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新進展—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文化大革命」剛一結束，如何對這段歷史進行總結的問題，就帶著強烈的政治性和急切的現實性的要求提到了中國人民面前。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導下，我們開始認真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可以說，中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正是在吸取了這場劫難的沉痛教訓的基礎上所給予的歷史補償。在對「左」的災難痛定思痛的歷史反思中，「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它的入史過程。這一過程已在許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至今仍在進行之中。一、研究情況概述這20多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工作，是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而逐漸展開的，大體可以分成這麼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撥亂反正階段（1976年10月至1981年6月），從粉碎「四人幫」到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階段，報刊公開發表的文章，大都是以揭批「四人幫」，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罪行為主題展開的。通過系統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各種錯誤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混亂的理論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種重大冤假錯案相繼得到平反，澄清了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還歷史以本來面貌，一些鮮為人知的「文革」台前幕後的情況得以披露出來，使人們對「文化大革命」的破壞性有了觸目驚心的感性認識，實際上起到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但整體來講，這一時期的文章還不能說是研究性的，但為學術研究工作的開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礎。第二階段是從政治上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階段（1981年6月至1985年底），從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到1985年底整黨結束。《決議》集中全黨智慧，對「文化大革命」作了「徹底否定」的政治定性。隨著對「文化大革命」的徹底否定，全國各地在整黨運動中，對「文革」的遺留問題，以及「三種人」進行了徹底的清理。圍繞著學習宣傳《決議》和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全國學界出現了在理論上探討「文化大革命」性質、起因、危害的研究熱潮。報刊上陸續發表了大量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章，相繼出版了十幾本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專集，並且出現了大量以「文化大革命」為題材的文學作品和「紀實文學」。雖然，大多數文章基本還是停留在對「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否定和對《決議》觀點的闡釋方面，但少數學者開始觸及到了學術研究的層面，對「文革」分析的學術含量增大，並對「文革」中的一些史實進行了廓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論析》，是這一時期質量較高的學術專著。由於文學作品受到的限制較少，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傳記文學、紀實文學作品迭出，有些是嘩眾取寵之作，而從史學方面進行分析研究的有學術價值的成果還比較單薄。儘管學者們曾有《三國演義》壓倒了《三國志》的感嘆，但不能否認，此時的文學確實起到了啟動史學研究的功能，對「文革史」研究的開展確有開拓之功。第三階段是「文化大革命」開始進入學術化研究階段（1986年至1990年）。80年代後期，「文革史」的研究開始從政治化轉入學術化，從一般性的總結歷史經驗擴大到了對社會歷史背景的深層次反思，出現了「文革」研究空前的活躍趨勢。其表現為：1.加強了對問題研究的分析力度。在政治上徹底否定「文革」後，在學術上形成了探討「文革」的歷史規律性的研究熱點。2.研究視野更為廣闊。開始從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歷史文化傳統和國際共運等多方面的角度探討「文革」發生並延續十年之久的原因。3.整理了一些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內部研究資料。最具代表性的是國防大學政工黨史教研室整理的三卷本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另外，周明主編的《歷史在這裡沉思》（華夏出版社），彙集了當時平反「文革」冤假錯案的有關文章，有很高的史料價值。4.除黨史、歷史學者外，許多政治學、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文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也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出了一批質量較高的學術論文，據統計，僅1986年這一年，報刊上就發表了「文革」學術研究論文40餘篇。在研究性專著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王年一著的《大動亂的年代》。這一階段，「文革史」研究的開展，有著為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提供歷史鏡鑒的現實動因。第四階段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深入階段（從90年代至今）。90年代至今的「文化大革命」研究，雖在形式上沒有80年代後期的火爆，但工作比較紮實，廣度和深度都有了新發展，借鑒和運用了許多新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特點是：1.權威部門公開了許多有價值的、準確的資料。《周恩來年譜》、《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基礎資料書籍的出版，中央文獻研究室等權威研究部門出版的《周恩來傳》、《劉少奇傳》等領導人傳記，以及一些部門出版的專史，都披露了大量新史料，擴大了「文革史」的史源。2.「文革史」研究的領域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從政治史的研究，逐漸擴展到經濟、文化、外交、社會等領域。《當代中國》系列叢書，以及各部門和研究者相繼出版的經濟史、外交史、軍事史、思想史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對「文革」時期都辟有專章。特別在部門史、省別史、省黨史方面有關「文革史」的研究進展較大。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有關「文革」的部分，在《歷史決議》的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3.引入了許多社會學、文化學、口述史學的研究元素，研究方向開始從宏觀描述進入到了個案研究，論述方式開始從政治論斷進入了學科語言，使「文革史」的研究更加精確化。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和有關事件的敘述中，多有學者參與，使其記述的準確性和論述質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一些有關事件的微觀研究和實證性研究成果已經越來越為學術界所重視。4.出版了一些專著和論文，學術觀點呈現多元化趨勢。在專著方面具有代表性是席宣、金春明撰寫的《「文化大革命」簡史》。這是經中央黨史權威部門正式審定，正式報批出版的第一部「文革史」專著。在「文革史」的探討中，比較令人矚目的是新出現了一些明確不同意「徹底否定文革」的新觀點。這些文章試圖對一些已經在政治上被否定的東西重新進行詮釋，並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有關「新左」傾向的爭論。在互聯網上，關於「文革」的各種觀點更是令人眼花繚亂。這說明，「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在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上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二、「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歷史決議》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權威性論斷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這個說法是對「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的徹底否定，是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的「反帝反修說」提出的，同時也是對「文革」結束後的「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上層權力鬥爭說」、「反革命宮廷政變說」等等諸說的回應。《決議》的論斷，得到學術界的積極回應和補充。進入90年代以後，隨著研究的發展，一些學者指出「內亂」的定義已難以滿足「『文化大革命』史研究逐步深入的需要。」對「文化大革命」的準確定性，應該「在《歷史決議》指導下，進一步深入探討。」（註：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這種探討，在國內基本上有兩種傾向：一種是補充和發展《決議》，也即堅持對「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予以徹底的否定。這是主流傾向。另外一種傾向是一定程度的肯定「文化大革命」。其情況比較複雜。一種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反對官僚主義的群眾運動。這是有感於當前社會腐敗現象嚴重的懷舊心理的反映。另一種則認為，「文化大革命」的實踐應予否定，而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則應作具體分析，不能全部否定。有的人認為當今中國「走資派還在走」的現象仍然存在，甚至對《歷史決議》提出質疑。在海外，90年代以後對「文化大革命」定性的研究則由「權力鬥爭說」發展到「社會衝突論」、「兩個文化大革命說」。此說認為，上層的「文革」是權力鬥爭，下層的「文革」是群眾反官僚、反特權，爭取自己的利益的鬥爭。國內學者普遍不認同「兩個文革說」的觀點，認為這是「上層權力鬥爭說」的變種，是不顧史實的主觀想像（註：劉志男：《「文革」時期歷史研究座談會概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金春明撰文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生的空前規模的特殊政治運動，從群眾運動的自發性、獨立性的分析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中群眾的抗爭與反抗所謂「暴政」是「性質不同的兩件事」（註：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關於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與全面認識「文革」十年的歷史。《歷史決議》的觀點認為，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都必須徹底予以否定，但是要徹底否定的只是「文化大革命」這個運動本身，並不是凡是那十年當中所發生的一切都要加以否定，更不能把那十年說成是一團漆黑。因為決定這十年歷史發展的因素，除了占支配地位的全局性「左」傾嚴重錯誤以外，還有正確和錯誤的矛盾、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以及其他種種影響歷史發展的因素和力量。要科學地看待「文化大革命」，首先應看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主體仍然是黨和人民群眾。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群眾基礎，中國共產黨才能用不長的時間找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註：胡繩：《必須科學分析和研究歷史經驗》，《真理的追求》1990年第4期。）。一些研究者指出：從發展趨勢上看，「文化大革命」時期歷史的主體仍然是黨和人民群眾。這表現在「文化大革命」發動前後遇到的初步抵制，運動中黨和人民的覺醒和自覺鬥爭。黨和人民為結束這場內亂所作的不懈努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動亂的破壞，是結束這場災難的基礎力量。研究者指出：解決這一問題有助於更準確地認識和把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進程、趨勢以及它最終失敗的必然性，更全面地總結和吸取歷史經驗教訓（註：薛鈺：《全國社會主義時期黨史學術討論會述要》，《中共黨史研究》1994年第6期。）。三、「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對「文化大革命」起因的研究，是「文化大革命」研究中的一個重大理論問題。20多年來，理論界在「文化大革命」成因方面提出的觀點很多。金春明將其概括為「階級鬥爭必然說」、「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封建遺毒說」、「毛澤東帝王思想說」、「奸臣禍國說」、「烏托邦碰壁說」、「群眾反官僚主義說」、「中西文化衝突說」、「人性獸化說」、「『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等10種說法。席宣、金春明提出的「三個交互作用」的觀點（「『左』傾理論和『左』傾實踐的交互作用」、「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國際反修和國內反修的交互作用」），認為：「三個交互作用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現實生活中是緊密結合在一起，互為條件、互相促進的，形成一股難以抗拒的巨大潮流。毛澤東既是這潮流的帶動者和指導者，同時他本人的思考和行動又受著這一潮流的推動，而不斷地走向『左』的極端。」（註：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版。）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錯誤的趨向暫時壓倒正確的趨向的結果。這兩種趨向存在於整個黨探索自己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近來有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擴大化錯誤不斷發展的惡果，從「左」傾錯誤發展的角度來講，「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具有必然性。但是，「左」傾錯誤的發展在1966年、以「文化大革命」的形式表現出來，則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註：張化：《二十年後對「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關於「文化大革命」發動的主觀原因。國內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文化大革命」發動的總根源在於毛澤東的「左」傾錯誤。有論者說，毛澤東犯了三個重大錯誤：一是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的錯誤；二是在建設社會主義上的錯誤，三是個人專斷。正是這些錯誤的存在和發展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註：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還有學者認為：重用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也是毛澤東犯錯誤的一項內容（註：於南：《「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和這一歷史時期的特點》，1984年11月河北省中共黨史研究會編印：《中共黨史社會主義時期專題文集》（下冊）。）。對於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上的「左」傾錯誤，胡喬木在《中國為什麼犯二十年的「左」傾錯誤》一文中，從五個方面予以說明：1.認為中國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以超常速度發展；2.相信經濟建設不能離開階級鬥爭；3.追求某種空想的社會主義目標；4.國際環境的惡化和對於國際環境的過火反映；5.中國的文化落後和民主的缺乏。這一概括相當精到。二、「文化大革命」發生的政治體制原因。鄧小平首先提出了「文化大革命」錯誤和當時制度上的弊端有直接關係（註：《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頁。）。有研究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組織、活動均是超出憲法和法律範圍的一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而當時的政治體制不但無法制止「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反而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條件（註：任嚴波：《我國理論界關於「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討》，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報》。）。有的學者把當時我國政治體制的弊端總結為幾個方面：1.黨政不分，以黨代政；2.決策結構和決策方式上的少數人決斷；3.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受阻，造成信息失真；4.各種權力機構間缺乏監督和制衡；5.缺乏法制觀念和依法治國的措施；6.幹部體制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等（註：鄭謙：《從「文化大革命」的發生看領導體制、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黨史通訊》1986年第10期。）。對體制弊端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是否有必然的聯繫，研究者的看法不盡相同。多數學者提出，許多社會主義國家過去都遇到過政治體制特別是領導體制僵化過時的問題，但那裡並沒有發生類似「文化大革命」的運動，可見並不單是體制的原因。近年來，國內不少學者注意到了毛澤東對高度集中的社會體制弊病的覺察，對官僚主義者的不滿，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想通過發動群眾運動的「大民主」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次不成功的嘗試。三、「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經濟原因。「文化大革命」是在把一切社會資源高度集中在國家手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發生的。這是從「文革」發生的制度背景上講，至於具體動因，有論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個動因，是對當時的經濟體制不滿意，並試圖矯正這種體制的僵化性。還有論者認為，毛澤東錯誤運用政治方式來解決經濟問題，目的是為了推行他對經濟發展的基本主張，這也是「文化大革命」發動的原因之一。還有學者從經濟發展戰略上進行分析，認為「三五計劃」後來轉到以戰備為中心的「三線建設」，實際上體現了毛澤東調整工業布局的思路（註：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學術討論會觀點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毛澤東想通過「文化大革命」，抓革命、促生產，找到一條更快、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註：任嚴波：《我國理論界關於「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討》，1986年11月21日《工人日報》。）。研究者大都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與毛澤東追求的社會理想目標是密切關聯的。在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提出的「五七指示」是「帶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義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構想」，這是書中最有價值的判斷之一。四、「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文化原因。首先是封建思想影響的問題。有論者指出：中國的封建社會漫長，對當代中國的影響很大，包括社會關係的非民主化、經濟關係上強調集權、政治關係上的皇權思想、文化關係上推行「愚忠」。在這種社會背景下，試圖實現以平均為特徵的小農經濟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文化大革命」的動機之一。反對意見認為，封建思想殘餘在我國現代社會思想領域並不佔主導地位，當時的個人崇拜有其形成的特殊背景，不能與「愚忠」相提並論（註：張化：《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研究綜述》，《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5期。）。其次是黨對社會主義認識誤區的問題。論者一般認為，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理論準備不足，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沒有完整的認識，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社會歷史原因（註：叢進：《「左」傾社會主義觀和「文化大革命」》，《黨史研究資料》1987年11月；張天義：《「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遼寧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在研究中，其一是對造成認識誤區的幾個基本理論概念的分析認識，如關於「繼續革命」的問題，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關於對「資產階級權利」的誤解等等（註：參見：龔育之：《關於「繼續革命」的幾個問題》；席宣：《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石仲泉：《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權利」和毛澤東對它的誤解》等文章，《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其二是從發生學的角度，分析黨和毛澤東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誤區如何發生如何深化的過程（註：參見：林蘊暉：《黨對社會主義認識的誤區與「文化大革命」的發動》；杜蒲：《左傾理論與對社會主義曲折認識的關係》等文章，《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五、「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國際原因。一是從國際共運角度的研究。主要觀點有：1.國際共運史上沒有正確處理領袖和黨的關係，對我黨產生了消極影響（註：張天義：《「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原因》，《遼寧大學學報》1990年第4期；王福如：《國際共運對我黨的消極影響》，《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2.我黨沒有正確認識當代國際共運中出現的新問題，對於戰爭、和平、革命形勢問題缺乏科學的判斷（註：張化：《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黨史研究綜述》；金春明：《「兩個文革說」與「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等文章。）；3.黨對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誤解，在1957年後走到了一條既不同於蘇聯舊模式，更不同於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道路（註：鄭謙：《當代社會主義改革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另有學者分析了毛澤東對國際共運形勢發生嚴重錯誤認識的幾個方面：對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嚴重誤解，以「左」傾觀點評判別國黨的內部事務，中蘇論戰和國際反修鬥爭（註：譚凝：《試談毛澤東對當代國際共運形勢的判斷和「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回首「文革」》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二是從冷戰史角度的研究。一些學者指出，「除了國際反修鬥爭的開展以外，冷戰的國際環境和中國主要領導人對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也是不容忽視的方面。『打倒帝修反』、『推進世界革命』曾經是中國在國際活動中的基本方針。」（註：張化：《二十年後對「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另外，世界範圍中民族主義國家的興起，全球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西方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的失敗，西方國家的反戰運動，也使中國領導人感到世界革命的振奮。當時黨中央在國內採取的促使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政策，都與對國際冷戰形勢的估計有關。六、「文化大革命」發生與現代化社會轉型。近來學界提出了從社會現代化角度重新審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把「文革」視為一場具有變革意義的社會運動，考察這場運動本身提出的問題與這一進程的關係。一些學者提出，應研究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關注的問題：社會平等與公正；加速消滅城鄉差別；構建純潔的意識形態；教育改革；青年的道德教育；建設新文化等。有論者指出，從現代化角度審視「文化大革命」時應考慮中國在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明程度等方面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不同。此外，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對中國現代化的認識程度如何？在「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中，改革原有體制、反對官僚主義的考慮佔多大比重？實際效果又怎樣？也是應予注意的（註：張化：《二十年後對「文化大革命」的再思考》，《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七、關於毛澤東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運動方針。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運動方針是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許多研究者認為，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革」沒有什麼明確的「戰略部署」和具體計劃。「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幹什麼，達到什麼目的，採取什麼步驟，都是不明確的。毛澤東對運動的領導是因勢利導，實際上一方面輕舉妄動，一方面隨波逐流，成了不計後果的臨時應付（註：王年一：《「文化大革命」第一階段述評》，《黨史研究資料》1984年第10期。）。每當運動進入膠著狀態時，毛澤東總是從貫徹他的「大破大立」的社會理想出發，把階級鬥爭推到一個更高層次（註：王海光：《從革命到改革》，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四、「文化大革命」期間黨和人民的鬥爭「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的鬥爭，是「文化大革命」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這些鬥爭有來自最高領導層的，也有來自各級幹部和廣大群眾的。他們「時而公開的，更多的是默默地自行其是。」（註：《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有論者認為，這些鬥爭實際上是堅持黨的領導（註：邵華澤：《正確分析和認識「文化大革命」》，《偉大的歷史文獻》，紅旗出版社1981年版。）。大多數研究者認為，要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中真正的主角是黨和人民（註：胡繩：《關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黨史研究》，《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3期。）。「文化大革命」中黨和人民的鬥爭特點有：黨的正確發展趨勢和錯誤發展趨勢同時並存，相互滲透（比如與毛澤東晚年錯誤共存的也有正確方面，也「代表了黨的正確方向」（註：朱體舉、那桂林、姜夢華：《如何看待十年內亂中的黨》，《黨史資料通訊》1981年第18期。））；黨和人民的鬥爭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表現形式；黨和人民的鬥爭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註：參見：鄧力群的《介紹和問答——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席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內亂》，《中國共產黨七十年專題講座》，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年1月版。）。近年來隨著史料的發掘和研究的深入，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僅在時間的起始點上向前推進了，而且擴大了原有的研究範圍。就研究鬥爭的歷程而言，目前國內學術界普遍提及的、具有較大影響的主要有8個事例：（一）彭真主持擬定《二月提綱》。這是在「文化大革命」醞釀階段對在學術領域開展政治批判運動的最初抵制。（二）「文化大革命」發動過程中，派工作組到學校領導運動。這是將運動置於黨的領導下的措施。（三）在1966年11月公交座談會上，一些中央和地方的領導幹部反對在公交戰線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四）1967年「二月抗爭」是老一輩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奪權階段進行的一次重要鬥爭。（五）1972年前後周恩來領導的批判極左思潮的鬥爭。（六）1975年鄧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頓，這是黨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進行的又一次重要鬥爭。這場鬥爭的實質是要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七）1976年四五運動，是人民群眾自發抵制「文化大革命」錯誤，反對「四人幫」的集中體現。（八）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從危難中挽救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五、「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對「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經濟，國內學術界進行了較為細緻和全面的研究。關於「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劃分，目前學術界大致分為3個階段：(1)1966年下半年經濟建設由上升開始出現逆轉，1967年到1968年為第一階段，基本特點是國民經濟受到社會動亂的破壞而急劇惡化；(2)1969年至1973年為第二階段，基本特點是國民經濟逐步恢復計劃控制，生產建設在恢復的過程中有所發展；(3)1974年後為第三階段，基本特點是「批林批孔」運動開展，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國民經濟計劃遭受極為嚴重的災害，整個國民經濟陷入十分困難的境地。另一種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時期前5年的國民經濟，從急劇惡化到緩慢恢復；後5年的國民經濟，從畸形發展和調整到起伏動蕩（註：馬洪等主編：《當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有論者指出，「文革」十年中經濟上的每一次起伏，都同政治上的干擾和反干擾、破壞和反破壞密切相關。這表明，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沒有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註：陳雪薇：《經濟建設的停滯、倒退以及歷史教訓——評「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經濟建設》，《十年後的評說》，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一些學者還具體指出了十年動亂給國民經濟造成破壞的主要方面：國民經濟各部門主要比例關係遷延性的嚴重失調；積累與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地區產業結構比例失調；經濟效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發生赤字等（註：參見李成瑞：《十年內亂期間我國經濟情況分析》，《經濟研究》1984年第4期；馬洪等主編：《當代中國經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近來有論者通過對「文革」中國民經濟的發展數字的分析，對國民經濟達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說法提出了質疑。認為「文革」初期的經濟可以說是達到了崩潰的邊緣，但縱觀十年的情況，經濟還是有所發展的。在看待「文革」中的經濟情況時，大部分學者不贊同孤立地用數字說明「文革」經濟發展的觀點。持此論者指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三大危機：即單一公有制和行政管理軍事化的經濟體制危機，教育水平繼續下滑和輕視知識分子的人力資源危機，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物資短缺和人口逆向流動的貧困化危機。認為說「文革」經濟陷入崩潰的邊緣，是指國民經濟不能正常運轉，宏觀管理混亂、微觀發展動力不足的僵化狀態而言。這是比具體數字更具根本性的問題（註：王海光：《「文化大革命」學術討論會觀點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六、「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外交「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外交同樣受到「文革」「左」傾理論和實踐的嚴重影響。然而它相對於其他國內工作，則最早得到糾正和發展。因此，學術界普遍認為：「『文化大革命』對中國外交工作的干擾，比之對國內工作的破壞，程度要輕、時間要短。」（註：石志夫、徐昕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關係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6月版。）就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研究者們較少探討「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外事工作一度出現的混亂局面，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有關於70年代前期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的內容。「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都受到「左」傾思想的嚴重影響。「打倒帝、修、反」是這一時期的「左」傾外交思想。研究者認為，林彪、江青、康生等極左人物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前的外交路線，認為是「三降一滅路線」，主張外交工作要做下層，重心要放在駐在國人民群眾方面。與此相對應，在外交實踐中採取「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做法，發展到1967年甚至出現了「三砸一燒」的惡性事件，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國際地位受到嚴重損害（註：鄧力群等主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5月版。）。有論者分析了「文革」造成的中國外交失態的三個方面：(1)世界革命的觀念成了現實的號召；(2)國內動亂造成的外交方面無政府狀態，在外交活動中強加於人；(3)強調世界革命招致更多國家的疏遠（註：謝益顯主編：《中國當代外交史》，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這一階段中蘇關係進入最低谷，1969年初發生珍寶島流血衝突事件。研究者大都認為，中國對於蘇方不斷挑起的邊境事端，有一個忍讓、準備和反擊的過程。有學者認為，毛澤東將中蘇邊界問題納入其對外戰略之中，作為鬆動對美關係，聯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鬥爭手段，利用邊界問題制衡進而掌握對蘇外交的主動權。珍寶島事件的後果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澤東對外戰略的調整（註：李丹慧：《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緣起和結果》，《回首「文革」》，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1969年「五一」勞動節，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會見了一些外國駐華使節。從此，中方開始主動修復對外關係，於是才有了70年代初期中國外交新局面的打開。關於70年代打開中國外交新局面的研究，大多數論者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相機調整外交政策的產物。近年來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中美關係的解凍。這個方面的研究，學者們起步較早，研究得較為充分，論文和著述都比較多，包括解凍的歷史原因、起始時間、實現過程和歷史影響等問題都有比較詳細的研究（註：參見：裴堅章主編的《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和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熊向暉的《打開中美關係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外交部外交史編輯室編寫的《打開中美關係的歷史進程》，《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王炳南的《中美會談九年回顧》，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年版；王國權的《跟隨周總理搞外交》，《研究周恩來——外交思想與實踐》，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版；王杏芳、金正昆的《尼克松主義的主要內容及美國的戰略調整》，《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3期；資中筠的《緩慢的解凍》，《美國研究》1987年第2期；宮力的《跨越鴻溝》，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張保軍的《論中美關係的解凍》，《北京黨史研究》1993年第3期。）。論者認為，中美關係的緩和，是打開外交新局面的帶關鍵性的一環。二、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和第二次建交高潮。目前學術界對這場鬥爭的過程、意義等方面作了一些分析，認為中國這個時候對第三世界的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都給予了支持，同第三世界國家友好合作關係得到發展，是70年代形成新中國又一輪建交高潮的重要因素。三、關於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學術界對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由來、形成以及它的內涵和作用進行了研究，認為它對世界格局的分析雖然在理論上有不合乎實際的方面，但在指導外交工作的實踐中起到了積極作用（註：參見：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李向前的《從「中間地帶」論到「三個世界」的劃分》，《環球同此涼熱——一代領袖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李海文的《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由來及形成》，《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宮力的《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歷史考察》，《黨的文獻》1993年第4期；牛軍的《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研究綱要》，《晚年毛澤東》，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黨史研究與教學20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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