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勛:在一個「不對」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

在一個「不對」的生活里,信仰很容易走向歧途。不對,可能是指違反自然法則,譬如太急著吃這隻雞,太急著要吃到某種蔬果。如何在生活中找回信仰,並把信仰導回心靈的本質,是現代社會當務之急。

我們會發現,這個社會有許多人渴望信仰,說明了這個社會上有很多人想要對生命狀態中的無助、脆弱有更多的認識,這部分是我們絕對要尊重的。如果不能尊重這個部分,我會有一種心痛的感覺。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會處於這種脆弱的狀態中;試想在一個暴風雨的夜晚,你浮沉於無邊際的海洋中,從你眼前漂過的任何一根小草,你都會想去抓它的——那麼當我們打開報紙,看到那麼多人無助地尋找著信仰時,我不太能理解,為什麼我們的媒體要去嘲笑這些人,或是批判這些人?

當然,我們希望這些無助的人,能真正找到讓自己生長出力量的信仰。但是,因為他無助,所以急切,因為急切,所以亂抓,而使得原本他擁有的某些健康的信仰,扭曲到另一個方向去。

這件事是兩面的。我們不該嘲笑那些無助的、渴望信仰的人,我覺得,沒有信仰的人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即使是再威權的帝王、再跋扈的將軍、再富有的商人,他們都有最無助的時刻,只是還沒有到那個關頭而已,到那個關頭的時候,他們不見得會比今天我們嘲笑的這些人好到哪裡去。在現實社會裡,那些咄咄逼人的人,在信仰面前都會下跪的。其實剛好說明,信仰本身絕對是人類最偉大的一個動機。

檯面上愈是強橫的人,愈不容易讓人看見他的脆弱之處,但是脆弱一定存在。年輕時我讀過一本書,作者說,在神的面前,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乞丐。也就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帝王或是平民,是知識分子或非知識分子,我們面臨的死亡是一樣的,我們也都無法解答生死的問題,所以我們需要信仰。因為我們是在同一種處境中,所以對於擁有不同信仰的人,應該要有很大的寬容和悲憫。

我還是要提醒這一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遭遇災難,所以要留很大的餘地,在現實生活中越不留餘地的人,在脆弱時越可能亂抓。我不贊成當社會發生信仰的誤導現象時,就加以嘲笑、打擊,難道我們的社會不需要信仰嗎?這些事實只是說明了我們的社會欠缺信仰,我們的教育系統里缺乏了極大的信仰教育。

我常看到一些在學校里被視為問題學生的孩子,他們可能會去飆車、會去打電動玩具、會吸安非他命,可是當我跟著他們去旅行,經過樹林里的一間小小的土地廟,他突然雙手合十,彎腰一拜,在那一剎那我非常震撼。那個行動本身就是信仰,讓我知道他還是信服什麼事的,這個信服的種子,總有一天會萌芽,讓他在為非作歹的時刻找回自我,這點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能讓孩子從小開始就有信仰,讓他信服,讓他知道頭頂之上有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在做引導,會讓他學會謙卑,對於他日後的成長,會有正面的影響。

我年輕時曾經加入天主教,因為那時候我很迷惑,想藉由宗教來尋找答案。我花了一整年的時間和神父一起研讀《聖經》,也接受洗禮,成為正式的天主教徒。那時候,我每個星期日都會去參加彌撒的儀式,儀式進行前要做告解,在一個小房間里,隔著網格、黑色簾幕,對著神父——這時候他代表的是神,不是神父,告訴他這一個星期來你所犯過的錯、你的慾望、你的貪婪、你的自私……這是我到目前為止都還很感謝的時刻,因為你知道有個說話的「對象」,而且他在聽。

通常神父不會告訴你這些行為是對是錯,只會告訴你去念幾遍天主經,然後領聖體。對我而言,念經是懲罰,也是一種解脫。而「告解」其實不只是宗教儀式,有時候我寫日記、寫小說,有時候我跟朋友傾吐心事,都是一種告解的形式,就是在自我反省。

信仰裡面最可貴的就是一個自我反省的過程,也就是認識自己有多貪心、有多賴皮、有多恐懼。你知道了以後,再回到現世里,在做人處事上都會有一些不同,平常的咄咄逼人可能會收斂一點點,平常的予取予求可能會稍微少一點點,其實只是平衡而已。

換一個角度來講,信仰不完全是因為脆弱。譬如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愛因斯坦,他在物理學上的知識是人類世界頂尖的,對於宇宙的了解,沒有人比得上,但他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很多人在檢討愛因斯坦在科學知識和宗教信仰上的矛盾,我們總覺得他應該用科學知識來理解整個世界。事實上,愛因斯坦的信仰不是出自脆弱,而是謙卑,因為他知道自己還有不足,而知道自己的不足是一種堅強。

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時,反而會讓我尊重他。一個商人應該知道斤斤計較累積財富之後的不足,一個政治家應該知道權力之後的不足,因為這個不足,所以有信仰,並讓信仰往健康有機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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