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孟買共識」與孰優孰劣？

什麼是「華盛頓共識」 （Washington Consensus），？簡單地說就是：「新自由主義，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美洲開發銀行）所制定，並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因上述三個國際銀行總部都在華盛頓，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代表美國經濟研究所出面邀請國際銀行組織和拉美國家對這些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進行研討，達成一定共識，因而稱作「華盛頓共識」。 隨後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其用意是指導拉美國家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其目的是為了擺脫拉美國家長達10餘年的通貨膨脹暴漲、債務危機爆發的經濟困難。而與此同時，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推翻社會主義的轉向巨變，「華盛頓共識」作為一種經濟政策也被廣泛的用於東歐國家經濟轉軌，甚至為了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直接轉變，放棄過渡和審慎政策，採用休克療法，造成市場和社會短期震蕩。由於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後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這一所謂「華盛頓共識」日益深入人心，在全球形成廣泛的社會影響。　　但是「華盛頓共識」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面前被砸的支離破碎。和「華盛頓共識」一樣，「北京共識」最初也是由一個人發起的。這次是喬舒亞?庫珀?雷默，2004年5月，年他發表了一篇誇張而雄心勃勃的長篇論文《「北京共識」：論中國實力的新物理學》。作為《時代》雜誌的前編輯，在論文發表之時，他是高盛集團約翰?桑頓辦公室主管合伙人，還是清華大學的教授。當時雷默在中國的專家中基本上還默默無名，但他立刻吸引了中國學者和官方的注意力，並在這片土地上捲起了一場風暴。提出當代經濟發展的「北京共識」概念。喬舒亞在論文中闡述說，中國的發展模式是一種適合中國國情和社會需要、尋求公正與高質增長的發展途徑。他把這種發展模式概括為「北京共識」，主要包括三方面內容：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其中，創新和試驗是「北京共識」的靈魂，強調解決問題應因事而異，靈活應對，不求統一標準。喬舒亞?庫珀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正在全世界產生漣漪效應。目前，中國已成為拉美和亞洲其他國家商品的重要進口國，中國的經濟增長成為世界鋼材、石油等市場的重要支撐力量。可以說，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講，支持中國的增長，就是支持自身的增長。這種情況使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利益形成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北京共識」並非僅限於經濟領域，還涉及政治、全球力量平衡等問題。喬舒亞?庫珀認為，中國一向採取睦鄰友好政策，主張通過廣泛接觸創造穩定的發展環境。例如，中國當前參與了４０多個亞洲區域性安全與經濟論壇。北有上海合作組織，南有東盟「１０＋３」等。 喬舒亞?庫珀認為，「北京共識」取代了盛行於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主張走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經濟發展道路，而這種模式在阿根廷等國的實踐結果表明存在嚴重問題。目前，主張創新、注重平等的「北京共識」受到了各國的廣泛關注。在拉莫看來，建立在「北京共識」基礎上的中國經驗具有普世價值，不少可供其他發展中國家參考，可算是一些落後國家如何尋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拉莫對於「中國經驗」的概括未必準確，其「北京共識」也未必能夠得到人們共識，在今後的探討中存在著極大的被替換或補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創立的「北京共識」一詞卻有很大的可能存續下來，並被不斷地熱烈討論，日益成熟和完善，成為全球既不認同計劃經濟，又不接受「華盛頓共識」，而是試圖探索「另一條道路」的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一面思想旗幟。現在又冒出一個「孟買共識」。美國《時代》周刊網站10月29日文章原題：印中比較：哪個是發展中國家的最佳典（作者邁克爾?舒曼）舒曼提出：在減輕貧困、建設工業、創造就業機會，以及把經濟實力轉變成政治實力方面，中國都創造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紀錄。中國的崛起讓西方懷疑其所珍視的民主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原則是否還站得住腳。一些人於是認為，中國倚重國家的、半市場性的經濟——即 「國家資本主義」——比較適合於滿足現代世界的需要。建立在專註於自由市場和自由競爭基礎上的「華盛頓共識」正在被「北京共識」所取代。但是，北京共識是否真的是窮國有效的模式呢？奧巴馬的經濟政策助理拉里?薩默斯在最近一次演講中提出，印度的政治經濟模式——他稱之為「孟買共識」——可能會最終取得勝利。所謂「孟買共識」與「北京共識」的比較，某些西方人把著眼點放在何處是值得人們注意的。薩默斯認為：「到了2040年的時候，「孟買共識」將會最終戰勝「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他認為「孟買共識」是既不同於過時的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思想（「華盛頓共識」），也不同於不會取得持久成功的專職資本主義思想（「北京共識」），是所謂建立在民主發展式國家的思想基礎上的，不是受到從重商主義角度重視出口，而是受到以人為本地注重提高消費水平和擴大中產階級的推動。印度與中國經濟相比的優勢在於：中國在經濟增長方面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因而需要加強私人消費的作用，以使經濟增長較為均衡。印度已經達到中國想要達到的水平。與中國經濟相比，在印度經濟中，消費發揮著大得多的作用。因此，印度無須實行讓全球經濟變得扭曲的政策。事實上，印度從世界其餘國家購買的東西要比賣出的多。印度的經濟增長受國際經濟衝擊的程度要小得多。」「民主。最使我感到煩惱的就是不得不傾聽稱讚中國民主集中主義政治制度的無稽之談，尤其是如果發言的是並不生活在這種制度下的西方人。許多企業家都認為，中國的民主集中主義一直是經濟快速增長背後的一個必要因素。但印度鬧哄哄的民主制度在過去20年里創造了世界上經濟增長的最佳紀錄之一——並在此過程中維護了人民的公民自由。」這個共識、那個共識，歸根結底還是要看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綜合國力提高、環境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有幫助。我注意到，薩默斯之所以推崇「孟買共識」最主要的原因竟然是經濟以外的因素，即印度鬧哄哄的民主制度所創造的奇蹟。但是我認為，薩默斯先生的觀點有點過於幼稚，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誠然，「北京共識」在帶來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一些消極因素，具體原因我就不在這裡分析了。但是他現在就把未來三十年內，究竟那個共識能夠走上成功之路，結論下得未免有點過早。他忽視了最重要的一點：這就是中國人民的智慧、想像力和創造力。中國現在的執政黨共產黨已經明確宣布：未來五年，中國經濟發展要擺脫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把著眼點放在拉動內需和提高勞動者收入方面。中國經濟之所以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既有其內在強勁動力和需求，也有政府自身在發現問題以後的不斷修正和矯正，他用靜態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忽視了中國政府為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而採取的應對政策和措施，難免會陷入盲人摸象的可笑境地。我認為中國只要按照正確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夠取得最終成功！讓歷史來檢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