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我們有過各種創傷，但我們今天應該快活

若世界真還公平，他的文章應當說比幾個大師都還認真而有深度，有思想也有文才！「大器晚成」，古人早已言之。最可愛還是態度，「寵辱不驚」！

——沈從文

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閱讀時開窗就能聞見江南的荷香。

——馮唐

他帶給文壇溫暖、快樂和不凡的趣味。

——鐵凝

人物誌·汪曾祺

壹

1920年，正月十五，中國傳統的元宵佳節，汪曾祺出生在一個詩書禮儀之家。

追溯到曾祖汪恆曾是前朝的貢生，祖父汪嘉勛因為文章出色曾中過前朝拔貢，而父親也是讀書人。

祖父汪嘉勛甚是喜歡這個孩子，怕汪曾祺活不長久，替他認了好幾個乾媽，在當地的和尚廟，道士觀里都記了名，也因此得了個很可愛的法號叫「海鰲」。

1923年，年僅3歲的汪曾祺便失去了母親。

生母楊氏肺病加重，汪曾祺跟著父親四處尋醫，但仍然沒有挽回母親的性命。

失去母親，無論是與誰而言都是莫大的悲傷，尤其是對於剛剛三歲的孩子而言，更是殘忍。

回憶起這段往事，先生沒有敘述求醫路上的旅途勞頓對於一個孩子的辛苦，也沒有敘述父親的過早離世對於自己的負面影響，只是用淡淡的口吻寫到：

「另外我還記得父親雇一隻船陪著她去淮城去就醫，我是隨船去的。還記得小船中途停泊時，父親在船頭釣魚，我記得船艙里掛了好多大頭菜。我一直記得大頭菜的氣味。」

先生沒有忘記母親，就像一直銘記在心裡的大頭菜的氣味。

汪曾祺先生筆下的童年是非常美好的，他有一個絕頂聰明的父親：

他會畫畫、會刻圖章、會擺弄各種樂器......他會養蟋蟀、養金鈴子、養花種草，他會帶著孩子放風箏。

父親也總是把汪曾祺當朋友一樣看待：

他會配合著兒子汪曾祺唱京戲，喝酒時給兒子也倒上一杯，抽煙時也給他分上一支，而且總是先給他點火，汪曾祺在十七歲初戀時寫情書，父親還會在一邊出謀劃策。

並且在生母去世之後，父親會帶著他睡覺，他因此會半夜醒來一直笑。

1925年，父親汪菊生娶了任氏為妻。

汪曾祺很同情繼母。他會因為任氏的嫁妝少，懷疑繼母出門前在家不受鍾愛，也會因為冬天歸寧省親是只穿灰鼠的皮襖，怕她冷，可憐他的繼母，愛她。

▲汪曾祺與未婚妻師松卿合影

貳

1939年，因為仰慕沈從文（時任西南聯大國文系副教授），汪曾祺報考了西南聯大中文系並順利地被錄取。

彼時的中國，大部分領土淪陷，國情危在旦夕。

西南聯大雖然在雲南昆明，但也免不了遭受著戰爭的威脅，遭受著炮火的攻擊。

正所謂偌大的中國，已容不下一張安靜讀書的書桌。

汪曾祺所在的西南聯大也是如此，要時刻防備著敵人的空襲，準備「跑警報」。

但先生筆下沒有紛亂，沒有緊張，沒有血肉橫飛，甚至沒有一絲絲的緊張和惶恐，有的只是悠閑、自在和淡然：

聯大同學跑警報時，成雙作對的很多。空襲警報一響，男的就在新校舍的路邊等著，有時還提著一袋點心吃食，寶珠梨、花生米……待他等的女同學來了——

「嗨！」

於是欣然並肩走出新校舍的後門。

跑警報說不上是同生死，共患難，但隱隱約約有那麼一點危險感，和看電影、遛翠湖時不同。

這一點危險感使兩方的關係更加親近了。

女同學樂於有人伺侯，男同學也正好殷勤照顧，表現一點騎士風度。

正如孫悟空在高老莊所說：一來醫得眼好，二來又照顧了郎中，這是湊四合六的買賣。

從這點來說，跑警報是頗為羅曼蒂克的。

當然，有戀愛，就有三角，有失戀。

跑警報的「對兒」並非總是固定的，有時一方被另一方「甩」了，兩人「吹」了，「對兒」就要重新組合。

聯大同學也有不跑警報的，據我所知，就有兩人。

一個是女同學，姓羅。一有警報，她就洗頭。別人都走了，鍋爐房的熱水沒人用，她可以敞開來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

另一個是一位廣東同學，姓鄭。他愛吃蓮子。一有警報，他就用一個大漱口缸到鍋爐火口上去煮蓮子。警報解除了，他的蓮子也爛了。有一次日本飛機炸了聯大，昆明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彈，這位鄭老兄聽著炸彈乒乒乓乓在不遠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圖書館旁的鍋爐上神色不動地攪和他的冰糖蓮子。

《論語》中曾記載：孔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汪曾祺筆下的西南聯大的師生，才華橫溢，在戰亂的年代裡，極具個性，有點固執，有點迂腐，有點天真，有點浪漫，率性而為，有著自古文人的風骨與氣度。

是戰爭，當然會有硝煙瀰漫，會有人仰馬翻，會有人死離別會有驚慌失措。

但汪曾祺留在心中的是斜陽古道上唱著呈貢調子的馬鍋頭，是馬鍋頭鞋幫上的繡花，是「一擊鐵片，丁的一聲，一塊糖就震裂下來了」的「丁丁糖」，是「個大皮薄仁飽」的松子，是有著古風的碑文，是「松樹上面藍得要滴下來的天空」……

這種「不在乎」的精神恰恰是中國文化傳承多年「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精神內涵。

無論情勢多麼緊急，汪曾祺的內心像極了無數的仁人志士，都是平靜而從容、強大而美好的，是侵略者不可戰勝的。

▲西南聯大中文系全體師生在教室前合影

叄

1944年，剛剛畢業的汪曾祺，本想著像自己的老師一樣，憑藉著手中一支筆，在文壇闖出屬於自己的一番天地，但求職屢屢受挫。

向家裡連寫了多封求助信，但也都「燭照清瑩，如月如壁了」，而那些和睦善良的熟人和朋友也都以愛莫能助拒絕了他。

此時的他住在了一間不到五平方米的小屋子裡，屋子裡只有一張三屜桌，一個方凳，牆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幾本舊書，可謂家徒四壁。

汪曾祺白天在桌上寫文章，晚上裹一床舊棉絮，連鋪帶蓋地蜷縮在三屜桌上。

還要時不時忍受飢餓帶來的痛苦。

但在回憶中，汪曾祺的昆明這段日子卻變得有滋有味：

東月樓的鍋貼烏魚，東月樓的醬雞腿，映時春的油淋雞、雪花蛋；

清清純純的汽鍋雞，恰到好處的過橋米線，小西門馬家牛肉館，護國路白湯羊肉，奎光閣面點，玉溪街蒸菜；

以及各式各色的點心和小吃：火腿月餅，破酥包子，玉米粑粑，洋芋粑粑，摩登粑粑；

昆明有特色的水果也是如數家珍，寶珠梨、宜良石榴，火炭梅，糖炒栗子......

每一樣，汪曾祺都寫的頭頭是道，彷彿昆明是一位老饕的尋味之旅，泡著茶，嘗百味，談人生，全然沒有潦倒困頓的模樣。

1946年，全面內戰爆發，身處昆明的汪曾祺，因為恩師聞一多先生被刺殺，被迫離開，周轉多地，在鎮江和正在避難的家人相見。

因為謀求工作的緣故，父親汪菊生帶他拜見了當時紅極一時的小姑爹崔錫麟。

結果這位國民黨的高官當面斥責了汪曾祺，說大家子弟不應該跟在朱自清、聞一多後面搞什麼政治，而應當繼承祖業、興旺家業。

汪曾祺憤懣不平，之後再也沒有登門。

而後，滯留上海多日，尋找工作無果。

一時間，畢業之後的鬱悶之情籠罩著汪曾祺，一度想到了自殺。

彼時，恩師沈從文把汪曾祺從死亡的深淵拉了出來，他在信中用嚴厲的語氣告誡汪曾祺：「為了一時的困難，就這樣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殺，真是沒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

「你手中有一支筆，怕什麼！」

這幾乎成了汪曾祺之後一生的信念。

▲汪曾祺與沈從文

肆

1957年，全國性的整風運動（主要是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也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了汪曾祺。

在單位領導的再三勸說和命令下，汪曾祺寫了一篇《惶惑》謹慎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我願意是個瘋子，可以不感覺自己的痛苦... ...我愛我的國家，並且也愛黨，否則，我就會做到樹下去抽煙，去看天上的白雲。」

但就這樣一份謹小慎微的報告還是給汪曾祺帶來了嚴重的後果——

1958年夏天，汪曾祺正常上班，因為系統內「右派」指標不夠，汪曾祺「補課」成為右派。

鬥爭來勢洶洶，大字報貼滿了單位過道，理由是那篇《惶惑》借提意見為由藉機攻擊黨和領導。

沒有任何申辯的機會，汪曾祺被劃入了「右派」，批判會一開再開。

「我規規矩矩地聽著，記錄下這些發言，這些發言我已經完全都忘了，便是當時也沒有記住，因為我覺得這好像不是說的我，是說的另外一個別的人，或者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設的、虛空的對象。」

日後回想起來，汪曾祺還是會忍不住哭出聲來。

當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著：

「我的事情自己負責，與黨無關」。

「後來又有一點後怕，我認為這樣的做法還是和黨抗拒。」

汪曾祺之所以後怕不是沒有理由，且不說被劃成右派會遭受到的精神上的迫害，還可能會遭受無法預料的肉體和精神上的摧殘。

若干年後，他曾模模糊糊提到自己參加土改下鄉的一件事情——

村裡一個地主在工作組進村後害怕鬥爭自殺了。

「那方式很特別，使用一根扎腿的腿帶，拴在竹床的欄杆上，勒住脖子，躺著，死了。」

汪曾祺對這件事毫無經驗，工作組的另一個曾經組織過游擊隊的和尚卻「十分老練」地左右開弓打了地主兩個大嘴巴，說：

「埋了」。

▲《沙家浜》演員合影

伍

1958年，在下放之前，汪曾祺先在十三陵從事勞動強度巨大的修水庫工作；

之後又在西山八大處為出口大蔥裝箱；

而後有趣了西山刨坑種樹；

後來便被下放到張家口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從事起豬圈、刨凍糞的臟活重活。

老汪幹活不藏奸，跟群眾關係好。

而且，他還是個文藝骨幹，能寫能畫還會唱。

總之，「人性不錯」。

下放一年多，所領導就宣布摘掉了他的右派帽子。

考慮到才下放一年，時間太短，就留在農科所協助工作。

主要任務是在沽源的馬鈴薯研究站畫「馬鈴薯圖譜」。老汪自己說：

這段生涯自由而愉快，沒有領導，不用開會，每天自我管理，開花的時候畫花，結實的時候畫實，每天到田裡掐一把花來對著描畫，「坐對一叢花，眸子炯如虎。」

畫完馬鈴薯，薯塊就再無用處，於是隨手埋進牛糞火里，烤烤吃掉，這份差事相當不壞了——想想那是什麼年份啊？1961年。

正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

現實農場的生活絕沒有他可以和兒子汪朗用拼音寫信那般快樂，個中甘苦，怕是只有自己知曉，隨遇而安也只是當時最好的選擇而已。

其實當時的社會生態從以農場生活為背景的《黃油烙餅》就可見一斑——

裡面的兒童蕭勝，在奶奶死後被父親接到張家口之外的馬鈴薯研究站，雖然挨餓，總還有馬鈴薯和紅高粱餅子吃。

終於有一天，蕭勝吃上了奶奶生前捨不得吃的黃油烙餅，兒童一下子醒悟了：奶奶是餓死的。

1966年，文革剛開始，汪曾祺便是第一批被揪出來的。

作為北京京劇院里的「黑爪牙」、「小鄧拓」，連同馬連良、趙燕俠、袁世海等大師級的「反動權威」、「戲霸」一起，被押上街頭遊街示眾。

之後關押進了「牛棚」，進行勞動改造，交代自己「老右派」的問題。

因緣巧合，被江青賞識，因為樣板戲《沙家浜》的出色改編，成為了江青的「御用文人」。

一般人看來汪曾祺是難得的幸運者，畢竟相較於大多數的文人，他依然可以創作，依然可以快意的活著。

但就像老汪說：在「控制使用」的壓力下搞創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這又不是可以和他人訴說的清楚的，也不是他人可以明白的。

1978年，因為「十年文革時期」受到江青的重用，汪曾祺成為了得「說清楚」對象，被中央成立的專案組重點審查，被迫寫了十七萬字的檢查材料，遭受著社會各界的非議和壓力，這無疑對老汪而言又是一場殘酷的批判。

1979年，汪曾祺終獲平反。有人問他：這些年是怎麼過來的？汪老回答：隨遇而安。

▲工作中的汪曾祺

陸

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傷痕文學、朦朧詩派流行正盛。

汪曾祺《受戒》一文清新脫俗，一鳴驚人。

自此一個恬淡脫俗的汪曾祺形象伴隨著他筆下靜謐美好的江南水鄉，清新淡然的日常生活，像糖衣炮彈一樣呈現在了讀者的面前。

先生晚年的文章避重就輕，期間不可謂不蘊藏著大智慧。

恰似新中國一樣，歷經百年的動蕩和波折，慢慢走上平穩。

這個國家在過去的時間裡遭受了太多的苦難，也或多多少地積攢了些許的戾氣，已經經不起更多的往傷口撒鹽的事情，這個國家應該向前看。

而先生實現了用一隻筆，跨過困難，走過艱險，於創傷中發現美，溫暖著曾受傷的心靈。

真可謂「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先生出生民國時期，一生經歷過各種動亂，幼年喪母，讀書之時又逢國家動亂，畢業後也一度求職碰壁，想到過自殺，建國之後，又被錯劃入右派，遭受多次批鬥。

於先生而言，他不可能不懂時代的殘酷，但卻用溫暖的筆法描述著自己的記憶：

家境殷實，自小衣食無憂，父母疼愛，長大後也算的上一番風順，品美食，走四方，好不愜意。畢竟環境不可以選擇，但快樂向上的心境確是自己決定的。

-END-

文章系原創，轉載請聯繫肆年ForYou!

上海辦公室裝修辦公室設計公司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