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說清朝十二王 醇親王奕譞

◎姻聯太后：一生謹慎難作為　　愛新覺羅·奕譞，生於道光二十年九月二十一日（1840年10月16日），卒於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1891年1月1日），是第一代醇親王，道光帝旻寧第七子。奕譞生母是道光帝皇貴妃烏雅氏，第八子鍾郡王奕詥，第九子孚郡王奕譓也都是她所生。 　　在道光帝的九子中，除第四子奕詝繼位皇帝（咸豐帝）和早死幼殤者外，最出名的兩個人，即第六子恭親王奕和第七子醇親王奕譞。奕出名，是因為他在同治、光緒二朝掌權久，政績卓著；奕譞出名，則是因為他家連續兩代都出了皇帝，前一個是奕譞的兒子光緒帝載湉，後一個是奕譞的孫子宣統帝溥儀。 　　奕譞的學識和才智都不及恭親王奕，但他在官場上的遭際卻遠比奕訢順利。奕譞深諳「明哲保身」之道，為人謹慎謙卑，不因身份顯貴而稍露鋒芒，這是他一生榮顯未遇蹉跎的重要原因。 　　但奕譞的謙卑與政治的懦弱從來是同義詞，尤其在專橫跋扈的慈禧太后面前，他除了俯首聽命，很少真知灼見。所以儘管他在詭譎多變的政局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在政治上卻幾乎無所建樹。 　　奕譞的第五子載灃，光緒十六年（1890）襲王爵，成為第二代醇親王。光緒三十四年（1908）其子溥儀入承大統，載灃成為攝政王。因此，在清朝的最後三年中（1909—1911），他是中國實際的統治者。載灃繼承了其父懦弱的性格，才疏識短，難當大任。他面對鼎沸的局勢，又屢屢舉措失當，加速了清朝的滅亡。宣統三年八月（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次年他被迫同意溥儀退位。 　　醇親王府連續出了兩個皇帝、一個攝政王，也就是所謂「兩代潛龍，一朝攝政」。這本是清朝史上前所未有的榮耀，卻因清朝滅亡於其手而黯然失色。 　　醇親王奕譞一生，大致分為三段，即讀書階段、參政階段、執政階段。 　　第一階段，從出生到20歲（1840—1859），讀書階段。奕譞10歲時，其兄咸豐帝奕詝登基，他受封醇郡王。此後十一年（1851—1861）里，他沒有再得到過什麼「恩典」，也沒有過多地參與政治。生活的中心，就是在上書房讀書。奕譞從6歲起就在上書房讀書，整整度過了14個寒暑。這段經歷，給他的一生都留下鮮明的烙印。奕譞的師傅朱鳳標，字桐軒，浙江蕭山人，道光十二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咸豐元年，署工部、刑部、戶部尚書。朱鳳標第一次到上書房，給皇七子奕譞授讀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當時奕譞6歲，朱鳳標是他的啟蒙老師。到咸豐八年（1858），朱鳳標再次到上書房給奕譞授讀時，奕譞已經19歲了。 　　上書房讀書，規矩嚴格，貴為皇子或王公也難免受罰。奕譞在《竹窗筆記》中提到，讀書者每日至下屋歇息不過一二次，每次不過一刻，且須師傅批准。讀書間隙許可講書論史，但不準外出閑逛。如果功課沒有完成，或罰書或罰字，也有罰下榻站立誦讀的。嚴格刻板的上書房教育，給皇子的學識打下了堅實的功底，對其性格的陶冶也產生深刻影響。這一點，在奕譞身上反映得尤其明顯。他曾自述：「余自幼迄長，與師相依，如負冬日，不可暫離；又如行懸崖，傍深淵，不敢旁移跬步。」奕

譞在這裡說的「自幼迄長」相依靠的師傅，就是前面提到的朱鳳標。他與師傅終日相處，關係密切，感情深厚，甚至達到「不可暫離」的程度。但師傅的嚴格教誨，又形成他謹小慎微、循規蹈矩的秉性。即便後來位極人臣，他仍舊終日如行懸崖，如臨深淵，不敢越雷池半步。而他一輩子功業的成敗，與這一性格特點又是息息相關的。 　　咸豐九年（1859），20歲的奕譞奉旨成婚，這才分府出宮，住進了西城的太平湖醇郡王府。此後開始步入政治舞台。 　　第二階段，從21歲到44歲（1860—1883），參政階段。奕譞出宮後，開始擔任過一些八旗官職，但在政治上並沒有什麼作為，直到其侄載淳（同治帝）即位，他的政治地位才驟然提升。這主要得益於他與慈禧太后的至親關係。 　　奕譞的正福晉是太后的親妹。由於這層關係，在咸豐末年的皇室內部權力之爭中，奕譞站到了太后一邊。當時奕譞正在熱河，他通過自己的福晉，為深處宮闈的慈禧太后傳遞密信，又與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聯繫，終於成功發動了政變。在顧命八大臣的核心人物肅順送咸豐帝梓宮還京途中，又是奕譞將肅順親手拿下。關於奕譞的這段經歷，在清朝末帝溥儀《我的前半生》中有生動的回憶： 　　我很小的時候曾聽說過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天王府里演戲，演到「鍘美案」最後一場，年幼的六叔載洵看見陳士美被包龍圖鍘得鮮血淋漓，嚇得坐地大哭，我祖父立即聲色俱厲地當眾喝道：「太不像話！想我二十一歲時就親手拿肅順，像你這樣，將來還能擔當起國家大事嗎？」 　　的確，拿肅順，在奕譞一生中是最值得炫耀的一件事。 　　此後僅半年時間，奕譞就得獲一大堆頭銜：都統、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管理神機營事務……同治三年（1864），又被賜以「加親王銜」的榮譽；十一年，晉封親王。總起來看，同治一朝，奕譞雖多了不少職銜，在政治上仍沒有什麼作為。恭親王奕雖只長他8歲，但能力超群，長期主持軍機處，內政外交，運籌帷幄，瞭然於胸。才智平庸的奕譞即便進入權力中樞，在他的風采面前也不能不黯然失色。 　　同治十三年（1874），載淳病死。載淳的死，為慈禧太后再度垂簾聽政提供了機會。因繼位的小皇帝載湉是奕譞次子，所以又給奕譞的人生帶來新的轉折。載淳在位十三年，無嗣子，按照祖制，應從近支晚輩中選立皇太子。但這樣一來，慈禧太后就成為「太皇太后」，再也沒有「垂簾聽政」的機會。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初五日，她在載淳死去當夜，召集惇親王奕誴、恭親王奕、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譓等商議立嗣事宜。諸王中有人提出在近支晚輩中「擇賢而立」，也有人建議選年紀稍長者立為國君。她當即反駁說：「文宗（咸豐帝）無次子，今遭此變，若承嗣年長者實不願，須幼者乃可教育。現在一語即定，永無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聽。」慈禧太后所說的「我二人」，指自己和東太后。她隨即宣布，由4歲的外甥載湉承繼文宗為子，並承襲帝位。 　　這天深夜，載湉被從睡夢中喚醒，在群臣和侍衛的簇擁下，從醇王府進入紫禁城。次日清晨，他宣布入承大統，年號光緒。同時，宣布由兩宮皇太后重新「垂簾聽政」。頒布的懿旨稱：「今皇帝紹承大統，尚在沖齡，時事艱難，不得已垂簾聽政。」 　　慈禧太后選中年幼的載湉，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首先，載湉是同治帝載淳的堂弟，他繼位只能作為文宗（咸豐帝）的嗣子，這樣她就可以太后身份繼續垂簾聽政；其次，載湉年方4歲，登極後根本沒有能力處理朝政，便於她長期執政；其三，與載湉父親醇親王奕譞有至親關係，她的妹妹是奕譞的正福晉，立載湉為帝自然便於控制和施加影響。 　　慈禧太后讓載湉以咸豐帝嗣子名義繼承皇位，不僅違背了父死子繼的祖制，而且使同治帝失去後嗣，這對清朝嚴格的宗法制度是一個明顯的破壞。難怪她的懿旨一出，不但出乎王公大臣意料，奕譞驟聞之下，竟然嚇得昏迷伏地，不能起立。慈禧太后是個權勢欲非常強烈的女人，絕不願丟開到手的權力。對她來說，所謂三綱五常、祖宗法制只能用來適應自己，卻決不能讓它們束縛住自己的手腳。選立載湉嗣位，使慈禧的面目進一步暴露出來。奕譞如果不是看得很清楚，是不會失態到如此地步的。 　　載湉即位後，奕譞就借口病重奏請免去一切官職。慈禧太后允准其請，命他監修穆宗（同治帝）陵寢，並照料小皇帝在毓慶宮讀書。父以子貴，又賜其親王爵世襲罔替。只保留了一條：「有大政事備顧問。」這樣一來，奕譞在載湉即位後的前十年（1875—1884），除了照顧小皇帝讀書，很少過問政事。 　　第三階段，從45歲到51歲（1884—1890），執政階段。奕譞養尊處優的閑散日子一直過到光緒十年（1884）。慈禧太后希望利用奕譞來削弱恭親王奕的權力，從而為他敞開了通向權力峰巔的大門。 　　事情還要從慈安太后（東太后）的猝死說起。同治年間和光緒初年，慈安太后與慈禧太后（西太后）兩度共同「垂簾聽政」。慈安太后性格溫和謙讓，召見大臣，往往吶吶無語，事無巨細，多聽任慈禧太后裁決。慈禧太后為人機敏，銳於任事。名義是兩宮垂簾，掌握實權的只是她一人。光緒七年（1881）三月初十日，慈安太后偶感風寒，進湯藥調治，以為即可痊癒，不料第二天病情陡重，神智不清，牙關緊閉，痰壅氣閉。戌時，死於鍾粹宮，年45歲。慈安太后暴死，有傳言謂慈禧太后下毒所致，無確鑿證據，成為千古疑案。自咸豐十一年（1861）以來，兩宮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的歷史至此結束，開始了慈禧太后一人垂簾聽政的獨尊局面。 　　慈禧太后獨自垂簾後，大權獨攬，削奪恭親王奕執政權力的意圖越來越強烈。光緒十年，中法戰起，奕主和，奕譞主戰。慈禧太后贊同醇王。隨即宣布把奕逐出軍機處，罷除一切職務，同時把軍機處大臣全部換班。太后又宣布，今後遇有重大事件，先與醇親王奕譞商辦。這就意味著給了他前所未有的大權。奕譞才雖平庸，志卻遠大，很希望在政治方面能有所表現，只因恭親王久居首席軍機大臣高位，使他難以遂願。奕被罷，讓他第一次有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但是，隨著地位升高，權勢加大，他的性格弱點也被放大。尤其在太后面前，他愈加誠惶誠恐、謹小慎微了。 　　奕譞執政生涯中，有兩件事是應該提到的。第一件是總理海軍衙門，第二件為慈禧太后大修園囿。其實，這又是相互關聯的兩件事，應該從海軍衙門的成立說起。 　　中法戰爭後，擴充海軍的呼聲高漲。光緒十一年（1885），慈禧太后頒布懿旨，成立總理海軍事務衙門（簡稱海軍衙門），由醇親王奕譞總理其事。一年後，自德國購買的「定遠」等鐵甲艦到達，直隸李鴻章請奕譞同乘海晏號出大沽口，檢閱南北洋合操的軍艦。看到整齊、雄壯的戰艦隊列，還引發了他詩人的雅興。他在途中吟詩多首，以《航海吟草》集刊於光緒十三年（1887）。 　　這次巡閱，是清朝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海軍檢閱，引起中外關注。沒想到，事後卻引起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奕譞在出發前，特請太后委派親信太監李連英一路伴隨左右。李連英，直隸河間府大城縣人，9歲時因生活所迫，入宮為太監，分在懿貴妃（即後來的慈禧太后）名下當差。李連英聰明乖巧，善於察言觀色，很快得到主子賞識。同治八年（1869）太監安德海被捕殺，李連英取而代之，升為大總管。慈禧太后違反祖制，親賜他二品頂戴，賞給黃馬褂。奕譞巡閱海軍，每見文武官員，皆命李連英隨同。其本意，是為了避免專擅軍權的嫌疑，引起慈禧太后疑忌。而李連英怵於安德海的前車之鑒，也不敢張揚，布靴布衣，每天還手執醇王的長桿煙袋，大皮煙荷包，侍立裝煙。公餘謝客，不見一人。各地卑鄙官員，本來都想乘機逢迎大總管，結果大失所望。醇王左右和李連英都是一介不取而歸，醇王大加讚揚。 　　但不管怎麼說，李連英出閱水師，明顯破壞了清廷「太監不得干政」的祖訓。於是，御史朱一新上疏彈劾李有劣跡，朝議嘩然。慈禧太后要奕譞作證。奕譞矢口否認李有劣跡。太后頒布懿旨，以「風聞不實，希圖聳聽」的罪名，將朱降職。 　　這次巡閱圓滿完成，兩年之後（1888），北洋水師已擁有大小軍艦25艘，主力陣容包括德制「定遠」、「鎮遠」兩艘7000多噸的鐵甲艦，和巡洋艦、炮艦、魚雷艇，基本具備了近代海軍規模。據說已躋身於世界海軍「八強」（僅次於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國），實力超過了日本。 　　奕譞主張建立強大的海軍，支持李鴻章改進並擴大海軍的方案。他還支持某些漢族督撫如張之洞等人引進西方工業的舉動。但是，他的缺點是行事不果，對慈禧太后的一意孤行頗為順從。恭親王執政時，屢次制止太后修園。奕譞主持海軍衙門後，卻挪用海軍經費，為太后大建園囿，以致發展海軍的宏願半途而廢。 　　清代帝後都喜歡在行宮或園囿居住。康熙、雍正、乾隆歷朝，先後在北京西北郊興建了暢春園、圓明園以及萬壽山（原名瓮山，因慈禧太后辦六旬萬壽，改名萬壽山）的清漪園、玉泉山的靜明園、香山的靜宜園。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三山五園」。咸豐十年（1860），著名的三山五園被英法聯軍一舉焚毀。慈禧太后不滿意常年居住在被她詛咒為「紅牆綠瓦黑陰溝」的紫禁城裡，決意修復西郊園囿。 　　同治十二年（1873），載淳親政後，在慈禧太后授意下，以「奉養兩宮」為借口，下令修治圓明園。修復這樣一個廢園，不但工程浩大，而且需款很多。恭親王奕等王公大臣紛紛上疏請求緩修，加以各地經兵燹之後，百業蕭條，民生凋敝，太后不得不宣布盡罷各省攤派，停修圓明園。 　　光緒十年（1884）恭親王奕被黜退後，奕譞接掌大權，為了迎合慈禧太后，首先對紫禁城西側的西苑三海（即南海、中海和北海）進行大規模修治，前後用工600萬個，支出經費589萬餘兩，其中多達436萬餘兩挪借自奕譞主持下的海軍衙門。 　　慈禧太后並不以此為滿足，不久又動用巨帑（ｔǎｎɡ） 在北京西郊大修清漪園。清漪園已成廢墟，修治的難度比西苑大得多。慈禧太后授意醇親王奕譞，以辦海軍的名義，重修清漪園。為了掩人耳目，在昆明湖恢復水操，並設水師學堂於湖畔。光緒十五年（1889）載湉大婚，慈禧太后歸政。在此之前，以光緒帝的名義發布上諭，宣布重新修葺西苑及萬壽山殿宇，取「頤養沖和」之意，將清漪園改名頤和園，作為太后歸政後頤養天年的地方。 　　頤和園工程浩大，前後歷時10年。究竟耗費了多少銀兩，歷來眾說紛紜，一般估計在3000萬兩左右。其中挪用戶部銀1000萬兩，海軍經費2000萬兩。為了籌措巨額經費，奕譞以海軍衙門的名義四處挪借。為了防止輿論不滿，又託人向有關大員打招呼。光緒帝的老師大學士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 　　慶邸晤朴庵，深談時局，囑其轉告吾輩，當諒其苦衷，蓋以昆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也。 　　「慶邸」指慶親王奕劻，「朴庵」是奕譞的字。「昆湖」和「萬壽山」均是頤和園的代名詞，「灤陽」指熱河，「渤海」指北洋海軍的建設。意思是說，慈禧太后原有重修熱河行宮的計劃，後來幾經勸說，方許諾以修建頤和園代替。而海軍經費又被挪用園工，因而有以「昆湖易渤海」的提法。實際是奕譞在請求當事者的諒解。 　　自光緒十一年（1885）成立海軍衙門，至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起，八年間北洋海軍支出平均每年不過二百六七十萬左右。這一期間，名義上作為建設海軍用的購船經費，大半都被挪用於修建頤和園。自光緒十四年（1888）以後，海軍就沒有再增添一艦。日本卻在此時投入巨資，大力購買和建造兵艦。至甲午戰爭前夜，已有兵艦70餘艘。實力超過中國海軍。 　　慈禧太后耗四海臣民之膏血，以奉一己享樂，置國家、民族的安危於不顧。奕譞名為總理海軍，實則著力修園。結果北洋水師在甲午戰爭中全軍覆沒，清廷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馬關條約》。如果問甲午戰爭為什麼敗得那麼慘，固然可以舉出種種理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海軍經費被拿去修了頤和園。清末北京民間流傳這樣一句民謠： 　　鬼子六，敗家七。 　　「六」指道光帝第六子恭親王奕，「七」指道光帝第七子醇親王奕譞。英法聯軍入侵北京時，奕奉命留京議和，和洋鬼子打交道，這是蔑稱，含有裡通外國的意思。敗家七，則指奕譞不會辦事，把大量銀子揮霍一空。 　　奕譞體弱多病，並不妨礙他對軍事的關注。除了發展海軍，他曾負責演練八旗神機營，同樣毫無業績可言。 　　咸豐十年（1860），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八旗禁軍一觸即潰。戰爭過後，清廷不能不感到編練禁軍的重要。京師八旗各就所屬地方設立公所訓練，並挑選各旗精兵1萬名，組建神機營。奕譞受命管理神機營後，把規模擴大到14萬名，設馬步隊25營，購備西洋槍炮，選派旗兵學習德國兵法，一時呈現出新氣象。 　　奕譞對訓練神機營很盡心，經常親臨閱視。保存至今的奕譞最早的一張照片，就是他於同治二年（1863）在軍營外拍攝的，照片上共有三人。奕譞氣宇軒昂，橫握腰刀，站在中央，兩名侍衛各持長矛、火銃，分立兩側。奕譞在照片上親筆題詩： 　　波面殘陽耀碎金， 　　炎光消盡覺涼侵。 　　莫言倥傯三軍事， 　　也得逍遙一律吟。 　　碧草馬嘶欣脫轡， 　　青溪人坐乍開襟。 　　雲容縵隨風布， 　　念切油然早作霖。 　　下書：「晚操後步至長河作。」奕譞乘著暑熱消退到長河邊漫步，忙裡偷閒，仍不忘賦詩一首。詩中沒有提到神機營，也沒有點染操練的緊張。從「莫言倥傯三軍事」句中，可以看出他的心態已完全沉浸在晚操後的閑適中。 　　奕譞是一位好詩人，卻不是一位好統帥，何況八旗制度早已腐朽不堪，非一二人努力所能逆轉。奕譞為管理神機營費了不少心思，結果卻令人失望。 　　神機營建立後，八旗官員競相投效，機構日益臃腫，各種職官540餘人，竟比兵部還多了300餘人。官兵漸染八旗腐化的積習。同治七年（1868），西捻軍一度逼近京畿地區，慈禧太后欲遣神機營禦敵。一日神機營會操，遣內侍前往觀察。還報說：罷操後，諸兵各手拿一鳥籠，已遊盪於茶館店鋪中。民間謠諺，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進營要少」，諷刺他們臨陣奔逃，出操則預雇替身，平日很少到營出操。太后聽說震怒，令奕譞前往檢閱操練。奕譞受命大閱，只見士弱馬疲，步伐錯亂。有一兵丁竟從馬上跌落，摔斷了腿骨。經查問，回答說：「我是打磨廠賣臭豆腐的，哪能騎馬？」 　　光緒年間，神機營紀律更加鬆懈，而且鴉片泛濫。神機營在順治門外校場口訓練，會操前各兵丁已將附近各衚衕口用帳幔遮掩。兵丁每操練一回合，即紛紛步入帳幔。有好事者繞道窺視，只見「滿地排列鴉片煙具，各兵丁拚命呼吸，候令再出」。督操王大臣走後，便呼嘯而去。這些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八旗「精銳」，實際是一群無力作戰的煙鬼。在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二十七回《管神機營王爺撤差》，對這事也有生動的描寫。 　　清朝統治已病入膏肓，神機營的腐朽，只是全豹之一斑。奕譞縱有重振之心，結果也是枉然。 　　奕譞執政，除了才智平庸，與恭親王奕的最大區別，就是無原則，無人格，對慈禧太后一味迎合，不敢堅持己見。金梁在《四朝軼聞》中指出：「醇親王奕譞，性和順，見太后猶畏遜，不若恭王之遇事敢爭也。」話雖含蓄，意思卻很明白。 　　為避免引起慈禧太后猜忌，他在載湉即位時上了一道密折，大意是說：古時非皇子出身的皇帝即位後都推恩其本生父母，加上尊號，恐怕將來光緒帝親政後也會有人建議照此辦理，所以請太后將此折留在宮中。日後若有姦邪小人提出類似建議，可立加罷斥。15年後光緒帝親政，果然有大臣奏請為奕譞加上尊號。當時奕譞已故，慈禧太后拿出塵封已久的密折，用來回答諸臣邀寵幸進的行為，並表白「賢王（奕譞）」的心跡。奕譞不但考慮眼前，還擔憂到日後。如此煞費苦心，在晚清諸王爺中無人可比。 　　載湉即位當月，賜醇親王奕譞爵位世襲罔替，他力辭不準，勉強接受。慈禧太后特命賞給其夫婦乘用杏黃色轎的特權，他又固辭。後來雖勉強接受，但直至去世也沒乘過一次。自唐宋以來，金黃、明黃、杏黃等色澤，就被規定為帝後所專用，他人不得僭擬，奕譞當然不敢受用。 　　在載湉親政問題上，奕譞也盡量迎合慈禧太后的意圖。光緒十二年（1886），載湉16歲，太后垂簾已顯得不合時宜。慈禧太后面諭王公大臣，於明年正月十五日舉行親政典禮。善於揣摩太后意旨的醇親王奕譞和諸王公大臣，紛紛上書懇請太后體念時艱，從緩歸政。經過幾番辭讓與懇求，太后終於假惺惺地表示：「勉允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行訓政數年。」 　　光緒十五年（1889）二月初三日，慈禧太后終於撤簾歸政。撤簾歸政，當然非太后所願，只是迫於輿論和以往的表態，不能不做出「垂簾聽政，本非意所樂為」的姿態。實際情況是，在此前一年的十月，醇親王奕譞、禮親王世鐸等人已命軍機處起草了一個有關歸政事宜的奏摺，規定在皇帝親政後，凡有內外摺奏，經皇帝硃批或諭旨後，需「恭呈皇太后慈覽」；簡放大員及各項要差，需先由軍機大臣請旨裁定，再由皇帝奏明皇太后，然後再頒諭旨。於是形成了「皇上雖有親政之名，而無其實，一切用人行政，皆出西後之手」的局面。 　　奕譞對皇太后誠惶誠恐的心理，不僅表現在他的一切言行中，連家中的陳設也有此痕迹。他命名自己住的正房為「思謙堂」，書齋為「退省齋」。他還特意在書齋條几上擺放了一隻仿製的周代欹（ｑī） 器，這種器物有一個特點，將水注入一半，仍能保持平衡不會傾倒，如果把水注滿，就會傾倒過來使水全部流掉。他在欹器上刻上「滿招損，謙受益」的銘言，用來策勵自己和子孫戒盈戒驕。奕譞自撰的治家格言有這樣一段話： 　　財也大，產也大，後來子孫禍也大。若問此理是若何？子孫錢多膽也大。天樣大事都不怕，不喪身家不肯罷。 　　其實他最擔心的，還是在政治上招災惹禍。正是由於他熟通「明哲保身」的技巧，得以在慈禧太后的淫威下位極人臣，在風濤兇險的政壇中一帆風順。 　　奕譞在慈禧太后面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總算壽終正寢。光緒十六年（1890）冬，他因病去世，享年51歲。奕譞生前一味退讓，生怕受到尊崇會給自己帶來不利，而他死後獲得的榮耀在清朝王爺中則是前所未有的。他獲得了「賢」的謚號，在他之前，只有雍正時期的怡親王胤祥得到過這一褒獎。他還獲得了「皇帝本生考（親生父親）」的稱號。17年後，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的兒子溥儀（宣統帝）繼位，又尊稱他為「皇帝本生祖考（親生祖父）」。皇帝上諭，在醇王府內建立祠堂祭祀他，並按照祭祀皇帝的禮儀。但在公開場合，他的身份仍是親王，園寢也依親王制度。 ◎慈禧懿旨：刨斷古樹意何在　　醇親王的園寢位於北京西郊的妙高峰下（在今北京市海淀區北安河鄉），俗稱「七王墳」。奕譞決想不到，他死後多年，園寢上的一棵古樹竟被慈禧太后下令砍去。關於此事起因，要從奕譞親選園寢談起。 　　奕譞選定這塊風水寶地時，還不到30歲。此地泉壑幽美、層巒疊嶂，景色宜人，有唐代法雲寺遺址。金章宗時，這裡又是西山八院之一的香水院。當時奕譞正在蔚秀園養病，某日到西山響堂廟閒遊，該廟距妙高峰不過十里之遙，是醇王舊仆、太監王照祿、王正光修建的。他們帶著風水先生李唐和醇王一起到妙高峰勘察。李唐認為該處風水最佳，奕譞喜極，不復狐疑，一言決斷。但不久就有人謂此處不可用，奕譞另請風水先生看視，最終拿定主意，在此地修築了園寢。 　　為了幫助奕譞置買塋地，慈禧太后和同治帝還撥給了白銀五萬兩。對此他不禁感激涕零，特別賦詩一首，刻碑立於園寢，作為紀念。其中有「何幸平生遭際盛，聖明欽賜買山錢（原註：買山建塋，蒙慈恩聖恩賜銀五萬兩）」之句。 　　醇王園寢坐西朝東，前方後圓，依山順勢，步步升高。台階之上，建有碑亭、月牙河、石拱橋、享殿、寶頂。按清朝制度，王公府第、園寢應用綠、藍色琉璃瓦，而醇王碑亭卻覆以皇家專用的黃琉璃瓦。僅此一端，就顯示出醇親王身份的不同凡響。據記載，奕譞過世後，最初運輸的碑石比目前豎立在碑亭內的石碑高大許多，因過於沉重，中途無法上山，不得已留在山下，雕刻碑文後就豎在醇親王同母弟孚郡王奕譓園寢（現稱九王墳）的碑亭內，而將孚郡王園寢一塊較小的石碑運上了山。 　　園寢內泉水淙淙，林木茂盛。除了蒼松翠柏，在奕譞墓道前，還長著一棵古老的白果樹（銀杏樹），樹身八九人合抱，高十數丈，據說是金元時物。然而，就是這棵枝繁葉茂的古樹，竟使奕譞死後難安。 　　關於古樹被伐一事，記載最詳細的是王照的《方家園雜詠紀事》：內務府大臣英年，素講堪輿（風水），曾為慈禧太后擇定普陀峪萬年吉地。他急著想陞官，就找機會對太后獻媚說：「醇王園寢有古白果樹一株，高十餘丈，樹陰數畝，形如翠蓋，罩在墓上，按地理有帝陵之象。而且白果的白字，加於王字之上，明明是個皇字，於皇家本支不利，應請旨速伐此樹。」太后就說：「我就命你等伐之，不必告他。」「他」即指光緒帝。內務府諸臣雖領懿旨，誰也不敢輕舉妄動，於是奏聞皇帝。光緒帝不許，並且嚴厲下諭：「爾等誰敢伐此樹，請先砍我頭！」諸臣只好又去請示太后，太后態度如舊。相持月余。一日，光緒皇帝退朝，聽太監說，太后已於黎明帶內務府人往醇王園寢。光緒帝急忙命駕出城，奔至紅山口，遙見亭亭如蓋的白果樹沒了蹤影，不禁號啕大哭。連哭二十餘里，至園，太后已去，樹身倒卧，數百人正圍著砍樹根。周圍還挖了十餘丈的深池，用千餘袋石灰沃水灌其根，以防止復生芽櫱。光緒帝默然無語，步行環繞墓三周，頓足拭淚而歸。 　　關於此事，在當地村民中還有種種傳言。有的說，在挖樹根時，從底下鑽出了大小蛇數百千條，蛇身大者有一尺多粗，長數丈。還有的說，庚子年間（1900）鬧義和團，就是這些蛇精轉世報仇。這些傳言以訛傳訛，顯然是無稽之談。那麼，伐樹一事究竟有沒有呢？ 　　王照為了印證此事，曾親自去當地考察，與村夫野老談及白果樹事，各道見聞，相對唏噓。其中有一位姓王的驢夫，自述曾親自抬著小轎送光緒帝上山。 　　最可靠的證據，見於光緒帝的師傅、大學士翁同龢光緒二十三年（1897）五月初七日的日記，上面明確記著： 　　園寢有銀杏一株，金元時物，似前月廿三事，懿旨鋸去。 　　翁同龢落筆簡單，略去了前因，只記了後果。如果不是有了王小航等人的記載，簡直讓人摸不著頭腦。 　　慈禧太后為什麼對一棵白果樹心存耿耿？「風水」之說似乎有些牽強，醇王奕譞生前謹小慎微，對她不敢有絲毫冒犯，死後被追謚號曰「賢」，太后似乎沒有必要對他園寢上的一棵古樹下此狠手。所以，也有可能，這是她對親政後銳意變法、越來越不聽話的光緒帝日益不滿，藉此發出一個警告。此事不久，發生了著名的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1898）。光緒帝被太后軟禁。而那個搬弄是非的內務府總管英年，也沒遭好報。在庚子事變中因「庇護拳匪（義和團）」被斬首於西安。 　　奕譞一生謹慎小心，處處退讓謙和，對慈禧太后更是惟命是從。他死後，卻連墳地上的古樹都保護不了，實在是很可悲的。通過此事，也可以看出慈禧太后為人陰毒的一面。對此，連太后親近大臣都身有體會，在戊戌政變中因密告有功而獲慈禧太后恩寵的大臣榮祿就說過：「皇上（載湉）性暴，內實忠厚；太后心狠，令人不測。」 ◎兒子攝政：大清王朝終結者　　醇親王奕譞生有七子。其中，長子、三子、四子均早殤。次子載湉，即光緒帝。五子載灃，襲醇親王爵。六子載洵，奉慈禧太后懿旨承繼瑞郡王奕誌為嗣，承襲貝勒；七子載濤，承繼奕譞弟弟鍾郡王奕詥為嗣，也承襲貝勒，兩人均加郡王銜。他們雖出繼別支，但與載灃同出一父。一門三王，顯赫無比。清朝兩代醇親王，都是父以子貴。第一代醇親王奕譞，因次子載湉為帝（光緒），得享「世襲罔替」殊遇。第二代醇親王載灃，因長子溥儀繼光緒之後以幼齡繼帝位（宣統），遂做了監國攝政王。 　　載灃生於光緒九年（1883），8歲承襲醇親王爵。26歲時，光緒帝和慈禧太后同時病危。太后在病榻前授意，立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的長子3歲的溥儀為嗣皇帝，承繼同治，兼祧（ｔｉāｏ） 光緒，由載灃當監國攝政王。 　　光緒帝載湉病歿時，在皇室近支溥字輩中，恭親王溥偉年齡居長。他自以為，乃祖恭親王奕生前有保存社稷之功，歿後配享太廟，決不是任何近支所能比擬的。如立長君，他當然有份。不想慈禧太后擇立3歲溥儀，使他覬覦帝位的希望落空。 　　如此看來，恭親王奕父子在皇位角逐中一共錯失三次機會：第一次，奕與奕詝，以兄奕詝捷足先登；第二次，同治帝載淳病歿，奕子孫又被排擠，以醇親王奕譞次子載湉勝出；第三次，又以醇親王載灃長子溥儀勝出。難怪此後很長時間，溥偉一直對此耿耿於懷。 　　慈禧太后在嗣位問題上為什麼又一次棄大選小？有以下一些推測： 　　其一，與溥儀家的關係最近。溥儀的祖父奕譞的正福晉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溥儀的母親蘇完瓜爾佳氏，是慈禧太后心腹大臣榮祿之女，又被慈禧太后認為養女。慈禧太后將她指配給載灃時，載灃生母劉佳氏已為他定親，奏告太后。太后堅持給載灃指婚，劉佳氏只好將已定之婚退掉。 　　其二，防範袁世凱。溥儀的父親載灃是光緒皇帝的親兄弟，太后選定他為攝政王，主要是為了對野心勃勃的袁世凱預作防範。戊戌變法中，光緒帝所代表的維新派為袁世凱所出賣，光緒帝因此被囚禁直到病死。醇王府一系對袁無不恨之入骨。選載灃為攝政王，對袁世凱的權勢將是有力的鉗制。慈禧太后臨終前的這個決定，反映了她刻意保全愛新覺羅皇位的一片苦心。 　　其三，為同治帝立嗣。慈禧太后當初立載湉承嗣咸豐帝而不為同治帝擇嗣，違背了中國傳統的繼嗣制度，也違背了清朝家法。為此，還發生過震動朝野的吳可讀「尸諫」事件。 　　吳可讀，字柳堂，甘州皋蘭人，咸豐進士。曾任御史，因直言敢諫幾乎被撤職斬首，後改戍軍台。光緒改元，遇赦，重新起用為主事，分發吏部。光緒五年（1879）春，將穆宗（同治帝）與皇后阿魯特氏合葬於清東陵，吳可讀自請隨往襄禮，歸途至薊州，宿廢寺中，自縊未死，復仰藥而亡。吳可讀自盡，是為了將遺疏上呈御覽，因為除御史外，低級官員無權直接上疏。他在遺疏中說：「我朝二百餘年，祖宗家法，子以傳子，骨肉之間，萬世應無間然。」他還援引歷史上宋朝和明朝故事，說明名位次序不可亂定，並堅請兩宮皇太后再降諭旨，為載淳立嗣，明確規定將來大統仍歸承繼大行皇帝（死去的皇帝）嗣子。吏部將吳可讀遺疏奏上，朝野震動。 　　吳可讀「尸諫」並引起社會轟動，說明朝野許多人士對「祖宗家法」被破壞心有耿耿。但他建言日後載湉生子即為同治帝立嗣，無異於預定皇太子，同樣有悖清朝「不建儲貳」的家法。眾王、大臣認為有機可乘，紛紛上疏，謂吳可讀所陳不可行。這自然符合慈禧太后的本意。不過，吳可讀畢竟是為爭嗣而死的，慈禧太后不能不有所表示，於是在他的遺疏上批道：「以死建言，孤忠可憫。」 　　慈禧太后臨終前選定3歲的溥儀為嗣皇帝，藉此為故去多年的兒子載淳立嗣，也算了結了一段歷史上的公案。 　　在上述三種因素中，哪種因素產生了作用不得而知。或者，當慈禧太后最終作出決斷時，這些因素都發揮了影響。 　　在清朝12帝中，一共出了5個小皇帝。順治帝福臨6歲即位，康熙帝玄燁8歲即位，同治帝載淳6歲即位，光緒帝4歲即位，溥儀年齡最小，只有3歲。溥儀即位後，載灃攝政，並為監國，代皇帝主持國政，有權裁定軍國大事和黜陟賞罰諸事。清初，睿親王多爾袞稱攝政而不監國，所以載灃的身份權勢比起睿親王來尤其尊顯。但他攝政僅僅三年，清朝就如土崩瓦解般垮台了。清朝的垮台，固然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與攝政王載灃的舉措失當也有直接關係。 　　第二代醇親王載灃相貌堂堂，頗有風采，給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進出清宮的美國醫生這樣描述說：「他緘默少語，相貌清秀，眼睛明亮，嘴唇堅毅，腰板筆挺，雖不及中等身材，但渾身透露著高貴。」 　　載灃堪稱清朝王爺中走向世界的第一人。光緒二十七年（1901），他18歲，以皇弟的顯貴身份率使團赴德國柏林，為上一年義和團運動時德國公使克林德遇刺一事向德國皇帝威廉·亨利謝罪賠禮。載灃抵達柏林後，雙方對謝罪儀式一度發生爭執。德方要求載灃晉見德皇時行三鞠躬禮，參贊隨員均行跪拜禮。此種侮辱，使載灃不堪忍受。後經據理力爭，謂世界各國使節覲見彼此元首時均不行跪拜禮，若德皇強欲清朝使者行中國禮，受禮者未必光榮，如傳聞於他國，反為德國之恥。措詞委婉而有理，經多次往返交涉，德皇放棄原議，終決定俱行鞠躬禮。 　　出使德國，使載灃大開眼界，從此雄心勃勃，想要干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如果沒有克林德事件，載灃不會出使德國，也根本不會有遊歷歐洲的機會。按清朝舊制：王公和閑散宗室，照例不許離京城40里。如果沒有這次出使，他大概會像其他許多滿洲王公，一輩子生活在京城的狹小天地，對外部世界懵然無知。但載灃歸國後，並沒有被委以重任，又過7年，才被任命為軍機大臣。 　　溥儀即位，26歲的載灃一下子被超拔為攝政王，實在勉為其難。他深知責任重大，很想勵精圖治，使衰朽的清王朝呈現出某些新氣象。他每日到乾清宮聽政，並召見臣工。一切章奏，親自批閱。他還仿照雍正帝，在奏摺上勤加硃批。但苦於不得要領，往往辭不達意。又有親貴從旁掣肘，意見屢有反覆。王公大臣入覲，常對坐無言，遇到請示意見，則囁嚅不能立斷。很快引起眾人的失望。深知其底蘊的胞弟載濤這樣評價他：載灃「遇爭優柔寡斷」，「做一個承平時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來主持國政，應付事變，則決難勝任」。 　　第一，處置袁世凱，優柔寡斷。載灃攝政後的第一件事是經過皇族集團的共同商議，要除去心腹之患袁世凱。他下令罷去袁世凱的一切職務，硬說他有「足疾」，行動不便，勒令回老家養病。據說原來是要將他處死的，但由於袁背靠外國使團，且擁有強大的私人黨羽，載灃投鼠忌器，不敢下手。當時亦入軍機的重臣張之洞也主張不殺袁，說「主少國疑，不可輕於誅戮大臣」。袁世凱被罷官離職，實際仍控制北洋軍隊。載灃將他打發回老家，只起到「縱虎歸山，養癰成患」的作用。載灃處事優柔寡斷，缺乏政治手腕，據此可見一斑。 　　第二，大抓軍權，形同寡人。罷黜袁世凱，是清朝皇室在軍事上排斥漢人勢力的開端，加劇了皇族與漢大臣的矛盾。載灃為加強皇室對軍權的控制，又採取了以下措施： 　　（1）任命其弟貝勒載濤、貝勒毓朗、鐵良為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企圖建立由自己親率的禁衛軍。 　　（2）下諭成立籌辦海軍事務處，命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鐵良、薩鎮冰妥慎籌劃，命慶親王奕劻總核稽察。5人中滿洲4人，皇室又佔了3人。薩鎮冰是留學英國歸來的海軍專家，也是唯一的漢人。不久成立海軍部，由載洵擔任海軍大臣。 　　（3）載灃借溥儀名義下了一道上諭，宣布由皇帝親自擔任大元帥；皇帝親政前，由攝政王代為行使最高統帥權。 　　（4）將軍諮處從陸軍部分離出來，後改軍諮府，以貝勒毓朗、載濤為軍諮管理大臣。軍諮府相當於總參謀部，軍諮管理大臣相當於總參謀長。載灃通過載濤，決策最高軍事機密。 　　這樣，以載灃兄弟3人為核心的皇族親貴就掌握了全國的海陸軍權、禁衛軍權，集中了全部軍事權力。 　　載灃攝政初，外國政府和國內立憲派都曾對他寄予厚望。第一，他曾出訪歐洲，眼界遠遠超出以往的統治者；第二，他是光緒帝的弟弟，對推進中途夭折的改革有著順理成章的熱情；第三，他在政治上給人們留下了開明的印象。據說載灃出使歐洲後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買了一輛叫做「布魯厄姆」的歐式馬車，駕著它到處來去。這輛一匹馬拉的輕便馬車，似乎代表著一種全新的文化，人們有理由相信，他攝政後會在立憲方面取得新的進步。誰知他對西方文明的了解，充其量也就是一點皮毛。他當「謝罪使」時從德皇威廉·亨利討教的一條經驗，就是軍隊一定要控制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他做得更徹底，不但把軍隊抓到皇室手裡，而且還抓在自己家人手裡。但是，載灃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親貴與漢族軍事將領和地方督撫的矛盾。表面上看軍權在握，實際上卻陷於更加孤立、虛弱的境地。 　　第三，預備立憲，皇族內閣。載灃為了掩飾皇族集權，於宣統元年（1909）三月重申預備立憲，命令各省切實籌辦憲政，務必在當年成立諮議局。這種姿態，使一部分立憲派分子，對載灃產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諮議局的同時，在中央籌建資政院。資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議會模式，卻又經過精心改塑的中央議事部門，是代議制度在中國最早的試驗。資政院參議員規定有三種產生辦法，即欽選、會推和保薦。欽選就是由皇帝親自點選，目的仍然是為了便於滿洲親貴對資政院的控制。 　　資政院開設後，一切議決案需有一負責部門處理，責任內閣應運而生。宣統三年（1911），攝政王載灃任命慶親王奕劻為第一屆內閣總理大臣，負責組織責任內閣，並將原來的軍機處和舊內閣裁撤。待內閣人選宣布，輿論大嘩。新內閣13人中，漢族4人，滿族9人，其中，皇族又佔5人，因而被輿論抨擊為「皇族內閣」。這樣多的皇室成員位居要津、專擅大權的局面，即使在清王朝200多年歷史上，也是未曾有過的。於是，「近支（皇族近支）排宗室，宗室排滿，滿排漢」的諺語不脛而走。 　　清皇室借立憲之名，不但沒有對統治權有所放鬆，反而變本加厲地加強宗室親貴的專權，激起公憤。各省諮議局競相上書，彈劾內閣，皇族成為眾矢之的。清室對輿論洶洶卻不屑一顧。立憲派原想在內閣中分點好處，此旨一下，希望完全落空，與清廷的矛盾更加激化。 　　載灃一味集權，排除異己，在朝野間引起極大不滿。加之他生性懦弱，沒有統馭全局的才幹，致使皇室內部派別分立，紛紛競爭權力。其中一派以貝勒載濤、毓朗為首，控制軍事大權，得到載灃的倚信。另一派以鎮國公載澤為中心，把持財政大權。載澤雖是由遠支宗室過繼給惠親王庶長子奕洵為嗣子，因其自幼聰穎，頗得奕譞憐愛，與醇王府關係一向密切。其妻是隆裕太后妹，有了這層關係，即可私傳太后言語，挾制載灃。載澤掌度支部後，在政府中獨樹一幟，「以集中財政為務，猶載濤之集中軍權」。載澤為擴張勢力計，向載灃推薦盛宣懷就任郵傳部長。慶親王奕劻組閣後，載澤輩力謀倒閣。當時諳於政情者，多認為繼奕劻為內閣總理大臣者，非載澤莫屬。元老派奕劻，原是首席軍機大臣，受命組閣，自知勢單力薄，於是與那桐結為一氣，分居總、協理職位。奕、那二人貪污受賄，早已臭名昭著，世人稱為「慶那公司」。那桐與袁世凱、徐世昌等關係深厚，結為一黨，與載字輩皇室近支互不相能。此外如恭親王溥偉，載灃對他一向存有戒心，認為無合作的可能，只給了一個禁煙大臣名義，以示敷衍。 　　載灃原想集中軍政大權，強化皇室地位，結果卻演變為各派親貴攬權謀私、犬牙相制的複雜局面，統治能力被進一步削弱。對載灃本人來說，實非始料所能及。 　　清朝末帝溥儀登基時，曾由攝政王載灃懷抱升殿，凈鞭響亮，嚇得溥儀大聲啼哭。攝政王安慰他說：「皇帝別哭，一會兒就完了。」這無意中說出的一句話，誰知竟成為清朝滅亡的讖語。 　　宣統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敲響了清王朝的喪鐘。一個多月時間，先後有13省宣布對清廷獨立，轉向革命營壘。清廷派出的軍隊，在陸軍大臣蔭昌的統率下，出征討伐，屢戰屢敗。清廷岌岌可危，驚慌失措。內閣協理大臣徐世昌看到時機已到，便同內閣總理大臣慶親王奕劻、協理大臣那桐等人一齊向載灃保舉他的政治死對頭袁世凱重新出山，同時以「奉職無狀」，自請「立予罷斥」。載灃本不願意邁出這關鍵一步，但是他素性懦弱，沒有獨作主張的能力。當時的主要軍事將領如馮國璋、段祺瑞，都是袁世凱的嫡繫心腹，亦提出「非宮保(指袁世凱)再出，不能挽救危局」。載灃在窮途末路之際，只好任聽擺布，將大權拱手交給袁世凱。 　　十月，袁世凱就任內閣總理大臣，回到北京，馬上收編了載濤掌握的禁衛軍，接著迫載灃辭去監國攝政王之位，以醇親王名義退歸藩邸。至此，袁世凱已把清王朝的軍、政大權完全攫為己有。隨即，老奸巨滑的袁世凱與南方民軍達成清帝退位後選他當大總統的保證，又以革命的勢力逼迫清帝退位。當時，隆裕太后連連召開御前會議，商討對策。會上，隆裕太后無可奈何，抱著溥儀大哭說：「我悔不隨先帝早走，免遭這般慘局。」王公貴族，主戰主和，意見不一。不久，極力主戰的宗室貴族良弼被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死，親貴王公聞風喪膽，紛紛逃避。同時袁世凱的親信段祺瑞等40多名前北洋將領致電清帝要求退位。 　　有趣的是，清廷存亡危在旦夕，攝政王載灃雖也如坐針氈，但在討論戰和的會議上，卻經常一言不發。以致皇族中有不少人認為他庸碌無能，毫無政治才能，不配做攝政王，大清江山就斷送在他們兄弟父子手中。但是也有人認為，載灃雖從政歷練不足，但能夠審時度勢，順應歷史潮流。 　　民國初年，孫中山兩次到北京，都曾拜訪載灃，充分肯定他在辛亥革命時，代表清廷遜位，和平交出政權，是一個愛國的、有政治遠見的行動；做為皇帝生父和攝政王，在遜位問題上，能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擺在前頭，把家族的利益擺在後頭，是難能可貴的，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孫中山的一席話，在今天看來也很有道理。 　　據說，當載灃被迫辭去攝政王位，從宮中回歸王府，對福晉瓜爾佳氏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福晉見他一副若無其事、輕鬆的神態，氣得痛哭一場，並告誡兒子：「長大了萬不可學阿瑪那樣!」這段故事與載灃自書的對聯「有書真富貴，無事小神仙」，雖不足以證明他早有「退隱」之志，但也可以看出，攝政三年，的確令他心力交瘁。 　　對比清初、清末的局勢，有一些類似之處：一，都是幼主統治，順治帝6歲即位，宣統帝3歲即位；二，均由攝政王執政，但睿親王多爾袞佐興，醇親王載灃助亡。兩次攝政，效果懸殊。難怪前人提起載灃來，要說他「回思多爾袞，功罪兩相殊」了。 　　醇親王先後有兩座王府，一座是宣武門內太平湖的舊府，另一座是什剎海後海北岸的新府。載灃攝政期間，新府改稱為「攝政王府」，同時又稱「北府」（系指太平湖舊邸為南府而言）。 　　相關閱讀書目推薦 　　（1）溥儀：《我的前半生》，群眾出版社，1979年 　　（2）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文史 　　資料出版社，1982年 　　（3）吳玉清、吳永興編著：《清朝八大親王》，學苑出版社，1993年 　　（4）劉小萌：《愛新覺羅家族全書·家族全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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