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指南－道學入門－明清道教識略

明清道教識略

李養正

道教在金元時期分衍宗派、各立教團、發展教義教規，擴充齋醮科儀，確曾一度十分活躍。但自明朝開國後，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為完成其君主獨尊的政治體制，對宗教採取了利用與檢束相併用的政策，即優待其頭面人物，而又控制其勢力的發展。因此，道教之勢漸趨減弱，不似以往之盛。但在明代也有特殊現象，這就是明世宗（公元1522——1566年）的崇尚道教；不過也只是短暫的興道而己。縱觀明清道教，雖在丹道方面有東派、西派的出現，南方有武當道的興起；在著述方面有不少對過去道書的詮釋註疏之作，但均無多新意。總之，道教之勢已如強弩之末，清以後更是江河日下。 一、明代之檢束道教與世宗之祟道 朱元障在未稱帝之前，曾招聘、安撫龍虎山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意在爭取信徒，以利於爭奪天下。據《漢天師世家》卷二記載，在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公元1361年），吳王朱元障令旨江西等處行中書省「訪求天師，多有招聘禮請入山，依前住持道教」，並令有司官員，「但系龍虎山宮觀殿宇及供器什物，諸人毌得作踐損壞，褻漬神明，舊管山園田地房屋，悉聽為主，諸色軍民人等，不許奪占，違者治罪」。爾後又致書張正常，勉其「輔國濟民」。書曰：「今吾師既臨乃祖之位序，當繼乃祖之成烈，有非他術之可同者，願師澄心定性，以凝道功，使前靈之跡益顯，則龍虎之山益崇，而人益仰望也。」至正二十五年（乙巳，公元1365年），朱元璋召見張正常，朱元障說：「………每聞天師，今為我見快哉，一睹覿面，天師瞳樞電轉，法貌昂然，雖不取事於朝廷，同我一時，豈不千載一遇也」。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公元1366年），朱元璋又令張正常放符及普施符水以濟民。由於戰亂中民間病疫者多，求符水人的太多了，張正常乃籙符投井中，人爭汲之。朱元璋命作亭於井上，號曰」太乙泉」。至正二十七年，即朱元璋稱帝的前一年（丁未，公元1367年），致書張正常，書中說：「予近自正月，為國家之事，心所欠者，欲奏聞上帝，奈無人捧詞至於天庭，故差人詣天師門下，望天師以彼祖宗之靈，必當誠心差精通道妙之師，捧詞達天，以申祈禱之情，即師之虛意也。」此舉是藉重「天師」，代其與天庭相「交接」，造成承天命、順天運而稱帶的局勢。第二年（戊申，公元1368年），朱元璋便作了皇帝，這年即洪武元年。 朱元璋稱帝後，對待宗教的態度，據《明史·太祖本紀》記載，洪武二十年春，朱元璋說：「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君，為君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為天下蒼生也。」因而他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招攬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時對教團嚴加檢束，防止教團勢力過大造成政治、經濟上的損害。其措施： （一）不準駕凌於帝王之上。據《明史·張正常傳》記載，張正常於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入賀太祖繼位，「太祖曰：『天有師乎？』乃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賜銀印，秩視二品。」。元時所賜「天師」號遂被免去。《明會典》記載，」凡寺觀庵院，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令除殿宇梁棟門窗神座案桌許用紅色，其餘僧道自居房舍，並不許起斗拱彩畫梁棟及僭用紅色什物床榻椅子。」 （二）清整教團，去其奢侈。《明史·太祖本紀》記載： （洪武五年詔）「僧道齋醮，……恣飲食，有司嚴治之。」 （三）從思想上使其納入養生治國之道。據《大政記》記載，洪武七年「御注《道德經》成，上謂儒臣，舉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與『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之類曰：『老子所語，豈徒托之空言，於養生治國之道，亦有助也。但諸家之注，各有異見，聯因注之，以發其義。』」 " （四）減少道觀，限制出家。《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四年「令清理釋道二教，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可容眾者一所並居之，不許雜處於外，違者治以眾罪，親故相隱者流，願還俗者聽。又命天下僧道，有創立庵堂寺觀非舊額者悉毀之。」還規定每三年發一次度牒，禁止男性四十以下、女性五十歲以下者出家，只允許府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出家。這樣盡量減少逃避徭役者。 （五）立道錄司以檢束天下道士。據《明史·職官志》記載，明代僧道皆置官以管其眾。京師置道錄司左右正一，二人（正六品）；左右演法，二人（從六品）；左右至靈，二人（正八品）；左右元義，二人（從八品）。神樂觀提點一人，知觀一人，龍虎山真人一人（正二品），閣皂山、三茅山各靈官一人，太和山提點一人。「道錄掌天下道士，在外府州縣有道紀等司分掌其事」。據《明會典》記載，明初置元教觀，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改道錄司，正六品衙門，設左右正一，左右演法，左右至靈，左右元義，職專道教之事，屬禮部，其衙門建於朝天宮。「凡內外道官，專一檢束天下道士，違者從本司懲治，若犯與軍民相干者，從有司懲治。」 明太祖以後的成祖、英宗、孝宗亦不崇道教。據《明史·成祖本紀》記載，永樂十五年秋，「歐寧人進金丹。帝曰：『令自餌之。毀其方書。』」《明會典》記載，英宗正統六年，」令新創寺觀曾有賜額者聽其居住，今後再不許私自創造。」《明通記》記載，孝宗弘治年間，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大學士徐溥等疏諫：「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也。」在明太祖所制定的這種利用與檢束的政策下，道教是不可能在全國範圍內興旺發展的。其間有一例外，即湖北武當山「武當道」的興起。但也只是局部的、短暫的。 明代世宗朱厚熜做皇帝後，情況有改變。世宗崇奉道教，日事齋醮，重用道士。據《明史·邵元節傳》記載：「世宗嗣位……好鬼神事，日事齋醮」。嘉靖三年徵元節，封邵元節為清微妙濟守靜修真凝元衍范志默秉誠致一真人，統轄朝天、顯靈、靈濟三宮，總領道教。邵元節原為龍虎山上清宮道士，後來官拜禮部尚書，一品服。邵元節死後，世宗寵信的是黃岡道士陶仲文，初封為神霄保國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禱祀日亟。世宗「喜仲文祈禱功」，又特授少保禮部尚書，不久，加少傅仍兼少保，不二歲登三孤」（《明史·陶仲文傳》），恩寵出邵元節之上。又命建雷壇於黃州以祝聖壽，「同知郭顯文監之，工稍稽，謫顯文典史」，遣工部郎何成代督，趨甚急，公私騷然。御史楊爵、郎中劉魁言及之，給事中周怡陳時事有「日事禱詢」語，帝大怒，「悉下詔獄拷掠長系」。吏部尚書諫乩仙，即命削籍。「自是中外爭獻符瑞、焚修齋醮之事，無敢指及之者矣。……移居西內，日求長生。」由於陶仲文的引薦，方土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胡大順、藍田玉等，咸以燒煉符咒得近於世宗。據《明史·陶仲文傳》，段朝用合肥人，事燒煉；龔可佩嘉定人，通曉道家神名；藍道行以扶鸞術得幸；胡大順，撰《萬壽金書》一帙，自稱「呂祖」所作，且言呂祖授三元大丹，可卻不老；藍田玉，鐵柱觀道士，從事符籙齋醮及扶鸞術，還自言有召鶴術；王金，鄠縣人，以仙酒獻帝，後為帝采靈芝；顧可學，無錫人，能煉「秋石」，服之延年。陶仲文所薦的方術道士，還有端明、朱隆禧等，皆言有長生秘技和符籙秘書，均曾得寵於一時。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世宗也效法宋徽宗故事，集天仙、教主、皇帝於一身。據《明史·陶仲文傳》記載：「三十五年，上皇考道號為『三天金闕無上玉堂都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聖尊開真仁化大帝』，皇砒號為『三天金闕無上堂總仙法主元元道德哲慧聖母天后掌仙妙化元君』，帝自號『靈霄上清統雷元陽妙一飛天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極仙翁一陽真人元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長生聖智昭靈統元證應主虛總掌五雷大真人元都境萬壽帝君』」。世宗晚年更是深信道教長生之術，扶乩，言服芝可延年，使使采芝，天下四方來獻者皆積苑中，得芝萬本，聚為一山，號「萬歲芝山」。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五月帝夜坐庭中，獲一桃御幄後，左右言自空中下，帝大喜曰：「天賜也」。修迎恩醮五日。不久，遣官求方士於四方，羊城人熊顯進仙書六十六冊，方士趙添壽進秘法三十二種，醫士申世文亦進三種，方士王金等撰作諸品仙方、養老新書、七元天禽、護國兵策，與所制金石葯並進。「其方詭秘不可辨，性燥非服食所宜。帝御之，稍稍火發，不能愈」。結果方士王金等有的被論死，有的被編口外為民。對於道教來說，這一段可說是歷史上最後一次的興旺。此後便逐漸黯然了。 二、武當道、丹法東西兩派之出現及劉一明之丹道 「武當道」，因興起於湖北均縣武當山而得名。 考「武當山」在北魏前便已有名。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沔水條》記載：「河水又東南經武當縣故城東，又東曾水注之，水導源於縣南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參上山，山形特秀，又日仙室。」元劉道明撰《武當福地總真集》說：「武當山，……中嶽佐命之山，應翼軫角亢分野，在均州之南，周回六百里，環列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澗。嵩高之儲副，五嶽之流輩，唐虞柴望偏祀之地，七十二福地之一。乾兌發原，盤亘萬里，迴旋若地軸天關之象，地勢雄偉，非『玄武』不足以當，因名之日『武當』」。武當山在明以前早已是道教徒活動的勝地，古籍中記載有不少著名羽客、道士在此隱居修鍊。據《武當福地總真集》記載。南朝劉宋明時帝時的劉蚺，「宋泰始中（公元466年─471年）為晉王記室，鮮官辟穀入武當山仙去」；《真浩·稽神樞》云：「（謝）允字道通，歷陽人，……晉太康中（公元280──290年）表辭官入道，詔許之，西上武當……結茅於石室，不數年得沖寂之妙」，隋人簡曾，唐太宗出為武當節度，後亦「隱居武當，志慕虛玄」，五代宋初的陳摶也曾「入武當隱居，誦《易》於五龍觀」。《宋史·陳摶傳》也說：「自言嘗遇孫君仿、獐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武當福地總真集》卷上記載，元「至元（應為至正）二十三年，法師葉希真、劉道明，華洞真承應御前充武當山都提點。」說明在元代這裡便已是有相當規模的道場。由於元末的兵火，道觀大都被毀了，因而才有明成祖朱棣的復修武當宮觀。 明成祖在武當山營造宮觀，其原因說法不一。一說，明初武當山出現祥瑞彩雲，「真武大帝」在雲中顯現，道士繪製了一幅《太和山祥瑞圖》，獻給明成祖朱棣，朱棣為表示崇奉「真武」的誠心，故而大興土木，修造道觀；另一說，當時武當山有位著名的道士叫張三丰，朱元璋在位時便曾遣使覓之，未得，朱糠作皇帝後又遣給事中胡香幣往訪，遍歷荒徽，積數年不遇，為取悅、招攬道士張三丰，故而成祖大修武當道觀；又一說，朱棣奪皇位，火焚皇宮，建文帝下落不明，有說為僧，或云為道，更有說建文帝就隱居武當山中。《萬曆野獲編》謂「以文皇帝遣胡瀅托訪張三丰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從明初在武當山專設道官「太和山提點」，朱棣派內侍朱祥到武當山數年，以及明英宗起由宦官管理武當山，極可能成祖之興武當、乃出之於政治上的原因。不管傳說如何，武當山是復興了，役民工三十餘萬，費時七年，建成八宮二觀及金殿、紫禁城等，規模很大。張三丰祖師也因此更為出名，在這裡開創了「武當道派。」 據《明史·張三丰傳》記載：「（張三丰）遼東懿人，名全一，一名君寶，三豐其號也，以其不飾邊幅，又號張邋遢。……游處無恆，……嘗游武當諸岩壑，語人曰，「此山異日必大興。」時五龍、南岩、紫霄俱毀於兵，三豐與其徒去荊榛辟瓦礫創草廬居之，已而捨去。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遣使覓之，不得。……永樂中（公元1403──1424年），成祖遣給事中胡瀅偕內侍齎璽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琎、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後學道於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公元1459年）英宗賜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後人為其編有《三豐丹訣》二卷、《張三丰先生全集》、《三豐真人玄譚全集》一卷，均作「明張君寶撰」。張三丰所創武當道的教義，有以下特點： （一）崇祀「真武大帝」。「真武」本為「玄武"，宋時因避「趙玄朗」諱，改稱「真武」。「玄武」乃北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的合稱。以其形似龜蛇，故名「玄武」。「玄」為龜，屬水，尚黑；「武」為蛇，屬火，為我國古代所崇奉的的北方之神。從宋真宗起，特別崇奉「北極紫微大帝」的四位護衛，即道教所奉天聖、天蓬、天罡、天猷四大元帥，認為「北極帝星」地位之穩定，全賴「四大元帥」（星宿）的護衛，故四帥（或稱四聖）是護佑皇帝的天神。在四帥中，尤其對「天聖」（佑聖）更為尊崇，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封為「鎮天真武靈應佑聖帝君」，簡稱「真武大帝」，又稱「玄天上帝」。均縣武當山，自古即奉祀真武之神（北方之神，水火之神），故武當道以「真武大帝」為祖師，又以「真武大帝」為雷部至尊之天神。 （二）習武當內家拳技。考武當內家拳的祖師，乃北宋徽宗時的張三峰（亦稱張三丰）。傳說他夜夢「真武大帝」授拳法。明末清初黃宗羲《王徵南墓志銘》說：「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為內家，蓋起於張三丰。」三百多年之後，明初武當山又出了一位著名的道土也叫張三丰。後者是前者內家拳技的繼承者和發揚者。武當道士歷來均在教團內秘傳內家拳技，至今仍保存這種傳統。他們習拳技主要是為了健身御疾和抗拒野獸與護觀。 （三）在教義上主張三教合一。《三豐全集·大道論》下篇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修此陰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一性一命而已矣。《中庸》云：『修道之謂教』。三教聖人，皆本此道，以立其教也」。《大道論》上篇中說：「予也不才，竊嘗學覽百家，理綜三教，並知三教之同，此一道也。儒離此道不成儒，佛離此道不成佛，仙離此道不成仙。」又說：「儒也者，行道濟時者也。佛也者，悟道覺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講各的妙處，合講合的好處，何必口舌是非哉？夫道者，無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已矣。」 （四）重修鍊內丹，且首重性功。武當道屬道教清修派，頗重修鍊內丹，並且主張先全人道，而後仙道。《大道論》中說，「修身之事，不拘男女，此金丹大葯雖愚昧野人得之立登仙位。……只要素行陰德，仁慈悲憫，忠孝信誠，全於人道，仙道自然不遠也。」又說：「洞曉陰陽，深參造化，察其真偽，得陰陽之正氣，覓鉛汞之真宗，方能換骨長生。」又說：「至於旁門邪逕，御女采陰，服燒三黃，燒餌八石，是旁門無功也。又有以按摩導引、吐納呵噓、修服草藥為養生之方者，雖能暫去其疾，難逃老衰命盡而被達人恥笑也。」 武當道後來逐漸併入全真道。教義教規亦與全真道同。在《三豐全集·道言類》中附有《三豐先生輯說》，其中錄有陸潛虛及李涵虛的丹法，故這裡略為介紹陸潛虛及其東派丹法與李涵虛及其西派丹法。按《三豐先生輯說》乃後人李涵虛所編纂，非張三丰本人所輯，因張三丰前於陸潛虛有一百幾十年，而前於李涵虛則有四百幾十年。 關於道教丹法，有北宗和南宗之分，南宗丹法又分為三派，一為張伯端弟子石泰，主張自身清修，稱「清修派」，石泰弟子陳致虛，既倡清修，也講陰陽，又因同受南北宗師傳，又合南北宗丹法，著《金丹大要》，仍以清修為主，二為張伯端弟子劉永年（奉真）傳翁葆光，主張陰陽雙修，稱「陰陽派」；北宗傳至元李道純，著《中和集》，三教合參，以守中為至善三道，稱「中派」。南北宗到元末便已合併，均屬全真道，丹法大抵合一，南北畛域之見亦逐漸消失，惟陰陽派則異端突起，與南北宗合併之清修派分道揚鑣。晚明的伍守陽（伍沖虛）集南北宗之大成，著有《天仙正理直論》、《丹道九篇》、《仙佛合宗語錄》。東派開創者為明代的陸西星（公元1520——1606年），字潛虛，揚州興化縣人。明嘉靖（公元1522──1566年）間，自稱得呂洞賓秘傳，寫成《賓翁自記》、《道緣匯錄》，又著《方壺外史叢書》，輯刊《呂祖全書》，宣稱得丹道真傳，大闡丹道，世稱丹法東派，屬陰陽派。其丹法明言雙修方可成丹，要點在「凝神聚氣」、「道歸自然」，所謂「離形交氣」，則另為口傳。陸西星還撰有《南華副墨》，並以玄理注釋《莊子》，晚年參禪，又撰《楞嚴述旨》。 西派開創者為清代的李涵虛。清咸豐（公元1851──1861年）間，四川樂山長乙山人。李涵虛（號涵虛子），託言於峨嵋遇呂祖及張三丰，得丹法秘要，著《太上十三經註解》、《無根樹註解》、《三豐秘旨》，還編輯和刊印《張三丰全集》，宣揚丹道。宣揚其丹法以清靜立基，然後事陰陽雙修。李涵虛自言張三丰授。東派西派均為清修派所反對。 在清代最引人注目的道教內丹鍊師和學者是乾隆、嘉慶年間的道士劉一明（公元1734─1821年）。劉一明號悟元子，又號素樸素人、被褐散人，山西曲沃縣（今山西聞喜縣東北）人。是當時我國西北地區全真龍門派的第十一代宗師。他一生主要在甘肅榆中之棲雲山、興隆山修道傳教，著書立說。他的主要著作，後人匯列為《道書十二種》。他所論述的丹法，淵源於末代陳傳的「宇宙生成論」和「逆以成丹」說，以及張伯端闡發的丹道口訣。他繼承和發展了全真道清修派的理論和方法，頗具有宗教思辨性。其內容主要包含以「道」為本原的宇宙觀、先驗的天賦人性論、修鍊內丹訣要以及三教同源、相通的理論。他認為，至元至靜的「道」，是宇宙萬物的本源，《指南針·陰符經注》中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名，長養萬物。無形無名，自然至靜之道。」《修真辯難·序》中說，「夫道即理也。理即道也。。……此理此道，位天地而育萬物。」這個道「乃是非物質的精神實體。這個精神實體產生「先天真一之氣」，即虛無中生「一氣"，《修真辯難》中說：「先天之氣自虛無中來。《悟真》雲，道自虛無生一氣。……此皆言先天之氣為生物之主氣，乃自虛中來，為萬象之主，天地之宗。」一氣生天生地生陰陽，陰陽再合其中，又合一氣成三體，三體既成，一氣運動，陰而陽，陽而陰，於是萬物生焉。他認為人性是天賦的，說人的形體孕育之時，生機自虛無中來，這就是先天祖氣，而祖氣是純善、至善的，這便是人的天賦之性，或曰真如之性，是至善的。人體出母胎後，由於後天呼吸之氣是惡、濁的，因而人的至善之性被浸蝕、污染，真一之氣消泯，於是人性也就變惡了。如果維持、恢復天賦之善性，就要不懈地習善、行善。劉一明的煉丹理論，與陳摶的「逆以成丹」之說基本相同。他認為人順自然之道而生，要返回至虛無之道中去，就只有以「逆道」的修鍊之法返本歸真。這種修道理論，是闡發陳摶之說。他又進一步與張伯端修丹法相結合，論述了修丹的四個步驟，即所謂「煉己築基」、「凝結聖胎」、「沐浴溫養」、「煉神還虛」，這是「逆以成丹」的具體方法。在修持方面又特彆強調封建綱常倫理道德，這正是北宗全真道所注重的修性之功。劉一明是三教合一論者，認為三教之理相通，兼而用之，可以成聖。《悟真直指解》卷三，「儒以渾然天理謂圓覺」。「本無名字，強名曰道」。劉一明繼承和發展了王重陽的三教合一思想，劉所著的《三教辨》肯定：「儒即是道，道即儒，儒外無道，道外無儒」，溯源窮流，三教一家。劉一明可以說是總結了全真清修派的理論與丹法，是清代道教中突出的神道教家。 三、王常月的《龍門心法》及婁近垣之《黃籙科儀》 王常月，是明末清初全真道龍門派的著名道土，第七代律師。全真教徒認為自邱長春歿世以後，教風「頹衰不振，邪教外道，充塞天下，害人心術，壞我教門」，由於王常月「憫念愚人，爰開戒律」，使「邱長春真人之家風尚在，王重陽祖師之心法猶傳」，真風大振，因而譽他為全真道的「中興之祖」。據清完顏崇實撰《昆陽真人道行碑》說：「王真人名常月，號昆陽子，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生當明季之亂；慨然有出塵之心，……迨至中年，始於王屋山遇趙復陽祖師，懇求開示。……密於天壇王母洞告盟天地，授以戒律。且勉之曰：「大哉至道，成之非易，易也必以功行為先。」王常月後又在九宮山見到了其師趙復陽。趙復陽問他：「邇來應物持心何得何失？」王常月以玄風頹敗，求師振撥為對。師曰：君子窮於道之謂窮，通於道之謂通，道備吾行，何患宗風不振耶？遂以《天仙大戒》密授之。別師後居華山，……世祖（清順治皇帝）皇帝入關之始，真人遂北上掛單于靈佑宮，丙申（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三月望日，奉旨主講白雲觀，賜紫衣，凡三次登台說戒，……康熙庚申（公元1680年）九月九日，以衣缽授弟子譚守誠，留頌而逝。……聖祖仁皇帝（康熙帝）聞之，賜號「抱一高土」。 王常月倡導修道以持戒為首要功行。他在北京白雲觀六次開壇說戒，即為受戒道土演說戒律，撰有講稿《心法正言》，後由其弟子邵守善、詹守椿作跋，法孫詹太林校，玄孫唐清善演而為《龍門心法》。這是一部對清以後的全真道影響最深刻的道書，使教義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轉向以嚴持戒律為主。這是全真道的又一演變。 《龍門心法》含二十講，即；第一，皈依三寶；第二，懺悔罪業；第三，斷除障礙；第四，舍絕愛源；第五，戒行精嚴；第六，忍辱降心，第七，清凈身心；第八，求師問道；第九，災慧等待，第十，密行修真；第十一，報恩消災，第十二，立志發願；第十三，印證效驗；第十四，保命延生；第十五，闡教弘道；第十六，濟度眾生；第十七，智慧光明；第十八，神通妙用；第十九，了悟生死；第二十，功德圓滿。《龍門心法序》說：「道源自有正脈，萬法不出一心」。又說：「乃世之慕道者，徒向崆峒而訪問，伐毛洗髓，欲換凡骨而無丹；立命尋真，語玄機而莫悟。殊未解理貴專心，法求一貫」，以修持心法為要。明顯是仿效佛教律宗，充實全真道以修性為先的教義。 《龍門心法》宣揚修道者必須皈依「道」、「經」、「師」三寶；人而要皈依三寶，明大道，脫生死，則必先皈依「真三寶」。何謂「真三寶」？即自己的身、心、意。何謂皈依「身」？人體可以眼視、耳聽、手動、足行、口說、舌嘗，「善用者則成仙、成佛、成聖、成賢；不善用者則成魔、成怪、成鬼、成畜生」，因此則要善用吾身，「收服狂骸，以四大威儀為主，行住坐卧，約束端莊，使耳不聽聲，目不視色，莊嚴妙相，端正慈悲。」如何能作到呢？「惟有一法，能制此身，須是行持戒律」，「戒律拘制，狂身變為法軀」。何謂皈依「心」？認為人心「險惡」，「不可測度」，貪聲好色，犯法遭殃，皆由此心所致。不白皈依此心，「豈能悟透玄機，得明正法」？但如何才能制此狂心？「須是持戒入定。此心無明火發，烈焰薰燒，非水不能，定則為水，專制狂炎」，「心火正熾，定水潛降，化烈焰為慧風，變無明為良知，轉聲色為空虛，改災難為吉祥」。何謂皈依「意」？認為人「意」神通不測，變化多端，倏生倏滅，不可把捉，「奇幻詐偽，千謀萬慮」。善用者「可以成真入聖，治國安民。三綱五倫，皆從此出；三教九流，俱從此起；忠孝節義，皆從此生；性命輪迴，皆從此定」。不善者「流浪欲河，沉淪苦海」。因而「必須慧光朗照，明了覺悟，一念未動之前，定水澄清，一念已萌之際，靈光不昧。機由樞轉，星隨斗移。執生死之權，先誠此意；掌輪迴之柄，先誠此意。」所謂皈依「真三寶」就是用宗教道德以制身、制心、制意。制身則能皈依師寶，制心則能皈依師寶，制意則能皈依道寶，身心意化為三寶真身，依戒定慧法門，行持信心，則定能成道。這是《龍門心法》基本教義。《龍門心法》特彆強調「戒行精嚴」。說「這個戒字，是降魔之杵」、「是護命之符」，「是仙丹寶筏」。又說：「戒律就是玄都禁約，乃三清上聖所定科條」，受了戒，就要行持。又說：「七真闡教之後，教相衰微。戒律威儀，四百年不顯於世。皆因教門中未曾有人擔當此任」。因此為中興全真道，便倡導戒行精嚴，亦即降心順道，忍耐行持，一絲不離，始終不變，窮困不移。全真道的「三堂大戒」，即初真戒，中極戒，天仙戒。 道教信仰者追求長生不死，而《龍門心法》卻有他異於過去的「長生久視」之說，認為「不死者我之法身，長生者吾之元氣。……道存則人存，法在即同身在。」這說明到明清之際，王常月首重戒行只是用「心法」求中興。從清以來的全真發展情況看，從王常月提倡開壇受戒後，道教便轉向以持戒為主的教風了。 稍後於王常月，正一派道士中的著名人物則為婁近垣，他曾刪並刊用《黃籙科儀》十卷，使清代之齋醮儀文咸備於此書。婁近垣字朗齋，法號三臣，自號上清外史。江南松江婁縣（今江蘇省婁縣）人。生於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自幼在龍虎山上清宮作道士，師上清宮提點周大經，習正一法籙。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以法員身份隨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例覲入京。雍正八年（公元1130年）百封為四品龍虎山提點。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封「妙一真人」。遺作有《南華經注》一卷、《御選妙正真人語錄》一卷、《重修龍虎山志》十六卷、整理《黃籙科儀》十卷。據婁近垣《黃籙科儀·序》：「近垣於雍正丙午（公元1726年）以值年來京，幸荷聖思，獲司金籙，竊見齋醮科儀一帙，舊板散失，亥豕多訛，固不揣荒陋，勉為參考，略加增刪，刊成十卷。敢詡探奇於石室，擬將藏秘於名山。玆者恭遇和頤和親王，凝心內境，棲慮玄門，日華多暇，乃取近垣所刻科儀，親加披閱，重為鏤板，仍題之曰《黃籙科儀》。……大清乾隆十有五年，歲次庚午九月重陽日，龍虎山後學婁近垣拜手謹識。」考《黃籙科儀》十二卷，不著編輯者名氏，婁近垣刊成十卷，和親王刻印本則有十二卷。是書卷一至卷九為發奏、建壇、宿啟、拜表、早朝、午朝、解壇、設醮各項科儀。卷十為總聖位科，卷十一為通用文檢，卷十二為符密手訣，壇圖印式，步虛散花，樂譜贊文。在明《正統道藏》中，有關威儀的道書，洞真部有法懺七種、燈儀二十種；洞玄部有《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醮儀八十五種，洞神部有醮儀二十六種，太玄、太平、太清、正一諸部中亦收有宋、元、明以來之各種齋醮科儀。《黃籙科儀》乃輯清初道教常行的齋醮科儀、牒文、符籙，在教內相傳。婁近垣是清代龍虎山正一派從事符籙齋醮的著名道土。 四、《正統道藏》及重要道書的編纂刊行 金章宗時期（公元1190─1208年），道士孫明道據宋版《萬壽道藏》（《政和道藏》）編纂成《大金玄都寶藏》六千四百五十五卷。又經過五十餘年，元初全真道士宋德方（披雲）、秦志安等又募緣再修《道藏》，將全真道撰作的道書參入《道藏》，使全真道與正一道統為一流。這部《道藏》也名《玄都寶藏》，增加到七千八百餘卷。元憲宗時（公元1251一1259年）曾遭焚經。這是元代的第一次焚經。到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又招致焚經，世祖詔令除《道德經》外，所有道書及印板一齊燒毀。這是元代的第二次焚經。因此《道藏》所收道書大都散失或被毀於火。到了明代，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公元1403年），曾敕令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重編《道藏》，永樂四年（公元1406年）又敕真人張宇初，「前者命爾編修道書，可早完進來，通類刊版，故敕」。（《漢天師世家》）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張宇初去世，詔令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繼續主持編修；宣宗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張宇清卒，未完成。明英宗正統年間又繼續纂修，到正統九年（公元1444年）始行刊板。英宗又詔令道土邵以正（通妙真人）督校，增所未備，正統十年校刊完成，名《正統道藏》，計四百八十函，五千三百零五卷，按三洞、四輔、十二類分類，以《千字文》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每函各為若干卷。刊行多部，英宗分賜國內各大名山道觀珍藏。據白雲觀《賜經碑》記載：「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嘗命道流合《道藏》諸品經，纂輯校正，將鋟梓以傳；而功未就緒，奄忽上賓。肆今皇上，以至聖之德，統承天位，體皇曾祖之心，以天下生民為念，追尊先志，於是重加訂正，增所末備，用壽諸梓。計五千三百五卷，通四百八十函。其為經包括三乘，類分條析，自太上立教之端，以至道家從事之要，罔不備載。於以頒之天下，藏之名山秘宇，聽所在道宮道土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甚盛舉也。」明神宗萬曆年間，又刊布《續道藏》。萬曆三十五年（公元1601年），龍虎山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神宗朱翊鈞之命，續補《道藏》三十二函，仍以《千字文》為函次，自「杜」字型大小刊至「府」字型大小或「將」字型大小，名《萬曆續道藏》。《續道藏》將《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亦收於內。以上明代的正、續《道藏》，共計五千四百八十五卷，五百二十函，即現在尚保存的明版《道藏》。 明《正統道藏》雖刻於明，實源於宋。其缺陷有二： （一）搜訪道書不夠周遍，當時福建龍溪縣玄妙觀尚存有《政和道藏》五百六十四函，未運往北京，據此以增補之，不然，今《道藏闕經目錄》所著錄道書，皆可收入《正統道藏》。當時僅據所存元初宋德方刊行《玄都寶藏》，再增入元明二代道書成藏。（二）選擇不精，將偽托「呂祖」、「文昌」降筆等扶乩之書，亦均刊入。使內容更為蕪雜。 在永樂年間參與編修《道藏》的道土有塗省躬，正統年間有喻道純、湯希文。到明熹宗天啟六年（公元1626年），南京朝天宮道士白雲霽作《道藏目錄詳註》。後載入清紀昀等所編《四庫全書》子部道家類。《四庫全書提要》說：「雲霽字明之，號在虛子，上元人。是書成於天啟丙寅。以《道藏》之文，分門編次，大綱分三洞四輔十二類」。 白雲觀所藏《正統道藏》，到道光時（公元1821一1850年）已多殘闕，有王廷弼出資修補，至同治間（公元1862一1874年）始修補竣。有關明版《道藏》編修刊刻始末，大體如是。 關於明清間刊行的重要道書，首先便得提到《道藏輯要》清康熙年間（公元1662一1722年），彭定求選《正統道藏》中所收道書的一部分，約二百多種，編成《道藏輯要》，實為《正統道藏》的節本，按二十八宿字型大小，分成二十八集，共二百餘冊。清嘉慶年間（公元1796─1820年）蔣元庭又編《道藏輯要目錄》，這時已包括道書二百七十九種，共二百六十八冊，分裝二十八函。清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成都二仙庵又予翻刻，並有增加，其中收有清代晚出之道書，不過選擇亦有不精之處。賀龍驤為撰《重刊道藏輯要子目初編》，其序曰，「我朝彭定求相公撰《道藏輯要》一書，為世稱快。惜原書總目止載卷數，未列子目，莽如淵海，下土難窺，不久書帙放失，雖達士通人亦罕識宗旨焉。今成都二仙庵重刻《道藏輯要》，尚再不為條分縷析，著諸目錄，則玄宗所在，購識仍艱，後再闕佚，誰與知之？」現此部《道藏輯要》刻板，保存在成都青羊宮，已重刷發行。 至民國十四年（公元1925年），上海涵芬樓將北京白雲觀所藏《正統道藏》影印發行，除將原版面縮小外，並將梵夾本改線裝方冊。《正統道藏》得以為廣大學者所見。到1948年，上海詁林精捨出版社又出版了守一子編《道藏精華錄》，包括道書一百種。其所選書亦選自《正統道藏》及《道藏輯要》，不過所選者未必是精華。丁福保撰《疇隱居土學術史》中錄有《道藏精華錄緒言》，簡述了道教源流、道藏源流、編輯宗旨及十集一百種道書簡介。以後又有《道藏舉要》，選入一百七十六種道書。以上均屬巨帙道教類書。 明清間也出現了不少著名的道書作者，他們各依其信仰撰作道書，演化教義。如明代便有： 張宇初撰《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通義》四卷、《道門十規》、《三十代天師虛靖真君語錄》七卷。 張君寶撰《三豐真人玄譚全集》、《三豐丹訣》、《張三丰先生全集》。 邵以正撰《長春劉真人語錄》。 陸西星撰《方壺外史》八卷、《道言五神》。 伍守陽撰《天仙正理》二卷、《伍真人丹道九篇》、《金丹要訣》、《仙佛合宗語錄》。 蔣一彪輯《古文參同契集解》三卷、《參同契箋注集解》三卷、《三相類集解》二卷。 高濂撰《經三屍符咒》、《守庚申法》、《續神咒錄》、《服氣法》。 彭好古撰《金丹四百字注》 《金丹四百字注釋》。 朱權撰《天皇至道太清玉冊》八卷。 洪應明撰《月旦堂仙佛奇蹤》八卷。 李文燭撰《金丹四百字解》 《黃白鏡》二卷。 王一清撰《金丹四百字註解》。 胡文煥輯《類修要訣》二卷，續附一卷。 孫汝忠撰《頂批金丹真傳》。 沖一真君撰《玉版錄》。 清代的著名作者及新出道書有： 董德寧撰《黃帝陰符經本義》二卷、《太上黃庭經發微》二卷、《仙傳宗原》、《悟真篇正義》、《元丹篇》、《丹道發微》、《性學筌蹄》、《周易參同契正義》三卷。 劉一明撰《黃帝陰符經注》、《黃庭經解》、《悟真篇直指》四卷、《敲爻歌直解》、《百字碑注》、《修真辨難》二卷、《神室八法》、《無根樹解》、《悟道錄》二卷、《參同契經文直指》三卷、《參同契直指箋注》三卷、《參同契直指三相類》二卷、《西遊原旨讀法》。 閔一得撰《黃帝陰符經玄解正義》、《雨香天經咒》六卷、《天仙道戒忌須知》、《道規玄妙》二卷、《棲雲山悟元子修真辨難參證》二卷、訂正《皇極闔辟證道仙經》三卷、《泄天機》、《管窺編》．《天仙心傳》三卷附錄一卷、《天仙道程寶則》、《西王母女修正途十則》、《泥丸李祖師女宗雙修寶筏》、《讀呂祖三尼醫世說述管窺》、訂正《寥陽殿問答編》、《二懶心話》、《智慧真言注》、《一目真言注》（收存於《古書隱樓藏書》，、《增智慧真言注》 （同上）、《祭煉心咒注》（同上）。傅金詮撰《天仙正理讀法點晴》、《丹經示讀》、《道書試金石》、《新鐫道書度人梯經》八卷、《道書一貫真機易簡錄》十二卷、《性天正鵠》、《新鐫道書樵陽經》、《心學》三卷、《道書杯溪錄》三卷、《赤水吟》。 朱圭梭《陰騭文注》、《文昌孝經》、《元皇大道真君救劫寶經》、《真經》。 惠棟撰《太上感應篇注》二卷。 王常月撰《初真戒律》。 朱元育撰《悟真篇闡幽》三卷、《參同契闡幽》三卷。 王守上閱《三寶萬靈法懺》十二卷。 張持真輯《懺法大規》六卷。 彭定求校正《真詮》三卷。 王仁俊輯《靈寶要略》。 陶素耜撰《周易參同契脈望》三卷、《承志錄》三卷。 李光地撰《參同契注》、《陰符經注》。 袁仁林撰《古文周易參同契注》八卷。 汪紱撰《讀參同契》三卷、《讀陰符經》。 紀大奎撰《周易參同契集韻》六卷。 俞樾撰《讀抱朴子》、《抱朴子平議補錄》、《太上感應篇纘義》二卷。 王士瑞注《養真集》二卷（收存於《道藏輯要》「觜」帙。 江含春撰《解真篇》、《金丹悟》、《金丹疑》。 施守平撰《碧苑壇經》三卷。 陶太定輯《呂祖師三尼醫世說述》。 薛陽桂輯《梅華問答編》。 李德洽原述《上品丹法節次》。 章世乾撰《元丹篇約注》三卷。 劉鴻典撰《感應篇韻語》。 蔣國祚作撰《太上黃庭內景經注》一卷、《太上黃庭外景經注》三卷。 順便提一下敦煌古籍中的道書。在清光緒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道士王圓籙偶而發現了敦煌莫高石室遺書，其中便有不少唐、五代人所抄寫的道書。不幸的是，這時正是帝國主義侵華最瘋狂的時代，這些深藏幾乎千年的寶貴文獻，大都被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份子所盜走，一部份今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院，一部分今在巴黎國立圖書館。劫餘部份今藏北京圖書館。敦煌古籍中的想爾注《老子道德經》殘卷、《老子化胡經》卷一、卷十、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經》等有關道教古籍又得重現，這對我們了解早期道教的教義，有重要價值。 五、道教之式微 道教傳至清代，雖仍有眾多信奉者，但已大不如前朝之盛，頗呈現出逐漸衰落的景象。究其原因，固然由於新文化思想之興起及西歐科學技術之傳入，古老的宗教意識受到衝擊，同時又因基督教的傳入我國，與我國固有的宗教爭奪信教群眾；但是，清政府對待道教的嚴竣態度，無疑是重要的原因。 據《補漢天師世家》記載，明神宗時的第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旨聘附馬都尉謝公詔之女為配。以定國公徐掌姻事，凡六禮之費，悉出內帑。……留京十三年，寵齎甚渥。」明懿宗曾加第五十一代天師張顯庸「太子少保」。明懿宗崇幀九年（公元1636年）襲爵的第五十二代天師張應京曾娶明益藩郡主朱氏為妻，且崇幀帝曾晉封張道陵為「六合無窮高明大帝」。這說明龍虎山正一道張「天師」家與明統治者關係較為密切。清初，順治皇帝對於龍虎山正一道既事拉攏，而又存戒心，這是可以想見的，據《補漢天師世家》云：「皇清定鼎入賀。世祖章皇帝頒賜敕諭。諭曰：國家續天立極，光昭典禮，清靜之教，亦所不廢。爾祖張道陵，博通五經，覃精玄教。治民疾病，俾不惑神怪。子孫嗣教，代有崇封。玆特命爾襲職掌理道籙，統率族屬。務使異端方術，不得惑亂愚民。今朝綱整肅，百度惟貞，爾其申飭教規，遵行正道。其附山本教族屬賢愚不同，悉聽糾察，此外不得干預。爾尤宜法祖奉道，謹德修行，身立模範。禁約該管員役，俾之一守法紀，毌致生事。庶不負優加盛典，爾其欽承之。故諭給一品印，恩禮威如故。」這種威恩並施的敕諭，顯示了清統治者對正一道的嚴竣態度。這樣的態度，基本上貫穿整個清代。 清世宗胤禎對儒、釋、道持「三教合一」說。《道藏輯要》第二冊《雍正上諭》謂三教「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初無異旨，無非欲人同歸於善」，「勸善者治天下之要道」。又說：「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聖人同其性則廣為道德，人能同誠其心，同齋戒其身，同推於人，則可以福吾親，可以資吾居之安天下」。統治者用宗教以治安天下，「舉三教合一之旨」，這樣也就使三教差別縮小，道教各派差別亦縮小，道教「勸善規過」之風，遂為高漲，《太上感應篇》、《功過格》之類的善書，風靡一時，形成一種民間宗教習俗。這種風氣，固然與道教有一定關係，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正統道教的聲勢，以及教團與教徒的聯繫。道教特徵的減弱，當然也相對地意味著道教的式微。 到清高宗弘曆時，乾隆年間（公元1736─1795年）宣布黃教為國教，道教為漢人的宗教。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曾禁止正一真人傳度，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以梅御史劾部議改為正五品」，（見《補漢天師世家》）即降為五品。梅御史即當時左副都御史梅亮成，他所劾奏者便是第五十六代天師張遇隆（字輔天，號靈谷）。據《清史稿》卷一百十五記載，在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當時為鴻臚寺卿的梅亮成便上疏謂「道流卑賤，不宜濫側朝斑」，張昭鱗（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之弟，張錫麟死後被命署大真人印務）被免朝見。在乾隆年間，龍虎山正一道領袖「張天師」之聲譽、地位，已漸趨低微了。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第五十七代天師張存義（字方直，號宜庭）雖又被秩正三品，只不過稍施懷柔，為了減少其因「過於貶損」而帶來不利於統治者的社會影響而已。 辛亥（公元1911年）革命推翻了滿清帝制，於民國元年，當時的江西都督府取消了龍虎山正一道的「天師」稱號，所謂「張天師」便己沒有了在教團內的封建特權。及至袁世凱作大總統，野心恢復帝制，又復「天師」稱號，重頒「正一真人」之印。袁世凱的皇帝夢破滅，張天師之封建特權亦便隨之成為泡影。張元旭之後的張恩溥，只是循道教正一道慣例而稱六十三代「天師」。 全真道中之受清統治者優渥者，清初則有王常月，晚清則有高仁侗（雲溪）。高雲溪山東費縣人，光緒年間（公元1815一1908年）為北京白雲觀方丈。他通過太監劉誠印（皈依道教，自稱素雲道人）與清宮廷有密切聯繫。高仁侗曾擴建北京白雲觀，無著述留傳，雖曾得勢一時，對於道教則無大建樹。 我們說道教式微，是指其在教義發展上已停滯不變，無大發展；其教團勢力有日漸微弱的趨勢。但道教在民間的崇奉者依然是不少的，其齋醮祈禳之儀以及服餌丹道之術，在民間教徒中依然有不少人信行，其社會影響也依然不小，仍然是留傳於我國的五大宗教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