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偵探李開元

原載《北京青年報·青閱讀》（2015年5月5日B02版）

5月1日，在三聯韜奮書店地下一層，「楚漢戰爭」如火如荼。霸王項羽渾身浴血，走到了人生的盡頭，他看到劉邦追兵中的一個將領，大呼：「這不是我的老朋友呂馬童嗎？」項羽那是何等威風，呂馬童不敢看他，側過身去，告訴自己的同伴王翳：「這是項王！」……當然，這一幕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烏江之畔，李開元教授的講座召喚著遙遠時光中的英靈，項羽自刎前的種種細節，追殺者的真實身份，《史記》中的名篇暗藏的秘密，一一現形。這是三聯書店主辦的「楚漢之爭的歷史細節」系列講座的最後一講，說到動情處，李開元離開座位，邊講邊演，手舞足蹈，一派天真。

李開元教授的《秦崩》、《楚亡》剛剛由三聯書店出版，迅速登上了韜奮書店的銷售榜首。他在秦漢史方面的研究和寫作，既不同於學院派，也有別於一般的通俗歷史。科班出身、多年研究的紮實功底，思慮周詳、另闢蹊徑的寫作策略，為他贏得了眾多讀者，也為面向大眾的歷史寫作提供了全新的可能。

從製藥廠到北大歷史系

李開元是四川成都人，目前任教於日本就實大學，主攻秦漢史。曾經有一代人的命運因為恢復高考而改變，他也是其中之一。「我72年就參加工作了，開始是做製藥廠的工人，三班倒，摧殘人生，後來就轉做採購。」李開元告訴青閱讀記者。那時他四處跑，去山裡收購中草藥，也有機會看看三峽白帝城之類的歷史名勝，猶如今天他所酷愛的、行走於古迹之中實地勘察的一個起點。

77年恢復高考，他的數學一向很好，原本準備考理科，可臨考前被單位派到瀋陽出差，天寒地凍，大病一場，沒能上考場。半年後就是78級的考試，一番權衡，轉考文科。他精心備戰作文，父親出題，他寫，可是等打開卷子一看，傻眼了，沒有作文題……「我地理成績最好，96分，數學、歷史都是80多分，最差的是語文，我懷疑沒及格，這簡直是個笑話，我沒敢報中文系……」好在總成績出來，選擇餘地還是非常大。那個年代，最熱門的專業是文史哲，李開元最終考入北大歷史系。

兩位影響最大的恩師

那時，坐鎮歷史系的是鄧廣銘、周一良兩位老先生。李開元參與社團活動，是活躍的學生，和老師們多有交往。「周先生是洋派，去之前要先打電話，幾點到，什麼事，說完走人。鄧先生則很喜歡和學生聊天，畢業後，也是他分配我去給田餘慶先生當助教。」

去年年底，田餘慶先生逝世，他在魏晉南北朝史、秦漢史方面的貢獻有口皆碑，其治學方式及《說張楚》等名篇更是對李開元的學術道路有直接影響。他說：「我在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的開頭提到了田先生的課，他從《漢書》記載的『高帝五年詔』，看出了漢初社會的重大變化，以前誰都沒注意到。田先生的眼光非常好，他提醒我，可以從軍功受益階層的角度去做仔細的研究。」

1986年，李開元得到了豐厚的日本文部省獎學金，赴日留學。他與西嶋定生教授淵源深厚。當時西嶋教授已經從東京大學退休，去就實大學任教，委託弟子尾形勇指導李開元。後來，西嶋從就實大學退休，李開元接任了他的教職。「我在北大時就看過西嶋先生的書。」李開元說，「他以二十等爵制來分析秦漢帝國的構造，體系宏大，在方法論上對我很有啟發。原先我也是想把西漢做出一個模式，然後用這個模式、這個規律來解釋秦以來的歷史。而具體的研究我是從軍功受益階層入手，這是一個可以貫通中國兩千年的概念。」

從「歷史科學」叛逃

80年代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崇尚科學也是人文學科的風尚。「歷史是一門科學」，要尋求規律。李開元也深受影響。他從考證起步，第一篇文章是《司馬遷受刑年代考》。他說自己「打開局面」靠的是歷史理論，他打著當時時髦的控制論和系統論的旗號，提出了史學的層次模式論。他的博士論文《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瀰漫著考證與統計，是計量史學的做法。但是論文做完，他對「歷史科學」產生了疑問。

「就計量而言，古代數據是不全的，而且按照科學的要求，結論需要檢驗，而歷史不可檢驗。漢帝國的軍功受益階層，我只做了西漢六十年，但即使做完，也就是一個有價值的認識工具，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各個朝代，但不能說它是真理，是規律。而且用同樣的方式反覆做下去，是不是好？是不是應該換一種方式？」

李開元思考的結果是從「科學」叛逃，「歷史學是有科學基礎的人文學科，而歷史規律是一個非常需要謹慎的東西。」這一逃就回到了源頭，他要「師法司馬遷，打通文史哲」，他回到了《史記》所代表的敘事史學，其集中體現，就是《秦崩》和《楚亡》。

探求新的歷史寫作方式

《秦崩》是在從前中華書局版的《復活的歷史》一書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增補了新內容、注釋和歷史地圖，而《楚亡》是首次推出大陸版，可以看到用文學填補歷史空白的嘗試。這是兩本在當前中國的歷史寫作中很難被歸類的書。秦帝國崩潰、群雄並起、楚漢相爭的複雜歷史，得到了清晰的梳理。作品以歷史人物為中心，融入了山川地理、戰爭實況、時代風貌等方方面面的描述和分析，史籍中某些一筆帶過之處得到了詳盡闡發，流暢的文字背後，是對文獻、考古、歷史地理、實地考察乃至合理推測、個人感悟等多種手法的綜合運用。最終，秦漢大轉折時代——或者如李開元所說是「後戰國時代」，以一種新的面貌呈現出來。

在李開元為這兩本書列出的參考書目里，除了中國史籍和相關研究著作，還包括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等外國作品，它們在作品的「敘事」和「文學性」上提供了幫助。多方參考，他終於找到了自己敘述歷史的方式，計劃中的《漢興》也能依樣寫下去。「2007年《復活的歷史》出版，雖然在讀者中有反響，但對學界沒有什麼震動，這次的兩本書出來，我感覺有一些變化，起碼大家覺得這是一種新的解釋方向。讓別人接受，需要自己的努力，也需要時間。」

其實，如果除去民間的通俗歷史寫作，在我國史學界很難看到所謂「敘事史」，它似乎不合於當前的學術規範和學科制度。李開元期待同行者，但對此並不樂觀。「現在的學術規範，有利於你在既定道路上深入地走下去，但絕對妨礙你的學術創新。統一的學術評估標準，限制了敘事型作品的存在。」

考證的基本思路，和偵探小說一致

李開元有一個說法——「3+N的歷史世界」。史實是第一歷史，是存在過的往事；史料是第二歷史，是古人留下的訊息；史書是第三歷史，是基於史料的論述。在這三個基礎上衍生出來的歷史作品，則屬於「N」。

「《秦崩》《楚亡》，我認為我和司馬遷站在同一起跑線上，這是史書。」李開元笑道。而《秦謎——重新發現秦始皇》，則被他歸入「N的歷史世界」，因為在這本書里，他化身「歷史偵探」，採用的手法是推理。

秦始皇真如傳說所言是呂不韋之子嗎？秦始皇的皇后是誰？秦始皇為什麼不立太子？陳勝吳廣起兵時為什麼要打著秦公子扶蘇的名號？……李開元嘗試依據史料進行合理推測，最終是勾勒出秦帝國外戚集團的基本面貌。「我喜歡偵探小說。考證就是基於形式邏輯的推理，和偵探小說一致。我們用存留的一些材料，恢復當初的歷史，不就像偵探根據現場的蛛絲馬跡來複原案件嗎？」

他曾經和恩師田餘慶先生探討歷史推理問題。「田先生的論文和別人不一樣，夾敘夾議，有的就是在推理，但他非常謹慎。我和他談過這個。田先生說，開元，我是在推啊，但我是從這到這，你是從這到這……你膽子大。」李開元一邊說，一邊在桌沿上比划出兩條不同長度的線段，呵呵笑了起來。「我們地位比較低，膽子就大。田先生會告訴你，我有這個材料，這個我是推的。我也是這樣，我告訴你這是推的，對不對，你自己判斷。而且，我並不是要給你一個正確結論，我給你一個在現今情況下可能的、合理的解釋。如果有新的材料，你可以說我是錯的。」

李開元想過索性把《秦謎》寫成推理小說，黃易的《尋秦記》、約瑟芬·鐵伊的《時間的女兒》等與歷史有關的文學作品，他都讀過。但他又覺得寫成小說會削減書的可信度，於是放棄。在要不要寫小說這件事上，看得出他有好奇心有興趣，但也不乏顧慮和猶疑。「3+N的歷史世界，N意味著離原初越來越遠，但也越來越有趣。如果有一天真的寫小說，就要徹底打開來寫。」

成一家之言

李開元的偶像是司馬遷。在魯迅的定評「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外，他又加上一句，「諸子之別家」。在他看來，司馬遷是「後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之一，用《史記》記錄的歷史事件和故事「成一家之言」。

或許，李開元的寫作也是當今史學界的「一家之言」。歷史學家在時間中漫遊，也將自己交給時間去審查。李開元在三聯的講座中說過：「立言者有三種境界，第一是流星，轉瞬即逝；第二是行星，要藉助其他星體的光芒；我們最希望的是第三種——恆星，自身發光，但長時間才能抵達。也就是說，需要經受時間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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