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論語》中「問津」人物性格表徵與春秋楚國地域文化特色 – 國學網

　　【內容摘要】《論語》中的孔子與門徒子路一行在政治遊說列國途中，與楚國隱士長沮、桀溺在長江北岸今日武漢東部新洲區「問津」處發生的一場不愉快的特別對話，其實是春秋時期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中原文化與南方文化、老子道家哲學與孔子儒家思想之間的一次極為難得的歷史性的碰撞、交流與衝突，是中華文化史上的一樁盛事、大事，展現出華夏文明中心地區與南方文明後進地區南北兩類士人知識階層的不同生存狀態與心理，以及中華文化的豐富性、層次性和地域性。這場重大的文化事件，折射出春秋楚人的鮮明性格特徵：精神獨立，內心強大；攻訐好勇，口刺心善；卓爾不群，率真輕慢；堅守底線，自視高潔。楚國士人怪異品格與個性的形成，是由當時楚國經濟社會發展地位和文化風俗決定的。春秋楚國經濟軍事實力不斷壯大，地域文化獨具特色：文明進程落後於中原，禮文化尚未布達入俗；信仰鬼神，巫祝盛行；地域遼闊，豪放浪漫；狂野性，土著化。楚國文化精神核心是：愛國、尚勇、浪漫、自強。這種古代楚文化演繹出的現代版形式是「追求卓越，敢為人先」，鼓舞著荊楚兒女創新、變革，自強、有為，追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獨特的楚國文化是中華文明的寶貴人文資源和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長江文明與黃河文明碰撞；性格表徵；地域文化特色

　　【作者簡介】夏銳，法學碩士，講師，湖北第二師範學院學工部，研究方向：經濟文化與價值觀教育。　　　　　　　　夏新，文化學者，講座教授，中文核心期刊原主編、編審。曾受張岱年先生十年教誨，曾任北京大學《北大青年研究》特約編委、教育部北京師範大學全國高校黨建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在北大、人大、浙大、武大、中大等高校有文化報告、講座，提出「中國古代文化道德屬性」命題、「中國傳統文化歷史先進性論」及「五千年中華文明三種文化形態與兩次思想飛躍」觀點，被北大學者評價為「國內首次」。

　　馬克思主義以為：本質是現象的本質，現象是本質的現象。春秋戰國以來，在古代楚國地界上發生諸多社會政治事件和文化現象。為什麼推翻舊中國兩千餘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發生在武昌？為什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楚南、楚東接連爆發南昌起義、秋收暴動、黃麻起義三場武裝革命？為什麼紅安縣出了200多位將軍被譽為「將軍縣」？為什麼詩人聞一多拍案而起為民主喋血？為什麼詩人屈原投汨羅江以身殉國？俗語說，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這也是老百姓在長期的實際生活中所習得的一種經驗性認知，含有片面真理。而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現象只能是某種事物本質的表現，但從根本上說，其原因應當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基本原理去探求。

　　時至今日，當代楚人為何仍表現出爭強好勝、不甘落後的性格特徵？這與古代楚國有何關聯？古代楚國士人和楚國文化又是什麼樣的？這實在是一些有趣而難解的問題。幸而春秋時期，孔子師徒在楚國東部問津，所接觸的東楚人物及情形被記錄保存下來。那些楚人的鮮明性格，正是東楚地域文化在特定時期、特殊人物個體身上的集中表現，卻與《論語》中出現的北方士人、陬里鄉黨大相迥異，反映了彼時中國社會政治文化差異性、豐富性與多樣性，值得認真、深入分析、探討。

一、問津人物所代表的楚國國民性格特點

　　西元前551年，孔子生於魯國陬邑。適逢春秋時代，那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亂世。司馬遷《史記》記載：「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並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統一的周王朝綱紀敗壞，諸侯百官紛紛自立為王，華夏大地冒出大小140餘個邦國，戰亂頻仍，社會動亂，人民生靈塗炭，士人心急如焚。孔子師徒為恢復「一匡天下」統一局面，實現「天下歸仁」政治理想、決心變革社會現狀，曾跋涉數千里，歷時13年，先後進入數十邦國，遊說七十餘位君王。其間曾南至楚國東部，在今日武漢市新洲區邾城地界遭遇洪水淹沒渡口，一時迷失方向，即向當地「農夫」打聽渡口，留下「孔子問津」一段佳話，並被孔門弟子記入《論語·微子》篇中千古流傳，成為反映、研究楚地古代風土民情和春秋士人、隱者生存狀況的珍貴史料。

　　「問津事件」出現在《論語》第十八篇《微子》第六章中，被記載和出現的人物有兩方面：一邊是孔子和門徒子路、子貢、顏淵等人；一邊是楚國士人長沮、桀溺。孔子和子路來自禮儀之邦魯國，屬於中國主流文化中心地區。經過夏商西周三代三千餘年的生長、演進，禮文化在黃河以北已有相當發展，可謂蓬勃茂盛，蔚為大觀。孔子曾經欣慰地說：「殷鑒於二代，鬱郁乎文哉！」（《論語·八佾》）所以齊、魯、宋是春秋文化發達區域代表是沒有疑義的。

　　然而長沮、桀溺所在地之東楚，屬於南方，處於蠻野的文明發達滯後地帶。所以當孔子、子路師徒與長沮、桀溺相遇和對話時，實際上是華夏黃河文明和長江文明兩大古文明地區之間、中原齊魯發達中心地區文化與南方蠻野地區落後文化之間的一次罕見、難得的碰撞與交流，也是老子道家哲學與孔子儒家思想兩大流派的一次直面交鋒，充分表現出華夏文化的層次性、豐富性、地域性特點。歷史真實，特別珍貴。不同的思維方式、語言體系、人物性格和價值取向必然引發矛盾

　　衝突。這次文化碰撞是偶然的，但兩大文化流派、體系的交鋒、融合又是帶有必然性的，這種必然性終於通過「子路問津」事件表現出來。子路是孔子高足孔門十哲之一，在《論語》中出現41次的人物，而長沮、桀溺在《論語》中僅僅只現身一次，但已經充分展示、表現出了楚國隱士的人文形象和心理特點。

　　我們以為，長沮、桀溺代表的春秋楚國士人有如下個性特點：

　　（一）精神獨立、內心強大

　　楚國的知識分子士人在亂世中幹什麼呢？《論語》18.6這一章開篇即已明明白白交代：「長沮、桀溺耦而耕。」這短短七個字已經隱約暗示出了特定人物身份和社會地位。他們身材高大，相貌堂堂卻在事弄農桑，必有蹊蹺。台灣國學大師錢穆說：「長沮是傳說中春秋時的隱士」，這是很對的。長沮、桀溺為何要種地呢？因為社會動亂，無以謀生，他們方才逃到此處荒野，成為了耕耒之人，非官未仕，自耕自食，在周王朝的體制外徘徊。這一點與孔子有所相同，因為孔子亦曾言「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孔子做過放羊官、喪葬業吹鼓手。南行至楚國大約是在魯哀公六年，即紀元前489年，孔子時年63歲，亦已放棄了司寇之職，告別了五年的官宦生涯，不再食君王俸祿。故此時孔子與長沮、桀溺的身份、地位大致相近，皆為庶民村夫階層。不同的是，孔子名聲很大，遠播四方，這一點當為長沮、桀溺所不及。但孔子本人從未把自己吹噓為先知、全知了不得，他倒是曾經客觀真實地表白過「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孔子自我定位就是個普通士人，絕非「生而知之」，所以，他才「使子路問津」。本來按周禮，陌生人不遠千里來問路，當地人長沮應當客氣對待回答才是。但悲劇的是，社會上有人造神，孔子被「神化」已相當玄乎嚴重，甚至早已傳到楚國。而楚國人務實，對「偽神」是特別反感的，對這類不切實際的吹捧也相當不滿。同時因為孔子做過中都宰、大司寇高官，而長沮、桀溺是草民，因此對孔子更加嗤之以鼻。所以當子路上前「問津」時，長沮說的第一句話不是回答，而是反問：「夫執輿者為誰？」（那個駕車的人是誰？）這當然是明知故問。當子路回答：「為孔丘」時，長沮就不客氣地說：「那麼，他就應該知道渡口在哪裡了。」（潛台詞是：你孔丘那麼高明了得，怎麼會不知道渡口了？）雖然孔子在中央文化主流地區得到尊重，被聖化得神乎其神，可是楚人並不買帳。你吹你的，與我何干？禮文化的等級制，尊重威權，在楚人心中，並不認同。「王道湯湯」在這蠻荒之地，顯得如此蒼白無力，無所作為，真是莫大諷刺！形成這一心理特點的社會政治、經濟原因是，長沮、桀溺二人其生產與生活方式是自給自足的，正如馬克思指出的：「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1]因為楚國士人如長沮、桀溺之流物質生存上是自養獨立的，因而他們精神上不仰仗、不依賴、不信服中央統制權。恰如古代《擊壤歌》所反映的那種鄉村耕耘者精神狀態，那歌詞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飲，耕地而食，何有於我哉？」官府你拿我怎麼辦呢？可見自耕農人是何等的自信！這正是生產方式落後的楚人精神獨立的歷史映照。

　　（二）咄咄逼人，攻訐好勇

　　為什麼長沮、桀溺說話很衝撞很嗆人？他的這種富於挑戰性心態正是代表了楚人的處事方式與真實性格。楚人好鬥好戰，史上有名。《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莊王曾經觀兵於周之郊區，竟敢問周室九鼎之大小器重，揚言「楚國折鉤之喙，足以九鼎。」這簡直是公然向周王朝中央權威作赤裸裸的挑戰。

　　上行下效，有什麼樣的楚王當然就有什麼樣的國民性格。

　　依照古代社會生活常規和禮數，「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有陌生人問路，當地主人應該盡已所知，指點迷津，行地方之便。可是長沮、桀溺非但不如此，卻反其道而行之。那麼，是否是子路他們禮數不到呢？竊以為，非也！子路出生於禮儀之邦的魯國又受教於孔門，雖然個性有些莽撞，但跟隨老師孔丘多年，耳濡目染，應該是知書識禮的。行問之時，必定合乎禮教。可是長沮、桀溺並未禮尚往來，投桃報李。當子路首問，長沮卻反問；當子路應答，長沮卻再問；當子路再答，而長沮最後的結論是：「是知津也！」（那麼，孔子當然應該知道渡口了！）這是哪裡話？鬧了半天，子路最後還是沒有得到「渡口在哪裡」的真正回答。問題沒有解決，倒被楚人反答為問，把握了話語的主導權，弄得孔子師徒，求渡不得，反受一番譏諷，好不狼狽。這件事充分顯示了楚人咄咄逼人、攻訐好勇的性格特點，以及楚文化浪漫罕禮、無拘無束的獨特生態。

　　關於楚人「尚勇」，歷史已有認知。司馬遷《史記》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國何其了得！「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可是，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大秦帝國政權，卻是被楚人項羽、劉邦揭竿而起推翻的。秦國虎狼之師，曾使他國望風喪膽，所向披靡；強大的秦國曾經席捲天下，并吞六國，卻被劉幫項羽推枯拉朽，使得秦王朝二世而亡。秦漢以降，楚人驍勇為世所熟知，所折服。

　　可喜的是，楚人尚勇的風習世代相傳，並在近代產生質的飛躍，演進為民主革命精神。1911年發生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結束了中國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而後在共產黨領導下，朱德、賀龍又發動了南昌起義；毛澤東在湘江領導了秋收起義，並在湘鄂贛建立了革命根據地；徐向前在鄂東發動了黃麻起義，賀龍在楚國中部建立了洪湖赤衛隊。他們都是農民造反，這都與楚地文化、楚人性格不無相關。戰國時期，楚國人屈原愛國報國不成投江而死的壯舉是這種性格的早期代表人物。

　　（三）卓爾不群，率真輕慢

　　春秋時期，老子與孔子，既為師生，又同為軸心時代文化巨人，分別是春秋戰國時期道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但二人行為作派有極大不同。孔子與鄉黨打成一片，創辦了一所「鄉間學校」，向庶民傳播文化，播灑文明；孔子又關心政治，行走千里到處遊說君王，為實現「安民、安百姓和為政以德」奔走一生。而老子本來在體制內生存，生活相當舒逸，在戰亂起時，競獨自一人騎上一條毛驢，不辭而別，隱居他鄉，從此不關心政治、國事，奉行著「無為」的隱士生存路線策略，他的高足莊子亦是如此。

　　為什麼老子、孔子生活態度有如此巨大差異？我們以為，這是由於儒道兩大流派生活哲學不同，對時局的判斷與自我定位不同。儒家看重人的作用，以為世事「在人」，可以有所作為，應當「入世」；道家以為權貴勢力根深蒂固，應當上善若水，潔身自好，「出世」為妙。之所以儒道相迥，最根本的是同他們生活的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的。孔子生長於齊魯，那裡是詩禮書文發達之邦。而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是「楚苦縣厲鄉曲里人」，有楚人血統。據劉玉堂、徐文武研究，在「老子、莊子成長時期所接受的教育中，楚國的『族學』內容佔有很大的比重。」[2]老子雖然官至周朝征藏史吏，卻不是周天子的信臣，而是與朝廷三心二意，背道而馳。他主張「小國寡民」「無為而治」，否定禮儀，否定天帝，蔑視權威，要回到古代「復結繩記事而用之」。自由散漫，無拘無束，率真輕慢，恬淡虛無，處處和社會秩序相對抗，怎一個「怪」字了得？但是，偏偏這老莊之道在春秋戰國大行其道，兩位楚國文人引領了社會風潮。實際上，更早的楚國先人鬻熊，就表現出不服從中央權威的思想獨立傾向。這是先輩楚人卓爾不群鮮明性格由來已久的文化濫觴。

　　所幸的是，這場不期而遇的論戰，雖然碰撞得火花四濺，但各方平靜表達，和平收場。一場文化大戲落幕，誰也未說服誰。此次爭論，只能算是「百家爭鳴」的一次熱身花絮或插曲而已。

　　（四）堅守底線，自有品格

　　長沮、桀溺為何在此地「耦而耕？」他們在對話中已說得明白：「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這是真的。太史公曰：「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史記·太史公自序》）整個春秋形象是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無可挽回，士人能有什麼辦法？這是長沮、桀溺對大勢的基本判斷和估價。在這樣政治險惡的不利形勢下，他們自感無能為力，無法補天，不能兼善天下，他們的選擇是「獨善其身」，這正是「無為」世界觀的具體體現，是古代知識分子看不見未來、看不見群眾力量，找不到道路途徑的一種無可奈何的消極舉措。

　　但是長沮、桀溺有可敬的地方，他們襟懷坦蕩，甚而向陌生人孔子師徙和盤說出自己內心深處的判斷與擔憂，是最深層的私密的心裡話，表現了楚人「救世不成」「救人有責」的一種情懷襟胸。雖然偏狹，但沒有私利，更沒有「引君入瓮」和「落井下石」的下三濫。長沮、桀溺的品格是清白的，高潔的，可貴的。他們發自內心地以為他們選擇的是「唯一正確的道路」，並希望朋友、他人，甚至是遠方來的陌路人得以效法行之，明哲保身，以求平安，得生存。竊以為，這是與孔子「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而立人」境界目標同樣高聳人云！值得讚頌。

　　因此，雖然長沮、桀溺逃避社會責任擔當，但是能堅守士人氣節；雖然他們以為世道悲觀，政治亂局，但又沒有自暴自棄，誤入岐途，危害他人；更沒有為虎作倀，沒有上山為強，下水為盜，而是潔身自好，自耕自食，堅守道德底線。這種楚國士人品質十分難能可貴。

　　長沮、桀溺與孔子性格看似截然不同，甚而相反，很不近人情，實則與孔子有相似相通之處。孔子主張「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長沮是「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二者都因為看到禮崩樂壞，社會動亂，庶民罹難，而內心極為痛苦，只是對病態社會作了消極選擇和反映方式。孔子的方式是拯救，改變，參與，樂觀；長沮是逃避，隱居，自潔，悲觀。孔子是入世，長沮是出世。孔子師徒是覺悟者，少數；長沮桀溺是「無為派」，少數，卻被後代竹林七賢嵇康等人傳承，很有市場和擁泵。

二、東楚地域文化的若干特色

　　同為華夏宗族，為什麼楚人性格與中原地區的人有如此大的差別呢？馬克思說：「人的性格是由環境造成的。」錢穆以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窮其根源，最先還是由於自然環境之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3]不同的地理環境決定了不同人群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語言特色、價值觀念，也形成了不同的個性特徵以及行為規範。楚國和楚士人正是這樣的情況。

　　春秋楚國的生產方式當然較周朝統治的核心地區中原落後許多，當時，中原已經使用畜力牛耕，而孔子師徒眼見楚國東部仍是依賴人力「耦而耕」，這種生產力的巨大差異必然要反映在地域文化和民俗風情上。

　　我們以為，楚國東部地域文化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文明進度後進於中原，禮文化尚未布達入俗。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禮文化」是第一個比較成熟的文化體系，紀元前千年時代，世界其它文明尚未有與禮文化比肩的文明成果。中華禮文化是發軔於夏朝，成熟於商殷，盛極於西周。禮文化是夏商周三代的主導文化形式和主流意識，禮是法度，是綱要，是準繩。一部《禮記》可以窺見「禮」是如何維護著奴隸社會的森嚴等級制度，又如何深刻規範著各類人等的社會生活的。《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說：「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經過從夏朝到西周三千年的貫徹維護，禮文化在華夏文明中的地位早已上位威嚴，後來更演化為封建社會的「三綱五常」桎梏。它是和社會進程一同行走的，它也是文明的成果和表徵組成部分。

　　夏商王朝時期統治中心地區的鎬京、渭水、中原，也是禮文化的聖地轄區。但是，由於交通阻隔，語言迥異，禮文化尚未廣泛傳播到廣袤遼闊的南方地區，周朝對南方的統治尚力有不逮。

　　這是有歷史淵源的，夏朝統治的中心在哪裡？紀元前21世紀，禹王逝世後，禹的兒子夏啟破壞了任人唯賢的禪讓制公天下制度，開啟了父亡子繼的家天下制度，建立了夏朝。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國，其中心地區在北方伊水、洛水流域。《國語·周語》說「當伊、洛竭而夏亡」，可以佐證。伊、洛距南方遙遠。政不及南方。而商朝則以豪和安陽為中心，有100萬平方公里土地，但仍不及楚。商滅亡後，周武王定都於鎬京和豐京，政治文化中心北移。周朝是中國歷史上使國家制度在地域上廣泛播布的高峰期，把整個中原地區基本上實現國家化，甚而最終將早期比較獨立的國家楚國的部分地區併入周朝的國家體制中。這當是楚國第一次與中央政權發生政治關聯，是楚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楚國並未整體歸順。

　　楚國有特殊的政治進程。楚國的先民是三苗，大約從夏代起，他們由於部落戰爭的原因，開始從中原地區往南方遷徙。他們中包括了楚國王室的祖先。楚王室的血統可以追索到三皇五帝時期的顓頊和祝融。據司馬遷《史記》記載，楚王室所屬的芊姓的始祖是祝融的從子季連，約在堯帝時代。而到季連後代穴熊時，遷徙開始，與中原國家的聯繫也趨於阻隔斷絕。到商朝前期，楚國與商朝國家之間也只有偶爾發生一些鬆散的接觸聯繫。楚國雖然承認商王朝國家存在，但並未接受商朝統治，令商王不滿意，結果導致了武殷討伐。據《詩經·商頌·殷武》記載，「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講的即是此事。紀元前704年，熊通自立為「武王」標誌楚國國家制度真正確立了，但並未得到周王室承認。楚國處在中央視野之外，前後約千餘年。這麼長久與主流政治、文化圈疏離，毫無疑問，楚國已被政治邊緣化，文化「土著化」了，中央政治未達楚地，中原禮文化亦難於進入、布達和滲透到楚國社會生活之中。

　　（二）巫祝盛行，信仰鬼神

　　人類文明初期，由於認識水平膚淺和生產力低下，原始人類都是對自然界充滿恐懼、迷信和崇拜的，因此世界各地的部落氏族都有自己的圖騰和神祗。在中國，史書記載「殷人崇鬼」、「周人重鬼神」是公認的事實。但是到春秋時期，由於儒家的出現和新學說創立，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尊重人和遠鬼神的態度，影響了商周以來尊神崇鬼的文化傳統和社會風氣，華夏文明中心地區文化風潮漸漸發生衍變，但是這種改變尚未波及和影響到中國南方楚國的廣大地域。此時，楚國先人尚在同狂風、暴雨、莽林、猛獸、烈火作生存搏鬥。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人們顯得特別渺小無助，任其擺布，因此，只有寄希望於神的欲求反而更強烈。尤其是南方密林容易引發山火，漫山遍野，吞噬一切，故而楚人造出火神祝融這個特有的地域神，也就不令人奇怪了。

　　與迷信相關的是，楚地巫祝盛行。因為楚人不僅生存於莽林大澤之自然環境裡邊，亦生活於充滿殊異的神鬼世界之中。上至楚王，下到庶民，大到國家政事，小到長癤生瘡，日常生活一舉一動均須請教神祗，探知神意，得到容許。楚懷王曾經「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神助，卻秦師」。屈原的《九歌》就是代王室祭「東皇太一」的祭歌。上行下效，老百姓當然更是以鬼神是瞻了。古楚國的湘西鄂西鄂東地區，歷來多蠱鬼巫祝，大作家錢鍾書筆下對湘西這類地方文化怪象多有記述。在湘西鄂西武陵山、鄂東大別山及長江以南，解放後仍然巫祝盛行，甚至在改革開放數十年後，巫婆、八卦、附神的遺風仍在。筆者2011年暑期到蒲圻，親眼目睹村民圍在一起，扶乩、畫符、念咒語，請神仙，求問兒女高考的命運之事。那裡到廟宇里，向菩薩燒香、磕頭、許願、祈求的行為，在老年村民中十分普遍。這實在二三千年前先輩楚人遺留下來的獨特古文化風景。

　　奇妙的是，楚地雖然崇巫憚鬼，經常行卜，卻不以為卑而以為傲。楚人確信自己是神的遠裔，還是火神的嫡親，故他們非常喜歡紅色，而孔子說「周人以栗」。楚人又「好細腰」，審美觀與中央文化區別有不同。

　　（三）心氣高遠，豪放浪漫

　　春秋戰國時期楚國軍事、文化崛起，確有地理之利。楚有雲夢澤，浩瀚若海；楚有長江，波浪滔天。這大江大湖鑄就楚人博大襟懷。楚地比中原更容易接近海洋，感受環宇氣息。從某種角度可以說，楚國是水文化，中原是山文化。山是磐固，守定、陽剛；水是流動，浪漫，陰柔。「無為」即是陰柔，即為水。水的可塑性極大，故「無為」的空間極大，可伸可縮，使人生從容進退，漫步其間。這可謂就是楚人生存哲學、浪漫情懷之客觀基礎。因為浪漫只有與水相伴才能生成飛躍出來。

　　楚地森林湖澤多，因而動物繁多。墨子《公輸》云：「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這是楚國人傲視天下的物質基礎。物產豐富，又成為商業繁榮的前提條件。大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以讚賞的筆調說：「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這江湖地理、舟楫之利和物物交易，必然要反映在文化上。《詩經》主要是北方邦國文化聚成，《離騷》則是南方楚國文化結晶。故而有了中國古代兩大詩歌流派典籍《論語》和《楚辭》，雖風格迥異而南北交輝，相映成趣，同為中華乃至世界的詩歌經典。

　　那麼，《詩經》收錄各國歌謠，其風格比、興、賦大體相近，而《楚辭》為何顯示出濃郁的地方色彩、獨樹一幟呢？這就要從楚國民風國情上找原因了。宋人黃伯恩在《新校楚辭序》中云：「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南北士人不同，文風有異，「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楚越有放浪形骸之人。」清代經學家劉師培以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浩洋，民生其間，多尚虛無。」「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詩歌文化作品不過是不同社會生活在文人們頭腦中的反映而已。所以「蓋山國之民，修身力行，則近於儒；堅韌不拔則近於墨，此北方之學所由發源於山國之地也。楚國之土壤，北有江漢，南有瀟湘，地為澤國。故老子之學，起於其間。從其說者，大抵遺棄塵世，藐視宇宙，以自然為主，以謙遜為宗。如（楚狂人）接輿、沮溺之避世，許行之並耕，宋玉、屈平之厭世。溯其起源，悉為老聃之支派。此南方之文學所由發源於澤國也。」這劉師培的評論真是一針見血。

　　楚人又心氣高遠，好仰視高天，率性浪漫，有例為證。1949年長沙陳家山楚墓出土的一幅人物龍鳳帛畫，經考據其實是一幅龍鳳引魂升天圖。畫面上龍飛鳳舞，一位貴婦人雙手合什，雙腳立於大地之上，作升天狀。這就是楚人男女襟懷追求，精神狀態，如此博大浪漫高遠。為何楚人性浪漫？一是楚地廣袤無邊，容得下浪漫情懷。楚國地域遼闊，幾乎佔據彼時中國東南半壁江山。雖生產力落後，但物產富饒，生存無憂，有大把時間放歌休閑，哪裡像北方治理成熟，稅收規範，負擔沉重，人們土裡扒食，啼飢號寒，日夜辛苦呢？《史記·貨殖列傳》說，「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贏蛤，不待耕而足。地藝饒食，無饑饉之患」這種地理條件為人們提供了較為容易生存的環境，也成就了楚文化的浪漫色彩。必須指出的是，中華民族是勤勞勇敢的，也是富於浪漫的。楚文化是中華文化中的極其重要的一支脈，它大大豐富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的某些個性後來發展成為了漢文化的共性，楚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發展的貢獻是非常之大的。

　　（四）土著化，狂野性，剽悍蠻勇

　　楚國是春秋時期的另類，舉國上下散發出一股土著化、狂野性氣息，一種剽悍蠻勇民風。紀元前704年，楚國國君熊通「自立為武王」（《楚世家》），最終確立了楚國國家制定。這一事件充分顯示了楚國國家立國進程中「土著」地方自發因素的作用。而楚國人在周朝發達的中原人眼中一直是落後的「荊蠻」「南蠻」人群，因為中原地區土地早已是世代耕種的熟土，而南方野莽蒼蒼，野獸成群，開發遲緩，農業滯後。而且，人們的思想觀念、社會習俗、生產生活等等，都未曾像齊、魯、燕、韓、趙、魏諸國那樣經歷過千年禮文化的教化、熏陶，所以，班固在《漢書·藝文志》著錄《鶡冠子》一書中注釋說：「楚人，居深山，以鶡為冠」。由此可見，楚人在中原人心目中原始、落後、野蠻的形象和深刻印象可知了。匪夷所思的是，楚人上下並不「以蠻為恥」，西周時期楚君熊楚渠就公然宣稱「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至春秋時武王又放言「我蠻夷也！」。上行下效，楚人獨特的自大自傲心理是如此之與原始、土著習性攪合，實在是根深蒂固。李澤厚、劉綱紀在《中國美學史·先秦兩漢篇》中也說，南方楚國地區較為濃厚地保存了原始氏族社會的許多傳統。這一點僅從人們的婚姻習俗可見一斑。[4]夏商周時期，華夏社會婚姻習俗是野蠻、原始甚至殘酷的。但到春秋時期，中原發達地區婚姻觀念和行為悄然變化，《論語·公冶長第五》中，有「子謂公冶長，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以其兄之子妻之」的記載，說孔子自作主張將女兒和侄女兩個女孩先後許配與弟子，這似乎已經有點兒「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新風俗朦朧發軔了。

　　但是在南方地區的楚國仍保留著搶親、濫交這些原始婚俗。聞一多先生在《詩經的性慾觀》中說，「《周禮》講『仲春三月，會令男女之無夫家者』，到一個山凹的曠野集聚，吃呀喝呀，唱啊跳啊，然後雙方看中了，馬上可以自由交媾起來。」[5]聞一多是楚國東部人氏，他的這一觀點裡頭應該是參入了詩人家鄉生活見聞的感性認知。聞一多是湖廣黃岡人氏，楚地東南。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和偏遠山區，直到20世紀初葉仍保留有混婚、搶婚等原始風俗習遺。據學者考證，楚國前期的政治體制有濃厚的原始社會組織痕迹，後期再發展為農奴為主體的政體，這與中原地區各國的奴隸制國家存在差異。總體而言，政治後進，禮儀不彰，教化滯後，這就是楚國民風習俗土著化、狂野性的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原因。但是楚文化特色鮮明，它有濃郁的浪漫主義情調和神話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於想像，長於歌舞，與信鬼好祠，重神厚巫結合著，散發出原始文化粗狂、野性的獨特魅力。並且，楚文化隨著楚國疆域的擴展而面向更廣大地區擴散，產生了廣泛影響。魯迅評價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於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聲為尚。」

　　楚文化對春秋士人的心理影響可見一斑。

　　楚國文化習俗的另一個特點是「蠻勇」。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評價說，「楚越則有三俗……其俗剽輕，易發怒。」這也許跟南方氣候有關。《詩經》云：「七月流火」，氣溫升高，火使人躁；又多暴雨，連日不開，心情不爽。胡應麟《詩藪·內篇》[6]說，詩人屈原「因牢騷愁怨之感，發沉雄偉博之詞」，做出了大無畏的投江行動。哲學家熊十力曾以為「楚士又好為一意孤行，不近標榜，蘄、黃尤甚。」而蘄春、黃岡兩地，正是處在孔子問津的東楚地界。楚人狂野尚勇，不僅有曾國藩帶領的湘軍勇猛善戰，而且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楚湘地區湧現出無數戰鬥英雄、紅軍將領，更是名揚天下，永垂史冊。

三、問津所蘊含的楚國思想文化精神核心及其演進的現代形式

　　孔子問津與楚國士人的所接觸、交流雖偶然而短暫，但其中的思想文化蘊含極其豐富，深刻。歷史上，楚國八百年創造出了燦爛的思想文化，甚而成為了先秦時期南方思想與學術中心。劉玉堂、徐文武的《楚國文化與學術研究》以為，在先秦時期，中國存在著南北兩個思想與學術中心。[7]我們以為，這是相當符合歷史真實的。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中說：「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在庄衢之第，楚廣蘭台之宮。」可見當是時楚國文化情景之繁盛，文學地位之高居。文學史上曾有過楚懷王攜宋玉、景差游於蘭台之宮而發「風起於青萍之末」的「風論」，傳頌百代，更遑論楚人屈原絕代詩作《離騷》了。

　　那麼，楚國文化的精華、優秀在何處？有今人張正明將其概括為「六大要素」，即：1.青銅冶煉；2.絲織刺繡；3.髹漆藝術；4.老莊哲學；5.屈原詩歌；6.美術樂舞。這六大要素中，以老莊哲學為代表的道家思想是楚人在思想領域裡的最高成就，是楚文化的標示性要素，代表著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思想文化的一個高峰。[8]竊以為，這六點是對楚文化的精準概括和恰當評價，是近年來楚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但是，學術界對楚文化的整體認知遠未完成，特別留有兩點缺憾：一是未有關於楚文化精神核心的科學概括、表述；二是未有關於楚文化傳統弘揚、演進的現代版形式描述。這恰是楚文化研究學者必須的擔當和待突破的節點。筆者不避淺陋，在此拋磚引玉，有兩點淺見：

　　（一）楚國思想文化精神的核心為「愛國、英勇、浪漫、自強」。

　　愛國主義是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固有屬性，楚文化尤甚。楚文化哺育出屈原、聞一多這古今兩位愛國主義詩人，決非偶然。屈原是楚人愛國主義精神的傑出代表，只可惜他「報國未成身先死」。屈原的愛國主義是發自內心的、情感的、濃烈的；又是行動的、文學的、慘烈的，可謂是將愛國與浪漫、忠貞、剛毅、誠勇完美地結合。對此，這位詩人在《國殤》中有發自肺腑的暢酣淋漓的表述：「誠繼勇兮又以武，終堅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真是氣壯山河，感天地，泣鬼神！他投江一死是以極端的方式警示後人不應貪腐、享樂，而應進取、強國，是以退為進。由此可見，屈原是愛國、英勇、浪漫、自強文化的創造者、踐行者，屈原也是楚國壯麗、偉岸的文化符號和精神形象。他的精神其實就是《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華夏民族精神。可喜的是二千年後，更有一位楚人後生髮出「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的曠世豪言。試問，這種自信自強精神狀態，古今中外，其誰能及？

　　（二）楚國文化精神演繹的現代版形式：敢為人先，走在前列。

　　在長江中游江漢交匯處的這塊古楚國土地上，既有過春秋戰國八百年文化輝煌，又有湖北新政的近現代光輝。湖廣總督張之洞治鄂創立中國近代最大資本企業——漢冶萍公司，走在了舊中國工業化探索前列。使湖北成為彼時的東亞工商業先鋒，武漢成為「東方芝加哥」，進入世界十大城市之列。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湖北身處內陸，不在沿海開發地區之列，但是，荊楚兒女沒有時間長久抱怨、彷徨，而是解放思想，凝聚力量，開啟智慧，彎道超車，奮發有為。思想有多遠，行動就有多遠。他們將古代楚文化精神弘揚、演繹出時代新篇章，即「建成支點，走在前列」的湖北精神，「敢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漢精神。如今這種精神已吹拂荊楚，響徹全國。它推動湖北經濟、社會、文化迅猛發展，接連進位超越，使優秀傳統文化精神煥發出時代光華。而在當下，湖北人民正精神抖擻，意氣風發，鬥志昂揚，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勇前行。這些正是古代楚國先人優秀文化在新時期的傳承和弘揚的鮮活、卓越體現。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劉玉堂、徐文武.楚國思想與學術研究[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3]楊天宇.禮記注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4]詩經[M].北京：萬卷出版社，2010.

[5]司馬遷.史記[M].上海：中華書局，2006.

[6]班固.漢書[M].上海：中華書局，2007.

[7]孔丘.論語[M].上海：中華書局，2006.

[8]胡應麟.詩藪[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0]李澤厚、劉綱紀.中國美學史—魏晉南北朝.[M].安徽：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