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鋒亞太：雁行模式、朝貢體系還是門羅主義（三）

本文作者為陸家嘴沙龍秘書長 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邵宇 博士

四、全球危機與經濟再平衡：亞洲轉型（2009-?）

從雷曼倒閉開始，21世紀第一場金融浩劫席捲全球。無論是「危機起始於美國」還是「危機第一次在美國被發現」，亞洲的經濟體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但事實上，對幾乎所有亞洲的新興經濟體來說，這次危機的影響深度都不如亞洲金融危機。我們在《危機紀年表：美元霸權、中國因素和資本理想——理解金融危機的新框架》中已經對這次全球危機的基本問題進行了闡述，下面具體分析兩次危機對亞洲各主要經濟體和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

危機中的亞洲

我們發現，亞洲主要經濟體的增長在兩次危機中的表現差異非常大。需要注意的是，觀察圖20時，因為各經濟體和區域的長期經濟增長率不一致，各圖縱軸坐標間距有差別，所以用圖中趨勢線與實際值之間的差別判定危機影響程度時，不能直接跨圖對比。下面提到危機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影響，是指危機後第5年，經濟按危機前趨勢增長的理論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差額占實際值的比例。

日本在兩次危機中都受到了較大衝擊，但具體情況各不相同，比較複雜。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是受傳染較晚的經濟體，但日本經濟在危機中的衰退更多是自身原因造成的。九十年代初，日本奉行的低利率催生了地產泡沫，也讓日本銀行業在不良貸款方面碰到了大麻煩。國內股市和房地產低迷讓銀行業資產大幅縮水，受地產泡沫破滅和銀行體系動蕩的影響，日本經濟和日元匯率在1996到1997年開始下跌。而由於日本銀行業近50％的資本屬於次級資本，其中主要包括股票投資組合的未實現價值，因此他們要承受兩種壓力。一方面，由於經濟放緩、外國投資者由於日元走弱而撤資，股價在1996到1997年間下跌，次級資本縮水；另一方面，弱勢日元將美元貸款的日元價值提高了，其風險資產膨脹——這兩方面因素都降低了日本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亞洲金融危機使日元貶值的趨勢進一步惡化：日元從1997年6月底的115JPY/USD跌至1998年4月初的133JPY/USD；後兩個月，日元加速下跌，一度接近150JPY/USD的關口。得益於2002年後國內金融體系修復基本完成，對外輸出復甦讓日本經濟有所好轉。但2007和2008年開始，日本國內開始出現供給不足的問題，勞動力市場蕭條，通貨緊縮重現，讓日本經濟一度陷入停滯。2009年全球危機對日本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外部需求收縮和日益激烈的貿易摩擦讓日本輸出大幅萎縮，產出下跌。雖然90年代後日本本身經濟增長率就比較低，但我們仍然估計兩次危機對其增長長期的負面影響達到了3.4%和5.1%。

對於亞洲的四個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來說，過高的對外依存度決定了他們在兩次金融危機期間都不可能獨善其身。新加坡和中國香港超高的出口與GDP比得益於其自由港地位下的轉口貿易，以及金融服務輸出。以香港為例，雖然有大陸的救助，但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股市暴跌，匯市動蕩，貿易增長停滯，服務輸齣劇減，香港的實際GDP在1998年收縮了6%。類似的，新加坡雖然宏觀經濟的各方面基本狀況都良好，但其貨幣在這個時期仍貶值了15%，股票市場市值也縮水了35%；同樣，1998年其實際GDP下降了1.4%。得益於與大陸的經濟聯繫聯繫和卓有成效產業轉型，並由於受投機攻擊程度較輕，中國台灣是亞洲四小龍中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唯一沒有出現負增長的經濟體。韓國的情況則比較複雜，從實體經濟來看，他有著其它亞洲經濟體出口依賴的特徵；從貨幣面來看，為了滿足OECD成員國的條件，韓國從20世紀90年代早期起實行金融自由化，與東南亞國家類似，過早開放了資本賬戶。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同時受到兩方面衝擊，韓國的實際GDP也縮水了5.7%。但是，在後來修復資產負債表的10年中，韓國的進步是最突出的，這也是其在後來的金融危機中經濟下跌幅度在四小龍中最低的原因。同樣，對於香港，新加坡和中國台灣，在2009年中得益於良好的資產負債狀況，經濟下行幅度明顯低於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根據我們的估計，這兩次危機對四小龍經濟長期增長的影響分別是9.7%和4.7%。

對於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和印度，受危機的影響都相對而言不太大。對於中國來說，危機中平穩而高速的經濟增長在主要依賴於政府強力的經濟刺激政策，雖然對於1997和1998年危機時期增長的數據尚存在不少懷疑；但在09年的危機階段，中國大刀闊斧的反周期財政政策和極為寬鬆的貨幣環境確實效果卓著：抑制了出口萎縮帶來的負面效應後，經濟增長依然「保八」成功。我們估計兩次危機對中國長期增長的負面影響分別是1.6%與1%。印度的情況則比較特殊，如果說亞洲危機對印度經濟增長還有2.1%的長期影響話，2009年的危機對印度則完全沒有威脅，或者說影響完全被抵消了：首先，印度人口紅利收益正處於擴張期，且本身經濟增長的驅動就主要是以內需為主，這次以發達國家需求緊縮和國際金融市場動蕩為主的危機對其影響不大；並且，印度正處於由經濟基本需求導致的固定資產投資高速增長時期。

如本文第二部分分析的，亞洲金融危機對於ASEAN-5來說是災難性的，「雙重錯配」下資金流出導致的資金鏈斷裂，貨幣大幅貶值惡化了貨幣環境，劇烈的震蕩讓區域損失了近13.6%的經濟增長，並迫使這些國家進入痛苦的調整期。相對而言，2009年全球危機對ASEAN-5的影響要小得多，由於區域內對發達經濟體的貿易依賴程度還很高，出口下降導致的緊縮程度高於預期，但在良好的資產負債狀況支撐下，隨著國內私人部門消費增長、政府固定資產投資刺激和後來的出口復甦的帶動，經濟很快恢復，這其中又以印尼的恢復最為突出。我們估計2009年危機對ASEAN-5經濟增長的長期負面影響為4.9%。

所謂逐鹿者，不顧兔，對於其它的亞洲小規模經濟體，我們不再贅述；中印及ASEAN-5經濟規模已佔亞洲發展中經濟體的85%以上，綜合計算下來，兩次危機對這些發展中經濟體的長期負面衝擊分別為4.5%和1.9%。

綜上所述，雖然起始於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後期向亞洲各經濟體廣泛傳染，但就其實質影響來說，仍然只是亞洲的區域危機，而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才是對亞洲所有經濟體基本狀況的嚴格考驗。那些受到債務問題、高失業率和脆弱的居民資產負債表影響的發達經濟體，在這次恢復中仍然步履蹣跚，他們依然嚴重依賴宏觀經濟政策的支持。歐元區暴露出來的主權債務問題更是成了最近媒體的關注的「亮點」。與此相反，許多新興和發展中市場的活動在2009年底和2010年第一季度迅速恢復，這種情況在亞洲尤為明顯

「V」型復甦與增長轉型

在這場多年以來最為嚴重的全球性經濟衰退發生一年後，新興亞洲經濟體引領的復甦走在全球的前列，雖然具體的復甦模式各不相同，但基本都是受益於過去十年中鑄就的良好基本面狀況。以中國、印度和印尼為代表，國內導向程度較高的經濟體通過內部刺激政策擺脫了經濟危機中外部需求萎縮的衝擊；而出口導向程度更高的經濟體雖然經歷了比預期更深的蕭條，但仍然走出了令人振奮的「V」字型反彈，到2009年末，這些經濟體基本都已經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與世界其它地區不同，與亞洲在前幾次危機中的表現也不一樣。這次亞洲先於其它區域走出危機，對經濟復甦的貢獻也超過其它地區尚屬首次。並且，與之前出口驅動的復甦不同，這次復甦實際上得益於旺盛的國內需求，這其中包括政府支出拉動，也包括私人投資和消費提高；當然，仍然有部分經濟體以出口驅動型回復為主。另外，在以往的復甦中，在亞洲的國際資本返流速度較為緩慢，而此次的凈資本流入卻大幅上升，這一方面反映了極高的全球流動性，另一方面說明亞洲的經濟恢復力和經濟架有所改善。

我們認為，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危機中的表現要明顯好於發達國家，其根本上是受益於自身良好的資產負債表狀況：良好的政府負債情況為反周期操作和財政刺激提供了廣闊的空間，長期盈餘積累的國際儲備也為危機期間的資金流出提供了充足的緩衝，因此這次全球危機過後，亞洲能率先從危機中恢復過來。除了良好的資產負債表狀況外，良好的經濟基本面有助於刺激政策發揮效用，因此亞洲經濟體的衰退程度較輕，產出損失也比原本可能的損失更小。所以，隨著亞洲經濟恢復增長，其GDP會從比危機前更高的水平起步。

需求面來看，這次危機給亞洲最大的啟示在於，無論是從居民福利上還是增長可控程度上，國內需求作為經濟增長的「第二引擎」都要比出口更可靠；另外，「掛鉤」發達國家的經濟和金融體制存在缺陷，雖然各經濟體對自身能否與歐美「脫鉤」還各存疑慮，但對區域經濟合作的必要性已經基本達成共識。

從日本到亞洲四小龍，再到東南亞以及後來居上的中國，無一例外的都經歷過出口驅動的經濟增長階段，而他們當中大多數到現在都沒有真正擺脫出口依賴。幾乎所有亞洲經濟體的出口佔GDP比例，都高於OECD成員平均水平和全球水平。就目前國際貿易的環境來看，如果亞洲的決策者們認為一旦世界經濟復甦就可以按照老一套，用強勁的復甦出口和存貨傾銷來推動經濟增長，是很不明智的。以美國為代表，西方社會的民粹思想復甦，他們越來越抵觸亞洲對其市場的滲透。

其實，亞洲更強勁的內需增長正在逐步取代日漸疲軟的對歐美國家的出口增長，我們將在另外一篇報告《人民幣之路：三次失衡、三個世界和三足鼎立》中就國際收支東西失衡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在供給方面，亞洲的長期前景仍然非常樂觀，首先，區域內高額的儲蓄伴隨著部分國家高額的投資增長，而區域內發展中經濟體較低的城市化率為這些投資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其次，以印度為代表，這個區域在未來至少25年內仍然將是全球勞動力的主要供給地，一方面是因為出生率相對較高，另外許多國家的勞動力仍未充分利用；最後，許多經濟體的教育和技術水平相對落後，包括中國在內，未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仍有很大空間。

短期內，亞洲應該預防普遍增長預期的環境下過度的資本流入導致的資產泡沫，亞洲其實自身已經具有比較充足的流動性。中期而言，新興的亞洲經濟體面臨的主要政策挑戰是確保國內私人部門成為更為主要的增長引擎。我們相信，只要能把握好外需向內需轉換的這個關鍵，亞洲的前途必將一片光明。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和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將是未來亞洲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而東南亞也緊隨其後。

亞洲未來的增長明星

從各方面來看，印度在未來很有可能在亞洲扮演中國以前的角色，而且其潛力更大。首先，就經濟增長方式來說，印度確實有不少值得中國學習的地方，以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為主要動力的增長方式，正是目前仍然依靠要素投入驅動增長的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方向；從需求面看，印度在過去和可預見的未來，經濟增長方式都是以內需驅動為主的，一般來說，這樣的增長方式更穩定。其次，同樣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人口大國，印度的勞動人口（年齡15至64歲）總數正處於高速增長的階段，與東南亞國家一樣，要到2045年才到拐點，而中國的勞動力人口則在2015年就會達到峰值。

印度未來發展的瓶頸主要在於基礎設施的完善與基本教育普及。以城市人口佔比來衡量城市化率的話，印度在過去四十多年來，進度是十分緩慢的，平均每4年上升1%；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過去基本停滯的城市化進程加速，以平均每年近1%的速度上升，並在1988年超過了印度。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印兩國城市化的空間仍然很大，但印度顯然空間更大。其實，印度政府已經開始積極為城市化進程鋪路，投資在印度近期的經濟增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一直致力於改善基礎設施環境，其資本形成總額佔GDP的份額從2001財年的25%上升到2008財年的40%，高於其它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階段的平均水平。關於印度的深入分析正在醞釀中，我們認為，只要未來中印在發展的過程中能夠互相借鑒，未來亞洲經濟的重心會從中日向中印轉移。

東南亞的起步雖然遠早於印度，且大部分人均指標優於印度，但其未來發展的限制比印度多，首先仍然在於其經濟的對外依賴性，不僅僅是外部需求方面，還包括FDI等外資流入以及其它技術支持。其次，東盟內部的矛盾還很多，這為其未來的發展埋下了很多不確定性。

毫無疑問，新興亞洲未來最大的籌碼就是龐大的內部消費潛力，良好資產負債狀況，長期供給能力，以及區域合作的協同效應。1980年代的「廣場協定」，1990年代的金融危機，21世紀的全球金融風暴，一次次的外部衝擊已經讓新興亞洲領導者們意識到，美元本位制下的這種出口導向，金融依附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問題。從最初的無序競爭階段，到東亞再造時期的有序發展，亞洲的決策者們已經認識到區域合作的重要性，而無論是政治訴求還是經濟利益代表，這個區域都需要領導者，或者說需要一個領導核心集團，而這就是中國未來亞洲區域策略的切入點。

五、亞洲一體化的三條路徑

亞洲已經越來越受人關注。首先是亞洲在經濟上的成就傲視整個人類歷史，亞洲（含日本）GDP佔了全球的27%[1]，而50年前則不到5%。而且亞洲的經濟增長也是史無前例的，先後出現了亞洲四小龍奇蹟、中國奇蹟等，而且金磚國家的一半也是亞洲國家。

除了經濟上的活力外，亞洲在政治上的多問題也令人矚目。歐洲有歐盟這種合作性多邊結構，而亞洲卻沒有與之類似的聯繫網路，無論是東盟還是亞太經合組織，比起歐盟和歐元區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多邊合作組織的缺乏加上日漸發展的民族主義，造成了亞洲成為了一個地緣政治火藥桶，無論是南海還是克什米爾，無論是中亞還是朝鮮半島，都瀰漫著一層陰影。這層陰影目前被亞洲經濟增長所掩蓋，但並沒有完全解決，而且有被事件放大的風險。日益強大的中國，逐步在亞洲地區開始發揮很大的作用，加上其強大的軍事力量，成為地區性的主導大國，這也讓亞洲（特別是東南亞）的各個小國異常敏感。

在區域一體化進程中，最不可測因素依舊來源於地區構成的複雜性以及由此帶來的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但這也一個有趣的試驗場，我們可以藉此觀察人類融合與競爭的最大區域（遠大於和複雜於歐盟）的試驗樣本，實際上在威斯特伐利亞（民族國家）後時代，這種區域融合就在以軍事，貿易，投資，人員流動等各種方式進行著，其中的大多數是不太成功的。

美國回來了

在遙遠的美國看來，亞洲地區只有一個大國，這是一種對其全球霸權的威脅，也不符合均勢——這也是昔日英國希望歐洲大陸力量分布的局勢。所以，美國對亞洲也保持著相當的熱心，必要時與中國有著親密的合作關係來打擊共同的敵人，也在共同的敵人消失後與中國水火不容。

911事件後，世界進入反恐時代，為了獲得中國的幫助和支持，美國積極尋求廣泛合作，並在台灣、人權、貿易等方面與中國碰到立場衝突時盡量採取非對抗性態度，這為中國的發展贏得了寶貴的機遇，中國也抓住這一機遇，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成就：兩岸問題有所緩和，加入WTO，建立起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2011年後，反恐任務基本結束，阿富汗的基地組織被打殘，薩達姆被推翻，中東地區的幾個政治強人也下台（或面臨下台的威脅）。中美關係缺乏了恐怖主義，再一次走向了十字路口。美國和中國曆來是永遠的利益、敵人和朋友關係，美國隨即在東盟峰會和南海地區展開了反攻，實質性動作非常明顯。一條亞太一體化的美國路徑若隱若現。

經濟和貿易

在經貿方面，美國在2011年的APEC夏威夷峰會高調提出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清晰表明了美國重返亞洲並主導亞洲經濟次序的意願，反映其捍衛美元的決心。美國希望在2012年12月前達成TPP，成為將亞太主要經濟體囊括在內的高質量貿易和投資平台。TPP的構架圍繞著美國所擁護的透明、保護知識產權、勞動權益、保護環境等原則（可視作升級版WTO）。協議將深化美國同亞洲地區的關係，而在將日本納入潛在簽署國範圍的情況下，它還將成為美國多年來最重要的貿易協定。

儘管奧巴馬指出任何認同這些原則的國家都可以加入，但TPP原則與中國在經貿領域的大多數行為指導原則大相徑庭。協議其實瞄準的正是未參加談判的中國。其設想是在國有企業、外匯交易、反壟斷政策和經常討論的關稅等方面設定規則，使之成為國際慣例。如果這種辦法有效，中國要麼變為簽署國，要麼最終採納這些慣例。TPP力求一方面把中國的商品遏制在外，逐步遏制中國在這一地區的對外貿易增長勢頭，也能衝擊中國對美貿易。另一方面，美國深陷危機，東南亞也開始有了擺脫美元和美國經濟依賴的傾向，向中國靠攏的態勢愈發明顯，而通過經濟貿易合作，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可以從貿易深化到以貿易聯繫為紐帶的國家戰略合作[1]。

地區組織

在過去十年里，中國在東盟、東盟10+3（東盟+中國、日本和韓國）、東盟地區論壇（ARF）上付出了巨大努力苦心經營。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為21世紀中期提供了一系列慷慨的「早期收穫計劃」措施，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正式生效。這一協定當然不包括美國。北京還支持東盟地區論壇成為重要地區安全論壇，可能是因為它多年來都是完全通過協商一致運作，並且擱置棘手的具體問題。

但在2009年7月舉行的第16屆東盟地區論壇上，美國吹響了「重返東南亞」的號角。美國同東盟簽署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而且還宣布將與湄公河下游的柬埔寨、寮國、越南和泰國共同建立「美湄合作」的新框架。然後就是在2010年7月20日第43屆東盟外長會議就演變中的地區架構發表了聯合公報。公報說：「對俄羅斯和美國有興趣參與東亞峰會表示歡迎，東盟外長同意建議東盟國家領導人在2010年10月於河內舉行的第17屆東盟峰會上，正式決定邀請俄羅斯與美國『以適當安排和時間』加入東亞峰會。」我們看來，10+6的結構安排本質上就是日本用來試圖稀釋中國影響的，再+2，顯然美國是來攪局的，俄羅斯則是陪襯，東盟倒是希望美國來參與以平衡在地緣政治方面來自中國的壓力，美國則樂於參合，因為未必需要掏出真金白銀。如果日後美國被正式接納為東亞峰會永久成員，就有可能藉助自己的大國威勢，在政治及安全議題上施加影響力，從而達到制衡中國的目的。

軍事部署

今年1 月，美國公布《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新軍事戰略報告。報告指出儘管美國將收縮其全球軍事戰略，但仍將加大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投入，「重返亞太」是美國未來10 年的優先戰略目標，而中國是美國「重返亞太」的重中之重。在報告中，「反介入」挑戰被排在反恐並開展非常規戰事、威懾並擊敗挑釁這兩大任務之後，成為美軍第三重要任務，美國認為中國宣示對南海的主權將不利於其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因此將中國視為「反介入挑戰」的主要目標。

目前，美國已展開在亞太地區的相關軍事布局，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達爾文市長期駐紮，未來6年內逐步增加至2500人。除人員外，B-52轟炸機、F-18戰機、獵犬、C-130、C-17和全球鷹無人機等軍用飛機將增加在達爾文市的進出，美澳軍隊將舉行聯合軍演和協同訓練。同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向菲律賓承諾將為其提供第二艘軍艦，提高海軍實力。另據華盛頓郵報消息，美國和新加坡正在協商在樟宜海軍基地駐紮美國海軍的新型沿海作戰艦，並已經進入達成協議的最後談判階段。沿海作戰艦屬於海軍艦隊中最現代的艦隻，適於執行大量任務，從打擊海盜到追蹤潛艇以及特別行動。苦心經營的美國，已經形成了對中國的C型包圍：2009年3月，美軍一批F-15E戰鬥機進駐阿富汗巴格拉姆空軍基地，使中國西部腹地後方首次出現美軍戰鬥機，我國周邊地帶的美軍先進戰機總數已超過300架，美軍對亞太任何一個地區的軍事介入時間由過去的20小時縮短為5小時。

問題是美國是否真有資源和能力兌現這一歷史性的「轉向」嗎？相對中國領導人低調錶態「中國搞好自己的事情就是對世界最大的幫助「，奧巴馬和柯林頓在亞洲拍胸脯令人驚訝，好像亞洲已經忘卻了97年危機是美國對沖基金髮動的，也不認為08全球金融危機是從美國開始的，好像美國和歐洲的民主體系最近表現出色，美國的國會預算「超級委員會」可以就減赤計劃達成共識，或者德法之間可以形成歐洲的新增長框架。

對於美國，亞洲最大的疑問是美國經濟復甦的可持續性——是否能從當前的財政危機中反彈，並迅速走上通往健康財政、強大未來之路。2011年8月因提高債務上限引發的政治災難對美國在亞洲地位造成巨大打擊，釋放出強烈的負面信號，很快財政「懸崖「又將來臨。在經濟往來方面，儘管奧巴馬錶示說只要接受TPP設計的高標準，所有國家都歡迎加入共創亞洲繁榮，但現實是，該地區所有主要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而不是美國。幾乎沒有國家願意拿他們與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的關係來冒險，特別是在美國增長疲弱、歐洲前景堪憂的情況下。另外，美國國防在未來十年可能面臨著超過1萬億美元的預算削減。儘管中國的軍力遠不及美國，但在未來若干年國防預算似乎都將以兩位數增長。

因此，塑造美國未來亞洲角色的重要因素是如何提振其國內經濟，除非能以更快的效率解決其國內財政和相關政治問題，否則美國就不可能有足夠可靠的資源和能力兌現「重返「的承諾。除了地理距離更近，對中國而言也是其實也同樣如此，套用美國總統柯林頓競選時的一句流行口號就是「傻瓜，都是國內問題」。

日本的歷史路徑

另外，歷史不會忘記還有一條不太成功的亞洲一體化路徑。近代中國主導的亞洲朝貢體系在西方的堅船利炮下迅速崩潰，讓日本看到了重新打造東亞秩序的機會。「取代中國成為東亞新中心」這種思想成為了日本明治維新後制定對外政策的基礎，建立新秩序的手段則是通過武力。上述邏輯加上日本謀求東南亞地區的主導權來與歐美在國際舞台上角逐，以日本為中心的「大東亞共榮圈」便提出來[1]，成為對外擴張的理論依據：1879年侵佔琉球、1895年侵佔台灣、1910年佔領朝鮮、1931年進入中國東北，1937年攻佔了大半個中國，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佔領了整個東南亞。

1938年11月3日，大日本帝國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二次近衛聲明」，號召建立「大東亞新秩序」，欲樹立「中日滿三國相互提攜，建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互助連環的關係」，以大日本帝國、東亞及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1940年8月，近衛文麿首度明白指出「大東亞共榮圈」的名稱，及指明大日本帝國（含扶植政權、滿洲國與殖民地台灣、朝鮮）、中華民國、法屬中南半島、荷屬東印度、英屬印度、英屬馬來亞（包括新加坡）、英屬香港、英屬婆羅洲地區（包括砂撈越與汶萊）及新幾內亞、澳洲、紐西蘭等大洋洲地區與蘇聯西伯利亞東部為大東亞之範圍。

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中，日本是亞洲一體化的中心，東南亞和東北是日本工業的原材料供應地——中國東北提供煤、鋼鐵，1944年已有年產250萬噸生鐵、130萬噸鋼錠和75萬噸成品鋼的生產能力，東南亞則提供日本所需要的石油、大米、錫和橡膠。通過侵略戰爭，東南亞、東北加上其他被佔領的地區，「大東亞共榮圈」形成了經濟上有望自給自足、徹底擺脫英美的局面。由於這種一體化建立在武力之上，且在推行過程中實質是建立一種殖民體系，地方反抗不斷，一體化一直處於暴力之下。

為實現大東亞共榮圈，1942年日本內閣設立大東亞省，並於1943年11月5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與中國東北的滿洲國（代表：「首相」張景惠）、中國的汪偽政權（代表：「行政院長」汪精衛）、泰國（皇室王子汪歪搭雅昆·瓦拉汪；唯一實質獨立的參與國）、菲律賓自治邦（總統勞威爾）、緬甸國（總理巴莫）、自由印度臨時政府（首席代表錢德拉·鮑斯）等共同召開大東亞會議，並在會後發表《大東亞共同宣言》揭暨其目標。大東亞共榮圈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獨立」為號召，但大東亞共榮圈獨立國家卻往往由大日本帝國軍隊掌控或部分掌控，成為大日本帝國侵略亞洲的障眼名目。隨著同盟國取得二戰的勝利，大東亞共榮圈隨著大日本帝國的無條件投降而結束。用暴力和掠奪促成的亞洲一體化沒有給各方帶來利益。

二戰後，冷戰的局面讓美國開始重視日本的經濟自立，以便「對蘇聯進行政治經濟戰爭」，美國還把日本和東南亞聯繫起來，讓後者成為前者的原料供應地，而前者成為一個資本密集型的出口國。另外，通過實行「勞務賠償」這種戰爭賠款方式，讓日本的技術、產能和商品也進入了東南亞。此時的亞洲形成了「雁行發展」的合作新模式——日本為雁首、「四小龍」為中雁、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為尾雁，這種雁陣中的各個國家依秩序接受來自日本的產業轉移。在這個模式中，日本產業結構實現了升級換代，東南亞各國從得到了經濟長期增長的好處。這個模式的一體化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因日本對美國的投資熱潮、以及接踵而來的泡沫崩潰導致經濟長期衰退和中國崛起的因素打破，日本引領的新一輪亞洲一體化最終沒有持續下去。

當然，日本並沒有完全放棄引領亞洲一體化的夢想，隨著美國重回亞洲戰略的提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計劃號召亞太國家共同簽署《太平洋宣言》，讓日本和美國共同引領亞太地區的一體化。野田的前任鳩山提出的「東亞共同體」注重與中國共同引領亞洲一體化，而野田的戰略重心完全側重於美國，期望美國的影響力讓日本在亞洲重新崛起。4月27日，日美兩國共同發表了《駐日美軍整編計劃共同文件》。日本有可能變為美國的亞太「離岸平衡手」（OffshoreBalancing）。不過從日本國內反對TPP的訴求以及進入中日韓自貿區談判的行動，反映出其騎牆心態，以及實用主義的政治和外交策略[2]。

中國路徑

亞洲的特殊性更是在於存在一個國際地位經歷巨大變化並且具有深遠影響的巨大國家——中國。在亞洲眾多國家的歷史記憶中，中國一直在試圖通過武力征服、文化感召和通婚移民來融合南北和東西十字星兩條線上的各個民族（國家和地區）。170年前由於西方的崛起和入侵，在南北方向上，中國失去了兩個重要的自然延伸區——朝鮮（新羅）和越南（安南）；在東西方向上，中斷了與中亞、西亞和外蒙古的長久聯繫。

歷史的陰影加上中國的日益復興，不得不使這些相關國家疑慮重重，這些國家或者地區判斷中國未來地緣政治的思路很可能是——在內部繼續穩定和鞏固東西方向上的兩個重點區域內的民族關係，在外部最終要以某種方式在上述幾個曾經因為被西方和蘇俄逼迫而退縮的方向上施加自己的影響，這種在亞洲地緣上的影響力的邊界擴張只到遇到實質性的障礙，例如日本、印度和俄羅斯的邊界（核心利益）時，可能才告停止。這種思維定式的存在加重了區域內小國的擔心，讓他們會試圖引入一種抗衡的力量，例如美國，這將使得問題更加複雜化。

實際上對朝貢體系的歷史恐懼源之於對朝貢體系的誤解，它在實踐上是一種貿易體系（費正清），儘管有讓人不太舒服的主次關係的外表形式，中國並沒有興趣回到過去，而且中國顯然對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也不是很有興趣[3]。170年以來，中國已經適應了現代的民族國家體系，例如，中國開始喜歡上了多邊主義，方式是靈活的，從參與（東盟）到組織（上海合作組織）以及積極構建（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都有，但這並不意味中國無視自己的歷史獨特性和目前獲得成功的有效路徑（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這肯定是對目前世界既有大國外交模式的一種反思或者改進，可以預見經濟協同和文化感召仍將是其努力的主要形式[4]。

中國的東亞區域策略重點：人民幣國際化試驗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集團化已經成為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兩大主要趨勢。從規模和國際影響力上來說，亞洲區域經濟集團化中，能勝任領導者的只有可能是中國、日本和印度。考慮到日本與美國的關係，以及日本自身長期的經濟萎靡，加上二戰的歷史成見，很難想像日本能獲得廣泛支持。同為核力量國家，中印之間雖有較大文化差異，但基本上都能對區域利益的一致性達成共識，但是，印度在經濟整體實力上短期內對中國不會造成實際威脅，這也是中國必須在亞洲的布局中取得先發優勢的關鍵。誠然，中國已經逐步替代了日本在東南亞區域的一些領導職能，並在很多方面領先印度，但未來肯定會受到來自印度的挑戰和日本的干擾；並且，美國和歐洲也不會對中國在亞洲的上位坐視不理。因此，謹慎而積極的區域布局就成了中國未來成功的關鍵。

在我們的構想中，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以及綜合國力的上升，亞洲在全球的地位上升將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以人民幣國際化和引領新興亞洲發展為目標，中國在亞洲未來的區域策略應該會分幾步進行。首先是通過貿易合作，加強整個東亞的產業整合，發揮區域的協同效應，目標在於確立中國作為亞洲工廠總部的地位；然後，通過區域協議和政策協調促進區域金融一體化，為東南亞創造穩定的貨幣環境，逐步提高人民幣地位，並為資本賬戶自由化試驗創造環境；最後，讓人民幣成為區域內貨幣的「內部錨」，並實質上推進人民幣的自由兌換和國際化。具體的推行過程中，這幾步沒有嚴格的先後關係，可能會同步進行；也沒有明確的時間表，而必須根據具體的實際判斷。但我們對其總體方向和安排的層次還是有明確的界定的，下面本文將抽絲剝繭，逐步分析並展望目前這些策略的布局，進度以及未來可能面臨的挑戰。

中國與東盟的區域一體化

首先是國際貿易方面，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標誌著其在區域貿易一體化方面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東盟十國是東南亞囊括人口眾多的國際組織，近來已成為周邊大國爭相合作的夥伴，不光中國、日本、印度，甚至遙遠的美國，都不願放棄在此區域進行的經濟博弈，迄今為止，日本、中國、韓國和印度都分別與東盟國家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2002年11月，中國和東盟10國領導人共同簽署了《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該協議中，中國和東盟同意於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以下簡稱CAFTA）。

之所以以此為中國區域擴張戰略的始發點，一是因為我們前面論述的東亞產業布局形成的客觀需求。二是東盟10國中沒有實質上的核心國或者核心集團，比較適合中國以大國的身份介入具體來說，東盟內部缺少核心的經濟力量和協調機制，主導權紛爭激烈，區域經濟合作離不開核心經濟力量的協調和引導。1995 年墨西哥發生嚴重金融危機時，正是因為美國的全力注資解救才使得危機沒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國家。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危機在各個國家中迅速蔓延，東盟內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應對機制的弊端暴露無遺。中國在該時期對香港的保救更多的是政治任務，其中雖然也展示了自身實力，但並沒有以老大哥的姿態站出來保護這些受衝擊的東盟國家。一方面是當時中國實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對區域一體化的渴望並不強烈，因此也不打算為東南亞花太多儲備籌碼。而現在情況不同了，中國不僅有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作為發展經濟體，卻有全球第二的名義經濟規模。同時，中國近幾年的一系列舉措也展現了其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積極態度。第三，除了經濟利益外，中國在這個區域還有不少政治利益訴求。這點後文有進一步的討論。

從貿易發展來看，2002年至2004年，中國和東盟10國雙邊貿易額以年均39%的速度增長。2005年7月，「中國——東盟貨物貿易降稅計劃」啟動標誌著CAFTA進程正式啟動。2010年1月1日，CAFTA正式建成，區內貿易進入「零關稅」時期，雙方互相開放市場。東盟的6個老成員國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菲律賓和汶萊對中國的關稅率降至0.6%，而另外四個新成員國對中國的平均關稅率降至5.6%，就在貿易區建成的頭三個月，貿易量平均增長超過60%。該貿易區將創造一個擁有17億消費者、1.2萬億美元貿易總和的經濟區，對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從發展階段來解讀，中國——東盟這個貿易區尚處於初級階段。區內貿易量高速擴張的同時，結構則仍然以產業內貿易為主：原材料和零部件佔了很大比例，這反映了其國際分工中加工貿易上下游的關係。其次，與這種貿易類型相對應，中國在2008年7月之前都保持了對區內逆差，對區外順差；而自由貿易區建成後，因為中國對東盟中端製造品出口擴張和設備類投資增加，區內貿易基本平衡，而區外仍然保持順差。長期來看，除了產業整合外，中國還將東盟作為重要的產品市場和實業投資地。

區域內密切的實體經濟聯繫是區域一體化的根基，就未來的發展來看，CAFTA對中國的意義和想像空間都是巨大的，其對亞洲產業整合的貢獻也毋庸置疑。但是，實際上中國——東盟區域的一體化難度遠高於世界其他地區——既沒有歐元區經濟體類似的發展程度和同質性，又不像中北美地區擁有美國這個超級領袖。

這個區域貿易一體化過程中，挑戰主要來自以下三個方面。首先是民族保護主義的隱性壁壘：東盟國家雖然在文化和經濟上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但他們在歷史上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而且普遍擔心對其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威脅。同時，許多原來東盟成員國內部的外資企業紛紛將業務轉向中國。面對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吸收外資的增多以及大量中國商品和資本湧入本地市場，東盟成員國內部以及周邊許多國家感到了競爭的壓力，民間對中國存在一定抵觸情緒，官方甚至通過設置消費稅和奢侈品稅變相提高進口商品價格。其次是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擴張還處於盲目競爭階段，由於初始規模較小，中國對東盟的直接投資幾乎是指數增長，從2003年的2.3億美元到2008年21.8億美元。但投資的產業重複性高，對當地具體信息還缺乏了解。第三個方面是部分地區政治環境不佳，宏觀上是中國與東盟國家之間以及東盟國家內部都長期存在領土爭端問題；微觀制度方面在於部分國家政局不穩、腐敗問題嚴重，需要中國政府為華資在東盟的利益提供強有力的外交保護。但是，即使有這些挑戰，中國對於東盟的區域整合積極性仍然非常高，無論是定期舉行的「東盟博覽會」，還是對國內在東盟投資和貿易的通道支持，都展現出中國政府對區域領導的渴望。

區域核心貨幣策略

區域需要領導者的同時，還需要代表性貨幣。與歐元區中心和外圍的輻射型權利結構相類似，亞洲事實上是中日印三足鼎立的局勢，但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差異，意味著亞洲不可能走歐元這樣的貨幣聯盟道路。

首先，亞洲的區域核心貨幣至少得是擺脫美元霸權的貨幣符號，因此已經國際化的日元應該不會被接受；其次，與印度這個更內需導向的經濟體相比，在貿易聯繫與地緣接觸方面，中國都更符合。我們認為，爭取人民幣在亞洲的核心貨幣地位是中國亞洲策略的立足點；中國未來的目標是成為亞洲的核心，引導亞洲發展，協調區域利益。而這個核心貨幣地位成敗的關鍵在於，人民幣是否能得到區域內的廣泛承認，成為區域內其它貨幣的「貨幣錨（Anchor Currency）」。

目前，學術界將「貨幣錨」分為兩類，「外部錨」是指釘住匯率制度，意味著區域內貨幣統一釘住一個區域外強勢貨幣，例如美元，很多時候這種釘住是非意願性的；「內部錨」是指聯合浮動匯率制度，這種聯合浮動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協議性的，這種匯率安排並不要求各經濟體釘住區域外貨幣，關鍵在於他們的貨幣對區域內核心貨幣的相對匯率變動要有一致性。

這種匯率安排的意義在於，當發展中國家的大國捲入全球競爭，在區域內既存在一定的大國競爭優勢，又具有互補性的內部經濟聯繫時，只要這一貨幣幣值穩定，其它區內貨幣就有可能將其作為「貨幣錨」，避免競爭性貶值。具有競爭優勢的大國是供應方的領導者或定價者，而其它發展中國家則是跟隨者或適應者。這種供應方寡頭市場結構的形成，有助於平衡供求之間的力量對比，減少發展中國家競爭性貶值的福利損失。在我們的框架中，深受競爭性貶值所害的東南亞區域，未來的最優「貨幣錨」就是人民幣，其作用主要是以「內部錨」的形式體現。

一般認為，一個貨幣要在區域中成為貨幣錨，必須滿足以下三方面條件，首先是經濟體的規模，包括現有規模、增長速度、增長穩定性，以及潛在規模；第二是經濟體的開放程度，包括與區域內外的貿易聯繫，資金跨境流動的頻繁程度；三是該國的國際地位，包括綜合國力，不受外部限制的獨立性，政策的公信力，以及同本區域其它成員的協調能力；最後是資本市場開放，貨幣自由兌換，且經濟體內的資本市場具有一定的廣度、深度和流動性。

對於第一類條件，從經濟規模來看，中國的名義GDP在2009年超過了日本，將近是印度的4倍；按照購買力平價的國際美元折算，中國2009年的經濟規模甚至是日本的2.1倍，印度的2.5倍（圖35）。而且，中國在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一直是亞洲的增長明星。第二類條件中的跨境貿易條件中國也已具備，經過十年的加速發展，中國與亞洲主要新興經濟體之間的貿易往來已經有了長足的增長，除了菲律賓外，其它7個經濟體對中國的競爭力權重已經超過了美國或與美國很接近（圖34），這個趨勢將會隨著CAFTA的發展進一步增強。另外，中國在全球以及在亞洲的地位是其30年來苦心經營的成果，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展示出來的實力也得到亞洲各經濟體的廣泛承認。並且，人民幣在其歷史中保持了近十年對美元的單一釘住（1996~2005），這是除了貨幣局和美元化這種制度安排外，其他任何經濟體都不曾做到的，這也為其未來的錨貨幣地位打下了基礎。因此，我們認為第三類條件中國也基本具備。

對中國來說，最大的挑戰在於兩方面，首先，歷史上從來沒與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能提供區域的「內部錨」，但是，其實也沒有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能達中國現在的高度。其次，人民幣資本賬戶下管制仍然非常嚴，但是，在這些條件的改善方面，中國的態度一向是謹慎而積極的。2009年4月，中國在上海市和廣東省內4個城市開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目前已經全面放開；另外，還嘗試將香港建設成人民幣流動性的國際輸出口。

長期內，人民幣國際化的壓力在於中國的資本賬戶開放以及人民幣金融資產不足。如果要讓世界接受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則必須提供具有足夠吸引力的人民幣資產。目前香港市場上只有少數人民幣債券，在這個市場上進行規模擴張似乎應該是個不錯的選擇。但長期內，還必須要開放國內的證券市場，並逐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雖然現在已經有QFII和QDII等制度，但其規模實在是太小（目前正在迅速擴容），無法作為未來資本賬戶開放的參考。另外，雖然中國的債券市場規模較大，但仍然缺乏流動性，並由政府主導：大部分債券由財政部發行，並由商業銀行購買。宏觀層面，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已與14個國家及地區分別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總額達到1.4萬億元人民幣，這也是積極創造人民幣國際流動性的舉措。

其實，即使還缺乏一些條件，東亞區域內也已經形成了一種基於自發性的非正式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已經開始發揮區域隱性「貨幣錨」的作用。例如，2005年7月中國匯率制度改革後，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旋即宣布對美元升值。因為人民幣沒有自由兌換，所以隱性錨不能向顯性轉換，但這無疑將是中國以後努力的方向：人民幣將走向世界，但在未來幾年內，人民幣將首先在香港和其他亞洲市場邁出關鍵的幾步，目前希望的是，這個過程能夠按照中國的腳本進行。

熱點區域：南海

近來南中國海周邊各國的領土主張針鋒相對。南海之所以重要，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方面是地區安全上的海上能源通道，既涉及地區安全，又涉及經濟利益分享；另一方面是資源，特別是石油。南海貌似一個對海洋法的不同理解，但更深層次上是相關國家空間的擴張和資源訴求的集中體現。南海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的表態，刺激了包括美國以及周邊相關國家的緊張神經，美國隨即也申明其重大利益所在——在該地區航行的自由，保持該地區向正常商業活動開放。同時，美國表示願意協助建立解決領土爭議的合作機制，美國認為所有國家的領海主張都應以領土特徵為充分支撐。

中國並不認為該地區的自由航行面臨任何威脅，並對華盛頓疑似欲插手領土爭端感到憤怒。中國的兩難在於政治和軍事上的強硬會引發地區緊張和引美國入室，而讓步又會使得鄰國得寸進尺，不僅經濟利益進一步損失，還會重創民族自尊心。所以要看到，中國之崛起與美國的全面碰撞難以避免，東南亞以及海洋軍備不過是其中的一個部分，美國在抑制潛在對手的軍事威脅方面經驗豐富，動員資源也自有一套，中國未必要在這方面同它一爭高下。中國可以維持低烈度的軍事競爭陪伴美國（例如反恐、反海盜和軍事演習），直到美國債務困境顯性化（財政懸崖）。抗擊美國軍事霸權的基礎是動搖美國的金融霸權和貨幣霸權（至少是在亞洲區域內的）。

大多數亞洲國家都想繼續拓展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即便他們擔心北京會利用其日益增強的經濟力量謀求外交和安全利益。這次黃岩島摩擦中，中國果然用經濟力量施壓東南亞親美力量。近日中國限制了菲香蕉進口和赴菲旅遊（特別是菲律賓這樣的逆差國），此舉引起菲方極大擔憂。

儘管亞洲其他國家希望美國能夠阻止中國利用該地區，但沒有國家想承擔一個劍拔弩張的美中關係，讓他們不得不面臨二選一的壓力。事實上，他們更想從兩個地區大國間的合作與競爭中得利。中國目前的聲明應當主要針對美國，然後才是相關各國。各方都在等待中國的進一步動作，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中國積極尋求相關國家的一對一談判，以經濟利益上的局部讓步惠顧鄰國，以排斥美國。同時可能會考慮藉助類似上海合作組織的形式推動亞洲海洋安全的集體安全體制，或者發布比較透明的海洋安全規劃，給相關國家以明確的地緣政治和地區安全預期。

談判的關鍵是理解周邊國家的複雜心情——普遍的心態是地區內所有人都在努力利用中國經濟的活力而獲益，但同時也在努力確保中國不成為一個地區霸權。所以儘管美國在東南亞劣跡斑斑，但中國是歷史上宗主國和現實中的強大鄰居，他們需要的平衡術必然是也微妙的。經濟利益上可能可以讓，地區安全上必須進，積極談判求得共識。這本身也是大國主導的區域經濟和政治一體化的應有之意。中國必須加快行動， 5月13日三國領導人承諾年內啟動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區談判，儘管未必一片坦途，但確實是突圍之舉，這大大增加了中國迴旋的籌碼。

事件型機遇：湄公河

從東南亞旱災到10·5湄公河慘案，每一次危都對應著一次機，中國應考慮以此為契機，牽頭跨境和跨流域的經濟開發規劃，並以此作為整個東南亞區域合作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樣板工程。中國可以做的有兩方面。

第一是提供經濟發展的安全環境。困擾這一地區最大的問題就是毒品。本次慘案的發生，雖然動機不明，但可以知道明確的是與毒品有很大的關係，而且輿論普遍稱慘案疑兇所屬緝毒部隊的部分軍人與販毒集團有牽連。毒品的根源來自於這一地區的極度貧困：在「金三角」地區，罌粟是當地村民收益最高的經濟作物；村民居住深山，比起大煙，其他作物更難背下山的集市交易，所以大煙的經濟回報相對更高；最後，「金三角」武裝幫派割據地盤佔山為王的局面，通過毒品獲得軍費擴大地盤，也是該地區村民一直難以富裕的原因。中國作為地區的大國，更有理由牽頭組織起這一地區穩定的環境責任，中國在此已邁出了成功的一步——11月26日，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部長級會議在京舉行，會議決定，自12月中旬開始，上述四國將在湄公河開展聯合巡邏執法工作。當然，在安全合作的過程中，中國也要保持開放和熱心的態度，儘力避免咄咄逼人的形象出現。

第二是做好規劃。湄公河流域國家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中國的優勢在於，一方面實力遠強於其他國家且位於最上游，有開展大規模投資和基礎建設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外界看來中國曆來是區域規劃和跨期綜合規劃的高手，例如這兩年內批複了 10 多個大經濟區綜改規劃，國民經濟發展規劃也有已經 11 個五年計劃的經驗。所以中國理應負起大國的責任，考慮積極布局流域綜合發展計劃，這既是中國輸出治理經驗的良好機會窗口，也是會實實在在造福於東南亞腹地區域眾多民眾的實事工程。可以預期的是，中國會以更開放的態度面對四國的利益訴求，敦促流域國家之間通過多邊對話，合理協調各國之間的利益，處理好分歧，特別是給予小國以安全穩定的預期，下游小國才有動力積极參与到由中國主導的跨流域開放合作中來。日美都有動口不動手的相關規劃，誰先付諸行動，才能在地緣博弈佔有先機。

本文節選於邵宇博士《危機三部曲》的第六章《爭鋒亞太：雁行模式、朝貢體系還是門羅主義》，本章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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