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啟榮：孔子學說正在經歷第三次復興

2011年03月18日 10:00來源：齊魯晚報 作者：周啟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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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說正在經歷第三次復興

中國自2004年在韓國首爾建立第一所孔子學院，到去年的10月底為止，在全球五大洲九十多個國家建立了322所孔子學院。孔子的學說正在經歷歷史上的第三次復興。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由一個政府推動宣傳儒家文化的行動。對此，中外學術界有兩種比較流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要製造「文化軟實力」，藉以提高它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和樹立正面的形象。第二種觀點認為，目前的中國由於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使中國人在精神、信仰方面出現了一個真空。把孔子、儒學抬出來，就是為了填補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真空。前者強調了當代中國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如何樹立自身形象的需要，後者則是從中國內部的社會穩定來考察。但這兩種觀點都沒有把孔子思想、儒家文化放在一個全球史的視野之內去審察。

孔子思想十六世紀便在海外傳播

儒家文化作為社會現象來分析，有三種存在的形態。一.儒家文化作為一門知識，一個學科，我稱之為「儒學研究」。二.儒家文化作為一種明確的倫理價值系統，一個用來指導或改變社會行為模式的思想系統，我稱之為「儒家倫理」。三.儒家文化作為一套在實際生活中驅使或引導行為習慣的社會規範，我稱之為「儒教習俗」。

以孔子思想為中心的儒家文化向海外的傳播也並非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而早在十六世紀便在海外傳播。透過耶穌會士的書信和書刊的介紹和推介，歐洲的教士、貴族開始接觸孔子學說。耶穌會士柏應理在《中國的哲學家孔子》的序里推崇孔子的道德思想為：「無限崇高、但同時又是簡單、合理，來自自然理性中最純正的資源……從沒有一個脫離神默示的理性是如此發達和有力量的。」

隨著歐洲人對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以及當時中國社會的認識不斷增加，歐洲思想界出現了一場大辯論———孔子思想是不是無神論者。培爾認為孔子是無神論者，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茲認為孔子的思想是一種自然宗教，而基督教是神默示的宗教。歐洲人應該派遣傳教士到中國學習儒家思想。另一位在啟蒙運動中產生極大影響的哲學家伏爾泰認為自然神論在世界上傳播最為廣泛，在中國「佔有統治地位」。他認為中國人相信自然神論，並發展出一套「簡單、英明、莊嚴、免除了一切迷信與野蠻的制度」。他把孔子思想與中國沒有宗教壓迫聯繫起來。他說：「這個龐大帝國的法律與安寧建立在整體上最自然、最神聖的權力之中：孩子對父親的尊敬，除此之外，他們還有對道德祖師的敬仰，尤其是對孔夫子……他是古代聖賢，約生於基督教創世紀之前600年，是他教給了中國人美德。」

另一個震撼歐洲思想、學術界且與儒家思想有直接關係的是中國的科舉制度。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仍然處於中世紀的封建社會。不是貴族出身的人，唯有進入教會才有參與政治的機會。耶穌會士對中國的科舉制度詳加介紹並十分推崇，也得到歐洲極廣泛的注意，受到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讚歎。如伏爾泰和法國重農學派的魁奈。英國和法國最終採用了中國的方式，透過考試製度來選拔文官。

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歐洲的傳播為歐洲的現代思想先驅、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和歷史證據，他們得以藉此對歐洲羅馬教廷和封建國家排斥和壓迫異教、人民缺乏宗教信仰自由，政治權力的封建性、封閉性等弊端加以批判與攻擊。直接或間接動搖了基督教權威在政治和知識領域的地位，從而推動了歐洲現代的宗教向著世俗化的方向發展。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全球史里所產生過的巨大影響，不但歐洲人慢慢忘記，或者不承認，或者有意或無意貶低它的重要性，就是中國人自己亦對這段歷史的意義不理解。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通常只是從中西文化的交流、衝突來理解。

「五四」運動使儒家文化面臨滅頂之災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劃時代的思想文化分水嶺，代表著現代進步、科學、民主的價值思想徹底擊潰了「保守、落後」的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然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對於儒家文化和漢字的攻擊，基本上是繼承晚清西方傳教士的論點。晚清時期的西方傳教士已不再像明末來華的耶穌會士那樣對儒家文化充滿仰慕之情，他們來中國的唯一目的就是將被視為歐洲現代文明基礎的基督教在中國傳播。

甲午戰爭之後，歐洲傳教士認為中國之所以戰敗是因為沒有改變傳統。傳教士把宗教跟西方興盛視為一個因果關係的觀點影響了晚清的士人如康有為，他就認為中國有必要把儒家思想變成國家的宗教。

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建立共和政府的努力一再受到挫折，從袁世凱的恢復帝制到張勳復辟，中國人覺得守舊的傳統文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阻礙了現代國家的建立。於是在打倒孔家店、聲討吃人的禮教的聲音之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受到全面攻擊和揚棄。

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改革開放以前，儒家文化存在的三種社會形態都受到猛烈的攻擊。受到最大批判和攻擊的是「儒家倫理」和「儒教習俗」。陳獨秀認為儒家的倫理思想，尤其是家族觀念中的「孝」與西方民主制度所強調的個人自由是相阻的。其他的文學家透過小說、文章攻擊禮教、家族對個人自由的拘束，如魯迅「吃人的禮教」。儒家經籍更被用作攻擊儒家所重視的上古時代的聖王。顧頡剛、錢玄同等懷疑經籍里所記錄的古史是後世偽造的，《古史辯》的疑古學者努力對儒家文化所建立的歷史和文獻根據大肆攻擊。在胡適、錢玄同等人全盤西化的呼聲里，儒家文化在思想界面臨滅絕的命運。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科學、玄學之爭，只是那些維護儒家文化傳統的學者們無力的最後抵抗。

儒教習俗仍然強大而深廣

儘管儒學研究和儒家倫理兩種形態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受到攻擊和揚棄，但儒教習俗的存在比學者在報章、學術期刊上的口誅筆伐來得強大而深廣。如植根於儒家思想的家族制度，儘管吳虞、魯迅等人攻擊家族制度和禮教規範在文化生產的場域里取得了勝利，但在廣大的社會生活里，宗族和由宗族而衍生的家族意識、禮法觀念在很多地區一直維持到新中國建立以後，更延續到改革開放之前。改革開放之後仍有不少人在從事族譜的編修。在廣東仍然有宗族在祠堂舉行活動。而慎宗追遠的祭祖習俗，雖祭祖禮俗歷代不同，也有地域的差異，但「孝」與祭祖的價值觀念和習俗從沒有消失過。「孝」，在每一個華人家庭里長大的人心裡扎了根，成為各種感情中分量最重的一種精神力量。有些學者認為「孝」是「人類普遍存在的美德，未必就專指儒家道德」。這裡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人類任何情感的產生和表達方式都不是自然的，是因歷史文化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差異。基督教舊約聖經的十誡，其中也有誡命要求子女順從父母。但從基督教整體的教義來說，個人對神、對上帝的愛必須要超越對父母的愛，這與儒家文化的「孝」迥異。

儒教習俗作為一種習慣，一種風俗在海內外繼續存在。但大多數人對其思想價值來源缺乏知識層面上的認識，這種行為與思想上的斷裂是非常嚴重的。當代儒家文化復興的意義就在於儒家倫理開始被重新審視和討論。當代學者們討論的重點不是應不應該復興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是否能與現代社會接軌，而是辯論如何把儒家倫理作為引導政府政策，改變社會行為的理論根據。他們爭論的問題是恢復儒家文化的哪些觀念、哪些價值，以及如何推行它們。

復興儒學的實踐先驅

在香港提倡儒學的有兩個民間系統，一個是把孔子的思想作為一個宗教實踐來推廣的香港孔教學院，是康有為的弟子陳煥章於1930年創辦的。香港孔教學院舉辦了多次學術會議，對在海外推動儒學研究具有先驅的作用。另一個系統是一些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一批新中國成立後遷居到香港台灣的學者，如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在1958年發表了《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他們肯定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價值，指出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可以轉化及吸收科學、民主等現代西方文化價值。他們又透過新亞研究所來培養學生。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開始，杜維明開始努力倡導他們的哲學理論，奔走於美國及中國香港、台灣之間，後來又受到新加坡、中國內地各界的關注。杜維明所提倡的儒家文化強調「內聖」之學，即所謂內在超越。上述兩個系統強調的都是儒家文化的宗教性。

台灣在1960年成立了中華民國孔孟學會。該學會定期出版《孔孟學報》、《孔孟月刊》。編輯《孔孟月刊》的工作是由各大學中文系輪流主編。在台灣大學的哲學系、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系裡也開設儒學課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創辦的鵝湖學社亦為後來兩岸三地推動新儒學的研究做了很多的努力。

中國大陸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從經學、哲學、宗教角度來研究儒家文化的學者逐漸增多。楊伯峻的《論語譯註》和楊樹達的《論語疏證》分別在1980年和1983年出版。研究儒學較為著名的有李澤厚、匡亞明、張岱年、任繼愈等。

同時，中國政府在復興儒家文化方面亦慢慢開始提供資助。中國孔子基金會於1984年9月在谷牧指導下經中共中央批准在山東曲阜市成立。在谷牧的推動下，文化部又在1994年籌辦紀念孔子誕生2545周年紀念會的同時在北京召開了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成立大會」。1996年9月中國國務院批准在曲阜成立孔子研究院，十餘年來編撰出版了21卷1200 萬字的《20世紀儒學研究大系》，60餘卷1200萬字的《中華倫理範疇叢書》前十卷和《大哉孔子》、《中國儒學入門》等圖書。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在中國大陸對儒家文化的研究可以說是非常興盛的。憑藉全球化時代的信息和網路的便利，分散在兩岸三地的學者、機構得以聯合力量，交流經驗，造成「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未有的巨大的儒學復興運動。可是這個運動的根本動力並不是政治力量的介入，政治力量只是提供更多的資源。儒家文化復興的根源是來自海內外華人對於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認同，而他們認同的理由是因為孔子思想自身含有深邃的智慧和強大的適應性。（註：本文為3月12日在山東省圖書館與齊魯晚報舉辦的大眾講壇上演講的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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