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書，哪一部的史學價值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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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史大綱》是中國近代歷史學家錢穆所撰寫的一本通史性論著，著於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6月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面市，該書就以其獨特的見解與細緻的考證成為了當時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在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起到了積極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時也奠定了錢穆史學大家的地位。直到現代，昆明岩泉寺中仍保留著錢穆教授著書處，並在此立碑紀念。2010年該書入選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

《國史大綱》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制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於田制、兵制、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於唐代政治機構與社會情態，第三十二章關於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於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能由一個問題延伸一兩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面，系統梳理。如田制，能將兩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稅法，合成一個整體，《國史大綱》作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統記誦派、革新宣傳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作者認為，史學不等於技術，不等於歷史知識與歷史材料，不能純為一書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當身現實相關，但又不能急於聯繫現實，不是宣傳口號與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本民族歷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歷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無文化的民族，無歷史意識與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部自身獨特的歷史文化資源和內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制度、學術思想和社會經濟三方面研究的結論大體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歷史是專制黑暗的歷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孔子、老子；在社會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經濟是落後的。錢穆《國史大綱》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歷史發展的個性與特性。他又以整體與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歷程。他認為，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錢穆《國史大綱》認為，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朝著一個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晉朝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漢朝。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歷史雖然經歷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主的優秀文化傳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有生力量。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新校本)》內容簡介：錢穆先生全集，在台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台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註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作者的專題演講合集，分別就中國漢、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組織、百官職權、考試監察、財經賦稅、兵役義務等種種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觀與比照，敘述因革演變，指陳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總括了中國歷史與政治的精要大義，又點明了近現代國人對傳統文化和精神的種種誤解。言簡意賅，語重心長，實不失為一部簡明的「中國政治制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