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

第一節為什麼要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　摘　要：探討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是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正確認識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正確評價毛澤東，是正確探討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前提。中國道路是奠基於社會主義，通過對學習、反思和借鑒、漸進式改革、摸著石頭過河、對外開放等的探索過程中生成的。「中國模式」是立足中國國情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凝結。要在維護國家獨立和統一、提升內在凝聚力、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中，使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贏得未來。　　關鍵詞：新中國　中國道路　中國模式　改革開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公元前2697年，中華始祖黃帝命大撓氏探察天地之氣機，探究五行，始作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排列組合為六十甲子，用作紀曆之符號。黃帝的子孫們在地球東方這塊土地上生生息息，滄海桑田，勤勞智慧勇敢，開創出了偉大的華夏文明。六十甲子則周而復始地運轉，不舍晝夜，浩瀚篇章，記載下了人類最豐富、最完整、最壯觀的中華民族漫長而堅實的腳步。　　當六十甲子運轉到公元20世紀的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上向全世界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已於本日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標誌中國的歷史從此翻開了嶄新的篇章，無論是支持新中國的人還是反對新中國的人，或欣喜或悲哀，都不約而同地意識到：古老的東方巨龍蘇醒了，百年來中國人民受西方列強蹂躪和屈辱的歷史一去不復返了。　　按照中國的傳統文化，60年一個甲子，是人生最重要的紀念時間，也是國家和社會最重要的紀念時間。新中國60年的歷程波瀾壯闊，走過的道路縱橫交錯，如何回顧、思考一個國家的甲子歷程？毛澤東有句名言：「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路線」者，帶有方向性的「道路」也。認真探討「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這個「綱」，是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60花甲慶典」最重要的內容之一。　　第一節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　　繼「拉美模式」、「東亞模式」、「德國模式」、「日本模式」等發達國家的經驗模本在世界相繼上演之後，「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美國《時代》周刊頻頻出現「中國」二字，非洲大地「感謝上帝給我們送來了中國人」，東盟各國借鑒「中國模式」得到經濟繁榮發展，這種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在世界版圖中日漸清晰。　　一、正確看待改革開放前後的內在一致性和連續性　　新中國的60年，作為大的階段劃分，已經形成的基本共識是：以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時間界限，劃分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大階段。由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在1978年年尾，改革開放的實際進行是從1979年開始的，所以，新中國60年大體上可劃分為前30年和後30年。由於新中國60年走了一條複雜曲折的道路，因此，在如何認識和評價這60年這個問題上，就形成了十分複雜的局面。紀念新中國60年如果不首先釐清這個問題，就會在理念上把新中國60年搞得支離破碎，從而造成人心的分離。　　由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比改革開放前更大的成績，人民得到了更多的實惠，更由於前30年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產生過諸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錯誤，所以很多人往往對前30年基本上持否定態度，總習慣於把前30年作為對比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反面參照系。自20世紀末以來，特別是近些年來，由於腐敗的滋生及嚴重、市場和社會秩序混亂、勞資矛盾激增、社會誠信度下降、犯罪率上升、收入差距拉大等問題嚴重化，許多人懷念和讚揚改革開放前。這樣就形成了兩種社會意識和評價：一種是以改革開放後的30年否定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並以鄧小平否定毛澤東；另一種是以新中國後的30年否定改革開放後的30年，並以毛澤東否定鄧小平。也有介於二者之間的情況：對前後30年都有肯定和否定。　　我們注意到香港學者甘陽兩年前就發表了《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一文，提出了正確認識新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30年的問題，反對那種把新中國前後兩個30年對立起來、互相否定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論述了前後兩個30年是共通的、一脈相承的。這是對中國歷史、更是對中國現在和未來理智的、負責任的態度。當時間越來越靠近新中國成立60周年紀念日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理直氣壯地批評那種把新中國前後兩個30年對立起來相互否定的觀點。「兩個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因為這是關係著正確評價新中國60年歷史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著正確評價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著正確評價中國共產黨領導地位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著正確評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關係著正確評價毛澤東歷史地位的大是大非問題。　　我們的思想是與這些學者相通的。在新中國60年的進程中，無論是前30年，還是後30年，確實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甚至是嚴重的錯誤，但那是新中國發展中的問題，而不是發展的最終結果——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中國在探索中崛起和不斷強大。特別是前30年，我國經歷了一段極為複雜、極為挫折的歷程，但我們仍然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而且正是因為那些在探索中出現的問題為我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才造就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如果在新中國「前30年VS後30年」中互相否定、互相詆毀，客觀上就會把新中國60年統統抹黑，那麼，我們還紀念新中國60年幹什麼？如果把新中國60年統統抹黑，那就不是紀念，而是「反思」、否定、譴責和批判。那就會與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當年全面否定整個蘇聯歷史一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一統」還會存在嗎？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民族復興還有希望嗎？我們相信，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絕不願意看到中國出現蘇聯那種結果。對此，每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應當具有清醒的政治頭腦。　　回顧和總結新中國60年，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新中國前30年的所有重大決策和歷史事件都直接或間接與毛澤東相關。今天，毛澤東的巨幅畫像高高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紀念堂還在天安門廣場中央。我們的憲法、我們的黨章，還堂堂正正地寫著毛澤東。毛澤東的一切，包括他的生平、他的著作、他的詩詞等，在國內和國外都還具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由此，我們想到馬克思。自馬克思逝世之後，他的墓曾一次次被人掀翻，而後又一次次被人修復。20世紀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的時候，不少人宣稱馬克思徹底失敗了，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徹底終結了。但在20世紀末歐洲一個組織公開評選世紀偉人時，馬克思被推選為世紀偉人第一名。　　如果中國公開評選近現代中國的偉人，相信毛澤東一定會當選。筆者曾經參觀過位於美國洛杉磯的尼克松圖書館，館中雕塑了與尼克松同時代並有交往的一大批各國著名政治家，毛澤東和周恩來雕為坐像在前排交談，而其他各國政治家都在身後站成一圈。新中國60年，特別是前30年，美國一直是中國最大的、世界「領袖級」的政治對手，而美國的政治家們大多對毛澤東十分崇拜。而我們的某些國人，總在處心積慮地煽動對毛澤東的全盤否定和仇恨，不知道他們究竟要幹什麼？　　關於對毛澤東的評價問題，不是本書討論的主題，本書也沒有設計這樣的篇章。必須指出的是，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因為對毛澤東的評價緊密聯繫著對新中國「前30年」、以至於60年的評價。　　中國幾千年的燦爛文明史，是與一個個偉大的歷史人物，如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康雍乾等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歷史上每個偉大時代的代表人物都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我們都可以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而否定他們。比如，秦始皇的暴政，漢武帝和朱元璋的殘忍，唐太宗殺兄逼父而奪位，趙匡胤政變而黃袍加身，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康雍乾大興文字獄，等等；如果從個人生活來看，這些中華民族的歷史偉人無不荒淫糜爛。這些都可以成為全盤否定他們的理由。如果這樣，實際上也就全盤否定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歷史，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成了一片黑暗和一片荒漠，就會成為歷史虛無主義。　　這裡有必要回顧一下蘇聯歷史上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問題。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後，赫魯曉夫先是秘密、後來公開批判斯大林，這股浪潮後來愈演愈烈，到20世紀60年代，有幾個持不同政見者公開打起了全盤否定斯大林和全盤否定蘇聯經濟社會制度的大旗。這些人是非常愛國的，在他們看來，只有全盤否定斯大林和全盤否定蘇聯的經濟社會制度，才能使蘇聯更加強大。這些人後被驅逐出境。蘇聯解體之後，當年主張全盤否定斯大林和全盤否定蘇聯經濟社會制度的主要代表人物回到俄羅斯，進行自我懺悔，深刻認識到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聯的結果與他們的主觀願望完全相反：蘇聯解體。經過幾十年的歷史折磨和心靈反思，他們又反過來讚頌斯大林。　　全盤否定一個偉大的、在歷史上產生過極其重大作用的、並深刻影響著現在和未來的超級政治家，其結果是常人難以預測的。也就是說，正確評價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感情問題和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紀念新中國60年的時候，我們既要客觀、理性、認真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但更要理直氣壯弘揚包括前30年在內的新中國60年。我們既要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更要理直氣壯地「捍衛毛澤東」。　　二、探索成功的「中國之謎」比探索「蘇東劇變之謎」更具吸引力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各國按照西方理論家開出的基於「華盛頓共識」的「休克療法」藥方。休克療法拋棄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出發點不是革除原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弊端，而是認為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註定是沒有效率的；從西方經濟學的本本出發，根本不考慮是否適合本國的國情，認為只有徹底的私有化和市場化才能有效率，企圖通過「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一夜之間向市場經濟轉變。實施休克療法的結果是：生產持續下降、失業急劇增加、通貨膨脹、社會動蕩，最終導致東歐劇變、蘇聯解體。　　「中國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特別是西方學者的關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當「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遭到失敗、整個世界呈現出「資」強「社」弱的態勢時，社會主義的中國卻逐步崛起。　　2004年5月，美國《時代》雜誌前任編輯、美國高盛公司政治經濟問題資深顧問、中國清華大學兼職教授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CooperRamo，亦譯為「拉莫」），發表了題為《中國已經發現自己的經濟共識》的論文。論文在比照「華盛頓共識」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改革（轉型）成就及其經驗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與分析，首次提出了「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北京共識」可以看作是對「中國經驗」和「中國模式」的理論概括。　　雷默指出，「北京共識」是指一系列的關於中國發展的新思想，其目標是：在保持獨立的同時實現增長；實驗和創新是其靈魂；它不僅關注經濟發展，同時也注重社會變化，通過發展經濟與完善管理改善社會；既務實，又理想，解決問題靈活應對，因事而異，不強求劃一是其準則；中國的新理念正在對中國以外的世界產生巨大影響。雷默認為，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適價值」，不僅適合中國，也是一些發展中國家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可借鑒的模式。對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尋覓良方，以求既發展自身，又會在融入國際秩序的同時真正保持獨立、維護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尊重自己的政治選擇的國家來講，「北京共識」提供了新的發展道路。在中國，無論是官方，還是學界，不少人在過去較長時間內並不知道或者知道卻並不怎麼關注「華盛頓共識」的概念，直到雷默提出「北京共識」，才把「華盛頓共識」的概念附帶引了出來或者提高了對其的關注度。這就是說，「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創造過程中，我們並不怎麼知曉「華盛頓共識」這個概念，甚至是在與華盛頓長期「斗而不破」的摩擦中實現的。也就是說，「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是完全「內生」的制度創新。即便我們學習了西方的一些成功經驗，也已經把這些西方文明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實行了「中國化」的改造。　　在中國人自己沒有提出「北京共識」的概念時，雷默首創「北京共識」，對「華盛頓共識」在世界上的霸權地位提出質疑，同時大大提升了世界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關注度和影響力。對此，中國人應當感謝這位美國朋友。　　與蘇東式的激進改革不同，社會主義中國既沒有採用「蘇聯模式」，各項改革不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否定，而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沒有實行大規模的全面私有化，也沒有允許外國資本控制我國的經濟命脈，政府始終把握著調控經濟和治理社會的主動權，同時，作為後發展國家，我們充分發揮後發優勢，在廣泛吸收世界各國文明成果的同時，走自主創新的道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中，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不變，既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觀調控，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促進經濟快速而穩定的增長。　　從理論上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破解了公有制和市場經濟能否結合的「世界性和世紀性難題」；從實踐上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保持了持續快速增長。中國成功地避開了「依附論」、「中心-外圍」論、「西化論」等以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為中心的理論的影響，逐步探索出了一條既切合中國實際國情，又順應世界歷史發展潮流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創造性地避免了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一個半世紀曆程經歷過的種種挫折、失誤，成功地跨越了當今許多後發展國家普遍面臨的種種發展困境，使中國現代化建設最終步入了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軌道。俄羅斯學者阿?雅可夫列夫指出：「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注入了在目前世界條件下體現社會主義的生命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勝利發展，不僅扭轉了20世紀後期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的趨勢，而且必將對21世紀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中國已成為世界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中國模式」對「後發展效應」挑戰的創造性回應以及由此形成的諸多發展戰略與經驗，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的成功，不僅在東亞地區獨樹一幟，而且在整個世界發展理論的舞台上，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贏得了世界的尊重。在蘇聯東歐國家，他們也在研究中國發展道路。在他們看來，原來採用的是激進改革模式，對這種政治民主化與經濟私有化同時進行的發展模式需要進行深刻反思。儘管激進改革模式曾被西方世界稱頌一時，但現在的領導人已深刻意識到，這並不是適合他們經濟發展的理想模式。　　成功的「中國模式」的許多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其中，有三項主要內容隱含著非常重要的經濟發展思想，即思變、競爭、穩定。「思變」是一個經濟體發展的基本軌跡。中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初根本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也沒有一個完整的改革路線圖。我們就是在不斷思變的探索中逐漸清晰了自己的發展道路。「競爭」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之後形成的最有利於經濟增長的機制。中國的市場化取向改革是漸進的，因此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在缺乏市場的環境下競爭是難以形成的。但是，中國就是在市場化漸進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全方位的、多層次的競爭格局，並且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機制。這表明競爭可以脫離市場的一般條件，在諸如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之間形成。「穩定」是「中國模式」最成功的因素，包括意識形態的創新、競爭組織的創新和經濟體制的創新，都包含了奠定穩定局面的因素。　　思變、競爭、穩定等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可以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軟實力的崛起，這將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存在於「中國模式」背後的屬於該模式內核的內容，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性因素，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而且其運行的許多條件也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但是，「中國模式」所具有的思變、競爭和穩定內核卻可以在不同的條件、不同的環境下實現。因此，說「中國模式」有普遍性，不是指複製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道路，而是要在自己的特殊條件下努力實現「中國模式」背後的一些核心內容。三、研究中國，必須了解「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　　一直以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前途和命運有著種種預測。隨著中國從「醒獅」到「行獅」的轉變，他們開始意識到，過去對中國的許多認識是存在偏見的，他們提出的「中國將會毀滅」、「中國是一個未來的敵人」、「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社會主義失敗論」等觀點，幾乎是明顯錯誤的。他們開始分析各種預言破產的原因，意識到他們的理論範式尚不能解釋中國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觀分析中國發展存在的問題，也不能為中國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找到出路。比如，雷默認為，「以前在西方用於討論中國的語言已不再適用」，而要研究中國，必須具有「中國眼光」，必須了解中國。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運動進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由於中國曾經發生過「六四」政治風波，也由於蘇聯東歐劇變後中國仍然堅持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此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開始引起國外學者的關注。在國際主流媒體上，出現許多國外學者對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預測。按照他們的認識邏輯，中國肯定經受不住東歐劇變帶來的衝擊，中國共產黨會很快像東歐共產黨那樣喪失執政地位。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他們又預言：中國會經受不住民族獨立的世界影響，西藏、新疆會獨立。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模式之後，西方學者又斷言：市場經濟將埋葬人民民主專政政權。香港回歸之後，曾有人預言香港會成為「死港」。90年代末東南亞金融危機之後，又有人預言中國頂不住金融危機的衝擊。　　然而，鐵的事實是：中國不僅沒有像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那樣崩潰，反而打破了制裁重返國際社會；中國不斷推進改革開放，加速市場化改革，最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影響因素；中國經濟並沒有衰退，不僅頂住了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壓力，而且維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成功地實現了「一國兩制」，香港回歸之後，澳門順利回到祖國的懷抱；保持了國家領土完整，西藏、新疆緊緊團結在祖國的大家庭之中。　　在西方學者的預測失敗之後，面對快速發展的中國，又有人拋出了所謂「中國威脅論」。多年來，西方一直認為中國的巨變是「威脅」。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他們早期對中國採用各種圍堵政策，遏制中國崛起。但顯然，這些政策並沒有奏效。現在中國崛起已成事實，但一些人仍然認為中國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西方認為，西方世界基本上有著共同的價值體系和相似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往往有著很強的使命感和擴張性，他們很珍惜自己的那套價值，並想當然地覺得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應該接受這套價值體系，於是極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而中國崛起的價值取向和西方的並不一樣，政治制度更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因此，西方感覺到「威脅」不僅僅是因為「中國模式」的崛起，更重要的是西方模式的失靈，擔心被「中國模式」所取代，所以恐懼感頓時油然而生。德國一位主管亞洲外交政策的官員就曾對筆者直接表達過這種擔憂，他表示自己非常擔心中國的價值理論會取代西方的制度。這種看法在西方世界相當普遍。　　從「中國威脅論」的演變歷史看，其作用有限，無論炒作多麼厲害，終究未能撼動中國國際關係發展大局。一方面，在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團體之外，還有一大批嚴肅的學者在認真地關注中國的發展，並得出相對公允的結論。比如，同樣看待中國的崛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布魯金斯學會的尼古拉斯?拉迪就理智得多，他說：「對亞洲所有國家來說，面對實力如此強大的中國，惟一理智的反應就是想方設法與其合作。」馬丁?費德斯坦不久前表示，中國經濟發展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國崩潰論」是站不住腳的。中國的發展並沒有帶來威脅，威脅來自「中國威脅論」的製造者。不難看出，製造「中國威脅論」的目的是遏制中國的發展，樹立假想敵，為自己行使軍事干涉、發展軍工產業牟取暴利製造借口。近年來日本與美國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擴大軍事合作範圍，這才是對鄰國乃至東北亞地區的真正威脅。宣揚「中國威脅論」的那些玩意，靠的是虛張聲勢、無中生有，因而大都不得善終，像《即將到來的美中衝突》一書現在已成了路人喊打的「不嚴肅讀物」，《考克斯報告》在美國也臭不可聞，「李文和案」已公認是一樁冤假錯案。　　近年來，還有另一變種的「中國威脅論」也不時涌動，包括所謂「中國不行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發展摻水論」等等，不一而足。前幾年的《外交》雜誌上刊登倫敦戰略研究所學者西格爾的文章《中國真有那麼重要嗎？》認為「中國並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重要，沒有必要過分重視中國和發展同中國的關係」，以「中國不行論」開啟了另類「中國威脅論」的先河。2000年，「中國崩潰論」的始作俑者美國匹茲堡大學羅斯凱教授先後發表《中國GDP（國內生產總值）統計出了什麼問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質疑中國經濟增長統計數據的真實性，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虛假的，認為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有2%左右；還有論證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單位能源消費下降，這在世界經濟增長歷史上是沒有出現過的，因而認為中國在造假。該論調被西方媒體炒作，使「中國發展水分論」大行其道。稍後，美國經濟記者戈登?尚出版聳人聽聞的《中國即將崩潰》一書，「中國崩潰論」逐漸流行，對中國過分「關注」起來。他們觀察中國的角度雖然不一樣，但得出的結論是一致的，即中國的崛起對美、日等國構成威脅，中國的衰落或者崩潰更對美、日等國構成威脅。這些謬論與「中國威脅論」同出一轍，但更荒唐可笑，根本不值一駁。　　然而，中國歷經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之後，依然能保持比較穩定和快速的發展趨勢，中國不僅沒有崩潰，而且發展得很好；中國的發展不僅不是威脅，而且為世界和平增添了更多的保障。這使得這些言論不攻自破，也使得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乃至於美國和歐洲最近對金融市場的干預都被認為是在學習中國。　　中國高舉和平與發展的旗幟，主張走和平發展道路，倡導建立和諧世界。和平發展是「中國模式」在對外關係上的體現。中國的發展不走蘇聯對外擴張、霸權主義的道路，也不走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對外掠奪和殖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別國的道路，我們走的是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道路。我們認可世界文明的多樣性，提倡國際關係民主化，尊重世界各國發展模式的多樣性，主張不論大國、強國還是小國、弱國，都應該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相互間的友好關係。　中國不僅沒有威脅世界和平，反而成為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維護者之一。進入新世紀，中國改革開放的成績進一步彰顯出來，中國的軟實力進一步增強，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擴大，許多國家開始舉辦「中國年」、「中國文化周」。伴隨著「孔子學院」在世界諸多地方的設立，不少國家掀起了「漢語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又看到近來國際主流媒體流行「中國輝煌論」、「中國機遇論」和「中國崛起論」等新的觀點。　　嗅覺靈敏、思想敏銳且擁有豐富資訊的西方學者開始注意到，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文明、13億人口的大國，經濟持續增長了近30年，堪稱「中國奇蹟」。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的成功實踐，為繁榮世界社會主義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歷史的車輪已經行駛到世紀的交匯點。現在中國共產黨正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建設社會主義的「中國模式」以其特有魅力穿越時空必然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和重大的世界意義。　　中國的經濟崛起既有可能幫助其他貿易依賴國賺錢，也有可能影響他們的財富積累。中國的經濟像磁鐵一樣，把其他國家的經濟利益與自己的利益緊密相連。對中國來說，真正全球化的多邊世界能提供更加強有力的安全保障。中國希望通過參加上海合作組織以及東盟10+3機制，並利用新的睦鄰政策，建設一個和平的區域環境來保障其經濟發展，使「中國威脅論」失去市場而代之以「中國機遇論」。面對種種預言的破產，西方學者開始分析破產的原因，開始關注「中國之謎」，開始研究「中國模式」。　　四、研究「中國模式」有利於深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認識　　經過建國以來長期的探索和實踐，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偉大實踐，中國已經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發展思路，積累了非常豐富的成功經驗。我們應該在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過程中，對我國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經驗進行全面系統的提煉和概括，並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內涵、主要特徵進行深入的研究。　　實踐告訴我們，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中國必須創造一種適合自己國情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照搬照抄別國的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過去北洋政府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沒有成功。新中國成立後，照搬蘇聯模式，也遭受了挫折。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經千辛萬苦才找到了正確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就強調說，「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中國的事情要按照中國的情況來辦，要依靠中國人自己的力量來辦。」建國以來，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都在發展，中國國內和國際環境不斷變化，前進的道路絕非一帆風順。我國能夠戰勝一個又一個困難，繞過各種激流險灘，在各個領域都取得了顯著成績，經濟總量和進出口總額躍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發展到總體小康，最根本的原因在於，我國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胡錦濤在中共十七大報告中概括地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它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紮根於我國國情並具有時代賦予的鮮明中國特色。我們堅信，這一理論體系作為當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將與我國國情更加密切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群眾共命運，日益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感召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是截然不同的，它是馬克思主義與我國具體情況緊密相結合、具有時代賦予的鮮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所以，現在世界上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了這一點，並將它稱為「中國模式」。　　在上述事實和潮流面前，中國學者和中國學術界應該自信地、鄭重地說出我們的話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模式」，而不是屬於其他任何模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模式」的內核或精華實際上基本相同。首先，二者都集中回答了中國怎樣在新的時代、新的形勢下，清醒地判斷自身方位，正確地選擇發展路徑，從而解決一個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社會主義中國巍然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問題。其次，二者都強調中國的特色即不同於世界其他民族國家的獨特的發展道路，這是二者最大的共同價值。再次，二者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既是一個主動的過程，也是一個同一的過程。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就是「中國模式」逐步成形並為世人矚目的過程。將二者緊密關聯的必要性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具有強勢的話語權，不理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強調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研究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深刻理解本國歷史傳統、社會條件和國家環境基礎上業已梳理出的理論成果，而僅以所謂局外人的視角或西方社會的視角來審視，就根本無法理解「中國模式」的精華和內涵。因此可以說，「中國模式」的發展道路，就是堅定不移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可以看出，「中國模式」這一概念實際上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指代的內容大致相同，都是鄧小平理論的集中反映，只是二者的研究角度不同。毫無疑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功經驗構成了「中國模式」的主要內容，只是在考察角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概念著眼於政治和意識形態取向，而「中國模式」概念著眼於社會發展，更便於人們在全球化的宏觀背景下，從世界視野考察我國的現代化。因此，有必要通過研究「中國模式」，進一步揭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和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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