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雷峰塔下的張愛玲

　　張愛玲（1920-1995）研究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顯學。近年隨著舊作不斷出土，張的文名與時俱進，各種相關著作也層出不窮。但其中有一個面向仍然沒有得到充分探討：那就是張愛玲一生不斷重寫、刪改舊作的傾向。她跨越不同文類，兼用中英雙語，就特定的題材再三琢磨，幾乎到了樂此不疲的地步。因此所呈現出一種重複、迴旋、衍生的衝動，形成張愛玲創作的最大特色之一。

　　二○○九年，張愛玲的兩部英文小說《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和《易經》（The Book of Change）重被發現，經過整理，在二○一○年問世。這兩部小說皆寫於張愛玲初抵美國的五○年代中後期。兩部小說都有濃厚自傳色彩，也為張愛玲反覆改寫（revision）與雙語書寫（bilingualism）的美學提供最佳範例。張愛玲對自己生命故事的呈現無時或已；從散文到小說到圖象、從自傳式的喁喁私語到戲劇化的昭告天下、從中文到英文都多所嘗試。正是在這兩部新發現的英文小說中，我們得以一窺她種種書寫（和重寫）間的關聯。兩部小說的題目，一則指涉中國民間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傳奇，另一則取法中國古典玄奧晦澀的《易經》，似乎也暗示張愛玲有心要將她的創作融入更為寬廣的歷史想像和時間輪迴。

　　通過對這兩部小說及其它文本的比較閱讀，本文將就以下三個方面作出進一步觀察。

　　1、相對於寫實／現實主義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形式，張愛玲反其道而行。她穿越修辭、文類、以及語言的界限，以重複書寫發展出一種特殊的美學。這一美學強調「衍生」（derivation）而非「揭示」（revelation）；突出「迴旋」（in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2、透過對自身故事的多重敘述，張愛玲以重複枝蔓的形式顛覆傳統家族歷史的大敘事（master narrative）。她的記憶不斷節外生枝，瓦解了「過去」獨一無二的假設。更重要的，通過書寫，她化記憶為技藝，也重塑過往吉光片羽的存在與形式。

　　3、張愛玲創作中迴旋、衍生的傾向也帶出了一種獨特的（文學）史觀。這一方面她的前例是《海上花列傳》（1894）與《紅樓夢》（1792）。張的史觀促使我們思考她後四十年的創作其實不只限於她以各種形式重寫的自傳故事，也同時包括另外兩項計畫：一是將吳語的《海上花列傳》翻譯為國語，再翻譯成英文；另外則是通過細讀文本、文獻考證以及傳記研究的方式參詳《紅樓夢》。

　　二十世紀文學的典範以革命和啟蒙是尚。嚴守這一典範的作家和批評家自然不會認同張愛玲的創作意念和實踐。但我以為她的寫作其實是以一種「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ctic）方式體現歷史的複雜面，也為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性的考察，提出發人深省的觀點。

　　一、

　　一九三八年，上海的英文報紙Shanghai Evening Post（《大美晚報》）上刊登了一篇題為〈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的文章（注1），作者是一位十八歲的中國女孩，名叫Eileen Chang（張愛玲）。在這篇文章中，張愛玲描述自己在一個衰敗的貴族之家成長的點滴，她與父親和繼母的緊張關係，以及曾被父親禁閉在家中一個空屋裡的經歷。期間她患了傷寒，因為沒有及時用藥而幾乎送命。最後她在奶媽的幫助下得以逃脫。

　　這篇文章是張愛玲初試啼聲之作，也預告了二十世紀中國天才女作家的登場（注2）。歷史的後見之明告訴我們，張愛玲未來寫作生涯中揮之不去的主題已然在此出現：像頹靡的家族關係、充滿創傷的童年記憶、以及對艷異風格的迷戀等。這篇英文文章同時也預示張愛玲穿梭於雙語之間的寫作習慣。〈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發表六年以後有了中文版本〈私語〉（1944）。同一時期的其它中文文章如〈童言無忌〉也有所印證。到了一九五○年代後期，這些文字統統化為了她的英文小說《易經》的素材。（注3）

　　《雷峰塔》原是《易經》的第一部分，後來卻被張愛玲取出獨立成書。在撰寫英文《易經》的過程中，張已經開始構思寫作它的中文版。這便是張一九七六年大致完成、卻積延不發的《小團圓》。此書遲至二○○九年方才出版。

　　從散文到小說、從自傳性的「流言」到戲劇化的告白，穿梭於中英文之間的張愛玲幾乎用整個一生反覆講述〈What a Life！〉的故事。但就她重複書寫與雙語書寫的美學而言，這遠非唯一例證（注4）。

　　從《十八春》（1950）到《半生緣》（1968），從英文的〈Stale Mates： A Short Story Set in the Time When Love Came to China〉（1956）到中文的〈五四遺事〉（1958），（注5）都是如此。我已在別處討論過張愛玲的英文小說The Rouge of the North（1967）的多個分身（注6）：一九四三年張創作了中篇小說《金鎖記》，五○年代將其翻譯為英文，並在一九五六年擴充為長篇小說Pink Tears。Pink Tears經過六○年代的多次重寫，最後以The Rouge of the North的面貌問世。同時，她又將The Rouge of the North題為《怨女》，譯回了中文。就這樣，在二十四年的時間裡，張愛玲用兩種語言至少寫了六遍《金鎖記》（注7）。

　　我們可以將張愛玲的重寫習慣歸結為一種佛洛伊德式的衝動；藉著一再回到童年創傷的現場，她試圖克服創傷所帶來的原初震撼。我們也可以將她故事的多個版本解讀為她對「家庭羅曼史」的多重敘述；對過往瑣事每一次的改寫都是詮釋學的實踐。另一方面，張愛玲重複疊加的寫作也不妨看作是種女性主義訴求，用以挑戰父權社會主導的大敘事。張彷佛不再能相信她所置身的語境。通過對語言、文類的反覆跨越，她消解了父權社會號稱說一不二的話語。她將英文和中文視為同等傳播媒介，因為理解她的生存環境既已疏離隔膜如此，在傳達人我關係的（不）可能性時，異國語言未必亞於母語。這也使得她的雙語書寫更具有辯證性。

　　總而言之，對於張愛玲來說，重寫既是袪魅的儀式，也是難以擺脫的詛咒。儘管寫實／現實主義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主流形式，張愛玲穿越修辭、文類以及語言界限的重複書寫卻孕育出一種特殊的創作觀。她的寫作不求「重現」（represent）而只是「揣摩」（approximate）過往經驗；它深入記憶的洞穴，每下一層甬道， 就投下不一樣的光亮。更重要的是，通過寫作，記憶轉化為技藝：藉由回憶，過往的吉光片羽有了重組的可能，並浮現種種耐人尋味的形式。書寫與重寫是探索性的藝術。追憶似水年華並非只是宣洩和耽溺，新的、創造性的歡愉（和痛苦）也隨之而生。

　　張愛玲是抗戰上海淪陷時期最受歡迎的作家。在一個愛國文學和宣傳口號大行其道的時代，她用小說和散文（包括中文和英文）描繪歷史的偶然與人性的脆弱，並以此大受歡迎。她的離經叛道還體現在她與胡蘭成（1906-1981）的短暫婚姻上；胡是個新舊夾縫之間的文人，其時依附南京傀儡政權。由於張愛玲的政治立場曖昧，寫作風格特立獨行，戰後頗受到同行抵制。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後，她更被排擠到文壇邊緣。

　　一九五二年，張愛玲離開大陸。在她滯留香港的三年間，她寫作出了兩本英文小說《秧歌》（The Rice Sprout Song）和《赤地之戀》（Naked Earth）。一九五五年，張愛玲移居美國。為了持續寫作事業以及生活需要，她決定以英文創作。一九五六年，她完成了Pink Tears，一年後又開始了另一個計畫。從張愛玲和老友宋氏夫婦——即宋淇和鄺文美——的通信來看，這個新計畫將以她的個人經歷為藍本，從孩提時期寫到與胡蘭成相戀（注8）。

　　張愛玲在一九六一年提及了這一作品的名字：《易經》（The Book of Change）。之後她似嫌這部小說太長，希望分冊出版。到了一九六三年，小說的前半部分被命名為《雷峰塔》（The Fall of the Pagoda）。

　　如上所述，張愛玲出版英文作品的經驗頗為曲折。Pink Tears經歷了數次修改，直到以The Rough of the North為名方才出版。《易經》和《雷峰塔》的命運甚至較Pink Tears更不順利。在一九六四年張愛玲給宋淇的信中，她談到屢遭退稿，挫敗的感覺與日俱增；與此同時，她也發現越來越難按最初的設想完成這部作品。依目前所見，《易經》的最終版本根本未觸及張胡之戀，它只講述了張愛玲在香港的學生時代（1939-42），以珍珠港事變、香港淪陷後張愛玲返回上海為結局。

　　一九六四年之後，張愛玲似乎全盤放棄了出版《易經》的希望，但顯然對她未完成的計畫念茲在茲。她繼續寫作，而這一次用了中文。十多年後，《小團圓》的初稿完成。張愛玲曾期待這部《易經》的中文（延伸）版面世，以交代前半生的一切，然而事與願違，《易經》和《小團圓》都未能在張愛玲生前出版。

　　我們現在可以回到《雷峰塔》。我們要問，相對於它的前後分身，像〈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私語〉以及《小團圓》等，這本小說的意義何在。小說中的主人翁名叫琵琶（Lute），也是張愛玲的自我投射。全書以她四歲那年目送母親露（Dew）與姑姑珊瑚（Coral）出國赴歐為開端，講述了她童年成長的各個階段，一直到她與父親和繼母大吵一架後，被禁閉起來幾乎送命。在保姆何干（Dry Ho）的幫助下，琵琶最後脫逃，寄居已經離婚的母親處。最後她準備負笈海外、何干告老退休。小說在兩人道別聲中戛然而止。

　　對於熟悉張愛玲早期作品的讀者來說，這些內容全都似曾相識。小說主要源自〈私語〉和張愛玲其它的描述童年及青少年時期的文字，在人物和情節方面的改動微乎其微。然而，《雷峰塔》畢竟不僅僅是張愛玲早期自傳式散文的小說化。〈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寫於少女張愛玲劫後餘生之際，不啻是對自己所遭受的家庭虐待的控訴。〈私語〉時期的張則已是戰時上海文壇新星，筆下充滿著將身世現身說法的表演衝動。到了寫作《雷峰塔》的時候，她已遠離家國、自我放逐。當年那些創傷已經過了二十年，自然拉開了時空和情感上的距離。當然，《雷峰塔》的寫作也不乏其它動機。張的母親在一九五七年去世，同年她開始了這部小說的寫作；她的父親則已早在四年前故去。因此，《雷峰塔》不妨視作張愛玲在脫離父母陰翳，重獲（小說創作）自由之後，開始講述家族故事的第一步嘗試。

　　就文學形式而言，《雷峰塔》從一個「風尚喜劇」（comedy of manners）逐漸演化為「哥德式的驚悚小說」（gothic thriller）。琵琶的父親榆溪（Elm Brook）與母親露皆出身於名門望族，自小訂親卻婚姻失和。榆溪的妹妹珊瑚倒成了露的密友；她們結伴遊歷歐洲，並在與榆溪決裂這件事上結成了同盟。琵琶的家族各房名為獨立卻又互相影響，衍生出盤根錯節的關係網路。小說幾乎是以人類學式的姿態描寫這些關係，不免使人想起《金瓶梅》以及張愛玲最為鍾愛的《紅樓夢》。

　　但張愛玲也敏銳地意識到，那烘托《金瓶梅》、《紅樓夢》的家族關係、使之成為傳奇的時代早已一去不返。琵琶所面臨的只有矛盾和畸變。在迷離的鴉片煙味中，這個家庭一方面沉浸在往日的風光里，另一方面卻又勇於追求汽車電影這些洋玩意。無論如何，揮之不去的是荒涼和頹廢。琵琶的父親縱情聲色，母親則迫不及待地要成為新時代的娜拉。兩人有志一同的揮霍祖產，孩子成為他們最後的紐帶。小說所鋪陳的時代其實充滿歷史動蕩，十月革命、滿洲國成立、抗日戰爭這些事件就發生在他們的周遭，但卻不能激起任何漣漪；內部的腐朽已經讓這個家庭麻木不仁了。

　　張愛玲以嘲弄卻也不乏同情的眼光看待筆下人物，但對他們居然還洋洋自得的一面則極盡諷刺之能事。榆溪與其它家族男性成員的故步自封誠然可笑，露和珊瑚的立志成為新女性也顯露著過猶不及的怪態。當張寫到露拖著解放小腳英勇地游泳滑雪，或榆溪和琵琶的繼母榮珠（Honor Pearl）異想天開、在家中荒廢的花園養鵝營生時，是要讀者莞爾之餘又不免唏噓的。

　　琵琶的繼母榮珠性格陰晴不定，從進門起就對琵琶懷有敵意。在繼母的操弄下，琵琶發現父親和弟弟都和她日益疏遠；當她被迫穿著繼母的舊衣服上學時，她感到前所未有的屈辱——這是她日後難以忘懷的創傷之一。露在戰爭爆發後回到上海，琵琶和母親住了一陣，這又成為榮珠找碴的口實。接下來便是我們熟知的情節：琵琶被父親暴打一頓後關了起來；她差點死於肺炎，終於僥倖脫逃。

　　讀者會發現怪誕小說的基本要素在此幾乎無一不備，象是鬼影幢幢的大宅與夢魘般的監禁，柔弱的女孩與邪惡的繼母等等。但即使在最危險的關頭，張愛玲的敘述仍然保持了一層疏離感。這層疏離感既是她的英文行文風格使然，也得之於事過境遷多年後產生的情感距離。比起張的親身經歷，小說在情節上多了一層轉折。琵琶逃離父親的家後，她的弟弟陵成為下一個犧牲，死於肺結核。這是《雷峰塔》與張愛玲其它中文自傳作品最顯著的不同之處。無論如何，（虛構的）兄弟的死亡證明了張愛玲作為小說作者的權力，彷佛不看到琵琶（或張自己）的弟弟——也是家族最後一位男性傳人——死去，不足以說明家庭創傷對她是如何的刻骨銘心。

　　在小說結尾，琵琶有了出國留學的機會。熟悉張愛玲早期作品的讀者當然知道這是一個虛妄的希望，因為更多的考驗將要降臨到琵琶身上。戰爭爆發了，任何期待都註定落空，這也是張愛玲在《易經》中將要闡述的主題。因此，《雷峰塔》最後一章的開頭充滿了暗示：「琵琶總是丟三落四的。」的確，這一聚焦於「失去」的場景不啻是整部小說的隱喻。琵琶的故事其實是一個關於「失去」的故事：失去天真，失去童年，失去父親、家庭，尤其是失去母親。小她與母親告別開始，以與作為母親替身的奶媽告別結束。張以此為一部中國女性「成長小說」（Bildungroman）寫下令人心碎的句點。

　　（※更多內容請見印刻雜誌86期十月號）

　　作者簡介：王德威

　　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二○○四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眾聲喧嘩：三○與八○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現代中國小說十講》、《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後遺民寫作》、《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