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人談

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人談劉國光 李成瑞 劉日新


【我要評論】【該文章閱讀量:0】【字型大小:大 中 小】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持久鬥爭(劉國光)第一,現在討論的「經濟學新論」問題,其實也不是什麼「新論」。這些問題是好些時候、好些年積累起來的,大概從20世紀90年代後期一直到現在。不過,現在越來越嚴重,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邊緣化,西方經濟思想在我們的教學以及經濟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當中的影響。所以,引起大家注意,大家討論討論,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覺輿論確實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對現在形成的問題講一點話,聲音大了,有助於這個問題的解決。但是,光有輿論是不夠的,提出的意見,我們在會議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見,需要有關部門落實。我提出來經濟學教學方針的問題、教材的問題、教學隊伍的問題,還有領導權的問題等一系列問題,希望有關部門落實。對於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談話,沒想到激起了這樣的波浪。中央領導同志在簡報上批示說「很多觀點,值得高度重視。」說明中央領導同志是很支持的,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也是重視的。但是有關部門怎樣「高度重視」?怎麼樣研究落實?不大清楚。但我想我的談話也不是白說,因為我把問題提出來了。我在談話當中,講了「領導權」的問題。我們馬克思主義不佔據這個陣地,西方經濟學者佔據了這個陣地,就變了。我希望有關部門做一些切實的、真正的調查研究,認真應對。最關鍵的是調查、研究、落實。輿論上大家鼓鼓勁,把這個問題搞清楚、弄明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是很有意義的。但是如果調查、研究、落實得不好,就解決不了問題。有個很好的同志提出要反右防「左」,我很贊成他這個意見。到了這個時候了,當然現在有些人很緊張,他們寫文章說現在不能提「反右防『左』」,現在主要矛盾還是供給與需求的矛盾,用這樣不倫不類的理由來抵制。現在思想界和意識形態領域主要的傾向是什麼?我們怎麼樣應對?中央應該怎樣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對策,對付這些事情。我說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和平演變」、逐漸變顏色,恐怕要加快地進行下去。我擔心是這樣。當然我們相信中央會解決。第二,我最近看到於祖堯同志的講話,他說,現在我們積极參加關於經濟學教學問題的討論,但是也不要寄過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為現在阻力還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所講,經濟學界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當然他不一定是正面舉旗,現在哪個敢正面地講反對社會主義?正面講也有,但是,躲在角落裡。真正是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經形成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在政界、經濟界、學界、理論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軍。他們有話語權的制高點。我們現在對這個問題的討論還是限於網路和一些民間的社團組織的集會,主要是網路上,一些媒體也開始進行報道了。但是幾個月來,「主流經濟學者」一直沉默不語。有人說,是「郎旋風」後的再次集體失語。多數人不了解情況,也不能怪他們。但是,有些人是了解情況的,在觀望。有人要看看劉國光有沒有後台,有就緊跟,沒有就緊批。有些人並不觀望,心裡很清楚,他們是想用沉默的辦法來封殺這篇文章的影響,想躲過這一關。因為他不敢正面交鋒。正面說不出理由,總不能公開地反對憲法,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地位吧。於是就用游擊戰的那種小動作,用筆名謾罵、諷刺,這些網上也不少。我過去不大關心話語權一類問題,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關心媒體、思想界的一些動向。我過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觀經濟的研究,這些東西比較中立,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什麼困難。我總以為,現在與過去相比,我們自由討論的氣氛還是濃厚了一些。這次被意識形態的爭論卷進來了,我的文章在有的刊物上發表,遇到了困難,就感覺到有「話語權」問題了,因為情況變化了。我過去發表文章沒有阻力,現在,我接觸到意識形態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單位都有阻力,寫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不容易發。我感覺到問題不簡單。說明我們這一場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經濟學教學、研究工作,在我們經濟決策工作的指導地位,是很艱巨的,是持久的鬥爭,我們要堅忍不拔地進行下去!二、經濟學研究需要各種所有制經濟全面準確的統計數據(李成瑞)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都要立足於我國的實際情況,都需要相關的統計數字作依據。長期來,我國的統計部門提供了關於經濟社會情況的大量統計資料,廣大統計工作者付出了艱辛的勞動,成績和貢獻是肯定的。但這並不是說統計工作沒有任何缺陷。多年來沒有調查和公布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完整數據,就是一個亟待彌補的缺陷。最近,劉國光同志指出,在我國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和經濟決策中,存在著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的問題,這是關係到我國向何處去的重大問題。兩種經濟理論爭論的核心,是我國的經濟發展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為主體,還是搞私有化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那麼,從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看,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比重如何呢?公有制經濟是否還佔主體地位呢?翻開一千多頁的《中國統計年鑒》,除了工業等少數部門列有很不完整的各種所有制數字外,找不到整個國民經濟中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完整數據。於是,許多經濟學家只好自己根據一些很不完整的資料進行估計和判斷。估計判斷的結果,各有不同:有人認為公有制經濟仍然佔主體地位;有人認為已降低到接近50%強的臨界點;也有人認為已經降低到50%以下,失去主體地位了。可說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對客觀情況不能準確地了解,就不可能科學地、正確地進行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這是多麼危險啊!《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規定:「統計的基本任務是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進行統計調查、統計分析,提供統計資料和統計諮詢意見,實行統計監督。」國民經濟中各種所有制經濟發展變化的情況,屬於「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的重要部分,理當由國家統計部門提供。這是法律賦予統計部門的重要職責。為此,建議國家統計部門儘快採取措施,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基本情況提供全面的、科學的、真實的數據,除向領導機關報告外,應按年向社會公布。具體說,提供的數據應達到以下要求。第一,全面的數據。各種所有制經濟數據的範圍,應當涵蓋整個國民經濟,包括第一、第二、第三次產業,包括「限額以上」和「限額以下」的企業,不能只統計其中的某些部門或某些企業。每種所有制經濟的基本情況,應當包括資金、人員、增加值及其他重要指標(如勞動報酬、利潤、稅收等)。第二,科學的數據。全民所有制經濟、集體所有制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國和港澳台的外資經濟等,都應當科學界定。例如,國有企業與國有控股企業應當分列,不能混在一起;集體所有制企業應當是勞動聯合或勞動聯合為主的企業(《憲法》的規範用語是「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不能把資本聯合或資本聯合為主的企業作為集體所有制企業。所有制的分類與經營組織形式(如股份公司、有限責任公司等)的分類不能相互混淆。鑒於目前混合所有制企業日益增多,分所有制的統計指標如何界定和分類是個相當複雜的問題,建議由國家統計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學術單位組成課題組,共同研究,制定科學的方案。第三,真實的數據。統計調查必須真實可靠,反對弄虛作假。要防止和糾正某些地方和部門出現的「戴紅帽子」,即將非公有制企業作為公有制企業統計上報以及其他謊報現象。為了搞好各種所有制經濟的統計,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應當加強對統計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健全統計機構。我們熱切地期望,國家統計部門今後能夠按時地提供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全面、科學、真實的數據,以有力地支持和推動我國經濟學的研究,提高政府經濟決策的科學水平,落實人民群眾有關的知情權和監督權,從而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更大更好的貢獻。三、「劉旋風」颳得越大越好(劉日新)我也主要講兩點:一是談談自己對劉國光文章的看法;二是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一下西方經濟學在某重要經濟研究院的表現。第一,對劉國光同志文章的看法。劉國光同志的《談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文章好得很。有人認為,這是繼「郎旋風」之後,颳起的一股「劉旋風」。我認為,這股風比「郎旋風」的意義更大。「郎旋風」刮的是微觀經濟(國有企業)的問題,當然最終要影響到宏觀經濟。而「劉旋風」,則是直指宏觀經濟的問題。我認為他的文章,不只限於高校的經濟學教學研究,實際上涉及到了經濟領域的許多方面,是一些振聾發聵的話,很值得關注。我體會,這篇文章涉及宏觀經濟方面的問題,主要有:(1)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以什麼理論為指導,這是涉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2)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對經濟決策工作有滲透。(3)一些地方幹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問題上,在維護群眾利益的問題上,站在我們共產黨的對立面。(4)一些重要教學、研究機構的領導,到底是不是馬克思主義者?(5)令人納悶的是,不願意別人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言論,也來自一些官方學會組織的論壇。(6)馬克思主義不能被取代,意識形態問題不僅僅是政治、法律、軍事、文化領域有,經濟本身也有意識形態問題,而且非常非常重要。基礎變了,上層建築也要跟著變。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恐怕有些人還不明白,等等。這些都是一針見血,發自肺腑之言,忠貞可鑒。第二,西方經濟學在某重要經濟研究院的表現。下面我想用自己的親身經歷,證明劉國光的文章,擊中了要害,在當前有普遍意義。我是原國家計委的「老計劃」,「文革」前在國民經濟綜合局,既搞宏觀經濟計劃,又參與起草文件。改革開放後,在計委參與經濟體制改革,主管計劃體制改革方面,並主筆起草了計劃體制改革文件。計委對建國以來計劃工作的歷史沒有系統整理過,計委的檔案在林彪「一號命令」下來時又燒了,現在沒有幾個人搞得清歷次五年計劃和主要年度計划了。關於一些重要經濟史實和數據,一些黨史、國史和領導人著作都有差錯。幾十年的計劃工作一筆糊塗賬,修撰當代中國叢書時,唯獨國家計委沒有寫。我感到將來無法向後人交代,特別是眼看著一些計劃工作的元老和老領導相繼去世,認為時不我待,幾次向原中央領導同志和委領導打報告,提出要搶救計劃工作的歷史,寫出一本有計劃經濟建設的信史。周總理說過:「經濟建設是我們建設的主要方面。」有了這樣的一本計劃史,不僅對計委,而且對新中國的整個建設史都有重要意義。原中央領導同志很關心和支持此舉,並親自打電話告我;計委幾代領導批示,請有關研究院給予人力物力財力支持,但後來都落空了。於是自力更生,單槍匹馬,修起計劃史來了。歷盡艱辛,「十年磨一劍」,終於成書,取名《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委領導批轉某研究院審查,指示「內容如無大礙」,可以出書。但是審查快兩年了,迄今仍不能出版。問題在於,如劉國光同志文章說的,是「以什麼理論為指導」來審查的問題(某研究院要以現在的市場經濟理論來梳理過去的計劃經濟,令人莫名其妙)。吳易風教授寫了一本《當前經濟理論界的意見分歧》,我認為,《簡史》的修撰與審查中的矛盾,就是這種分歧的反映。《簡史》一再明確,修史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可審查人卻說:「照搬100多年前的說法恐有不妥。」《簡史》提出「一五」搞計劃經濟,理論來源於馬克思,並註明了出處,可審查人卻硬說馬克思「的確沒有說過(有計劃按比例)」。這不是不講道理嗎?《簡史》提出要正確對待西方經濟學。引了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泰斗陳岱孫的話:過去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是不對的;現在盲目迷信,機械照搬的傾向,值得警惕。陳岱老並且旗幟鮮明地指出:要反對「在西方經濟學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傾向。」有人卻針鋒相對地批曰:「共產黨人應當繼承社會一切文明成果,排斥的觀點和行為,對社會主義建設是不利的。在這方面我們在閉關鎖國時期存在的問題十分嚴重,這種遺毒至今尚未完全肅清。」好大的口氣!似乎社會主義的中國,已經完全是他們信奉的西方經濟學的衛道士,不分青紅皂白把它捧為人類的文明成果,碰不得。你持分析批判態度,就是大逆不道,就是尚未肅清的遺毒。這是十足的霸道!《簡史》指出西方經濟學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在理論上不可取。有人卻說:「現在,理論上也用了。」《簡史》還具體批了哈耶克,因為他誣衊「計劃經濟和公有制是通向奴役的道路」;批了弗里德曼,因為他鼓吹「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的市場經濟」,妄圖扭轉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有人卻對此大為惱火,質問:「為什麼老是抱住西方學者的觀點不放?」《簡史》還批了厲以寧的「通貨膨脹有益論」,此人公開宣揚:搞(私有制)市場經濟,就不會有通貨膨脹;搞(公有制)計劃經濟,必然通貨膨脹。1992年我在《經濟參考報》上著文駁斥厲以寧此論點,舉例說明美國在1980年的通貨膨脹率為13.5%,使他啞口無言。可有人卻不顧事實,公然為之辯護,說「不相信老厲會說出這樣的話」。《簡史》引證鄧小平兩種改革開放觀,反對自由化改革,指出他們實際上是要搞資本主義,卻被扣上「思想保守」,「僵化思想和阻力(比自由化)更為嚴重。」從這裡可以看到,有人高舉鄧小平理論旗幟是假,堅決維護並要大力推行西方新自由主義一套是真。對當前的經濟政策,《簡史》按照《憲法》和《黨章》的規定,「堅持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可有人卻要按大力發展私有經濟的「江浙經驗」來修史。甚至公然說:「在經濟上,我們比赫走得更遠。」誰能想像,在要害部門無所顧忌的公然張揚赫主義,竟然到了如此地步!《簡史》嚴肅批評有的人說國有企業沒有存在的必要,這是錯誤的,有人卻反問:「這是錯誤的嗎?」《簡史》堅持國有企業起主導作用,批評受西方私有化影響的人曆數國有企業的所謂「弊端」,認為改革就是要減少國家企業的個數,縮小其經營範圍,降低其比重,其目的是要置國有企業於死地。有人卻有恃無恐地說:「現實上正是這樣!」由此可見,他們張羅的所謂的「國企改革」的目的,不是不打自招,原形畢露了嗎?關於國有工業的比重,《簡史》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字指出:1997年下降為25.5%,還低於1949年的26.2%;又經過準確的計算,指出現在這個比重在20%以下。當然,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所佔比重為38.45%。但不能將此簡單地理解並宣傳為「國有工業的比重」。總之,聯繫到上述種種問題,對改革開放進行反思是很有必要的。來源:探索來源日期: 本站發布時間:20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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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阿甘 2016 年 12 月 27 日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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