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降服歷史，就降服故事

（本文系我為上官亂新書《這樣走，才能看見真台灣》所作序言，海南出版社2016年6月上市。）

「之所以有那麼多人談論記憶，因為記憶已經不存在了」。皮埃爾?諾拉此話印證了一個邏輯：事件或現象要先消失，才能進入人們的意識。但對台灣而言，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不曾擁有記憶。別有用心的教化、無本之木的想像或者風掠過露珠的遊走，不是記憶。我們既然還沒有記憶，也就談不上忘記。這未免顯得尷尬，台灣，無論政治經濟還是歷史文化，都與我們血脈相連，猶如河水與河岸，花瓣與花蕊。對台灣的記憶空白，如同與手足在襁褓間就失散。

此書正是要對我們的記憶空白進行一次挑釁。作者上官亂用上百個故事告訴我們，大陸人關於台灣的歷史記憶與現實記錄如何成為可能。而我們，又如何在她用故事展開的邀請下，進入一條自己修築的記憶之路。

從語言存在開始，故事就在被講述，如果不是故事，文明早已消亡，就像沒有空氣人類無法存活。

可故事不是那麼好降服的，它們就像傷心欲絕萬念俱灰的情人，獨自躲在暗夜小屋，既不發光，也不發熱。但故事總有一天會被熱愛它的人找到，並且擊破其冰雪的外殼，釋放其內在的火焰。

人們常認為，故事一旦發生就不可更改。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就如奧維德《變形記》中的人物，被命運變成動物、植物、星星或石頭，故事也一樣，它被不同的講述者變成各種形狀。對一個故事而言，最重要的不在於它本來是怎樣的，而在於它是如何被講出來的。這並不是說，講故事的人可以無視歷史或當下的真實，任意用自己的青銅來穿刺猶如敵人的素材，而是要強調，講故事的人應該憑藉自己的靈性，為聽眾喚出故事中最鮮活、最動人，甚至最令人痛苦的部分。

關於台灣故事的講述，作者幹得不壞。她像個勤奮的織婦，將歷史絲線理入殘機，竟成錦繡匹段；又像個謙虛的土地測繪員，用眼睛與雙腳丈量繁華都市與清平小鎮，並且立下界石；更像一個行乞的上古採風之官，從活生生的台灣人身上，通過觀察與傾聽、問詢與採訪，乞得他們最寶貴的財富——對過去的回憶以及對當下的感知。

她寫華西街神秘而傳統的私娼寮，也寫文萌樓那些站在懸崖邊永不妥協的公娼們；寫政權如流水更替的新北，在那裡，各種族與移民猶如秋葉飛落大地；寫南投縣緬北孤軍居留的「雲南飛地」，在那裡，人們「燒死地上的蟲喲，燒去心中的苦」；寫綠島的白色恐怖與藍色孤獨，更寫先後為日軍、國軍、共軍、美軍作戰的台籍士兵，他們被拋入歷史，彷徨於無地。

持平而論，此書也有缺陷。作者的歷史知識不夠飽滿，因此往往缺少歷史學的想像力。比如書中提及媽祖廟借貸活動，頗覺新奇，卻不知在中國傳統社會，宗教與經濟的關係本就密切。據美國學者楊聯陞考證，國史上有四種籌措金錢的制度，分別起源於佛教寺院。這就是當鋪、合會（民間信用互助）、拍賣以及出售彩券。佛教寺院擁有並經營當鋪可遠溯到5世紀；合會至遲到唐代就和寺院密不可分；圓寂僧侶的私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賣；元朝時代寺院也已發行彩券來籌取基金。

在把握歷史脈絡上，作者也有些力不從心，以致全書結構略顯鬆散，單看是漂亮手指，合什卻不能形成手掌。歷史敘事與講歷史故事似同而實異，前者不僅需要與後者相同的行雲流水的敘事本領，更注重綜合與分析，自過往廢墟中重建歷史大廈。單純的歷史故事仍可能迷人，但易流於碎片化，因此缺乏力量。

我既應承作序，行文及此，只能勉力勾勒出眼中台灣四百年之歷史圖景，以報作者與讀者。

在清以前，台灣並未正式列入中國行政區劃。元代始在澎湖列島設巡檢司，明代沿襲元制，但台灣島始終未入版圖。1624年荷蘭人入侵，稍後西班牙人也來了，南北對峙。1642年荷蘭人打跑西班牙人，20年後又被海商或海盜頭子鄭成功打跑。鄭成功出生在日本，是中日混血兒，很難說是漢人的民族英雄。鄭成功打台灣，主要受清廷遷界令逼迫，另外也出於海商逐利天性，需要基地。鄭成功之子鄭經淫蕩而無能，他可守台灣20年，只因清廷攘外必先安內，且清帝根本沒把台灣當回事。1684年康熙聽從施琅建議，將台灣納入福建省，台灣至此成為滿清這個內亞帝國的一部分。滿清統治台灣220多年，起先190多年裡，基本實施隔離政策，在牡丹社事件後始真正經營台灣，中法戰爭後，台灣更升為行省。晚清大員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三人算台灣近代化的開山功臣，但他們加一起的貢獻，也許都不如1895年佔領台灣就此成為亞洲第一個殖民主義帝國的日本。日本佔台50年，試圖同化乃至皇民化台灣，由此，台灣漸漸步入近現代，卻也收穫歧視與血淚。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旋即迎來黑暗的二二八事件。國民黨高壓威權統治持續到1960年代末，在1970年代初，蔣經國嘗試溫和的政治改革，及至美麗島事件後，黨外運動終於不可遏止。台灣於1980年代中後期啟動民主轉型，並在1990年代中期初步轉型成功。

台灣的威權政治轉型確在蔣經國任期內啟動，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如果沒有從《自由中國》到《美麗島》為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努力奮鬥，很可能就沒有報禁的開放；如果沒有從新黨運動到黨外運動為政治自由與政治權利的前赴後繼，很可能就沒有黨禁的開放與選舉改革；如果沒有老兵們的公開宣示悲情與集會抗爭，也未必有大陸探親開放。個體自由和權利從來都是爭來的，而不是等統治者施恩能等來的。

進一步說，蔣經國也只是部分啟動了政治自由化，未能完成民主轉型。他的「自由三法」，國安法、人民團體法、選舉罷免法，雖然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但仍然保留了動員戡亂體制（國安法的全名就是《動員戡亂國家安全法》）。因此，蔣經國開啟的政治自由化進程，仍是有限的、保守的。台灣民主化轉型的初步完成，是在李登輝手中。

李登輝是第一個擔任國民黨黨魁的台灣本省人，也是第一個擔任台灣地區最高領導人的本省人。他是一位政治平衡大師，繼任後先贏得黨內「二月政爭」勝利，又成功化解「三月學運」危機。此後用六年時間，李登輝主持三次修憲，成功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實現各級民意代表的全面選舉，以及「總統」直選。

1996年5月20日，這一天正好是陳誠在47年前宣布台灣正式實施戒嚴的日子。作為台灣地區第一位直選的最高領導人，李登輝在就職演說中說：「今日2130萬同胞正式進入主權在民的新時代」。通常認為，台灣的現代憲政民主體制就在這天確立。當然，它是否能妥善運轉，還有不少問題需要解決。但這已不屬於歷史範疇，而是正在發生的進程。

400年來，台灣被荷蘭人統治，被鄭氏政權統治，被滿清王朝統治，被日本殖民統治，被國民黨威權統治，終於在蔣經國主政末期啟動自由化，並在李登輝主政時期初步完成憲政改革與民主轉型。今天，台灣縱使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它作為一個民主、富強、文明的地區，已為世界矚目並認可。這個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當代開出自由與繁榮之花。如果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人是中國人的一部分，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他們多年浴血奮鬥，從新黨到黨外，於自由的縫隙中突破，向威權的鐵板衝撞，而終於爭到的自由民主，也是所有中國人可欲與可爭的。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