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於新舊體詩寫作的看法
年輕的時候就喜歡詩，特別是中國的古詩。有些詩，只讀過一兩遍，從未蓄意記誦，但過目不忘，一直到望八之年，垂垂老矣，居然還能夠背誦若干首。這就是中國古詩的魅力所在吧！
不過，那時候，雖然喜歡舊詩，但自己動筆時，還是寫新詩，即所謂白話詩。記得1952年考高中，無錫市統考，我居然利用語文卷的試題，寫了首長詩，還得了高分。1953年，上高中二年級，生了一段時間的病，讀戈寶權翻譯的《普希金文集》，繼而讀《萊蒙托夫詩選》，也很喜歡。此後便和幾位同學一起組織魯迅文學小組。正是對詩的愛好，使我放棄了想當工程師、當數學家的理想，決定學文，當文學家，當詩人。那時候，年輕氣盛，不知道天高地厚，幻想自己在未來詩壇上將如何、如何。不僅自己寫，還喜歡上了朗誦新詩。不僅在學校里，還居然有勇氣在無錫市的人民大會堂演出過。1955年，我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一入校，學生社團北大詩社正在發展新社員。我寄去了兩首詩，一首題名《我走了，故鄉》，一首題名《讓我再看看你露水般的眼睛》。詩社的社長來找我，誇獎詩寫得好，接受我入社，並稱，詩將在新一期的《北大詩刊》上發表。我當然很高興。
然而，刊物出來了，我的詩作並未發表，社長告訴我，詩經過「校團委」審查，認為感情不健康。我反覆自思，覺得沒有什麼不健康，曾將詩拿到詩社的一次分組會上討論，大家也不認為有什麼不健康。不過，從此我就失去了將詩作送出去發表的勇氣。詩，雖然還在寫著，記得寫過一首長詩《關於黃河》，還曾根據宜興的民間傳說，寫過敘事長詩《鴨妹花》。
在北大五年，讀中外文學史，自然讀了不少中外文學作品。中國詩歌，從《詩經》《楚辭》到漢代樂府，都是認真讀過的。明人張溥的《漢魏百三名家集》等也是一卷一卷讀過的。不過，我當時的興趣已經從當作家、當詩人轉為研究唐詩，想找尋唐詩發展、繁榮，成為中國古典文學高峰的原因，於是大量收羅唐人詩集，從初唐四傑一直到晚唐的皮日休、陸龜蒙的詩集，我幾乎都從舊書攤上買到了，而且也幾乎都讀過。有一年，
那一時期，我之所以不寫詩，原因很多，其一在於我對中國詩歌發展道路的反思。
「五四」以後，新詩流行，這種詩，打破中國古典詩詞的格律束縛，加強了自由度，同時，以白話、口語寫作，使詩歌語言和生活語言相接近。這樣，在表現新時代、新生活，表達新思想、新感情方面有其優越性，也產生了一些好詩，以個人所見，郭沫若、艾青、臧克家、賀敬之、聞捷、公劉等人，都有一些詩寫得不錯，我個人很喜歡。但是，像中國古典詩歌一樣具有長盛不衰的藝術魅力，便於記憶，便於吟誦，已經進入中國人精神世界的藝術珍品，確實不多。我至今一首白話新詩都背不出來。為何？
多年以前，我曾經寫過一篇小文《新詩發展的憂思》，指出新詩發展中的幾個「脫離」現象：一是脫離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傳統，二是脫離詩歌創作的藝術規律。在我看來，詩詞創作，貴在創造意境，高度精鍊，而且要有格律，有節奏，富於音樂性。這是中國古典詩詞的共同特徵，也是其藝術魅力之奧秘所在。「五四」以後的新詩恰恰丟掉了這兩個特徵，相反，過於散漫，形成了口語化、散文化的新特徵，其結果是使詩的語言和一般的文學語言沒有區別。沒有區別的結果也就使詩不成為詩，其藝術魅力也就大為減色了。
我恢複寫詩是在1998年進入中央文史研究館之後。這裡的館員大部分能寫舊體詩，我有了幾位詩友，而且有一個發表舊體詩的園地《詩書畫》，我忝列編委，於是，我在全力治史之餘，偶爾也寫點舊體詩。寫舊體詩，首先碰到一個格律問題。詩緣於情，情動於中，發之於聲，於是便有了詩和歌。最初的時候，詩可能並沒有格律，特別是固定的格律。格律是在詩歌發展中逐漸形成的。它可以使詩的語言更富於音樂美，節奏鏗鏘，音調和諧，但是，它又是可變的、發展的，中國的詩歌，由古體而近體，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而長短句，由詩而詞，而散曲，都是格律不斷變化發展的結果。因此，做舊體詩，格律不可不講。但是，詩首先必須是詩，有無詩情、詩意，能否以精鍊的語言創造出鮮明、雋永的意境，即所謂詩情畫意來，這是第一位的。是否符合格律，是第二位的。鑒於舊體詩詞格律過嚴，束縛思想，影響表現力量，因此，我贊成寫舊體詩詞時，對舊格律可以適當突破。2002年，中央文史研究館決定出版館員詩詞集《綴英集》，我受命擔任編選小組召集人。當時，我即提出，入選作品必須大體符合格律，但不以精嚴為準。這就是說，只要是詩，偶有破律、違律，在所不究。毛澤東的七絕《題廬山仙人洞照》有句雲「亂雲飛渡仍從容」，末三字均為平聲，屬於近體詩大忌的所謂「三平調」，但該詩仍不失為好詩、妙詩。有些作者，要求用韻必須嚴格以「平水韻」為準，我一向不贊成。我們生活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語音已經有了很大變化。誰能說出一「東」和二「冬」之間的實際語音差別？當時屬於同一韻部的字，今天讀起來有的已經大不相同，出了韻了。寫詩是為了給今人閱讀或吟誦，不是在鑄造古色古香的假古董，何必以宋元之際的語音寫作？
2000年7月，中央文史研究館在北京八達嶺召開詩詞創作座談會，涉及詩情、詩意、詩境、詩語、詩韻等各方面的問題。我在會上作了個發言，主張百花齊放，實行古人所稱：「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喜歡格律詩的人，自可繼續寫格律詩；不喜歡舊格律，可以創造新格律（我在北大
此類作品，從古典詩詞脫化而來，講求意境，語言凝練，按照現代的北京話押韻，句子長長短短，三、四、五、六、七言夾雜，甚至句子更長一點也可以，但是，必須有節奏，有音樂性。它可以講平仄，也可以不講；可以有對仗，也可以沒有。在某些方面，它類似於古典詩歌中的「雜言體」，更類似於宋明時代的詞和散曲，但不必受詞譜和曲牌的嚴格約束。這樣的「長短句」（今人或稱「自度曲」），伸縮自如，變化而又整齊，自由而又有格律。朗誦可，吟詠可，入樂歌唱亦可。它既便於表現新時代、新事物、新思想，又保留了中國古典詩詞的主要特點。
我舉例說，清末的黃遵憲、民國初年的四川吳芳吉等人，都曾做過這方面的試驗，可惜，繼起者不多，後續無人了。
此次中華詩詞研究院出版《當代中華詩詞名家精品集》，每個顧問出一集，限選百首左右。我遠非「詩詞名家」，多年治史，詩只是偶一為之。不過，限選百首，這很有點為難。自然，新詩、近於新詩者只好一概不取，以免淆亂體例。舊體詩中，所選者也大都循規蹈矩，謹守格律，至於我自己提倡的「解放」作品，則選得少而又少，醜媳婦羞於見人也。
編成，回想年輕時學詩、寫詩時的情景，特別是那些使自己耳根發熱的「宏願」，不禁感慨系之。
（本文系《當代中華詩詞名家精品集·楊天石卷》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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