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殖民者用結核菌武器屠殺印第安人

細菌武器也得到了使用。白人殖民者通過向印第安贈送帶菌毛毯的方式，在19世紀的北美大陸引起了天花的大流行，導致數以百萬計的死亡。加拿大西部，98%的印第安人口被消滅。

天主教寄宿學校的倖存者還敘述了在一次肺結核大流行中，學生們被迫與帶菌的孩子們一起玩耍和食宿。患病孩子的數目因此大幅度上升。

這些寄宿學校，大部分在1984之前被關閉。而最後一間直到1996年才關閉。

加文神父說，正是這些寄宿學校的殘害，是當今加拿大原住民不尋常的高的貧困率，自殺率，吸毒率的根本原因所在。

在1907年，當時的加拿大印第安事務管理部的醫療監察官，比特·布萊士醫生，在巡視過全國學校後，向政府提交了關於原住民學生們高達50%的死亡率的報告。但是，政府不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而且布萊士醫生立即被解僱。（以上材料來自葉哥《加拿大政府的種族清洗》，網址：http://bbs.cqzg.cn/thread-614553-1-1.html，訪問時間：2009年6月25日）

世界上的其他種族之中，還能找出學生死亡率達到50%的學校嗎？基督教徒和基督教會以及由基督徒組成的國家，為什麼要建設這樣的死亡集中營？曾經在1913-1932年間擔任過加拿大印第安事務部副部長的Duncan Campbell Scott的言論，對這些學校的目的進行了解說。

他說：「我們非常明白印第安兒童住在擁擠的寄宿學校里，他們會失去對疾病的抵抗力，使得他們承受比生活在他們村莊里高得多的死亡率。但這不成為我們改變政策的理由，因為我們部門的目標是達到印第安問題的終極解決。」

的確，印第安人學校肩負著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和文化滅絕的雙重責任。基督徒的愛不但很充沛，而且很徹底。

史密斯所批評的這個最缺乏愛的中國，何曾有過一所這樣的學校？在我的見識中，只有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由三兩位婦女所領導的孤兒院，在日本人飛機的轟炸聲中，學生的死亡率可以跟天主教所創辦的印第安人學校相比。當年的日本人，以東亞文明的代表自居，要將中國納入到大東亞共榮圈之中，於是就派飛機來將我們這個「最缺乏誠和愛」的國家炸個稀巴爛，以便賞給我們「共榮」之愛。

歷史的經驗表明，那些文明國家一愛上我們這些野蠻族群，我們就連熱愛自己的文化和生命的權利都沒有了。無論是日本人鐵蹄下的中國人，還是白人刀劍下的印第安人，都曾經用自己的家破人亡驗證過這條簡單的道理。

所幸的是，我們中國人在付出了血腥代價之後，終於退出了大東亞共榮圈，而苦難的印第安人，卻永遠無法退出白人的天堂。因為白人的天堂嚴嚴實實地籠罩在整個美洲大地的上方。

我並不是說白人裡面沒有具備愛心的人，加文神父和布萊士醫生就是那種具有正常的感知和良知的人。但是，他們在基督教組織中，在基督教政府中，都是受到解僱、撤職的異端人物。如果他們繼續表現他們的愛心，毫無疑問，等待他們的就是監禁和死亡。由此可見，史密斯極力標榜的基督教的愛心，究竟是什麼東西。

堪可慶幸的是，以殖民方式前來中國傳播愛心的史密斯及其兄弟姐妹，也像日本人一樣被我們這些「最缺乏誠和愛」的「野蠻」人種趕出了國門，否則我們除了重複印第安人的悲慘命運，又有多大的選擇空間呢？

幸好我們因為「最缺乏誠和愛」，內心一片麻木，跟史密斯所代表的那種邪惡的東西保持了距離，今天，我們才有條件嘗試從被殖民的傷痛中挺起脊樑來，才有條件嘗試復興我們自己的文化。

在知道史密斯的種族對待印第安人的「有組織的系統性滅絕」政策之後，再來重溫史密斯對於我們「最缺乏誠和愛」的批評，以及主動地用槍炮、用十字架、用天花毛毯、用結核菌、用鴉片、用掠奪、用抽血來表達愛心的美好意圖，我們只能佩服他們的滑稽能力的確舉世無雙。

對史密斯頗為崇拜的中國學者李景漢說，史密斯長著一副「天然有趣的面貌」，常常一邊佈道一邊雙手同時打著響指，一開口就「風趣橫生」，「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大演說家」。這麼一副肖像和作派，正好充當某一場滑稽演出舞台上的小丑。實際上，史密斯和大多數「愛」我們的傳教士，都是白種人五百年殖民史上的滑稽演員。只是因為我們被殖民者的槍炮嚇破了膽，一直跪在地上看戲，竟然把他們看作了天使。

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該是醜劇收場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