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政體不可能向民主政體轉型

　　儘管如此，絕大多數學人仍有明確的傾向性，有人主張「走中式民主」(中國自創的民主)，也有人認為「只能走成熟的西式民主」。

　　雖然中國政體何去何從令學界難以判斷，但往往越難搞清楚的越應該明白。用實驗科學的術語說，即諸事必先定性，再定量。

　　所謂定性，就是對於「哪種政體能夠更加有效且最有可能實現」的分析判斷;定量，是在方向明確的前提下，對實現政體轉型之具體環節的設計研究。

　　「先定性再定量」的意義在於：方向一旦明確，就能動員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功效上、到發生作用的機理研究上，然後設計出可控方案。打個比方，中藥也許對某些病症管用，也獲得了臨床驗證，這就定了性，但沒有進行定量研究，人們就始終搞不懂到底是什麼成分起的作用，怎樣發生作用的。只知道中藥能治病，卻沒有定量研究作保障，使用過程中就造成很多意想不到的負面，無法預防，這就是中藥至今未走向世界的根本原因。

　　針對中國政治體制轉型的大方向(定性)都沒完成，往下的具體研究就無法進行。很多學者盲目設計了眾多定量方案，但因缺少定性研究的強有力保障，也只有把心血擱置於書齋睡大覺了，始終是廢紙一張。

　　基於如上分析，本人先給中國政治體制的轉型方向定個性：中國政治體制不可能向民主政體轉型。如果有可能那也就是萬分之一。

　　理由如下：

　　一、沒有基礎

　　1、英國當年的政體轉型有基礎。

　　英國在王權專制時代就有議會，議會不受命於國王，且具有約束、抗衡王權的機能，後來的英國民主革命就是以議會為陣地展開的。國王在對外爭戰等方方面面都需要大量的財力保障，反國王勢力的鬥爭就在國會展開，國王迫於經濟需求必須向反對力量妥協，1628年不得不在議會提出的《權利請願書》上簽字批准。該請願書保障了基本人權的制度化。1629年、1640年、1640年11月，「長期國會」利用國王需要議會支持其已陷入財政絕境的狀況，迫使國王進一步同意限制其權力的要求。

　　當國王與議會關係破裂後，國會還有自己的軍隊，用以同國王的軍隊展開武裝鬥爭，並在1645年擊挎了國王的軍隊。

　　中國沒有這樣的議會。人大也不具有獨立性，而是受制於黨權。財政完全被控制在黨權之內，黨權不可能去向人大訴求財政支持。人大沒有制約黨權的任何機制，也就沒法迫使黨權妥協。人大更沒有控制軍隊的權力，軍隊完全聽命於黨。

　　所以，中國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存在先天不足。

　　2、英國早在1915年就有了《大憲章》。

　　正是這個大憲章間接起到了限制王權的作用，為後來的民主革命打下了憲政的基礎。

　　與之相較，中國的《憲法》同《大憲章》有很大的差距。大憲章以保障個人人權為起點，而中國的憲法強調更多的是民族、國家、黨權主義，人們都得在黨的領導之下，憲法起不到制約黨權的作用。

　　所以，中國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型又缺失了支持點。

　　3、英國的法律以習慣法為特徵，對王權的擴張產生了極大阻力。

　　而中國的法律體系完全置於黨權之下，司法要維護黨的權威和利益。

　　中國沒有限制黨權的法律存在，使得中國走向民主政體無所保障。

　　4、當時英國社會存在兩大敵對的壁壘：專制主義與民主主義。

　　專制主義以王室與國教為主流，民主主義以清教徒及新興中產階級為主導。國王將王權凌駕於宗教之上，受到了清教徒的強烈反對。英國清教徒與王權的鬥爭也就是專制與民主的衝突。英國光榮革命正是清教徒與王權及天主教的雙重反動直接釀成的。

　　中國不存在黨權與宗教的衝突，宗教完全受制於黨的領導，中國的宗教沒有挑戰黨權的能力和可能。

　　所以，中國社會又失去了向民主政體轉型的又一個推動力量。

　　5、向民主政體轉型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基礎，就是合理的協商精神。

　　民主革命前的英國雖然在王權的專制統治之下，但議會裡的鬥爭始終存在協商，通過協商能避免暴力和流血一直是民主的最高境界。英國的民主政治也是沿著協商這條路走下去的。

　　而協商恰是中國政治最缺乏的品質。中國社會沒有能代表各階層利益的NGO，工會、婦聯、各行業協會，都在黨的領導下，不能獨立於體制之外。政協內的民主黨派並不具有代表性，且也處於共產黨的領導下，不存在與執政黨平等的地位。沒有平等哪可能有協商?因之人們戲稱政協為橡皮圖章就不奇怪啦。

　　中國社會既沒有協商平台也沒有能代表各階層利益的組織，更沒有協商精神。如此這般的社會現實政治體制豈能向民主轉型?

　　二、政治體制沒有向民主轉型的壓力

　　1、中國13億人口，有8—9億農民，農村早已開始民主試驗，直選村長，農民的利益訴求根本跑不出村子。征地是唯一對農民利益危害最大的事件。

　　農民的維權基本上就是圍繞金錢利益，尚沒有主張權利的要求。有學者說，中國農民向政府要的是「錢」而不是「權」。

　　2、除了農民，城裡還有4億多的普通市民，維權也多是圍繞錢財。即便每年在全國發生上千件鬥爭慘烈的「要錢不要權」的「群體性事件」，也不足以撼動黨的權力地位。「錢能解決的事情就不是個事情」。

　　3、另外還有8、9千萬的文化、經濟精英人士，但這些人也基本上選擇與政治精英集團合作，沒有向黨權挑戰的利益推動。

　　4、在知識階層倒是有相當數量的人秉承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為了主義而看輕錢財，向黨提出要求，讓其交出部分權利，還給民眾。

　　黨最害怕這部分人，但他們對執政者產生的壓力不大，輿論把控就能讓這個階層集體失聲，從而也就失去了對社會的影響(啟蒙能力)。

　　三、經濟體制轉型的負面效應是極權而不是民主

　　1、中國單方面選擇引進了西方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制度，從歐美19世紀前自由經濟的情況來觀察，自由經濟倡導的是自由竟爭，追求的是資本的利益最大化。資本的屬性就是逐利而行，所以中國經過30年的市場發展，資本的實力規模都很強大。

　　可是即便最強大的國有壟斷企業也都完全不承擔社會責任的擔子，變得更加貪婪。資本為了利益對打工者的福利基本完全蔑視，對工人的生活狀況非常冷漠，打工者內心充滿焦慮和絕望情緒，極易失控，所以強烈渴望政府為其作主、幫其維護權益，希望政府的權力更加有力和集中。

　　歐美19世紀自由竟爭的負面效應孕育了帝國主義、納粹、極權思想產生的條件和土壤。在世界工廠中國也不例外，自由經濟下資本的貪婪生產出大量的無產階級，這些人往往是近幾年群體事件的主要參與者，目前這股力量在中國應該是最大的不確定群體。可惜，自由經濟下產生的無產階級往往受情緒化的極權力量支持，他們反對的通常都是民主。這股力量越不滿現狀，對政府就越有力，政府越容易通過對資本適當制裁而得到無產階級的擁護。

　　沒有這群人數最多的無產階級的支持，政體民主化根本就不可能實現。

　　2、三十年來經濟體制的轉型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這些財富基本都控制在政府和少數人手中，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擁有財產的階層大多是體制內人士或投靠權力者，真正靠個人奮鬥獲得財富的人很少。

　　中國社會存在著一個權貴階層。權貴階層肯定不想民主化，因為民主化維護的是公平與平等，窮人也會享有與其相等的政治權利，他們將不能再進行權力交易，而其手中的權利還要吐出來一部分分給弱勢者，這是他們無法接受的。

　　所以權貴階層將是反對中國政體民主化轉型的主要力量。

　　四、長期的專制傳統使國人已經失去了自主意識

　　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已形成深厚的專制文化傳統，作「順民」、「服從聖意」成為國人下意識的行為習慣，腦袋裡只有「天賦君權」，沒有「天賦人權」的概念。他們在權利者面前根本想不到個人還應該有權利，有何權利。可以說其腦中基本沒有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公平等理念。

　　這樣的民眾基礎又怎能推動政治體制向民主政體轉型呢?

　　綜上所析，在權力集中的中國，掌握權力者幾乎獲得了全部社會利益。而鞏固權利的體系又非常牢靠，要人有人，要錢有錢，要槍有槍。由他們主導的政治體制轉型，只能向有利於他們的方向發展，絕不會走向反面。

　　再加上中國社會缺少向民主政體轉型的基礎，社會也沒有迫使權利方向民主轉型的力量，30年的經濟自由化反而孕育出了支撐極權的力量，千年的封建專制傳統文化又束縛著國人的頭腦，因此中國的政體不可能轉向民主。

　　世界上任何國家的民主轉型都並非一帆風順，甚至要經歷流血的鬥爭。英國民主革命之所以被稱為「光榮革命」，是因為流血少。

　　當權者不可能自己主動放棄利益，除非有巨大的力量強迫。而中國缺少的恰恰就是能夠讓權力低頭的力量和基礎。

　　本人開頭曾說中國向民主轉型也有萬一，那是指台灣、前蘇聯、東歐等地實行的民主化模式。但大家說說，這可能嗎?

　　如此說來，難道中國的民主之路真就沒有希望了嗎?也不是，除非中國社會發生了一些新變化，具備了向民主轉型的必要條件和充足條件。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