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胡樸安、胡寄塵學術研究與儒學思想淵源

(第三屆《中華南社學壇》論壇論文)撰文：汪欣提綱：1、前言2、胡樸安、胡寄塵學術研究概況3、經學今古文學派之紛爭及學術之傳承4、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對於儒學皖派學術之傳承5、清末民國時期胡樸安所參與或發起成立的研究「國學」學術團體6、結語前言滿清政府在鴉片戰爭失敗之後割地賠款，從此，帝國主義列強便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與蠶食，通過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等侵略戰爭，迫使清政府簽訂更多的不平等條約，從中國攫取了更大的權益與地盤。特別是甲午海戰的失利，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島與澎湖列島給日本。消息傳來，國人震驚。人們清楚的認識到，偌大的中國，只是帝國主義列強刀板上的一塊肉，可以任人宰割。廣大愛國的讀書人則對於腐敗的滿清朝廷，造成的中華大地死氣沉沉，沒有一點生氣深感憂慮，一九零二年，高旭、高燮、顧九煙三人相與唱和，借詠梅、詠菊抒寫反清意志。其中高旭《和靈石先生》：「遍地腥膻欲誰語，忍令此花荒萬古。蠻天蕭瑟闃無人，仗爾光復漢土春。」「窮冬閉塞無所遇，滿眼胡塵吟大句。」「得春之早此第一，忍辱胡塵寄此身。」「久遣江山著死灰，從此中華添活氣。」當年冬天，柳亞子亦在《歲暮述懷》詩中，明確表達為了實現「共和」，必須掃除滿清「專制君威」，要在「思想界中初革命，欲憑文字播風潮」。時隔七年，標榜「幾復風流」的十七位同仁詩人，在高旭陳去病柳亞子的帶動下，在蘇州虎丘高高矗立起「南社」，這面中國近代革命文學社團的大旗。胡樸安胡寄塵學術研究概況一九一零年，南社成立的第二年，來自安徽涇縣的胡樸安胡寄塵在上海加入南社。胡氏昆仲的祖上乃是世居皖南涇縣溪頭都小山村之耕讀之家，祖父復初公著有《養拙齋詩存》，父親愛亭公著有《守拙齋詩存》、《文存》及《筆耕錄》。後來愛亭公棄商為儒，在江西南昌處館授徒。由於家境貧寒人口多，作為長兄的朴安每日必須從事種菜、舂米、擔水、砍柴等繁重體力勞動。以協助父母親維持家中生計。但朴安先生尤愛讀書。無論寒暑，常挑燈夜讀，遍覽經史子集典籍，並涉獵數學、農藝與兵書等方面書籍。他曾說：「我於經僅讀《詩經》、《尚書》、《左傳》；於史僅讀《史記》一種；於子僅讀《荀子》、《莊子》二種；於文喜讀韓退之、歐陽修；於詩喜讀李太白、白居易；於算學喜讀李善蘭、華蘅芳之書；又喜讀徐光啟之《農政全書》，戚繼光之《紀效新書》，有時也喜讀段玉裁之《說文解字注》，朱子之《近思錄》。」（摘自《六十年前的我》）。而其弟胡寄塵自小便在哥哥朴安的輔導下學會了賦詩並熟讀了四書。他兄弟二人對於科舉八股文試帖詩都沒有好感，勉強應了幾次童子試。1905年清代光緒搞新政，廢除了科舉制度之後，就不再去敷衍科舉功名了。當年，胡樸安以清代顧炎武開墾農桑利國利民為榜樣，在蕪湖長江邊招募農民開墾萬春圩，自己與農民生活在一起，赤足下田，無論寒暑，培養自己胸懷天下踏實做事的抱負與作風。從後來胡樸安在上海加入國學保存會，繼而又參與鄧實編輯《國粹學報》，以宋明遺民之著述出版，來宣揚民族精神，宣揚反清思想。又從胡樸安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南社，可看出胡樸安一生之中凡事以民族大義為重的行事風格。而他的胞弟胡寄塵也有乃兄之遠大抱負與實幹之精神。胡寄塵他在青少年時，就離開山明水秀之溪頭，背著書箱，尋求反清報國的機會，來到上海。先是在新式學堂育才中學（後改為南洋中學）深造。一九零九年至辛亥革命，他與胡樸安共同參與《民立報》、《神州日報》、《中華民報》、《太平洋報》等報紙之編輯報道工作，致力於反清與擁護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建立共和之宣傳。胡樸安胡寄塵對於中國之學問之研究，皆有獨到之一面，並皆有相當雄厚之學殖修養與別開生面之眼光。在南社眾多於學術上造就非凡的大家之中，胡氏昆仲學術上的著述之份量與價值，也得到了學界之充分之讚許與肯定。胡樸安對與研究中國傳統學術發生興趣之起因，則可追溯到早年他擔任《國粹學報》編輯，為了編報及編《國粹叢書》，常去徐家匯的國學保存會藏書樓看書，由此得識陳佩忍、高天梅、蘇曼殊、朱少屏、宋教仁等諸友。有一次宋教仁曾對他說：「中國的學問極好，惜散見各書中，未加整理耳，吾子多讀中國之書，盍為此盛業乎？」應該說，宋氏此言，對於胡樸安日後從事研究中國學術有著莫大的啟發與觸動。後來胡樸安執教於滬上中國公學、競雄女子學院、國民大學、復旦公學、持志大學、正風文學院、國學專修館等各大學，教授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政法史等課程。在執教之餘，對中國傳統文化作了系統之梳理。胡樸安一生著述等身。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一、經學及小學：《太極圖新解》、《尚書今古文說》、《周易古史觀》、《周易人生觀》、《中國文字學史》，《中國訓詁學史》、《易學新解》、《易大象說》、《易經學》、《律數說》、《詩經學》《詩經文章學》、《詩經文字學》、《詩經言字釋》、《古文字學研究法》《古文字學》、《文字學abc》、《聲韻學》、《涇縣方言考證》、《俗語典》。二、諸子研究；《周秦諸子學略》、《周秦諸子書目》、《讀周秦諸子記》、《墨子學說》、《墨子補註》、《墨子解詁》、《墨子淺說》、《莊子學說》、《莊子章義淺說》《荀子學說》、《商君學說》、《子學》、三、史學研究：《史記漢書用字考證》、《史記體例之商榷》等。四、文學研究：《唐代文學》《歷代文章論略》。五、學術思想考證：《上古政治史》、《太古政法考》、《儒家修養法》、《儒家政治哲學》、《中國習慣法論》、《包慎伯先生年譜》、《皖省學者傳》等。胡樸安於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4月27日突發腦溢血，經醫治半年之後，始能恢復讀書寫作。此時的他，已經六十二歲。在他所撰的《病廢閉門記》一書中，胡樸安對於他在儒學學術研究之經歷作了一個回顧。他說：「我在紀元前三年，已以顧亭林、黃梨洲、王船山、顏習齋四先生之學說，為我讀書做人之標準，後來又加了戴東原、段玉裁二先生。久之遂走入東漢學派一路。」胡樸安所景仰的「四先生」，皆為明末清初重要的思想家、史學家。顧炎武（亭林），早年曾隨南明魯王起兵抗清。後十謁明陵，遍游華北。他學問淵博，於經史、典制、天文、河漕、兵農，莫不究其原委。著《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開清代「樸學」之風。黃宗羲（梨洲），字太沖。明末曾招募義兵以抗清兵，南明魯王任為左副都御史，後隱居著述，治學縝密平實，窮經而求證於史。自天官、地誌、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覃思，撰述宏富。有《明夷待訪錄》、《宋元學案》。王夫之（船山），曾應南明桂王之招，授行人。後隱居衡山，杜門不仕。通天文、暦數、經史、輿地之學。其學以漢學為門戶，以關學閩學為宗，主「天下唯器而已矣」。顏元（習齋），二十歲前後好陸王之學，後又專研程朱理學。重視「習」在求學問於事物之中的作用。名其所居曰「習齋」。胡樸安所景仰的「二先生」。戴震，字東原。乾隆舉人。少時從婺源江永學，深通天文、暦算、史地、音韻、訓詁、考據之學。著有《孟子字義疏證》。為清代乾嘉學派「皖派」大師。段玉裁，號茂堂。乾隆二十五年舉人。師事戴震，學通經史。精於音韻訓詁，尤精《說文》，積數十年精力，撰《說文解字注》，成一家之言。胡樸安受此六位先賢的影響，崇尚「東漢古文學「，「樸學」。名其書齋為「樸學齋」。在中國文字學研究方面作了深入探討，他所收藏的中國歷代研究文字學著作就有一千餘種，在此基礎上，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他撰著的《中國文字學史》於一九三七年出版。不僅辯明「文字學」的定義與文字學史的性質。並以歷史發展的觀點，揭示文字學產生、演進的歷程。台灣東吳大學沈心慧教授對於此書的評價是：「若論胡氏《中國文字學史》的價值，則在：第一部文字學史，具有開創之功；材料博贍，具有文獻價值；發凡起例，為後學者增廣的基礎；重視古文字學的發展，具有前瞻眼光。所謂前修未密，後出轉精，倘前說不出，則後說無由精審。因此胡樸安《中國文字學史》自有其貢獻與價值。」《中國訓詁學史》一書，亦是胡樸安應上海商務印書館之邀，在《中國文字學史》撰成之後，將他在持志大學為國學系諸生講授訓詁的授課講義，「整理舊稿，為之貫穿，而為此篇。」胡樸安對於「訓詁之意義」，說過：「『訓』字，廣義則為一切解說之稱。訓之解說，與其他解說不同者，能分析其內容，形容其狀況，順其意而說之。」又解釋「詁」字，云：「謂之詁者，能以今語釋古語，通古今之言，擴而充之，不僅可以通古今之殊語，並可通四方之異言。」《中國訓詁學史》作為中國訓詁學的初創之作，該書搜羅訓詁史料十分宏富，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後用篆文書贈胡寄塵一副楹聯：「七國有碑惟詛楚，六經成岩待亡秦。」此聯包含著太炎先生對於滿清王朝喪權辱國阻礙歷史前行之憤怒，亦有對胡寄塵反清同仇敵愾勇往直前精神的嘉許。上世紀初葉，世代居住在皖南大山中的胡寄塵，不甘心受封建禮教束縛，來到上海這樣一個東西方文化交匯新思潮湧動的地方，在新式學堂中，如饑似渴地獲取自然科學知識，同時以中國傳統詩歌表達自己報效神州驅除韃虜的意志。他參加南社，投身報界，轟轟烈烈的抒寫著反清檄文。他痛快淋漓地剪除自己的發辮，他酒逢知己豪邁地與柳亞子義結金蘭。辛亥革命的時代狂潮將他變成了一個革命鬥士。而當「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聲浪響徹中國大地時，寄塵又曾抒寫出《自由鍾》、《長江、黃河》這樣鼓舞人心的詩篇，來振奮中華民氣，他還帶領學生上街遊行，反抗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野心。民國時期，軍閥長年混戰，民不聊生。寄塵的革命豪情，也隨著時代大潮的低落而有所減退。自1917年至1935年，胡寄塵任教於上海中國公學、滬江大學、國民大學、持志大學、正風文學院。教授《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等課程。大約在一九二四年，他應王雲五之邀請，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所長之職。曾編輯出版為新學制小學校所使用的《新撰國文教科書》。接著又編輯出版了一套《學生國學叢書》，通過精選文史哲經典名著的出版發行，以幫助中學高年級學生能夠熟悉了解優秀的中國文化遺產，通過老師指導及個人自修來掌握國學基礎。例如，胡寄塵他選注了《柳宗元文》、《歸有光文》。以及選注司馬遷的《史記》（與葉聖陶合注）。一九二九年，胡寄塵參加王雲五先生規劃的《萬有文庫》大型叢書的編撰工作，其中主要參與《國學基本叢書》的編撰。但是，到了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日寇炸毀了東方圖書館，許多珍貴圖書被毀。胡寄塵在閘北花園路的家也被炸毀。編譯所解散後，胡寄塵離開了商務印書館。此後不久，應柳亞子之邀，到新成立的上海市通志館去撰修上海市志。一九三七年抗戰全面爆發，日軍在上海發動了「八一三」侵略戰爭，淞滬淪陷，通志館停辦，不久，胡寄塵因憂憤而謝世。胡寄塵在他短暫一生中，由於他的好學深思與勤奮努力，在學術研究方面卻是十分多彩而豐收的，他撰著及選編的文字稿大約有1500萬字，存目多達152種。門類十分廣博，涉及中小學教育、文選、中國文學史、哲學、經學、佛學、考據學、地方志、詩歌學、小說學、修辭學、雜記、傳記、評論、童話、兒歌、小說、應用文等。包涵以下幾類著述：一、經學諸子研究：《老子學辮》、《墨子學辮》、《國學概論》、《惠施詭辯新解》、《莊子集解補正》、《中庸淺說》、《淮南鴻烈集解補正》、《老子補註》、《列子張湛注補正》、《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孫詒讓札迻正誤》、《孔子》、《孟子》。二、文學研究：《中國文學史略》、《中國文學辯正》、《中國文學史概要》、《中國文學通評》、《中國文學評價》、《中國文學的過去與未來》、《陶淵明生活》、《蘇東坡生活》、《陸放翁生活》、《民間文藝書籍的調查》、《中國寓言研究》、《中國戲曲史》、《中國八大詩人》、《海天詩話》、《中國詩學通評》、《中國民歌研究》、《新詩概說》、《詩歌學abc》、《薩坡賽路詩話》、《小詩研究》、《元代西域四詩人》等。三、地方志：《上海外記》、《上海資料》、《同治上海縣誌札記補》、《淞濱漫載》等。四、文字學修辭：《文字源流淺說》、《修辭學發微》、《修辭學要略》、《中國文法淺說》等。五、學術、考證：《太白國籍問題》、《蒙書考》、《中國神話》、《周秦倫理學史》、《推背圖考》等。六、中小學教科書及國學輔導讀物：《史記選注》、《柳宗元文選注》、《歸有光文選注》、《作文門徑》等。經學今古文學派之紛爭及學術之傳承為了弄清楚胡氏昆仲之學術研究與經學「皖派」學術之關係，有必要講述「經學」及「經學學派」之歷史傳承概況。中國傳統文化內涵十分豐富，其中主要包括：儒學、諸子學、史學、文學、佛學、道教、文字訓詁聲韻學等。而中國儒學的開創形成及發展，亦即後來所稱的「經學」、「經學史」，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中間是與孔子的一生的思想分不開的，而儒學地位的抬高則更重要的，是為了適應封建社會統治者穩固其皇權地位的需要，漢武帝提倡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文化策略，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在經學史上，西漢今文學派與東漢古文學派是經學的二大學派。首先這二派對於何為「經」的看法不同。今文學派認為唯有孔子所編撰的著述，才能稱為「經書「，孔子的弟子的著述，只能稱作「傳」或「記」。古文學派則對於「經」認為並非是孔子「六經」的專有，認為包括孔子的著作在內的上古所有典籍著述，都可稱為「經」。但歷來一般儒學「經書」是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所刪定編著的書籍。後來也專指「六經」，包括：詩、書、易、禮、樂、春秋。近現代所出現的「國學」這一學術概念，其核心內容，我國學術界有一種說法，就是只包括「六經」這麼一個範圍。戰國時期，儒家與墨家並稱顯學，但儒家比墨家更顯優勢。孔子之後的儒家，據說有子張、子思、顏氏、孟氏等八家，他們編著的著作很多，說明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在學術上含有多面性，也說明儒家學說更為適合整個封建社會各個時期統治階層政治上的需求。在西漢時期，首先是儒學今文學派獲得統治階級的尊崇，在太學中設立《五經》博士官。所謂「今文」，指的便是以當時通行的隸書字體來抄錄儒家的經文，此種經文書籍便稱為「今文經學」典籍。後來，因為秦時焚書坑儒而散佚在民間而被收藏起來的一些儒家經典被發掘出來，這些書籍則是用漢以前的文字「古籀文字」，即大篆文書寫的，被稱為「古文經學」典籍。由於這兩種儒家經典，不僅所書寫的文字不同，而且字句有不同，篇章有不同，書籍有不同，對經文句意的解釋有大不同。因此，造成學統不同，學派不同。「經今古文之爭」，這場學術爭論，經過了從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直到鄭玄徧注群經混亂今古文的家法才停息了下來，前後經過了二百年的時間，才告停止。但在中國二千年學術史上是一個影響非常之大的問題。漢代經學中的今文學派，主張歷史上孔子是一位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今文學家對於《六經》的次序是以內容程度的深淺來排列的。他們認為《詩》、《書》、《禮》、《樂》是初等教育的教材。而《易》、《春秋》這二部經典，則是孔子的哲學，孔子的政治學與社會學的思想所在，屬於孔子專門教育的高等教材。他們看重的是《六經》中的「微言大義」。由於漢代末年直到西晉時期，社會長期的動亂，又由於鄭玄、王肅的混亂今文經學的「家法」，以及後來所形成的繁瑣的注經風氣，今文經學便逐漸衰落了。直至晚清道光、咸豐之後，今文經學又重新崛起。庄存與、魏源，邵懿辰、皮錫瑞、廖平、康有為等今文學家著書立說，擴大今文經學的範圍，造成今文經學的復興局面。而漢代經學中的古文學派，在西漢末年已經形成，到了東漢，由於古文經學大師的努力著書立說，已經具備相當的發展基礎。古文學派總的特徵是，依據漢武帝時所發掘出來的古文經典，《易》主《費氏易》、《書》主孔安國《古文尚書》、《詩》主《毛詩》、《禮》主《周禮》與《逸禮》、《春秋》主《左傳》。正統的古文經師做學問主要是通過文字聲韻訓詁來解釋古文經典，做這種義疏的工作。當然，古文經學的研究中，主要是推尊《周禮》，在政治上崇奉周公。魏、晉時，今文經學學派已歸於沉寂，無力與古文經學學派抗衡。此後，南北朝時，古文經學學派演變為南北宗。隋唐時期所出現的義疏派，其本質上則歸於古文經學學派。此種狀況，一直延伸到宋代「理學「的出現，由於宋代學術思想上受到佛學「本體論」的影響，宋學派分為朱熹的「道問學」，將人性分為「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而陸九淵則是「心即理論」的主張者，他認為一切現象都由心生，離開心則一切現象無存在的可能。朱熹這一派，因統治者的支持，而奪取正統的地位，陸九淵這一派，後因得到王守仁的發揚而後繼有人。然而，朱熹與陸、王這兩派，都是借經學以談「理學」，故而「宋學」在學術上所論「道學」與「心性之學」，總的來說便顯得空疏無物。明代經學學術研究也十分冷冷清清。到了清代初年，顧炎武反抗清朝壓迫，反對八股文與「宋學」，主張根據經書與歷史立論，提倡恢復東漢古文經學。，另一方面，由於政治上受清代文字獄之影響，讀書人埋頭於故紙堆做學問，乾嘉時代，被稱之謂「樸學」的東漢古文經學，在學術上得以繁榮發展。它主要分兩支，一、吳派，起源於吳縣惠周惕而成於吳縣惠棟。主張搜集漢代經師註解，加以疏通，以闡明經書大義。二、皖派，起源於婺源江永而成於休寧戴震，主張從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音律及典章制度等方面，闡明儒家經典中的大義與哲理。這吳、皖兩派統稱為「古文學派」或「清代古文學派」。「樸學」在學術上，主張由校訂解釋經書著手，擴大到史籍與諸子；從解釋經義著手，擴大到考究歷史、地理、藝術、科學等。長時期來，從「樸學」在整理經史子集古籍及史料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貢獻，肯定地說，皖派與吳派在承繼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對於儒學皖派學術之傳承皖南涇縣為漢家舊郡，人文薈萃。涇縣自古以來，教育發達，文風昌盛。儒學教育的傳統在涇縣有相當之基礎，從唐代開始，涇縣就建立起官辦學校「學宮」。王栐《重修涇學記》：「涇古邑也，自秦迄今千五百年，山川人物之秀，聲聞江左。而建學於有唐之季，儒風最盛獨先諸邑。」從明代中葉之後，除官學之外，民間也創辦了不少「書院」，作為諸儒講學之所。例如：位於縣東二十里的台泉山的雲龍書院，乃明清兩朝規模最大的儒學講學之所。另外曾創辦震山書院、峨岱書院、赤麓書院、喻義書院、藍山書院、紫山書院等。追溯明清兩代涇縣書院興盛之原因，則必須聯繫到明代王陽明「心學」在皖南地區廣泛傳播。當時，皖南寧國府、徽州府一帶成為「心學」傳播的一個重要區域。涇縣當時也包括在內。洪亮吉總纂的《涇縣誌》記載涇縣水西曾建「水西精舍」，內有專門「祀朱王二先生」之「仰止堂」。祭酒鄒守益《水西精舍記》也曾談到，在涇縣水西書院曾不止一次召開過「以訂六邑大會……每會逾三百人」這樣規模的王陽明「心學」學術研討大會。不僅陸象山王陽明的「心學」曾對宋代皖南涇縣儒學教育產生過重大影響，明清兩代的「古文經學學派」也在涇縣有很大的影響。一九九六年二月出版的《涇縣誌》（涇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一書，其中第三十章《藝文》就收有《涇縣古代著作存目》共壹千餘種書目。其中包括宋元以來涇縣當地學者撰著的研究儒學著作。如：王廷相《春秋集解》、左輔《周易本義附說》、蕭雍《詩經真詮》、包慎言《皇清經解續篇》、左佐《四書異義述二十五篇》、朱珔《說文假借義疏》、張以潤《春秋箋注》、陳寶泉《毛詩述聞三十卷》、胡承珙《小爾雅義證》、瞿檀《中庸辯》及《孟子考》、潘肇書《五禮纂要二十卷》等。說明宋代以來，涇縣籍學者受到「東漢古文學派」及「宋學」學術思想的影響，在專研儒學經典著作的基礎上，寫出了許多儒學研究著作。取得了不小的成果。據胡道靜《回憶我的學生時代》一文說：「我家的祖籍是在安徽涇縣。早在清代，我們涇縣就有考訂、校勘歷史古籍的傳統。這在清代是研究學問的主體，學術史上有一個專門的名稱，叫做『漢學』，又稱『樸學』，實際上是一種考證之學。我的同族遠祖胡承珙（墨庄）就是清朝嘉慶、道光年間著名的漢學家，他曾為十三經中的《詩經》重新註解，有著名的《毛詩後箋》問世，並被收入《皇清經解續編》。後來這門學問傳到我的伯父朴安先生手中，他成了近代聞名的文字、訓詁學家，而他的學問實得力於墨莊家法。」從這段文字可以了解到在涇縣溪頭都，胡氏家族對於傳承「東漢古文學」也即「漢學」的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承珙（1776—1832）字靜孟，號墨庄。是涇縣溪頭都人，為胡樸安胡寄塵之族祖。嘉慶十年（1805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後奉調任台灣兵備道。胡承珙研究經學專註考據之學。休寧戴震治學蔚成皖派，以文字學為基本，從訓詁、典章制度、歷史、地理等方面考釋經義。承珙崇尚戴氏治學，守漢儒家法，精於小學，工於考證。在當時，古文經學皖派之中，涇縣胡承珙、績溪胡匡衷與胡培翚，被稱為「皖派三胡」著名於時。所著除《小爾雅義證》之外，還有《爾雅古義》、《毛詩後箋》、《儀禮古今文疏義》、《公羊古義》、《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禮記別義》等。而《毛詩後箋》三十卷，是胡承珙針對東漢鄭玄《毛詩箋》一書有失《詩經》毛注大旨而著，該書問世後，被收入《續清經解》。胡氏族祖胡世琦（1775-1829）字瑋臣，號玉樵。嘉慶十九年進士，曾任山東費縣、曹縣知縣。亦主攻文字學，從音訓入手而會其通。著成《小爾雅義證考》，被段玉裁稱讚為「小爾雅之功臣也」。據胡道彤所編撰的《胡氏著述考》，收錄涇縣溪頭都胡氏先人關於儒學研究著述，除胡承珙、胡玉樵之外，另有：胡先鉅《易學提綱》、胡澤順《大易觀玩錄四卷》、《四書一得錄》、胡元輝《詩序貫》、胡世琦《三家詩輯》、《禹貢地理》、《儀禮喪大服傳大功章駁難》、胡世敦《逸周書解》、《周禮要義》、胡承譜《春秋五測》、胡承福《四書審問錄二十四卷》、《四書撮二卷》、胡世墉《大學心得錄》、胡光岱《孝經義疏》、胡先座《律呂考證十二卷》。（以上著述，部分書名見於《安徽通志》、《涇縣縣誌文苑傳》、《墨庄遺書》、《小萬卷齋文集》）。通過對涇縣溪頭都胡氏先人關於儒學研究著述之梳理考查，可以推測，由於中國古代儒學教育及科舉制度之長期推行，胡氏家族對於儒家「六經」及「四書」等古代典籍內容十分熟悉，可以說是如數家珍。他們對於先秦儒家經典的研究，先是受宋代朱熹「道問學」及陸象山、王陽明「心學」哲學思想之薰陶，後來又受清代乾嘉時期「皖派」學風之影響，主要是運用文字聲韻來解釋校訂經書史籍。溪頭都雖然是皖南地區一個小山村，然而胡氏先人能從先秦古籍及儒家典籍的熟讀研究著手，撰寫出如此之多的研究論著篇章來，對於中國古老文化之傳承，作出了自己的貢獻，給後代留下了一份寶貴的遺產，應該看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清末民國時期胡樸安所參與或發起成立的研究「國學」學術團體清代末年，許多赴歐美留學的有志之士，他門積極地學習西學新知以拯救衰敗的祖國，這並不為錯，然而，他們對於中國固有的傳統學術，卻抱著漠然處之視之如草芥全盤捨棄的態度。這就引起了許多民間愛國知識分子的憂慮，所謂「蓋學之不講，本尼父所憂；小雅盡廢，豈詩人之不懼」。他們對數千年來的故國學術文化，中華民族的根，是否會亡於一旦，可以說是愁腸百結。1905年年初，鄧實、黃節、劉師培、章太炎、陳去病、柳亞子等在上海發起成立國學保存會，並創辦《國粹學報》。其目的就是「綢繆宗國，商量舊學」，「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國學保存會，這是一個愛國革命的文化團體。據鄭師渠《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一文認為：當時章太炎主持下的《民報》，與鄧實的國學保存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繫。而《國粹學報》也登載章太炎以及其他學者宣傳國粹思想的文章。這本革命派所辦的學術性刊物，歷時七年之久未曾間斷。上世紀初葉，身處於新學與舊學交替之時代的胡樸安，1907年加入國學保存會，並參與《國粹學報》擔任編輯，該學報當時出版許多明遺民的著作，以提倡民族主義並積極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在理念上，胡樸安曾說過：「吾人確信中國舊有學問，有保存發揮之必要」。而參加國學保存會、參與《國粹學報》這二件大事，對於年青的胡樸安來說，則是奠定他研究文字學與整理國學的重要的人生實踐階段。1911年，南社姚石子在《國學叢選》第一集上發表他的論文《國學保存論》。這篇文章談到「（一個民族）乃奠居一處，領有其土地山川，演而為特別之語言文字，由語言文字演而為特別之禮俗政教，為一國之粹，而後其國乃能久存，至於學術，乃語言文字，禮俗政教之所從出也。故一國必自有其學術，謂之國學。國學存，則語言文字、禮俗政教均存，而國亦能久存。國學亡，則語言文字禮俗政教均隨之而亡，而國亦不能獨存，然則國學之不可不亟為之保存也明矣。且國存而學亡，，則其國雖存而亦必至滅亡；國亡而學存，則其國雖亡，而必能復興，是以欲保國，必先保學也。在這篇文章中，姚石子認為 「一個民族」所形成的本民族語言文字、禮俗政教及衍生出來的本民族學術文化，對於這個國家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由於在南社中有相當多的知識分子認可姚石子關於「國學保存」這一看法。於是，隔了一年，1912年（民國元年）5月，胡樸安與南社社友高吹萬、姚石子、高旭、蔡守、葉楚傖、姚錫鈞、柳亞子、李叔同、余天遂、林百舉、陳范、周偉以及非南社社員文雪吟等，發起成立「國學商兌會」，隨之《國學商兌會章程》在《太平洋報》發表，宣布該會：「扶持國故，交換舊聞為宗旨」。並發行《國學叢選》一種。該會於1915年（民國四年）時，會員已發展到一百二十人。據資料證實，到了1924年，「承學之士，入會者數百人」。可見國人對於本民族文化命脈如何保存之關心。胡樸安在《國學叢選》雜誌上不斷地撰文，就經學、史學、子學及文學提出自己的學術見解。例如：《與國學商兌會諸子論國學書》、《與高吹萬論文書》等。成為該刊物重要的撰稿人。1921年（民國十年）胡樸安在上海，與友人發起成立「國學研究社」，出版《國學周刊》一種，附《民國日報》發行。根據沈心慧教授關於《國學研究社》參加人（為《國學彙編》撰稿者）有七十三人。包括：胡樸安、胡寄塵、黃賓虹、顧實、傅熊湘、蔡璣、朱少濱、章太炎、姚石子、高吹萬、陳去病、葉楚傖、柳亞子、陳乃乾、吳承仕、蒙文通等。出版《國學彙編》，一共出了三期（共十二本）。該書1985年在台灣由胡樸安長子胡道彥出資重新出版。胡樸安發表在《國學周刊》的文章有：《尚書今古文說》、《文字學研究法》、《中國政法史略》、《整理國學芻議》、《論中國學問之特點》、《客觀的研究國學方法》等篇。胡寄塵發表在《國學周刊》的文章有：《知行淺說》、《性理淺說》、《清靜無為辯》、《老子與自然》、《採訪民間歌謠之管見》等。1928年（民國十七年）冬，胡樸安與姚石子、陳乃乾等準備發起成立「中國學會」。最初這個「以研究中國學術，發揚民族精神」為宗旨目的而成立學術社團的創意，就獲得了當時許多學界、政界人士的贊同和支持。經過兩個多月的籌備，「中國學會」於民國十八年（1929年）元旦正式成立，陳乃乾任會務部主任，姚石子任講演部主任，胡樸安任編撰部主任。應邀列名發起人者共有八十四人。據胡道靜在《回憶我的學生時代》一文中回憶中國學會參加人數達到二百六十餘人，會員涵蓋了當時中國學術界的相當多的精英。例如：丁福保、于右任、王雲五、王培孫、王西神、吳梅、田桐、何炳松、周予同、胡樸安、陳乃乾、蔡元培、鄭振鐸、陸侃如、顧實、胡懷琛、郭紹虞、高吹萬、陳去病、黃賓虹、錢基博、葉楚傖、葉恭綽、唐文治、柳亞子、呂思勉等。中國學會在成立之前已經創設《中國學術周刊》一種（附在《時事新報》發行）。中間停辦一年，1931年復刊。至1932年，因「一二八」中日戰事發生而停刊。後又因胡樸安擔任考試院專門委員，後又赴鎮江出任江蘇省民政廳長，由於公事之耽擱,致使《中國學術周刊》之編輯出版受阻。結語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二千年來，以國家「太學」到省學、縣學及民間「書院」教育研究體系，擔任研究與傳承「國學」之主體。另有「家族型」儒學傳承系統為輔，從安徽涇縣溪頭都胡氏家族，數百年來一代又一代持續不斷地學習研究儒家「詩書易禮樂春秋」及諸子百家，撰寫出為數不少有價值的儒學經典研究著述。可以看出，這亦是作為傳承傳統文化的民間基礎的一個典型。清末民國時期，胡樸安胡寄塵繼承家族遺風，以「扶持國故」為己任，積极參与並創立民間性國學研究協會，以圖保存中國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民族文化命脈，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今天，在黨和政府的關心領導下，中國傳統文化得以很好的保護，但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國學」如何進一步開發研究，發揚其合理的內涵與時代價值。雖然是一個學術問題，但仍然是大家所關心的。在這方面，仍有許多工作值得我們去思考去研究。僅提供此文，僅供參考。表述上如有不妥，敬清批評。撰文 汪欣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四日註：作者汪欣為胡樸安先生孫女婿。

龍坦胡氏代表參加上海宗親聯誼會胡樸安孫子胡傳鈞，孫女胡麥俐（前排右），孫女婿汪欣（前排中），胡道篤孫子胡家強，侄孫胡家隆和胡峻，胡新樂，胡升，胡傳勝合影。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