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

《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序言神秘禁地钓鱼台

位于北京三里河的钓鱼台，曾经是一处神秘禁地。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它日益蜚声海内外。

上个世纪末的一天，笔者有机会来这里采访，才有幸一睹它的“芳容”……

当我们走进这个占地42万平方米，有别墅15幢，湖面7万平方米的园林之内，不能不为这里的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特色所折服──山戴亭而水绕阁，古木茂密，绿草如茵，石桥小径，松石流泉，别有幽静之趣。15幢相对独立的别墅，典型中国古建筑的外观设计，坐落于花坛、草坪之中。与修建的人工湖、小桥、亭台相互映衬、依托。成为一座具有传统园林风格的艺术精品。环楼四周处处是景，从楼内每个窗户向外望都是中国古园林的美景。

来到18号总统楼，更让人叹为观止，外观典雅华贵，一对从圆明园流失多年又回到中国的鎏金铜狮坐于大门两侧。里面的总统套房完全是中式设计，古色古香；仿明式的装修和家具，颇有皇家气派。

来到钓鱼台，就一定要到芳菲苑。这是钓鱼台国宾馆内面积最大、场地和使用功能最为齐全的建筑。大宴会厅可容纳四五百人。这里灯饰豪华，从三面玻璃墙向外望去，绿草茵茵，景色怡人。专用的大会谈厅在宾馆饭店中首屈一指。中韩建交谈判及签字仪式等大型会谈都曾在这里举行。而芳菲苑外的大草坪，更是钓鱼台的一景。在这里举办三四千人的露天活动，自然别有一番情调。

钓鱼台还有不能不看的养源斋，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所营造行宫的正宫，“养源斋”三字亦为乾隆皇帝题写。宴会厅金碧辉煌，两根大柱上悬挂乾隆皇帝之孙临摹其书法“幽怀托泉石，乐事在桑麻”，极具皇家气派。会见厅古色古香，以线装古籍和启功先生手书前人歌咏钓鱼台诗篇为饰，朴素之中凸显文化色彩。

现在，彰显皇家气派的养源斋是举办重要会见、宴请的场所。*同志最后一次正式外事宴请——宴请美国总统里根就是在此举办的。

另外钓鱼台12号楼也不能不看，会客厅金碧辉煌，在刘海粟巨幅国画《江山多娇》的衬托下更显大气磅礴。四季厅高大敞亮，假山、溪流、涌泉、池水和各种名贵花木掩映错落、绰约多姿。它的总统套房住过赫鲁晓夫、里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特别钟爱此楼，卸职后访问北京仍要求下榻于此。

……

然而，钓鱼台所以在北京的亭台楼阁中声名显赫，并不全是因为它的建筑、它的美景。依笔者看其原因有三：

首先是它的悠久历史。早在800年前，金代章宗皇帝曾在这里垂钓，那时它就叫钓鱼台。清乾隆时将玉渊潭疏浚成湖，乾隆皇帝命修台座，并题写了“钓鱼台”三字。乾隆皇帝把它建成行宫之后，更有了几分皇家气派。可见，数百年前钓鱼台就是一处神秘之地。

其次是国宾馆的地位。1958年夏天*中央在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研究了有关建国十周年大庆的事宜。考虑到诸多外国元首会前来，于是决定在钓鱼台建立国宾馆，主设计师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师张开济（他同时也负责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任务）。

1959年国庆前夕，钓鱼台国宾馆正式落成，当时有十几座楼，为尊重外国人的习惯，没有1号楼、13号楼的编号。

从国宾馆建成首次启用接待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起，至今已有700多位来访总统和政府首脑在此入住。美国总统尼克松、里根，国务卿基辛格，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朝鲜首相金日成和越南领袖胡志明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同时世界级的商贾巨富和世界知名人士也多次在此入住：已故的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先生曾是这里的常客；美国摩根集团、荷兰壳牌公司、瑞典爱立信等很多世界著名公司的高层都曾在此小住……

它也是国家领导人进行外事活动的重要场所。许多震动世界的事件在这里谋划、决策。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些重要会议也曾经在这里召开，很多重要新闻在这里发布。

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期间，这里是“中央*”的办公地。期间许多震惊中外的大事件，都与钓鱼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因所谓“冲击钓鱼台”引发的“杨余傅事件”，武汉“七二○事件”等。毛泽东批评“四人帮”时曾经对政治局委员说“钓鱼台无鱼可钓”，要陈永贵等人从钓鱼台搬出来。而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则用不同的方式，和“钓鱼台”进行了不屈的抗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钓鱼台越来越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它的神秘色彩也日益浓重。让我们慢慢掀开它的面纱，认识与它有关的一个又一个风云人物。

第一部分报告之一

住进钓鱼台的首位国宾赫鲁晓夫

☆ 钓鱼台国宾馆修好后迎来的第一位贵宾便是赫鲁晓夫

☆ 在赫鲁晓夫首次来华时中苏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此后逐渐恶化

☆ 为同赫鲁晓夫大论战钓鱼台成立了写作班子使反修达到高潮

☆ 中苏关系恩怨交加最后的破裂源于友好时就不平等的关系

钓鱼台18号楼又称总统楼，是当时国宾馆的中心。它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是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中国的赫鲁晓夫住进大屋檐的18号楼后，对当时的彭真市长抱怨说：“国宾馆里的浴缸太小了”。

当时人们感到奇怪，国宾馆里的浴缸都是按大号订做的，身高不过米的赫鲁晓夫怎么会嫌小呢？也许，这时他已经对中国各方面都看不顺眼，于是乱挑毛病。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特别是到了“*”期间，毛泽东的一段名言更使他的名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印象深到。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的身旁”。红卫兵把刘少奇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记忆也慢慢淡化了，历史老人也把许多的真相告诉了人们。赫鲁晓夫毕竟是赫鲁晓夫，毕竟是一个大国的一号领导人。

无论他们是*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他们都已经作古。我们今天再来写他们似乎可以更接近真实，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代表着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各自有着不同的个性，这就注定了他们要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但他们的冲突，绝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同的个性，还有许多个性以外的东西左右着他们……赫鲁晓夫首次访华，两国关系的“蜜月”期

1954年9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合影

在20世纪50年代，有那么一阵子，赫鲁晓夫的形象曾多次出现在中国的报刊和杂志上。那时候，苏联和我们的关系是同志加兄弟，他代表老大哥。

赫鲁晓夫给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是个坏人——他的名字是和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连在一起的。再加上他有一个光光的脑袋，那时人们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赫秃子”。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赫鲁晓夫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对广大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是很有必要的。

中国人都知道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的韶山，降生了一位中国人民的好儿子、后来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的毛泽东。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1岁，出生在1894年。

他的出身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赫鲁晓夫是一个矿工的儿子。他信仰共产主义比毛泽东要早，1918年，他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

此人很有个性，说话有些粗鲁，办事也不思前想后，说干就干。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有时甚至做出一些有失身份的事情。在他的身上，优点和缺点都十分突出。

按照“台阶论”的说法，他倒是一级一级干上来的，不是“坐火箭”上来的。对此赫鲁晓夫本人也引以为豪，经常和别人说他当州委书记时如何如何。

在斯大林时期，他就是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了。

他对斯大林的吹捧也是事实，我们当年在批判他时的那些话虽有点过头，但大致还是那么回事。

斯大林的去世，给他提供了一个在苏联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机会。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不到10天，权力就被赫鲁晓夫夺去。这其中有很多原因，但我们不能不说赫鲁晓夫还是有些手腕的。

同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正式选举赫鲁晓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后来他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一个震惊世界的“秘密报告”——这当然是后话。

赫鲁晓夫这次访华，主要是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参加苏联经济及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的开幕式。但这些活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和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

这是他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讨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事情。

从当年的报刊杂志上，我们看到了这次会谈的成果：

1、《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际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

2、《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3、关于“苏军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1955年5月31日之前将该基地交由中国完全支配”的决定。

4、关于将1950年、1951年创办的4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自1954年1月1日起完全交给中国。这四个公司分别是在新疆境内开采有色及稀有和贵重金属的公司，在新疆境内开采和提炼石油的公司，在大连建造和修理轮船的公司和民航公司。这些公司中的苏方股份由中方用出口货物在数年内还清。

5、签订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6、中苏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7、中苏蒙修建集宁到乌兰巴托铁路并组织联运的协定。

8、苏联为中国提供亿卢布长期贷款的协定。

9、帮助中国新建15个工业企业和扩大原有的141项企业的供应范围的议定书。

……

应该说，苏联政府代表团这次访华，是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定实际利益的。

在中苏举行的双边会谈中，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不少直接对话，据有些当事人的回忆，他们的对话也颇有意思。

毛泽东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说对我们是有利的，首先是各国人民积极地行动起来了，抬起头来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被煞下去了好多，不像以前那样嚣张、盛气凌人了。实际上，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赫鲁晓夫接着说：“帝国主义却没有睡大觉，而是天天在蠢蠢欲动，在图谋不轨，想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他们的气焰的确没有以前那么嚣张，但他们确实在活动着。”

毛泽东说：“十根指头被切去了两根，而且切去的是大拇指，手力毕竟不如以前了，大大削弱了，甚至减去了一半力量。总之，形势是好了，对我们是有利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了一下，接着说：“自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自己的警惕性。我们现在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应充分利用它，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不过这个时期究竟有多长很难说，因为这不是由我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如果我们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少很多，甚至可能打不起来了。过二三十年后，如果帝国主义要打，那就是结束帝国主义存在的时候了。但究竟是经过一场大战来结束战争，还是由于人民力量、和平力量强大，从此战争打不起来，这还要看看。”

他们的看法自然有些差异。

……

赫鲁晓夫主动问毛泽东：“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的回答很有点艺术性，他说：“关于这方面的事情，双方的专家天天都在接触和交谈。他们相互协作，交换意见，协商解决问题，事情能办通。”

说到此处，毛泽东又停顿了一下，说：“我们对太阳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这太出乎赫鲁晓夫的预料，他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翻译把这话全部翻译出来后，他呆了好一会儿才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

看看毛泽东不以为然的神色，他又解释说：“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毛泽东同志，你不知道哇，那个东西既费钱又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后还得储存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不说话，中国方面其他人也不说话。

赫鲁晓夫又说：“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电全部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足够还很难说。那么，其他各项生产事业怎么办？国计民生怎么办？但你们如果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进行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新兴工业打基础，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反应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也可以派一些有基础的人员到苏联学习、实习和深造。你们以为如何？”

毛泽东回答说：“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又说：“我们听说，中国人民在解放以后，生活上有了保障，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要求是与日俱增的。我经常想，你们这么多人口，如果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都伸手向国家要，我看很难应付得了。然而不管怎样，这的确是国家应该解决好的首要问题。在西方，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摆在首要位置加以妥善解决，那日子是过不好的，甚至是过不下去的。”

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和国际活动中，多进行磋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和生产建设上，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互相协作，这不很好么！”

听毛泽东这样说，赫鲁晓夫很高兴，他拿起桌上的一个杯子，举得很高很高，说：“好！好！”

毛泽东很坦率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第一次到中国来，可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看，去走。特别是到我们的南方，那里是另一种情景。”

赫鲁晓夫更加高兴了，他说：“你们这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我哪里都想去，但这次只能到沿海的南方北方走走。”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拿起了一块腊肉，正往口里填，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到哪里都可以，就像在你自己的家里一样。我这个人喜欢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去活动，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也不给作什么特殊安排，随你的便。”

赫鲁晓夫胃口大开，不少腊肉、火腿进了他的肚子。

赫鲁晓夫这次来华，先在北京的街头看了古城的风貌，又到了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在黄浦江边漫步；然后他又在杭州西湖品尝了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到广州吃了中国的另一菜系粤菜。

途经长江时，他也领略了中国第一江“江涛拍岸”的情景；到旅顺时，也看到了与黑海不同的中国内海。

这是中苏关系最高潮的日子。

毛泽东回访苏联，曾称赞赫鲁晓夫

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踏上苏联的土地。

上一次他来这里，是来见斯大林，这一次克里姆林宫已经易主，他就是毛泽东并不陌生的赫鲁晓夫。

这次访苏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二是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欧亚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世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另外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便是中苏双方达成了一打不成文的协议。赫鲁晓夫由于刚刚出现的波匈事件和党内反对派问题而地位不稳，希望毛泽东对他表示支持，为此答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核技术。毛泽东则表示，如双方谈判成功，可以去苏。于是，在这一年10月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后，毛泽东便如约前往苏联访问。

毛泽东此次苏联之行是有不少想法的，但他不肯外露，在飞机上，他还和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开玩笑。

他说：“你是哲学家，又是我们的老朋友，我给你出个题目怎么样？”

尤金说：“我们是老相识了，自然是老朋友，主席给我出题目考试，我争取及格。”

毛泽东笑笑说：“我们刚才在机场，现在在天上，再过一会儿我们又要落到地上，这在哲学上应该怎么解释呢？”

尤金没有料到毛泽东会出这么一个题目，他眨眨眼，说：“这个问题我可没有研究过。”

毛泽东笑眯眯地看着他，好像在说你想想看。

尤金看看毛泽东，又看看周围的人，还是摇摇头。

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这位苏联哲学家被他考住了。

他说：“我来回答，请你这哲学家鉴定鉴定。飞机停在机场上是个肯定，飞上天空是个否定，再落到地上就是否定之否定……”

“太妙了！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讲哲学！”

尤金不知道，毛泽东早就提出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里和书本上走出来，要让广大的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要打破哲学的神秘。

……

当毛泽东坐的专机在莫斯科降落的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机场等候了。毛泽东从机舱门口出现时，不由自主地眨了眨眼睛。他看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的其他领导人，赫鲁晓夫正在朝他招手。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毛泽东对这一套欢迎的方式很不“感冒”，上一次他访问苏联时，就曾经对斯大林搞的那一套欢迎仪式表示了很不赞同的态度。那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宴会，从晚上8点开始，一直开到了第二天凌晨1点多才散。回到驻地，毛泽东对汪东兴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为什么要搞这么长？吃也没什么好吃的，看也没什么好看的，鼓了一晚上掌，手都鼓痛了。我们回去不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饭，看戏就好好看戏。”

汪东兴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唉，宴会的人那么多，每道菜每人一份，都要服务员送到每位面前，他们的服务员真不少，太辛苦了。”

毛泽东在赫鲁晓夫的陪同下，完成那一套在他看来是繁琐的仪式，然后上了汽车。

赫鲁晓夫和他同坐一辆车。在车上，毛泽东又和赫鲁晓夫说起仪式的事情来。

“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是和你们打过招呼吗，请你们不要搞什么仪式，不要来这么多的人接，你们怎么还是搞得这么隆重？”

赫鲁晓夫有他的看法，在他的心目中这是应该的必需的，是不应该也不能简化的。

赫鲁晓夫访华期在签署了有关协议后与毛泽东握手致意他说：“我们是收到过尤金的报告，说你有这样的请求。我们认真地讨论过，我们的同志都认为不应该那样。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来了都照惯例办的。你这样的同志来了，我们是不能简化的。”

毛泽东的回答非常得体，而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说：“谢谢你们的盛情，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套也就都没有用了。”

毛泽东这次来苏联，赫鲁晓夫还是比较热情的，毛泽东对他也比较热情，但在一些问题上，是没有同意他的意见的，有些分歧甚至是不可调和的。

毛泽东在苏联发表了一些精彩的言论，有的言论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他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上，既讲了赫鲁晓夫不少好话，也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

毛泽东说他的好话是真诚的，批评他也是真诚的。

到莫斯科之后，毛泽东在和兄弟党的领导人接触时，曾多次做他们的工作，要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

无论是在国人面前还是在“洋人”面前，毛泽东讲起话来总是那么风趣，那么有味道。

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议。”

说到这里，毛泽东用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扫了扫众人，喝了一口茶，说：“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他看了一眼阿尔巴尼亚的代表，说：“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

胡志明正在朝毛泽东点头，意思是说，我当头，绝对不可能。

“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议人家不听。”

此后毛泽东就大讲苏联的好话，说苏联有如何丰富的经验，如何强大的实力……

即使毛泽东这么说，还是有些党的代表在摇头。

毛泽东又说：“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苏联是个什么国家？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都有可能被人家吞掉。”

说到这里，他似乎觉得有点绝对，又补充一句，说：“当然，要说没有苏联，社会主义各国就统统被帝国主义吞下去，而且统统消化掉，各个民族都灭亡了，那也不见得。”

不要小看毛泽东这几句话，这为后来他和赫鲁晓夫的争论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毛泽东又说：“不能不看到，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有全副武装。”

坐在一边的赫鲁晓夫自然很得意。他侧过身子听毛泽东继续往下讲。

毛泽东似乎很会把握人们的心理，说了一通苏联的好话。“并且我们很庆幸苏联跑到前头去了。苏联抛了一个500公斤的小月亮。我们大家要督促我们的苏联同志一下，希望他们以后抛的卫星还要重于500公斤。搞个5万公斤的抛上去，我说事情就更好办了。你搞个5万公斤的东西抛上去，就有可能订立和平协定。我们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干不干呀？”

赫鲁晓夫倒是还有几分清醒，说：“大家共同努力，是有可能的。”

毛泽东还在将他的军，说：“大家共同努力也对，主要由你努力。不长的时间搞一个很大的东西上去，把资本主义世界抛在后面很远很远，我们的生活就更加好过了，而且全人类的生活就都好过了，就‘免于恐怖’了。”

毛泽东在这里引用的“免于恐怖”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个很有名的说法。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提出：“我们盼望有一个建立在4项人类基本自由上的世界。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的国家有形成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毛泽东引用罗斯福的话，还说要“免于恐怖”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要有威慑力。他说：“要免于恐怖，要有5万公斤，或者还更大的东西抛上去。而这首先依靠苏联。这就是大局。其他我们一些小别扭是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气，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心里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的改变，并且还会变，还会进步。”

……

有人说，毛泽东的此次苏联之行，不仅说了不少赫鲁晓夫的好话，而且讲了赫鲁晓夫应该注意的事情。这话自然有道理。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为这次会议的宣言作了不少的工作。

11月16日，毛泽东又在会上发表讲话，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他说：

“将来我们见*的时候，他问我们，你们搞了一个什么样的宣言？他会怎样评价这个宣言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他老先生发一顿脾气，说你们搞坏了，有机会主义的因素，违背了我的主义。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不是机会主义的，是正确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大概还觉得想像力不够丰富，又把列宁也抬了出来。他说：“也许列宁会出来为我们讲话。他说，*、恩格斯呀，你们两位死得早，我死得迟，我熟悉他们，他们现在会做工作了，他们成熟了。你看苏联共产党，我的后代，他们召集这样一次会议，是召集得很好的。不仅各国要感谢他们，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我的后代。他也会说，起草委员会作了辛勤的劳动。这个宣言有没有冒险主义？*他们会怎样讲？无非是两种可能：一说有，一说没有。但是我估计，他们会说没有。”

毛泽东的这次苏联之行，还发表了一个著名论断，叫作：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他作出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当时世界出现的几个重大事件。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得美国等西方大国不得不另眼相看。连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不敢贸然出兵干涉。

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把号称世界最强大的美军及其盟军打得坐在了谈判桌上，而且是在三八线的板门店。

越南战争，法国也被迫停火，用毛泽东的话说，叫作被胡志明同志打得呜呼哀哉。

还有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而美国连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

……

那时候，社会主义的确是欣欣向荣，世界形势的确是东风压倒西风。

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出现的问题也是很明显的。

南斯拉夫等国家对苏联的指挥不买账，有几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很有意见。正如毛泽东所说，他对苏联也是很有意见的，但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做别人的工作。

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人物的品质。

他那时的确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啊！

11月18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又一次讲到了团结问题。

他这次从更高的角度谈这个事情。

他很诚恳地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们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经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毛泽东在论述了团结问题的辩证法之后，也讲了一些苏联党内的问题。这些问题现在看来是有不少局限性的，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努力，这次会议是很难开成功的。

赫鲁晓夫二访中国，双方发生尖锐分歧

如果说1957年毛泽东到苏联还做了不少的工作，树立苏联的威信，树立赫鲁晓夫的威信，那么，1958年赫鲁晓夫来华则完全相反，他和毛泽东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这涉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主权问题。

1958年赫鲁晓夫来北京，是临时决定的，原因是苏联传递的信号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所以赶来解释。

传递信号的人，正是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1958年春天，苏联国防部长向中国提出了在中国建立与潜艇联系的长波电台的事，要求双方共同投资，共同使用。对此，毛泽东不大高兴，认为这是要租借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同年7月，尤金在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时，又传达了苏联方面提出要与中国搞“联合（潜艇）舰队”的事。

这一次毛泽东一听就火了，马上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搞，你们是什么意思？”

过了一天，毛泽东把尤金叫去，说自己气得一天都没有睡觉，并以前所未有的激动和愤慨，和盘托出了多年来对苏联的不满，并指责说：

“怎么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又来了？”

由于尤金是哲学家，经常与毛泽东讨论理论问题，两人关系比较好。于是毛泽东专门说：

“把我说的这些话原原本本地告诉赫鲁晓夫同志，不要替我掩饰。赫鲁晓夫同志听了越不高兴，我就越高兴了！”

当时尤金想解释，可他在军事上是个外行，又说不清楚。

于是，毛泽东便说：“这个问题，要赫鲁晓夫来谈。”

据赫鲁晓夫的*中说，接到尤金的报告，他大吃一惊。惯于对“兄弟国家”发号施令的这位苏联领导人，没想到中国会对自己的意见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于是，在酷热的7月，赫鲁晓夫赶到了北京。

那天是1958年7月31日，第二天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一架“图-104”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

*主要领导人都来到了这里，他们在机场的候机室已经等候了很久。

他们对这位苏联来客是不能怠慢的。

当飞机的引擎停止转动的时候，赫鲁晓夫出现在机舱门口。

虽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这里，但没有外交方面的最高礼遇，没有鲜红的地毯，也没欢迎的人群。

赫鲁晓夫自然有一点感觉。但他还是挥起了手，向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意。毛泽东迎上前去和他握手，当然还有一点西方礼节，就是拥抱。在机场，他们自然会说很多的好话。

在场的人记得，他们谈到了中国的“大跃进”。

毋庸讳言，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此时都还在发热的过程中，认为中国的形势很好，而且不是一般的好。刘少奇说：“我们现在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怕粮食太多了没法处理。”

赫鲁晓夫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复杂表情，他不以为然地笑笑说：“这好办，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给我们，我们有办法。”他们对中国的大跃进是有不同看法的，并且多次向中国方面表示过。也许在这点上，他们是比中国领导人冷静一些。那时中国大地上到处都在发热，泼一两盆冷水是不起作用的。

经过一阵必要的寒暄之后，他们坐车直奔中南海。说来也很有趣，到了北京以后，没有进宾馆，就直奔中南海举行会谈，这在外交事务中也是不常见的。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谈，几十年以后，仍记忆犹新：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说：“尤金向我讲了，你们有那么个考虑，但说不清你们是出于什么考虑。所以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欢迎，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访华。在国庆宴会上毛泽东面无表情，一脸凝重。

“尤金没讲清楚。”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说他可能没有听明白苏联领导人的意思。然后说自己的想法。大意是：根据一项协定，苏联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降落停留加油。现在苏联的远程潜艇开始服役了，而且苏联舰队现正在太平洋活动，而他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此前中国已经提出要求，请苏联把潜艇设计图纸交给中国，并教会中国同志建造潜艇的技术。现在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七舰队活动猖狂，苏联舰队进入太平洋活动是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远程潜艇服役后，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云云。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十几分钟，加上我的翻译，就讲了有半个钟点。毛泽东神色肃穆地静听。赫鲁晓夫以为毛泽东听得仔细，越讲情绪越高，有些得意。

突然，毛泽东作了个果断而简洁的手势，只说了一句话：“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有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一怔，随即显出尴尬：“是呀是呀，您别忙，我还要继续讲，继续讲下去……”他强作笑脸，有些不自然，“尤金告诉我了，您很火。尤金没有讲清楚，我们只是有个想法，想跟你们商量……”

毛泽东不耐烦赫鲁晓夫的遮遮掩掩，绕山绕水，便语锋犀利地直戳要害：“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嗯，嗯，”赫鲁晓夫支支吾吾，说出一句显然是不着边际的解释：“所谓共同嘛，就是共同商量商量的意思……”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抓住要害问题不放。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一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尽快能建起来。我们的舰队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越听越恼火，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的鼻子，声色俱厉：

“你讲的这一大堆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我见此情景，在译语的使用上力求准确地表达毛泽东的情感，使赫鲁晓夫充分感到问题的严肃性。赫鲁晓夫脸涨红了，看得出，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自圆其说，始终处于答辩地位，仍然搪塞道：“我们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呢？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毛泽东愤怒之中不乏自信的嘲意，“你们都拿去算了！”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外长费德林用俄语从旁提醒赫鲁晓夫：“毛泽东可真是动火了！”

赫鲁晓夫耸耸双肩，一双细小而敏锐的眼睛眨了两下，锋芒稍纵即逝，摊开了两只胖乎乎的手，带着鼻音嘟哝着：“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解。我们在家里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就是要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的这个意思不对。”毛泽东重新坐下，他一直都没有附和过赫鲁晓夫一句。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还注意选择一些有共同点的问题谈谈。这次不然，抓住要害不放，“你明明是搞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皱起了眉头，提高一些音调：“我们只不过来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这么大的误解。”说着，赫鲁晓夫愤怒地连连摇头，“这就不好商量，不好办了。”

毛泽东1957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挥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互相合作，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他在不高兴和愤怒时，眼睛便眯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了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突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在新疆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重视。

有了李越然的这段回忆，我们对赫鲁晓夫这次来华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就有不同的结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对他这次来华也有一段描述，我们不妨也抄录下来，相信读者会从中品出一些味道来的。

值得提醒读者诸君的是，这一件事情他们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赫鲁晓夫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舰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水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我们这里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是最好到他那儿去谈。这次最好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有多大。”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是在1959年。（作者注：这系赫鲁晓夫晚年叙述*时的口误，实际上1958年，是第二次访华，而并非最后一次。）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读了他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说法和李越然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如果不是他们在写作时相互借鉴的话，就是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太深刻了，否则，怎么能连说话的文字都一样呢？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透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关系，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则早就是有些眉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后来集中反映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依笔者的看法，这里面还是既有他们性格上的因素，也有非性格的因素。

分歧并不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是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分歧集中起来，这样读者就会更加一目了然。

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赫鲁晓夫却认为在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根本就谈不来，毛泽东也就不想再谈这个问题，就叫*去和他们谈。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这是十足的赫鲁晓夫性格。“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就是爱唱个反调。

赫鲁晓夫说：“我们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攻击，我们都要立即还击。”

毛泽东又不高兴了，他说：“这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了没有。”

……

在战争问题上的许多观点，他们也是有着很大的分歧。赫鲁晓夫认为现代战争可以毁灭人类，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说：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打起来死的人不见得比现在少。更使赫鲁晓夫不能同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在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他们的分歧更深，争论也更激烈。

斯大林去世之后，赫鲁晓夫的一些反常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特别是他在1956年2月作了那个所谓“秘密报告”之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据有关人士讲，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很久很久没有入睡，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一连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这个报告使毛泽东震惊了。

应该说这个报告使毛泽东进一步看清了赫鲁晓夫这个人。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那篇《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就明确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

毛泽东所说的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人们还记得，第一个称斯大林为“天才领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赫鲁晓夫。人们也知道，称颂斯大林为“人民的慈父”，并且称斯大林为自己“生身的父亲”的也不是别人，也是赫鲁晓夫。人们不会忘记，他曾经在数以万计人参加的场合，吹捧斯大林，他说：“是您，斯大林同志，在全世界高举*主义、列宁主义的伟大旗帜，向前挺进。我们向您保证：更紧密地把党的布尔什维克团结在斯大林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和伟大的斯大林周围。”

而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他后来的言论中，他又把斯大林称为“*狂”、“虐待狂”、杀害革命同志的“暴君”、一个不学无术的“白痴”……从人格上讲，赫鲁晓夫是有缺陷的。毛泽东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1956年春天，在中国人民熟悉的那位留了小胡子的米高扬来北京通报苏共二十大的内容时，毛泽东就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对斯大林的态度。

毛泽东指出：斯大林的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也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是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不好。

不久，毛泽东又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份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苏联出现的问题，对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也进行了十分中肯的批评。

1956年4月2日凌晨，毛泽东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初稿上改完了最后一个字，抬头看看表，时针已经指着4点了。本来可以上床睡觉了，但他又坐起来，提笔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少奇、小平同志：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二日）夜间即印成清样约二十份左右，立即送给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三日上午看一遍。三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四日上午修改完毕。四日下午打成第二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五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毛泽东

四月二日上午四时

中央政治局按照毛泽东的意见，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于4日由毛泽东亲自定稿。这足以看出*中央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

在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修改的原稿，上面真可谓密密麻麻，毛泽东苍劲有力的笔迹是大段大段的出现的。这篇文章，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西方的报刊大肆宣传，说中苏之间的论战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此后，无论是毛泽东去莫斯科，还是赫鲁晓夫来北京，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1958年赫鲁晓夫来中国访问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和毛泽东讲了不少斯大林的问题。毛泽东对他的这些说法很不以为然，很认真地对他说，世界上没有完人，斯大林也一样，你们看看吧，任何人都有两点，长处和短处，优点和缺点。你们这样不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专攻他的缺点、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他全盘否定，这不公正，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按你们这种办法，任何人都可以否定，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从实际情况看，斯大林的成绩、优点、长处是主要的，应当二八开。

赫鲁晓夫当然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说，斯大林是怎么一个人，你们不如我们清楚，他又讲了斯大林的一大堆坏话。

他越说越多，毛泽东不得不连连摆手,说：“赫鲁晓夫同志，你不要再说了，不讲二八开了，三七开吧。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有世界影响，为世人所注目，不能全盘否定。你全盘否定，不符合实际，只能给帝国主义提供炮弹！你在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怎么传到美国、英国、法国去了？”

对这个问题，赫鲁晓夫没有回答，他似乎认为，这个问题和他没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这个“秘密报告”为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共产党提供了炮弹。赫鲁晓夫却说：“毛泽东同志，这不要紧，我可以发表一个声明，说那是他们造谣，我根本就没有作过那么一个报告。”

毛泽东觉得这太可笑了，这怎么可以呢？作为一个大国的领导人，怎么能采取这样的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呢？他很有几分严肃地对赫鲁晓夫说：“你的秘密报告，我的手里也有，怎么能不承认？你这是给人家提供炮弹！赫鲁晓夫同志！”

赫鲁晓夫无言以对。当然，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讲过一点赫鲁晓夫的好话，这些好话，今天看来也还是正确的。比如毛泽东说过，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他敢去碰斯大林。毛泽东还说过，尽管他采取的方法不对头，可是揭了盖子，搬开了压在人们头上的石头，这确实需要点勇气。

有了这样的分歧，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有可能调和吗？他们还能是同志加兄弟吗？

赫鲁晓夫最后一次来华，毛泽东与他针锋相对

人们都说1958年是中国和苏联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这不能说没有道理。

1958年以前，赫鲁晓夫自己也认为他的地位还不够稳固，而且又有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需要争取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支持，他本人也希望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58年以后，他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比较巩固了，苏联又制造出了洲际导弹，中国这个棋子在他的国际棋盘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因此，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这又要涉及到赫鲁晓夫的第三次访华，即1959年9月底来北京参加建国10年大庆。在那个金色的秋天里，中国的大地上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跃进”。赫鲁晓夫要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他是刚刚从美国访问回来，参加了和美国首脑的戴维营会谈。

赫鲁晓夫到达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都到机场欢迎，然而从照片上看得出，双方脸上都无笑容，因为内心中的分歧已经很深。

这一天还没有住进钓鱼台国宾馆，赫鲁晓夫便向毛泽东大谈起访问美国的感受，说那里“确实很富”，毛泽东听后产生的反感是可想而知的。

接着，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了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对他的谈话很不以为然，很明确地告诉他，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赫鲁晓夫不能同意毛泽东的观点，他还是按照他的思路往下说：“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考虑现实，重新建立国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世纪里，除了和平共处的原则，是无法成功地解决两个制度之间关系的问题的。”

赫鲁晓夫在这次访华期间，口气已经不一样了，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指责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还提出了一些要求。他首先提出的是释放两名美国飞行员的问题。

这两名美国人，是当时的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空投特务时被击落抓获的。这叫人想到赫鲁晓夫是否和美国达成了什么秘密协议，来为美国人说情。

毛泽东当然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他一点都不含糊地说：“这是不能商量的。”一句话把赫鲁晓夫堵在了门外。赫鲁晓夫还用了很多的口舌，说中印边界问题。他认为尼赫鲁是中立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说中国应该和他搞好团结，不能和他打仗。

参加会谈的周恩来、陈毅等人都先后发了言，也都和赫鲁晓夫吵了架。这一点也不是夸张，的确是在吵架。

当时作为翻译的李越然，对当时的情景有很深刻的记忆：

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一转话题，又说什么周恩来1957年到莫斯科去教训了他等等。

周恩来反驳他，指出他咒骂兄弟党的领导人，违反兄弟国家共处的原则。

“没有！”赫鲁晓夫企图赖账。

我坐在毛泽东的身边，悄悄报告说：“主席，当时他的话都是我翻译的，我可以作证吗？”“可以。”毛泽东点点头。

我站起来用俄语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是说过的，当时的翻译就是我。”我将当时的场景、参加人及每人讲话的内容说了一遍。

赫鲁晓夫喃喃道：“记不清了，记不清……”突然话又转了，说：“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准则吗？”

“我通知你们了，”陈毅当即驳斥，“你问葛罗米柯，我是不是通知你们了？”

葛罗米柯支支吾吾，实际上默认了。

赫鲁晓夫费尽力气而未能摆脱困境。陈毅对赫鲁晓夫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他们是侵略，你却在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几乎是咆哮了，冲着陈毅喊道：“如果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个中将，但我是苏共的第一书记！你对我不礼貌……”

“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说的对，我可以听，说得不对，我当然反驳。”

赫鲁晓夫望一眼毛泽东，双手一摊，“你看，你看，你们全体政治局常委都在这里，你们几个人，我这才几个人？这种谈判是不对等的，是不公平的！”

始终沉默的毛泽东微微一笑，声音低沉缓慢：“我听了半天，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

像这样的会谈实在是不多见的。也正是在这次会谈之后不久，苏联决定撤走所有的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

紧接着就是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用突然袭击的手段，在这次会议上散发一封苏共中央6月21日给*中央的通知，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面前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

这激怒了中国共产党人。

以*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文件起草工作，又和赫鲁晓夫作了许多次的交锋。

在对待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上，赫鲁晓夫说：“这个党很不像话，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还反过来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说：“你们不是说援助是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吗？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又在指责中国，说：“你们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针尖对麦芒地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可以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

*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赫鲁晓夫说：“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到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作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此后毛泽东又派*去过一次苏联，*很好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方针和路线，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到了70年代，毛泽东还说，小平这个人，很硬，不向苏联人屈服。

为了中苏两党大论战，钓鱼台成立了写作班子

在当年的历史情况下，中苏斗争不可避免，论战必然发生。

*中央为了和苏联进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调集了一批“秀才”，组成写作班子，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就设在钓鱼台国宾馆。

这个“班子”当时只有5人，集中了当时意识形态方面的主要负责人。他们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吴冷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范若愚。此外，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也是名义上的成员，但他们并未参加多少具体工作。康生是“秀才班子”的牵头人。

据知情者说，这个“秀才班子”有一批能干的助手，例如贾一丘、朱庭光、崔奇、刘克林、孙轶青、范戈、钱抵千等。

*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中国社会科学学部各研究所为“秀才班子”提供各种资料，进行全力保障。

其实在“秀才班子”正式组成之前，*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些和苏联论战的文章。如《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7篇文章。

这些文章的发表，进一步激怒了赫鲁晓夫。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系统地提出了他们的看法。概括苏共观点主要是“三和两全”，“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即全民国家、全民党。

*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来信，要作出公开答复。钓鱼台的“秀才班子”草拟了洋洋万言的稿子，全面、系统地批驳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提出的种种观点。文章写出后，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第二天，稿子退回了钓鱼台，毛泽东对这个稿子不满意。

据说，毛泽东说了一句非常形象的话：“我要的是张燮林式，不要庄则栋式！”

毛泽东是说中国乒乓球国手庄则栋与张燮林的打球风格，庄则栋用的是近台快攻，大胆劈杀，是进攻型的。张燮林则是削球手，号称“攻不破的长城”，擅长防守，以守为攻。

这叫写作班子的人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了完成起草任务，“理论家”陈伯达加入了。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对毛泽东的意思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他和王力、范若愚等人一起查阅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次讲话记录，反复研究，那些天钓鱼台的灯光经常是亮到天明。

经过十几天的苦战，他们写出了数万言的文章。

此时毛泽东正在外地视察。文章送到武汉后，毛泽东很快读完，并决定在武汉召开会议，专题研究这篇文章。

刘少奇、*、彭真、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王力、姚溱、范若愚等人被召到武汉，经过反复讨论修改，此文在武汉的东湖定稿。

毛泽东还特别交代，一定要请兄弟党——像朝鲜劳动党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等同志看一看，听听他们的意见。

1963年6月14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长文，副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一时间，此文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由于它阐述了*对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二十五条意见，常被人简称为《二十五条》。《二十五条》除了正面阐述*的论战观点之外，还全面批判了苏共的观点。

苏共中央于1963年7月14日针对*中央的《二十五条》，在《真理报》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了《二十五条》。苏共中央在发表《公开信》的同时，将*中央的《二十五条》作为“附件”一并发表。

1963年7月20日，中国的各大报作出反响，重新刊登了《二十五条》，同时发表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文字战愈演愈烈，双方针锋相对。

针对*中央的《二十五条》，苏联共产党的报刊连续发表社论——《苏共高举列宁主义伟大旗帜》、《党和人民牢不可破的一致》、《我们忠于列宁主义》等。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日报》、《红旗》编辑部名义，接连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这些曾经几乎覆盖了中国所有大报的整版文章，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一些大中城市，到了人人看“*”人人说“*”的地步。

由钓鱼台的“秀才班子”写出的“*”篇目如下：

《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6日）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13日）

《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9月26日）

《新殖*义的辩护士——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0月22日）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1月19日）

《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3年12月12日）

《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2月4日）

《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分开信》（1964年3月31日）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苏共中央的公开信》（1964年7月14日）

本来，《十评》也已经写好，因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14日下台，《十评》未及发出，改作彭真的讲演稿公开发表。

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国民间有两种说法。一是说，我们的“*”把他赶下了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另一说法是中国自己造出了原子弹，把赫鲁晓夫轰下了台。

其实这些说法都是传说而已。赫鲁晓夫的下台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但历史有时就会出现这样的巧合。就在中国西部上空出现蘑菇云的时候，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的会议上，交出了一份“辞职申请书”——其实是苏共内部宫廷政变式的阴谋迫使他不得不如此，曾经不可一世的赫鲁晓夫终于被他的同伴们赶下了台。

1964年11月，《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标志着中苏两党论战的结束。

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这场在毛泽东领导下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运动，其中包含有批判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坚持独立自主等正确内容，但也有不少“左”的内容。比如把当时苏共对个人迷信的批评都当作“现代修正主义”加以批判等等。

康生、陈伯达这两位“理论家”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论战中，也有一些“创造”。比如陈伯达在1960年初就“明确地指出”：“毛泽东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后来，这句话加上3个副词，被写入以*名义发表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

“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列宁主义，把*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等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事情有了终结，毛泽东对他还是念念不忘的。毛泽东一直担心他百年之后，会不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出现，所以他多次提醒全党，一定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

往事追踪，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说到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涉及两位历史人物——毛泽东和斯大林。他们之间的关系，为我们勾勒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基本脉络。

这其中几多友谊，几多矛盾斗争，今天看来很值得人们深思。

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里，一些公共场合里总是挂着5个人的画像——*、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当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大厅里，也悬挂着他们的画像。他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是革命导师。

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和恩格斯以及列宁都离我们太远了，他们是“神”。而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导师。

同是革命导师，却又是两个个性十分鲜明的具体的人。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他们也有优点和缺点，也有他们的脾气和禀性。

他们在一起，也会有友谊和矛盾。

这两个人在长期的交往中给我们留下了多少有意思的故事，留下了多少耐人寻味的情节，自然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足以令后人惊叹。

——他们在会面之前就神交已久，交往过程也很有传奇色彩。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斯大林破例出席毛泽东主持的招待会。

——在高岗问题上，斯大林给了毛泽东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

——斯大林逝世，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葬礼。

说到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关系，就不能不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些情况。

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要听从共产国际的意见。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还没有在党内建立绝对的权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不能做到一呼百应。

那个时候，斯大林的威望还相当高，中国人对他还有一定的迷信，他的话，他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印象应该说是有一种敬畏的。他毕竟是当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虽然他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的看法并不那么公正。

然而，对斯大林的一些意见，毛泽东采取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态度，对中国革命有利的，他就听；对中国革命不利的，他根本不予理睬。

这就是毛泽东。

斯大林则是通过王明等人知道了一些毛泽东的情况。王明对毛泽东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这也必然影响到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在王明的眼里，毛泽东不是一个*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列宁主义者，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是一个农民。

农民是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

山沟里能有*主义吗？

然而，从山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在斯大林的眼皮底下一步一步成功的。

斯大林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斯大林不能不研究毛泽东。他时常站在地球仪前，看着中国，仿佛是在注视着毛泽东。他曾经多次和他的高级幕僚说过：“毛泽东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也没有见过他。”

……

要说毛泽东与斯大林建立直接关系，应该从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派来的军事情报组说起。

据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师哲回忆，这个情报组设在枣园，有一台大功率的电台。不要小看这个电台，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要从这里发出，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也要从这里收转。

他们到底有多少电报来往，我们无从统计。但当事人回忆，有几封重要的电报是从这里收发的。

1942年夏天，斯大林来电报，要*设法抽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到内蒙古和外蒙边境地区，苏联方面可提供这一两个师先进的武器。

斯大林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希特勒发动所谓“夏季攻势”进攻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想以此吸引敌人的注意。

这个要求对中国的党和军队来说，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毛泽东的回电把理由讲得十分充分。他指出，武器我们自然是需要的，但要我们调一两个师的兵力去那里接收武器却是不可能想像的。有两个师的兵力通过蒙古草原，我们又没有空军，不等我们的部队到达，就被敌人消灭了。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有研究者说，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也有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和斯大林打交道一开始就有独立自主的意识。笔者无意介入这样的争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决定是正确的。

过了些日子，斯大林又来了一封电报，称：是不是可以派出小型的游击部队到满蒙边界小批量地接收武器，以加强抗敌力量。

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

到了1943年初，斯大林第3次来电，建议我党中央在长城一线摆若干部队，这样也可牵制日军力量。

这次毛泽东经过权衡，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把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调至长城一线……

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无论对中国人，还是对苏联人，都是很有意义的。

……

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人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和平建国，一条是打内战。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作出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动。就在日本人准备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时候，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蒋经国等人，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在蒋介石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后台是苏联，有了这个条约，事情就好办了。他作出了一手打一手谈的架势，给毛泽东发了电报，要他到重庆谈判。

此时，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如果不来谈，那么正好把内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身上。如果来谈，他们也可以利用时间，作好发动内战的准备。

正在这时，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内容很明确：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毁灭的危险。

不久斯大林就来了第2封电报。这封电报的内容更加有意思，电报称：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他已经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是，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你到重庆去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国负责。

如果说前一封电报过于武断的话，这一封电报还多少有点讲道理的意思。

毛泽东经过左右权衡，决定飞往重庆。

于是就有了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握手。

……

1948年底，毛泽东曾经给斯大林发了一封电报，向他通报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及和国民党谈判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明确指出，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并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如果能和平解决，在华北就没有国民党的势力了。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这封电报有何反应，我们没有见到有关的材料，也就不得而知了。

说到这些，人们自然会提到关于斯大林的一个传说，曾经有人说：在解放战争时期，他让我们不要打过长江，而是建立一个“南北朝”划江而治。

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个说法根本不是斯大林的创造，而是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他们是提出过这么一个方案，我们根本不可能接受。不知道什么原因，把这个说法安在了斯大林头上。

师哲曾经说过，不要说斯大林，就是我们中国人能搞清楚“南北朝”是怎么回事的人能有多少？所以说这是斯大林的错误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追溯中苏关系，特别是解放前的中苏关系，就不能不提到米高扬访问西柏坡的往事。

因为米高扬是苏联的一位高级领导人，当时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此以前，还没有这么高身份的苏联人访问过中国的解放区。

关于米高扬访华的问题，已有不少著述，这里不想多说，但这与毛泽东同斯大林的交往有一定的关系，还是要提几句。

米高扬是斯大林派来的。

当他穿着黑色的皮大衣，戴着俄国人帽子出现在西柏坡的黄土地上时，人们不免用一种新奇目光注视这位苏联领导人。他也用一种新奇的目光观察着这里的一切人和事。

他的这次来访和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关系。

因为当时*中央作过决定，让毛泽东去苏联一趟，一方面向斯大林说明中国的一些情况，另一方面也休养休养。

毛泽东也作了去苏联的准备。

但后来，毛泽东还是没有去成苏联。这其中有好多种原因——主要是苏联方面的原因，他们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以种种理由没有同意毛泽东访苏。

此时中国革命发展迅猛异常，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不便离开指挥岗位；再者中国境内交通也有问题，还要通过敌人的封锁钱，也应该考虑到安全问题；到苏联往返的时间太长，也怕影响毛泽东的健康。

由于毛泽东没有去成苏联，斯大林便派了米高扬来中国。据米高扬讲，这次派他来中国，就是要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此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和米高扬谈了整整3天。

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观点。

首先是革命的形势，说中国的革命进程比预料的要快些。估计过了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

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的军队斗志是坚强的，士气是旺盛的。我们军队的主要特点是成份好，觉悟高，战士指挥员都比较年轻活泼，他们精力充沛，战斗力强，不仅能吃苦耐劳，而且善于发挥自己的特长、主动性和灵活性。只要指挥得当，在战略、策略和战术上都无重大错误，我们取得完全胜利是有把握的。

米高扬对毛泽东的讲话听得很是认真。

毛泽东的讲话也很有感染力，使听他讲话的人都很兴奋。

针对有些人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些口号有疑义，毛泽东说，我们的口号、政策都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要求的，颇得人民的拥戴。全国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阶层是同我们站在一起的。后者中的反动分子大多会跟国民党走，或去台湾，或出国。我们目前可以说是人心所向，民心所归。这是我们彻底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有利条件和良好机会。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个时机不能失去。其实在1947年蒋军占领延安后，我们在陕北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后来还提出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都是我们的战略性的指导口号，而且要在行动中逐步实现的。我们撤出延安时就说过，蒋军一打到边区来，我们就可以在蒋管区作战；他们占领延安，我们就可以进攻南京。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是，针锋相对，寸土不让。

毛泽东不光讲了中国的情况，也讲了他和他的同志们思考了许久的一些问题。

一、胜利后建立政权的问题。它的性质、形式、组成、名称等等。毛泽东说，政权的性质，我们思考了很久，我们是这样确定的：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称人民*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毛泽东还谈到它的组成、成员问题：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么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的，有各党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联合政府……

这样一个联合性质的政权，能合得来，能步调一致吗？……工作中的矛盾、磨擦一定会有的，但也一定可以改善和克服的。总之，将来的政府组成大概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是核心，是骨干。这样的政权建立以后，需要不断加强和扩展*工作。

二、我们一取得胜利，国家一解放，紧接而来的就是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毛泽东很明确，中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不是发出几个口号，几次号召，作出几项决定就可以解决的。必须有正确的政策。特别迫切的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行和安排生产建设的问题。

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路，可以借鉴。中国革命成功后的生产建设工作进展可能会快些，因为中国的处境要比1917年至1918年的苏联要好些，敌人是无法围困我们的。毛泽东告诉米高扬，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的任务。工人有职工代表大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而青年除了共青团外，还没有别的组织形式，恐怕还得建立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的组织形式。

米高扬说，你们搞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不是会分散青年的力量？是不是会引起矛盾？是否只要一个青年团组织就行了？

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米高扬赶忙摸摸自己的耳朵，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我不发表意见。

毛泽东谈的第3个问题是军队问题，他说，目前我们的军事力量发展较快，青年们踊跃参军，加上大批大批地收容和改造俘虏，部队力量的扩充很容易，很快，我军不止俘虏人员很多，而且缴获的武器、物资也是不少的。毛泽东对米高扬说，我们战争的武器就是靠缴获得来的。

他们还谈到军队目前的任务，谈到起义部队的改编改造，谈到部队将来的正规化建设……

毛泽东在和米高扬谈到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等问题时，非常生动地说了一段很著名的话：

我们这个国家，如果把它比作一个家庭，它的屋内是太脏了，柴草、垃圾、尘土、跳蚤、臭虫、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到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统统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我想打扫干净，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门，这也是一种礼貌，不好吗？

我们的屋子本来就够脏的，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的铁蹄践踏过，而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无意的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了。我想朋友们进我们的门，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如果他们又肯伸手援助我们，那岂不更好吗？

毛泽东强调说，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抓一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毛泽东对米高扬的谈话，是很开诚布公的，他谈了中国解放后会遇到的困难，谈到了台湾问题、西藏问题，谈到了美军并不想卷入中国的内战，谈到了中国的华侨问题，也谈到了城市就业和农村土改问题，谈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谈中国的*，谈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斗争等等。

在和米高扬的交谈中，毛泽东时而风趣，时而严肃，给这位苏联领导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米高扬回国后，向斯大林作了认真的汇报，这为后来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会谈作了一定准备。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很快，斯大林就发来电报，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反应之快，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空前的，在全世界更是空前的。

那时候我们真的是同志加兄弟。

正因为如此，也就有了毛泽东第一次访苏。

1949年12月，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第一次离开这块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土地。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毛泽东站在车窗口，向外望去，思绪万端……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海南等岛屿还没有解放，他有多少工作要做？他有多少事情要处理？

但考虑最多的还是他的此次苏联之行。

虽说和斯大林有过不少的电报交往，但毕竟是没有见过一面，斯大林会有什么样的表示？他们在一起能谈得来吗？

终日的劳累，使得他在一个叫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散步时，忽然头晕，有些站立不稳，出了一头的冷汗。医生说是有点感冒，但和他的过度劳累肯定有关。

对这次访苏，毛泽东是作了充分准备的。

他研究了大量有关苏联的材料，也读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书刊……

不久前，刘少奇到苏联访问后，向他作了十分详细的汇报。他本人也曾接待过苏联的代表团，同苏联人的交谈中，他也了解了不少的情况……

刘少奇访苏实际上是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他传来的信息当然都是很有价值的。

刘少奇告诉毛泽东，斯大林并不像有些传说的那么不容易接近，他很多的时候还是笑容可掬的，对中国同志的态度也是谦虚的。

当刘少奇说到请斯大林作指示的时候，斯大林笑着说，我们是兄弟不是上下级，我怎么能指示呢？正因为是兄弟党，互相关心，对于中国同志的一些事情，我们有时谈点看法，提点意见，供你们参考。对不对不一定。你们可千万不能当成什么指示，当成什么必须执行的东西，那可就不得了了！

斯大林还就一些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问刘少奇，我们是不是妨碍过你们？

当刘少奇客气地说没有妨碍的时候，他又说：“不，是妨碍过的，我们对中国的许多情况不了解，有时好心也做了错事。”

他还说：“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老实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明说出来就是了。当然你们应该注意我们讲话的正确与否，因为我们常常是不够了解你们事情的实质，可能讲错话。不过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的。”

……

刘少奇还向毛泽东讲到，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许多看法是很有建设性的。

毛泽东的确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

他到达莫斯科的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

斯大林那天显得很精神，一身笔挺的军服。他破格地站在了厅门口，而且是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罕见的，斯大林竟然没有要一名苏联的翻译，只是由中国方面的翻译师哲一个人全权代表。这足以看出斯大林对中国方面的信任。

当毛泽东出现在大厅门口时，斯大林迎了上去，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您好！您很年轻，很了不起！很了不起！”

毛泽东说：“见到了斯大林同志十分高兴！”

斯大林对毛泽东非常赞赏，他接连说了好几句：“伟大，真伟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我们祝你健康！”

会谈的气氛的确十分热烈。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关于这次会谈，师哲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毛泽东同志说：“我是长期受到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不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斯大林的这句话使毛主席没有把内心的话说出来。

大家边谈边徐徐入座，斯大林坐在主席的座位上，苏方官员列坐在他的右侧，毛泽东及我坐在左侧。

正式会谈开始了。斯大林关切地询问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希望他多保重。斯大林说：“中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人将获得彻底解放，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改变世界的天平，加重国际革命的砝码。”

“恢复经济和建设国家将是你们头等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但你们有最宝贵、最丰裕的人力，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向前发展的最可靠的保障和力量。你们获得全面胜利是无疑的。但敌人并不会甘心，也是无疑的。然而今天敌人在你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全心全意祝贺你们的胜利，希望你们取得更多更大的胜利！”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从一开始就使人感到斯大林在揣摩毛泽东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说话，其他人都未插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和愿望？”

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看一看。”

斯大林说：“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7月份斯大林和刘少奇谈话时已经表示要等毛泽东到苏联后签订一个条约。这次我感觉到斯大林不愿先提出自己的想法，以免日后有人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可能考虑到过去他对中国革命出了些不正确的主意，有些不妥的做法，因此表现得很谨慎。

毛主席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话充满了哲理和幽默，但是如果我直译出来，苏联同志肯定不明白，所以我在翻译时作了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斯大林不理解东方人的智慧，但他沉着冷静，婉转地继续询问。

毛泽东不肯明说，他认为苏方有经验，应该主动提出帮助我们，不提是不诚恳的。他对斯大林说：“我想叫周恩来总理来一趟。”

斯大林表示惊讶，反问道：“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显然斯大林在刨根问底，但毛主席没有再回答。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的内心打算是，不管中苏双方签订什么条约或协定，都得由他亲自签署，对方必须是毛泽东签字，这样才门当户对，冠冕堂皇。这是斯大林内心的最大愿望和如意算盘。但毛泽东却一心要把担任总理兼外长的周恩来请到莫斯科来完成这项任务。斯大林虽是总理（部长会议主席）却非外长。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不愿意代表5亿人民签署这样的条约？

这是双方首次会谈所遇到的难题及产生的隔阂和不愉快。

这些隔阂和不愉快，是通过斯大林的让步而解决的，当然也埋下了中苏关系的一些不和谐的种子。

这期间，斯大林派了好几个人来摸毛泽东的底，还亲自打电话来询问毛泽东的一些具体想法。

毛泽东又一次表现出独特的个性。有一天他对来看他的科瓦廖夫发起了脾气，他说：“你们把我叫到这里来，什么事也不办，什么事情也不谈，难道我是来这里天天吃饭，天天来拉屎、睡觉？”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没有料到的事情。英国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据说消息来源还很可靠。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世界交代，就急忙派员来和*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

斯大林同意周恩来来苏联。

于是，周恩来率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赶到了莫斯科。中苏双方的会谈又正式开始了。

对外公布的情况自然是外交辞令，说这次会谈是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双方利益一致云云。但据我们日后得到的材料看，这次会谈既有很大的成果也暴露出一些明显的分歧。当时参加这次会谈的一些人，事后作如下的记述：

毛泽东首先发言，阐述了在新情况下中苏两国的合作关系应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的意见。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密切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以共同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再起及日本或与日本勾结的其他国家的重新侵略。

斯大林同意这一意见，并谈了签订条约问题，即同盟条约问题、中长路问题、旅大问题、贸易及贸易协定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

毛主席提议中长路、旅顺及大连问题写在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说：“中苏条约应该是一个新的条约。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口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期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主席同意前一个办法。

谈到大连问题时，斯大林说：“可由中国自己处理。”

关于中长路，因为我们原无变更中苏共同经营之意，所以只提出缩短年限，改变资本比例由现在的中苏各占一半，改为51∶49和由中国任局长等3项意见。苏联方面同意缩短年限，但不同意改变资本比例，仍主张资本各半（50∶50），并提出双方人员改为按期轮换制，轮流担任正副局长。

关于贸易问题，毛主席说，我们准备的出入口货单并不十分准确，因此和贸易有关的问题只能作出大概的规定。

斯大林还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入和在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居留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

周总理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的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

斯大林对这一反问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后来说明他的本意是禁止美、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进入东北活动。

在这个问题上曾出现不愉快的气氛，因为苏方提出这个问题，干涉了我国的内政。

关于聘请苏联专家的问题，苏方提出了一些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既不符合中苏友好的原则，又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这些条件对苏联专家待遇要求过高（后来连专家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还规定苏联专家在中国犯了错误时，中方不能处理，而应交苏方审理和处理。他们这样做，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讨好俄罗斯民族，使国内的人们看到他是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利益着想，为俄罗斯人民办了一件有利可图的好事。所以，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人都说：斯大林的大俄罗斯主义精神比俄罗斯族表现的还要强烈。

列宁过去在这个问题上对斯大林的批评，看来是十分准确的。

大国沙文主义不仅表现于此，还表现在3月27日中苏两国签订的《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石油股份公司协定》、《关于在新疆创办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协定》和两国互设领事馆的问题上，可以说苏方承袭了沙皇政府的老政策。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华时，主动提出取消所有4个中苏合股的公司。

……

当时谈判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中国方面的努力下，双方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会谈达到了一致，取得了应有的成果。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中，有一些矛盾是正常的事情，对这些矛盾，我们没有必要掩饰。对于他们性格上的一些特点，我们更不必要求全责备。而在赫鲁晓夫的眼里，这些东西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赫鲁晓夫如是说：

斯大林对毛泽东始终是很不满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根据纯*主义的观点恰如其分地形容了他。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主义者”。

当毛泽东的革命军队打了胜仗逼近上海的时候，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不要拿下这个城市。斯大林问毛泽东：“为什么不打下上海？”

毛泽东回答说：“那里有600万人口，要是占领上海，我们就得给这些人吃的，我们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粮食？”

“好，我问你，这像一个*主义者说的话吗？”

……

毛泽东掌握政权后不久，他和斯大林的关系就在贸易、工业合作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变得紧张起来了。斯大林曾同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矿的协定。斯大林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甚至可以说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耻辱。好多世纪以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剥削过中国，现在苏联也步其后尘了。斯大林的这个做法是不好的，但也不是没有先例：他在波兰、德国、保加利亚、捷克和罗马尼亚就建立过类似的“联合”公司。后来，我们把这些公司全都取消了。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斯大林把我们3位召集起来，问谁知道中国在什么地方有金矿和钻石矿。当然，我们谁也不知道。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后来我们常常拿这件事悄悄地开玩笑。贝利亚说：“你们知道谁知道吗？科兹洛夫斯基！因为他经常唱这首歌‘你无法数清这些宝石……’（歌剧《珍珠渔人》中的唱词）。”贝利亚喜欢煽动斯大林，说中国的宝藏多得很，只是毛泽东瞒着我们不讲，他说如果我们给他一笔贷款，他就得给我们一些东西作为偿还。

又有一天，我们在斯大林的房间里围坐着，就解决我们橡胶工业上的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不向资本家购买生胶的问题。我建议向毛泽东提出要求，让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橡胶园，交换办法是由我们向他们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我们把这个想法打电报告诉了毛泽东。中国人回电说，如果我们肯给他们贷款，他们就让我们在海南岛建立橡胶园。我们草拟了一个协议，但后来发现，他们给我们在海南岛的地方很小，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像样的橡胶园，这件事就算告吹了。

后来，斯大林又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我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厂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到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

斯大林很不高兴地瞪了我一眼，我就不再作声了。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我默不作声，斯大林则在那里咒骂和发火。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

我在担任领导期间则从未签发过（政府也没有签发过）这类电报给毛泽东，从未向他提出过剥削中国的建议。在中国人事实上起来整我们之前，我们一直十分注意绝不伤害中国人。当然，当他们真的开始整我们的时候，我也决不做耶稣基督，不需要给人打过左脸以后再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

后来，竟有人恶意造谣说，我要对苏中争吵负责！使我特别感到惊异、恼怒和痛苦的是，尤金也在散布这类无稽之谈，他说是我把毛泽东刺激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好吧，假如，尤金在这里当面对我讲这番话的话，我一定会拿出文件来向他证明，第一个使我们跟毛泽东发生冲突的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开始争吵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驻华大使。假如尤金强使我参与这场不愉快的相互指责，我可以完全有根据地指出，尤金在哪个国家当大使，我们就肯定会跟哪个国家闹翻。尤金在南斯拉夫当大使，我们跟铁托翻了脸；把尤金派到中国，我们又同毛泽东翻了脸。这并不是巧合。

……

尽管人们可以对当时的中苏关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毛泽东的这次访苏还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这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应该这样作出评价。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毛泽东、斯大林等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要签约了。

仪式在斯大林办公室一旁的一间会议室举行。

中方参加的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陈伯达、王稼祥、赛福鼎等；苏联方面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葛罗米可、罗申等。

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胜利”，要是依了斯大林，一定要他和毛泽东签字的，但毛泽东坚持要周恩来和维辛斯基签。

在这个仪式上，毛泽东和斯大林是站在后头的，斯大林没有毛泽东的个子高，为了在照片上不显得比毛泽东矮，他在照相时总要往前移一下，这样出现在照片上的他就和毛泽东一样高了。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也不会计较这种事情的。

在大家的热烈掌声中，签字仪式结束了。

紧接下来就是斯大林为庆贺条约的正式签订而举行的宴会。

斯大林举起酒杯和毛泽东互致祝贺。大家热烈鼓掌，为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掀开新的一页而欢欣鼓舞。

席间，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来而不往非礼也，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举行一个答谢宴会，希望你能够出席我们的宴会。”

苏联当时有个规矩，就是斯大林不能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也是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的。

斯大林看着盛情的毛泽东，说：“我历来不出席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这次，我们的政治局研究了你们的邀请，决定破例接受。也就是允许我出席你们的宴会。”

毛泽东当然很高兴，他说：“如果你的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退席。”

斯大林说：“哪能呢，既然去了，就要坚持到底。”

当晚9时，中国党和政府的答谢宴会以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的名义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举行。

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等站在大门口迎接客人。这也是空前的。

斯大林是个很守时间的人，9时刚过，他的车子就出现在旅社的门口。他的后面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那时斯大林的行动十分秘密的，除了几个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以外，别人都不知道斯大林要来这里，所以他的出现，使这里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毛泽东和斯大林并肩进入了宴会厅。掌声和欢呼声连成一片。

这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场面。

中国方面由周恩来致祝酒词，他不要稿子，讲得洋洋洒洒，颇具魅力。

他说：“我们两国所签署的条约和协定，将使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更加紧密，将使新中国人民不会感到孤立，将有利于中国的生产建设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

周恩来说，我们将永远记住苏联“老大哥”的无私援助，我们将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周恩来的祝酒词，一次次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斯大林的讲话。他已经不过多地在这种场合讲话了，所以一旦开口，人们就很注意。

他说话的声音并不高，也不慷慨激昂，但还是引人注目。

他说：“今天这个场面热烈非凡，洋溢着友谊和团结精神，预示着欣欣向荣的未来。中苏友好兄弟情谊要保持下去，周恩来说过了，也代表我的意思。”

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不忘那些反对他的人。他说，本来社会主义大家庭也应该像周恩来讲的那样，更团结更完美些，但遗憾的是南斯拉夫的大使没有出席。因为没有邀请他们，这个责任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自己脱离了这个大家庭，要走自己独特的道路。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南斯拉夫人民迟早要醒悟过来，回到大家庭里来的，他们是有这种力量和信心的，我们可以耐心地等待他们清醒过来，我们应该更加团结一致，迎接新的更大的胜利。

正因为斯大林的讲话与众不同，所以在他讲话时，场上的气氛是很安静的。

毛泽东很注意宴会的气氛，他不失时机地举起酒杯，祝斯大林健康长寿。

斯大林也举起酒杯，祝毛泽东、周恩来身体健康，祝中苏两党两国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这个宴会一直持续到午夜。

中苏两国两党之间友好关系最后不幸中断

毛泽东访苏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那段时间里，毛泽东和斯大林保持了良好的同志关系，他们经常就国际形势交换意见，各自国内的重大事情也相互通报。我们从当时的历史档案和一些资料里，可以看到他们这种互相尊重的态度，可以感受到他们同志加兄弟的情谊。

只要看看那时的报刊杂志，就会对他们的这种关系深信不移。难怪当时有的西方报刊说：中国和苏联正在度蜜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好像是平静了那么一阵子。

老百姓想平静，但有人不想让你平静。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

战火很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逼得中国不得不作出反应。

情况十分紧急！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12个师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几乎是在给斯大林发电报的同时，*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研究有关抗美援朝问题。

没有等到斯大林答复，毛泽东就派出周恩来等人秘密访苏，和斯大林商谈有关抗美援朝的问题。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当天就拜会了斯大林。

周恩来说明了中国方面的考虑：中国由于长期战争，现在许多国计民生的问题急需解决，如果再卷入战争，将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斯大林听了以后，比较肯定地说：如果朝鲜没有后援，至多只能维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与其如此，还不如早点主动撤退。

斯大林很清楚，如果美国人占领了整个朝鲜，中国和苏联就不会有安宁的日子。特别是中国的东北，随时都可能受到美国人的骚扰……

斯大林还说，如果朝鲜同志支持不下去，眼看着他们白白牺牲，那还不如告诉他们作有组织、有计划的撤退，并答应他们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国东北，而把老弱病残、伤员撤到苏联境内……总之我们两家承担起这个重担。

斯大林要把这个想法马上告诉金日成，一点也不要拖延时间。

当时正在苏联养病的*也参加了这个会议，他认为不必撤走有生力量，而是留在那里打游击。

斯大林不同意这种想法，他认为游击队存在不下去。他又提出了有关抗美援朝的想法。因为苏联已经声明在朝鲜没有军队，现在出兵有困难，等于和美国人直接交战了。因此他提出，苏联提供一部分武器，必要时出动一部分空军作掩护……

他们谈得很有成果。就在这次会谈的当天，周恩来收到了毛泽东发自北京的电报。

毛泽东告诉他，你们走后，我们继续开会，政治局同志多数人主张出兵。

经过和斯大林协商，抗美援朝就这样决定了。

就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的时候，斯大林突然变卦了——他通知中国方面，苏联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还不能出动。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能不引起中国方面的猜疑。

据有的专家分析，斯大林可能是出于如下的考虑：首先是中国和朝鲜能不能打得过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担心苏联直接和美国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斯大林是犹豫的……

就在这时，金日成致电毛泽东，请求他尽快出兵。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在分析了各方面的形势之后，毅然决定，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中国也要出兵。他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

“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周恩来马上约见斯大林。

斯大林左右为难，如果不答应派出空军出战，等于自己食言，如派空军出战，则完全有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他以种种理由推迟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有周恩来的办法，他干脆用电报的形式通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中国一定出兵朝鲜！

这就是毛泽东的性格。

当斯大林再约见周恩来的时候，他对毛泽东的决定也只能是点头称是了。

朝鲜战争打起来之后，苏联还是动用了相当的物力和财力，支援了这场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接连打了3个战役，把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退到37度线以南。

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生了一场争论。

这位大使认为应该一鼓作气，一直打到海边去，他说彭德怀不会指挥作战。

彭德怀却和他的看法完全相反，彭德怀认为，虽然我们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目前远不是速战速决的时候。

这位大使不仅当面指责，还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讲了彭德怀的不少坏话。

彭德怀知道后，也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很快，斯大林来了电报。他认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应该支持，而那位大使的意见是不对的，应该批评。

不久，这位大使就被调走了。

……

最后朝鲜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结束，美帝国主义不得不坐在了谈判桌前。这一事实教育了很人，也使世界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

后来，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大加赞赏。他说，你们能打败美国，实在是了不起的事情。

1953年的初春，斯大林突然发病了。

实在是突然！前一天的晚上，斯大林还兴致勃勃地和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等人一起看了一场电影。他还把这些人送到了走廊上，说话的声音很高，一点身体不适的迹象都没有。

第二天，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主要领导人接到电话，说是斯大林出了点事。

其实，何止是出了点事！斯大林于前一天晚上得了严重的中风。

这一年，斯大林74岁。

斯大林生病的消息是保密的。但这秘密又能保多久？

不得已，苏共中央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震惊的消息。

这个消息，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也是不幸的。

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当然也很着急。他很快召集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来研究有关对策，并给斯大林发去了慰问电……

人们希望斯大林能够好起来，斯大林本人当然也希望自己好起来，但命运不断地和人们的愿望作对。斯大林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生命的最后的日子是很痛苦的——他不能说话，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3月5日晚，他的病情急剧恶化。脸色青紫，呼吸急促。他仿佛有什么话要对他身边的人说。他伸出左手，比划了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就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向全世界宣告：

1953年3月5日晚9时10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因病逝世。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毛泽东许久没有说话。

他连饭也不想吃了，只是一个劲地吸烟。当时他身边的警卫人员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只是感觉到主席的情绪有些反常，没有平时的谈吐，也没有了平时的兴致。他们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直到毛泽东指着报纸告诉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

“是斯大林逝世了。”

就像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苏共中央当天就发来电报一样，也在当天，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唁电。

毛泽东的手笔是别人代替不了的，他的文字是很有特点的，其情也切切，意也切切。

他说：“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平*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30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同一天，毛泽东向全国发布命令：从3月7日至3月9日全国下半旗志哀，这期间，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为一个外国人举行这样的活动，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

还不仅如此，毛泽东又于3月9日发表了《最伟大的友谊》为题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以东方人的观念，不计较斯大林曾经有过的失误，说他“充满了对于东方被压迫人民的热情。‘不要忘记东方’——这是斯大林同志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伟大号召。人们都知道，斯大林同志热爱中国人民，认为中国革命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他献出了崇高的智慧。”

毛泽东派周恩来去苏联参加了斯大林的葬礼。

那段时间，毛泽东很少说话。事后人们知道，他在思考一个问题：斯大林以后的苏联怎么办？

对评价斯大林，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斯大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去世后不久，一向对他十分尊重的赫鲁晓夫会作一个否定他的“秘密报告”。

他更不会想到，苏联大地上会出现一个大规模的*运动。

究竟怎样评价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不用我们说东道西。但这个报告给世界带来的震动，是人所共见的。

有人为这个报告拍手叫好，说：“苏联终于解冻了！”

也有人大声疾呼：“这是否定*主义的开始，这是全盘否定斯大林！”

……

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的。

既然要批评斯大林，就会有人把斯大林说得一无是处，就要全盘否定这个人物，这一点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作为苏联的领导人不仅不注意把握尺度，反而推波助澜，这不能不叫人想到他们中间有别有用心的人。

当这个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上的时候，他不能不感到震惊。这在他的经历中也是不多的。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个夜晚他没有睡好，吃了安眠药也没有睡好。中南海丰泽园的灯光一直亮到了东方发白。

赫鲁晓夫的报告没有一点道理吗？

非也！

赫鲁晓夫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怎么能在苏联的中央全会通过他的报告呢？而且还有那么多的人鼓掌？

对斯大林，毛泽东也有自己的看法，他也觉得斯大林有不少错误，也应该批评。哪有没有错误的人？

关键的问题是，究竟应该怎样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毛泽东越想越觉得不对头——

这不只是苏联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

这否定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很可能是否定整个社会主义！

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事先也不和有关的党和国家通一通气，也没有这样的先例。

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让步的毛泽东不会等闲视之，他要在一个特定的场合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想法。

4月6日，中国人民熟悉的米高扬来了。中国还没有解放的时候他就来过。

毛泽东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斯大林功大于过。你们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好，缺乏全面分析，缺乏自我批评，事先没有和兄弟党商量。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时代特点，简单地说成一个人的罪行，这不对，这不好。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自然会使赫鲁晓夫不高兴，以致两党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

毛泽东不仅给苏联人讲，也给中国人讲，在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他的说法更加明确，他说：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打起仗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第二部分报告之三

秘密进入钓鱼台的美国政要

☆ 非同一般的前奏4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

☆ 万事开头难尼克松不得不找第三者

☆ 毛泽东的重要信号和斯诺的谈话

☆ 基辛格表演还真有几分天才

☆ 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发生争论

☆ 毛泽东把轰动美国政坛的水门事件称为屁

☆ 尼克松在毛泽东面前是折服了毛泽东怎样看尼克松呢

1971年7月9日中午，一辆神秘的轿车开进了钓鱼台，停在6号楼的门前，一位神秘的客人匆匆进了楼。从此，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开始解冻。随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破冰之旅”，也住进了钓鱼台。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中美联合公报终于在上海发表……

本应是结尾的开头

1976年元旦。

那时的北京街头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爆竹声和广播里正在播送毛泽东的两首诗词的朗诵声。

夜晚，两辆黑色的红旗轿车驶进了中南海的新华门。

细心的北京人都知道，除了国宾的车队，不是什么车都可以进新华门的。

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的美国人，用他们那美国人的眼光，打量着车窗外的一切。他们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

说来也有趣，这是两位总统的骨肉——朱莉·尼克松是尼克松的女儿；戴维·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

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他们会在这里受到如此的礼遇——毛泽东要在他的寓所会见他们。

他们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正坐在沙发上。朱莉·尼克松把老尼克松亲笔签署的一封信交给毛泽东，说：“这是我父亲带给您的。”

毛泽东接过信，并用英语读出了信上的日期。抬起头问：“总统先生的腿好了吗？”

“最近好多了。主要是静脉炎在作怪。”

“请转告总统先生，好好保养他的腿，他说过要爬长城呢！”

尼克松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去了一趟世界公认为“奇观”、“奇迹”的万里长城。但他只爬了一小段，说是下次来北京时再爬。这一举动，当时被人传为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美国这一任总统还不准备把中美关系推向顶峰。

戴维提醒毛泽东：“他现在已经不是总统了。”

没想到毛泽东却不高兴地说：“我愿意称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

毛泽东对美国那一套政治制度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水门事件”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在反对党的竞选总部安了个窃听装置吗！不就是那么两卷录音带吗！西方的政治虚伪得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使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

戴维告诉毛泽东：“在美国，反对岳父的人很多，还有人提出要审判他。”

毛泽东说：“我可以马上邀请他来访问中国。”

朱莉·尼克松原先以为毛泽东会对她和她的丈夫说教，没想到毛泽东会有这般的人情味。因而他们会见的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

朱莉·尼克松说：“您发表的一首诗，好多人都在读。”

这是指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毛泽东本人同意在1976年的元旦发表。据说病重的周恩来也在听这两首诗。

朱莉·尼克松不可能了解，中国人那些年正是靠着读毛泽东的指示，读两报一刊的社论来揣摩中国政治气候的变化的。

毛泽东却很平淡地说：“那不算什么，那是我在1965年写的。”

朱莉·尼克松又把一枚很小却很精致的毛泽东像章给他看，并且告诉他，这是中国驻美国的联络处主任黄镇的夫人朱霖送的。

毛泽东把这枚像章放在手上，显得很高兴。

当戴维说到：“您的书在世界上印行了几十亿册，是地球上印得最多的书”时，毛泽东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我的那些书没有什么好读的，没有什么教育意义。”

但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您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并改变了世界。”

毛泽东的思维异常敏捷：“改变世界？不可能。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不过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很少的一些地方。”

他们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和他们谈到了青年一代。他说，这些青年人应该受到各种风浪的锻炼。

毛泽东谈到了他的斗争哲学：

“党内会有斗争，阶级之间会有斗争，除了斗争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

用他在别的场合说过的话是：斗争是绝对的。

用他几个月之后的讲法是：10亿人口不斗不行啊！

此刻，他问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两位美国人点头称是。

毛泽东又说：“很可能要斗二三百年。”

在座的中国官员几次提醒会见的时间，毛泽东却说，再谈一会儿。

不是他对这两位年轻的美国人有多少话要说，他考虑的似乎还是他们的长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快要告辞时，他说：“告诉你的父亲，我欢迎他到中国来，我会等着他的。”

“我这个人喜欢右派。上次美国大选期间，我投了你父亲的票。戴高乐是右派，希思首相也是右派，我喜欢他们……”

美国的年轻人不可思议，这位信仰马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居然喜欢右派，这该怎么解释？

“10年后再来吧，中国会有很大变化的。”他说着，朝他们招招手。

中美关系在1970年能有那样的改善，开始于1969年毛泽东着令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

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一开头，就讲了这样一句话：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综观历史，世界的格局亦然。

对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新一代来说，他们也许并不知道或不完全清楚中国和美国曾有过那么敌对的阶段。他们是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长大的。而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祖辈，对美帝国主义是恨之入骨的。

当年，美国人是怎样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现代的人，尤其是青年人，是不会有这种体会的，他们只能靠书本上的记述来了解了。

中国人与美国人的敌对应当从哪一天说起，恐怕历史学家也难说清楚。但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知道美国人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知道美国人派军舰侵入台湾海峡；知道美国人带头侵略朝鲜和越南；知道美国人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知道美国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经济封锁……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中国的街头随处可见“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究竟从哪一天开始，毛泽东考虑到要同头号的敌人——美帝国主义改善关系？我们不得而知。笔者曾经访问过好几个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知晓外交决策的人物，他们也只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时间。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

人们谁也不会注意到，这次会后，毛泽东交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两项很特殊的任务：

在北京的4家工厂蹲点，共同研究国际形势。

第一项任务，当时还好理解。了解基层的情况嘛，任何时候都必要。况且这四位老帅又都是所谓“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自1967年2月抗争以后，他们就都“靠边站”了。他们更需要了解工厂的情况。

对第二项任务，不用说别人，4位老帅也不解其意——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十分明确，还要研究什么？

因此，在周恩来召集的会上，他们自然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周恩来的回答很有趣：“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

周恩来说这些话的时候显得十分严肃。这也是他多年的习惯了。凡是正式的场合，周恩来是很少有戏言的。

他看着4位熟悉的老帅，又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还没有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让你们回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门考虑国际形势。”

周恩来谈话很是诚恳。他喝了口茶水，接着说：“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

他强调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又怕这几位很认真的老同志太用心劳神了，又赶快补充一句：“你们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月讨论两三次就可以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

这是主席的意思，又是总理亲自布置的。4位老帅都知道这件事情的分量。他们很快开了一次会，并且由陈毅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陈毅没想到会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恩来的眉毛一耸，说：“老总哎，你为什么带秘书呢？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4位，不许其他人参加！”

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周总理在他的原副总理面前很有权威。

陈毅很快理解了周恩来的用心。老同志在一起说话谈问题，难免“走火放炮”，一旦传出去，又不知道是什么“逆流”、“黑风”呢！

陈毅说：“总理哎，我接受批评，感谢提醒，坚决照办。”

他想了想，又接着说：“我们都一把年岁喽，有些事力不从心，请总理给派个帮手吧！”

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熊向晖可以协助你们。他的英文好，还可以看英文材料。”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此后，4位老帅在中南海的武成殿多次开会，议论天下大事。并于当年7月，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书面报告——《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

这份报告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第二部分是对反华大战的看法，认为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美、苏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的可能性都还不大；第三部分是对美苏矛盾的分析。

这期间，国际形势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引起了这4位老帅的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菲律宾、印尼、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的过程中，多次表示美国准备同中国交往，反对苏联建立“亚洲安全体系”。还说如果让中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他出访罗马尼亚时强调不应孤立中国，并称，美国愿意同苏联和中国都建立友好关系云云。

同年9月，到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传话，在归国途中想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会晤。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周恩来于9月11日上午会见了柯西金，并发表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

四位老帅研究了这些情况之后，写出了《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送周恩来总理。

就在这个报告定稿后，陈毅提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他对几位老战友说：“关于打开中美关系，我考虑了很久，华沙会谈谈了十几年，毫无结果，现在即使恢复，也不会有什么突破。我查了资料：1955年10月27日，我们提议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协商解决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1956年1月18日和24日，我外交部发言人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解决像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实质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切实可行的途径。这一重大建议被美国拒绝。现在情况发生变化，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拉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有必要改善中美关系，这就必须采取相应的策略。我有一些‘不合常规’的想法。”

陈毅元帅不愧是外交部长，他侃侃而谈，讲了3点在当时看来很不合常规的想法：

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我估计美国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

二、只要举行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并不是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改变立场。台湾问题可以在高级会谈中逐步谋求解决，还可以商谈其他带战略性的问题，这不是大使级会谈所能做到的。

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可以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保密。

……

由于这些想法“不合常规”，陈老总还决定，不形成文字，只向周总理口头汇报。

陈毅很快向周恩来谈了如上的意见。

如果说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有前奏的话，这无疑是中国方面的前奏曲。

尼克松来叩中国大门

毛泽东表示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改善中美两国关系

陈毅元帅生前曾经说过：“我给周总理建议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时候，用了一个词，叫作‘不合常规’。谁知道尼克松比我更不合常规。”

是的，尼克松先生想问题、做事情，有些看来是很不合常规的。

任用基辛格作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在美国就引起过不小的震动。

基辛格曾经作过大财阀洛克菲勒的“高参”，这是美国人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位有犹太血统的美国人，对洛克菲勒是推崇的。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家族创办了美孚石油公司，有着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而是基辛格认为这位纳尔逊·洛克菲勒具有美国总统应具备的素质。他如能出任美国总统，将会给美国带来重大变化，也会使世界发生变化。

因而，在洛克菲勒参加竞选的时候，基辛格可谓不辞劳苦地为其奔走。而对他的竞选对手理查德·尼克松大加攻击。据说，有记者问到基辛格对尼克松竞选总统的看法时，基辛格只用了4个字来回答：

“荒谬可笑！”

记者紧追不舍，再次问道：“如果尼克松当选了美国总统，你怎么看？”

“那就更荒谬可笑了！”

如果基辛格的话不是戏言，那么，美国国民的选举结果一定使基辛格目瞪口呆了。第一轮投票，洛克菲勒就以277票对692票败下阵来。

此时，基辛格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有一阵子不看电视了，因为电视屏幕上总是出现尼克松指手画脚的样子。他讨厌。

他讨厌尼克松，并不等于尼克松也讨厌他。世界就是这般荒谬。

在没有认识基辛格之前，尼克松就读过他的几本著作，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此人有些见解是十分独到并有启发性的。当选美国总统后，尼克松反复考虑，决定由此人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此举使美国人吃了一惊，也使基辛格吃了一惊。

没有惊人之举能当美国总统吗？

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中午，基辛格正在纽约同洛克菲勒共进午餐，悦耳的电话铃声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信息。

电话的另一头自称叫作德怀特·查平，是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的助手。他说尼克松先生想邀请你下星期一上午到他的竞选总部皮埃尔饭店会面。

说实在的，基辛格是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皮埃尔饭店的。会见的详细情景，他们两人有不同的描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尼克松决定任用这个曾经反对过他的博士。

又过了一些天，尼克松正式邀请他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沉吟了一下，说：“让我再考虑考虑。”

这倒不是基辛格博士故作矜持，他感到有些突然。

基辛格不能不征求洛克菲勒的意见。谁知这位政治家表现得非常有风度，他对基辛格说：“我认为这是好事。我赞成。我向来主张基辛格为任何一个当总统的人效劳，把他的才能和点子都贡献出来。我觉得当总统是非常孤独的，任何可以出一臂之力的人，都应该不分党派作出贡献。”

这样，基辛格给尼克松打电话，明确表示他接受邀请。

尼克松的不合常规，绝不仅仅表现在任用基辛格这样的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变化中，他更是如此。

他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在公开场合攻击中国共产党。就在他宣誓就职以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当有记者问道：“你就任美国总统期间，是否打算同共产党中国改善关系？”

尼克松回答说：共产党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他们不断地采取敌对行动，因此，在他们未作某些改变之前，我们的政策不会很快有改变。

周恩来在钓鱼台国宾馆与秘密与基辛格会谈

就在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国在越南的军队人数由50万人增至万人，接近约翰逊政府规定的最高限度。并且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

……

然而，就在半年之后他出访菲律宾、巴基斯坦、罗马尼亚时，语调却作了很大的改变。

他在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会谈的时候，很是直率地对这位总统说：“我想在我的任期内，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你从中斡旋，把我的信息传递给中国。”

他还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美国的政策是同中苏两国都建立良好的关系。

他在拉合尔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会谈的时候，又说：“尽管有不少人反对我的观点，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

他说：“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对骂了20年，相互敌视，互不往来。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当叶海亚·汗谈到中美关系积怨甚深这个问题时，尼克松干脆说：“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转达给中国的主要领导人。”

……

他的这些说法当时是绝密的。如果当时把这些想法公开的话，美国人不知会怎样看这个刚刚当选不久的总统。

万事开头难，尼克松不得不找“第三者”。

对新任美国总统的这些“不合常规”的做法，以及美中关系中的其他一些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很关注的。他们不失时机地做出了一些反应。这些反应是很有分寸、很艺术的，以至于后来成了人们研究外交事务必不可少的事例。

1969年12月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到一个很特殊的邀请——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做客。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

过去，举行中美华沙会谈，既不在美国大使馆，也不在中国大使馆，而在所谓的中立区。

接到邀请的时候，斯托塞尔笑了。

不久前，在华沙文化宫举办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斯托塞尔大使碰到了中国使馆官员。他主动上前打招呼，并且对他们说：“我最近在华盛顿见到尼克松总统，他说，要和中国进行重大会谈。”

中国使馆官员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没有作出答复。现在，这应该算是正规的答复了。

斯托塞尔以为中美之间的接触是秘密的，说他将高兴地和小心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却答复他：

“请走正门。”

于是，斯托塞尔大使驱车堂而皇之地进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

来而不往，非礼也。几天以后，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也应邀去了美国使馆。

这两次互访的意义，远远不止商定了在1月20日举行中美华沙谈判第135次会谈。这是一种象征，一个信号。西方的传媒马上予以报道，认为这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的一步。

1970年1月20日举行的中美华沙会谈，交换了很有意义的意见。

斯托塞尔用沉稳的语调说出了显然不是他本人意见的意见：

美国政府准备派代表去北京或者接受中国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直接讨论一些问题。

雷阳点头，并说了一段代表中国政府的意见：

中国方面愿意讨论美方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任何意见和建议。两国间的会谈，可以继续在大使一级进行，也可以在更高一级或通过双方同意的其他渠道进行。

自此，中美关系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发展……

正像毛泽东后来与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到的一样，事物总是曲折前进的。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亦然。正当中美关系向缓和方面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南邻——柬埔寨在美国的直接插手下，发生了右派政变。这不能不影响到中美关系。

中国人向来不买“世界警察”的账，更何况，美国这次的行为已经不仅仅是当“警察”了，而是*裸地干涉别国的内政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宣布成立了民族团结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原定5月20日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是不可能举行了。这一点，中美双方的决策人物已经预料到了。尼克松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会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宣读他的“5·20声明”：

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在世界上非常孤立。抗议美国侵略柬埔寨的示威运动席卷全球……

美帝国主义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其实是纸老虎，正在垂死挣扎。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越南人民、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怕美帝国主义，而是美帝国主义怕世界各国人民，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惊慌失措。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毛泽东的声明，很快传到了大洋的彼岸。

尼克松在白宫的办公室更是暴跳如雷。他觉得中国人太狂妄了。他抓起电话，给有关人员打电话：

“把在越南用不着的第七舰队的全部舰只开进台湾海峡，挫掉毛泽东好战的锐气。我要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虚张声势，恐吓什么人……”

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却和他的看法大相径庭。这位博士认真分析了毛泽东的声明，认为是一篇非常空洞的文章，既没有对尼克松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又没有在有争议的双边问题上表态。

他甚至还认为，毛泽东这么做，是利用美国在柬埔寨的行动大事宣扬，是对西哈努克的支持。

当基辛格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把他的这些想法明明白白地向尼克松阐明之后，尼克松的脸色好看了许多，呼吸也似乎均匀起来了。

其实，毛泽东的这个声明也确是费了些心思的。他指示让外交部的大才子乔冠华起草，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由他亲自改定的。

中美关系经过此番曲折之后，又按照历史的规律向前推进了。

尼克松向美国的《时代》（Time）周刊记者发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谈话。这个谈话的重要议题是刚刚结束的约旦危机。但他认真地谈到了中国问题，谈到了他的态度。

“……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要知道，这份1923年创刊的《时代》在全世界有着非同小可的影响。几乎每个国家的首都都有它的特派记者。尼克松的这段话一出，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注意。

两天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极其盛大的庆祝活动。在花的海洋里，旗的海洋中，人们注意到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位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在第二天出版的北京各大报纸上，都用了较大的版面刊登了一张毛泽东和这个美国人说话的照片。

这个美国人就是埃德加·斯诺。

据当时负责新闻摄影的人讲，这张照片的刊发，完全是周恩来总理一手安排的，还指示要做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

在众多的照片中，周恩来为什么选中这一张在显要的位置发表？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很清楚。还有人猜测，这位斯诺先生是不是美国共产党人？

今天，我们再看这张历史照片，会觉得周恩来总理的用心是多么的明显，但在当时，不要说一般的中国人，就是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没能理解这张照片的意义。

事后，他和尼克松都对这张照片所传递的信息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而遗憾不已。

说到中美关系的进展，就不能不继续提到两位历史人物——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970年10月下旬，许多国家的政府首脑到美国的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这里面既有叶海亚·汗，也有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尼克松得知叶海亚·汗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他：

美国希望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作为中间人，希望你作出努力。

叶海亚·汗深知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他对尼克松说：“巴基斯坦是美国的朋友，也是中国的朋友，帮忙当然是要尽力的。但这也是十分困难的。”

叶海亚·汗答应，到中国去的时候一定把尼克松的信息带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紧接着，尼克松又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祝酒词中，第一次以一个美国政府要员的身份说出一个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站在讲台前，摆平了已经准备好的稿纸，说：“……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上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罕见的。”

齐奥塞斯库点头称是。

他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的注意。他打电话给基辛格，希望他能对此作出解释。

基辛格的回答也很艺术，他反问这位大使：“你们称中国是什么？不也是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多勃雷宁也只好作罢。

11月，叶海亚·汗总统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尼克松的信息传到了中国的最高层。不久，罗马尼亚副总理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周恩来也同他进行了深入的交谈。

叶海亚·汗是个办事认真、精细的总统，他安排了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来负责中美联系的渠道。

基辛格办公室12月9日的日历刚刚翻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里便走了进来。他从皮包里掏出一个大信封，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接过信封，看看希拉里。希拉里的眼睛里流露着神秘的目光。

他把信封打开，抽出了一封很是奇妙的信，这信既无一般行文的抬头，又没有结尾的签名，密密麻麻的方块字。

希拉里伸出手，意思是说：“请把信给我吧！”

这封没头没尾的信，又回到了希拉里手里，他说：“我没有把这封信留在你手里的权利。只能由我念念你来记。”

基辛格已经明白，便拿起了纸和笔。

希拉里念得很缓慢，基辛格记得很仔细。

笔者没有看到这份历史文件，但从有关方面的书籍中，我们看到了如下的描述：

信中说：“为了讨论撤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尼克松总统的一位特使将会在北京受到最热忱的欢迎。”

“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发出的许多其他信息，都已收到，但是，一个国家首脑通过另一个国家首脑向一个国家首脑提出建议还是第一次。美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的真实可靠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这个信息。”

基辛格很快把消息报告了尼克松。

尼克松和他商议了有关复信的事宜。他们决定：复信用打印稿、复印纸，上端没有开头，下面没有签名。

他们的信向中国方面表达了这样的信息：

美国准备和中国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讨论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存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种古老的通信方式，用在上世纪70年代，显得很有点滑稽。但历史就是这样发生、发展的。

毛泽东的重要信号——和斯诺的谈话

毛泽东约见斯诺，大概是许多天以前就定下了的。斯诺于1970年10月1日在天安门上见到毛泽东时，他们虽然没有约定哪一天见面，但他们彼此都觉得应该谈一谈。

毛泽东领导着有7亿人口的中国，要处理的事情很多，直到两个多月后，他们才能坐下详细地谈一谈。

汽车把斯诺送到了中南海西岸一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这既是毛泽东的卧室，也是他的书房。

毛泽东站起来迎接他。

“我们是老朋友了！”

毛泽东用这样的话开头，使斯诺又看到了他30多年前的神态。

开宗明义，毛泽东告诉他，这次谈话不供发表，是作为学者、研究者研究社会情况、研究将来、研究历史的。

斯诺应该明白。因为他过去同毛泽东接触，有些东西也是不供发表的。

他们说起话来很随意。可谓海阔天空，说到哪儿算哪儿。

说中国的“*”。说到斯诺的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对此大加发挥。他先是说，人都要有点个人崇拜，没有人崇拜你斯诺，你就高兴啦？你的文章、你写的书没人看，你就高兴啦？后来，他又说，崇拜得过分了，讨嫌！比如“四个伟大”，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说到中国农村的妇女不愿意节育，想要男孩子。说美国的教育水平比中国高。

很快他就把尼克松“提”了出来。毛泽东似乎是很随意地说：“我是不喜欢*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

看着斯诺费解的样子，他又说：他的欺骗性有，但比较少一点。“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请翻译把话译完，又说了几句：“但是你美国是没有秘密的。一个总统出国是不可能秘密的。他要到中国来，一定会大吹大擂，就会说其目的就是要拉中国整苏联，所以他现在还不敢这样做。”

他非常清醒地对斯诺说：“整苏联，现在对美国不利；整中国，对于美国也不利。”

毛泽东把非常秘密的中美关系问题几乎是毫不保留地告诉了斯诺——

“他（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跟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斯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保持非常友好的关系。罗斯福不仅读了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而且亲耳倾听了斯诺有关中国情况的叙述。这不能不对罗斯福总统产生影响。

有文字记载的是，罗斯福总统和斯诺深谈过3次。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当然有这样一层意思：希望斯诺能够把他的一些话带给美国总统。

然而，尼克松不是罗斯福。

斯诺和尼克松的关系是很难用一个恰当的词来描绘的。如果简单地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发表出来，是在1971年4月30日。在此之前，美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

斯诺以《毛泽东访问记》为题，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他和毛泽东的谈话，把毛泽东的原话大部分都引用了。这不能不在世界上引起反响。

西方世界的震动比第三世界要大。法国、德国、英国、日本等大国的报刊都用显著的位置和篇幅报道了“毛泽东的一项最重要的声明……”

身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基辛格肯定认真读了斯诺的文章。也许从这一时刻起，他们才想到斯诺这个人物。

就在尼克松即将访问中国的时候，斯诺在病床上收到了寄自“THE WHITE HOUSE”（白宫）的来信。

拆开信封，斯诺就看到了尼克松的签名。

信中对斯诺的病情表示了关切。并且告诉斯诺，不久的将来他将访问红色中国。他希望斯诺能够作为他的访华特使，先期到中国去，云云。

斯诺对这封信的态度只是轻蔑地一笑。对美国总统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不能接受。你尼克松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人物看，而是想利用我一下，我决不干！

他没有理睬这封白宫来信。

斯诺是想到中国的。他已经同《生活》周刊签订了合同。他希望独自采访中南海内毛泽东和尼克松的会见。然而，病魔没有容许他这样做。

这些都是后话。

毛泽东同斯诺谈话后几个月，小球便带动了大球。

不是有那么一个故事嘛，有人问：“中国的乒乓球谁打得最好？”

“庄则栋！”

“徐寅生！”

……

问话者都直摇头。最后，他告诉大家，中国的乒乓球打得最好的是两个人：

毛泽东与周恩来。

此为戏言。但细想又是那么回事，世界上不是也有一种说法么：

小球带动了大球！

别小看比鸽子蛋大不了多少的乒乓球，有时候它的作用是要使地球也颤动的。

事情是从中国乒乓球队去不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开始的。

那是在1971年的春天。这是个“左”得出奇的春天，也是“政治”得出奇的春天。人们每说一句话，每办一件事，都要考虑是左还是右。无论是国际上的事，还是国内的事。

关于去不去名古屋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争论，不仅是在中国乒乓球队内，就是在体委，在外交部，多数同志都认为不去是对的。直至毛泽东作出了派队参赛的决定之后，让乒乓球队讨论，还有不少人一时转不弯来。

中国能派队参赛，是因为周恩来总理亲笔给毛泽东写了报告，陈述了这次参赛问题争论的起因，也讲到因为柬埔寨王国政府提出不承认朗诺集团派队去参加比赛，提议驱逐他们的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我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参赛的方针。

毛泽东亲笔批示：

照办。我队应去，要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今天看来，这个报告上的措辞有很多那个年代的痕迹，但历史就是这么写出来的。

中国乒乓球队如期到了日本。他们在比赛场上的拼搏情景我们就不再赘述。只是有一点，这里的气氛远比在国内想像的要好。

3月30日，美国的乒乓球队明确表示，希望访问中国。

3月31日，美国队首席代表和记者6次同我方接触，表示友好，并希望和我们相互来往。

……

这些信息很快反馈到了中国外交部。

这又是一个逼着人表态的事情。

当时，两种意见则都很明确。一种认为，遵照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精神，应该考虑让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来，或者是让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来，而不是这支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乒乓球队。

另一种意见截然相反，认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是两国民间的交往，抓住这个机会，可以使中美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向前推进一步。

争论中，前一种意见明显占了上风。

于是，国家体委和外交部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中心意思很明确：

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时机尚不成熟。相信以后还会有这样的机会。

国家体委给周恩来总理的报告已经送上去了。周恩来也作了“拟同意”的批示。但总理在报告的旁边写了一段话：

可留下他们的通信地址，但对其首席代表在直接接触中表明，我们中国人民坚持反对“*”、“*”的阴谋活动。

毛泽东先是圈阅同意了这份报告，几个小时后又有新的考虑，改变为邀请其访华。

4月7日，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天。第二天，各国的乒乓健儿就要各奔东西了。比赛场上的友谊将被他们带走。

上午10时左右，中国乒乓球队接到了国内重要电话：

……关于美国乒乓球队要求访华事，考虑该队多次提出要求，表现热情友好，现决定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包括负责人在内来我国进行访问。可在香港办理入境手续，旅费不足可补助。请将办理情况，该队来华人数、动身时间，及时报回。

尼日利亚队来华问题，同意邀请该队顺访我国，来华旅费我可负担。

同意厄瓜多尔队领队（南美乒协主席）和厄队一名男队员随哥伦比亚队顺访我国。

加拿大队领队的美籍女朋友，可同意她同加拿大队一起来华。

……

中国乒乓球队的领队知道这不是一般人能决策的，但他并不知详情。

详情是——

4月7日的清晨，阳光还没有照到中南海的时候，西花厅的电话铃声响了。

是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周恩来立即安排有关人员研究接待方案，并与名古屋取得联系。

他把黄华和章文晋叫到了西花厅。

周恩来说：“毛主席亲自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这对于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这次我们一定要把美国队接待好，要把它当作一个大事情来抓。从这个意义上说，接待美国队来访的政治意义大于体育意义。”

周恩来还说：“这次来访的乒乓球队有6个。对各个队的接待工作要保持一定的平衡，但重点放在美国队。”

“在接待中，我们要主动热情。他们来，要和我们的运动员进行比赛，我们当然要把比赛组织好。同时要把他们的生活搞好。还要组织参观、游览，让他们好好看看中国。”

周恩来说，他们记。这两位外交家深知这一事件的重要，他们生怕漏掉什么。周恩来挥挥手，说：“你们两位，放下手头的工作，全面负起责来，接待好这个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黄华和章文晋也谈了一些情况。

最后周恩来说：“美国的球队来了，我准备接见他们！”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具体安排，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了如指掌。

4月8日，周恩来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明确告诉他们：“美国乒乓球队就要来北京了，这是毛主席亲自做出的决定。决定作出之后，主席还催了我两次。你们一定要重视这件事。”

4月10日，周恩来秘书的电话打到了对外友协，传达总理指示：美国乒乓球队来了之后，晚上要陪餐。

4月11日，周恩来确定：乔冠华主持和英国队的比赛；吴德主持对哥伦比亚队的比赛；郭沫若先后主持和加拿大队、尼日利亚队的比赛；和美国队的比赛由对外友协副会长、著名作家丁西林主持。

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和美国队比赛时，要预先通知，应该鼓掌还是要鼓掌。美国乒乓球队技术不高，我们的队员要教他们，对技术不高的要予以鼓励。和美国队比赛，不要光是我们赢。

4月12日，周总理又批阅了国家体委关于接待6国乒乓球队的报告。他批示道：“特急，送曹诚、吴晓达同志阅办，并送黄华、章文晋同志阅。”他还批了一句：“故宫可在14日开放参观。”

4月14日下午2：30，周总理神采奕奕地出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向所有来访的乒乓球运动员致辞以后，特意走到美国队坐的地方。他面带笑容地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割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这次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谊的大门。”

美国的领队斯廷霍文说：“我们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作了一个很坚决的手势，说：“可以去！”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一个披着长头发叫科恩的美国青年站了起来，他用中国人很看不惯的眼神看看周恩来，提了一个问题：

“总理，请谈谈你对美国青年中嬉皮士的看法。”

这是一个与乒乓球比赛毫不相干的的问题。不少人对科恩投来责备的目光。

周恩来倒是友好地笑笑说：“看来你也是个嬉皮士喽？”

科恩提这个问题，自有他的道理。他的这身打扮，他的谈吐，不要说在东方国家，就是在号称“自由世界”的美国，责难者也不在少数。他要听听红色中国的高层领导人物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本来，他得知周恩来总理要见他们的时候，他就想提出这个问题。领队知道后，劝他不要乱来。他也点头答应了。

但看到周恩来后，还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要不，他就不是美国人了！

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么守纪律，中国人的领队说，不要提这个问题，中国人就不提；美国的领队说了，队员可以不听他的。

这大概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区别。

周恩来也没料到美国的队员会提这样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他毕竟是大外交家，他用十分儒雅的口吻对科恩说：“世界的青年们对现状不满，正在寻求真理。在思想发生变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变化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形式都不能称为最后的，在寻求真理的时候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这是可以允许的。”

周恩来看看在场的年轻人，又说：“应当允许青年做各种不同的尝试，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因此，我是理解青年人的想法的。”

这是怎样一位通情达理的政府总理啊！

周恩来对科恩说：“比如说长发吧，我也曾见过留长发的日本青年。不过，他们和你大概不属于同一类型。”

科恩并没有因为周恩来这样回答他的问题而满意，他又说：“我认为，嬉皮是一种新思想方式，只有少数人熟悉他，了解他。”

周恩来并不想和他争论这种问题。而是说：“人类一定会找到普遍真理，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我同意青年应该尝试各种各样不同方法，以求得真理。但是有一点，你应该经常设法找到和人类大多数的一些共同点，使大多数人获得进步和幸福。同样，如果经过自己做了以后，发现这样做不正确，那就应该改变。这也是寻求真理的途径。”

当科恩听懂了他的这段话之后，周恩来又说：“这不过是我的建议而已。”

……

周恩来论嬉皮士的几句话，在海外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这几句话本身。甚至还赢得了科恩的母亲从大洋彼岸送来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

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听懂了周恩来的话外音。

当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消息传到美国白宫之后，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失时机地作出了反应。

尼克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决定对华政策作出如下改变：

一、美国准备迅速发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来访问的个人或团体的签证。

二、将放宽美元方面的控制，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能使用美元。

三、将取消对供应前往中国，或来自中国的船只和飞机的燃料的美国石油公司的限制。但前往或来自北越北朝鲜、或古巴的中国拥有或租用的运输工具除外。

四、美国船只或飞机今后可在非中国的港口之间运送中国货物，美国拥有的悬挂外国旗帜的运输工具可以前往中国的港口。

五、将开出一个可按照一般执照的规定，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的非战略性项目的清单。在批准这个清单上具体项目以后，还将许可从中国直接进口指定的项目。

这5个步骤等于宣布了美国对华贸易禁令的终止。

两天之后，尼克松又借会见美国报业主编协会成员之机发出两个信息：

“本届政府和下届政府的长远目标必须是做两件事：一、使美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二、使大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结束。”

自此，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迈进了一大步。有人把乒乓外交比喻为一场乒乓球赛，这头的总领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一头则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此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谁知毛泽东下一步怎样决定呢？

毛泽东、周恩来迅速应对尼克松的来球

1971年4月21日，也就是尼克松对美国报界发表改善中美关系的谈话一个星期之后，他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

照例是由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希拉里把口信送到白宫的。

希拉里说，他的总统（叶海亚·汗）转述了中国总理周恩来的话：中国对达成直接和解的会谈感兴趣，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在北京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的一位特使（例如基辛格先生）或者美国国务卿，甚或美国总统本人，进行直接会晤和商谈。”

这是响亮的一拍！

虽然在当时来说是秘密的，但在白宫引起的震动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只是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敢表露出来罢了。

他们两个人关在房子里，“策划于密室”。他们研究的问题很多，但后来越来越集中在一个问题上。

派谁去北京？

人选有3个。

尼克松先提出了美国在法国的越南问题谈判代表戴维·布鲁斯。

基辛格先是点头，后又摇头说：“中国人对越南问题是敏感的，用他难免……”

尼克松点头了。

他自然也想到了美国的国务卿罗杰斯。他相当于中国的外交部长。他到中国去顺理成章。但基辛格说：“他去，目标太大。”

尼克松笑笑说：“那只有你去了。”

基辛格耸耸肩膀，说：“我也太引人注意。”

尼克松胸有成竹，他笑着对基辛格说：“我相信一个出入巴黎不被人发现的人，也能够出入北京而不被觉察。”

基辛格打内心里是高兴的。因为，作为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知道北京之行的分量。如果此行成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将会是辉煌的一页。

他深知此行必须是在绝对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否则可能前功尽弃。在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进行了秘密的商谈过后，他选择了通过巴基斯坦的通道进入红色中国的方案。

基辛格在棕榈泉的休假地起草了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复信。

大意是：为了给尼克松总统的访问作准备，为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建立可靠的联系，尼克松总统建议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初步的秘密会谈。

基辛格博士准备在中国国土上参加这样的会谈，地点最好是在巴基斯坦方便的飞行距离内，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

我们建议，基辛格博士此行的具体细节，包括地点、停留时间多长，通信联络，以及类似的问题通过叶海亚·汗总统作为中间人进行讨论。为保密起见，务必不用其他渠道。不言而喻，基辛格博士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会谈要绝对保密。

……

1971年5月10日，尼克松批准发出了这封信。

信发走了，尼克松的心情反倒紧张了——谁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怎样决定呢？

当时，基辛格更放心不下了。

他放下手边的有关毛泽东、周恩来的书刊，闭上眼睛，努力使这两位中国人的形象活起来，谁知越想心里越没有底，他不知毛泽东收到他们的信后会作何反应。

有人对他说过，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特别是毛泽东。

毛泽东会不会突然变卦？会不会使中美关系横生枝节？

其实，也不只是基辛格这样想，基辛格的这种想法，实在是受了尼克松的影响。

几天前，尼克松还说过，中国人会不会在关键时刻往回退？

几天来，不管是尼克松还是基辛格，都有些寝食不安的味道。他们急切地等待着北京的信息。

消息照旧是由希拉里送来。他似乎很懂得基辛格和尼克松的心情，车子开得飞快，赶到白宫就直奔基辛格的办公室。

基辛格表面显得很是冷静，他和希拉里寒暄两句，才接过两张信笺。

照例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

“研究了尼克松总统的3次口信后，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并期待着届时同总统阁下直接对话。

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先行来访，进行秘密会谈，为尼克松总统访华进行准备，并作必要的安排。他可以从*堡直接飞往中国一个不向公众开放的飞机场。他可以乘巴基斯坦的波音飞机，或在必要时从中国派出接送他的一架中国专机。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着在最近的将来在中国同基辛格博士会晤。”

据说，基辛格接到这封信后，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赶忙到尼克松总统正在举行宴会的大厅去通知总统。

尼克松正和尼加拉瓜总统碰杯。基辛格不好冲进去，急得在宴会厅门前来回踱步。

总统终于出来了。基辛格走上前去，告诉尼克松：

“总统，北京复信了。”

他们两人并肩走进林肯厅，待尼克松把中国的来信读完，基辛格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写在了他的*中——

“我看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夜深了，号称世界最强大的金元帝国的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还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来信所激动。他们举起了酒杯，为了初步的成功而祝贺。

尼克松端起酒，眯起眼睛，望着窗外，许久没有说话。

基辛格问：“总统在想什么？”尼克松笑笑反问：“你在想什么？”

基辛格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曾经到过中国的马可·波罗。”

尼克松想了想说：“那么，我们把你的这次中国之行取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如何？”

基辛格点头称是。美国人总是要为他们大的行动取个代号的，就像1991年的海湾战争他们也要取个“沙漠风暴”的代号一样。

美国人毕竟是美国人，就是他们起的代号也要体现十足的美国精神。本来是他们急于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而他们却要把去中国比作马可·波罗到中国游历。

尼克松还说，如果基辛格此行顺利，就给他发一个电码回来，这个电码是：

“Eureka。”

这个词的中文意思就是：发现！

给尼克松复信后，周恩来开始了十分紧张的准备工作。

钓鱼台国宾馆4号楼异常忙碌起来。服务员在这些进进出出的人中认出了叶剑英元帅，不过他可没有穿军服，整洁的中山装配上一副珐琅眼镜，颇似一个学者。人们也认出了姬鹏飞、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等外交家。

他们来去匆匆，小车进进出出。他们干什么，别人都不清楚。当周恩来的车子来这里几次之后，人们才感到这些行色匆匆者正在进行事关重要的活动。

如果他们告诉大街上的行人，他们是在准备接待来自白宫的客人。谁都不相信。

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印象中，美帝国主义是中国的头号敌人，是侵略、战争、杀人、放火等代名词。怎么能把美国头子当成客人接待？

美国方面告知中国，基辛格博士将从巴基斯坦进入中国。对此，周恩来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他派出了曾经多次给自己驾驶过飞机，执行过许多次重要飞行任务的徐柏龄为领队的专机机组人员。

临行前，这些同志并不知是怎样的任务。他们见到周恩来严肃的神情，心中就明白了不少。

周恩来说：“你们执行的任务非同一般。首先，此行绝对保密，不得向任何人透露。这次，你们去接的，不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这关系到中美关系的发展……”

几位机组人员都表示，坚决完成这项重要任务。周恩来还叮嘱他们，要注意礼节，这毕竟是接待一位美国政界要人。

……

7月3日，中国的一架伊尔-18型客机飞行至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弟。为了不引起外界的猜测，这架飞机又很快飞回了北京。而徐柏龄和领航员刘志义、随机报务员王今亮却神秘地留在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

经过一番周密策划之后，7月6日，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从拉瓦尔品弟机场起飞，一直消失在东方的云雾中。几个小时以后，这架波音飞机在北京的上空绕了一圈之后，降落在北京南郊的南苑机场。

这是在为基辛格秘密访华试航。

在南苑机场，周恩来总理派来的中国外交部的章文晋、王海容、唐闻生、唐龙彬四人上了飞机——他们将到拉瓦尔品弟接基辛格博士。

就在中国方面作如上安排时，基辛格已经飞到了越南的西贡。

早在6月30日的晚上，美国白宫发言人齐格勒曾经举行了记者会，宣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将于7月1日至5日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基辛格博士将到巴黎和美国大使戴维·布鲁斯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基辛格博士将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有关官员会谈……

——说得难听一点，这就是新闻的“欺骗性”了。发言人言之凿凿，跟真的一样。然而基辛格此行的其他事情都是幌子，到中国才是真正的目的。

7月8日，基辛格到达了巴基斯坦的新建首都*堡。由他和叶海亚·汗总统导演了一场很有趣的话剧。

他们先在一起研究了此次具有冒险性质行动的细节，然后出现在政府宾馆的宴会厅里。

尽管外面暑气蒸人，这里却凉爽如秋。基辛格面带倦容，走在叶海亚·汗总统的身边。先来到宴会厅的人鼓掌起立。叶海亚·汗总统招手致意。

等大家坐定，舒尔坦告诉大家：“美国来的尊贵的客人亨利·基辛格博士，偶有不适，肚子痛了，这使我们感到十分的遗憾。”

叶海亚·汗站起身讲话：

“本来，我要在这里为美国的客人举行盛大的国宴，但基辛格博士身体不适，我也只好遗憾的改期了。”

来参加宴会的官员们不禁窃窃议论，基辛格到底得了什么病？会不会是肠胃型的感冒？会不会是恶性传染病？也有怀疑这里面有什么名堂的，但没有人能猜到他会进行一次中国之行。叶海亚·汗总统说：“*堡的气候不好，太热。我已作了安排，请他到北部山区的我的别墅去休息几天，希望他尽快康复。”

基辛格说：“感谢总统的好意，这样太麻烦了，就不要去了吧。”

叶海亚·汗总统似乎很固执，他坚持说：“基辛格博士先生，在我们的国家里，是由主人的意愿决定的，而不是由客人的意愿决定的呀！”

……

戏演完了，基辛格回到旅馆的房间里，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再过4个小时，他就要上飞机前往北京了，他还要作许多的准备。

他感到演戏是很累的。

越是累，越是无法入睡。虽说他从各方面研究了中国，但那毕竟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他不知道此行的结果会是什么。

成败在此一举。

经过化妆的基辛格戴了一副墨镜，一顶宽边帽子。他从饭店出来的时候，好几个人都没有认出他，不免有几分得意。

1971年7月9日12时15分，基辛格完成了这次历史性的飞行，出现在北京南苑机场的停机坪上。

来迎接他的，是被毛泽东称为“吕端大事不糊涂”、“此人有文化”的叶剑英元帅。此时，他是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他的身后是很有外交家风度的黄华大使和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

来迎接基辛格的车子是中国最高级的轿车“红旗”。这种车子最明显的标志，是前面有一面有机玻璃制做的红旗。基辛格瞥了一眼，面色冷峻，似乎是担心坐上了“红旗”车，被它吃掉了一样。

一路绿灯。

他们很快来到了作为国宾馆的钓鱼台6号楼。完全是中国式的建筑，从里到外充满了东方情调。

叶剑英举行的欢迎宴会是相当丰盛的。基辛格曾经以“中国通”而著称于世，却不会使用中国筷子。他对那两根木制的或是象牙制作的棍儿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但不能不承认中国菜，正像毛泽东说的，是“中国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基辛格急于想见周恩来，因为，见到中国的总理才能知道自己此行的成果能有多大。

他很快被告知，周总理要到他住的6号楼来和他们举行会谈。

站在楼门口的基辛格看到周恩来的车子停下，周恩来从车内走出来。这位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给人的印象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似乎他就没有疲劳的时候。

他快步走到了基辛格的面前，用他那受过伤的右手和基辛格伸过来的手相握，并使劲抖动了几下。

他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的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很有分寸地点点头，并补充了一句：“遗憾的是这是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会震惊。”

第一次的会谈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双方都在摸对方的底。周恩来的坦诚使基辛格感到折服。

周恩来对他说：“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巨大的。例如，台湾问题就是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源。博士先生，我们终于坐下来了，就可以互相阐述自己的观点，让对方充分了解。”

同时，基辛格对周恩来的博学、敏锐也很感兴趣。用一句西方的话说就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佩服你的人格，佩服你的才学。

基辛格不知道，毛泽东、周恩来用了多大的精力来研究美国，研究尼克松、基辛格。他们阅读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调阅了尼克松很喜欢看的电影《巴顿将军》……就是在基辛格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毛泽东、周恩来都注意到了。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论”，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尼克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5年，世界上了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了。“今天世界有五大中心力量——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尼克松在这个讲话中提到，美国必须采取步骤，结束与中国大陆隔绝的状态。

谁知周恩来提到“五极中心”时，基辛格还不知道，以至于周恩来拿了一份尼克松的讲话稿子给他。

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持续到了晚上11点多钟。何时向毛泽东汇报？周恩来觉得有必要立即汇报，就叫王海容给毛泽东办公室打了电话。

毛泽东的生活习惯是工作至次日凌晨，经常是四五点上床休息。王海容打电话的时间是在午夜12时以前，所以，那边的秘书答复说，请示了主席，可以马上来。

周恩来的车子开进中南海，便直奔游泳池。

毛泽东晚年一直居住在这个叫游泳池的地方。说来难以置信，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经常穿的是一件大睡衣，也就是他的故居开放时人们看到的那一件。除非有外事活动他才穿上那身“毛制服”。

周恩来带着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走进房子的时候，他依然是穿着那件睡衣。很随便地请他们坐下。

周恩来说：“主席，基辛格一行到了，我和叶剑英同志和他们谈了一次……”

毛泽东挥挥手，说：“那个不忙。”他转身问起了熊向晖有关总参谋部“批陈整风”的情况，问“参谋总长”黄永胜的情况……

毛泽东此举，颇似画家在作画时的“闲笔”。其实“闲笔”不闲，更有深意。事后人们才知道，他询问熊向晖的一些话是很有名堂的。

当时，中国的政界正在“批陈”，起因是1970年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陈伯达等人跳了出来，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迫不及待地要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很是生气，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于是，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的运动。在庐山，没有点“林副主席”的名，但知情人都清楚，矛头是对着*的。

毛泽东之所以把基辛格来的事撂下，问了一通总参情况，是政治敏锐使然。熊向晖并不知情。

等毛泽东问完情况，周恩来才开始汇报基辛格来华的情况。

在汇报过程中，毛泽东不时插上两句话。这种插话是简短而精辟的。比如，说到台湾问题，毛泽东说：“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所谈精神，同基辛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这次可不像上次那样轻松了，一谈到实质问题，就发生了矛盾和对立。

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是求同存异的大师。谈不来的可以先不谈。基辛格重要的任务是安排尼克松访华，那就谈这个问题吧。

中国方面建议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夏天来北京访问。

基辛格思忖了一下，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时间太近了，这在美国可能引起震动。我们美国大选情况你是知道的。”

周恩来想了想，说：“春天是可行的吧。”

基辛格接受了，却又提了很多条件。美国总统出行，特别是到中国来，要有保安人员，要有各种新闻媒体的记者，要有全球转播的电视技术人员……

周恩来说：“这些事情都好商谈。目前主要的事情是研究联合公告的内容。”

中国方面的黄华和基辛格开始就公告的草稿进行了具体的磋商。

周恩来再次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审定公告的初稿。毛泽东同意将这个公告的草案和美国人进行谈判，并定下了大的原则——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这样，不论是跟美国人还是与苏联人，毛泽东都不去具体谈判的。也因为他有一位周恩来这样的谈判高手，不用他操这份心。

后来的谈判是双方都作出了适当的让步：

美国方面大致同意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联合公告的草案。

中国方面同意了美国方面提出的公告发表的时间为7月15日。

同时，他们定下了以后联系的渠道——法国巴黎。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是联系的接头人。

……

1971年7月15日晚上，尼克松面带笑容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

“我要求占用今晚这段时间，是为了宣布我们建立世界持久和平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件大事。

“正如我在过去3年中多次指出的那样，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亿人民的参加，是不可能有稳定而持久的和平的。正因为如此，我在好几个方面采取主动行动，为两国间的比较正常的关系敞开门户。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派遣我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在他最近的环球旅行中前往北京，以便同周恩来总理会谈。我现在宣读的公告，将同时在北京和美国发表。”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轻松地读完公告，便从电视屏幕上消失了。

中国方面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首都的各大报都发了这条重要新闻。

这一消息惊动了美国。

这一消息惊动了世界。

巴黎的秘密渠道——两位将军的接触

1971年7月19日上午8时20分，沃尔特斯将军奉命开车来到了中国大使官邸附近。他来到使馆门前，推开了虚掩的大门。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国年轻人迎上来问道：“先生，您找谁？”

“我是美国武官，我带来了总统先生给贵国政府的信。”

对方用法语自我介绍。中国的年轻人说：“我是韦东，黄镇大使让我来接你。”

他们一块进了楼房内。黄镇大使正在等他。

寒暄。

两个将军握手的时候，似乎感到了一种相通的东西。

沃尔特斯说了一句：“我对你们中国人保密的本领，深信不疑。”

“此事关系重大，预祝我们成功。”黄镇将军把沃尔特斯送出了客厅。这就是秘密渠道的第一次正式接头。

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曾和周恩来约定，如有十分重要的事宜，基辛格将亲赴巴黎和黄镇大使会晤。就在中美巴黎秘密渠道接通后约1个星期，基辛格就“潜入”了巴黎。

说潜入，一点都不假。他乘坐的“空军一号”座机，是以训练飞行为幌子离开美国而到达巴黎的。他戴一副墨镜，一顶法国很流行的帽子，坐的车也是沃尔特斯租来的一辆破旧的汽车。

车子直接开进了中国大使官邸。基辛格和黄镇见了面。两人一见如故，说了不少关于中国的茅台酒、美国的西餐之类的笑话。

基辛格此次来，是商谈尼克松访问中国之前他先期访华的问题。

黄镇说：“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基辛格博士访华最好是在10月的下旬。”

基辛格觉得时间还可以，但提出了一个问题：“建议在巴黎主持越南和平谈判的布鲁斯大使一同前往你们的国家。”

黄镇虽然笑容可掬，但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他说：“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想法我们难以接受。”

基辛格也不让步，坚持说：“布鲁斯得到尼克松总统的充分信任。”

黄镇知道一点，但他在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前，是不会作出任何答复的。

此后，基辛格先后4次到巴黎的中国大使官邸，就有关中美关系的重要问题与黄镇进行磋商。

在与基辛格的接触过程中，曾经有过稍微大一点的波折。一次是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预报时间问题；再就是基辛格访华要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的要点问题。

由于是公开访问，美国方面提出要有先期预报，中国方面是同意的，但时间上有问题。美方提出9月22日、23日或在10月初发预报。中方以为，9月联大正在开会，美国在联大要提出“*”、“*”的提法，在此时公布基辛格的访华，是很不合适的。黄镇说：“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时间，特别是在9月22日或23日。”

美国方面作出了让步，同意在10月5日发出此预报。

经过巴黎渠道的详细商讨，基辛格二度访华的“波罗二号”得以成行。他的飞行路线是严格按照尼克松将要飞行的路线走的。12月22日抵达中国上海，稍事停留之后就飞到了北京，住进了他已经熟悉的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

他此行带来了两个重要的东西：一是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日期；二是尼克松访华后要发表的一份公报。

日期问题没有费太大的周折。他提出两个日期，即1972年2月21日或3月16日。

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意思。

基辛格在周恩来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就把他带来的“公报”草稿交给了周，并且说明，这个初稿是尼克松总统批准了的。

基辛格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对他们精心准备的初稿是那样的不买账。他和周恩来面对面坐着，周恩来一脸严肃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告诉他：

“毛主席看了你们准备的公报草稿，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个公报我们不能接受。”

周恩来说这句话的时候是斩钉截铁的。

基辛格的态度也很明朗，坚持他们起草的公报，认为他们的公报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中美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周恩来坚持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我们的意见是摆明双方的根本性分歧。如果用外交语言把分歧掩盖起来，在公报上看观点一致，而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基辛格说：“总理阁下，我们起草的公报是按国际惯例的，如果在公报上写明中美双方的分歧，那不等于告诉世界，中国和美国正在吵架么！”

周恩来不这样看，他说：“吵架是正常的，我们两国打了许多日子的仗，相互隔绝了20多年，分歧不是必然的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待这些分歧。”

谈判陷入僵局。

周恩来缓和了这种僵局，他说：“我们也拿出一个方案的初稿，你们先看看。”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想法，尼克松有尼克松的想法，双方的分歧似乎是不可调和的。

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详细研究了代表毛泽东和周恩来意图的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上把中国和美国的主要分歧全写了上去。

北京秋夜是正好睡眠的时候，美国的代表团却没有一个人能入睡。还是基辛格突然转过弯来了：把分歧公开来，西方盟国、东方的朋友不就放心了嘛！否则，是有周恩来提出的问题：谁相信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呢！

在接着进行的会谈中，基辛格表了态，他说：“你们的初稿方案，从大的方面讲可以接受，但是你们的某些提法太僵硬，我们难以接受。你们报纸、电台常用的文字，好像是在凌辱美国总统，我们是不会接受的。”

美国人让步了。

周恩来和蔼地说：“有了大前提，事情慢慢谈，还可以修改。”

基辛格25日拿出美国方面修改的方案来。

第二天的会谈又陷入了新的僵局。

周恩来声明中国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二、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

三、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

基辛格的态度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不能背弃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绝不能放弃对台湾的义务，我们决不会与台湾断交的。

气氛紧张起来。人们的表情一个比一个严肃，译员的声调也生硬起来。

美国人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背弃老朋友，你们中国人也会瞧不起我们的。”

周恩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很有耐心地对谈判对手说：“什么叫背弃老朋友？首先要搞清一个前提，是你们美利坚合众国占着我们的领土台湾，这样做本身就是不对的。你们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就应该撤走你们的军队。如果贵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过去的立场，我们则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诚意表示怀疑。”

基辛格博士不动声色，听周恩来总理把话讲完，他才说了一通他的道理：“总理阁下，美国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多不同。参议院、众议院会对总统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有共和党和*党之间……总理阁下提出的问题，总统如能连任，将在下一届解决。”

周恩来是了解美国国情的，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讲话，也的确受到了美国一些势力的攻击，尼克松的日子的确是非常不好过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为此中国人要放弃原则。

周恩来说：“对于你们的处境，我们是略知一些的。你们为了所谓‘老朋友’，可以使自己陷得不可脱身吗？尼克松总统在堪萨斯城说世界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总不能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了吧！”

以守为攻，使基辛格无话可说。

台湾问题一直拖到了基辛格离京的前一天。最后还是美国人想出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在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周恩来听完翻译，笑了。他觉得基辛格确有一套。他说：“这个意思可以接受，但有的词句还需推敲。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而不应用‘部分’。”

基辛格也笑了，但坚持说：“部分比省更通用一些。”

周恩来说，省比部分准确，省是行政上对政府的归属。

这个说法，在英语中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在汉语中却有一些差别。

最后，周恩来说：“看来我们趋向一致了，有些问题尼克松总统来华时还可以再谈。”

……

毛泽东和尼克松在中南海握手

毛泽东与尼克松历史性地握手，开辟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

有人说，当国家元首最风光的，不是在自己的国内，而是在国外。

此话真有几分道理。

因为国外把你当贵宾接待，自然是要风光一些的。鲜花、仪仗、军乐、礼炮、国宴，以及高级的总统套房，这在国内是很难享受到的。

然而，风光归风光，难处也只有国家元首最清楚。

为了给尼克松的“风光”作安排，美国派出了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为首的先遣队来到北京。

他们要为总统的安全问题、接待问题、记者采访问题同中国进行磋商 ——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出访，有关整个美国的形象，是一点闪失都不能出的。

首先在新闻转播问题上发生了矛盾。

尼克松有一个庞大的记者团，要通过太平洋上的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等新闻。白宫的新闻发言人齐格勒和中国方面的熊向晖进行具体商谈。

熊向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希望美方帮助租用一颗卫星。

齐格勒说，你们不必租用卫星，只需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卫星地面站就可以了，费用由美国方面负责。这样可以节省一些，租用卫星要花100万美元。

熊向晖把齐格勒的说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不能含糊。”

周恩来向熊向晖口述了3项要求：

一、请齐格勒负责为中国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为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

二、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必须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将予以同意，中国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

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不做冤大头。

当熊向晖再次与齐格勒会晤时，把如上意见和盘托出后，齐格勒笑了。他觉得这样的谈判对手很有意思。

经请示，他同意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关于尼克松总统的安全问题，就更加复杂也更加可笑了。

首先是从有关秘密渠道得到消息，说台湾方面有人策划用伪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战斗机袭击美国总统座机。这一消息又无法证实。中国方面通过巴黎的秘密渠道正式转告了美方，美方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中国方面明确表示，中国负责总统座机在12海里以内领海上空的安全。美国方面自然要保证他的总统座机的全部航程中的安全了。

别人在为总统忙，总统自己也在忙。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到中国访问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他和毛泽东的握手意味着什么他是十分清楚的。因而，准备工作一点都不敢懈怠。他几乎研究了所有关于毛泽东的书，如罗斯·特里尔（《毛泽东传》的作者）、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以及安德烈马尔罗写的书，当然还有斯诺不久前在《生活》周刊上发表的毛泽东访问记。他本来想找斯诺谈谈的，偏偏听说这个人很不买他的账，也就只好作罢了。

后来又听说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拍了一部在世界上有影响的纪录片《中国》，他也派人找来细细看了一遍。

……

就在尼克松出访前几天，他还把当过法国文化部长的马尔罗请到白宫，听他讲毛泽东是怎样一个人。

马尔罗是个十分健谈的老人。他把当年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描述了一番。他告诉尼克松：“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巨人，但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巨人。你知道吗，毛见到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他会想‘你比我年轻得多！’”

马尔罗还告诉尼克松，毛泽东的身边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

尼克松听了半天，还是不能设想他与毛泽东见面将是什么情况。

毛泽东毕竟是一位共产党大国的领袖呀！

尼克松访华的描述，海内外有许多版本，细细研究会发现，所有这些材料，大都出自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回忆文章。中国方面除了一些只鳞片甲的文字，几乎没有发表任何大块的文章。有一些所谓的纪实文学也是捕风捉影而已。尼克松回忆说：

1972年2月17日10点35分，我们离开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飞往北京。

在我们动身前，罗杰斯走上飞机，他很关心地说，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顶端。

我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大约在两点钟就完全打消了，这时亨利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我，周在楼下，说主席现在就想在他的住所见我。亨利下楼去了，我等了大约5分钟，然后我们乘车去毛的住所。

我们被引进一个陈设简单、放满了书籍和文稿的房间。在他坐椅旁边的咖啡桌上摊开着几本书。他的女秘书扶他站起来。我同他握手时，他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周后来告诉我，他患了所谓支气管炎已经有一个月光景，但中国公众并不知道这件事。

每一个人，包括周在内，都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房间里站有两三个文职和军职人员，在谈话进行了大约10分钟后，周挥手让他们退出去。然而，我注意到他们仍旧站在前厅里看着。

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约1分钟之久，这一动人的时刻，谈话的记录里大概没有写进去。

显然，他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他不断吸引亨利参加谈话。这次谈话本来料想只会进行10分钟或15分钟，却延续了将近1个小时。我发现周恩来已经看了两三次表，便意识到大概应该结束了，免得他过分疲劳。

值得指出的是，周后来在全体会议上不断地提到我们同毛的会晤以及毛说过的话。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涌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讨毛泽东的著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我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尽管毛说话有些困难，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可不喜欢这个，”他说，同时挥动了一下手，这个手势可能指我们的会谈，也可能包括整个中国。“他叫我们*。最近他有一个讲话，你看过没有？”

我说：“蒋介石称主席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当我提的问题翻译出来时，毛发笑了，但回答问题的是周恩来。“一般地说，我们叫他们‘蒋帮’，”他说：“有时在报上我们叫他匪，他反过来也叫我们匪。总之，我们互相对骂。”

毛说：“我们同他的交情比你们的交情长得多。”

毛谈到基辛格巧妙地把他第一次北京之行严守秘密的事。“他不像一个特工人员，”我说：“但只有他能够在行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12次，来北京一闪，而没有人知道——除非可能有两三个漂亮的姑娘。”

“他们不知道，”基辛格插嘴说：“我是利用她们作掩护的。”

“在巴黎吗？”毛装作不相信的样子问道。

“凡是能用漂亮的姑娘作掩护的，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我说。

“这么说，你们常常利用你们的姑娘喽？”毛问道。

“他的姑娘，不是我的，”我回答：“如果我用姑娘作掩护，麻烦可就大了。”

“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周说，这时毛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谈到我们的总统选举时，毛说他必须老实告诉我，如果*党人获胜，中国人就会同他们打交道。

“这个我们懂得。”我说：“我们希望我们不会使你们遇到这个问题。”

“上次选举时，我投了你一票。”毛爽朗地笑着说。

当主席说他投了我的票的时候，我回答：“你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的。”

“我喜欢右派，”毛显然开心地接着说：“人家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希思首相也是右派。”

“还有戴高乐，”我补充一句。

毛马上接着说：“戴高乐另当别论。”接着他又说：“人家还说西德的基督教*党是右派。这些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看到，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至少目前是如此，”我说。

谈话转到我们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毛说：“是巴基斯坦的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约翰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们这几位前任总统。美国有8年是共和党任总统。不过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我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和对我们的政策。”

我同毛会见，主要谈到我们之间有发展潜力的新关系和他所谓的“哲学”方面，但我还笼统地提出了双方将要讨论的重大实质性问题。……

毛很活跃，紧紧抓住谈话中的每一个细微含义，但我看得出他很疲劳了。周越来越频繁地偷看手表，于是我决定设法结束这次会谈。

“主席先生，在结束的时候，我想说明我们知道你和总理邀请我们来这里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很不容易作出的决定。但是，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知道你善于掌握时机，懂得只争朝夕。”

听到译员译出他自己诗词中的话，毛露出了笑容。

我接着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总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谈。”

毛用手指着基辛格说道：“‘只争朝夕’。我觉得，总的说来，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周哈哈大笑，显然我们免不了又要听另一番贬低自己的话了。“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

“像我这种人，”我说：“还有匪帮。”

毛扭身向前，微笑说：“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被打倒之列。”接着，他指向基辛格说：“他们说，你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说：“我们大家都熟悉你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

“我的背景没有那么出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个很伟大的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

在我们告辞的时候，毛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我微笑着摇摇头，朝周恩来说：“他读的书太多了。”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不可能知道，他与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正在病中。1个多月以前，这位历史巨人突然休克，经抢救才醒过来。此后的日子，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有时整夜咳嗽。

他虽然身体不好，却时刻关心着中美关系的进程。

1972年2月21日上午，刚刚醒来的毛泽东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尼克松到了没有？”

工作人员赶忙向他报告有关情况。到中午的时候，他说：“我今天见他吧。”

他的决定就是命令，机要秘书立即通知周恩来总理。工作人员一片忙碌。他们有的给他理发、刮脸；有的整理客厅。

随后的几天里，他在病榻上审定了乔冠华和基辛格绞尽脑汁起草的“中美联合公报”。特别是有关台湾一段，毛泽东是逐字逐句推敲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个中国、两个政府”、“*”、“*”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承认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他说：“可以了吧！”

“公报”就这样定下来了。

谁知，美国代表团内，有人又对此段文字提出异议，要求修改。此事汇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回答说：

“告诉尼克松，除了台湾部分我们不同意修改之外，其它部分可以商量。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有影响明天公报发表的可能性。”

斩钉截铁。

这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谈话，也到了海阔天空的地步

一个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家，历史把他们拉到了一起。

他们在一起有话谈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之后，美国高层人士中，见过毛泽东次数最多的人当然非基辛格莫属了。

尼克松和毛泽东只见过两面，他却最少见过3次。每次见面，他们都有许多话要谈，谈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谈世界格局。

这里，我们辑录他们的一次谈话节录，便可见他们关系之一斑了。这段文字发表在《发展导报》上。

主席：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FRIENDSHIP（友谊）。

基辛格：我们方面的感情也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像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主席：咱们谁也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那些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不信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EDGAR·SNOW（埃德加·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基辛格：是这样的，只有相互信赖和诚实才能建立友谊。

主席：你比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强得多，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辛格：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主席：对，我赞同你的观点。

基辛格：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主席：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都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辛格：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主席：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辛格：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种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主席：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辛格：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主席：他们不团结。

基辛格：对，不团结，而且不像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总理（对主席）：应该帮助蓬皮杜，这一点他（指基）也同意。

基辛格：我们正在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主席：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主席：对，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像你们美国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基笑）

主席：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辛格：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主席：我正是要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辛格：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主席：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辛格：我曾告诉过总理先生，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主席：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

翻译：MODEOFFACTION（行动方式）。

基辛格：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么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主席：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辛格：这是我们的立场。

主席：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60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60个美国人都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辛格：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很不幸运。

主席：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100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13年，占领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辛格：还有治外法权。

主席：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他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他也赔不起。

周总理：一赔就要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

……

对于这次会见，基辛格写过一个较为完整的*。我们不妨也把他的回忆摘录一小部分，相信读者诸君是能从中读出点味道来的：

2月17日这次召见我时，我正在国宾馆同周恩来会谈，已经是晚上11时，周宣布：“我告诉你一个最新消息：毛主席邀请你和他见面。你可以偕你的同事洛德先生一起去。”我们坐上周那辆1939年型式的十分陈旧的座车，从国宾馆沿着宽阔的马路驶往市中心。这时是深夜，街道上已经行人绝迹。车子快到天安门和人民大会堂时向左一拐，穿过与宽广的马路平行的长长的红色宫墙，进入一座由红漆圆柱支撑的传统中国式的大门。车行约一英里，两旁高墙后面有一些朴实的宅院；接着沿湖岸走，湖对面有几处苏联官府式的建筑。毛的住处很简朴，像一个中层官员的住宅似的。我们的车子一直开到门廊下面，那里看不到有何特别的警卫措施。进去后穿过一个小客厅和一条宽宽的过道，便看到毛在摆成半圆形、蒙着褐色罩布的沙发前面伫立着。屋里放满了书：毛跟前的地上，小茶几上，靠墙的书架上，到处都是。

毛说了几句风趣话，中国摄影师大照其相。我们后来才得知，次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往往是双方关系处于何种状态的可靠晴雨计。1973年2月这一回，《人民日报》用通栏标题报道了我们的会见，还在头版刊登了两张照片，这是友好的绿灯。

这次会见的用意是为了强调美中友好关系要在毛还健在时确定下来。毛很快就表明这一点。当我们朝着沙发走去，摄影师还在屋里照相时，他说道：“我看来还不错吧。”（他猜透了我的心思，我当时的确觉得他的气色比一年前会见尼克松时好一些。）“可是上帝给我发请柬喽！”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无神论国家的领袖、唯物辩证法大师居然谈起上帝来了，但不知怎么倒不使人觉得突然。除了上帝老子，谁敢中断这位主席的伟业？尤其使人印象深刻的是，毛很随便而合乎实际地谈到他的统治行将告终的问题，暗示必须把需要他亲自过问的事情赶紧办完的意思。

正如他一年前与尼克松会晤时那样，毛接着谈笑风生地与我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用自然而漫不经心的方式谈论重大问题。他的言论看起来很随便，可是他的下属把他的每一句话都奉为指示。毛拐弯抹角地用一句话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了。他说，哈里·杜鲁门和林登·约翰逊这两位前总统相继在两个月前去世了；随着他们的去世，美国旧的对华政策和旧的对越南政策也就被埋葬了。毛开玩笑地向我挑战说：“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我们双方是敌人啊！”他笑起来了。

“是两个从前的敌人。”我回答道。

毛对此犹不满足：“现在我们把我们双方的关系称为友好关系。”他坚持说。

毛紧接着赋予这句普普通通的话以重要的意义。他强调中国治国之道的一条基本原则，那就是：耍手腕占人小便宜是近视的政策，双方不应该做有损于相互信任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说假话，也不要搞阴谋诡计。”他坚持说：“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故意随便放在什么地方，考验我们一下。”他开玩笑说。但他却没有说明我们可以把这个考验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又何以知道中国人不会趁机占便宜。毛的意思是说，冒小风小险没有什么意思。他谈得来劲儿，索兴对大规模情报活动有没有用也表示怀疑起来。他确实认为情报部门的作用往往被夸大了。他们知道政治领导人需要的是什么时，报告就“如同雪片似的”飞来了。但在真正关键问题上，它们就不灵了。他说，中国的情报部门事先不知道*搞阴谋，也不知道我想访华。他猜想我们的情报机关也给我们带来类似的问题吧。

一句话，大的目标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政策，玩弄策略是不行的。我们两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顾意识形态分歧的情况下采取联合行动。在这方面，双方必须在追求共同目标的同时坚持自己的原则。他表示赞同地提到尼克松1972年时对他所讲的，中美两国互相接近是出于各自的需要。毛把这层意思发挥了一下，达到有些不近人情的地步。他说，有时我们不妨互相骂几句，反而会增强国内对我们合作的支持——只要双方不要假戏真演就行了。他是这样说的：

只要目标是一样的，我们不会伤害你们，你们也不要伤害我们。……实际情况是，有时我们要批评你们一下，你们也要批评我们一下。这就是你们的总统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共产党！”我们说：“打倒你们这些帝国主义者！”有时我们要说这类话，不说不行呀！

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腾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之上。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预料各方将坚持自己的原则，但各方都有义务不使那些原则妨碍国家利益攸关的大事——这简直可以说是现代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古典定义。“我认为我们双方都应该保持自己的原则，”我回答说，谈得投机起来了。“而且如果我们双方用同样的语言说话，反而会造成混乱。”

我们就是用这种近乎诙谐的话语来谈论世界形势的，一直谈到清晨1点30分。

尽管这位主席主要谈的是外交政策，然而他却摆脱不了在他晚年时北京内部问题对他的缠扰。在中国历史上，这类问题往往好像随着自己的势头发展。毛一再向我提示说他受到激进派的压力。但是他说得很隐晦，我这个不机灵的西方脑袋瓜未能立即体会他的意思。“你们知道中国很穷，”毛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就是女人太多。”

毛不放心我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几分钟之后他又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有所指的，但还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后来，温斯顿·洛德的妻子贝特给我作了注释：当时中国的局势远不是表面上看的那样稳定，女人——指毛的妻子、激进派的头子江青——在中国兴风作浪，对现行政策发出挑战。

然而，个别的人物倒不是中国国内问题的症结所在。毛在其最后那些日子里面临如何使中国现代化这个几百年的难题。在历史上，中国更多地靠自己榜样的力量和优越的文化来确立高人一等的地位，而不像欧洲政治史的特有现象那样靠显示*裸的武力来达到这个目的。

毛的革命既革中国旧价值标准的命，又对它们加以肯定。毛主义力图克服中国的旧事物，但它又像传统的儒家一样把社会看作是一种伦理的和教育的工具，只是注入了这位湖南乡下农民的儿子所规定的、与儒家截然对立的学说。

……

到了1973年2月，我们会晤时，这位年迈的主席已经意识到，他最近那次宏伟的设想虽然戏剧性地表示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但与此同时却注定它从此陷于衰弱。他如今已懂得——哪怕只是暂时地认为——中国如果继续与外部世界隔绝，就必然丧失影响，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他不无感伤地表示，中国还要派人去国外留学。他把“*”停了下来，悲哀地说，中国人民“非常顽固和保守。”他说，他们应该学学外语，这也是在晚会上演奏贝多芬音乐的象征意义所在。他重复说，他要派更多中国人去外国留学。他自己也在学习英语。而且还必须努力简化汉字，以使中国人能更好地掌握外国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水门事件”不值一提

尼克松曾经说过，自己的政治寿命没有多长，如果连任的话，也只有8年。

他连任了，却又中途下了台。

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下台的总统。

在大洋彼岸的毛泽东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在和基辛格另一次谈话中，把自己的观点毫不保留地端了出来，叫基辛格惊讶不已。

事隔很久以后，基辛格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历历在目：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那天午后较晚的时候，我们应邀去会见毛泽东主席。同过去会晤主席的所有情况一样，这次召见也是命令式的，叫到邀请时我们正在举行研究情况的例会。我和周恩来同乘一辆中国轿车沿着现在已经熟悉的路线前往毛泽东在皇城里的朴素的住处。摆着一张乒乓球台的门厅和沿墙摆满书籍、中间是摆成半圆形的沙发的书房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了。但是，在带着具有嘲弄味道、而又有点令人生畏的特有微笑迎接我们的那位意志力的化身面前，人们是永远不可能习以为常的。毛泽东看上去比我过去见到他的任何时候都更为健康。他同陪我前往的戴维·布鲁斯和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布鲁斯上了年纪，洛德还年轻，而他则比他们两人年龄都要大。他已经80岁了。

这都是标准做法。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喻——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他一开始就询问周恩来同我讨论了什么问题。

“扩张主义”，周恩来回答说。这清楚表明：遏制苏联仍然是中国的头等大事。

“谁在扩张？是他吗？”毛泽东问道，同时用手指着我，好像这一切对他都是闻所未闻，而且周恩来也没有每天向他汇报似的。

“是他开始的，”周恩来说，“但是别人现在赶上来了。”毛泽东高兴地接着周恩来的关于苏联人现在是主要威胁的暗示谈下去。但是他这样做是为了制止任何不适当的、可能使人倾向于迎合迁就苏联的危机感。他反驳说：苏联的扩张主义还“可怜得很”；他们是野心大、胆子小，就像古巴导弹危机和美国最近宣布戒备时期已经证明的那样。他说，美国外交太喜欢“打太极拳”；他的战略是以比较直接的打击作为基础的。当然，同样真实的是：他没有选择的余地；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打消了任何灵活的想法。但是我认为辩论策略问题并无意义。我说：无论我们的策略如何不同，我们已经证明自己有决心抵抗挑战。关于这一点，他和我是可以取得一致意见的。他说：“我相信这一点。因此你最近访问*世界是做了一件好事。”

我发现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我们的对苏政策，而是我们的国内局势，具体地说，就是水门事件。如果我们由于国内分歧而削弱了执行遏制战略的能力，这个战略还有什么好处呢？他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客观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

失业人数似乎减少了一些，美元也比较稳定。因此，看来并不存在任何重大问题。水门事件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突然爆发出来呢？

按照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制度，甚至最高级官员也得受法律控制。要向中央王国的绝对统治者阐明这种制度比较微妙之处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毛泽东的话也有道理。他并不关心我们国内上演的这出戏本身的是非曲直。水门事件使他感兴趣，首先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抵抗苏联扩张主义的能力。这种情况在地缘政治方面造成的后果可能使原来的罪过相形见绌。

关于我们长远的对苏政策，毛泽东认为，莫斯科虽然表面强大，实际上摊子铺得太大，力不从心。它不得不提防日本和中国；它必须注视南亚和中东；它还在欧洲面临另一条战线，不得不把更多兵力放在欧洲而不是放在中国边境上。事实上，苏联的整个兵力中只有四分之一是布置来反对中国的（这多少有些估计过低）。因此，毛泽东的结论是，苏联无法进攻中国，“除非你们首先让它进来，首先把中东和欧洲拱手相让，使他们可以把部队调到东边来。”反过来说当然也是正确的。因此，我们是全球安全的关键。真正的危险在于潜在的受害者不了解保持地缘政治均势的需要。如果一切遭受苏联侵略威胁的国家携手合作，就可以保证每个国家的安全，苏联人就会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如果它们不合作，每个国家都会陷入危险境地。换句话说，遏制苏联是必要的。

毛泽东并不是一口气说出这些意见的。相反地，他用一种优雅的、精雕细刻的语言讲话，每句话都很费力气。或许他是由于中风以后身体虚弱，不得不使用对话方式，使他可以从容思考。也可能他是一贯喜欢把对方扯进来一起谈。无论原因何在，他的话段落很短，每段结尾几乎都是一句问话。问话本身就包含着答案——而且使你无法得出其他结论——同时又使我不得不陪他进行这种智力旅行，一直到达他预想的目的地。

毛泽东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对国际形势进行基本分析，然后突然转到台湾问题；他并不是提出不同意见，而是间接暗示出一种解决办法。他说，他听说波罗的海的3个国家在美国还有大使馆。我肯定了这一点。“但是苏联并没有要求你们首先取消这些大使馆才同你们建立外交关系吧！”这个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建立关系时苏联还承认这几个国家。但是，如果毛泽东是在暗示同台湾的关系不一定会妨碍中美关系正常化，我没有理由要来指出这种微妙的历史区别；因此我表示同意他的见解。周恩来也帮忙插话说，这几个波罗的海国家虽然同美国保持外交关系，但进不了联合国。我不知道这些话是否意味着中国可能默许台湾保持单独的法律地位，只要求把台湾从联合国开除出去就行了。

毛泽东的谈话又转到另一个方向，用更为绕弯的方式做了同样暗示。作为对立统一规律的信徒，他一开始就肯定矛盾的存在。如果我们想同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原则上我们必须同台湾断绝关系。他也不相信和平过渡；台湾领导人毕竟是“一群反革命”。

但这并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他并不急于实行他那不可动摇的原则，“我说，我们眼下没有台湾也过得去。可以等一百年再谈。这个世界的事不要太急。何必那么急呢？”另一方面，北京同华盛顿的关系也无需按照中国国内争吵的锣鼓点慢条斯理地进行；没有必要等那么久，“至于你们同我们的关系，我看不需要一百年……但这得由你们决定。我们不催你们。”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否还是暗示可以把正常化同台湾问题分开对待？暗示关系正常化的速度将取决于我们？它至少是暗示：中国并不企图在以后很快就吞并台湾；台湾问题肯定不会成为我们两国关系的障碍；同大家的看法相反，我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受到压力。我倾向于相信，同周恩来前一天的做法一样，毛泽东是在间接地要求我们提出能够把统一中国的原则同某些适应现状的实际安排结合起来的建议。我们无法知道事实究竟是否如此，因为中国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不容许我们对毛泽东讲话的全部含意进行探索。这件事对最近的将来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毛泽东已经清楚地说明，中国“一百年”也不会从他谈的一般原则中做出政治结论。为了避免我们不能领会他的含意——西方人的敏锐性从来都是很难说的——他把台湾的情况同香港和澳门进行了比较。中国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也并不着急（事实上还同“占领”这两个地方的国家保持着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并不重要，他说：“重要的是国际全局问题。”

台湾问题的讨论就这样结束了——不仅没有施加压力的迹象，而且明确地把它抛到一边去了。接着，毛泽东就转到中东问题上来，似乎是故意把台湾问题放在讨论如何在世界各个不同地区遏制苏联力量问题的过程中来谈的。他回顾了他对我在宣布警戒状态那天同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一次谈话的反应，借以表明他对中美关系的关心。对不幸的黄镇来说，我的通报是突如其来的；因此他还是按照老一套办法重申中国对*国家立场的支持。毛泽东煞费苦心地把这次谈话放在正确的背景上来看。

毛泽东在环顾世界形势的最后转到日本问题上来。他使我决定在回国途中到东京停留几天。一定不能让日本感觉美国在怠慢它；它生来就感到不安全，十分敏感。他保证中国不会强迫东京在中美两国之间作出抉择。那样做可能使日本政治力量出现两极分化，肯定会加剧日本的不安全感，而且可能引起传统的民族主义情绪。“他们首先需要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毛泽东以赞同的口吻说，“其次才是我们。”这位世界革命的鼓吹者将尽力使日本继续按照这个优先次序办事；他不希望看到一个毫无拘束的日本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因为这种情况会加强沙文主义情绪。我们的任务是同日本保持密切联系。作为第一次“尼克松冲击”——指我对中国的秘密访问——的设计师之一，我个人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他们怕你。你应该努力减少他们的恐惧。”这些话出自他的口中显然是不协调的，中国对美日同盟的热烈支持同我第一次访华时他们表现的猜疑完全相反。建立联系不过两年，这位两鬓皤然的革命家就在教导美国的国务卿如何保持盟国团结了。从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我们在保持全球均势方面却成了具有默契的伙伴。

谈了两个小时以后，周恩来表示该到告别的时间了。但是主席对美国国内局势还放心不下，要谈下去。他的政治理论曾经预言美国国内会出现*，而且鼓吹这种*。但是现在他最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他像一位交响乐的作曲家一样，最后又回到他开始的主题：他多少比较同意现在的总统的看法，但是水门事件会不会削弱这位总统的权威呢？这场混乱可能产生一位什么样的新总统？他“怀疑”如果*党总统上台可能会使孤立主义死灰复燃；我怎么想呢？我深信：如果伪称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任期最多也不会超过1976年，而且可能提前结束——能够保证美国的对华政策，这种说法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我说：无论哪个政党上台，我们的主要政策方针都将取决于现实；但是，在得到这个教训的过程中，出现某种空隙是可能的。毛泽东抓住了这句话的微妙含意。他立刻反击说：“那么你似乎同我一样。我们双方多少都有点怀疑。”

他对美国军队可能像*党参议员不断建议的那样撤出欧洲特别感到不安。我说，我们两党在“面临挑战时立刻采取强硬行动”的意愿上也存在差别。毛若有所思地说，没有必要使用外交辞令；我实际上是指冒战争风险的意愿。他大笑着说，他希望发生战争时仅限于使用常规武器。我想制止这种猜测：“无论怎么说，我们是不会发动战争的。”他听到这种保证并不那么高兴，所以在分手时他警告说：“苏联欺软怕硬。”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去消除莫斯科对我们可能喜欢打仗的担心。

当我们正要从沙发上站起来告辞时，毛泽*然重新提到我们2月间谈话的主题：我们必须提防中国的女人——指他的夫人的阴谋诡计。将近3小时的会晤就此结束。主席费劲地站起身来，没有要人扶他，然后缓慢地移动脚步把我们送到外间接待室——这是一种非凡的荣誉。当他同我们告别时，又照了一些相。他对我说：“请向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转达我个人的问候。”

尼克松为毛泽东的魅力所折服

有一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朋友认真地告诉我，崇拜毛泽东的，不仅是中国人，有些“老外”比中国人还崇拜。有的人来中国访问，一定要见毛泽东，如果没有见到就不肯走，就不高兴，认为他的访问不圆满。

毛泽东以他独具的魅力吸引着各种各样的人——包括他的对手。

尼克松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的著作中已经写了不少。我们这里有他下台以后来中国访问时，他和毛泽东最后见面的回忆，颇能说明问题。

1976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在那些年月里，美国正罹受越南战争综合症之苦，并力图摆脱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所应承担的责任。毛泽东向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和平是美国的唯一目的吗？”我回答说，我们的目的是和平，但是和平不只意味着停止战争。我对毛泽东说：“它必须是公正的和平。”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82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罗斯·特里尔在他写的毛泽东评传中说：“从外表看，毛泽东的不宁静是显而易见的。他的举止的平衡如果确实存在的话，也是对立的性格特征互相冲突的结果。”毛泽东在讲到自己的性格时说过，他一半是虎，一半是猴。无情的一面和狂热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在他身上交替出现。他没有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各种性格特征融为一体，而是任其发展，把毛泽东本人推向各个不同的方向。

作为国家政策的决策人，毛泽东是容易冲动的。他每天起床很晚，睡得很迟。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常常为了一些琐事，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把他的下属找去。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法国作家莫尔劳克斯对我说，毛泽东有一种“信教者”的性格，他富于幻想，并为此而着迷。毛泽东把中国社会看成一个大家庭。当有人告诉他，他的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时候，他平静地回答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我的儿子牺牲了，同别人的儿子牺牲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毛泽东的身上有猴气的话，就意味着他为这种幻想所支配。他身上的虎气则表现在他竭力去实现这种幻想，从而震撼了中国。毛泽东希望人民点燃起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是，只有这种热情符合于毛泽东的想法时，他才能够容忍；当他们偏离他的轨道时，他就会用合法的约束和严酷的国家警察机器来达到他的目的。直到最后，毛泽东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高压统治会产生官僚政治、窒息人民的创造性和挫伤他们的自觉性。

作为中国的*、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以其高超的战略洞察力、灵活的战术和令人望而生畏的暴力手段，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

单凭他的洞察力和冷酷无情，毛泽东是不可能在中国取得成功的。他同时还具有能够吸引狂热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以及藐视巨大困难的意志力。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来自于他的坚强意志。我见到他时，感到他的意志力或多或少是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像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尼克松就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

毛泽东怎样评价尼克松呢？

人们没有看到他亲手写的文章，也没听到过他的有关讲话。

是没有吗？不是，只是人们还没有看到而已。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的。

我们期待着……

第三部分报告之八

钓鱼台毛家湾与七二○事件

☆ 中央*的代号钓鱼台以及*所在的毛家湾都瞄准了武汉

☆ 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毛泽东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和王力也到了这个江城火炉

☆ 当着毛泽东的面陈再道和谢富治王力等人争了起来

☆ 情况突变武汉三镇吼声如雷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 一封江青亲笔签署的信件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毛泽东说飞起来再说

☆ 毛泽东被迫离开武汉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是不多见的

毛泽东一生中有过许多次南巡。

1953年的沿长江考察，1956年的“到中流击水”、“万里长江横渡”；1958年的“大跃进”中，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要给人们留下不解之谜。

几乎每一次南巡都绘那些研究历史和研究毛泽东的人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话题。

1967年这一年夏天的南巡，却是在如火如荼的“*”全面内战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代表着“中央*”的“钓鱼台”一伙人煽动下，武汉发生了“七二○事件”，迫使毛泽东在武汉的巡视中断……

“文化大革命”烈火烧遍神州大地时，毛泽东说：“我要到武汉去游水”

这是1967年7月初的一个下午。酷热的北京忽然刮起一阵风，吹来几团云。

此时，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

这是中央政治局的碰头会，照例由周恩来主持。

毛泽东在这个会上给“*”作了部署——

“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叫作*。”

毛泽东的这个话在一定范围内作过传达，所以有“三年*”之说。至于后来“*”到他老人家逝世都没能结束，那是另一回事了。

等讲完一些重大问题之后，毛泽东看了看窗外，说：“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一走，到武汉游泳，那里的水好。”

毛泽东讲完以后，会场上沉默了一下。

毛泽东说他去游泳，只是说了表面现象，他到武汉，恐怕还有潜台词。

紧接着大家都劝他不要去，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外面很乱，各地的群众组织之间，发生了许多争斗，这种情况下去武汉，怕不安全。

有人说：“主席要游泳不一定非要去武汉，北京的十三陵、密云水库也可以嘛。”

毛泽东说：“我要去武汉，那里的水好，我哪里也不去，就去武汉。”

毛泽东有个特点，就是他认定了的事情，谁也不可能改变，大到党和国家的决策，小到他的衣食住行。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也是在这个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让杨成武当联络员，负责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联络。

“就这么定了，3小时以后出发。”

毛泽东的专列，奔驰在京广线上。

一上了火车，毛泽东就开始工作。他先是把北京军区的司令员郑维山找来，让他汇报有关北京地区的情况。

车窗外，只要是过一个城镇，就可以看到大标语。车到郑州，他看到了这样两条根本对立的大标语：

“大局已定，二七公社必胜！”

“二七公社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

……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

他对杨成武说：“你可以把我的这句话告诉他们。”

毛泽东这次到武汉，还是住他的老地方——东湖甲所。也就是人们说的梅岭一号。

周恩来总理是个办事十分缜密的人。“*”期间，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毛泽东决定了要去武汉之后他立即给正在重庆的谢富治打了电话，要他马上到武汉——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要公安部长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这个时候，设在北京钓鱼台的“中央*”也确定了支持一派，当时正和谢富治在重庆的“中央*”小组干将王力，也立即赶到了武汉。

他们一到武汉，就冒着酷暑来到了“群众运动”中——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还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带领下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群众学生中，他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当地的造反派交谈起来……

殊不知这为后来发生七二○事件，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

关于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的情况，当事人之一的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

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查一下，果然过去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

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了另一派。同时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作法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就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与重庆来的人一起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作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

本来我们没有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写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正好说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14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要是依了毛泽东本人，他到武汉的当天就要游长江。人们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先去试水。杨成武自然是要去的。

他们来到江边，有几个战士先下了水。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这不是杨代总长吗？”

“对，就是杨成武！”

不好！有人认出了他。

他赶忙说：“不是，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了人。”他知道，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

“就是，就是，我们在电影上见过你。”

不管杨成武怎么解释，人们还是认定他是杨成武，那些日子，全国都在放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杨成武在上面出现过多次。

这就不好办了，要是一旦走漏了消息，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他们一行人赶忙打道回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毛泽东在南巡途中的专列车厢内向外眺望。

“*”的发展，似乎也不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而且有的地方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如果说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就预料到会发生全面内战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各个造反派组织应该实行大联合，不应该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要周恩来作大联合的工作。

就我们看到的材料来看，周恩来对大联合也是很有兴趣的。他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地，都为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做了不少的工作。

7月17日上午9时，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等人开会，听取处理西南地区和武汉地区“*”问题的汇报。

虽然那时老百姓对毛泽东的崇拜已经到了神化的地步，但这时的毛泽东给直接接触他的人留下的印象还是很随便的一个人。

他说话时也好像没有想到他的讲话都是最高指示。所以当谢富治、王力汇报时，他有时还插话说一两句笑话。

他们的话题很快就转到了湖北。

毛泽东说：“湖北的问题我看不难，比湖南、江西要好一些，河南也不容易转哟！安徽闹得一塌糊涂。湖北可能要先进些。”

毛泽东讲起话来往往是滔滔不绝的，而且很有点海阔天空，挥洒自如。他说：

“‘三新’、‘三司’（当时湖北的两个群众组织）你压吗？越压越成钢了。对‘工总’那么整，不商量，就是有问题嘛。整工人革命派，是有意识搞的，‘工总’要*先把这几个头头放了，最好今天、明天就放。刑事犯罪另案处理……”

说到军队支左时抓了一些造反派头头，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是不能同意把那些人抓起来的。

这时就谈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他对这个军区司令满怀着同情地说：“陈再道不高明，不动脑子。”他认为陈在处理和造反派的关系上，是用脑子少了一点，他还说：“不管大错小错，只要检讨了就没事了。”

毛泽东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但当时在汇报会上，还是有人讲了很多陈再道的问题。毛泽东用征询的口气说：“要陈再道检讨，能转过来吗？他的资格比谢富治老，能说得通吗？也能动脑筋想问题就好，我们为他保驾！”

听了他的讲话，在场的人可能各有想法，但又不好在他面前说了。

他又说：“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

当时武汉的情势是，军队支持了多数派，怎样才能处理好这个关系呢？毛泽东给他们出了个主意：

起草一个稿子，发表一个声明。第一有功；第二有错；有功是支工支农。军训怎么样？

这时有人回答：“军训反过去了。”

毛泽东抬起头，说：“反过去还是反过来？”

说话的人认为是反过去了。

毛泽东又问：“‘百万雄师’是个什么组织？”

工作组的人认为他们是保守组织，并且说他们要全线反击。

毛泽东说：“啊，这是中央苏区的口号，是全线撤退，万里长征，不要相信。”

在谈这些问题的同时，毛泽东态度明确地指出：“百万雄师”可以继续保持名称。要做工作，要进行教育，可以转过来，搞入正轨。它不像军队下一道命令就行，三派达成协议，搞一个协议书。

在场的中央*小组的成员说，现在群众对陈再道的意见太大，要坚决打倒他。

毛泽东说：“不要太看重。”毛泽东的这些话，显然和王力等人对陈再道的态度不同。王力等人反映的“群众意见”是打倒这位放牛娃出身的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在武汉期间接见驻地部队指战员

但是，毛泽东也讲了他对武汉两派的印象。他说：“武汉各派都有报纸，‘百万雄师’的报纸没人看，广播也没有人听，一广播，老太婆小孩子进了屋；‘三司’‘三新’的报纸抢着看，广播了，老太婆小孩子都搬凳子出来了。”

这看似矛盾的两句话，的确说明了毛泽东的态度。一方面，他是支持所谓造反派的，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把陈再道等老同志打倒。——这与他的最新指示很吻合，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嘛！

毛泽东的谈话还是海阔天空，他说：“去年（指1966年）1万人游泳，才动了这个念头。（指今年到武汉来）来以前，许多同志说这里很乱劝我不要来。走了一路，一个鬼也没有扒车！”

他笑了笑说：“无论哪一派，都要抬我的招牌。”

这与他说过的“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成了20世纪的钟馗了”是一致的。

7月18日，晚8时，毛泽东在梅岭一号召*议。这次会议在七二○事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参加会议的人有周恩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杨成武、李作鹏、郑维山和武汉军区的司令员陈再道、政治委员钟汉华。

会议的中心议题很明确，就是要研究如何解决武汉地区的“*”中两派斗争的问题。

当陈再道和钟汉华走进会议室的时候，毛泽东和他们亲切握手，指着他身边的座位，让他们坐。

陈再道刚刚落座，毛泽东就问他：“你们怎么样啊？武汉的形势还不错嘛。”

陈再道有一肚子的话要说，但又不知从哪里说起。

毛泽东还是开门见山，他说：“‘*’运动，从我1月21日批的文件要军队介入，军队就下水了。焦点就集中到军队身上来了。”

毛泽东指指陈再道和钟汉华，说：“你们没有那么厉害，成都的错误严重，湖北与河南、江西并没有那么严重。军队支左，有的支错了，有的人就冲，冲军区、冲军事机关。1月28日，《八条命令》出来了，军队就有劲了，有尚方宝剑了，抓人抓多了，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4月6日，《十条命令》出来了，你们的日子就不好过，造反派又有劲了。这些还不是中央下的命令！你们这里是中等程度的动武，江西可不得了，双方都有枪，现在看到了筹委会的小报，他们下了命令，不要乱开枪，河南还在打。”

毛泽东问谢富治：“你到过湖北的哪个组织？”

谢富治说：“到了‘三新’‘工总’……”

毛泽东插话说：“你们到‘百万雄师’少，你们偏于一边。”

谢富治说：“我们注意了平衡。”

王力也说，我们都平衡了。

毛泽东问陈再道：“武汉形势不错，你们打算怎么解决呀？”

陈再道是个直人，他对主席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毛泽东笑了，说：“方向路线错误有什么可怕？现在你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性错误，谁都是方向路线性错误。”听毛泽东这么说，陈再道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看出毛泽东对他们的态度和王力对他们的态度是不同的。他对毛泽东表态说：“我要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们马上开大会检查。”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会就下不了台。”毛泽东说：“要做好工作，首先做好部队的工作，光你们两个人不行，有的人不听，要用开会的办法解决，要有一点时间，军政的人都要来，好好教育这些人，不要那么忙，一方面说形势很好，一方面呢，又那么急躁。要同‘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将来他们要冲你的。市委的干部，人武部的干部要说通，犯错误不要紧，痛痛快快地改。不痛痛快快地改也不要紧，要求几天转过来，你们太忙了。”

毛泽东还给陈再道出了主意：“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发表之前3方面（‘三新’、‘三司’、‘百万雄师’）先要开好会，军区也要开好会，声明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

至此人们已经看清了毛泽东对武汉问题的态度。

陈再道看到毛泽东真的想要解决武汉问题，就说：“中央*有威信，要解决武汉问题，希望中央*出面讲话。”

王力马上说：“‘百万雄师’就不听中央*的。”

由于他们事先给毛泽东做过汇报，把武汉的问题说得很清楚了，这等于对毛泽东说：“百万雄师”只听军区的。

毛泽东把话茬接了过来：“要同工人总部做工作，要拥护军区。”这话当然是对王力他们说的。毛泽东又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指王力等人）做工作，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来访的群众组织。

这个时候又有人提出“百万雄师”对中央*来人表现的有点冷淡，好像还有点慌的样子。毛泽东说：“‘百万雄师’对中央*的人去开会，不那么欢迎，告诉它，不要慌，你是群众组织嘛，不能说都是坏的吧？我来之前，说得那么厉害，我来后太平无事嘛。”

有人问起“百万雄师”的主要成分时，武汉军区的人回答：主要是产业工人。

毛泽东说：“武汉的形势不错嘛！你们想一想，一个工厂，这派工人这么左，那派工人就那么右嘛？这一派是革命的，那一派就不革命？你们相信吗？招待所（指东湖宾馆）也分两派，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打倒陈再道？我看道理也不那么多。是否能联合起来？总要联合起来吧。你们不要忙，忙不得。北京成立革委会，原先就是急。”

周恩来插话说：“后来推迟3个月。”

“不必忙，不忙可能好一些。这里（指东湖宾馆）加入‘工总’的也只是说陈再道有错误，不是打倒的问题。‘三新’就那么厉害？什么打倒、油炸、全线出击哟，不能全信。”

看毛泽东这么讲，大家都不说话了。

毛泽东又重复了他在火车上说过的话：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不久，这段最高最新指示就在全国广泛流传。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解决武汉问题，最后还是集中到了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对中央*的人说：“你们主要还是做军队的工作，做‘百万雄师’的工作……这是群众问题，军队也是群众问题。广大干部战士，‘百万雄师’广大群众基本上是好的。”

毛泽东指着陈再道和钟汉华对谢富治和王力说：“要使他们能出去，不仅保证人身安全，还要保证拥护陈司令、钟政委。”

这些话虽然听着不一定顺耳，但王力和谢富治在毛泽东面前还是毕恭毕敬的，他们答应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

周恩来说：“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有错误，甚至是很严重的错误。责任在军区领导，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他还对陈再道和钟汉华说：“要给‘工总’*，马上放掉朱鸿霞，支持造反派。估计‘工总’起来后要对‘百万雄师’进行报复，这个工作中央来做。”

讲着讲着，周恩来又开始为武汉军区说话，他说武汉军区在抓革命促生产方面是有成绩的。又说军区决定解散“工总”是因为受了他的一次讲话的影响……

毛泽东说：“要宽恕‘百万雄师’，正确对待‘百万雄师’和军区。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声明发表以后，问他们拥军是真还是假？先开万把人的干部检讨会，不要开群众大会检讨，他们总是不满意的，发书面检讨。”

这话当然是说给谢富治和王力听的。

毛泽东对他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中出现的一些过激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宽容。他说：“冲军区，冲了就冲了，国防部、中南海、海军、空军都冲过。这有点像辛亥革命，发动群众，但群众没有得到利益，士兵就抢。那时各派有新军，袁世凯先占了安徽、江苏、江西、湖北。所以有第二次革命，搞调和复国论。”

……

会议开到了晚上10点多，毛泽东送他们走出会议室。走廊上有几个服务员，毛泽东朝他们摆摆手，把他们叫了过来。他指着陈再道问：“认得陈司令吗？”

小服务员们有的说认识，有的说不认识。

毛泽东说：“再不要打倒你们陈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我的话你们同意不同意？”

伟大领袖的话能不同意？小服务员都说同意。

“好，同意就拉拉手。”毛泽东下了“指示”。

小服务员一个一个和陈再道、钟汉华握手。握着握着大家都笑了起来。

解决武汉问题指日可待。周恩来连夜飞回了北京。

毛泽东所在的东湖，冲进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与驻地工作人员合影留念。

事情的发展并没有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

周恩来离开武汉的当晚，王力和谢富治就到了水电学院等3个造反派的总部。不管王力、谢富治的主观动机如何，反正效果是把两派群众的“劲”鼓了起来。

王力在对造反派总部的讲话中说：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你们受压迫受打击的现象是不允许存在的，要把这种现象翻过来，叫它一去不复返……

这个讲话不仅没有起到大联合的作用，反而使派性斗争升了温。

在武汉军区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的讲话也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王力是个有政治经验的人，他那天的讲话在人们听来倒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红卫兵，他说：“你们对*一点也不理解”，“你们要像小学生一样，从一年级的第一课学起……”

这些讲话无疑激怒了武汉军区的广大干部战士，也激怒了“百万雄师”。声讨王力的大字报、大标语顿时贴满了全城。

7月20日6时，杨成武正在睡梦中，忽然听到有人叫他：

“杨代总长，出事了！‘百万雄师’要抓王力，他们在围攻谢富治。形势很紧张，街上很乱……”

杨成武赶快出去了解情况，他很是担心，因为他要对毛泽东的安全负责。

情况很快弄清楚了。原来王力的讲话发表以后，被激怒了的湖北省直机关干部和一部分部队的人来到军区大院门口，要求谢富治和王力接见。这时闻讯赶来的“百万雄师”的人也涌进了军区大院，要求王力说清楚他的所谓“四点指示”。

军区有关领导做了说服工作，仍不见效果。他们希望王力出来一下，和群众做些解释。王力根本不见。这使矛盾进一步激化——“百万雄师”的队伍开进了东湖宾馆。

没有去过东湖的人可能不知道，东湖的面积有181平方公里，仅水面就有33平方公里。毛泽东住的梅岭一号在丛林深处，所以当人们冲到东湖的时候，毛泽东住处还和平常一样安静。只是知道外面情况的一些人在着急，担心他们会冲到这里来，因而做了应急的准备。

“百万雄师”的代表冲进了谢富治和陈再道所在的房间，要王力出来和他们见面，回答他们的问题。陈再道耐着性子劝他们到客厅去谈。这时，王力就在隔壁房间里，他不出来和这些代表见面。

情况突然出现了转机，谢富治和陈再道与“百万雄师”的代表谈得很是融洽。谢富治答应下午接见“百万雄师”的代表。王力看情况有变，就出来和这些代表见了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另一批群众和一部分部队的战士冲了进来。他们叫着要抓王力，王力一看形势不妙，就往另外一间房子里跑。

跟随王力来的北航“红旗”的人马上站出来，要保卫中央*，于是就发生了冲突。群众和战士要揪王力到军区大院去和群众说清楚，王力坚决不去，在一片争吵中，王力被抓上了汽车。

这就是当时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的王力被抓事件。

王力被抓走的时候，谢富治跑到了杨成武所在的百花一号。这时候杨成武已经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可能是因为王、谢到外面去讲了话。他问谢富治：“你们到外面讲了什么话？”

谢富治简单说了说他们讲话的内容。

“你们事先请示了总理没有？”

“没有。”

“报告主席了吗？”

“也没有。”

谢富治说这话的时候，有些紧张。

“你们捅了大乱子了！”

杨成武一急，说话的态度也有些不好。

说别的已经没有用处，重要的是毛泽东的安全。他们和汪东兴等人立即进行了周密的安排——群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谁知道会干出什么事情？

作为联络员，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作了报告。

周恩来说：“你们可视情况，将主席随时转移到安全的地点。”

打完电话，杨成武立即往主席的住处赶。他看到警卫战士正在做最坏的准备。连一些机要人员也行动起来了。

就在他们紧张准备的时候，武汉街头的大示威已经开始，人们在声讨王力等人的滔天罪行……

当晚，周恩来飞抵武汉。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依了毛泽东的估计，武汉的情况可能会很快好转，他还可以在那里“胜似闲庭信步”。谁知武汉突然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态。

从现在披露的材料来看，当时毛泽东还没有准备马上离开武汉，是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件使他下了决心。

武汉的情况很快汇报到了*那里，也很快到了江青那里。

他们当时希望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局面。据陈再道生前讲，7月20日上午*叫秘书给他起草了一封写给毛泽东的信。叶群叫秘书把这封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让秘书转告戚本禹，说这是*的意思。

戚本禹不敢怠慢，马上找了陈伯达、关锋一起修改。不知为什么，这封信的落款处，竟签上了江青的名字。

经过周密策划，*江青决定派邱会作飞往武汉。据说临行前，江青跟他交代说：“你的脑袋在，这封信就要在！”

下午2点10分，邱会作赶到了武汉。

杨成武看到那封写有“亲启”字样的信封，立即呈送了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马上叫来了杨成武、汪东兴等人。

“准备飞机，我们离开武汉。”毛泽东的话有些生硬。

杨成武问：“是准备专机，还是坐空军的飞机？”

“都准备。”

一切都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做了。

毛泽东所坐的汽车在中央警卫部队的护卫下，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这时毛泽东才告诉杨成武：“坐空军的飞机。”

此时的空军机场，气氛十分紧张。有十几个干部战士笔挺地站在飞机前。

杨成武走下汽车，直奔飞机，对他们说：“马上把舷梯推过来。”

一个干部口气强硬地说：“没有武空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准动这架飞机！”

当时毛泽东就在车上，总不能让老人家在车上等着吧！杨成武也急了，他说：“我是代总长杨成武，给你们司令政委的命令是我下达的！”

无奈那些战士根本不听，他们也不认识杨成武。

这时毛泽东已经从汽车上走了下来，他是不等的，就朝飞机走来了。

杨成武说：“你们看，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坐这架飞机！”

那些战士这才放行。

毛泽东刚刚坐上飞机，机长过来问：“首长，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听毛泽东操着他那湖南口音说：“先飞起来！”

飞机轰鸣着离开了大地，在武汉上空盘旋。

毛泽东问杨成武：“我们现在往哪个方向飞？”

杨成武说：“还在武汉上空。”

毛泽东示意告诉机长：“往东飞，去上海。”

杨成武看见毛泽东深情地看了看脚下的武汉三镇，然后闭上了眼睛，陷入了深深的思索。

21日上午11时，毛泽东安全到达了上海。

22日上午，杨成武接到了周恩来从武汉打来的电话。周恩来说：“我正在和林副主席商量部署，商量好后请示毛主席。武汉的事情对外报道，要含蓄点，不点名。”

最后，周恩来说，他回北京时，将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不受伤害。

杨成武马上到了毛泽东的住处，向他报告了周恩来电话的内容。

毛泽东没有让杨成武马上离开，而是和他讲了两个多小时的武汉问题。

怎么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设想了好几个方案。他对杨成武说：“是宜快还是宜慢？各有利弊。快的好处是趁热打铁，都说陈再道不好，错了。快，总要准备一下，要进行动员。计划一个礼拜的时间。慢一点就是暂时先不动。”

说着说着毛泽东把他的怀疑说了出来：如果这件事就是所说的那样，会不会在决策时有哪个老帅参加？

这当然是毛泽东的怀疑了。

*、江青就是要造成毛泽东的这种怀疑。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慢慢地吐了出来说：这类事情搞了几个军区——青海、内蒙古、四川；同时还有许多军区处于湖北的状态——江西、湖南、河南。

毛泽东说，如果能在内部解决武汉问题是最好的了。

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把问题看得比过去严重多了。他认为，如果先把湖南、河南、江西的问题解决好一点，再来解决湖北的问题，军队来一个分化，“百万雄师”也来一个分化。不然他们会调动农民，占领3个学校。

他说解决武汉问题，牵扯的问题相当大，影响到南京军区、福州军区。

毛泽东严肃地说：“派兵问题要慎重。”

毛泽东问杨成武，有什么办法做“百万雄师”的工作？北京有两万多“百万雄师”的人，要做好工作，让他们回去。它是个群众组织，数量很大，又同军区在一起，有没有办法搞个武汉的方针？陈再道、钟汉华认错就算了……

说着说着，毛泽东慨叹一句：“打政治仗，思想仗，不好办呢。”

在谈到周恩来提出的武汉问题处理意见时，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有什么决心，我、总理、王力也出不来。他并没有下死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可见陈再道没有下这个死命令。”因此毛泽东同意把陈再道等四个人保护起来。

武汉和北京的消息不断传来。到了中午12点半，毛泽东又把杨成武、余立金、张春桥、汪东兴找来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

毛泽东说：“周总理、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要谈去北京谈。”

当时周恩来等人还在武汉。

毛泽东的看法是：3方面一起谈，谈不成可能被包围，这是一。其次，现在看来陈再道和“百万雄师”的头头，还未最后下决心。他主张周恩来等人还是早点离开好。并且指示把孔庆德、叶明带去北京，以免受害。

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好像很多，也好像不很固定。他说：“3方面一起谈可能谈不成，如何谈法，谈不拢，会提什么条件？强迫签字，承认他是革命组织……”

毛泽东又说：“如不去北京，是否可以转移，到军舰上。”

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统帅，在这个问题上大费心思，他考虑再三，最后说，不必了，还是早点离开好，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

他最后说：“叫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处理吧！”

杨成武马上给周恩来挂了电话，并把毛泽东上午两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作了传达。

王力等人飞回北京的当晚，*召*议，中央*的全体人马参加，*一开口就定下了调子：“武汉七二○事件，是反革命*！”

*这么做，有他的用心，他是要借这个机会，把那些老帅一个一个都打倒。

在一定的程度上，他们是把毛泽东欺骗了。起码是毛泽东相信了他们，要不毛泽东是不会作出同意北京的安排的决定的。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晚年充满了怀疑，特别是怀疑那些带过兵打过仗的人。他对陈再道的态度与*、中央*的意见相左，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在上海向杨成武交代任务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对话：

“你认识陈再道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

“以前不认识，建国以后才认识的。”

毛泽东也是建国以后才认识这位放牛娃出身的陈再道。那时，他是河南军区的司令员。后来，毛泽东每次到武汉，都见到他。他给毛泽东的印象是文化水平不高，但很能打仗……

“你对武汉的事情什么看法？他会反对我吗？”

“主席，谁也不会反对你，军队里的老同志是跟你干革命的。”

毛泽东说：“是啊，我也是这样想啊，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如果陈、钟要整我，我们从武汉也出不来呀。”

事情虽然过去了好几天，毛泽东还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杨成武说：“他们不会反对你的。”

“对！对！对！”毛泽东连说了3个对。

他转而又问：“陈再道在哪里？还有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

“不清楚。”

“你去告诉周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牛师长、蔡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杨成武带着毛泽东的指示，飞回北京，向有关领导传达了毛泽东的这3句话，也向陈再道传达了这3句最高指示。

后来杨成武将军回忆起来，还感叹地说：“如果没有这3句话，陈再道还不知被整成个什么样子。”

“天下大乱”

离开*的武汉后，毛泽东很快到了上海。

在上海他作出过许多重要决策。我们只能就采访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些记述。

有一天，他正在室内翻看各种报纸。那个时候，他对红卫兵的小报很有兴趣，几乎看能找到的所有报纸。

翻着翻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指着手中的报纸，说：“谁封我4个官啊！”

屋里人都看清楚了，那上面印着“林副主席”的题词：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在当时是最流行的语言了。*的这个题词，真是刮起了“东风”，一律向左倾。这写得并不怎么样的毛笔字，一时间占据了各种报纸的重要版面。

一般的人都认为这是对毛泽东的最好赞美，可他老人家怎么说：谁封我四个官啊！

这话里有着明显的不满意。但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敢往那方面去想。*是我们的副统帅啊！

——这在后来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得到了印证。毛泽东对这“四个伟大”的表示是：讨嫌！

这两个字用得十分准确。*的吹捧，已经到了让毛泽东讨嫌的地步了。

毛泽东在1967年说这个话的时候，就已经表示出了讨嫌的意思，只是那时人们还没往那方面去想。毛泽东下面的话，叫当时有的同志听来就有那么点意思了：

他抖着一张报纸说：“什么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吗？”

这话里面已经有了明显不满的意思。屋里人谁也不敢答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听到毛泽东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见人们不说话，毛泽东又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这段话，是对当时在场的很少的几个人说的。他们当时恐怕也没有理解这些话的更深一层的意思。但这是毛泽东确确实实说过的。

——这也就是说，在“*”的热烈阶段，毛泽东已经有了这样的想法。这对于我们理解后来党内发生的一切是有特殊意义的。

毛泽东到上海后不久，就是八一建军节。从1927年到1967年，整整40年。中国人有个习惯，逢五遇十就要有大的纪念活动。

这个时候，北京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有造反派提出：毛泽东没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应该把建军节改在秋收起义纪念日。

就在八一的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了去，对他说：“你要回去参加建军节的招待会。”

杨成武就把他听到的有人要改建军节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告诉毛泽东，有人要把军事博物馆上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皱了皱眉头，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说着说着，毛泽东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对杨成武说：“我说，你记。”

杨成武的纸和笔是准备好了的。他记录下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华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毛泽东还指示杨成武回去参加八一招待会，而且要把规模搞大些。同时指示各位老帅参加。

说到这里，毛泽东对各位老帅作了一番评价：

对朱德，他说：**，没有朱，哪有毛？他们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他是红司令。

他说到叶剑英的时候，是有些感*彩的：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没有他，我们的这个（他指指自己的头）就都没有了。

毛泽东又说起陈毅来，那句话当时很是流行：陈毅是个好同志。

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深刻的，说到徐向前，他马上想到的是红四方面军的事情。他说：徐老总在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那是张国焘的事情。徐向前不同意红军打红军。

对聂荣臻的评价是：那可是个厚道人。

他还说，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

他说完，杨成武记完，又给他复诵一遍，他说：“就这样。”

杨成武带了这些最高指示，回到北京，向周恩来作了报告。

这样，1967年北京的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如期举行。

接着，毛泽东又果断决定：对“王、关、戚”进行审查。在“*”初期，这几个“钓鱼台”的干将跳得最欢，已经引起全国*人怨。毛泽东在斥责所谓“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帅老将们时曾力保“钓鱼台”一伙人，说：“中央*百分之九十几都是正确的，错误也就是百分之一二三，谁反对中央*，我就反对谁！”可是到了1967年夏天全国武斗，全面混乱，虽然江青那个“文攻武卫”是首恶，不过这时毛泽东还是信任和重用她，跳在最前面的王力、关锋、戚本禹便成了打击对象，随后还被定为制造全国武斗和派性斗争的祸首。

有些事情，如不放到一个大的政治背景下去看，就很难看得清楚，也很难理解。“*”中的“王关戚”事件，就是这样的实例。

对这件事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也是很自然的。人们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也有不同的立场。有人说，这是毛泽东要结束“*”的一个步骤；也有人说，这个事情是政治平衡的结果。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力，则认为是江青有意整他，并且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是早就想除之而后快。

……

要搞清楚这件事的根本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笔者在这里只是想就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作一个认真的记述。

据杨成武回忆，事情大致是这样的：那天，他回到北京，听周恩来讲了北京发生的一些情况——

8月16日，外交部的造反派夺了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当晚，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代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第二天一早，姬鹏飞、乔冠华又被押上北京街头，到王府井闹市区卖造反派编印的“批陈战报”，还必须边叫边卖。

外国记者闻风而动，拍了他们卖小报的照片，很快，传真照片飞到纽约、巴黎、莫斯科……

周恩来闻讯，怒不可遏地说，这是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要公安部长谢富治立即去把他们找回来……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拖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被付之一炬，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

几乎是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也“着了火”，里面和外面的揪“刘邓陶”大军联合起来，揪斗刘少奇、*和他们的夫人……

北京的局势越来越乱。要使形势得到控制，就要采取一定的措施，而周恩来又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行动。他决定，把北京的有关情况告诉已在上海的毛泽东。请毛泽东定夺。

周恩来叫工作人员找来了一堆材料，其中包括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杨成武送给毛泽东，并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的有关情况。

杨成武当晚飞回上海，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的心情似乎不太好，他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看看材料，考虑考虑。”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做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了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这里还有一段小的插曲，有材料说，毛泽东在王力的八七讲话上批了“大大大毒草”几个字。至于王力，他自己说，他只是对外交学院的人讲了话，而且讲话的观点也是中央*定下的。

不管怎么说，有这样一个讲话，有毛泽东看了这个讲话的态度，这都是事实。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用手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过了不长时间，戚本禹也进了班房。虽然他也是江青的替罪羊，不过被抓起来还是大快人心！

在上海，毛泽东又召见了战将许世友。

一天，在上海的杨成武接到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的一封信，信上说，“*”以来，南京有一些人要揪许世友。造反派声称不揪出许世友誓不罢休，还发生了冲击南京军区机关的事情。许世友一气之下到了安徽大别山的一个农场，他说，谁要敢来这里冲击，他就不客气了……

杨成武看了这封信，觉得有必要告诉毛泽东，所以当毛泽东问起许世友的情况时，杨成武就把这些告诉了他。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说：“要把许世友接回来。”

毛泽东的话自然是最高指示，杨成武说：“主席，那我去接。”

毛泽东摆摆手，说：“你不要去，叫张春桥去。”说着，他的左右手做了一个对头状，“张春桥和许世友是死对头，叫他去接。”

当时杨成武并不理解毛泽东是什么意图。他也不能去问，只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执行就是了。

他马上派了飞机，又给安徽驻军的最高首长李德生打了电话，请李德生给他们安排一顿饭……

第二天，杨成武就看到了许世友的夫人田普写来的一张条子，上面的话语不多，就是告诉他许世友已经来到了上海。

杨成武很快就报告了毛泽东，许世友接来了。看毛泽东安排什么时候接见他。

在当时，除了红卫兵小将以外，党内的高级干部要见毛泽东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的初期，毛泽东召见了谁，就意味着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特别是像许世友这样的同志，一时也不知道毛泽东发动的“*”会不会革到自己头上。此时此刻，许世友的心情一定是十分激动的，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走进毛泽东的会客室时，许世友的神情严肃，还下意识地扣了扣风纪扣。

一见毛泽东，感情冲动的许世友喊了一声“主席！”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毛泽东握住许世友的手，说：“起来，快起来！他们冲击你，你有什么问题吗？”

一句话，使得这个硬汉子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哭得在场的人都不知所措。

毛泽东说：“不要难过，你要振作精神，掌管好部队，不要单独行动，回来好好干。”

许世友这才止住了哭声。

毛泽东让大家坐下以后，又询问了一些南京和部队的情况。

他们这次会见的时间并不长，但影响的确不小。事后，杨成武才体会到毛泽东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他的深意的。这意味着，毛泽东并不是要打倒所有的老干部，他这是一个信号，起码给在场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一个信号。

走出客厅，许世友的心情是很兴奋的。他对送他出来的杨成武和张春桥、姚文元说：“成武，回去以后，我打一个豹子送给你！”他转过身说：“我要打个兔子送给你们。”这自然是说给张、姚的。

杨成武一听这话，心里想这位许老板又要冒炮了，说：“许老板，快走吧，该吃饭了。”

这就是“*”期间，许世友晋见毛泽东的经过。

毛泽东这次南巡，正是全国武斗最混乱的时候。他当时发出了“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的最高指示，没有可能纠正错误和制止内乱。不过在出现武汉事件并引发了全国一片混乱的情况下，毛泽东下令抓王力、关锋，随后又扣起了戚本禹，并当着许世友的面警告了张春桥，还是一件幸事。

王关戚这3个人先后在“*”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这在中国老百姓中引起不小的波澜，在设于钓鱼台的中央*内部，则如同发生了10级以上的强烈地震。

从这时起，江青一伙煽动武斗和打砸抢，不得不收敛一点。*一伙也有了警觉，行动更为注意。因为这3个人的下场已经摆在那里。毛泽东如果再进一步表示不满，他们的下场也会很可悲。

这样，全国性的武斗和破坏，多少得到了一点缓解

第四部分报告之十四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中）与贺龙元帅（左）、罗瑞卿总参谋长（右）在一起。

所谓冲击钓鱼台引发的杨余傅事件

☆ 杨余傅事件是*期间*集团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阴谋

☆ 余立金快到屋门口时黑暗中扑上来4条汉子给他戴上了手铐枪顶在后背

☆ 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喊叫声乱作一团

☆ 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像水浒传中林冲误入*堂一样

☆ *中的武装冲击钓鱼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968年春突然发生的所谓“杨余傅事件”，对此，聂荣臻元帅专门有一段评价：

“杨余傅”就是指的杨成武、余立金和傅崇碧同志。所谓“杨余傅事件”，是“*”期间，*反党集团为了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重大冤案。1968年3月22日，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一个是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他们的所有职务。另一个命令是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由于*别有用心和有意封锁，以致军队如此重大的人事变更，我们几位军委副主席都毫无所闻。至于这一事件何时策划，怎样酝酿的，那就更是不得而知了。*在关于“杨余傅事件”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件事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汇报了，开了4次会才决定下来。可见*是早有预谋的。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1万多人参加的大会。在大会前两天，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即被拘留监禁，以后遭受了残酷的折磨，杨成武同志一家先后被整死了3口人。

*策划的这一套，已经使他制造“杨余傅事件”的真正目的昭然若揭了。第一，排斥异己、安插亲信，首先把军队的大权转移到他的亲信手里，为篡党夺权铺平道路。第二，借此打倒一批他们想要打倒但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清除他们篡党篡军的障碍。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弄错了，这是*搞的。1974年7月，毛泽东同志又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恢复名誉。此后不久，他们被释放出来，并先后恢复工作。1979年3月，中央又发出专门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公开*。耸人听闻的“文化大革命第五个回合”

1968年的早春3月，我国北部地区依旧是天寒地冻，朔风凛冽。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一次又一次地袭击着神州大地。北京人裹着蓝色的、灰色的、军绿色的冬装，抵御着冷彻骨髓的春寒。

自然界的寒流，总还可以抵御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寒流，人们却无力抗拒。这时的北京人，正笼罩在一片令人窒息的*之中。今天这个被打倒，明天那个团伙成了反革命，叛徒、特务、走资派何其多矣，时时有新的挖掘，处处有触目惊心的揭露！人人自危，不知会有什么灾祸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

3月26日的夜晚，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出现了一条白色的刺人眼目的巨幅标语：

“打倒杨余傅！”

“打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

人们对政治信号极为敏感。第二天，北京城内的工农兵、学生乃至街道居民都在纷纷议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出事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广播，《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没有发表任何新闻，但北京的老百姓却已在交头接耳，传递着小道消息：

“杨成武勾结余立金、傅崇碧，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江青同志，冲击中央*，破坏*，把他们抓起来了！”

“傅崇碧带了两辆大汽车，全副武装，气势汹汹地冲进中央*的办公室，吆喝吼叫地要抓人！”

“杨成武和空军政委余立金，弄了一架大飞机，把贺龙送到苏联去了！”

“傅崇碧的秘书，把枪藏在提包里，要打江青呐……”

3月27日下午，“中央*”在东郊的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全面胜利誓师大会”。这个会上，“民间”流传的消息，得到了“官方”的证实。

坐在工人体育场看台上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叶群、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还有周恩来总理。

就是在这个会上，宣布了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央文件：

（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职务，并撤销其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2）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的职务。

（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

就是在这个会上，江青宣布说：“杨成武背后搞阴谋，搞小山头，搞极小极小的一个山头，而不是搞中国的大山头，世界革命的大山头。他招降纳叛。在3月8日，傅崇碧不经中央*负责同志允许，开了两部汽车擅自冲入中央*所在地。同志们，这是什么问题！……他们天天在那里搞阴谋，要夺空军的权，余立金是个大叛徒……他们要用余立金夺吴法宪同志的权，要夺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同志的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康生说：“杨成武是一个资产阶级阴谋家、两面派、两面三刀、口是心非、口蜜腹剑的阴谋家。正如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所讲的，他反对罗瑞卿是假的，他本身就是罗瑞卿分子，他反对‘彭罗陆杨’是假的，他本身就是彭真的亲信分子，彭真的黑帮分子。他反对贺龙是假的，他实质上是依靠贺龙，继续贺龙的路线，去夺取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军权，夺取空军的大权……”

就是在这个会上，陈伯达站在理论的“高度”，总结出了“无产阶级*”以来的所谓“五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就是打倒彭、罗、陆、杨；第二个回合，打倒刘邓陶。第三个回合是击退去年的‘二月逆流’。第四个回合是击退了刘邓陶的小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第五个回合是揭露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反革命阴谋，把他们打倒了。”

就是在这个会议的前后，他们声称：打完这“五个回合”，便可夺取“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了。

在江青、叶群等人的带领下，不明真相的学生狂呼着口号，高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拥出了这座圆形建筑物。锣鼓声、口号声、广播喇叭声乱成一团。

紧接着，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效法着北京的形式，召开声讨批判大会，举行武装*，庆祝粉碎“杨余傅事件”的伟大胜利。其场面之壮观，其声势之浩大，其影响之深远，甚至超出了制造这一事件的人的预料。

狂热归狂热，狂热的背后是什么呢？

有良心的中国人，在这政治的重压面前，都压抑住心头的怒火，希望这场大灾难赶快结束。

江青在大会上连呼了十几个“打倒”。其实，他们要打倒的，何止十几个！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沦为“阶下囚”，多少人在他们的打倒声中死于非命。北京城已经被“打倒”的声浪所淹没。人们的心在这“打倒”声浪中僵化了，撕裂了。

北京的老市委书记彭真被打倒了，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大将罗瑞卿被打倒了，*部长陆定一被打倒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也被打倒了！

*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被炮打，*中央总书记*被炮轰，开国元勋朱德、贺龙、谭震林等人也未能幸免！

中央有人被打倒，中层干部就毋庸置言。到了基层，所有的党支部书记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今，被打倒的名单上，又添上了3位将军。

想起来就令人心寒的年代啊！

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说法，所有这些打倒，均属于“*”的第一阶段，即全面发动的阶段。在这特殊的阶段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正在崛起，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正在变成行动。

“中央*小组”组长陈伯达津津乐道的几个回合，都发生在这个阶段中。

通过这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在党中央的地位逐步加强。*的名字，居然写进《中国共产党章程》里，还被康生说成是“国际共运史上的一大创举”。

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回合，他们篡党夺权道路上的障碍一个一个被清除。顺他们者，青云直上，委以重任；逆他们者，统统打倒。一时不能打倒的，也要先拉下马来。

现在看，他们的“第五个回合”，纯粹是为了把要害部位的军权夺到他们手中。总参谋长的位置自不必说，空军的机动能力强，又是*的小舰队所在地，不把空军政委搞掉，就不能把空军实权抓到手。卫戍司令的位置更为重要，对傅崇碧，他们很不放心。只有将这3个要害部位拿到手，他们搞政变、篡党夺权才会有重要的依托——“九一三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

他们的“第五个回合”，还有一个罪恶目的。就是借此把所有老帅统统打倒，“杨余傅”有后台，后台就是“聂、叶、陈、谭’。这些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保护下，还没有被他们彻底打倒。

诡秘的3月22日之夜—— 突然逮捕

一阵急促尖利的电话铃声，把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吵醒。他下意识地看看桌上的闹钟，时针已经指到1点钟，是3月23日凌晨了。

他抓起电话，听筒里传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的秘书的声音：“余政委休息了吗？”

“休息了。”

“请他起来一下，吴司令刚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和余政委商量。”

“好吧。”

秘书答应着，赶忙穿好衣服，跑上楼去请余立金。

最近一段时间，余立金忙得不可开交，当晚11点钟，还在听取空军所属院校学习两报一刊社论《迎接无产阶级*的全面胜利》的情况汇报。这会儿他刚刚睡熟。秘书知道，余政委之所以忙，是因为司令员吴法宪担任了军委办事组的负责人，空军的事情顾不过来。

两天前的夜晚，吴法宪曾打电话请余立金到他的客厅内，向他交底：

“空军的事情，你要多管。我在那边（军委办事组）忙得很哩。有些事情，你不用请示我，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余立金是个组织观念极强的人，他说：“你是第一书记，应该报告的一定报告，这不能含糊。”吴法宪做出很真诚的样子，说：“你该做主的就做主吧，不必请示。”

……余立金被叫了起来，他披着睡衣问：

“什么事？”

“吴司令刚从林副主席那里开会回来，有急事商量。”

余立金说：“会不会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发表？”

秘书说：“不像。他是说有急事商量。毛主席有最新指示，传达就是了，不会商量的。”

余立金说：“也是。”

走下楼梯，秘书问：“首长，还要不要叫警卫员？”“不要了，这么近。”余立金说着，走出楼门口。

秘书想，余政委和吴司令住的房子距离最多只有50米，都是在首长的住区内，住区的门口有岗哨，这里的安全是不会出问题的，也就没有再叫醒睡意正浓的警卫员。他年纪小，正是要多睡的时候。

走出余政委家的后门，门框有点活动，秘书说：“明天跟他们讲一讲，把门修一下。”

余政委没有说话，大步向前走去。北京早春的夜，是一天气温最低的时刻。寒风吹在脸上，冰凉冰凉，更显得寒气逼人。

吴法宪家院门敞开着，两层小楼除了楼下客厅里有灯光，别处都是黑乎乎一片。客厅的窗帘很厚，透出微弱的灯光。

从院门到屋门口有20多米，院里种满了花草和果树。黑暗中显得灰蒙蒙的。

快到屋门口时，冷不丁从黑暗中窜出四条汉子，为首的一个问：“是余政委吗？”

“是。”余立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回答他们。

这四个人忽地一下子扑上来，其中两个扭住余政委的胳膊，咔嚓一下，戴上了手铐。

余立金挥动着被铐住的手，吼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进屋去说！”

一支枪顶在了他的后背。另外几个人连推带搡地把他推进吴法宪的客厅。

这位红军老战士怒火满腔，对已经坐在那里的吴法宪说：“你们这是要搞政变！凭什么铐我？”吴法宪的五短身材从沙发上弹起来：

“铐你？铐你是好的！你是个大叛徒、大特务！不铐你铐谁？”

“我是空军的政委！你们要干什么！我要向党中央控告你们！向毛主席控告你们！”

“嘿嘿！你还是空军的政委？告诉你，你被撤职了。从现在开始，交代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余立金被非法逮捕的时候，杨成武一家人正在梦乡之中。他的秘书张忠庆接到空军余立金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张秘书吗？我是单秘书。刚才吴法宪的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空军政委怎么能叫司令员的人铐起来？听到这特殊的情况，张秘书觉得非同小可。他的反应是：要立即报告患美尼尔氏症在家休息的杨成武。

他站起身，又迟疑起来，猛然想起了今晚来探病的3位不速之客。

第一个是吴法宪。

吃过晚饭不久，吴法宪的黑色吉姆车来到杨成武的家。

秘书见吴法宪来了，正准备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嘿嘿一笑：

“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

吴法宪走后，秘书觉得空军司令员来汇报工作，还是需要向代总参谋长报告一下的。

秘书走进杨成武的卧室，叫醒了他，将这一情况做了报告。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要让他来了。”

秘书打电话到人民大会堂，找到了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问：

“吴司令员现在哪里？”

“正在开会。”

“能不能找他一下？”

“恐怕不行。首长交代过，不能找人。”

“请你转告吴司令，开完会给杨代总长这里来个电话。”

……

第二个、第三个是*的秘书。

12时30分左右。门卫报告说：“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张秘书忙出来迎接他们。

两位来者单刀直入地说：“101（*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他的病情如何？”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我们来了，总得要见一见。”

*派人来探病，并且执意要见，秘书只好领他们走进杨成武的卧室。

杨成武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秘书把他叫醒。

*的两个秘书走到杨成武的床边，一个说：“101对首长的病情很是关心，特让我们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他们又说了几句安心养病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他们，张秘书回到办公室。

刚刚打个盹，空军的电话就来了。这3个不速之客与吴法宪铐走余立金有什么联系吗？

他拿起电话，要通了杨成武的卧室。

接电话的是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完秘书的报告，她很吃惊，说：“是吗？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哪里知道，*一伙的黑手，正在越来越近地向他们伸来。

凌晨2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由来人带领，一口气被拉到了景山。

与此同时，新来的部队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冲进楼里。咚咚咚的敲门声、喊叫声、呵斥声乱作一团。“出来！”“不许动！”“跟我走！”杨成武的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赶进了楼下的客厅里。门口站了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

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到了楼上，敲开了杨成武的门。

杨成武穿一身睡衣，站起来看了看他们。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的镜子挡了个严严实实。他们身后的战士手执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已被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

“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

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

“走吧。”随他们来的人催着。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搞的？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抬脚迈出屋门。邱会作带来的“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进厕所。

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外面发生了大的变故。他怒发冲冠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

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邱会作。直至粉碎“四人帮”后审判邱会作时，他还说：“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至今我还心惊肉跳。”

杨成武走下楼梯的时候，心情很不平静。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去世，刚刚火化。由于身体不好，不能亲自将生父送去火化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3个躬。77岁的老母，此刻也被他们关在了客厅里。此去凶多吉少，需要和老母亲说两句话。母亲失去了老伴，身体又多病，儿子若再有个三长两短，她能承受得了吗？

“我要跟我的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粗暴的小头目毫不客气地拒绝。

杨成武气得脸色青紫，他晃动着魁梧的身躯，用肩膀把讲话的人顶到一边——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劲头，竟把那人撞了个趔趄。

他走进客厅，望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坐在冰冷的乒乓球台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老人受苦受难一辈子，到晚年只希望儿子为她养老送终啊！

杨成武毕竟是久经考验的战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这是吴法宪搞的！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

老妈妈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又对家人、秘书和警卫员说：“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

“快走，快走！”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楼门口。车门打开着，里面黑洞洞的。

邱会作捷足先登，钻了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要杨成武进去。等杨成武走进去后，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邱会作和李作鹏一左一右给他“保驾”。

车子在京城的小胡同里钻来钻去，杨成武警惕起来，问：“去哪里？”

“人民大会堂。”

“为什么往西走？”

“为了安全。”这次，他们并没有骗他。车到西四后，转弯向东，经西安门、府右街直朝正南，到六部口往东，车的左侧出现了中南海新华门的卫兵，右侧很快看到了人民大会堂的灯光。

杨成武神经异常紧张。他不知道在这座雄伟的建筑里面会发生什么。不过，这位有着几十年革命斗争经验的将军抿紧了嘴角，准备迎接突然袭来的一切。

凌晨2时的突然任命

电报大楼的时钟，响亮地敲过了12下，已是1968年的3月23日。

此刻，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6层会议室灯火通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及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即将见报的、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这里的气氛，显然不像外面红卫兵小将开会时那样热烈，那样激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可能是由于连续工作造成的疲劳，与会者不住地吸烟，扯几句与社论无关的话题。

忽然，会议室的黑色电话响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站起来接电话。电话是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

“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1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答应着，心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接见团以上干部呢？旋即又想通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总理，中央*也经常是工作到凌晨，这会儿接见，又有什么奇怪的？

他马上让秘书通知司令部值班室，并且关照一位副司令，立即赶到大会堂，做接见的安排。

随后，他拿起电话，通知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又向开会的同志请了假，而后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夜里1点多钟，是北京最宁静的时候。十里长街，华灯闪亮，路边偶而能见到一两个行人。西北风吹得撕落的大字报沿街飞舞。不知什么单位的广播喇叭，还在哇哇作响，断断续续地传来：“……与人民对抗……血战到底……决不收兵……”司令员靠在座位上，长舒了一口气，把眼前的情景和一年前的情景做了对比：那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挤在北京街头，乱哄哄的令人烦躁。现在毕竟安静多了。作为卫戍司令的他，希望这座大都市宁静，而不是混乱。

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的干部已经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几位当时军队总部的负责人，站在队伍前面，小声说着什么。傅崇碧一问，才知道*正和“中央*”成员开会。

他问副司令刘光普：“他们（指团以上干部）吃饭没有？”

“现在，”副司令看着手表，“吃什么时候的饭？”

傅崇碧知道，等待接见，时间是没有准的，有时要两三个小时。他转身去找人。

正好，汪东兴从对面走过来。“汪主任，这会儿他们都饿了，你能不能给搞点吃的？”

汪东兴看看表，说：“可以拿些点心来吃。”

不一会儿，服务员抬来了四箱点心。傅崇碧笑着对干部们说：“快来吃，不吃白不吃哟！”

他和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以及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聊起天来。傅崇碧对刚来的温玉成说：“有总部的人参加接见，你把他们安排在前面，争取让所有的同志都能看得清。”

温玉成说：“行，今天人不多，好办。”

正说着，郑维山从小会议厅走出来。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同谁吵过架。

“刚才，我到小会议室去，他们……”

“怎么了？”傅崇碧问。

“林副主席问我：‘谁叫你来的？’”

傅崇碧想象得出，他当时一定很窘。忙问：“他发火了？”

“嗯。”

“看来我不该通知你来，可你是首都工作组的，应该来的。”

郑维山摇摇头。

这时，叶群来了。她本来就有些发胖，今晚显得更加臃肿。她把傅崇碧叫到一边，问：“谁让你通知郑维山来这里的？”

“没有谁叫我通知。谢富治说林副主席、总理、中央*全体同志要接见卫戍区的团以上的干部，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告诉首都工作组的人。”

“没叫你通知，你就别通知。”叶群气呼呼的。

“叶群同志，我通知他来，有什么错吗？”

叶群不回答，转身走了。

这时，傅司令员已经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对头。接见这里的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能让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来？更不要说他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了。即使是不应该来，也不值得为这事情发脾气呀。

事情并不像傅崇碧想的那么简单。他正在沉思，周恩来在叫他的名字：“傅崇碧——”

他快步走到周恩来面前，周恩来握住他的手，说：“到里面谈。”

走到小会议室门口，周恩来站住，深沉地说：“崇碧同志，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冷静，不要激动。”

傅崇碧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将有严重的情况发生。他知道周恩来这几句话的分量。“*”开始以来，突然情况不断出现，这次又会是什么？

会议厅内摆了一圈沙发，沙发上坐着“中央*”的全体人马。周恩来领着傅崇碧，径直走到靠近窗户的沙发。见他们进来，别人都不再说话。

*从外面走进来，占了周恩来本应该坐的沙发。他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开始和傅崇碧讲话：“现在向你宣布中央的决定，为了加强沈阳军区的领导，任命你为沈阳军区第一副司令。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同志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主要负责北京卫戍区，接替你的工作。”

这个调动的命令来得太突然。傅崇碧司令员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决定。他的脑海里一片空白。

没等他做出反应，*站起来，对“中央*”的全体说：“走，我们去接见团以上干部。”

周恩来对傅崇碧说：“你可以和沈阳来的陈锡联同志谈谈。”

*带头往外走，“中央*”的人都跟在他的身后，走出小会议厅。

会议厅内，只剩下傅崇碧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

总理让他们谈一谈，谈什么呢？

沉默了一会儿，傅崇碧找到服务员：“给拿点水果来吃吧。”

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端来一盘橘子，转身走了。空荡荡的会议室里，仍旧只有他俩。

他们一人拿了一个橘子，慢慢地剥着。剥呀剥呀，剥了10分钟还没剥完。

“这桔子不错？”

“嗯，味道还可以。”……

过了好半天，周恩来和谢富治带着秘书走进来。周恩来看看手表，然后对秘书说：“通知他们弄夜餐。”

秘书走后，4个人又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向健谈的周恩来，今天也变得沉默寡言了。傅崇碧心里很不痛快，就问：

“总理，这调动工作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不是跟你谈过了嘛。”

“那算什么谈话，宣布了命令，别的什么都不跟我讲。”卫戍司令心中有火，在当时的情况下，居然敢直陈不满。

周恩来正要说什么，有人进来，说：“总理的电话。”

周恩来起身到外面接电话。留在屋里的3个人，依旧默默地坐着。

等周恩来回来，一定要跟他好好谈谈。傅崇碧想，这样调动工作，太不正常。

周恩来回来，刚坐下，又有人来请：“总理，您的电话。”

周恩来又出去了。

看来是谈不成了。

等周恩来再进来，服务员已经将夜餐摆好。

餐桌上，1盘点心，3碗面条，香味扑鼻而来。傅崇碧一点食欲都没有，这个15岁就参加红军的将军，经历过各种各样的调动，对这次调动，他实在想不通，哪里还有心思吃饭？

周恩来让他一定多吃一点，“吃饱了饭，才有革命的本钱嘛。”

傅崇碧强咽下去几口面条，说：“吃好了。”无论别人怎样说，他不肯再吃了。

周恩来看着他，他看着周恩来，周恩来似有难言之苦。自从出任北京卫戍司令员以来，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做了些工作，他知道当总理这个角色，难啊！

周恩来站起来，说：“崇碧同志，飞机准备好了，上任去吧。”

上任去？就这样走？他又看看周恩来，周恩来的表情极为复杂。他进一步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往调动工作，要办交接手续，要做动身准备。除非有紧急情况是不会连夜派飞机去的。从他们谈话的情况看，绝不是东北方向出了问题，需要我傅崇碧去解决。那么，为什么呢？

“就这样走？”

“嗯。”……“我想不通！哪有这样调动工作的！”傅崇碧的声音在小会议厅里回荡。

周恩来不劝他，也没有批评他，而是问：“你要不要回家拿点东西？”“不要！”傅崇碧发起火来，是不管不顾的。

“要不要给家里写几个字？”

“不写！”

周恩来叫秘书拿来一张纸，对傅崇碧说：“你给家里写几个字。”

“崇碧同志，叫你写，你就写。”

陈锡联也劝说：“写几个字吧，要不家里人着急。”

傅崇碧想了想，接过秘书递过的纸笔，飞笔写下两行字：

黎虹：

我调沈阳工作，到那里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写信。

傅

3月22日

写好，交给周恩来的秘书。周恩来对秘书说：“要卫戍区的同志一定送到。”

周恩来送他们走出会议室，来到北大厅。

周恩来说：“我不送了，锡联同志送你到机场。”说罢，他伸出手，与傅崇碧重重地握了握，又说：“革命工作有的是。现在，你身体不好，先把身体搞好。你要经得住考验。”

傅崇碧感到，周总理的手握得特别有力量，很有点诀别的味道。傅崇碧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20年后，傅崇碧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感慨地说：“总理给我讲的几句话，一辈子都忘不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总理只能讲这些。”

周恩来又对陈锡联说：“锡联同志，他身体不好，你要照顾他。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你给解决。”

陈锡联说：“总理放心，我会安排好的。”

周恩来走了。傅崇碧和陈锡联走出人民大会堂。外面的华灯还是那样明亮，广播喇叭的声音仍旧时断时续。3辆黑色轿车，刷刷刷地开到了门口，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大个子军人。

傅崇碧一看，秘书不在，警卫员也不在，车子也换了。

大个子说：“请上车。”

从车的另一个门，又下来两个1米8以上的高个子军人。

“这不是我的车。”傅崇碧继续寻找熟悉的车子以及秘书、警卫员。

陈锡联走到前面一辆车前，对傅崇碧说：“这是送你的车子，走吧。”

傅崇碧已经明白，调动很可能是个骗局，但是怎样一个骗局，他还看不透。

他迈进轿车。前面坐着一个大个子，左右各有一个大个子，他被夹在中间，不能动弹。

轿车飞也似地向西开去。过新华门、西单……出西直门，直奔西郊机场。急剧的变化，使傅崇碧冷静下来，他需要认真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西郊机场休息室。

服务员端来咖啡，傅崇碧不想喝，他说：“找支烟抽抽。”

不知为什么，他特别想抽烟。

一个脸上有浅白麻子的团长，立即令人取来了香烟。休息室内的红色电话响了，声音尖利刺耳，团长急忙去接。

“喂——中央*？是。”

听筒里声音特别响，是谁听不清，但说什么，休息室内都能听见：

“第1架飞机走了没有？”

“已经起飞。”

“第2架呢？”

“正在发动。”

“马上起飞！”

“是！”

“嘟嘟嘟……”听得见对方扣过电话之后的急促的忙音。

团长过来，立正敬礼：

“报告首长，飞机发动了，请登机。”

陈锡联对傅崇碧说：“不要急，天冷，把咖啡喝了。”

傅崇碧站起来，说：“不喝了，走。”

他们走到停机坪，沈阳军区来接他的人正在等候。飞机的螺旋桨转个不停，显得风很大。傅崇碧打了个寒噤。

陈锡联脱下披在身上的大衣，说：“你穿上它，冷。”

“不要！”

“穿上吧。”

陈锡联已经把大衣塞到他手上。他接过大衣，心想：发火也不应该朝他发，他回身同陈锡联握手，然后登上飞机。冷风掀起大衣的衣角，直往上吹。

紧锣密鼓揪“后台”

“*”期间，揪“黑后台”已成为一句很时髦的语言。*、江青一伙为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层层揪“黑后台”，“杨余傅事件”也不例外。他们打倒“杨余傅”，也意在揪“黑后台”——还没有被打倒的老帅们。这一点，在“三二四”之后愈演愈烈。

杨成武被弄到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

这里，是*办公的地方。地上铺着地道的和田地毯，墙壁上的装饰充满了维吾尔族的色彩。过去走进这个厅时总有一种新鲜的边疆气息。今天，杨成武却感到这里的气氛令人窒息。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10余人都坐在里面，中间有个位子，好像是留给谁的。

*见杨成武走进来，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晋察冀山头主义，搞派性。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把王飞、周宇驰、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平时好拉腔拿调的，这次一反常态，讲话干脆，也很有力量。

江青跳了起来：“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江青的话音未落，吴法宪也跳了起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的样子挺斯文，讲起话来却恶狠狠的：“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夫子”把眼镜往上抬一抬，说：“杨成武反对*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发言的声音很大也很有力。由于激动，她的嗓子哑了。她用沙哑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叫喊：

“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

说着说着，她带头喊起口号来：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中央*！”

“打倒杨成武！”

“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支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挥着手，说：“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跳起来：“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参加会议的人，先后离开会议室。杨成武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不交代，你的黑后台，就是聂、叶、陈、谭！”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3辆小汽车，把杨成武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在等着他。车上坐着一班抱冲锋枪的战士。

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你喝水吗？这里有水。”

杨成武摇摇头。

其中一个很粗壮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

在杨成武遭厄运的同时，傅崇碧乘坐的飞机降落在沈阳机场。

来了3辆神秘的轿车，来接他们。傅崇碧对沈阳不太熟悉，再加上车上有窗帘，三拐两转，他不知转到了什么地方。汽车在一座灰色的砖楼门口停住。事先安排好的“秘书”、“警卫员”在等待着他。在他们的簇拥下，傅崇碧上了楼。

沈阳部队的一位负责人对他说：“为了你的安全，请你不要下楼。”

傅崇碧发现，这里有两道岗，屋门一道，楼下还有一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对军区的人说：“是叫我来这里工作的，这怎么工作？”

“这是上头的安排。”

“谁安排的？”

“上头，你不要问了。”

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在看着他。什么调动工作，纯粹是骗局！天大的骗局！

他马上联想到内蒙古军区的几位副司令、副政委。他们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中央*”的几个人，要求和总理谈话，就被抓起来了嘛！

他又联想到青海省军区的副司令员赵永夫，康生“接见”他的时候，不等赵永夫说完，康生就板着个脸说：“我一看你就像个特务！抓起来！”

……他明白自己是被关押了，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突然之间成了“阶下囚”。昨日还是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兼卫戍区司令，今天却被关在了这里，失去了自由。这一切，太令人猝不及防。

“专机不能走，我对他们有话说！我要给中央写信！”他对“秘书”说：“给我纸、笔！”

他铺开纸，信手写道：

主席、总理并中央*：

现在，我被关在沈阳军区，不明白为什么把我看起来。我是个参加革命30多年的老战士，对党，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就坚决照办，绝不会有二话。如果我犯了错误，主席、中央都可以处分我，该怎么处分就怎么处分，我不会有怨言。我希望你们派人来同我谈一谈。如果是我有错误，我自然接受处分，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事情，我可以向中央说清楚。有些事情，我可以为调查提供线索……

信送走后，他在房子里踱起步来。他怀着一个老战士的良好愿望，期待着中央派人来。

然而时间是最无情的。它照旧黑了明，明了黑，一分一秒也不停留。傅崇碧等了六七天，仍旧没有消息。

他烦躁极了，对警卫说：

“屋里太闷，我要出去走一走。”

“不行。为了你的安全，上级命令我们不许你出去。”

跟战士发火吗？不，不应该！他们只是执行命令的。

他忍住火气，请求把窗户打开一点儿。

战士不敢打开大窗户，只把上面的一个小窗户打开。

他呼吸着透进来的新鲜空气，听到了外面传来的口号声：

“……打倒变色龙……”

“……打倒小爬虫……”

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谁是变色龙？……他竖着耳朵听下去。

“打倒杨余傅！”

“杨余傅”又是什么人？他意识到，傅可能是指自己，可杨是谁？余是谁？百思不得其解。

不知是哪个单位的宣传车又开过来了，哇哇直响。他静等着宣传车开走，又听清了人们的喊声：

“打退二月逆流新反扑！”

“打倒傅崇碧！”

他终于听清了。自己已经成了他们的打倒目标，已经成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声讨的对象。自己还蒙在鼓里呢。

“打倒杨余傅！”

“打倒杨余傅反党集团！”

“好了，好了，该关上了！”

“秘书”走进来，要他把小窗户关上。

他厉声说：“我还没被判死刑呢，就不许透空气了？透透空气有什么关系？”

“不行，关上！”

砰的一声，小窗户关了个严严实实。他又被关进了一个封闭的世界。

隐隐约约，还是能听到口号声。他忽然觉得有些滑稽，外面喊口号的那些人，未必知道傅崇碧是怎样一个角色，也一定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更不知道他们自己被人愚弄了！

这就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产阶级*”吗？

越想越想不通，越想越气愤。满肚子的气，没处撒，手指头攥得嘎巴嘎巴响。几天前，他指挥着北京所有的卫戍部队。现在，却成了手无寸铁，可以任人欺凌的囚犯——这难道是正常的党内斗争吗？

关着的房门打开了。走进来的是傅崇碧认识的一个人。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他们就打过交道。他带来了两个从北京来的人，进屋就坐在桌子前面说：“现在*的形势很好，运动正进一步深入，你应该看到目前的形势。”

傅崇碧沉默着，听他信口胡说。

“你近来交代得怎么样啊？”

“没什么可交代的。”

“这种态度可不好。”

“就这态度。”

“你看，这是什么？”

北京来的人举起一张放大成12寸的照片。傅崇碧一看，这不是我办公桌玻璃板底下的照片吗！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和他的合影……

照片上几位老帅朝他微笑着，亲切，自然。

“看清了吧！”

“我办公桌玻璃板下的，早就看清了。”

“你要站在革命一边，反戈一击，还可以出来工作。”

“反戈一击，向谁反戈一击？”

“这你明白。”

“我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有什么可反戈一击的？”

“朝他们反戈一击！”对方用手拍打着桌上的照片。

“他们有什么问题？他们是开国元勋！”

“事到如今，你还坚持反动立场，这样下去是没有好结果的！”

这话，如果出自一个稚童之口，或者出自一个红卫兵小将之口，傅崇碧都能够容忍。但坐在他面前的，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党龄和军龄的人，他不能再忍下去了。

“我关在你们这里，攥在你们手心里，要杀就杀，我不在乎！叫我反戈一击，叫我诬陷别人，没门！”

“啪”的一声，对方拍响了桌子，吼道：“你的造反精神很厉害！你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坏蛋！”

傅崇碧忽地一下站起来，怒目圆睁，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墨水瓶被震起1寸多高：

“你放屁！”

对方被骂得脸红脖子粗，嘴唇直哆嗦。

“你他妈混蛋！”

“我×你个娘！”卫戍司令用战场上骂日本鬼子，骂美国佬的语言，回敬这个败类。他存心要把这些人激火，激火了他们，就可以尽快处理了。不管怎样处理，也比闷在这小房间里强。

对方被骂得脸色发紫。“你……你……你等着！”好半天，没说出话来。

怒气冲天的卫戍司令，嘶啦一声拉开衣服，露出伤痕累累的胸膛，说：“你们有种，朝我这里开枪！日本人、美国人没能打死我，我等着你们把我打死！”……

那伙人灰溜溜地走了。朝外走时，还说：“看你猖狂到几时！”“非得给他点厉害瞧瞧！”

……

一个月过去了，这伙人没再露面。“警卫”的面孔却愈加严厉了。晚上睡觉，要开一盏200瓦的大灯泡照着，白天上厕所，也要有人跟着。这些监视他的人不同他对话，他又不能向他们发脾气，如同生活在沙漠里——这种滋味儿，没有经受过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他抗议，他呼喊，可向谁抗议，向谁呼喊？真是有怨无处诉。严酷的现实迫使将军冷静下来，认真思索着，“反省”着发生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

夹缝中的将军

发生“杨余傅事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政治背景是比较清楚的。

“*”以来，*、江青两股政治势力正在崛起，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一步步膨胀。他们不断地制造混乱，以便乱中夺权。

他们要夺权的最大障碍当然是刘少奇、*以及诸位老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随着“*”的深入，他们的阴谋逐步得逞，老一辈革命家中，有的被打倒，有的被罢官，有的虽未被罢官，也“靠边站”了。

到1968年初，“杨余傅”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重要障碍。由于老一辈革命家被罢黜、被夺权，国家机器难以正常地运转。周恩来总理废寝忘食地昼夜工作，仍不能扭转混乱的局面，他不得不使用军队的同志。这样，“杨余傅”自觉或不自觉地帮总理做了些事务性的工作。

*、江青也越来越发现这些人不仅不能步步紧跟他们，永远忠于他们，倒是有时坏他们的事，干扰他们的行动。再加之，“杨余傅”所处的位置都是要害部门，他们必须将这些部门牢牢掌握在手中。所以，就发生了……

历史上有过很多巧合的现象。

1967年7月，杨成武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住过武汉的东湖宾馆。1968年3月25日，他又被押送到这里，所不同的是，上次住的是设备豪华的首长区，这次却是关在不住人的地下室。

在地下室内，没有地面上的喧嚣，杨成武可以静下来想一想这突然发生的事件，思考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

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至今不到3年的时间，他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历程。3年来发生的事情，如同昨日发生的一样，历历在目。1965年底，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这个会上，*一伙发难，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毛泽东偏听偏信，作出了错误的决定。

在这个会议之后，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

会上杨成武很诚恳地对他们说：“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

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了，不变了。”

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

少奇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回到北京后，杨成武还是觉得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正式给军委、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帅当助手。

这个报告，送到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帅找他去，对他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定下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推辞。”……

刚开始，杨成武同许多同志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紧跟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认为“*”是“反修防修，使我们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的政治运动”，因而工作是比较积极的。他认为，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

随着“*”的深入，杨成武逐渐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帅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作为代总长的他，经常处在“夹缝”中。

到了1967年的7月、8月、9月这3个月，杨成武的这种感觉更为明显。

毛泽东外出巡视，是在人民大会堂研究“*”进程的政治局大碰头会上定下的。这次碰头会由毛泽东主持。

毛泽东坐在靠近窗户的、处于中间位置的沙发上，不停地吸着烟。*坐在他的旁边，煞有介事地拿笔在纸上画着。康生板着脸，一副令人莫测高深的表情……

周恩来讲完话，毛泽东说：

“7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的水好。”并且提出让杨成武跟他一起出去。

多数与会者都不赞成毛泽东去武汉。理由很简单：为了他的安全。

周恩来也劝毛泽东：“大家都说你不去为好，还是不要去吧。”

*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说：“主席呀，你的身体是没问题的。到武汉去游水也是很好的，但大家都关心你的安全问题。”

*劝完，又有几个人发言劝主席不要去。

毛泽东对参加碰头会的这班人的意见，没有简单地否定。但他要做的事情，都是胸有成竹的，一旦下了决心，任何人都难以使他动摇。

他微笑着把烟按灭，说：“没有关系的。我去，让杨成武跟我去。成武，你跟我去，就这样定了。”

此刻，杨成武正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听毛泽东叫他，他忙站起来。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周恩来把杨成武留下来，对他说：“你的任务是当好联络员和保证主席的安全，直接同我联系。”

作为代总参谋长，跟随毛泽东出去，他感觉到肩上的担子非常沉重。

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的行程是紧张的。

从凌晨离京开始，他请了许多的人来汇报情况，找各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了解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似乎要对这场运动的规模、进程作出相应的决定。

一天，他把杨成武等人叫到自己办公的房内，同他们谈了对“*”的一些意见。

针对沿途及武汉等地群众组织派仗越打越厉害的情况，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呢？

他具体谈了“*”进程问题，指出，“*”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

杨成武感到，毛泽东和*、江青等人对“*”的态度不同。毛泽东要3年结束这场运动，而那些人希望越乱越好，打倒的人越多越好，拖的时间越长越好。

3年结束“*”？从1966年算起，到1968年就满3年，眼下已是1967年盛夏，各地的派仗打得正激烈，要把已经燃起的烈火压下去，有可能吗？

毛泽东的话，是最新最高指示。杨成武立即用保密电话向北京的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

在武汉，毛泽东一直想横渡长江。1966年7月，他“万里长江横渡”，同跟随他一起畅游的女青年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但是由于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七二○事件”，“百万雄师”把“中央*”的钦差大臣王力扣了起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毛泽东横渡长江的计划只好作罢，离开武汉，到了上海。

这期间，毛泽东的一些精辟的见解，使杨成武愈发感到*的复杂性。

一天，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报纸，翻着翻着，他的手停住，问在场的人：

“谁封我4个官啊？”他手指着报纸上的*在五一节用毛笔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当时这“四个伟大”被吹鼓手们吹得天花乱坠。一时间，全国各地的报刊争相转载、刊印，还被制成“语录牌”到处悬挂。就连毛泽东石膏像的底座上，也刻上了“林体”的“四个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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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封我4个官啊？”毛泽东的谈吐富有幽默感。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对他的这种幽默是比较熟悉的。几天前，他同随行的一位摄影记者开了个很有意思的玩笑。

记者和他的妻子同在新华社工作，“*”打派仗，两人参加了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随着斗争“升级”，他俩的感情进一步恶化。先是不在一个锅里吃饭，后是不在一张床上睡觉，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程度。

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你们也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啊！你们也要搞革命的大联合哟！”

大家都被毛泽东逗笑了。

现在，他说“封4个官”，却没有人笑。人们都不敢笑。因为这涉及到党的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

毛泽东非常烦躁。他说：“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

屋子里静得可怕。这恐怕是在座者第一次听到毛泽东主席对他的“亲密战友”表示不满。

毛泽东转过身，目光炯炯，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毛泽东的态度，叫人们吃惊。大家只是静静地听，没有人发表任何见解。

此后，杨成武随毛泽东散步。林阴路上，很安静，没有鸟声，也没有蝉叫。

毛泽东问：“你认识陈再道吗？”

“原先不认识，建国之后才认识的。”

“他会反对我吗？”

“军队的老同志都是跟你干革命的。”

“是啊，我想陈再道也不会反对我。他要反对我，我们就从武汉出不来了。”

毛泽东是指武汉的“七二○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央*”曾组织数十万人到首都机场欢迎谢富治、王力归来。王力被捧为英雄。紧接着，“中央*”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声讨“百万雄师”，声讨陈再道。这消息，毛泽东是知道的。杨成武也是知道的。

他们又往前面走了一段，说：

“陈再道现在哪里？”

“不清楚。”

“你去问总理。你告诉陈再道3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讨；二是注意休息；三是注意安全。”

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是保陈再道。而*、江青、王力、谢富治是要置陈再道于死地。

杨成武说：“好，我马上报告总理。”

毛泽东又指示说：“你报告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还有那个师长、政委都接到京西宾馆去。”

杨成武很快将主席的指示报告了总理，总理很快把他们保护了起来。

“八一”前夕，毛泽东把杨成武叫到他的住处，说：“建军节要到了，你回去参加建军节招待会。”

杨成武向主席报告说：“现在有人不赞成八一作为建军节，还要把军事博物馆的军徽砸掉。”

毛泽东不解地问：“为什么？”

“他们提出要9月9日，也就是秋收起义那一天作建军节。”

毛泽东皱了皱眉，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南昌起义嘛。秋收起义是9月9日，一个在先，一个在后嘛！”

他的情绪有些激动地说：“你记，我说——”

杨成武赶忙拿出纸笔，听他口授：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1933年，中央苏维埃作过决议。他们不晓得历史。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

同时毛泽东又关照说：“今年建军节招待会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杨成武说：“还是由老帅讲好。”

毛泽东说：“你报告总理，由总理定吧。”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说：“北京现在比较乱，老帅也受到了冲击。”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两口沉默了一阵，对他的几位老战友进行了评价，他说：

**，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

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陈毅是个好同志。

荣臻可是个厚道人。

徐帅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

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帜。

……

杨成武记完，给毛泽东复诵一遍，毛泽东说：“就这样。”

杨成武受命回到燥热的北京，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这次回到北京，叶群见了杨成武。当时*到北戴河避暑去了。

“杨代总长，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杨成武和她客套几句，自然也就问到*的情况。叶群马上接了茬：“主席最近有什么最新指示吗？”

杨成武马上想到“谁封我4个官啊……”也想起了“什么永远健康……”

这些话能对叶群讲吗？

将军只能对叶群说：“没有讲什么。”

……

杨成武不知道，他却因此得罪了叶群，也得罪了*，他们认为杨成武封锁了他们。

此后，毛泽东又几次谈到结束“*”的问题，他很是明确地指出：1968年春或稍迟些召开党的“九大”，要尽快解脱一些老干部，像*、贺龙等老同志都要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再次谈到了1968年春天结束“*”，召开党的“九大”的想法，并且指示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

周恩来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展开工作，为解脱一批老干部的问题专门在怀仁堂召开了会议，杨成武参加了这个会议。

当时，中央专案组下边有许多专案组。比如饶漱石专案组、彭德怀专案组等等。这些专案组大都由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当组长。要迅速解脱一批老同志，“专案”都要搞清楚，搞清楚了才能继续当中央委员。

所以周恩来提出分出10个专案给杨成武，要他帮助尽快搞清这些专案的所谓“问题”。

杨成武觉得自己搞不了这种事情，就对总理说：“我没搞过这类事情，是不是请别人……”

总理说：“你是不是想要我累死？帮我做点工作嘛！”

杨成武看着周恩来日见消瘦的面容，只能答应了。

——这是所谓中央专案组的一段插曲。

“*”作为一场政治大浩劫，经常出现事与愿违的现象。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想结束这场运动，尽快解脱老同志。谁能料到，杨成武接受任务以后，还没来得及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开展工作，甚至连10个专案组的情况还没完全搞清楚，就被抓了起来。于是，中央专案组被*的死党黄永胜、邱会作等人把持，成了以后专整军队老干部的黑班底。

江青一伙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周恩来千方百计保护这些老同志——这一点，作为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看得比较清楚。他没有能力，也不可能同江青、*抗争，但他还能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有时做得比较巧妙，有时做得不那么巧妙，因而常被江青一伙责骂。

黄克诚被“监护”起来后，由七八个人组成的专案组每天都在对他进行折磨。老人患有习惯性便秘，再加上吃不到蔬菜、水果，常是一个星期大便一次。他请求专案组的人给买些水果，专案组置之不理。他悄悄写了条子，叫同情他的警卫战士送给傅崇碧。傅崇碧看到条子，说：“给他买些苹果，用他的钱嘛，谁也没有规定受监护不许吃水果。”

有了司令员的指示，警卫战士买了一兜苹果，准备给他送去。

“不能叫专案组的人知道。”他叮嘱那个战士，“吃了苹果，要把苹果核藏起来。”

不知道怎么搞的，专案组发现了黄克诚屋里有苹果核，立即顺藤摸瓜，查出了苹果。问题反映到“中央*”，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

江青、姚文元、陈伯达等人脸色都很难看。江青质问他：“你们卫戍区是怎么搞监护的？”傅崇碧不清楚是什么地方出的纰漏，只好低头不语。“谁给黄克诚买了苹果？”“他自己的钱，战士买的。”傅崇碧说：“监护，又没规定不许为他代买东西。”

陈伯达说：“有人反映，你让彭德怀的亲属给他送了东西，这你怎么解释？送进去的是什么？很可能是攻守同盟！”

彭德怀的侄女，的确给彭总送过衣服等生活用品。这事，傅崇碧也知道。

江青又说：“你的胆子好大，敢叫刘志坚的老婆送药，让他们在一起过夜。”

傅崇碧解释说：“刘志坚病了，他老婆送药去，很晚了，住了一夜。这又有什么关系，反正他们是夫妻嘛。”

“夫妻、夫妻！一对老反革命！”

傅崇碧说：“上头规定的监护纪律，并没有说不允许这样。再说，旧社会的监狱也还许可探监的……”

“你胡说！你把我们比成旧社会！”江青歇斯底里，大光其火。

傅崇碧赶忙说：“我不是把现在比成旧社会，我是说……”

“我不听！我不听！”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像疯子一样，又是跺脚，又是尖叫。若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谁都要吓一跳。

“你要检讨。这样下去不行的！人家反映，你把监护对象当成上宾来招待！”

在座的周恩来见江青没完没了，故意把话题转向别处，这样才使得傅崇碧躲了过去。

他们朝傅崇碧发脾气，不仅是因为上述这几件事情。还有一些事情也让他们坐卧不宁，十分恼火。

有一天，聂荣臻元帅把傅崇碧叫了去。

聂荣臻很是难过地对他说：“现在，造反派什么都冲，揪斗搞原子弹、导弹的专家，说他们是‘反动学术权威’。没有他们，我们的原子弹能爆炸吗？”

“聂总，你的意思是……”

“能不能把他们保护起来，叫他们继续搞科研……”

“能。我加一个连的兵力，一定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派了一个加强连，把这些人“看”了起来。

这事情传到“中央*”那里，傅崇碧被诬蔑为“接受聂荣臻旨意，保护反动学术权威”。

贺龙元帅的家被红卫兵冲了之后，曾一度在中南海住着。有天晚上，周恩来把杨成武找去，对他说：“贺龙同志住在这里不是个办法，你要找个地方，叫贺龙同志住进去。”

杨成武提议，把贺龙转移到京郊某地的一个战备指挥所。

周恩来说：“可以。外面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你负责；生活问题，由杨德中负责。”

事情定下后，杨成武找到傅崇碧，叫他想法转移贺龙。

傅崇碧连夜派人将贺龙隐蔽起来……

没多久，贺龙发起高烧，警卫人员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傅崇碧。他又急忙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说：“要送301，可是……”

周恩来似有难言之隐。停顿了一会儿，他说：“这样吧，在钓鱼台开会的时候，你把这个情况讲一下。

傅崇碧说：“我讲不合适吧？”“你讲好一些。”周恩来苦笑了一下。“周恩来总理叫讲，那就讲。”

钓鱼台。“中央*”的办公楼内，正在开会。会议要结束时，傅崇碧把贺龙生病的情况通报了，并且建议把贺龙送到301治疗。

江青一听就发火：“他是什么东西？一个大土匪，还能住301？301可不是给这样的大土匪开的。”

他们一致反对，301是住不成了。怎么办呢？

散会后，周恩来叫住傅崇碧，说：“你想个办法，北京军区的医院能不能住？”

“军区总院也造反了。”

“还有什么地方？”

“五棵松那儿有我们警卫一师的医院，比较安静，估计能行。”

周恩来说：“好。你亲自去落实。药品不够，找我的保健医生。”

接受了周恩来下达的任务，傅崇碧火速赶到警卫一师的医院，看好房子，派了一个炊事员，又对医院和师里的负责人专门交代了保密注意事项。

贺龙住进医院后，经过精心治疗，很快退了烧……

这消息，也传到*、江青一伙的耳朵里。

没多久，发生了红卫兵冲京西宾馆的事件。

那天清晨，数以万计的红卫兵造反派把京西宾馆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口号声震耳欲聋：“打倒陈再道！”“向陈再道讨还血债！”“不揪出陈再道决不收兵！”

傅崇碧和卫戍区的其他领导同志赶到那里，很是惊异，陈再道等同志刚刚来到北京，是谁走漏了风声呢？

警卫战士在门口挽起胳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耐心向红卫兵解释，都无济于事。第一道防线很快被冲垮，红卫兵已经拥到楼前，情况万分紧急。

傅崇碧等人驱车来到周恩来办公室请示该怎么办。周恩来说：“我写个条子，黄作珍，你去宣布，要他们马上退出去。”

周总理说着，挥动毛笔，写了3条意见：

第一，冲京西宾馆是错误的。

第二，必须马上退回去。

第三，我可接见他们。

黄作珍拿了周恩来的指示，赶到京西宾馆，用广播喇叭喊了半天，找红卫兵头头苦口婆心谈了好一会儿，仍旧不解决问题。红卫兵的拳头已经开始向警卫战士打去。

傅崇碧当即命令卫戍一师副师长：“把冲进楼里的人赶出去！把陈再道等人锁进电梯里，切断电梯电源。出了问题，拿你是问！”

这时，红卫兵已经冲进楼里搜人了。

卫戍区的负责同志再次向周恩来汇报。傅崇碧说：“要解围，必须请戚本禹、谢富治不可，他们和这些红卫兵组织的关系密切。”

“是这样？”周恩来顿时明白了什么，立即叫秘书把谢富治、戚本禹等人“请”来。

周恩来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现在，红卫兵冲进了京西宾馆，我写了意见，叫卫戍区的同志去做工作，他们根本不听。好了，这事情我不管了！京西宾馆冲坏了，你们要负责！你们去向主席交代！”

周恩来气得双手抱在胸前，口气异常严厉。谢富治、戚本禹本来就心中有鬼，见周恩来真的生了气，连忙答应，马上去京西宾馆做学生的工作。

……

他们走后，总理问傅崇碧：“陈再道同志现在哪里？”

“锁在电梯里，电梯断了电。”

总理忍不住笑了，说：“你这个办法好。”

为了保护老同志，周恩来可谓绞尽脑汁，同“中央*”的人进行巧妙的斗争，有时甚至是周旋。

一天深夜，傅崇碧又被周恩来叫到中南海。

周恩来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睛却依然炯炯有神。他把一张纸递给傅崇碧，说：“这些同志正受到冲击，造反派中的坏人要抓他们，揪斗他们，要想个办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傅崇碧看看总理开列的名单上，有李井泉、江渭清、王任重等30多位国务院部长以上的干部，他已掂量出手上这张纸的分量。

这些人都是“中央*”要斗倒、斗垮、斗臭、斗死的人。把这些人保护起来，会担什么罪名，傅崇碧清楚。然而这些人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吗？傅崇碧心里也清楚。他们当中，有的人傅崇碧熟悉，有的人傅崇碧并不熟悉。他凭着一种老同志的感情，本能地觉得他们不是坏人，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

“东高地的营房比较僻静，也安全。先把他们转移到那里行吗？”

他征询周恩来的意见，并且指着地图上这片营房的位置请周恩来看。

“我看可以。要保密，不能走漏一点风声，要快办。”

傅崇碧点点头。他明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让他们吃干部灶，安排他们打扑克。”周恩来又叮嘱一句。

傅崇碧接受任务后，很快调了3辆汽车和几十名精干的警卫战士，并亲自给他们交代任务，要他们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把分散居住在北京城内小胡同里的30几位老同志接走。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把这些老同志惊醒，很多人以为是红卫兵来抄家。警卫战士无法跟他们做详细的解释，就把他们拉上了汽车。

3辆汽车开着雪亮雪亮的灯，在黑暗中映出一条亮堂堂的路，载着几十名受冲击的老同志，驶进了东高地卫戍区某部的营房。

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这时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天之后，傅崇碧又到东高地营区内，对这里的负责同志说：“第一是要保证安全；第二是要搞好伙食。搞不好，就找你们！”

东高地的事情刚刚安顿好，傅崇碧接到“中央*”的电话通知：立即到钓鱼台开会。

轿车飞驰着进了钓鱼台东门，停在那座灰色的小楼前。

走进会议室，他就察觉到气氛不对头。屋里有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人。他们像有什么急事，等着他的到来。

傅崇碧进屋敬了个礼，就听陈伯达叫了一声。他说什么，傅崇碧没听清，这个人的话极难懂，和他说话，必须全神贯注。即使全神贯注，有时还是不能全听清楚。

“你把那些人藏到哪里去了？”

他又重复了一遍，傅崇碧才听明白。

看他咄咄逼人的样子，傅崇碧反问一句：“哪些人？”

江青马上站了起来，说：“傅崇碧，你不要装糊涂，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老反革命都到哪里去了？”

江青说起话来像打机关枪，惟恐别人打断她的话。

傅崇碧偷偷看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不动声色地坐在沙发上，对于周恩来和“中央*”的关系，傅崇碧不敢过多猜想。但他们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理智上还是感情上，他是站在周恩来一边的。

“我不知道。”傅崇碧沉思了片刻后，大声说。

“你是卫戍司令，你怎么能说不知道？”姚文元也来质问他。两只金鱼似的眼睛，像是生了气的蛤蟆，一鼓一鼓的。

“我的确不知道。”

康生的眼镜下面，一双眼睛闪着凶光。他把手往茶几上重重地一拍，说：“他们到哪里去，你应该知道。”

陈伯达连唬带诈地说：“不要以为你神不知鬼不晓的，我们早知道了。你说，是谁让你把他们转移的？是谁？”

傅崇碧拿起杯子喝了口水，点上支烟。让他们去吼吧，让他们去诈吧。最好的办法是沉默，沉默也是一种斗争方式。

康生更恼火，说：“你必须把他们交给革命群众！交给红卫兵小将！”

江青走到了与他只有一步远的地方，指着他的鼻子叫：“傅崇碧，你必须交代，是谁叫你这么干的！”

“上边。”

他被逼急了，说了这样两个字。

“哪个上边？‘中央*’？天大的笑话！”康生阴险地冷笑着。

傅崇碧又点上一支烟，抽了起来。他心里有些紧张，既不能供出周恩来，又要向这些张牙舞爪的人交账。可真难为他。

江青像泼妇一样喊起来：

“傅崇碧，我看你就像个死硬的保皇派，保那些老反革命，你保他们，绝没有好下场！”

他打定主意，任你们怎样批，怎样骂，怎样吵，决不把周恩来抬出来。大不了这个卫戍司令不干了。当初就没想干，要不是毛泽东亲自批准，还真不干这个角色哩！

周恩来抖着一叠文件，说：“这么多的文件等着我们讨论，先讨论文件吧。”

……

第一天他们没问出结果，第二天开会，他们继续对傅崇碧进行围攻。还没讲几句，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说毛泽东要找傅崇碧问个情况。

“中央*”的一帮人对毛泽东还是不敢硬顶的，只能中断变相的审讯。

傅崇碧走出门的时候，江青还在说：“不要以为这就没事儿了，回来后还是要讲清楚，讲不清楚不行！”

走出16号楼，傅崇碧才发觉自己头上出了汗。多亏毛泽东办公室来电话，否则，僵持下去，真不知是个什么结果。

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秘书说，主席正在游泳，马上就出来。

傅崇碧静静等候的时候，心中颇不平静。“中央*”逼问他，使他对那伙人更加反感。这种反感情绪，不是现在才有的。他对批判所谓“二月逆流”就很不理解。那些老同志、开国元勋们，在会上提了些意见，就是“二月逆流”？他们并不反对毛泽东，只是对“中央*”看不惯，提点意见，于是就成了反革命，这样下去，谁还敢说话？

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想不通先不想它了！等会儿看老人家有些什么最新的指示吧！

毛泽东在休息室内接见了他，老人家操着湖南腔问：“崇碧同志，吃饭没得？”

“吃过了，主席。”

“坐下，坐下。今天找你来，是想问一问北京的情况，武斗制止了没有？”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慢慢吸着，吐着。

“北京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两派还在打，制止不了。”

毛泽东又问：“朱德同志的大字报还有没有？”

“有，还有人要打倒朱总司令。”

毛泽东说：“这不好。**，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毛泽东说完，又吐出一团烟雾，好似沉思，许久没有说话。忽然，他发现傅崇碧手里拿着一卷东西，问：“你手里是什么？”

傅崇碧说：“是刚出的漫画，今天下午他们才送给我的。”

“给我看看行吗？”

傅崇碧把彩色的“百丑图”递给了毛泽东。那上面，画了一顶轿子，刘少奇、*坐在上面，下面抬轿子的，都是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双手沾满了鲜血，罗瑞卿口里叼着一把刀子……傅崇碧看到这幅图时，心里好不难过，他知道这是“中央*”让学生搞出来的。

毛泽东认真地把“百丑图”展平，看着看着，他把烟按灭，说：“胡来，这是丑化共产党的！”

他侧过身子，对秘书说：“你马上打电话给陈伯达，告诉他，这个‘百丑图’是骂我们的，不能搞，不能让这种丑化我们的东西满天飞！”

秘书转身打电话去了，毛泽东这才坐正了，继续提问题：

“红卫兵还斗干部吗？”

“斗得很厉害。”

“怎么个厉害？”

傅崇碧猫起腰，两只胳膊向后举着，学了个比较标准的“喷气式”。

“就这样，有的还在脖子上挂一个铁牌子，写着他们的姓名，还打了×××。”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又问：

“当年你们打土豪，开斗争会，也是这个样子吗？”

傅崇碧想了想说：“那时候，没有搞‘喷气式’，顶多戴一顶高帽子游街。”

“就是嘛！这样搞，不好。好人搞坏了，坏人搞死了。”

见毛泽东这样讲，傅崇碧才明白，这些情况，毛泽东并不知道。他是不同意这种搞法的。他大胆向毛泽东反映了许多情况：

陈毅的夫人张茜正在生病，被造反派抓去游街。团中央的“三胡”（*、胡克实、胡启立）也被造反派组织揪到大会上批斗。*发着高烧还被揪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他随口问了几个省委书记、部长的名字。“他们怎么样？”

傅崇碧趁此机会，把周恩来布置的转移老干部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毛泽东毫不迟疑地表态说：“好！总理安排得好！你们做得好。”

听到毛泽东这两句话，他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主席呀，要是不把他们保护起来，红卫兵会把他们斗死的！”

“你们做得对！”

毛泽东又重复一句。转身又对秘书说：“告诉‘*’，不能把人往死里整！”

傅崇碧赶忙说：“主席，可不能说是我说的。”

“你怕什么？”

他有些委屈地告诉毛泽东：“为转移老同志的事，我挨批挨得够呛。”

“谁批你？”

傅崇碧的嘴巴张了张，差点说出江青的名字，话到嘴边还是咽下去了。江青和毛泽东是夫妻关系呀。他改口说：“戚本禹他们都批过我。”

“不要怕他们。”

毛泽东说完，准备去工作了。傅崇碧忙问：

“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你今天反映的情况很好，很好。”

“我走了。”

回到住处，已是凌晨3点钟。傅崇碧倒在床上，衣服没脱就睡着了。他睡得很香，直到早晨7点多秘书把他叫醒。

第二天晚上，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

——傅司令员，江青同志请您到她这里来一趟。

傅崇碧想：去就去，看你还有什么话要讲，还有什么火要发。

江青没有发火，而是很亲热地招呼他：“崇碧同志，快来坐。”

——这个女人反复无常，像阴历6月的天气，一会儿烈日当空，一会儿暴雨狂风。高兴时挽起你的胳膊，一口一个老同志；发起脾气来捶胸顿足骂娘骂祖宗，开口闭口以“老娘”自居。

“昨晚主席找你去，都谈了些什么？”

“没谈什么。”傅崇碧轻描淡写地答一句。

“总不能啥也不谈吧？”

“主席问问现在北京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情况。”

“哪有什么武斗？”江青对这两个字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主席还问了问游街的情况。我都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

“没有说别的？”

“没有。”

傅崇碧已经有了些对付这伙人的经验。

“那好，走吧，到16号楼。他们可能在等了。”江青说着走出门。

“中央*”的全体人马早已在会议室内等候了。周恩来正和什么人通电话，当江青和他走进去时，周恩来把电话挂了。

康生本不是打头阵的角色，今天，他破例先朝傅崇碧发问：

“昨天的事情没讲完，今天你要讲个清楚、明白！”

傅崇碧心中有底，一点也不着急，坐在沙发上，摘下军帽，没有立即回答“康老”的问话。

江青的脾气好了许多，语调也不像往常那样高，说：“康老问你，你就把情况讲出来，讲出来就是好同志。”

傅崇碧把全场的人都看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有什么不清楚的？”

“不要搞这一套，你想当死硬的保皇派是不是？”陈伯达又来威胁他。

傅崇碧端起茶杯，品了口泡好的香片，不理他的话茬。

“是谁让你这么搞的？”

又是严厉的质问。

“上边让搞的。”

“上边？哪个上边？”

傅崇碧只顾自己喝茶。

康生气急败坏地吼道：“你讲，你必须讲！不讲不算完！”

傅崇碧也火了。他把茶杯重重地一放，说：“我讲？我讲什么？你们问主席去吧！”

周恩来说：“你们这些同志，都不要激动嘛，慢慢说。”

江青看看情况不对头，急忙改变议题，宣布：“开会，开会。”她指指傅崇碧，“坐下，你也听。”

傅崇碧看看“中央*”的几位，无一不像泄了气的皮球，有的瘫坐在沙发上，有的低头装作看东西，他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傅崇碧走出“中央*”的办公楼，周恩来跟了上来，说：“坐我的车走。”

上了汽车，周恩来的神色很严肃。等汽车开出钓鱼台，周恩来问：“你今天是怎么搞的？”

傅崇碧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说：“主席表扬你，说你做得好！”

周恩来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身体。傅崇碧听到周恩来深深地出了口气，看到他脸上露出了过去常见到的微笑。

事后，傅崇碧想：这件事，等于在毛泽东那里告了江青一伙的状。他们要彻底“清君侧”，不许一切人和毛泽东接近，以便“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向毛泽东大胆直陈，江青一伙岂能不恨之入骨。

至于余立金为什么被打倒，也有特殊原因。

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余立金是随行者之一。

余立金随毛泽东出去，是杨成武向周恩来建议的。主席说不定要乘飞机、乘船，所以要空军的余立金，海军的李作鹏随行。总理认为这个建议可行，就这样决定下来。

如果不是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下令，余立金想去也去不成的。但余立金没想到会因此得罪了吴法宪。

毛泽东在党内有其特殊地位。不要说各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人，即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同他单独接触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他在人们心目中本来就有神秘感，“*”进一步神化了他。更何况，*、江青一伙阴谋家惟恐毛泽东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因而谁接触毛泽东多一些，谁就可能成为被嫉妒、被打击的对象。

余立金不止一次与人讲过如下的事情：

1967年八一节前夕，余立金从上海飞回北京，向周恩来报告有关毛泽东的行程。

余立金刚刚到家，拿起毛巾擦把脸，就听见门口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余政委，回来啦！”

这是吴法宪。他个子不高嗓门却一向是很高的。

刚到家，司令员就来看望。以往吴法宪从没这样热情过，特别是当了军委办事组负责人之后，时时处处不忘摆出军委首长的架子。再加上余立金调任空军政委时间不长，他经常对余立金指手画脚。余立金对吴法宪是比较尊重的，他是司令员，是第一书记，按组织观念，也应该主动向他请示报告。

“吴司令，我刚到家。”

“好，好。”吴法宪的眼睛不看余立金，东张西望，一副心神不定的样子。

余立金请他到客厅里去坐。

“不坐了，不坐了。你休息一下，咱们去司令部会议室吧。”

余立金转不过弯来，问：“吴司令，有事情吗？”

“也没啥大事情。你跟随毛主席出去视察，有什么最新最高指示，给我们传达传达。”

余立金这才明白吴法宪的来意。可是，自己没有任何传达任务，这是周恩来关照过的。

余立金说话不会拐弯的：“我回来，只是向总理报告有关情况，没有传达任务。再说，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很快就传达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吴法宪装模作样地说：“是这样吗？那就算了。”

余立金说：“我过完八一节还要出去。有什么事情，我再找你吧。”

吴法宪站起来，不自然地笑一笑，说：“你先休息，先休息。”说着，摇头晃脑，走出余立金住的小楼。

余立金送他出去，这时，外面已经黑黢黢的了，路灯已经点亮。

多日不回家，孩子们见父亲归来，都围在余立金身边问长问短。余立金给他们讲了不少沿途见闻，逗得他们笑个不停。他对孩子们说：“现在不少学校停课了，你们在家还是要好好学习，看书。”

电话铃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儿子去接，然后跑过来喊：“爸爸，是你的电话。”

余立金回北京，知道的人不多，电话会不会是总理来的？

他赶快去接。

红色听筒里，传出吴法宪的声音：

“余政委，我从你那里回来，见到几个常委，他们说：‘一定得请余政委给我们传达传达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精神。余政委是从毛主席身边回来的人，这点要求是可以满足我们的’。”

还是这件事。余立金觉察出这事情不对头，常委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已明确地向他讲了，没有传达任务，他应该懂得这是纪律，也应该向党委常委做些解释。为什么还执意要我去讲呢？余立金在电话中说：

“吴司令，你跟常委同志们解释解释，我实在是没法汇报，不能汇报。”

“那你可叫常委们失望喽！”

“我去和常委们解释解释。”

“不用了，我给他们解释吧。”吴法宪说，“我看你还是汇报一下好，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嘛！”

这叫什么话！余立金有些恼火：“我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要守纪律的！”

“我没叫你破坏纪律！是常委要你汇报的！”

吴法宪的态度强硬起来。

余立金见他发火，又缓和了一下口气，说：“吴司令，的确没有汇报任务。”

“没有就算了！”

吴法宪说完，把电话挂断。

余立金放下电话，心里想：吴法宪这个人越来越不像话了！

余立金心里有些不快，但还是不愿让这种心情冲淡家人的喜兴。他和孩子们聊了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就说：“明天爸爸还有会，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余立金刚刚躺下，电话又来了。

还是吴法宪的声音：

“余政委，你还是要到我这里来一趟，我们谈一谈。”

余立金没办法，只好起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出空军首长住的小院。远远看见路灯下停着一辆黑色的轿车。

走到近前，才看见吴法宪站在车子的旁边。“走吧。”吴法宪说。

“去哪里？”他问。

“你不给空军党委常委汇报，给林副主席汇报总是应该的吧。”

给林副主席汇报？这叫余立金更加为难。周恩来指示不向任何人汇报。可*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党的副主席，排在周恩来之前的人物。

吴法宪见余立金迟疑，说：“刚才我和叶主任（叶群）通过电话，她说要我陪你去给林副主席汇报。”

吴法宪这一招很厉害，他把*抬出来，用以辖制余立金。

余立金说：“上面规定了，不向任何人汇报。”

吴法宪口气变了：“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叶主任要你去汇报都不去。”

余立金只好说：“毛主席那里不让汇报，我们得按主席、总理的指示去办。还是不汇报为好。”

吴法宪看余立金把毛泽东、周恩来抬了出来，就说：“你看着办，反正叶主任叫你去。”

余立金说：“你不能给叶主任解释解释？”

“我反正告诉你了。还是那句话，你看着办。”

“我见到叶主任时，再向她解释。”没等余立金说完，吴法宪就钻进车里，一溜烟跑了。

有人说，吴法宪到了叶群那里。

又有人说，吴法宪绕了个弯儿，又回到他的家里，他不过是虚晃一枪，吓唬吓唬余立金而已。

还有人说，吴法宪回家就给叶群打了电话，告了余立金一状。

谈到“杨余傅事件”时，余立金的夫人陆力行感慨万端。她和余立金同一天被抓起来，她坐了6年零4个月的牢。

她说：“余立金是个最本分最守原则的人，他不会左右逢源，只知道干工作。他得罪*、‘四人帮’的事情还有很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他要还在世，能给你们提供很多的材料，他的记忆力可好呢！”

说完，她望着挂在屋里的余立金的遗像摇摇头。

我们也只能留下遗憾了。

卷入政治漩涡中

“无产阶级*”全面展开之后，大批的将军卷入了政治的漩涡之中。

各级党委、政府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已陷入瘫痪状态。国家机器要运转，人们的吃饭穿衣问题要解决，最高统帅不得不把这些跟随他转战南北的将领们，派到各级地方机关去军管，去支持“左派”。

这就酿成了无数的悲剧。

“杨余傅”也属于被卷入政治漩涡中的将军。他们有的曾是骁勇善战的红军团政委，有的是“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的军部教导队长，有的是屡立战功的纵队司令员。打仗、管理军队，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可以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然而，在政治漩涡中，在非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有的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有的挣扎着，搏斗着……

一代将军的悲剧！

悲剧却能给人们更多的思考，无论对当事人还是后来者。

在某种意义上说，“*”很像活报剧的舞台。各种各样的演员都上台表演了一番。有人盲目地挥刀舞枪，有人像小丑一样上跳下窜，也有人为了真理而碰得头破血流……他们的表演，或长或短，或多或少都能给人留下一定的印象。

在中国历史的政治舞台上，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在“*”的舞台上，他们可是不能忽视的角色。虽有点来去匆匆，也都演出过“波澜壮阔”的闹剧。

武汉发生“七二○事件”，波及全国。一时间，“江城上妖风呼啸，扬子江面黑流滔滔”的传单小报，飘至天山南北、大河上下。这出闹剧的主角，是王力、谢富治。

“中央*”认为，武汉的军民整了王力、谢富治，他们要反击。把“百万雄师”打成反革命，远不能解心头之恨，他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67年8月，他们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人民的主要敌人猛烈开火》的社论。

在这篇社论中，他们着实发泄了一下对广大军民的刻骨仇恨，使用了一个蛊惑人心的概念——“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发表在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印出清样之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发了通稿。

红色的电波，荡漾在混乱的中国国土上空：

“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篇社论，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空军司令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跟在《红旗》社论的后面，发表了署名“红尖兵”的文章，声言要彻底打倒“以中国的赫鲁晓夫为总代表的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是从舆论界开始的。这个信号，出现在党中央的机关刊物上，实际上是向全党全军发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号召。

各地的红卫兵小报立刻做出反应，各地造反派的斗争目标，直指当地驻军的领导人。一场夺军权的斗争正在孕育。

“揪出××地区的陈再道！”

“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一类的大标语很快出现在北京、上海、南京、西安、成都、沈阳等地。人们纷纷议论：看来要动军队了，要把军队里的“黑帮”揪出来了。

紧接着，王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发表了颇具名气的“王八七讲话”。

8月7日的北京，正值酷暑。花草树木都被晒得耷拉着脑袋。惟有树上的蝉，吱吱叫个不停。天热，太阳毒，气温高，都没有革命造反派的热情高。外语学院造反派的头头不顾汗流浃背，来到钓鱼台听“中央*”的指示。

王力对他们说：

“无产阶级*形势大好！红卫兵做了许多伟大的事。自从上海‘一月风暴’以来，多少造反派夺了被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的权力。现在，惟独你们外事口，不断有人煽阴风，点鬼火，说红卫兵管不了外交。我就不相信，为什么红卫兵不能办外交！红卫兵处理的事情，比国际上的关系复杂得多！

“有人说，外交部的权不能夺！我要问一声为什么？外交部的权可以夺，陈毅的权可以夺！……不管是谁，只要他和革命造反派唱对台戏，我们就是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

……

好一个“王八七讲话”，把外交部系统的夺权之火煽了起来。一个星期之后，陈毅在六国饭店的外交部小礼堂接受“批判”时，外语学院的造反派乘几辆大卡车冲进来抓人。大喇叭吼叫着：“不揪出陈毅决不收兵！”“陈毅必须到外语学院去低头认罪！”

陈毅被周恩来派来的人藏进了一间盥洗室。后来又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由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将他接回中南海。可以说，要不是周恩来事先有防备，事后有安排，陈毅非落入外语学院的狂热分子手中不可。

造反派没有捉到陈毅，当然不肯甘心。他们和外交部的造反派一起，于8月16日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印，并且宣布：外交部的党政财文大权，统统归造反派管理。

当天晚上，外交部的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被造反派关进了地下室。要他们坦白交待追随陈毅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的罪行。　

8月22日晚上，外事口的各路造反派聚集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周围，要冲进这所英国人的外交机构。周恩来接到报告，即令陈伯达、王力赶往现场劝说，不得制造外事事端。

陈伯达、王力对周恩来的指示推拖不办，直至英国代办处被人点着火，造成极恶劣的国际影响……

“王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行动，影响到外贸部和国务院的其他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面对复杂的形势，周恩来不能吃、不能睡，他东挡西拦，终究阻止不了这“群众运动”的洪流。他心急如焚，为整个国家的局势担忧。他看得很清楚，造反派的这些举动，与“中央*”有着极密切的联系。有的纯粹是他们幕后操纵的！

怎么办？

要想稳定北京的局势，就必须对“中央*”采取相应的措施，对跳得最高的王力、关锋、戚本禹采取一定的措施。然而，对他们采取措施绝非易事，除非毛泽东下决心，否则是动不了他们的。

周恩来令工作人员找到了“王八七讲话”的记录稿和其他有关材料，叫杨成武带上去向毛泽东汇报。请毛泽东定夺。

杨成武心急火燎地赶回上海，来到毛泽东身边。

“主席，北京最近出了些事情……”

他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向毛泽东汇报了“王关戚”的种种劣行。

毛泽东听完，说：“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

两天后，杨成武被毛泽东的秘书请了去。毛泽东正在看书，见杨成武进屋来，他放下线装书，说：

“我考虑好了。你回去告诉总理，‘王关戚’破坏*，不是好人。你单独当面向总理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

毛泽东说得很平静，甚至没有动气。看来他是真的要结束“*”了。

杨成武记录了毛泽东的话。

毛泽东说：“你现在就去准备，叫总理马上办。”

杨成武作了简单的准备，临上飞机前又到毛泽东那里，问毛泽东还有无别的指示。

毛泽东像是想起什么，说：“先抓王力、关锋，把他们分割一下，看戚本禹有无转变。”

杨成武又记录了，给毛泽东念了一遍。

毛泽东说：“就这样。”

——结束“王关戚”政治生命的决定，在上海的宾馆发出了。

杨成武乘空军的专机飞回北京，直接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周恩来正焦急地等待着南方的消息，当杨成武来传达了毛泽东的决定，并做了一个抓的手势之后，周恩来用右手托住下巴，凝思了一下，说：“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议，宣布了毛泽东的命令，当场把王力、关锋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都是“中央*”的干将。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说的话，他们敢说；康生、陈伯达、江青不便干的事，他们去干。关锋同*的关系极为密切，*已经拟定他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副主任。

8月北戴河海滨，正是旅游旺季。不过那时人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干“革命”，哪还有心思旅游？*以休养为名，独霸了一座很大的楼房，这里环境幽静，气候宜人，躲在这里策划阴谋，要比在喧闹的北京更有利。

下了飞机，他们把杨成武安排在北戴河首长住区的礼堂旁边的一间房内。叶群说：“我去找101，你等一会儿再汇报。”

这“一会儿”不是几分钟，也不是几十分钟。左等不来，右等也不来，过了个把小时，还是不见动静。杨成武不能不想一想，*为什么让他在这里“静等”。来的路上叶群曾再次问杨成武：

“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

杨成武只能告诉她，主席没讲过。

她反复问毛泽东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他们的评价，到底是什么意思？

杨成武望着海水冲击着岸边的礁石，沉思着，静静等候。

当他等到十分烦躁的时候，*派人来叫他去汇报。

*的居室内，拉了厚厚的窗帘，屋里亮着灯。*光着头，坐在沙发里面，像一具僵尸。不知他为何惧怕阳光。

杨成武进来给他报告敬礼，他才勉强站起来，勉强握了握手。无力的手指指棕色的沙发让杨成武坐下。

“有什么话说吧。”

他的语调冷极了。你想象不出，同一个他，在天安门广场讲话时会那样富有激情。

杨成武向他汇报了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处理情况，他只是微微点个头。

“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声音依旧是冷冰冰的。

杨成武从*居室出来，从里到外感到一股凉气。

这足以证明*对王力、关锋、戚本禹被处理的态度了。

*、“四人帮”一向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今天，他们和“王关戚”亲如兄弟，明天见情况不妙，他们又把事情推得干干净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杨余傅事件”发生后，他们又把“杨余傅”说成是“王关戚”的“黑后台”。

在3月17日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大会上，当着数万人的面，他们可以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讲假话，欺骗广大群众。

陈伯达说：“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就是王力、关锋、戚本禹的后台，他们是刘、邓、陶遗留下来的余党，同时又是刘、邓、陶的小爪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揭露了他们，打倒了他们，这是很大的胜利。”

康生说：“钻进中央*的刘邓分子王、关、戚，企图把矛头向着无产阶级司令部，向着中央*。王力是什么人呢？王力是个国民党。王力是执行*、王稼祥‘三和一少’路线的积极分子，他在1962年莫斯科裁军会议上就执行*的‘三和一少’的路线，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欣赏，还要送给他金质奖章。关锋、戚本禹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彭真的亲人。我介绍一下，黑帮反革命叛徒彭真收买关锋、戚本禹。向他们联络，请他们吃饭。这些变色的小爬虫，就感恩戴德。在1964年1月27日戚本禹也代表关锋给彭真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面说，‘初次到彭真家里，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了饭就舒服了，就已经像在亲人家里一样’。他们是彭真的亲人了！他赞扬彭真说：‘彭真平易近人’，‘善于诱导的作风’……”

谁都知道，“王关戚”是“中央*”的人，他们一下又变成了“矛头对着中央*的人”；谁都知道“王关戚”是靠着“*”整刘、邓、彭、罗、陆、杨起家的，这会儿又成了刘、邓他们的亲信。真该给康生送一个“最佳谎言奖”！

江青的话更有意思。她说：“我们过去不知道他们（王关戚）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是刘邓安在我们队伍里的钉子。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到处招摇撞骗，不请示不报告，封锁我们，背着我们耍阴谋，干了很多坏事……他们勾结杨成武，他们勾结很早了，我们不知道，勾结着余立金、傅崇碧。他们企图在群众面前造成说中央*出了坏人了，来否定中央*，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人民大会堂讲话时，也把杨成武说成是“王关戚”的同党。他说：“他和‘王关戚’是勾结在一起的，很多‘王关戚’的坏事情是有他的份的，他才是真正的一个后台。”

——这就是“*”期间的政治，*、江青一伙的政治！

有人说红卫兵是敢于怀疑一切的，除了毛泽东的材料没敢整以外，其他人的材料几乎都整过。刘少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这些人的材料自不必说，有人支持他们搞，有人命令他们搞，有人希望他们搞。

他们不仅搞了老一辈革命家的“材料”，也搞了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的材料。

他们当中有些人专门搞江青的材料，也有人搞陈伯达的材料和叶群的材料。尽管控制很严格，这些材料还是在社会上的一定范围内流传了。搞这些材料的人，有的是出于党性，对党负责；有的则别有用意；还有人是无意中碰到了这种材料。

不管搞这些材料的人用意如何，他们的材料，他们的匿名信，确实让江青、叶群一伙心惊肉跳了一阵子。为了杀人灭口，他们通过种种法西斯手段，把这些人整死、整跑。同时，又花大力量进行“反调查”，把自己装扮成一贯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一个炎热的夏日，天气闷得人透不过气来，没有一丝一缕的风。办公室内转动着电扇，人们还是止不住冒汗。

秘书走到傅司令员的办公桌边，递给他一包材料。

“什么东西？”

“红卫兵送来的材料。”

“什么人？”

“上海的造反派。”

傅崇碧将那个沉甸甸的牛皮纸包拆开一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这里有江青当演员时的照片，有给蒋介石祝寿演出时的剧照，有江青和某些演员的*韵事的传闻……

傅崇碧对蓝苹这个名字并不生疏。在延安时，曾经和这位蓝苹有过接触。后来蓝苹的名字消失了，江青的形象出现了。多年来，不见这两字，猛然见到，觉得很是刺眼。再看那些照片，的的确确是今天“中央*小组”的江青。看着看着，傅崇碧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这是毛泽东的夫人的材料。他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不管怎么说，这材料不能扩散，先封起来再问问周恩来。

“*”开始以来，碰到难办的事，傅崇碧就去问周恩来。这不仅由于周恩来是他的上级，还因为他打心眼里认为周恩来是可以信赖的。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见到周恩来。他将材料的事讲了。周恩来问：

“有多少？”

“不很多，一个纸袋子。”

周恩来沉默了片刻，说：“你送给她嘛。”

事后，傅崇碧回忆说：当时，江青的面目还没有完全暴露，她又是毛主席的夫人，“中央*”的成员，有人整她的材料，总理能怎么办？也只好送给她。

于是，傅崇碧给江青写了个便条，趁着在钓鱼台开会的机会，连同材料一起交给她。

江青看了信，什么话都没说，拎起材料包，走开了。

一个星期后，江青在钓鱼台的寓所召见了北京红卫兵的“五大领袖”：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和公安部长、北京卫戍区的政治委员谢富治、司令员傅崇碧。

江青穿一身军装，板板正正坐在那里，像一座泥塑的菩萨。她平时要么张牙舞爪、要么笑容可掬，一旦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来，总叫人觉得她在演戏。

“告诉你们，现在有人想整陈伯达、康生和我的材料。”

她终于开口说话了，语调里流露出一百二十分的气愤。

一位瘦瘦的造反派领袖跟得很快，说：“谁胆敢整江青同志的材料，我们就打倒谁！”

“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和他血战到底！”

……

江青像没听到这些话，她忽地站起，眼睛突然睁大：

“今天，把公安部长、卫戍区司令叫来，就是要叫你们知道，哪个敢整康老、伯达的材料，哪个敢整老娘的黑材料，老娘就抓他！”

屋里顿时冷了场。

“我们誓死保卫‘中央*’！”一个戴眼镜的“领袖”表态，也是为了洗刷自己和自己的组织，以表明她是和江青“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的。

别的领袖也不甘示弱，再次向江青表示“忠诚”。

江青不买他们的账，走着走着突然停住，说：

“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搞鬼！你们这些人，敢整老娘的材料，胆子不小。”

听她的口气，这几个人中间肯定有谁搞了江青的材料。屋里的人你看我，我看你。有的低头抽烟，有人眼望屋顶。每个人心里都在问：“会是谁呢？”

江青走着四六步，猛转身，说：“你们谁整过我的材料？”

没人回答，屋子里静得令人窒息。

江青在屋里转了一圈，改变口气说：“没有人整就好。我正告你们，哪个整老娘的材料，我就抓你们哪个！”

……

从江青寓所出来，谢富治和傅崇碧默默地走着。

傅崇碧想：江青不会没头脑地来这么一通的。她大概是想镇唬镇唬这些造反派的领袖。转念一想，不对，这些人不会去整康生、陈伯达、江青的材料的。莫不是江青担心我看了她的材料，故意“敲山震虎”，给我点颜色瞧瞧？

傅崇碧忍不住问谢富治：“江青同志会不会是对我们不满意？”

谢富治阴阳怪气地笑笑，说：“谁知道？”

傅崇碧心里愈加不踏实了。

惹不起，躲得起，傅崇碧尽量躲着江青。在当时，躲也不失为一种策略。谁知越是想躲着她，事情越找上门来。没过多久，又有一大包（比上次的那包多几倍）沉甸甸的材料送到了卫戍司令手里。

上次，为材料的事，她“敲山震虎”闹了一通，这回可怎么办？傅崇碧没法，只得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正在中南海办公室里处理批件，见傅崇碧进来笑呵呵地问：

“又有什么情况，这么急急忙忙的？”

“又有人送了一大包材料。”

“什么材料？”

“江的。”

他没有说出江青的名字，周恩来会意地点点头。

“上次我们把材料给她后，她没头没脑地发过一次脾气。”

周恩来双手抱在胸前，思忖了一阵，说：“你先把材料锁起来。”

材料锁进保险柜，傅崇碧的心还是悬着。存着江青的材料，总不是个事。过了没多久，他见到周恩来，又问起这件事。

周恩来说：“放在我们这里，总不是个办法，还是交给她。这样吧，你把材料送给我，我转给她。”

“那……”傅崇碧担心会给周恩来找麻烦。他曾亲眼见过江青跟周恩来无理取闹。

“你已经转过一次，这次，我转给她。”

“那你……”

“材料开了封吗？”

“开了，锁在保险柜里。”

“你找些上好的牛皮纸，照原样封好，写我收，我收到后马上转过去。”

傅崇碧答应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将材料封好，送到周恩来那里。

江青的材料，不仅上海有，北京也有。国务院文化部发现江青30年代的一些材料。吴法宪受他们的委托，查找到不少。这些材料一旦披露，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江青对此极为恼火，脾气越来越坏。找周恩来吵，找中央的其他人闹。在*一伙的干预下，决定把江青的材料销毁。此事落在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傅崇碧几个人的头上。

周恩来对他们说：“我在办公室等你们，你们去文化部将材料全部取来，我们一起加封，然后找个适当的时机销毁。”

谢富治说，他的肚子痛，吃过早饭以后，就没有停止过，怕顶不住。他请假了。明眼人都知道，他肚子痛不痛，无关紧要。他怕“沾包”才是真的。他说肚子痛，别人总不能再找原因来搪塞，只好硬着头皮去沙滩附近的国务院文化部保密室。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据说收材料时，有一本书丢在窗台上。“全军*小组”的成员，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看了这本书，江青大光其火，把金敬迈的*小组成员撤了，关起来审查了好久。

据当事者回忆，金敬迈并未看到这本书，也谈不上看到了江青的什么材料。

材料送到中南海，周恩来当着他们几个人的面，说：“现在将材料密封起来，你们几个都在场。”

周恩来办事细致严谨，一向是滴水不漏的。他把材料加了密封印之后，叫他们请示江青何时处理。

江青恨不得把所有关于她的材料立即全部化为灰烬。但当别人请示她的时候，她又装出不在乎的样子，说：“你们烧掉嘛！”随即又说：“谢富治、汪东兴、吴法宪、杨成武、傅崇碧都要到场。”

这是很阴险的一手。你们都接触了这些材料，销毁也必须经你们的手。材料是你们收集的，也是你们销毁的，谁也休想跑掉。与我江青无干。

这些人也不是傻子。他们采取了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的办法。江青、*的死党吴法宪当然除外。

销毁材料的那天，江青亲自打电话，一个一个找到他们。

当时傅崇碧正在总理办公室汇报工作，江青的电话追了来：

“崇碧同志，他们都已经行动，你马上去找他们。”

傅崇碧只好答应说：“好的。”

他让秘书给谢富治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谢富治同志不在。”

“回来后请他给总理这里来个电话。”

傅崇碧又打电话找另外几位，也没找到。正好！他心里暗自庆幸，急忙电话报告江青：

“这几个人都找不到，不知去了哪里，我没有办法去。”

江青只好说：“那就算了。”

傅崇碧这才“躲开”烧江青材料的事。

躲得开初一，躲不开十五。

傅崇碧对红极一时的*、江青能躲得开就躲开，这也不失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应采取的办法。但越躲他们，他们越是找上门来纠缠。

避开了江青的事，*、叶群找上门来了。有一次傅崇碧突然病倒，尿血很厉害，到301医院住院治疗，诊断出肾脏有问题。

一天，他住的病房门开了。叶群笑容可掬地走进来。后面跟着她的女儿林豆豆，豆豆穿着时髦的军服，手里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是很难见到的南方水果。

“崇碧同志，林总让我来看看你。病情好转了吧！”

傅崇碧忙坐起来，说：“谢谢林总关心，我的身体好多了。”

“林总很忙，要不，他会亲自来看你的。现在，他要协助伟大领袖毛主席处理*的大事情，希望你能谅解。”

傅崇碧忙说：“叶主任来和林总来一个样，请首长放心，我一定尽快养好身体出院。”

“别急，身体要紧。缺什么药，找我好了。”

林豆豆也说：“傅叔叔，可得把病治好再出去。”

她们走后，傅崇碧望着她们放下的水果动了心思。*是军队的副统帅，他让办公室主任来探病，的确非同一般。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名堂呢？他不敢往别的方面想，只觉得有一只手在拉他。

他病愈出院后，在人民大会堂碰到*。*很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你现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休息，先把身体搞好。”

傅崇碧表示：身体可以胜任工作了，谢谢林副主席关怀。

这之后，傅崇碧先后接到过叶群的几次电话。

第一次，叶群来电话说：

“傅司令，今晚我家里放电影，你和夫人一块来看吧。”

傅崇碧回答：“主任，实在不巧，今天晚上我们卫戍区开会，无故不到不好。谢谢你的关怀。”

……

第二次，叶群的口气比第一次还要恳切些：

“傅司令员，今晚的电影是美国的新片，刚进来的。你带着夫人、孩子都来吧，大家一块儿看场电影。”

还是不巧，傅崇碧已和周恩来约好，到怀仁堂开会。傅崇碧又婉言谢绝了。

第三次，叶群又来电话，傅崇碧还是没有去。他觉得，上下级关系就应该是上下级关系，如果过从甚密，搞不好就要出问题的。你是副统帅，有什么指示我们会执行的。卫戍司令不能跟这一个亲，和那一个疏，一旦有了亲疏，卫戍就可能出问题。

看电影请不去，叶群又想出别的办法。她打个电话给傅崇碧：

“我这里有好几箱子毛主席像章，江青同志看过了，很满意。快把你的拿来和我交换交换。”

傅崇碧的像章不多，最多不过百八十枚，与叶*换，显然不合适。他回答“叶主任”：“我可没有多的交换。”

“那我送你一包。”

“谢谢。”

“你来取呀。”

“好吧，我有机会一定去取。”

……

在*、叶群看来，傅崇碧真可谓“不识抬举”。在任何时候，识时务者为俊杰。傅崇碧在政治舞台上，太缺乏敏感，太不识时务。因而永远不能成为“俊杰”！

说到“杨余傅事件”，必然会联系到“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这篇在全国颇有影响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署名是杨成武。但这篇文章从成稿到发表以致后来挨批判，实在是一波三折，颇耐人寻味。

杨成武跟随毛泽东视察华北、华东、中南地区时，在*的操纵下，北京成立了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的军委四人小组。这个小组曾经给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布置了写作任务——要写大块的，有分量的学习与批判文章。

总参谋部政治部也受领了任务。他们起草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文章起草后，总参谋部党委先后讨论了3次，修改定稿后，打印送给正在外地的杨成武。

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谋部无产阶级革命派。

杨成武在旅途中翻看了这篇文章，到上海时还没有看完。他觉得，写领袖权威的文章，应该送给毛泽东看一看，毛泽东就在身边嘛！

他随手在文章题目的空白处，写了两行字：

主席：

这是总参无产阶级革命派写的一篇文章，请您暇时一阅。

杨成武

杨成武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因此文章送去后，再也没有过问。

有一天吃过晚饭，杨成武正和工作人员聊天，给毛泽东做保健工作的吴旭君护士长从楼上下来，手里拿了一沓纸。

“吴护士长，你总是匆匆忙忙的。”熟了，工作人员间常开玩笑。

小吴把手中的纸递给杨成武，说：“主席让给你的。”

杨成武接过一看，是那篇文章，毛泽东用粗笔做了批示：

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

等杨成武走后，吴护士长和工作人员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

文章随后送到北京，交到了陈伯达和姚文元手里，由他们“酌处”去了。

9月23日，杨成武陪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陈伯达就打来电话：

“杨代总长，我是陈伯达。那篇文章我看过也修改过，我认为应该用你的名义发表。”

杨成武愣了一下，说：“文章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合适吧。”

陈伯达说：“用领导同志的名义发表署名文章，比‘无产阶级革命派’要有力量。”

杨成武感到为难地说：

“伯达同志，你是理论权威，也修改过这篇文章，那就用你的名字发表嘛……”

“那可不一样，你是代总参谋长，用你的名字发表代表军队。”

陈伯达以为给杨成武“戴高帽”，杨成武就会顺从，没想到对方说：

“那就用总参谋部或者军委的名义发表嘛！”

话不投机，陈伯达只好说：“再研究研究吧！再研究研究。”

电话挂了。杨成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夫子，搞什么名堂？”

他以为这事到此为止了，谁知叶群又打了电话来。

叶群打电话总要东拉西扯一阵才谈到正题：

“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说说那篇文章的事。”

“哪篇文章？”杨成武没有想到陈伯达会把这事报告*，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打电话来。

“你们总参写的那篇陈伯达同志改过的，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了。”

“他给我打过电话。”

叶群停顿了一下，像是找什么东西。

“我们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

“谁的意见？”

“101的意见。”叶群说。

*的意见？*是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他的意见具有命令的性质。

“文章林总看了没有？”

叶群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党的组织有权用一个党员的名字发表文章。”

“不是我写的，用我的名字发表，这总不大合适。”

“我说，党的历史上这种情况可多啦。101讲，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

杨成武听她说得头头是道，就说：“我总觉得，不是我弄的，我对理论是外行，用我的名义发表不好。”

“定了。101讲，就这样定了。”叶群的语气不容杨成武再推辞。

既然中央有权力用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副统帅决定的，作为军人，是应该服从的。但是，杨成武心里还是没有底。他从未在报纸上发表过这么大块的理论文章。

他让秘书通知起草文章的几个人和政治部门的负责人，到办公室来研究此事。

他说：“文章不是我写的，林总一定要以我的名字发表。你们这些同志都是秀才，要好好把关。里面引用了不少*、列宁的话，要好好核对一下，不能搞错了，引文要准确。”

文章核对了引文后，送给了陈伯达和姚文元。

——“大树特树”的文章，就这样见报了。

文章见报后没几天，毛泽东把康生、杨成武叫到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谈到“大树特树”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标题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他指指杨成武，说：“不是你的事！”

毛泽东沉思良久，又说：“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列主义。”

毛泽东虽然没有批评杨成武，但他毕竟是文章的署名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连标题的错误都没有看出来，他感到内疚、脸红。

康生、杨成武把毛泽东的指示向中央小碰头会做了传达。杨成武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文章虽说不是我写的，我没有看出文章的内容是不符合*主义的。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应该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我埋头在工作中，对这样重大的理论问题了解太少，我应该做自我批评……”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碰头会上，再次批评陈伯达：“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姚文元）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主义的……”

陈伯达被毛泽东批得脸色发紫，头都不敢抬。

散会时，陈伯达朝杨成武拱拱手，说：“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

此后，毛泽东又同汪东兴讲了此事。汪东兴于12月21日在怀仁堂传达了毛泽东有关“大树特树”问题的指示：这是个学习问题。我现在看30本书。不要专吃清白菜，要吃点杂花菜，看点马列主义。时间还是有的。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要学习嘛……

事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期间，湖南韶山铁路通车，要举行盛大典礼。为此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写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请示报告》。

这份文字并不很长的报告，多处使用“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提法。

报告送到毛泽东案头，12月26日毛泽东又做了如下批示：

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看了毛泽东的文字批示，杨成武越发感到那篇文章的错误的严重性。他向周恩来建议：现在各大军区和各省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在京西宾馆，是不是可以向他们传达一次毛泽东的批示和讲话精神，以免再犯这样的错误。

周恩来说：“应该，你去传达。”

杨成武于当天赶到京西宾馆，向那里的各地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和批示的全部内容。

有趣的是“杨余傅”事件发生后，知情人*、叶群、康生、陈伯达，又变换了另一种腔调，把这篇文章列为杨成武的一大罪状。

3月23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大会上，曾经修改过这篇文章的陈伯达煞有介事地说：“这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放在我的床底下。压了1个多月。这样的文章，居然还能发表？……”

康生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子，说：“什么大树特树，违反*主义的嘛！杨成武懂什么！……”

江青总是一贯正确的，她说：“这篇文章我没有看，不用多看，看个标题就是有问题的嘛！”

*3月24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驻京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篇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

……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

钓鱼台国宾馆内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与“林冲误入*堂”一样的故事。时间是1968年3月8日。

钓鱼台是个神秘的地方。尤其在“*”期间，门口岗哨林立，墙边还有来回走动的流动哨兵，只要你在墙边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分钟，就会有穿军装或不穿军装的警卫来干涉。人们只能在它的东门口，望一眼里面的假山、喷泉。

这等神秘、高贵的地方，傅崇碧却带兵、带车、带枪去冲击、去抓人。傅崇碧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傅崇碧冲钓鱼台的传说，曾经风靡北京城，被描绘得生动而形象。它成了触发“杨余傅事件”的导火索之一。

然而，“冲钓鱼台”事件的真相，人们却不甚清楚。钓鱼台到底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其详情恐怕只有几个当事人心中明白。

钓鱼台事件，既是偶发的，又是必然的。

1968年3月4日深夜，傅崇碧被叫到钓鱼台“中央*”的办公楼内。

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人正在说着什么，等他进来坐定，周恩来说：“鲁迅的夫人许广平给主席写信，说原藏在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书信手稿不见了。主席指示，让我们迅速查找。”

事情是这样的：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泽东写信，称原藏在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

任务是周恩来、陈伯达交给杨成武的。

杨成武知道此事不好办，就说：“这不像大海里捞针一样，怎么个找法呀？”

周恩来出主意说：“叫卫戍区去查，你们还可以去提审戚本禹一次，他知道些情况。”

交代完任务，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杨成武打电话给傅崇碧，要他带几个人马上到杨成武的住处等候，然后一起去秦城监狱。

傅崇碧带了刘光普等4人很快赶到了杨成武的家里。

等杨成武开完会回来，便驱车直奔秦城。到了监狱时，已经天色微明。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他们很快见到了戚本禹。

“鲁迅的手稿是不是你取走了？”

“取过的。”

“现在手稿放在什么地方？你必须交代清楚。”

“我不知道。”

“你取了手稿，怎么不知在哪里？”

“是江青让我们去取的，她可能知道。你们还可以去问原*的工作人员韩书信，他知道。”

“谁让你去取的？”

“江青。她说怕鲁迅的手稿遗失了。”

杨成武和傅崇碧对视了一下。江青让戚本禹取了手稿，怎么现在又说不知道？这不是贼喊捉贼吗？

他们又驱车返回北京，给总理汇报。汇报时江青在场，当然，他们不能说是江青让戚本禹取的手稿，只是说韩书信知道。

江青很是恼火，她叫道：“把这个人叫来！”

很不凑巧，这个人回四川休假去了。

江青指着傅崇碧说：“你马上打电话给成都军区张国华，让他马上把这个人找回来。空军派飞机去接。”

傅崇碧说：“我一个卫戍区司令，打这个电话不合适。要打，也得请总理或江青同志打。”

江青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人，叫你打，你就打嘛，就说是我们说的。”

傅崇碧没有办法，只好去打。

成都军区对江青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派人找到了韩书信，并让他连夜乘飞机回到北京。

韩书信被送进北京卫戍区招待所。他很是紧张，知道出了事情，肯定事关重大。傅崇碧、周树青等人见到他时，他更加紧张。

“鲁迅的手稿现在在什么地方？”

钓鱼台国宾馆正门全景， 这里曾是“中央*”的办公所在地。

韩书信见问这事，反倒坦然了。他说：“手稿是我取的，取来交给了何先伦。放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何先伦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西苑旅社，他后来调到周总理的联络组去了。”

……

又出了一个岔子。傅崇碧一行急匆匆赶到西郊的西苑旅社。

还好，何先伦在。等来者说明情况，何先伦说：“这事情，要去问保密员卜信荣，他具体承办的。”

“这人在哪里？”周树青急切地问。

“就在中央*保密室，钓鱼台里面。”

大家目瞪口呆。查来查去，转了那么大的弯子，知情人就在钓鱼台！他们赶快打电话报告江青。江青不在，肖力接了电话。

傅崇碧问：“中央*的工作人员中有卜信荣这样一个人吗？”“有。”

“他知道鲁迅手稿的下落。你给江青同志报告一下，我们随后就到。”

打完电话，傅崇碧他们立刻登车，驶向钓鱼台。

吉普车开得飞快，一会儿便到了钓鱼台。

钓鱼台的门卫，依旧像往常一样，站得笔直。见到傅崇碧的车，他们正准备放行，但两辆吉普车同时刹住了。

他们先到传达室，让负责接待的同志给“中央*”打电话，请示是否可以进去？——卫戍司令的车可以自由出入，另一辆车是不能放行的。

“中央*”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很快答复：“可以进来。”

就这样，两辆车子缓缓开进了钓鱼台。

到了“中央*”的灰色办公楼前，车子刚刚停下，见姚文元晃晃悠悠地走过来。礼节性地打过招呼，他们便一起走进会议室。

进屋还没站定，江青推门进来，见屋中站了5个军人，她顿时大怒，吼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了？这是中央*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

周树青赶忙解释说：“我们是来向你汇报的……”

江青双手捂住耳朵，喊道：“我不听，我不听，你把我的耳朵震聋了！”

傅崇碧扯扯周树青，对江青说：“我们来向你汇报手稿情况。”

“谁叫你们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

江青大发脾气。姚文元变成了帮腔的：“这是什么问题！你们要说清楚。”

这时，扑通一声，有人摔倒了。他是跟傅崇碧一起来的冯秘书。这几天，他几乎是连轴转，太疲劳，也太紧张，再加上肚子里空空的，一时虚脱晕倒了。他手中的黑提包掉在地上，笔记本、文件也甩了出来。

江青被吓了一跳。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喊：“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傅崇碧了解冯秘书，忙说：“不要紧的，稍休息一下就好了。”

同行的几个人，扶的扶，抬的抬，把冯秘书弄到一边。

傅崇碧又对江青说：“我们刚刚把手稿的事情搞清，特向您来汇报。”

“手稿在哪里？”江青的口气缓和了些。

“就在中央*的保密室里。”

“什么？”江青稍稍平息了一些的火气，又发作了。

“在中央*的保密室里，保密员卜信荣知道。”

“把保密员叫来！”

保密员是一位空军的干部，衣着很整洁，模样也很文静，进门先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找我有事？”

他很恭敬地看着江青。

傅崇碧问他：“鲁迅的几箱手稿在你那里吗？”

“在，就在楼上保密室。”

他回答完，不解地看着屋里的人，好似在说：问这干什么？

他又补充一句：“保管得好好的，共有4个箱子。”

江青两眼冒火，伸手指着保密员的鼻子，吼道：“你不是毛主席的兵，是个大坏蛋，抓起来！”

保密员愣了，这是何故？怎么会使“文艺革命的旗手”发这么大的火？周围的人再次愣了，这是怎么回事？

傅崇碧倒不觉得奇怪。一是江青像这样的时候很多，见多了也就不觉得奇怪。二是他知道江青是迁怒于人，把火气撒在别人身上。她叫人查鲁迅的手稿，查了个遍，手稿就在她的身边，而且戚本禹还跟别人讲，她江青知道，她岂能不火？

江青见没人去抓保密员，又气又恨，跺着脚喊：“抓起来！”

有人上去扭住了保密员的胳膊。

保密员急得满脸通红，喊着：“这是怎么回事啊？你们把我放开！我冤枉啊！我犯了什么错误啊！”

“把钥匙交出来！”

江青恶狠狠地下命令。

保密员被人扭着，消失在门外。

江青对房内的人说：“你们上楼去，把箱子抬下来。”

人们怕她再发火，急匆匆上楼抬下来4个樟木箱子。打开来看，鲁迅手稿一扎扎，一束束地放在里面。

江青拿起一本，翻看了一阵，扔下，再拿一本翻看。

别人站在箱子旁边，等着她发话。谁都不敢动一动。她要再次发怒，说不定哪个又被抓起来。

看着看着，江青突然说：“不看了，封起来！”

瞧她骤变的脸色，人们不知她又看到了什么令她不快的文字。

“你们看着，封好。”

江青让别人封鲁迅的手稿，她站在窗前，挺胸抬头，不知在想什么。

箱子封好后，她又变得和蔼可亲了，对傅崇碧等人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就在这里吃饭。”

“不用了，我们回去了。”

“叫你在这里吃饭，你就在这里吃饭！不愿跟我一起吃饭是不是？”

江青很执拗。

吃就吃吧，这样也可缓和一下刚才剑拔弩张的气氛。

江青对饭菜是很挑剔的，那天却好像没怎么挑剔。她说：“你们几位，这两天都很辛苦。辛苦就辛苦点吧，干革命嘛！”傅崇碧心里明白，留他们吃饭，其中必有原因。

果然，江青说：“吃完饭，你们还要跑一趟。毛主席的手稿被戚本禹那个坏蛋盗走了。你们去审问他，手稿藏在什么地方。”

手稿，又是手稿！在座的诸位都明白，江青可能要报复戚本禹一下。戚本禹说鲁迅的手稿江青知道，江青却让人们去找，江青不成了贼喊捉贼的贼了吗？

吃完饭，江青擦擦嘴说：

“这是毛主席的手稿被盗，比鲁迅的更重要。你们一定要完成这重要的工作。”

卫戍区的几位主要干部答应着，乘车离开了可怕的江青住宅。

坐在车上，傅崇碧的思绪飞了很远很远。江青发火，绝不仅仅是因为手稿。他想到了“*”刚刚兴起时的几件事情。

毛泽东点燃了“*”之火，便到外地去了。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今天这里成立一个总部，明天那里冒出一个造反司令部……从那时起，江青就开始指挥起卫戍区来了。

一天江青找到傅崇碧，说：“你们要支持首都红卫兵第一造反司令部，要帮助他们解决车辆。”

傅司令员有碍于她是主席夫人，不好不答应，就说：“好吧，我请示一下。”

傅崇碧事后一想觉得不对头，江青没有在军内任职，又不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她怎么能指挥军队，调动军队的车辆呢？

傅崇碧接通了周恩来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一情况。

周恩来说：“军队的事情，请军委的同志定。”

……

第二次，江青又来指挥卫戍区，要他们支持“三司井冈山”，给他们派车上街*。

这回，傅司令员又请示了军委的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得到的回答是，要慎重，搞不好要出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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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对江青的“指示”怎么办呢？傅崇碧能拖就拖，拖不过去就应付。

江青是相当敏感的。她的话，有人当作圣旨，有人却拖着不办。有的人恨不得叫她亲娘，有人却对她正眼不看……谁亲谁疏，谁远谁近，她心里是很清楚的！

有一次开会，江青和北京军区、卫戍区的领导同志见面了。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来了，你们都是老同志，看不起我这个新兵。”

她指指自己一身簇新军装，扯扯衣肩，做个亮相的姿势。

别人不知她是什么意思，当然不好搭话。她又说：“我讲话，你们从来是不爱听的呀！”

听话听音，这弦外之音，分明是说，你们不肯听我的。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并不是对江青的话置若罔闻。他们也不敢时时事事和江青作对。只是有时觉得江青这个人太过分、太泼，而且要按她的指示办就必然要坑害老一辈的元帅、将军。

因此，他们对江青的指示总要打那么点折扣……

毛泽东前两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许多老帅也还是被请来参加了。毛泽东未到之前，老帅们来了，聚在一个休息室内，聊天、发牢骚；“中央*”的人来了，聚在另一个休息室内。阵垒格外分明。

毛泽东一到，“中央*”的人总是急急忙忙把他引到他们所在的休息室。

杨成武、傅崇碧等做具体工作的人都觉察出不很对头，即使党内有不同意见，也不能这样壁垒分明。他们怀着一种良好的愿望，希望毛泽东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希望毛泽多和老同志们接触。

有一次，傅崇碧见毛泽东又被他们引进休息室，便急忙向具体负责接见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报告：

“主席来了，在那边休息室。”

他又对徐向前元帅说：“请老帅们那边去坐吧。”

这一行“老家伙”由叶剑英引着，走进了毛泽东所在的休息室。

“主席您好！”叶剑英元帅给毛泽东敬了礼。其他各位也一一同毛泽东握手。

毛泽东问：“你们现在怎么样啊？”

元帅们一个一个谈起自己的处境来。

……

江青很生气，她走到傅崇碧身边，问：“天安门上好了没有？”

傅崇碧答：“还没有好。”

“你去看看，好了就开始接见。”

“是。”

傅崇碧答应着走出会议室。心中暗想，她不愿让毛泽东和这些老同志接触，想割断他们同毛泽东的联系，这怎么行！

他走上城楼，看着正陆续走到指定位置的红卫兵队伍，看着下面旗的洋、人的海，越发感到毛泽东所挑的担子的分量。这样多的人都等着他的接见，等候着他的最高指示，他那里绝不能出偏差；一出了偏差，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让他和老战友们多聊一会儿吧，“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傅崇碧到广场上转了一圈，又回到城楼上，点燃一支烟。

他刚刚抽了两口，江青跑到城楼上来找他：“好了没有？好了就开始。”

傅崇碧回答：“还要稍等一会儿。”

“还要等！你的准备工作怎么做的？”

“时间还不到。”

“我要你提前。”

“他们不是正忙活吗！”卫戍司令指指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军人。

“准备好了，马上开始！”

江青气呼呼地转身走了。傅崇碧估计毛泽东和老帅们的谈话差不多了，才走进休息室向他们报告：

“一切准备就绪，请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和各位首长接见红卫兵小将。”

……

秦城监狱到了。他们再次把戚本禹提了出来。

“戚本禹，你把毛主席的手稿弄到哪里去了！”

戚本禹眨巴着眼睛，说：“我，我，我没有拿毛主席的手稿哇！”

“你敢抵赖！你写文章没用过毛主席的手稿？”

“没，没有，绝对没有。”

又是一个对不上。江青到底搞什么鬼名堂？她真的要报复戚本禹吗？

“真的没有？”

“没有，没有。”戚本禹虽有些惊慌，但还是不肯承认这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借过毛主席讲话的清样，从没借过手稿。你们可以去问汪东兴，借手稿和清样都要通过他。”

傅崇碧想，不妨打个电话问一下，不要再受骗了。

电话挂通了，听筒里传来汪东兴的声音：“他没借过手稿，是清样。”

……

他们赶回北京，立即给江青写了报告。

——这是钓鱼台事件的前半部分，后面，还有戏唱。

傅崇碧去了秦城，江青又发起疯来。她先找了周恩来，又找了“中央*”、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

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这样下去，我们的安全还有保证没有？

周恩来说：“他也是为了报告鲁迅手稿的下落嘛，他冲“中央*”有什么别的企图吗？他没有报告就进钓鱼台，是不对的。”

陈伯达本来知道此事，应该出来证明一下，他不但不出来证明，反而火上浇油：

“不管是来干什么，都必须报告。这样的卫戍司令不能要！”

叶群也说：“这个傅崇碧太不像话！”

越说越气愤，越说越升级。

“不行！这得叫傅崇碧做检查！”

“要他检查冲钓鱼台的动机！”

江青对吴法宪说：

“你马上给杨成武打电话，要他命令傅崇碧做检查！要他去批傅崇碧。”吴法宪赶快立正，忙不迭地说：“我马上就打，马上就打。”

杨成武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秘书轻手轻脚地走到他身边，悄声说：“吴法宪来电话，说傅崇碧冲钓鱼台了。”

“什么？”

秘书又重复了一句。杨成武这才站起来，走到外面去接电话。

“杨代总长，你到钓鱼台来，江青同志的指示。”

“干什么？我正开会。”

“叫你马上过来开会。傅崇碧冲钓鱼台了，中央的同志都在这里。”

“他为什么冲钓鱼台？”

“你过来吧，过来再讲。”

“总理在不在？”

“总理在，要你过来。”

杨成武只能放下这边的会议，到钓鱼台去。

果然，“中央*”的几员大将都在，等杨成武进了屋，江青先发制人：

“傅崇碧冲钓鱼台，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冲钓鱼台？他是卫戍区司令，钓鱼台是可以进的呀。”

叶群说：“他带了两辆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杨成武说：“他为什么冲？把他叫来问一问不就得了！”

江青说：“你们军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都敢冲，过几天还不知道冲哪里！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你负责！”

杨成武好不生气，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批卫戍区，就批傅崇碧？他没好气地说：

“我负什么责？我一不是北京军区司令，二不是北京卫戍区政委，要批由他们去。”

江青哪能吃这一套，她听惯了“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谁反对江青同志，我们就和他血战到底！”哪能容得顶撞她。

她瞪起眼睛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

陈伯达、姚文元等人跟着指责杨成武：“你不要包庇傅崇碧！”“这都是你们军队的问题！”

杨成武很是气愤，他说：“我负责？我不负这个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也不能越级去批北京卫戍区的干部。”

说着，杨成武站起身要走。

周恩来赶快拦住他，说：“成武，你别走，谢富治同志也在这里，你陪谢富治同志去一趟，把北京卫戍区的干部找来，不允许他们再发生类似的事情！”

杨成武从周恩来用力握着的手上，领会到了周恩来的暗示。杨成武止步，说：“陪他去可以。”

周恩来又对谢富治说：“富治同志，你和成武同志去卫戍区一趟，批评批评他们。”

北京卫戍区的师以上干部，被叫到了京西宾馆的第二会议室。

谢富治到第二会议室找到杨成武，说：“人都来齐了，你去讲吧。”

杨成武很不客气地对谢富治说：“我是陪你来的，你是北京卫戍区政委，总理要你去讲。”

“你讲吧！”

“我不讲。”

谢富治自我解嘲地说：“我讲就我讲，那你主持一下吧。”

“我主持一下倒可以。”

事后，谢富治怎样汇报的，杨成武不得而知。

毛家湾，一纸证明

1968年3月初的一天夜晚，杨成武的秘书接到叶群的电话。

“请杨代总长到我家来一下，有要紧的事情。”

秘书马上报告了杨成武。

杨成武有点怵头去*那里，特别是最近。听说有几件事，*很不高兴。

青海省发生“赵永夫事件”之后，*一伙借此发难整叶剑英元帅。*气呼呼地对杨成武说：

“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

杨看*的语气很强硬，说：“他是军委秘书长，又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不送给他合适吗？……”

“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拖着湖北腔，甩着手走了。

杨成武只好点头。

*虽然是党的副主席，国防部长，但他不经党的会议决定，随便停发主持工作的军委副主席的文件，是错误的。然而，*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执行他的指示是不行的。

杨成武左右为难。

夜晚，他坐车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见他闷闷不乐，先开口问：“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情？”

杨成武把*的指示告诉了周恩来，说：“总理啊，你说这叫我怎么办？”

周恩来思忖了一阵，说：“这样吧，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比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东西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

杨成武一下明白了，文件照送，但留下一些无关紧要的，*查问起来，也好有条退路。还是总理有应付他们的策略。

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杨成武又将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叶剑英。

叶帅当然很气愤，但还是说：“好，好，就照总理的指示去办。”

不知怎么搞的，这事情被*察觉了，虽然没有兴师问罪，也叫杨成武心里打了一阵小鼓。

*又一次“召见”，不知又有何“指示”。

不管有什么指示，一定要小心谨慎。前些天因为开会喊口号，已经惹得他们很不高兴了。

总参谋部在京西宾馆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议结束的那天，军委办事组的成员都到会讲话了。

杨成武是总参的党委书记，当然也要讲话，他讲完话，也要照例喊口号。那个年代是口号的年代，谁的口号喊得最响，谁就最革命。无论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老百姓。

他喊了8个口号，比别人少那么几个。这倒没惹谁不高兴，只是当他喊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只喊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缺少了关键的“永远”两个字。因为他听毛泽东讲过，什么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吗？

叶群是个十分敏感的女性，有时敏感到了脆弱的地步。散会后，叶群快步走到杨成武跟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

杨成武这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很看重的，他想对叶群解释几句，叶群已经愤愤然走下楼梯。

杨成武追到楼梯口，说：“叶群同志，请在这里吃完饭再走。”

她头都不回一下，说：“走了，不吃！”……

杨成武惴惴不安地来到毛家湾*的家。

走进*的客厅，*和叶群非常热情，又是让座，又是请喝茶。

杨成武感觉到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挺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

他看了叶群一眼，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军委办公厅主任，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早在“*”前，就有人写信揭发叶群的历史问题。叶群曾派人到上海、江苏、湖南等地找人写了很多证明材料，来洗刷自己。

现在让杨成武写证明，杨成武真不知怎么说才好。解放前他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他写证明叶群1936年情况的材料，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杨成武沉吟了一阵，指指叶群，对*说：“林总，我和她，认识得很晚，这你是知道的，1936年我们都在‘红大’，这个你知道。叶在天津、北平，我写不好。别人写了证明就行了吧。”

*站起来，走两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

这完全是摊牌。杨成武一时不知怎么说才好。答应*吧，那完全是昧着良心，为人出假证，他决不能干。不答应吧，*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得罪了他，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他冷静了一下，决定来个缓兵之计。他说：“林总，别人说叶群什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让我先看看材料再说。”

杨成武说完，*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

这场面太尴尬了，足有40平方米的大客厅里，空气凝固了，一切都是死的。

总不能这样呆下去，杨成武问：“林总还有什么指示吗？”

“没有了。”

*一摆手，这摆手是逐客令。杨成武站起来告辞。

*再没有杨成武刚进来时的热情。握手还是有力的，但这有力，绝不是亲切的表示。

汽车开出*的高墙深院，杨成武不禁回头望了一眼，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街上没有行人，路灯也疲倦地眨着眼。

将军哪里知道，这是*对他的最后“考验”。

匿名信——又一导火索

“*”期间，匿名信犹如雪片一般。这些匿名信，有坏人诬告好人的，也有好人不得已，用匿名信的手段揭发坏人的。

3月中旬，杨成武的秘书先后接到两封匿名信，是空军机关的人写的，揭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的种种丑行。其中，有他们仗着吴法宪，整人于死地；也有他们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的罪恶行径。

秘书把信送给杨成武，杨成武看着看着，拍起了桌子：“还有王法没有？”

他想找吴法宪和余立金，叫他们调查清楚，严肃处理。但转念一想，叶群和空军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儿子又在空军党委办公室，把此件批给空军领导，怕不解决问题。

于是他扯了一张公用信纸，批了两行字：

林副主席：

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

他之所以把这匿名信批给*，是因为他知道*、叶群同吴法宪的关系非同一般。

1967年的“二月逆流”过后，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写了一篇文章，名为《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篇文章的执笔者不是别人，正是*的死党周宇驰和刘沛丰以及林家的那只老虎——林立果。林立果到空军不久，还不是党员就进了党委办公室。

既然是党委的调查研究小组，写了文章必然会给空军的政委余立金一阅。余政委戴上眼镜，像他做任何事情一样，一板一眼地斟酌。他觉得标题很刺眼，别人还没有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杨成武看。

杨成武打仗很机敏，在这个问题上可不怎么“机敏”。他说：“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

他还很认真地对余立金说：“你回去转告吴司令（吴法宪）这样提不好，能不能换个题目。文章的内容我没看。”

余立金同意杨成武的意见，找到吴法宪，谈了杨成武和他的看法。

吴法宪说：“就这样提。”

余立金再次提醒：“这样提不妥当，还是改一改为好。”

吴法宪像是有尚方宝剑，说：“你不要管，出了事我负责。”

这篇文章很快发表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署名是三个很大的楷体字：吴法宪。

事后，杨成武、余立金才知道，这篇文章吴法宪早已送叶群、*看过，他们同意这样提。所以吴法宪才敢否定杨成武和余立金的意见。

吴法宪还到叶群那里告了一状，说杨成武反对宣传林副主席。叶群一言未发，只是哼了一声。

过了没多久，吴法宪又标新立异了。

空军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要代表党委发言，他在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不开窍”的余立金政委又提出了异议。

余政委把吴法宪的讲话稿送给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再次“不识相”，对余立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没用过。这样提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

吴法宪很快把他的原话报告了叶群。叶群、*再次冷笑了一下。

第二天，吴法宪又告诉余立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现在杨成武要看看这位“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军委副主席对这样的问题如何表态。

他觉得，即使*、叶群和空军有非同一般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他们也不能不进行处理。

他的推测再次被严酷的现实所否定。

这封信于当天送到了毛家湾*的住处。

叶群看了信，马上打电话给吴法宪：

“吴司令，有人写信告你们党委办公室的人，你知道吗？”

吴法宪最怕*那里说他什么。他在电话里就哆嗦上了：“叶主任，我不知道哇。”

“你不知道，你这个人，太迟钝了，一点阶级斗争觉悟也没有。现在派人把信送去，你们看着办。”

经杨成武批转的那封信，转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空军，回到了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这几个人又是对笔迹，又是搞推理。最后把目标放在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身上。

周宇驰、王飞等人又找上门来，要吴法宪立即下令“隔离审查”余立金的秘书。吴法宪没有这个胆量，这涉及到代总参谋长和空军政委，他对周宇驰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好吗？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吗？”

周宇驰把吴法宪的话告诉了林立果，林立果又告诉了叶群。叶群气势汹汹地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的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是为了保你，是为了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

吴法宪被骂得哑口无言，连声说是。

叶群又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

吴法宪挨了叶群的骂，立即将余立金的秘书“隔离”起来。

这一下，余立金火了。他的秘书被隔离审查，他居然事先一点都不知道。这显然不是朝着他秘书来的，这里有名堂。

这时，杨成武在病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气愤至极。

他们的两辆轿车从复兴门向东开去，十几分钟以后，到了西皇城根附近的毛家湾。*住处的灰色院门紧闭，警卫森严。他们下车等了一阵，才得到允许进去的指令。

工作人员接待了他们，把他们让进客厅内。

赵志珍说：“我要见林副主席和叶群同志，有紧急事情报告。”

余立金说：“要面见林副主席反映情况。”

秘书进里面去通报，他们被“放”在客厅里等候。

等了很久，叶群才穿身便装走出来。

“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叶群的普通话讲得不错，再加上她很会左右逢源，所以使人觉得她并不缺少热情。

她叫服务员送来热毛巾，又送来热咖啡，招待这两位不速之客。

“外面天气很冷，先暖和暖和。”

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

“他们太不像话！”

“怎么回事啊？”

叶群装模作样，耐着性子听完他们的报告，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林副主席报告，你们先回去。”

余立金和赵志珍回去了。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还没到家，叶群的电话已经打到了吴法宪那里，说：“他们来告了你的状，他们真的串通一气了。”

他们更不知道，*、叶群已经向吴法宪交了底，要他和他老婆一块找杨成武谈话，“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斗争愈来愈表面化了。

钓鱼台的3月，虽然寒意未尽，江青的住处早已春意盎然。蟹爪莲绽开红艳艳的花朵，几盆龟背竹苍绿可人，金鱼缸中各色金鱼尽情畅游。但这一切，都无法排遣江青烦躁的心情。她想骂人，想跟人打架，想放开嗓子嚎两声。自从担任“中央*”的副组长以来，谁顶撞过她？陶铸顶过她，不是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吗？谭震林顶过，不是落得个打翻在地又踏上千万只脚的下场吗？你杨成武吞了豹子胆，敢不听我的？

她是个只能听恭维，不能听批评的人。她自比则天武后，也是因为她自以为具备武则天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个性。她知道自己在党内的特殊地位，她不能容忍有人对她有丝毫的冒犯。

她气呼呼地坐在沙发上。

恰在这时，有人通报：“叶群同志来看望首长。”

她本想谁也不见的，叶群来了，还是要见一见，她们身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叶群此时来访，江青并不知道她的用意。叶群也不知道江青正在生气。但她们一见面便一拍即合了。

她俩关在房内密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的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谈话后江青立即到毛泽东的住处去的行动，人们是看到了的。

“钓鱼台事件”之后，北京卫戍区党委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份有关北京市“*”运动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将报告批给了“中央*”。

工作人员把报告先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拿过报告，正在阅读，江青走过来，看到眉批上毛泽东的字迹，说：“批给我们的，你看什么？”

周恩来对江青的无礼，采取了克制态度。他把报告给了江青。

两天以后，北京卫戍区的司令员、政委接到通知，到中南海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深夜的中南海，更加静谧，除了汽车轮子同地面磨擦的沙沙声，几乎听不见任何动静。傅崇碧到达后，很快又来了“中央*”的全班人马。随后，*也到了。

毛泽东的精神极好。他兴致勃勃地听完汇报，发表了即席讲话。

他伸出大拇指，说：“卫戍区没有参加武斗，是这个。缺点嘛，是这个。”他伸伸小指。傅崇碧说：“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还要努力。”

说到钓鱼台3月8日的事，傅崇碧说：“那天，我们没有请示江青同志，挨了批。”

毛泽东很是奇怪，他问：

“你去总理那里，来我这里，有没有人挡你呢？”

“我，他们是不挡的，只是……”

“钓鱼台为什么不能去？”

傅崇碧被问住了。

毛泽东又说：“江青是个炮筒子。她乱放炮，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

傅崇碧看看在场的江青，江青脸上的表情十分尴尬。他忙说：“主席，江青同志有时讲话是很灵的。在困难的时候，江青同志讲一句就为我们解了围。”

毛泽东说：“什么？她讲话灵吗？你们不要以为她讲话我入了股，我可是没有入股哇！”

江青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

这时，*插上来，毕恭毕敬地给毛泽东汇报部队情况。讲着讲着，讲到杨成武。他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

毛泽东没听清，侧过身子问：“什么？”

*又往毛泽东身边凑凑，重复一遍，又加上一句：“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李讷）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同志怎么会去夺他的权？”

“是吗？”毛泽东表示怀疑。

“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

“你不要他搞，总参要谁来搞？”毛泽东再次发问。

*说：“现在看杨成武不行，把他换了。”

毛泽东问：“换谁搞？”

“我看黄永胜行。”

毛泽东又问：“黄永胜？”

*看傅崇碧在场，没有往下说。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把傅崇碧叫住，说：“你，不能去杨成武那里，也不能去西山。”

西山是各位老帅的住地。*对此特别强调。

傅崇碧知道，他去西山是不合适的，他的行动很可能受到别人监视，只得让秘书偷偷地去向老帅们报告情况。

殊不知，秘书所坐的车子，别人也是能认出来的。有人专门登记他们的车号，计算他的车子在西山停留的时间。

此时，*似乎还没有要把傅崇碧搞掉，要不，他不会当着傅崇碧的面，讲杨成武如何如何。再不然就是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向毛泽东告杨成武了。

后来，*、叶群以及江青等人，怎样向毛泽东游说，我们不甚清楚。用*的话讲，是在毛泽东那里“开了4次会，才定下来”。

毛泽东听了他们多次汇报、诬陷之后，对此事的表态是：“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问题。”

毛泽东的话，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三二四大会”上传达的。

按照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和洞察事物的能力来说，*还不敢在这样的问题上假造他的“最高指示”。

如果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是真实的。那么，也可看出他本人对此事的态度。他绝对没有把“杨余傅”的事情看成“*”的又一个回合；更没有把他们看作“敌我矛盾”，只是一个“不算很大，也不算很小的问题”。

打倒之后找“罪证”

“*”期间，红卫兵要打倒谁就打倒谁，要踏平哪个山头就踏平哪个山头，但有一条，是说话不算数的——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高调一个比一个唱得高。你的喇叭25瓦，我的喇叭50瓦，你喊我也喊，就是不执行。经常是前面高喊治病救人，背后就往死里整。

*、“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发明创造。他们采取“先打翻在地，再调查问题”的办法，的确成果累累。

“三二四事件”先把“杨余傅”抓起来，再罗织罪名，设立专案。给他们揭出一条条的“罪行”来，反正他们已经成了阶下囚，罪名怎样定都不过分。

不用罗列别的材料，仅就“杨余傅”搞山头主义这个罪名就够荒唐的了。如果说杨成武和傅崇碧还曾经在一个军区工作过，都是晋察冀的干部的话，那么他们和余立金在解放前根本就不认识，当时余立金在江南的新四军二师工作，这又怎样解释？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3月22日逮捕余立金和3月24日*在大会上宣布余立金是“叛徒”时，他们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明材料。只是凭一个曾经在新四军工作过的人说，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可能被捕过”这样一句话。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仅这样一句话，余立金就戴上了“叛徒”的帽子。

逮捕了余立金，再搞你的“罪行”材料，还不是易如反掌吗？可是，从3月一直搞到9月，吴法宪一伙仍没有搞到像样子的证据，这叫*及其死党好不恼火。有一次，周宇驰竟然在专案组成员会议上宣布：“谁能搞出点过硬的材料，我请他去全聚德吃烤鸭。”

他们的一个同伙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能把他打倒，不信就搞不出个过硬的证明出来！”

于是，专案组奔向江西深山里的一个劳改农场去搞“罪证”。

这里关押着原国民党某师的一个军需处长C。专案组对他循循善诱，开宗明义地告诉他：“我们是搞余立金专案的。”这等于暗示C，余立金已经倒台，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

C说：“过去的事情，记不清楚了。”

专案组的人许愿说：“这是你立功赎罪的机会，你要能写出对我们有用的材料，可以马上放你出去。”

这对一个在押犯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他不太相信会是真的，但求生心切，他观察了一会儿，答应给这几位军人写一份证明材料。

两天之后，C给了专案组一份白纸黑字的材料，上面写着：

“1941年1月，我所在的师参加了‘皖南事变’。在皖南的一个小村庄，我亲眼看到一队由国民党军士押送的新四军官兵，这些人中间，有余立金，李××，钱××……”

这就是给余立金定案定性的“铁证”。*及其死党用它蒙骗了许多人，以至“余立金是个大叛徒”的鼓噪声越来越高。

据当时和余立金在一起的陶白、唐炎同志回忆，“皖南事变”时，余立金同志带领教导团的全体干部、战士，跟随叶挺将军同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他既没有被捕也没有叛变。这位军需处长的伪证，完全是专案组哄骗逼诈出来的。

值得提一笔的是，当初那个写了伪证的C，后来痛悔莫及。当新的复查人员到劳改农场去找他时，他错把这些人员当成原先让他写伪证明的人，连声说：“你们不是要放我出去吗？今天是来放我出去的吧？”

复查人员说明来意，请他核实这段情况，他说：“我当时糊涂，他们让我写的，我以为真的能出去……其实，‘皖南事变’时我根本不在皖南，在四川抓壮丁呢！”……

*及其死党将余立金打倒之后，捏造了更多罪名，企图给他再踏上一只脚。这里有一份1968年空军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印发的所谓《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余立金的反革命罪行材料》。这份材料，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如今闪耀出奇特的光华，它既是*、江青一伙残酷*人的罪证，又从反面衬托出余立金是怎样一位忠心耿耿、直言不讳的老战士。

一、余立金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江青同志。

（一）余立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1956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干部会上胡说“苏共二十大提出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对国际共运是一个重大贡献。个人崇拜在我们党内也是有影响的”等等，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1964年12月22日，余立金在南京空军党委会上影射说：“一个国家不讲缺点，要倒霉，一个人不讲缺点，要骄傲！”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1965年，余立金在南京空军毛主席著作集训班疯狂叫嚣：“毛主席也有缺点，也可以提意见批评嘛！”在南京空军一次党代大会的小组会上，他又公开煽动说：“发扬*嘛，有意见可提至中央，毛主席也有缺点！”彻底暴露了余立金的反动本性。

……

余立金诬蔑、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

1967年8月，在这以前，他还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反革命老婆陆力行讲：“*这么乱，有的工厂、银行都被砸了……*是发动起来了，我看今后怎么收场！”他的老婆、孩子也经常攻击*，说：“*把老干部搞得这样！”“他妈的蛋，老干部尽是黑帮？没有功劳有苦劳，解放这么多年，尽叫黑帮给你干事呀？我不相信！”

（二）余立金反对林副主席。

1、余立金恶毒诬蔑、攻击林副主席。

1960年上半年，余立金在传达林副主席关于三八作风的指示时，别有用心地诬蔑攻击说：“这不是三八妇女节啊！”“我是不懂啊！林副主席的话很深奥，什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更不懂了！”

1966年9月，余立金在通县场站欢迎院校师生大会上，大放厥词：“今后林副主席主要管党的工作了，军队主要是叶帅管。”在群众中制造林副主席不管军队的舆论。1967年11月30日，北京空军党委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的关于“九大”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一定要把大权集中到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手中”，余立金狗胆包天，竟把“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删掉。

1968年1月，空军科研部为空军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设计了一种像章，图案中有林副主席给海军的题词。吴法宪同志同意了，余立金却公然把林副主席的题词砍掉了。

1968年2月，余立金恶毒攻击林副主席讲的“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这句话，群众以极大的愤怒对他进行了批判，余立金却极力对群众进行压制和打击。

2、余立金歪曲、对抗林副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

林副主席历来强调突出政治，并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余立金却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公开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

他大肆宣扬“飞得多就是战斗力”，“有了技术就有了铁饭碗”，“打靶好就能评四好”，“政治是第一位，看起来不错，但真正要过硬时，还得靠自己的本事。”他诬蔑“师、团政治干部都是空头政治家”，“政治干部，政治部门要把军事工作当作自己的工作来抓，否则就没有内容。”1964年，余立金积极推行大比武，到处宣传“比武是对人民解放军军事力量的大检阅”，亲自到部队督战，谁得了第一就接见、照相，并指定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还独出心裁地要医院也搞大比武，甚至说：“医院可以不要政治干部，叫院长和科、室主任来搞就行了。”并立即下令在空军南京第一医院试点。同年12月，余立金对空军政治部下部队检查工作的3个工作组长讲：“突出政治，对农民来说，就是要多打粮食；对工人来说，就是要多增产钢铁；对飞行部队来说，就是要完成训练任务，保证飞行安全。”公开反对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要落实到思想革命化的指示。

余立金不仅对抗林副主席突出政治的指示，而且还恶毒地进行诬蔑、攻击。

1965年12月21日，余立金在空军政治部部党委会上，胡说：“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中后三条完全是对立的。”1966年5月，林副主席提出“4个念念不忘”。余立金竭力反对，竟造谣说：“林总在提出4个‘念念不忘’以后，又增加了一个‘念念不忘战备’。”

3、余立金封锁林副主席。

1965年余立金到北京工作后，从来不向林副主席请示汇报工作。在吴法宪同志外出期间，空军有些重大事情应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余立金也不请示报告。1967年10月，林副主席视察空军遵化基地，在林副主席作重要指示时，余立金也在场，他不听不记，竟跑到一边和别人闲聊。更加严重的是1967年8月，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三区”过程中，余立金奉命回北京汇报，他不向林副主席汇报，有意封锁林副主席。

（三）余立金极端仇视、反对江青同志。

1、余立金恶毒攻击、诬蔑江青同志。

1967年11月30日，北京空军党委经空军党委转报中央*的关于“九大”问题的报告中，“建议把一贯最坚决、最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无产阶级*中建有卓越功勋的江青同志，选进中央最高领导机关。”余立金把这一段内容全部砍掉。南京空军党委关于对“九大”问题意见的报告中提到：群众一致建议“把江青同志选入中央委员会”。余立金极为不满地说：“写的水平不高，‘把江青选入中央委员会’这段话不要了。”并要秘书立即通知南京空军重新改写。

无产阶级*以来，余立金和他的老婆陆力行及全家在一起数次散布江青同志的流言蜚语，恶毒地诬蔑、攻击江青同志（原话极为恶毒）。

2、余立金公开对抗江青同志的指示。

1967年2月，民航首都机场发生反革命政治事件，民航总局报告余立金后，他置之不理。吴法宪同志传达江青同志的指示，要立即逮捕肇事人，而余立金竟强词夺理，拒不执行，和吴法宪同志当面顶撞起来，干扰*的部署。

（四）余立金在历史上一贯执行刘少奇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

余立金一贯抗拒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次政治运动的指示。

1952年，余立金对抗毛主席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诬蔑“三反”运动“伤害老同志太多”，“伤害同志感情太深”，“副作用太大”。

1955年，余立金伙同聂凤智抗拒肃反运动，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飞行部队肃反运动的指示，力图以准备入闽作战为借口，只搞训练，不搞肃反。直到空军党委三令五申，并且派人亲自坐镇之后，才被迫进行。

1957年，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余立金极力阻止南京军区空军机关大鸣大放，妄图破坏运动的开展。

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抛出所谓“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黑报告。余立金竭力拥护，得意忘形地说：“刘主席的话，很有道理，使人听起来心服口服。这样一来，可以不被一比九限制了。”

……

我们毋须将这份“罪行摘要”全部抄下，在当时仅有如上的这些“罪行”，就能够把余立金置于死地了。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8年之后的平反

转眼间，到了1974年。

屋外的杨树叶子青了、绿了、黄了、落了。又青，又绿，又黄，又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杨成武夫妇坐在窗前，望着再次发青的树枝树叶，心急如焚。

6年多了！

6年，多么宝贵的6年，将军可以打两个解放战争，现在却被囚禁了6年。

从东湖宾馆的地下室，被转移到山坡机场的一间单房里，后又到了河南洛阳龙门和开封。在洛阳龙门的日子里，他们全家又被分成几个“学习班”，由*的死党对他们进行逼供审讯，70多岁的老母被冻饿而死……

在开封，曾关押刘少奇的房子，成了他们夫妇的居室，再后来，他们又被转移到了临汾。

这6年里，没有一个像样的当时领导人找杨成武谈过话。他曾经给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多次写过信，都没有丝毫的回音。

更使他想不通的是，从1968年3月23日起，他的家属都因为自己而被囚禁起来，上至70多岁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娃娃。他们有什么罪？凭什么也把他们关起来？

“*”，这就是自己曾经想积极参加的“*”啊！

这天，院门开了，进来两个陌生的军人，他们径直走进杨成武住的房内。

“上级通知，让你们回北京治病。”

说话的态度也比较客气，不像那些监视他的人。

回北京治病？杨成武有些不相信地看着他们。别又是什么新的圈套吧！他问：

“这是谁决定的？”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奉命来接你们回北京的。”

这时，杨成武已经知道*出事了（但不知道他已经摔死在温都尔汗）。他也估计到自己的事情会有所转机。

喜鹊在院子里喳喳叫个不停，杨成武对夫人说：“好事，好事啊！”

他们整理了一下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装，跟着来人上了路。

经过一天一夜的旅行，他们到了北京站。来接他们的车子，直接开到了北京医院。

当天，中央办公厅的汪东兴来了，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杨成武，我了解。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搞的。”

听到毛泽东的话，杨成武顿时热血往头上涌。

汪东兴又简单传达了*的事情。

杨成武说：“我要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先养病，把身体养好了再说。”

那一阵子，杨成武的身体恢复很快，与其说是治病的良药起作用，不如说是愉快的心情起作用。

7月31日下午，中央军委的*副主席、叶剑英副主席在3座门接见了杨成武、王尚荣等人，王洪文、张春桥等人也参加了。

王尚荣见到杨成武进来，跑过去，叫了一声：“杨代总长！”

杨成武握住他的手，说：“8年没见了！”

他们都是总参的人，都曾被打倒，被关了起来。现在相见，分外亲切。

不久，周恩来又传达了毛泽东在8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召集党政军的负责人在他的办公室开会，对8大军区司令员调动问题，发表了讲话。

*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显得苍老了许多。他的谈话，一向是说古论今，不拘一格，谈开去，有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收拢来，又有当今发生的政治事件。他自然也谈到了“*”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谈到贺龙，毛泽东说：“我看贺龙的案子搞错了，我负责恢复他的名誉。我当时对贺龙说：你是二方面军的旗帜，我保你，我是保他们的。”

谈到此处，毛泽东侧身对周恩来说：“你也是保他的。”周恩来重重地点了点头。

说到“杨余傅”，毛泽东停顿了一下，说：“杨、余、傅都要翻案。这些人的问题都是*搞的，我听了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罗瑞卿，*说他搞突然袭击，*对罗瑞卿也是搞突然袭击的。在上海，是我听*的话，整了罗瑞卿。有许多问题听了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Self-Critici*，我向同志们做自我批评。”

历史是富有戏剧性的。

1974年9月30日夜晚，“杨余傅”在灯火通明的人民大会堂相遇了。他们应邀来参加建国25周年的国庆招待会。

面对着熟悉而又陌生的人民大会堂，他们怎能不感触万端？6年前，逮捕他们的决定是从这里发出的，今天，他们又来这里出席宴会了。

这是3个人被“解放”后的第一次相见，该说点什么呢？该从哪里说起呢？

看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在台上谈笑风生，他们还能说什么呢？

他们笑了，也只能笑笑而已。

这笑，是辛酸的笑，是苦涩的笑，是微妙的笑，也是一种压抑的笑。

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出来了，还是重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傅崇碧说：“一场噩梦。”

余立金说：“过去的，让它过去吧。”

杨成武叹了一口气，说：“我们没被整死，要算不幸中的大幸。”

……

他们没敢再多说一会儿，如果逗留时间再稍长些，很可能会出现“‘杨余傅’又聚会了”的谣言。

人言可畏啊！

他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有了一份工作心情会稍微好些，但他们的心灵上还压着一个极为沉重的包袱，他们还有着深深的忧虑。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才逐渐拂去他们心头的乌云。三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文件，为“杨余傅”公开*。

这份发到县团级，传达到群众的红头文件指出：

1968年3月，*、“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设下圈套，捏造罪名，突然袭击，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即“三二四事件”。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为二月逆流翻案”，是“二月逆流新反扑”。捏造杨成武同志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同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同傅崇碧勾结要夺北京市的权”，“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3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杨成武等同志有“黑后台”。诬陷余立金同志是“叛徒”。其后，又诬陷“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是‘五一六’的黑后台”等等。*、“四人帮”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同志进行了残酷的*，并在全国范围内株连了一大批同志，有的致残、致死，造成严重恶果和影响。

党中央的决定中说：中央已经查明，所谓“杨余傅事件”，纯系*、“四人帮”反党集团制造的冤案；他们强加的罪名，纯属捏造。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一冤案的*工作十分关心。1974年7月，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同志*恢复名誉，宣布：杨、余、傅问题是*搞的，搞错了，宣布*。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致使中央为“杨余傅事件”*的决定，长期未能向广大干部和群众公布，许多受株连和受*的同志没有得到*昭雪和落实党的政策。

党中央为“杨余傅事件”公开*的决定指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由于这个案件受到株连的同志，一律*，恢复名誉；被*致死致残的同志，要公开*昭雪。有关单位对因“杨余傅事件”受株连的同志，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

这已经是1978年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此时，10年前的所谓“杨余傅事件”才彻底得到*。

这时，全国各地到处是*冤假错案，昭雪亡者的哀乐声！

多少昭雪会，哀乐动地悲。

万众挥铁拳，怒捣白骨堆。

那个“精生白骨”江青盘踞10年之间的钓鱼台，在1976年那个金秋十月终于扫除了妖氛，一伙害民贼终于到了他们该去的地方——秦城监狱。

改革开放的来临，又使钓鱼台恢复了它本来的功能——国宾馆。

现在特别醒目的是，18号楼前有一对鎏金狮子，原在圆明园摆放，后被八国联军劫走，80年代英国女王访华时归还。

到了80年代，经过重新规划安排，18号楼又成为最高规格的元首级接待楼。元首以下的贵宾，一般安排在5号楼、6号楼、7号楼，这几幢楼的规格大致相同。

改革开放20多年来，近200个国家元首，包括老布什、克林顿、普京、叶利钦、金日成、金正日、卡斯特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等等，又住进了钓鱼台。几乎所有的外国元首都喜欢钓鱼台，因为它的建筑结构和环境是任何酒店无法比拟的。它有42万平方米的大院子和7万平方米的湖面，有金代皇帝章宗的钓鱼台，还有造型各异的接待楼，更有优质的家庭式服务。18号楼有两套卧室，一套是中式的，一套是西式的，来访的总统80%都喜欢住中式房。1998年克林顿来华时，下榻18号楼。因为他的女儿喜欢中式房，所以就让女儿住中式卧房，自己和夫人住西式卧房，可见克林顿夫妇对女儿的宠爱。

来到这里的领导人各具特色，服务人员印象特别深的是阿拉法特。他在18号楼住了几天，特别满意，临行前特意与服务员合影。印象最深的是他特别喜欢笑，着装比较独特，一般来访总统西装革履，而阿拉法特却是一身军服，腰间还带着枪。

可以说，这是钓鱼台国宾馆接待的唯一带着枪的外国元首！

改革开放后，国宾馆建立了自己的菜系，即钓鱼台菜系，国宾馆还网罗各地特色菜，包括“满汉全席”，供国内外领导人挑选。据宾馆人员说，祖籍四川的*较喜欢吃辣，其中四川担担面更是至爱，对国宴菜中酸辣乌鱼蛋汤亦十分喜欢。由于*曾在法国居住，有时也吃点法国菜。*较喜欢味浓一点的菜式，例如牛扒和红烧肉等；而朱基则喜欢玛瑙鱼丸。至于*及*则喜欢清淡一点和多花款的烹调方式，包括炒、烤和清蒸等，而清汤和海鲜较合他们的口味。

如今的钓鱼台，早已不再神秘，这里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是外交部下属的司局级单位。干部采用聘任制度，工人是合同制。

钓鱼台国宾馆实行的已是自负盈亏的管理体制，不靠国家财政拨款。尤其进入21世纪以来，进一步开放接待自费客人，效益每年不断提高。

除了接待外国元首级贵宾，现在钓鱼台也已经有选择地对平民开放。除了不能住18号楼，如果条件合适，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选择其他楼居住。18号楼以前也曾经接待过几次自费代表团，包楼价是5万美元一天。而且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入住。据宾馆管理人员介绍：“普通身份肯定不行，只能是那些由国家政府介绍过来的‘国宾’。我们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要求。”

12号楼一般接待政府团客人，18号楼接待如外国总统、国王等，都由外交部安排。

市场经济的春风，终于也吹到了钓鱼台！

今天的钓鱼台，早告别了过去，正向着未来，向着现代化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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