因素，而這種影響則來自他的母親。胡適的母親幾乎就是一個「非暴力不合作」的典範，總是用自己的隱忍和耐心化解大家族中的所有矛盾。胡適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便由此形成，同時也影響著他日後的理念，而這種理念最終的形成則來源於他到美國的留學經歷。去美國前，胡適與大多數青年一樣，承擔著救國壓力和強烈的民族情緒。而到了美國後，胡適逐漸從民族救亡的危機中解脫出來，開始自由的成長。他的專業從一開始以實業救國為目的的農業轉變為他自己喜歡的哲學。一方面，胡適在美國期間進行豐富龐雜的閱讀，從《左傳》、《荀子》到柏拉圖、培根;從杜甫、王安石到歌德、濟慈;讀美國的《獨立宣言》和自由主義的經典《論自由》。另一方面，他積极參与到美國的政治生活中，研究「羅氏議事規則」，親身參與美國大選，旁聽國會及地方會議等等，他還擔任康奈爾世界學生會的主席，並出席會議，討論各類問題。這些都對胡適的思想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更加重要的是，胡適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讀期間，師從約翰·杜威，使之成為了實驗主義的信徒。最終使胡適畢生信奉並宣揚實驗主義與自由主義。在美國學習的七年里，胡適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思想，並將自己的新思想帶回祖國。而此時的中國，學術思想正處於低谷時期。胡適的歸國又恰逢中國思想界的「新探索」，讓僅有二十六七歲的胡適一回到中國，便成為時代思想的發言人。胡適回國後首先做的並非制度性的設計，而是推動人的獨立，不遺餘力地倡導自由、獨立、懷疑、寬容的價值譜系。他認為，爭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覺醒與解放，就沒有民族的覺醒的解放。他定下了用20年的時間做「思想基礎」的決心。 胡適提倡用法治來解決政治問題，主張用和平轉移政權，反對暴力革命。他痛斥舊社會的罪惡，並致力於通過號召來改造舊世界。然而，他所希望的改造舊世界的方式與當時的大多數人，如李大釗、魯迅等主張暴力革命的人不同，他認為，創造新世界的理性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呼喚民眾的和平抵制。他必勝從事的便是催發思想的覺醒和抵制專橫的壓迫。 在當時一個不斷兩級分化和激進化的社會中，胡適試圖去尋找一條超越階級鬥爭的發展道路，他致力於學術獨立科學救國，可是在當時那樣一個動蕩的時代，大部分人更希望的是通過激進的方式快速改變制度，而非從科學文化入手來慢慢改造中國。正如魯迅說:「改進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儘管如此，胡適依然堅持自己的理念，並積極踐行。 「五四」前夕中國學術的主流仍是儒家，但所謂的儒學早已成為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的一種意識形態。而胡適重講中國哲學史，這對中國上層精英文化造成了很大衝擊，他既突破了「漢族中心主義」，引入了更多的西方哲學思想，又打破了「獨尊儒術」的局面，使諸子百家平等。胡適回國前，已做好準備，讀遍西方思想史經典。他深知，文藝復興，便是西方文明崛起的開端，人們心中的上帝一旦動搖，便有了理性，才能進一步追求獨立.而中國的「上帝」正是孔子。 而在下層大眾文化的戰場上，胡適扛起白話文這桿大旗，勇往直前，向保守的舊文化開戰。胡適深信，「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東西」，而中國的語言文字恐怕更是「最保守的東西」中的典型。回國前，胡適便以《文學改良芻議》引起了國內改革派知識分子的群起響應。 胡適注意到了「形式」的重要性，他認為語言形式不改變，思想內容的更新更無從談起。他在《嘗試集》中寫到：「我們認定文學革命須有先後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放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這種解放便是對文學形式的解放，只有文學形式得到解放，才能孕育出更多的新精神和新思想。白話文運動的核心就是通過語言形式的革新帶來文化與思想的進步。由此可見白話文運動對中國文化改良的重大意義，白話文運動既是胡適改良中國文化的第一步，同時也是解放國人精神的第一步，破除了國人第一層「精神的枷鎖與鐐銬」。最後，對於胡適先生在中國文化改良上，我還想談幾點自己的看法：一、 胡適對於對於中國文化的改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既是新文化運動的始動者，也是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二、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與眾不同的思想和理念，他反對當時許多人支持的暴力革命，提倡和平解決制度問題。三、 胡適的思想和理念最終沒有得到更廣泛的接受和認同，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分不開的。當時的中國需要的是猛烈而迅速的體制變革，僅靠文化思想的改良是難以形成一個新中國的。無論何時，歷史都將記住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改良所做出的執著追求和不懈努力。他的許多思想，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進步，充滿活力。因此，我們應該重新審視，這位中國文化的改良者-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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