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江津客――陳獨秀的晚年歲月

[提要]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南京局勢越來越危險，陳獨秀於1937年9月9日匆匆離開南京，14日抵達武漢，租住在華中大學校園後側一所舊式的四合院民房。」另據朱明（陳獨秀好友朱蘊山的長子）回憶：「當時曾有個德國人打電報到江津問候陳獨秀，國民黨特務即登門打聽電報內容。所謂「思想上孤立」，主要是指陳獨秀對一些問題的見解，比如他對戰後世界大勢的消極分析，在當時都被看作是「惡毒」的言論。因為他發表的文章不合時宜，因此他的文章在國民黨統治區遭到封殺。有的文章登了上篇，沒有下篇，有時乾脆開了個「天窗」。而且，陳獨秀的言論又受到中共方面的批判。同時，托派也對陳獨秀的立場進行指責。因此，某種意義上講，「陳獨秀後期的政治思想，在中國組織內找不到一個擁護者」，處於「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地。由於上述原因，陳獨秀雖然有時也在江津出席一些地方上的宴會，但在公開場合，他變得沉默了許多。據「一些老人回憶說，陳獨秀在宴會上很少言語，沉默寡言」。1940年3月5日，對陳獨秀具有知遇之恩的蔡元培先生在香港去世。聞聽老友謝世的噩耗，陳獨秀十分悲痛。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表達了這種感情：「弟前在金陵獄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無數傷痕中有增一傷痕矣！」陳獨秀提起手中的毛筆，撰寫了飽含感情的《蔡孑民先生逝世後感言》，發表於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報》。字裡行間充滿傷感情緒。據老友台靜農回憶，陳獨秀晚年的遺願是：「想寫兩部書：一是中國史，一是中國文字史。他在給我的信曾說：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所含烏煙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而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中國古史表）以遺同好，免完全散失也。」但未來得及完成，陳獨秀就因生活的折磨，離開了人世。在客居江津期間，陳獨秀一直受心臟病和高血壓等疾病的折磨。1942年5月初，陳獨秀聽人說有一個偏方：喝農村莊稼地里生長的蠶豆花熬的湯可以醫治高血壓。由於葯價太貴，為了省錢，潘蘭珍就去弄了一些蠶豆花，熬給陳獨秀喝。5月10日上午，陳獨秀喝了這種湯後，感到腹脹難受，一夜未能睡好。此後肚子時好時壞，5月17日在上廁所時，陳獨秀暈倒在地，蘇醒後渾身冒冷汗，並開始發燒。5月22日陳獨秀再次暈倒，經過搶救才蘇醒過來，但病情並沒有好轉，卻不斷加重。5月25日，陳獨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對一直陪伴自己的好友何之瑜說：「我要和你分別了，謝謝你照看我。」並囑咐自己的書稿和後事由何之瑜、三子陳松年等處理。5月26日，包惠僧的妻子來看望陳獨秀，包惠僧與陳獨秀在創建中國共產黨時期就相識，並成為忘年之交。在彌留之際，陳獨秀對包惠僧的妻子說：「要是惠僧來了多好啊！」聽到消息，包惠僧次日便從城裡趕來，但此時陳獨秀已處於昏迷之中。1942年5月27日晚上9時許，陳獨秀沒能睜開眼睛見一見專程從重慶趕來看望他的包惠僧，便離開了人世。對於陳獨秀的死，筆者以為，董退思的感言十分中肯深刻：「一般所謂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則富貴功名，生榮死哀；不成功者，死後亦往往有政府褒揚，社會追悼。陳先生無一於此，一生清苦，寂事以死，然而唯其如此，乃屬難能可貴，『獨』之一字，陳先生足以當之！滔滔天下，能有幾人？」《黨史縱覽》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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