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

2012-09-22 21:59:24 　　來自: 夫子 (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 經學歷史的評論

4 　　近日學習愈發的意識到引導的重要性，讀一本書有導論，治一門學亦有其引導學者入境之書目，切不可憑一己拙見埋頭書中。而要旨則在尋得一本真正將金針度人之書，而非僅「綉出鴛鴦從君看」，讓你徒發嘆羨之情，到頭來一頭霧水。而學界險惡，誰又肯將積年所得之靈犀之處輕易點與你，因此學者大都喜歡拈花微笑故弄玄虛，你要不明白，還落得個慧根不夠，如此恍恍惚惚，無疑浪費光陰。　　　　　　另一所得則在於，歷史學之教學，必定不是歷史事件的串聯，而是心中已經有一個價值判斷，史學之所以被列為乙部之學，定有其道理。漸漸感覺唯有立足吾國自春秋以降之西漢漢儒精神，依照這個脈絡貫通於事件中間，才能將歷史大義講出，才不致使得史學淪為史料，此大抵也是今文學者治春秋法，微言大義，自然心中有一理路，任何歷史事件即是圍繞此理路運轉得以闡釋，因此，治經應為學者第一要務。史學有兩頭，另一頭則是史料運用，或曰文獻訓詁學，這亦固然重要，然而不應混淆於前者，尤其是將來授人以學，切不可執著史料細節之賣弄，作「綉出鴛鴦」之事。　　　　　　 　　《三國志》里董昭上疏提到末流之弊端：「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可見，末流之際所顯現的徵兆是同樣的。　　　　　　如今，國人正是如此，當政者已不去提倡經典的閱讀。背誦指定文本，即能獲得分數、獲得學歷、獲得體制內的承認。這無疑是一種迫害，而迫害者終僅將所遭受的境遇歸咎於其自身的過失。最終其或者進行「趨勢游利」融入體制之內，喪失思考能力。或者只能採取極端行為對社會進行報復，報復的對象可以是種種符號，抑或是同樣無意識麻木的民眾。　　　　　　而在極權體制之內，行為受到抑制。因此，其途徑僅剩下了「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抑或寄託於種種不可知事物之上希求解脫，如無目的的所謂「挑戰極限」的遊行、對偶像與神靈體驗式的崇拜、佛道之淫祠化。而最終則促發群體性瘋狂，群體性瘋狂的三種結構性要素即是：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以及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要素一直潛伏在歷史的暗流之中，至今仍然驅之不散。因此，文革和「保釣砸車」其內涵是一致的，就是喪失思考力的後果。　　　　　　　　　　　　湯因比講「國家是裝在部落主義舊瓶中的新酒」。而「愛國」恰恰給這群人提供了一個不讀書當暴民的遮蔽物。　　　　　　 　　　　　　 青年的任務在傳承國家的文化，不是隨著世間的喧囂起伏而隨波逐流。當年抗戰，北京高校以人力負笈運書至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要的就是保存一國之學統。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有言：「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一個朝代之興衰，這是可以預見的，不足為奇，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典章，制度，禮儀的衰亡，如果沒有繼承，這則是民族之痛，這便是亡天下。越是喧囂，越是看能不能靜下心來苦守書齋，讀書是最難的，當暴民去空口吶喊是最易的。現在的大學生本無書可讀，有的只是技術的學問，知識的學問，而沒有心性的學問，精神的學問，因此本已如喪失靈魂的行屍走肉一般，如今，不振蕩其心靈，相反卻以種種空洞的口號教導使其淪為民族主義的犧牲品，這無疑是政府之過失。　　　　　　 而顯然，如今這一切不可逆轉。文革顯然還會再來。　　　　　　 喪失思考力才是國家衰亡的根本。　　 　　最近在讀《經學歷史》，隨書所得即是經學之變遷，這是一部講經學的書，然而若是存有著中國史的理路，則會發現學問的盛衰其實與國運是同體的。該書成書的同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制，經學至此退出政治舞台，這使得《經學歷史》對於經學史的敘述成了經學壽終正寢的輓歌。在經學由中心走向邊緣化的過程中，對經學史的研究逐漸走向學術化的道路。然而經學終歸不是學術，而是治世之道，對經典的拋棄，終歸會使我們自身淪為軀殼。　　　　書中尤以周予同所加註為最好。此書先生已於一年前相告，然機緣未到，只覺冗繁一直未翻，近日似乎時機成熟，數日便一氣翻完，頗有收穫。先前已讀過梁任公之《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一書，只覺滿篇皆疑，無經不疑。如今讀皮氏之書，則貫通而知其淵藪。若有後學者，可先讀皮氏，再讀梁氏，必能多有斬獲。故現將皮氏書札記如下：　　　　　　 　　　　　　善化皮錫瑞雖作此書度人，然其本人力主今學，唯一所失則在於全書多詆古學，且以為孔教救國、六經致用、讖緯足征，學術內部尚可言，然若推及一切事物則未免荒謬。如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禪，今文學者以孔子為素王，故杜撰孔子感、受、封三事以誣世，實在可笑。　　　　　　 　　　　　　經學分三大派：西漢金文學、東漢古文學、宋學。其實對於經學分類頗多，然吾以師伏先生所分為允當。　　　　　　西漢金文學盛行時段為西漢一代，至古文家出，多加排擠，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至兵燹遂盡，直至清代中末時期曾復興，所謂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即是西漢後裔。　　　　　　東漢古文學起初因學者覬覦今文十四家官方地位而造偽古文書而起，因有文本，因此亦有相對應解經法及思想之構建，而後儼然成為一派別。東漢興，鄭玄、王肅雖混淆家法，亦偏袒之。六朝南北學、隋唐義疏派起，亦延續東漢古文派。後慶曆宋學行，遂消寂。至顧炎武提「舍經學無理學」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遂為古文時代，惠棟之吳派與戴震之皖派分立天下。　　　　　　宋學其實在唐經師啖助、陸淳已開端緒，北宋慶曆後，經學之懷疑派崛起使得古文衰。宋學中也可分三：陸九淵之演繹；朱子之歸納；葉適、陳傅良之批判。元明以來因朝廷提倡，朱學遂為正統，而陸派王陽明亦以非主流形態發展陸九淵哲學，然明代末期，姚江學派流於虛妄，故消亡，清古文復興。　　　　　　 　　　　　　簡單而言：　　　　　　今文以孔子為政治家，主微言大義，六經為致治之說，流弊為狂妄。　　　　　　古文以孔子為史學家，主名物訓詁，六經為史料之作，流弊為繁瑣。　　　　　　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主心性理氣，六經為載道工具，流弊為空妄。　　　　　　 　　　　　　經學開闢時代　　　　　　 　　　　　　按今文經學的理路，經學起源自然是孔子，孔子之前，未有「經」之稱呼。「六經」文本雖有，然未經孔子手訂，如《易》者，有卦而無辭，則僅為卜筮之用。《春秋》者，僅如晉乘、楚檮杌，為記事之書。《詩》本三千首，《書》本三千二百四十篇，未經刪定，則未必每篇皆有義可為法戒。《禮》者，則多散亂瑣碎。至孔子出，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而六經始被賦予靈魂。今文者以為「後之為人君者，必尊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循者則治，違者則亂」。自漢武帝聽董仲舒言則「朝廷議禮、議政、無不引經，公卿大夫士吏，無不通一藝以上」。　　　　　　然而，漢以後古文學盛，其尊孔子，僅奉以虛名，其崇經學，僅視以故事，而不實行其學以治世。以為孔子所作之《易》僅十翼，且陳摶又雜以道家圖書，易義始大亂。將《詩》、《書》僅作為《昭明文選》一般看待，至於朱熹三傳弟子王柏更恣意質疑、刪改，《詩》《書》遂大亂。以《春秋》為周公所做，則孔子之於《春秋》僅如《漢書》之於《史記》，僅抄錄增損而已，至宋王荊公更以之為「斷爛朝報」，《春秋》遂廢。對六經文本橫加質疑，孔教不尊者，非自文革，其由來久矣。　　　　　　 　　　　　　以詩書禮樂授士之事，孔子之前諸國已略有。禮記王制中已有言「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而《易》雖用於卜筮，其精微義理非初學者可語，《春秋》雖公其記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盡窺。因此孔子之前，諸國之教未必六者皆有。故自孔子刪定筆削後，六經方傳習滋廣。因此，若孔子之前已有卦辭、爻辭，則早已應傳授天下也。而《詩經》關雎為首，乃是因「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不雙侶。」關雎以樂而不淫，愛而不失儀也諷刺時政康王晏起，此更見刪詩書之時代當於孔子之時。　　　　　　孔子出，以六經教人始廣行於世，故有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所謂「經」者，即是孔子刪定之時，以其道可常行，正名為經。後世西漢哀平間，有相對六經之「六緯」傳世，是不知「經」之義也。　　　　　　既有六經，何故孝經亦稱為經？此因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故《漢志》言「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舉大者言，故曰孝經。」鄭注孝經序言「孝為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按碑誌知，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春秋、孝經乃為孔子所作也。而鄭玄《六藝論》則更言「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足見孝經之地位。　　　　　　 　　　　　　先前讀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其敘先秦諸子淵源則以其皆為應對周文疲敝而發，而孔子之所以刪定六經，亦可知即是因周室衰微，禮樂廢而詩書缺，故自肩負起重建禮樂之任務。而夏、商去孔子已久，禮不足征，故依於周文。刪定之後，孔子復以詩、書、禮、樂教弟子三千，以六經教弟子七十二。　　　　　　六經之中，《春秋》之大義為孔子政治思想所發，「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然而，正如程子所說：「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豈是一簡單褒貶也！至於《左傳》者，純以史學訓詁之角度解經，經義大失。　　　　　　春秋大義，為三科九旨，三科者，異內外、存三統、張三世。異內外者，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其義在「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存三統者，即新王受天命後對先王之禮儀進行損益，然而隨天命轉移，新王也會變為先王。而新起之王必以前三王之禮為基礎進行損益，如果不存三統，則後起之王無三王之禮可參考，先王之道，傳承亦難。張三世即據亂世、生平世、太平世為人類社會的三個狀態，漸進而至太平。　　　　　　 　　　　　　經學流傳時代　　　　　　孔子之後，儒學分立，韓非子有儒分為八之議。陶潛則更詳，有「顏氏傳《詩》，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潔靜精微之儒。」　　　　　　而其實至於孔子弟子之學問，則惟有子夏之《詩》學與曾子十八篇可知。其《詩》有「子夏——高行子——薛蒼子——帛妙子——大毛公——小毛公」之傳承體系。而曾子十八篇現有十篇存於大戴禮記中。其餘有顏氏之學，子思子之學，公孫尼子之學皆不可見。　　　　　　孔學之遙傳發揚，則在孟子、荀卿，孟子遵夫子之業而潤色，服膺春秋之學，以學顯於當世，而其傳承不清。荀卿則傳經之功甚巨，其傳大《毛詩》之學、申公之《魯詩》、《韓詩》、左丘明-曾申-吳起-子期-鐸椒-虞卿一系之《左傳》、穀梁春秋、二戴之禮於後世。　　　　　　《王制》為小戴《禮記》之第五篇，為今學大宗。《周官》為《周禮》舊稱，為古學大宗。今古之爭，尤其激烈。（鄭玄欲和同今古文，以王製為殷制，周官為周制，調停其說。）然而其實，六經為孔子於尼山所定，孔子之後，七十二門徒分流，究其根本，實際皆為魯東家三四傳也。聖人滅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墨子引書傳，每異孔門，呂氏之著春秋，本殊周制，九流競勝，諸子爭鳴，雖有古籍遺留，並非尼山手訂。秦政晚謬，乃至焚燒，漢高宏規，未遑庠序。　　　　　　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秦文學博士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但有《易》卜，未有他書。　　　　　　至漢惠帝時，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　　　　　　至漢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秦文學博士伏生受《尚書》。田何、申公傳《易》、《詩》之學。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惟賈生而已。　　　　　　至漢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齊力編一經。此時已距漢興七八十年，足見困窘之境。　　　　　　 　　　　　　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　　　　　　《易》之《繫辭》附經最早，《史記》稱為傳，以《繫辭》乃弟子作，義主釋經，不使與正經相混也；　　　　　　《禮》之《喪服》附經亦早，《史記》稱為傳，以《繫辭》乃子夏作，義主釋禮，亦不當與喪禮相混也。　　　　　　《論語》記孔子言而非孔子所作，出於弟子撰定，故亦但名為傳。　　　　　　《孝經》雖名為經，而漢人引之亦稱傳，以不在六藝之中也。　　　　　　漢人以《樂經》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後增《論語》為六，又增《孝經》為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為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　　　　　　 　　　　　　經學昌明時代（歆創立古文諸經，倡立十四博士、汨亂今文師法，學行於王莽，已然是衰敗，之後「經學衰敗時代」再言鄭玄混合古今，王肅混淆鄭學，則更為末流。）　　　　　　漢武即位，趙綰、王臧受魯詩於申公。自是之後，魯燕齊三家今文詩，於魯則申公，於齊則轅固，於燕則韓嬰。然漢初又有毛萇自雲有子夏傳《詩》，其作訓詁傳，而有毛詩古學。（魯齊燕為今文，毛詩為古文）　　　　　　言《尚書》，自濟南九十歲伏生所壁藏，亡數十篇，僅二十九篇，譯為今文，當時教授諸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故起家，後孔安國又得逸書古文十六篇，逐漸又傳此十六篇為孔安國釋孔子經文所作之，即孔安國傳。（伏生傳為「今文」，孔安國為古文）　　　　　　言《禮》，自魯高堂生。傳言禮只有《儀禮》，而無《周禮》。（儀禮為今文，周禮為古文）　　　　　　言《易》，自菑川田何。史記言其傳承為「孔子——魯商瞿——楚人軒臂子弘——江東矯子庸疵——燕人周子家豎——淳人光子乘羽——齊人田子庄何」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而另外，漢初又有東萊費直傳易，其本皆古字。（田何為今文，費直為古文）　　　　　　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另有左傳為古文。（公羊、穀梁為今文，左傳為古文）　　　　　　 　　　　　　關於博士，困學紀聞有轉載言：　　　　　　文帝始置一詩經博士，申公、韓嬰以《詩》為博士，五經列於學官者，唯《詩》而已。　　　　　　景帝以轅固生為《詩》經博士，而余經未立。（案《史記儒林傳》，董仲舒、胡毋生皆以治《春秋》，漢景時為博士，則景帝已立《春秋》博士，不止漢文時《詩》一經矣。）　　　　　　武帝建元五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儒林傳》贊曰：『武帝立五經博士，《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而已。』立五經而獨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今並《詩》為五也。」（然而此五經博士之大事，《史記》不載；只有寫：「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公孫弘為學官，乃請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者，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漢世明經取士之盛典，亦後世明經取士之權輿。）　　　　　　其後五經博士分為十四：《易》立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博士；《書》立歐陽生、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詩》立魯申公、齊轅固、韓韓嬰三博士；《禮》立戴德、戴勝二博士；《春秋》立嚴彭祖、顏安樂二博士；共為十四。（《後漢儒林傳》云：「《詩》，齊、魯、韓、毛。」則不止十四，而數共十五矣。）　　　　　　而其實，皮氏認為其實除魯、齊、韓《詩》本不同師，必應分立外；其餘四經的十一博士其實不必分，因為共一位老師而已。若施讎、孟喜、梁丘賀同師田王孫，大小夏侯同出張生，張生與歐陽生同師伏生，夏侯勝、夏侯建又同出夏侯始昌，戴德、戴聖同師後倉，嚴彭祖、顏安樂同師眭孟，其皆以同師共學而各顓門教授，不知如何分門，是皆分所不必分者。　　　　　　因此，經解分立，實為不應，因分立者同宗一師，而漢人最重師法。師之所傳，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又豈會分派？因此，漢初《書》唯有歐陽，《禮》後，《易》楊，《春秋》公羊，獨守遺經，不參異說，法至善也。即使傳承，怎會別處各支？故所謂分支十四，必是背離師說也。故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也。　　　　　　然而，實際分立是如何產生？此是因從漢初至宣帝、元帝、平帝逐漸網羅軼失之書，廣兼而並之所生。而尤其是劉歆倡立十四家中古文諸家，則是別有用心。皮氏對此廣置十四博士認為，「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強詞飾說，宜博士不肯置對也。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蓋以諸家同屬今文，雖有小異，尚不若古文乖異之甚。然防微杜漸，當時已少深慮。」即因增置，使學風敗壞，異說歧出，乃至王莽之時，復假以成禍患也，遂至光武之時，十四博士之分立皆罷免之。　　　　　　古文之產生，《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據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並有《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論語》古二十一篇，《孝經》古孔氏一篇，皆明見《藝文志》。其餘幾書，大抵為偽，故漢之後斷續亡佚。　　　　　　而對於古文左傳者，《史記》稱《左氏春秋》，不稱《春秋左氏傳》，蓋如《晏子春秋》、《呂氏春秋》之類，別為一書，不依傍聖經。《漢書》劉歆傳曰：「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足見，所謂古文之左傳，實在為劉歆之矯作強飾而已。　　　　　　而當古文未興之前，未嘗別立今文之名。至劉歆始增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學官，必創說解。後漢衛宏、賈逵、馬融又遞為增補，以行於世，遂與今文分道揚鑣。許慎《五經異義》有《古尚書說》、《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古毛詩》說、《今詩》韓魯說，《古周禮》說、《今禮》戴說，《古春秋》左氏說、《今春秋》公羊說，《古孝經》說、《今孝經》說，皆分別言之，非惟文字不同，而說解亦異矣。　　　　　　治經必宗漢學，而漢學亦有辨。前漢今文說，專明大義微言；後漢雜古文，多詳章句訓詁。章句訓詁不能盡饜學者之心，於是宋儒起而言義理。此漢、宋之經學所以分也。　　　　　　惟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當時之書，惜多散失。傳於今者，惟伏生《尚書大傳》，多存古禮，與《王制》相出入，解《書》義為最古；董子《春秋繁露》，發明《公羊》三科九旨，且深於天人性命之學；《韓詩》僅存《外傳》，推演詩人之旨，足以證明古義。學者先讀三書，深思其旨，乃知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大義微言，以視章句訓詁之學，如劉歆所譏「分文析義，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者，其難易得失何如也。（古文學出劉歆，而古文訓詁之流弊先為劉歆所譏，則後世破碎支離之學，又歆所不取者。）　　　　　　案今古文皆述聖經，尊孔教，不過文字說解不同而已；而其後古文家之橫決，則有不可訓者。如尊周公之古文派以《左氏》昭二年傳：「韓宣子來聘，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其實，夫魯《春秋》即孟子與《乘》、《檮杌》並稱者，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既無其義，不必深究；否則，則周公之例多，孔子之例少；周公之功大，孔子之功小。奪尼山之筆削，上獻先君；飾冢宰之文章，下誣後聖。故唐時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孔子止配享周公，不得南面專太牢之祭。然則，今古文各說其是，如何判別？故應以太史公書為信，其書成於漢武帝時經學初昌明、極純正時代，間及經學，皆可信據。　　　　　　 　　　　　　經學極盛時代（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而後漢之學亦衰於泛濫。）　　　　　　經學自漢元、成至後漢，為極盛時代。經學極盛原有有二：　　　　　　一、漢初之漢景帝時不任儒者，武帝始以公孫弘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元帝尤好儒生，韋賢、匡衡、貢禹、薛廣德，並致輔相。自後公卿之位，未有不從經術進者。後漢光武帝時桓榮為太子少傅；楊震、子楊秉、孫楊賜世作三公。宰相須用讀書人。故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經學所以極盛。　　　　　　二、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罷免徭役。昭帝增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罷免徭役。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乙丙科，為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後世生員科舉之法，實本於此。經生即不得大用，而亦得有出身，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為古來未有之盛事。　　　　　　 　　　　　　經學盛時，援之經術以飾吏事。　　　　　　武帝罷黜百家定孔教於一尊。然武帝、宣帝皆好刑名，不專重儒。蓋寬饒謂以法律為《詩》、《書》，不盡用經術也。　　　　　　元、成以後，刑名漸廢。皇帝詔書，群臣奏議，莫不援引經義，以為據依。國有大疑，輒引《春秋》為斷。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移易風化，號為以經術飾吏事。漢治近古，實由於此。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　　　　　　後世取士偏重文辭，不明經義；為官專守律例，不引儒書。既不用經學，而徒存其名；且疑經學為無用，而欲並去其實。觀兩漢之已事，可以發思古之幽情。　　　　　　皮氏以孔子之教，皆為垂世實行，故曰：孔子道在《六經》，本以垂教萬世；惟漢專崇經術，猶能實行孔教。雖《春秋》太平之義，《禮運》大同之象，尚有未逮；而三代後政教之盛，風化之美，無有如兩漢者。降至唐、宋，皆不能及。尊經之效，已有明徵。　　　　　　 　　　　　　天人之學之讖緯之學　　　　　　漢亦有天人之學，儒家復藉此警醒君王。此天人之學，尤以西漢初年齊人傳經為盛。如伏生尚書大傳，其第三卷為洪範五行之說，如齊詩之中亦有「五際之說」混合陰陽。如公羊春秋中亦多言災異。此皆為齊學。此外，《易》有象數占驗，《禮》有明堂陰陽，不盡齊學，而其旨略同。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易》神道設教之旨。而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　　　　　　王莽時讖云：「劉秀當為天子」，尤為顯證。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深信讖緯。五經之義，皆以讖決。賈逵以讖緯之學解《左氏》，曹褒以此而定漢禮。於是五經為外學，七緯為內學，遂成一代風氣。故皮氏解釋為：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　　　　　　緯書起源甚早，如《秦本紀》云：「亡秦者胡也」，「明年祖龍死」，皆為此。　　　　　　圖讖本方士之書，與經義不相涉。漢儒增益秘緯，乃以讖文牽合經義。其合於經義者近純，其涉於讖文者多駁。故純駁互見，未可一概詆之。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如六日七分出《易緯》，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書緯》，夏以十三月為正云云出《樂緯》；後世解經，不能不引。　　　　　　 　　　　　　後漢一朝，經學盛衰，《後漢書儒林傳》曰：：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建武五年，修起太學。中元元年，初建明堂、辟雍、靈台三雍。　　　　　　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後，登靈台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案永平之際，重熙累洽，千載一時，後世莫逮。　　　　　　安帝以後，博士倚席不講。　　　　　　順帝更修黌宇，增甲乙之科。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古來太學人才之多，未有多於此者。而范蔚宗論之曰：「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是漢儒風之衰，由於經術不重。經術不重，而人才徒侈其眾多；實學已衰，而外貌反似乎極盛。於是游談起太學，而黨禍遍天下。人之雲亡，邦國殄瘁，實自疏章句、尚浮華者啟之。　　　　　　 　　　　　　議禮、制度、考文，皆以經義為本，漢朝兩次結集據皮氏推斷皆是以今文為主。　　　　　　西漢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於杜佑《通典》。）　　　　　　東漢章帝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為曠世一見之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國朝陳立為作《疏證》，治今學者當奉為瑰寶矣。（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絕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則焉。尤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見漢時經文。惜六朝以後，漸散亡，僅存一千九百餘字於宋洪氏《隸釋》。　　　　　　 　　　　　　後漢尊經必尊實行而非空議　　　　　　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衡、張禹、孔光、馬宮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遁世隱居之人，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熏蕕之別。顧炎武以范氏為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搘拄衰微。無識者以為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於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後漢經學盛於前漢者，有二事：　　　　　　一則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後漢則一人可專數經。　　　　　　經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絕無僅有矣。　　　　　　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榖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六經，許慎五經無雙，蔡玄學通五經。　　　　　　一則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後漢則撰述頗多。　　　　　　《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為最伙。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後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今無傳者。　　　　　　後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注《孝經》、《論語》，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許慎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風氣益開，性靈漸啟；其過於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經學之盛，由於祿利，後代又遠盛於漢人。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　　　　　　所以如此盛者，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後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後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負笈雲集，職此之由。至一師能教千萬人，必由高足弟子傳授，有如鄭玄康成在馬融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者；則著錄之人不必皆親受業之人矣。　　　　　　孟堅雲「大師眾至千餘人」，學誠盛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則漢之經學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　　　　　　 　　　　　　後漢經學之衰　　　　　　孟堅於《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　　　　　　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皮氏以為：凡學有用則盛，無用則衰。存大體，玩經文，則有用；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無用，有用則為人崇尚，而學盛；無用則為人詬病，而學衰。漢初申公《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僅舉大誼；正所謂存大體、玩經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離，漸成無用之學，豈不惜哉！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說五字至二三萬言，皆指秦恭言之。　　　　　　 　　　　　　師法與家法　　　　　　前漢重師法，後漢重家法。先有師法，而後能成一家之言。　　　　　　師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　　　　　　師法、家法所以分者：如《易》有施、孟、梁丘之學，是師法；施家有張禹、彭宣之學，孟有翟牧、白光之學，梁丘有士孫張、鄧彭祖、衡咸之學，是家法。　　　　　　家法從師法分出，而施、孟、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施、孟、梁丘已不必分，況張、彭、翟、白以下乎！漢時不修家法之戒，蓋極嚴矣。然師法別出家法，而家法又各分顓家；如干既分枝，枝又分枝，枝葉繁滋，浸失其本；又如子既生孫，孫又生孫，雲礽曠遠，漸忘其祖。是末師而非往古，用後說而舍先傳；微言大義之乖，即自源遠末分始矣。　　　　　　師法之下復分家法，今文之外別立古文，似乎廣學甄微，大有裨於經義；實則矜奇炫博，大為經義之蠹。　　　　　　師說下復分家法，此范蔚宗所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也。」　　　　　　今文外別立古文，此范升所謂「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也。」　　　　　　凡學皆貴求新，惟經學必專守舊。　　　　　　經作於大聖，傳自古賢。先儒口授其文，後學心知其意，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世世遞嬗，師師相承，謹守訓辭，毋得改易。如是，則經旨不雜而聖教易明矣。若必各務創穫，茍異先儒；騁怪奇以釣名，恣穿鑿以標異，是乃決科之法，發策之文；侮慢聖言，乖違經義。後人說經，多中此弊；漢世近古，已兆其端。故愚以為明、章極盛之時，不加武、宣昌明之代也。　　　　　　 　　　　　　經學中衰時代（鄭玄、王肅）　　　　　　經學盛於漢；漢亡而經學衰。桓、靈之間，黨禍兩見，志士仁人，多填牢戶，文人學士，亦捍文網；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　　　　　　鄭君康成，以博聞強記之才，兼高節卓行之美，著書滿家，從學盈萬。當時莫不仰望，稱伊、雒以東，淮、漢以北，康成一人而已。鄭學雖盛，而漢學終衰。　　　　　　 　　　　　　末流弊病，前人略示：　　　　　　《三國志》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云：「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遊為業。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杜恕上疏云：「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則風俗之流弊。」　　　　　　魚豢《魏略》序曰：「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飽食相從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魚豢序見《三國志注》，令人閱之悚然。　　　　　　夫以兩漢經學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則，文明豈可恃乎！　　　　　　漢時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學者莫知所從。鄭君兼通今古文，溝合為一，於是經生皆從鄭氏，不必更求各家。鄭君從黨遍天下，即經學論，可謂小統一時代。鄭學之盛在此，漢學之衰亦在此。　　　　　　 　　　　　　何謂鄭學盛而漢學衰　　　　　　漢經學近古可信，十四博士今文家說，遠有師承；　　　　　　劉歆創通古文，衛宏、賈逵、馬融、許慎等推衍其說，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　　　　　　然今學守今學門戶，古學守古學門戶。今學以古學為變亂師法，古學以今學為「黨同妒真。」相攻若仇，不相混合。　　　　　　鄭君先通今文，其傳曰：「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通古文。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為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故經學至鄭君一變。故張金吾說：今之所謂漢學者，獨奉一康成氏焉耳，而不知康成氏者，漢學之大賊也。漢學亡，而所存者獨一不守家法之康成也。（此衰一）　　　　　　鄭君雜糅今古，使顓門學盡亡；然顓門學既亡，又賴鄭注得略考見。今古之學若無鄭注，學者欲治漢學，更無從措手矣！此功過得失互見而不可概論者也。（此衰二）　　　　　　 　　　　　　鄭學出而漢學衰，王肅出而鄭學亦衰。　　　　　　肅善賈逵、馬融而不好鄭，殆以賈、馬專主古文，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非也！　　　　　　案王肅之學，亦兼通今古文。故其駁鄭，或以今文說駁鄭之古文，或以古文說駁鄭之今文。不知漢學重在顓門，鄭君雜糅今古，近人議其敗壞家法，肅欲攻鄭，正宜分別家法，各還其舊，而辨鄭之非，則漢學復明，鄭學自廢矣。乃肅不惟不知分別，反效鄭君而尤甚焉。　　　　　　王肅偽造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孔子家語》、《孔叢子》，共五書，以互相證明，以解當時之今古爭議。　　　　　　《家語》、《孔叢子》二書，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盡託於孔子之言，以為定論。《家語》一書，是其根據。其注《家語》，如五帝、七廟、郊丘之類，皆牽引攻鄭之語，適自發其作偽之覆。當時鄭學之徒皆知《家語》不出於聖人矣。　　　　　　 　　　　　　兩漢經學極盛，而前漢末出一劉歆，後漢末生一王肅，為經學之大蠹。　　　　　　歆黨王莽篡漢，於漢為不忠，於父為不孝。　　　　　　肅父朗，漢會稽太守，為孫策虜，復歸曹操，為魏三公。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　　　　　　二人黨附篡逆，何足以知聖經！　　　　　　 肅偽作孔氏諸書，並鄭氏學亦為所亂。肅以晉武帝為其外孫，其學行於晉初。晉初郊廟之禮，皆王肅說，不用鄭義。其時孔晁、孫毓等申王駁鄭，孫炎、馬昭等又主鄭攻王，齗齗於鄭、王兩家之是非，而兩漢顓門無復過問。　　　　　　重以永嘉之亂，《易》亡梁丘、施氏、高氏，《書》亡歐陽、大小夏侯，《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孟、京、費《易》亦無傳人，《公》、《榖》雖在若亡。晉元帝修學校，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太常荀崧上疏，請增置鄭《易》、《儀禮》及《春秋公羊》、《榖梁》博士各一人，時以為《榖梁》膚淺不足立。王敦之難，復不果行。晉所立博士，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而今文之師法遂絕。（永嘉之亂後，今學喪失殆盡）　　　　　　 　　　　　　世傳《十三經》注，除《孝經》為唐明皇御注外，漢人與魏、晉人各居其半。　　　　　　鄭君箋《毛詩》，注《周禮》、《儀禮》、《禮記》；何休注《公羊傳》；趙岐注《孟子》；凡六經，皆漢人注。　　　　　　孔安國《尚書傳》，王肅偽作；王弼《易注》；何晏《論語集解》；凡三經，皆魏人注。　　　　　　杜預《左傳集解》；范寧《榖梁集解》；郭璞《爾雅注》；凡三經，皆晉人注。　　　　　　皮氏以為此十三經中，魏晉注本皆無價值：　　　　　　其中孔安國《尚書傳》，宋吳棫與朱子及近人閻若璩、惠棟歷詆其失，以為王肅偽作；丁晏《尚書餘論》，考定其書實出王肅。　　　　　　王弼、何晏祖尚玄虛，王弼《易注》，空談名理，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何晏《論語集解》合包、周之《魯論》，孔、馬之《古論》，而雜糅莫辨。所引孔注，亦是偽書。　　　　　　杜預《左傳集解》多據前人說解，而沒其名，後人疑其杜撰。諒闇短喪，倡為邪說。　　　　　　范寧《榖梁集解》，雖存《榖梁》舊說，而不專主一家。序於三傳皆加詆諆，宋人謂其最公。此與宋人門徑合耳；若漢時，三傳各守顓門，未有兼采三傳者也。　　　　　　郭璞《爾雅注》亦沒前人說解之名，余蕭客謂為攘善無恥。　　　　　　此皆魏、晉人所注經，准以漢人著述體例，大有徑庭，不止商、周之判。蓋一坏於三國之分鼎，再坏於五胡之亂華，雖緒論略傳，而宗風已墜矣。　　　　經學分立時代　　　　　　南北朝分立時代；有「南學」「北學」之分。此經學之又一變也。（之前僅為今古學之解經不同，一派主大義，一派主詁訓。而如今南北學則北學延續鄭玄等混合今古學後的大義詁訓參雜法，而南學則依之前的王弼支流衍伸的玄虛風氣。）　　　　　　江左南學，《周易》則王弼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預元凱；《詩》主毛公，《禮》主鄭玄。其王輔嗣之玄虛，孔安國之偽撰，杜元凱之臆解，此數家與鄭學枘鑿，亦與漢儒背馳。　　　　　　河洛北學，易、書、詩、禮皆主鄭玄之學，因鄭玄無注《左傳》，故惟有左傳則主服虔子慎。（然鄭玄與服虔相識，亦同意其所注左傳。）鄭君生當漢末，未雜玄虛之習、偽撰之書，箋注流傳，完全無缺；欲治「漢學」，舍鄭莫由。　　　　　　 　　　　　　南方玄學不行於北魏　　　　　　李業興對梁武帝云：「少為書生，止習五典，……素不玄學，何敢仰酬！」此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明證。　　　　　　南學之可稱者，惟晉、宋間諸儒善說禮服。宋初雷次宗最著，與鄭君齊名，有雷、鄭之稱。當崇尚老、庄之時，而說禮謹嚴，引證詳實，有漢石渠、虎觀遺風，此則後世所不逮也。　　　　　　 　　　　　　北學南學——約簡與深蕪之別　　　　　　所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是否如此，其實在皮氏看來恰恰相反也！　　　　　　說經貴約簡，不貴深蕪，自是定論；但所謂約簡者，必如漢人之持大體，玩經文，口授微言，篤守師說，乃為至約而至精也。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不過名言霏屑，騁揮麈之清談；屬詞尚腴，侈雕蟲之餘技。　　　　　　依南朝經疏之僅存於今之皇侃《論語義疏》，即可見一時風尚：該書中名物制度，略而弗講，多以老、莊之旨，發為駢儷之文，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　　　　　　 　　　　　　南學：　　　　　　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　　　　　　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公家管費用。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為吏。　　　　　　陳武創業，時經喪亂，稍置學官，成業蓋寡。　　　　　　可見南朝以文學自矜，而不重經術；宋、齊、陳三朝皆無足觀。惟梁武起自諸生，知崇經術，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蓋崇儒之效。梁武晚年捨身同泰寺，尋遘亂亡，故南學仍未大昌。　　　　　　案：正始以後，人尚清談。迄晉南渡，經學盛於北方。大江以南，自宋及齊，遂不能為儒林立傳。梁天監中，漸尚儒風，於是梁書有《儒林傳》。《陳書》嗣之，仍梁所遺也。　　　　　　北學：　　　　　　魏道武初定中原，便以經術為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　　　　　　明元帝時，改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帝始光三年春，起太學於城東。後征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尚儒術。　　　　　　獻文帝天安初，詔立鄉學。　　　　　　孝文帝太和中，改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劉芳、李彪諸人以經術進。　　　　　　宣武帝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　　　　　　北周文帝，雅重經典。　　　　　　北周明帝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庠序）之職。征沈重於南荊，待熊安生以殊禮。是以天下慕向，文教遠覃。　　　　　　北朝諸君，惟魏孝文、周武帝（禁佛道，毀淫祠，滅齊統一北方）能一變舊風，尊崇儒術。考其實效，亦未必優於蕭梁。而北學反勝於南者，由於北人俗尚朴純，未染清言之風、浮華之習，故能專宗鄭、服，不為偽孔、王、杜所惑。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　　　　　　案：魏儒學最隆，歷北齊、周、隋，以至唐武德、貞觀，流風不絕，故《魏書儒林傳》為盛。　　　　　　 　　　　　　經學歷南北戰亂及佛道侵蝕，仍能再現光輝。　　　　　　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經學萬古不廢，歷南北朝之大亂，異端雖熾，聖教不絕也。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其功亦未可沒焉。　　　　　　夫漢學重在明經，唐學重在疏注；當漢學已往，唐學未來，絕續之交，諸儒倡為義疏之學，有功於後世甚大。　　　　　　關於義疏，今自皇、熊二家見采於《禮記疏》外，其餘書皆亡佚。然淵源有自，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於諸家者。論先河後海之義，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　　　　　　 　　　　　　北學折入南學之演變——青齊之學　　　　　　《周易》：鄭玄——魏末大儒徐遵明——盧景裕——權會、郭茂，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而河南及青、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　　　　　　齊時儒士罕傳《尚書》：鄭玄——屯留王聰——徐遵明——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　　　　　　《三禮》：徐遵明——熊安生，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　　　　　　《毛詩》：多出於魏朝劉獻之，其後能言《詩》者多出劉焯、劉炫之門。　　　　　　河北諸儒能通《春秋》：徐遵明——子慎——姚文安、秦道靜，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　　　　　　北學極明晰；而北學之折入於南者，亦間見焉。青、齊之間，多講王輔嗣《易》、杜元凱《左傳》；蓋青、齊居南北之中，故魏、晉經師之書，先自南傳於北。北學以徐遵明為最優，擇術最正；鄭注《周易》、《尚書》、《三禮》，服注《春秋》，皆遵明所傳；惟《毛詩》出劉獻之耳。其後則劉焯、劉炫為優，而崇信偽書，擇術不若遵明之正。得費甝《義疏》，傳偽孔古文，實始於二劉。二劉皆北人，乃傳南人費甝之學，此北學折入於南之一證。蓋至隋，而經學分立時代變為統一時代矣。　　　　　　 　　　　　　經學統一時代　　　　　　隋平陳而天下統一南並於北，而經學則相反，北學反並於南。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訓紛綸，無所取正。隋文平一寰宇，四海九州島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及帝暮年，不悅儒術，遂廢天下之學。　　　　　　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於時舊儒多已雕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所制諸經議疏，搢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其風漸墜。　　　　　　隋經學統一，而北學併入於南之原因如下：　　　　　　一、南朝衣冠禮樂，文採風流，北人常稱羨之。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是當時北人稱羨南朝之證。　　　　　　二、經本樸學，非顓家莫能解，俗目見之，初無可悅。北人篤守漢學，本近質樸；而南人善談名理，增飾華詞，表裡可觀，雅俗共賞。故雖以亡國之餘，足以轉移一時風氣，使北人舍舊而從之。　　　　　　 　　　　　　經學統一之後，有南學，無北學。　　　　　　當南北朝時，南學亦有北人，北學亦有南人。及隋並陳，褚暉、顧彪、魯世達、張沖皆以南人見重於煬帝。　　　　　　人情既厭故喜新，學術又以華勝朴。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之體　　　　　　《易》：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於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　　　　　　《書》：梁、陳所講，有鄭、孔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春秋》：《左氏》唯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　　　　　　是偽孔、王、杜之盛行，鄭、服之浸微，皆在隋時。故天下統一之後，經學亦統一，而北學從此絕矣。　　　　　　隋之二劉，冠冕一代。唐人作疏，《詩》、《書》皆本二劉；而孔穎達《書疏》序云：「焯乃組織經文，穿鑿孔穴，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義既太略，辭又過華。雖為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據孔氏說，是二劉以北人而染南習；變樸實說經之體，蹈華腴害骨之譏；蓋為風氣所轉移，不得不俯從時尚也。　　　　　　 　　　　　　五經正義之一統　　　　　　唐太宗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撰《五經正義》。永徽四年，頒孔穎達《五經正義》於天下，每年明經依此考試。自唐至宋，明經取士，皆遵此本。　　　　　　自漢帝稱制至今未有統一若此之大且久者。此經學之又一變也。　　　　　　其所定五經疏，《易》主王注，《書》主孔傳，《左氏》主杜解；鄭注《易》、《書》，服注《左氏》，皆置不取。論者責其朱紫無別，真贗莫分。　　　　　　北學既並於南，人情各安所習；諸儒之棄彼取此，蓋亦因一時之好尚，定一代之規模。　　　　　　 　　　　　　孔穎達之失　　　　　　議孔疏之失者，曰彼此互異，曰曲徇注文，曰雜引讖緯。　　　　　　案著書之例，　　　　　　注不駁經，疏不駁注，不取異義，專宗一家　　　　　　曲徇注文，未足為病。讖緯多存古義，原本今文；雜引釋經，亦非巨謬。惟彼此互異，學者莫知所從；既失刊定之規，殊乖統一之義。　　　　　　即如讖緯之說，經疏並引；而《詩》、《禮》從鄭，則以為是；《書》不從鄭，又以為非；究竟讖緯為是為非，矛盾不已甚歟！其原因在於穎達入唐，年已耄老；豈盡逐條親閱，不過總攬大綱。諸儒分治一經；各取一書以為底本，名為創定，實屬因仍。　　　　　　《五經正義》者，就傳注而為之疏解者也。所宗之注不同，所撰之疏亦異。　　　　　　《易》主王弼，本屬清言。王注，河北不行。「江南義疏十有餘家，皆辭尚虛玄，義多浮誕」，《正義序》已明言其失。而疏文仍失於虛浮，以王注本不摭實也。　　　　　　《書》主偽孔，亦多空詮，孔《傳》，河北不行。《正義》專取二劉，序又各言其失，由偽傳本無足征也。　　　　　　《詩》、《禮》、《周禮》，皆主鄭氏，義本詳實；名物度數，疏解亦明；故於諸經《正義》為最優。　　　　　　《左氏正義》，雖詳亦略，盡棄賈、服舊解，專宗杜氏一家。劉炫規杜，多中杜失；乃駁劉申杜，強為飾說。　　　　　　 　　　　　　孔穎達《五經正義》之前另外兩本疏證　　　　　　前乎唐人義疏，經學家所寶貴者，陳後主元年陸德明《經典釋文》。而《易》主王氏，《書》主偽孔，《左》主杜氏，為唐人義疏之先聲。陸本南人，未通北學，固無怪也。　　　　　　唐初又有顏師古《定本》出，五經疏嘗引之。師古為顏之推後人。之推本南人，其多以江南為是。師古《定本》從南，蓋本《家訓》之說。　　　　　　自《正義》、《定本》頒之國胄，用以取士，天下奉為圭臬。唐至宋初數百年，士子皆謹守官書，莫敢異議矣。故論經學，為統一最久時代。　　　　　　　　統一之中的衰相　　　　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儀禮》、《榖梁》為小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　　　　　　然而世人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　　　　　　而《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榖梁》，歷代宗習。四經殆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　　　　　　唐之盛時，諸經已多束閣。蓋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中、小經，《周禮》、《儀禮》、《公羊》、《榖梁》難於《易》、《書》、《詩》，故多習《易》、《書》、《詩》，不習《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經殆絕也。　　　　　　唐帖經課試之法，專考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宋初因唐明經之法，王安石改用墨義，是為空衍義理之始，元、明經義時文之濫觴。　　　　　　 　　　　　　唐開成石經　　　　　　自漢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唐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訛脫者。　　　　　　開成去古未遠，猶為純備。然幾經後人之手，一誤於干符之修改，再誤於後梁之補刊，三誤於北宋之添注，四誤於堯惠之謬作，遂失鄭唐之舊。　　　　　　 　　　　　　唐人可取之處，及唐人為左氏開解之說——經史二分之說。　　　　　　唐人經說傳今世者，惟陸淳本啖助、趙匡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頗能發前人所未發。　　　　　　唐人經學有未可抹殺者：　　　　　　其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　　　　　　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　　　　　　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征。　　　　　　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　　　　　　劉知幾《史通》，詆毀聖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於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　　　　　　 　　　　　　經學變古時代（宋漢學變古之說，倡新義，疑古疑聖，妄加刪減，膽大妄為。）　　　　　　 　　　　　　經學自唐以至宋初，已陵夷衰微矣。然篤守古義，無取新奇；各承師傳，不憑胸臆，猶漢、唐註疏之遺也。　　　　　　據王應麟說，是經學自漢至宋初未嘗大變，至慶曆始一大變也。　　　　　　《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剿敞說。元佑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　　　　　　唐及國初，學者不敢議孔安國、鄭康成，況聖人乎！自慶曆後，諸儒發明經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繫辭》，毀《周禮》，疑《孟子》，譏《書》之《胤征》、《顧命》，黜《詩》之序，不難於議經，況傳注乎！　　　　　　此皆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宋人之《易》　　　　　　孔子以《易》授商瞿，五傳而至田何，又三傳為施讎、孟喜、梁丘賀，此《易》之正傳也。　　　　　　京房受《易》於焦延壽，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多言卦氣占驗，此《易》之別傳也。　　　　　　鄭玄注言爻辰，虞翻注言納甲，不過各明一義，本旨不盡在此。　　　　　　鄭與荀爽皆費氏《易》　　　　　　虞翻言家傳孟氏，又言夢道士使吞三爻，則間本於道家。　　　　　　王弼亦費氏《易》，而旨近老氏，則亦涉道家矣。　　　　　　然諸儒雖近道家，或用術數，猶未嘗駕其說於孔子之上也。宋道士陳摶乃本太乙下行九宮之法，作先天後天之圖，託伏羲、文王之說而加之孔子之上。　　　　　　宋人之《易》學：陳摶——穆修——李之才——邵雍　　　　　　邵子精數學，亦《易》之別傳，非必得於《河》、《洛》。程子不信邵子之數，其識甚卓。《易傳》言理，比王弼之近老氏者，為最純正。　　　　　　朱子以程子不言數，乃取《河》、《洛》九圖冠於所作《本義》之首。於是宋、元、明言《易》者，開卷即說先天後天。不知圖是點畫，書是文字；故漢人以《河圖》為八卦、《洛書》為九疇。宋人所傳《河圖》、《洛書》，皆黑白點子，是止可稱圖，不可稱書。　　　　　　 　　　　　　宋人之《尚書》　　　　　　《尚書》傳自伏生，今存《大傳》為正傳　　　　　　而《洪範五行傳》專言祥異，則《書》之別傳也。　　　　　　太史公當武帝立歐陽《尚書》之時，所引《尚書》，必歐陽說，與伏傳多吻合。　　　　　　大小夏侯出，始小異。古文說出，乃大不同。　　　　　　古文說已不可信矣。偽孔《傳》出，王肅雜采今古，與馬、鄭互有得失。諸儒去古未遠，雖間易其制度，未嘗變亂其事實也。　　　　　　至宋儒乃以義理懸斷數千年以前之事實，孔《傳》雖偽，猶愈於蔡沈《傳》也。蔡《傳》不從師說，殆因其序以傳心為說；傳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偽乎！　　　　　　 　　　　　　宋人之《詩》　　　　　　魯、齊、韓三家，《藝文志》以為魯最近之。　　　　　　《齊詩》五際六情，獨傳異義，則《詩》之別傳也。　　　　　　《韓詩》，唐時尚存，惜無傳人而亡。　　　　　　《毛傳》孤行，鄭《箋》間采魯、韓。自漢以後，說《詩》皆宗毛、鄭。　　　　　　宋歐陽修《本義》始辨毛、鄭之失，而斷以己意。蘇轍《詩傳》始以毛《序》不可盡信，止存其首句，而刪去其餘。南宋鄭樵《詩傳辨妄》始專攻毛、鄭，而極詆《小序》。呂祖謙見鄭樵之書，乃將《大小序》別為一編而辨之，名《詩序辨說》。其《集傳》亦不主毛、鄭，以《鄭》、《衛》為淫詩，且為淫人自言。　　　　　　 　　　　　　宋人之《春秋公羊》、《榖梁》　　　　　　《春秋公羊》、《榖梁》，漢後已成絕學。《左氏》傳事不傳義，後人專習《左氏》，於《春秋》一經，多不得其解。　　　　　　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而廢之，若以《春秋》為斷爛朝報，則非特安石有是言，專執《左氏》為《春秋》者皆不免有此意。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說，是《春秋》如朝報矣；不信《公》、《榖》家日月褒貶之例，而概以為闕文，是《春秋》如朝報之斷爛者矣。　　　　　　宋人治《春秋》者多，而不治顓門，皆沿唐人啖、趙、陸一派。以劉敞為最優，胡安國為最顯。元、明用胡《傳》取士，推之太高；近人又詆之太過，而胡《傳》卒廢。　　　　　　 　　　　　　宋人之三《禮》　　　　　　三《禮》本是實學，非可空言；故南北學分，而三《禮》皆從鄭注；皇、熊說異，而皆在鄭注範圍之中。　　　　　　宋時三禮之學，講習亦盛。王安石以《周禮》取士。後有王昭禹、易袚、葉時，皆可觀。《儀禮》有李如圭《集釋》、《釋宮》，張淳《識誤》，並實事求是之學。《禮記》，衛湜《集說》一百六十卷，採摭宏富，可比李鼎祚之集《周易》。而陳祥道之《禮書》一百五十卷，貫通經傳。　　　　　　以禮而論，三代之禮久亡，漢人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受。古時宮室制度，至漢當有存者。如周之靈台，漢時猶在，非後人臆說所能奪也。若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人情必疑不安。　　　　　　宋人盡反先儒，一切武斷；改古人之事實，以就我之義理；變三代之典禮，以合今之制度；是皆未敢附和以為必然者也。　　　　　　 　　　　　　 　　　　　　宋人不信註疏，馴至疑經；疑經不己，遂至改經、刪經、移易經文以就己說，此不可為訓者也。　　　　　　世譏鄭康成好改字；不知鄭《箋》改毛，多本魯、韓之說；尋其依據，猶可徵驗，亦必確有憑依。《周禮》故書，不同《儀禮》；今古文異，一從一改，即以《齊》、《古》考《魯論》之意。《儀禮》之《喪服傳》，《禮記》之《玉藻》、《樂記》，雖明知為錯簡，但存其說於注，而不易其正文。先儒之說經，如此其慎，豈有擅改經字者乎！唐魏徵作《類禮》，改易《禮記》次序，張說駁之，不行，猶得謹嚴之意。　　　　　　乃至宋而風氣大變。朱子注《論語》，不刪重出之章；獨於《大學》，移其文，又補其傳；《孝經》分經傳，又刪經文；未免宋人習氣。而移《大學》先有二程子，刪《孝經》雲本胡侍郎、汪端明，則未可盡為朱子咎。若王柏作《書疑》，將《尚書》任意增刪；《詩疑》刪《鄭》、《衛》，《風雅頌》亦任意改易；可謂無忌憚矣。《四庫提要》斥之曰：「柏何人斯，敢奮筆以進退孔子哉！」經學至斯，可雲一厄。私竄古籍，使無完膚。宋、元、明人說經之書，若此者多，而實宋人為之俑始。　　　　　　 　　　　　　經學積衰時代（自宋以後，經義喪失，雖多亦廢）　　　　　　 　　　　　　唐、宋明經取士，猶是漢人之遺；而唐不及漢，宋又不及唐者，何也？　　　　　　漢以經術造士，其進用，或由孝廉茂才，或由賢良對策。若射策中科，止補文學掌故、博士弟子員，非高選也。　　　　　　唐之帖經，猶漢之射策；其學即淺，而視之又不重。所重視者，詩賦之辭，時務之策，皆非經術。此其所以不及漢也。　　　　　　宋仁宗始復明經科，神宗變帖經為墨義。貼經之記誦屬實，非數年不為功；墨義之文字蹈空，即一時可猝辦。唐時帖括全寫註疏，議者病其不能通經。又專用王氏《新學》，不遵古義。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　　　　　　且宋以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說經之書，亦多空衍義理，橫發議論，與漢、唐註疏全異。故論經學，宋以後為積衰時代。　　　　　　 　　　　　　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義，則必務求新異，以歆動試官；用科舉經義之法而成說經之書，則必創為新奇，以煽惑後學。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以經學文字取人，人必標新以別異於古。一代之風氣成於一時之好尚，故立法不可不慎也。　　　　　　元、明之經義，本於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命呂惠卿、王雱等為之，而安石自撰《周禮義》，使雱撰《詩》、《書義》，名為《三經新義》，頒行天下。夫既名為《新義》，則明教人棄古說，以從其新說。　　　　　　其書至南宋始廢。此即「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然南宋雖廢《新義》，而仍用其墨義之法。朱子謂經義甚害事，分明是侮聖人之言。　　　　　　元人因之，而製為四書五經疑。明初用四書疑，後乃改四書五經義。　　　　　　明時所謂經學，不過蒙存淺達之流；即自成一書者，亦如顧炎武云：明人之書，無非盜竊。弘治以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將為己說而已。其見於《四庫存目》者，新奇謬戾，不可究詰。《五經》掃地，至此而極。　　　　　　 　　　　　　宋唐相比較　　　　　　宋人說經之書傳於今者，比唐不止多出十倍，乃不以為盛而以為衰者，唐人猶守古義而宋人多務新義也。唐人經說傳世絕少，此亦有故。（世傳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後什八九。此非特唐人所著之書為然，亦非特唐人所著經說為然也。）　　　　　　又自宋末元、明，專用宋儒之書取士，註疏且束高閣，何論註疏之外！於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於兵燹者，盡亡於宋以後。所以唐人經說傳世寥寥。宋則刊刻已行，流傳甚易，宜其存多佚少。今所傳宋人文集說部皆十倍於唐人，非止經說。是未可以經說之多寡判唐、宋之優劣也。　　　　　　 　　　　　　五代極亂之時，忽開文明之象；如鋟木一事，實為藝林之珍。《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經書之有木板，實始於此。逮兩宋而刻本多。此宋以後之書所以多傳於今日也。　　　　　　 　　　　　　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於是鄭學行數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於是朱學行數百年。以經學論，鄭學、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　　　　　　鄭學統一，惟北學為然；所謂寧道孔、孟誤，諱言鄭、服非；若南學，則兼用偽孔、王、杜，而不盡宗鄭、服；是猶未得為統一也。　　　　　　朱學統一，惟南方最早。金、元時，程學盛於南，蘇學盛於北。北人雖知有朱夫子，未能盡見其書。元兵下江、漢，得趙復，朱子之書始傳於北。姚樞、許衡、竇默、劉因輩翕然從之。於是元仁宗延佑，定科舉法，《易》用朱子《本義》，《書》用蔡沈《集傳》，《詩》用朱子集《傳》，《春秋》用胡安國《傳》，惟《禮記》猶用鄭注，是則可謂小統一矣。　　　　　　 　　　　　　尤可異者，隋平陳而南並於北，經學乃北反並於南；元平宋而南並於北，經學亦北反並於南。論兵力之強，北常勝南；論學力之盛，南乃勝北。　　　　　　 　　　　　　論宋、元、明三朝之經學　　　　　　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宋劉敞、王安石諸儒，其先皆嘗潛心註疏，故能辨其得失，朱子亦然。宋儒學有根柢，故雖撥棄古義，猶能自成一家。　　　　　　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而於註疏所得甚淺。　　　　　　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於宋儒亦少研究。如季本、郝敬多憑臆說，楊慎作偽欺人，是明又不及元也。（顧炎武云：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出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自明代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　　　　　　明永樂十二年，敕胡廣等修《五經大全》，頒行天下。此一代之盛事，自唐修《五經正義》後，越八百餘年而再見者也。乃所修之書，大為人姍笑。　　　　　　然而其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春秋大全》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　　　　　　《詩經大會》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　　　　　　《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餖飣成編；　　　　　　《書傳大全》亦剿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　　　　　　《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說》為主　　　　　　案官修之書，多剿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惟唐所因者，六朝舊籍，故該洽猶可觀。明所因者，元人遺書，故譾陋為尤甚。此《五經正義》至今不得不鑽研，《五經大全》入後遂盡遭唾棄也。（元以宋儒之書取士，《禮記》猶存鄭注；明並此而去之，使學者全不睹古義，而代以陳澔之空疏固陋。）　　　　　　 　　　　　　經學復盛時代　　　　　　經學自兩漢後，越千餘年，至國朝而復盛。兩漢經學所以盛者，由其上能尊崇經學、稽古右文故也。國朝稽古右文，超軼前代。　　　　　　康熙御纂及欽定《周易折中》、《周易述義》、《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　　　　　　乾隆則有《詩義折中》、《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春秋直解》；乾隆四十七年，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以經部列首，分為十類。　　　　　　夫漢帝稱制臨決，未及著為成書；唐宗御注《孝經》，不聞遍通六藝。今鴻篇巨製，發周、孔之蘊，持漢、宋之平。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推崇實學，以矯空疏，宜乎漢學重興，唐、宋莫逮。　　　　　　乾隆五十八年，詔刊十三經於太學，依開成《石經》，參以善本，多所訂正。嘉慶八年，復命廷臣磨改，以期盡善，尤為一代盛典，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　　　　　　 　　　　　　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　　　　　　近因：則明用時文取士，至末年而流弊已甚。顧炎武謂八股之害，甚於焚書。閻若璩謂不通古今，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一時才俊之士，痛矯時文之陋，薄今愛古，棄虛崇實，挽迴風氣，幡然一變。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為舉世不為之學。於是毛奇齡、閻若璩等接踵繼起，考訂校勘，愈推愈密。　　　　　　遠因：則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元、明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朱子常教人看註疏，不可輕議漢儒。(朱子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不無待於後人；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誠未有斷決。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蓋因乎此；惜書未成而歿。)然元、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士子樂其簡易。而元本不重儒，科舉不常行；明亦不尊經，科舉法甚陋。慕宗朱之名，而不究其實，非朱子之過也。朱子能遵古義，故從朱學者，如黃震、許謙、金履祥、王應麟諸儒，皆有根柢。王應麟輯《三家詩》與鄭《易注》，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　　　　　　 　　　　　　國初諸儒治經（取漢、唐註疏及宋、元、明人之說，擇善而從。由後人論之，為漢、宋兼采一派；而在諸公當日，不過實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　　　　　　江藩作《漢學師承記》首列閻若璩，案閻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偽，而其《疏證》信蔡《傳》臆造之事實，邵子意推之年代；其說《詩》，以王柏《詩疑》為然，謂《鄭》、《衛》為可刪；乃誤沿宋學，顯背漢儒者。　　　　　　胡渭《易圖明辨》，能辟《圖》、《書》之謬，而《洪範》並攻漢儒。　　　　　　陳啟源《毛詩稽古編》能駁宋以申毛，而經說間談佛教。　　　　　　萬斯大、方苞等兼通《三禮》，多信宋而疑漢。　　　　　　其不染宋學者，惟毛奇齡；而毛務與朱子立異。雖由門戶之見未融，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此等處宜分別觀之，諒其求實學之苦心，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　　　　　　 　　　　　　雍、乾以後之學（亦未薄宋儒）　　　　　　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　　　　　　惠周惕子士奇，孫棟，三世傳經。棟所造尤邃。論者擬之漢儒，在何休邵公、服虔子慎之間。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云：「《六經》宗孔、孟，百行法程、朱。」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　　　　　　戴震兼通曆算聲韻，其學本出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永嘗注《朱子近思錄》；所著《禮經綱目》，亦本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戴震作《原善》、《孟子字義疏證》，雖與朱子說經抵牾，亦只是爭辨一理字。《毛鄭詩考正》嘗采朱子說。　　　　　　段玉裁受學于震，議以震配享朱子祠。段以極精小學之人，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小學》。是江、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　　　　　　宋儒之經說雖不合於古義，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於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獨得之處。故惠、江、戴、段為漢學幟志，皆不敢將宋儒抹殺。學求心得，勿爭門戶；若分門戶，必起詬爭。　　　　　　 　　　　　　國朝經師，能紹承漢學者，有二事：　　　　　　一曰傳家法，如惠氏祖孫父子，江、戴、段師弟，無論矣。惠棟——余蕭客、江聲——孫沅——顧廣圻、江藩——余蕭客。王鳴盛、錢大昕、王昶皆嘗執經於惠棟。錢大昕有弟大昭，從子塘、坫、東垣、繹、侗。段玉裁有婿龔麗正，外孫自珍。金榜師江永。王念孫師戴震，傳子引之。孔廣森亦師戴震。具見《漢學師承記》。他如陽湖庄氏《公羊》之學，傳於劉逢祿、龔自珍、宋翔鳳；陳壽祺《今文尚書》、《三家詩》之學，傳子喬樅；皆淵源有自者。　　　　　　一曰守顓門。家法顓門，後漢已絕，至國朝乃能尋墜緒而繼宗風。傳家法則有本原，守顓門則無淆雜。名家指不勝屈，今姑舉其犖犖大者。　　　　　　 　　　　　　國朝經師有功於後學者有三事：　　　　　　一曰輯佚書。兩漢今文家說亡於魏、晉；古文家，鄭之易，馬、鄭之《書》，賈、服之《春秋》，亡於唐、宋以後。宋王應麟輯《三家詩》、鄭氏《易注》，雖蓃采未備，古書之亡而復存者實為首庸。至國朝而此學極盛。惠棟教弟子，親授體例，分輯古書。余蕭客《古經解鉤沈》，采唐以前遺說略備。王謨《漢魏遺書鈔》，章宗源《玉函山房叢書》，輯漢、魏、六朝經說尤多。孫星衍輯馬、鄭《尚書注》，李貽德述《左傳賈》、《服注》，陳壽祺、喬樅父子考《今文尚書》、《三家詩》。其餘間見諸家叢書，抱闕守殘，得窺崖略，有功後學者，此其一。　　　　　　一曰精校勘。校勘之學，始於《顏氏家訓》、《匡謬正俗》等書。至宋，有三劉、宋祁之校史。宋、元說部，間存校訂，然未極精審，說經亦非顓門。國朝多以此名家，戴震、盧文召、丁傑、顧廣圻尤精此學。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為經學之淵海。余亦間見諸家叢書，刊誤訂訛，具析疑滯，有功後學者，又其一。　　　　　　一曰通小學。古人之語言文字與今之語言文字異；漢儒去古未遠，且多齊、魯間人。唐人已不甚講，宋以後更不辨。小學兼聲音故訓。宋吳棫、明陳第講求古音，猶多疏失。顧炎武《音學五書》，始返於古。江、戴、段、孔，益加闡明。是為音韻之學。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昌明許慎之書。同時有嚴可均、鈕樹玉、桂馥，後有王筠、苗夔諸人，益加闡明。是為音韻兼文字之學。經師多通訓詁假借，亦即在音韻文字之中；而經學訓詁以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為最精，郝懿行次之。是為訓詁之學。有功於後學者，又其一。　　　　　　 　　　　　　國朝經學凡三變。　　　　　　國初，漢學方萌芽，皆以宋學為根柢，不分門戶，各取所長，是為漢、宋兼采之學。　　　　　　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鮮。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　　　　　　嘉、道以後，又由許、鄭之學導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義，《書》宗伏生、歐陽、夏侯，《詩》宗魯、齊、韓三家，《春秋》宗《公》、《榖》二傳。漢十四博士今文說，自魏、晉淪亡千餘年，至今日而復明。實能述伏、董之遺文，尋武、宣之絕軌。是為西漢今文之學。學愈進而愈古，義愈推而愈高；屢遷而返其初，一變而至於道。學者不特知漢、宋之別，且皆知今、古文之分。門徑大開，榛蕪盡辟。　　　　　　 　　　　　　易與難　　　　　　《漢書藝文志》曰：「古者，三年通一藝，用日少而畜德多。」此簡明有用之學也。又曰：「後世便辭巧說，幼童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此繁雜無用之學也。　　　　　　今欲簡明有用，當如《漢志》所云「存大體，玩經文」而已。　　　　　　如《易》主張惠言《虞氏義》，參以焦循《易章句》、《通釋》諸書；　　　　　　《書》主伏《傳》、《史記》，輔以兩漢今文家說；　　　　　　《詩》主魯、齊、韓三家遺說，參以毛《傳》、鄭《箋》；　　　　　　《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陳立之書；　　　　　　治《左氏》者，主賈、服遺說，參以杜《解》；　　　　　　《三禮》主鄭《注》，孔、賈《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於今者，細碎者姑置之。　　　　　　《皇清經解》、《續皇清經解》二書，於國朝諸家，蓃輯大備；惟卷帙繁富，幾有累世莫殫之疑；而其中卓然成家者，實亦無幾，可置不閱。　　　　　　今之治經者，欲求簡易，惟有人治一經，經主一家；其餘各家，皆可姑置；其他各經，更可從緩。漢注古奧，唐疏繁複，初學先看註疏，人必畏難，當以近人經說先之。（如前所列諸書。急宜研究。或猶以為陳義太高，無從入手，則《書》先看孫星衍《今古文註疏》，《詩》先看陳奐《毛氏傳疏》亦可。）但能略通大義，確守古說，即已不愧顓門之學。此古之治經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顓門也。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顓門者，亦有無家法而非顓門者；今主一家，當取其有家法與顓門者主之。　　　　　　《國朝漢學師承記》具列家法顓門甚詳，其成書在乾、嘉之間，故後出者未著於錄。嘉、道後，治今文說者，《師承記》皆不載，《皇清經解》亦未收其書，書具見於《續經解》中，故《續經解》更切要於前《經解》也。　　　　　　學者誠能於經學源流正變研究一過，即知今之經學，無論今文古文、專學通學，國朝經師莫不著有成說，津逮後人。以視前人之茫無途徑者，實為事半功倍。蓋以瞭然於心目，則擇從甚易，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　　　　　　 　　　　　　《四庫提要》經部總敘曰：「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陸，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共弊也悍。學脈旁分，攀援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後，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空談臆斷，考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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