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人——國學大師饒宗頤 成長 與 如何治學

香港奇人——國學大師饒宗頤 來源：人民網 （2001年11月19日）　　　　在香港，饒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人稱「業精六學，才備九能」。頂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客座教授頭銜的大學問家。　　　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饒公樣樣都有研究；時間跨度更是驚人，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哪來的這麼廣泛的興趣、這麼旺盛的精力？-----------------------------------------------------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我家裡有很多的書，大概有幾萬本。我小時候就在這些書里，很早就念了很多書。 　　我小的時候，上正規的學校成了「副業」，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範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家裡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我是跟父親、跟家裡的老師學習的。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這是一個基礎條件。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廣泛積累的基礎。我家裡有那麼多書，我整天在看，把讀書當成了玩耍，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在那個小圖書館裡，我可以一邊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裡面逛。因此，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了解了。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於胸。我早年念《史記》，背《史記》，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像《秦始皇本紀》那麼長，我當年也是背的。《資治通鑒》，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我就看《綱鑒》。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我都能夠知道，先後不會搞亂，這個史學基礎，我很早就打實了。-----------------------------------------------------　　 饒公說，還有個義理的問題。中國人常講的義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以後我會「喚」出來用於做各方面的學問。　　　　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饒公不假思索地說：「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印度話的『大』是『馬哈』，他是『馬哈馬哈』 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不是淺嘗輒止、半通不通。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後我也是這樣『朔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做學問與寫字做畫一樣，都很講究一個「氣」字。因為氣不貫，就好象一個人沒有生命。寫字、做學問，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生命都擺在裡面，有「氣」、有生命，才會緣緣不絕。而「氣貫」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擾。　　　　饒宗頤又講佛理了，他說，佛教講這個「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外出閑雲野鶴，返家靜如處子。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裡頭的乾淨，心裡頭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余秋雨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還斷言：只要香港有饒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這位饒公，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饒宗頤。　　　　在香港，饒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人稱「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然而，誰會相信，這位頂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客座教授頭銜的大學問家，竟是從廣東潮州走出來的一名初中生！　　　　家學啟蒙 大病引斯入「國」門　　　　白髮，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見饒公是在幾天前，85歲的他剛落座就輕聲說道：「先得糾正一個重要偏誤，我不像有些文章說的那樣『連小學也沒上過，完全是無師自通』，我上過正規的初中，而且我學每樣東西都有老師的，我的老師很多。」與糾正許多歷史學方面的偏誤一樣，饒公對自己也是一絲不茍。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當時廣東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親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讀書做學問。因此我家裡有很多的書，大概有幾萬本。我小時候就在這些書里，很早就念了很多書。到了十幾歲，父親就過世了，我接下了他的兩副擔子，既要管生意，還要繼續做他沒做完的學問。後來，我對錢越來越沒興趣，父親的錢到我手裡變得越來越少。看來，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學術研究繼續下來。我後來就變為純粹向學術方向發展了。可以說是家庭教育，是家學，使我走上這條路的。　　　　少年早慧的饒宗頤，20歲出頭因整理髮表了父親的遺著《潮州藝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當時，日軍已經南侵，中大遷往雲南。在赴聘途中，饒宗頤大病一場，滯留在香港。沒想到，這場大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在香港，他有機會結識了後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雲五和葉恭綽，從而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　　　　而這場大病，是饒公此生唯一害過的一場大病。因此，對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認為，這是一種緣分。　　　　饒宗頤對「緣」的解釋不是完全被動的：緣是外面的條件，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能夠配得上的就會能夠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它沒有需要你，所以說緣要內外兩方面的結合。我碰上很多緣，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　　　　 文氣「熏蒸」 書海翻波廣尋知　　　　饒宗頤治學，涉獵領域很廣。季羨林先生曾將饒氏的學問分歸八個門類，後來鄭煒明先生更是添加補充，細分為十五類。　　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饒公樣樣都有研究；時間跨度更是驚人，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哪來的這麼廣泛的興趣、這麼旺盛的精力？　　　　饒宗頤的回答是：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的「熏蒸」，正如林語堂所言；學問是像熏火腿一樣「熏」出來的。我小的時候，上正規的學校成了「副業」，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範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家裡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我是跟父親、跟家裡的老師學習的。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這是一個基礎條件。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廣泛積累的基礎。我家裡有那麼多書，我整天在看，把讀書當成了玩耍，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在那個小圖書館裡，我可以一邊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裡面逛。因此，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了解了。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於胸。我早年念《史記》，背《史記》，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像《秦始皇本紀》那麼長，我當年也是背的。《資治通鑒》，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我就看《綱鑒》。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我都能夠知道，先後不會搞亂，這個史學基礎，我很早就打實了。　　　　 饒公說，還有個義理的問題。中國人常講的義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以後我會「喚」出來用於做各方面的學問。　　　　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饒公不假思索地說：「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印度話的『大』是『馬哈』，他是『馬哈馬哈』 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不是淺嘗輒止、半通不通。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後我也是這樣『朔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求「闕」窮追 甘以有限探無涯　　　　治學的博與專，是一對矛盾，很難兼得，但饒公做到了。在一些領域，他佔據了開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震驚了國際學界；他的《梵學集》，也開闢了該領域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天地。為了達到「專」，饒公不顧一切地「往裡鑽」。像梵學，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從40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一學幾十年，可以朗朗而讀。饒公說，我的梵文是與一位印度學者「換」來的。50年代末，那位在內地留學過的學者提出向我學《說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學學梵文，於是與他講了條件：用《說文解字》交換梵文。此後幾年間，我們互為老師，都學到了想學的東西。　　　　對不求甚解，饒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說：有些事真讓人不可想像、不可理解！比如，中國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傳入為起點，有兩千來年了，可到現在還沒有有關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專著的中文全譯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沒有中文的。這是為什麼呢？研究印度，連起碼的工具都沒有，怎麼可能「深山探寶」呢？饒公在《梵學集》里專門對這一歷史性缺失問題做了研究和論述，認為與玄奘對該書作者巴尼尼的偏見有關，而唐以後，人們就因為玄奘罵過巴尼尼，連他的著作也不願碰了。　　　　支撐饒宗頤在學術方面鍥而不捨深鑽的，是一種「求闕」精神。饒公說，「求闕」是曾國藩的話。他認為做人、做學問，都要「求闕」。「闕」同現在的「缺 」，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實際上，天下萬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補齊，可事實上永遠也補不齊，這樣就會永遠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饒公是史學家，他說，最令我興奮的是今天中國不斷地有很多新東西（出土文物）從地下冒出來了。而這些東西又帶出了許多新問題，需要解答。比如，遇見冒出來的東西以後，發現有的文字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責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別人有沒有興趣，我不管；別人說，這個毫無用處，沒有意思。我不理，我對它有興趣，我就要研究。價值這個東西很難講，我看有價值，別人看毫無價值。在學術上，越有爭執的東西，越需要講出一個道理來。我就是要找出這個「道理」來。　　　　了解饒公的人說，別看他是國學大師，但他一點也不迂腐、守舊，開拓精神極強。他週遊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國學，不僅從中國古籍中找材料，還密切關注著考古的新發現。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證以往古文獻資料的研究結論，並進一步取得新的重要發現。他借鑒西方漢學家研究方法，從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漢學研究的視野。他還利用敦煌寫卷的新資料，深入研討諸多史學之謎；通過「比較古文字學」，探索遠古中外文化交流問題。難怪季羨林教授稱其在掌握材料、運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無涯的學問，於是饒宗頤做到了既博又專。　　　　「跑」遍天下 氣凈心定苦耕耘　　　　 可別以為饒宗頤是個只鑽故紙堆的「書蠹」，這位從裡到外都「很傳統」的國學大師還是個足跡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幾大洲他都去過了。85歲的饒公壯心不已地說：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問：您實踐了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行」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饒宗頤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樂趣，就是我從書本上得知的東西，在所到的那個地方做了親自的驗證。我會滿意地說，原來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啟發，產生了新的疑問。回來後，就繼續查書、研究，追尋問題的結論。可能因為我的求知慾太強了，經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讀、忘我地追尋，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極大的樂趣。　　　　饒公向我講了關於《想爾》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爾》在史書中雖有記載，但隋代以前已經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發現的六朝寫本《老子道經想爾注》殘卷，使其重現於世。但原件為英國人掠走，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饒宗頤緣著線索，窮追不捨，終於想方設法找到敦煌殘卷，將正文與注釋分別錄出，並按《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別章次，進行考證、注釋，寫出了《老子想爾注校證》，補上了中國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這部著作從30多年前首次問世，已經再版多次了。　　　　饒公是書法大家，在香港許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題寫的匾額。他說，做學問與寫字做畫一樣，都很講究一個「氣」字。因為氣不貫，就好象一個人沒有生命。寫字、做學問，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生命都擺在裡面，有「氣」、有生命，才會緣緣不絕。而「氣貫」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擾。　　　　饒宗頤又講佛理了，他說，佛教講這個「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外出閑雲野鶴，返家靜如處子。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裡頭的乾淨，心裡頭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很多學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像饒宗頤更是滿腹經綸，而且許多堪稱「絕學」。他們會有後繼人嗎？　　　　饒宗頤說：我也很擔心這個。連一些專家都認為我「鑽」的是「無聊的事情」，也沒有錢賺，太傻。以後，誰還會像我這麼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興趣就在這裡，我就願意追尋莫名其妙的那些問題，而且每個問題都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是興趣，推著我去搞那麼多的不同語言，不同門類的學問。儘管有些事情最終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罷而不能。當然，從長遠講，我也很樂觀，因為人類的學問是不會中斷的，而且會越來越壯大。　　　　童心不泯 創新方可樹常青　　　　禪機，讓人感到無限深邃、蒼老。可饒公談「禪」，經常活潑得像個小孩子。　　　　在一次饒公的畫展上，有人看著一幅他在香港大嶼山盤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將信將疑的神情。沒想到，饒公竟出人意料地當場在座椅上表演起來，他輕而易舉地把雙腳盤在了大腿上，腳心向上，連皮鞋都沒脫。「這不是計算機合成的。」饒公指著相片對懷疑者說。還有一次，筆者與饒公談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爺子說到興奮處，竟也來了一次現場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雙腳上翻地打起坐來。我擔心饒公扭傷了腿腳，請他趕快復原。他卻笑著說：「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沒問題。20 多歲在印度時就讓當地人驚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歲了，但是我的心態還是十幾歲那個年齡的孩子的心態，還不停地干著那個年齡時有興趣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大概因為我對很多事情看得比較透吧，無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貴、貧賤，有錢沒錢，都差不多。我都不怎麼在乎，不當回事，認為變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動搖我的心。」饒公這樣解釋他「幾十年心態的不變」，而對學問、藝術，他又主張不斷求變、創新。　　　　身兼書畫史家、理論家又是實踐家的饒宗頤，對中國書畫的發展有獨到的思考。說起有人擔憂中國書畫的前途，他說：「這是很多餘的。擔心自己的藝術沒有前途，那是對自己的東西認識不夠；同時也是對別人的東西認識不透。我年輕時到歐洲看畢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覺得了不起。現在再去看，不是覺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們出"巧"的方法了。其實大師們也不是張張作品都成功，也有許多較生硬，拼湊的。一張作品成功，其它什麼都有道理了，藝術評論往往有誤於此。」他認為，藝術生命在於無窮的追求，但創新總是有來源的，或者來自傳統，或者借鑒別人，絕無「橫空出世」的神話。他說，一些本來很有前途的畫家創出了一個被別人承認的面目後，就不斷重複，以應付市場的需要，「這樣就淪為『匠』了。」　　　　「您也畫了、寫了幾十年了……」「是不是擔心我也變成『匠』啦？」大笑之後饒公說：「我力爭不變為『匠』，不斷求變求新，竅門就是我盡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對種種讚譽，這位著書近百種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始終淡然處之。他靜靜地說：「如果像人們說的那樣，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那我只是這個沙漠中的一顆沙子。我不像別人說得那麼重要，那麼好。我還有『闋』，還在繼續『熏』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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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的國學大師　　　　　　有人說他是香港國寶級的學術大師，有人把他與錢鍾書並稱北錢南饒，也有人把他與季羨林稱為北季南饒。還有人乾脆就稱他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宗教史家、比較文化史家、國際漢學交流的重要人物等等。總之，不管怎樣稱呼他，他的確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奇蹟。他不僅學富五車，還精通琴、書、畫；不僅精通中英今古文，也精通、梵文、希伯萊文、波斯文等。　　　　　　這就是饒宗頤，國學大師。人們用「饒公」這種稱謂表達對他的敬意。　　　　　　這次在跑馬地饒公寓所的訪問，是我第二次見到他。第一次，是今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為慶祝建校四十周年特地舉辦傑出學人學術講座，首講就是饒公。他講的題目是「《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反響熱烈。　　　　　　說真的，在訪問他之前，我一直猶豫。他的學問那麼高深，實在是一座高山。但當我真的坐在他的面前，與他交談，我發現，這位八十多歲的長者，這位國學大師，卻是那麼和藹可親，那麼平易近人，那麼虛懷若谷。聽他講起那些如煙往事，和現實的一切，真的是如坐春風。　　　　　　饒公是潮州人，出生於一個大富之家。這樣的家庭背景，讓他成為一個國學大師，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饒家其實也是一個文化世家。他十六歲時，父親去世。二十歲，他完成了父親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藝文志》。一九五0年，他到香港定居。這個沒有上過大學，連中學都只上過一年的人，在香港這個經濟城市中，走上了學術道路。　　　　　　一九五二年，饒公開始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長達十六年，直至一九六八年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其間，他寫出了十七部學術著作。他以研究敦煌學、甲骨學、古文字學等著稱。他說，我覺得搞學問是一種樂趣。我研究很多很多問題，我學會一種又一種文字。為了尋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來說的那句話，這其中的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我慢慢研究了十幾年。　　　　　　他從四十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一學幾十年，直至可以朗朗而讀。一九六二年，他第一次跑去莫高窟，當時環境很艱苦，但是樂趣無窮，因為親自印證了自己所知道的東西。　　　　　　「香港絕對不是文化沙漠！」饒公對於社會上常常用「文化沙漠」形容香港，很不以為然。「中國近代史上很多大人物都在香港待過。比如蔡元培、孫中山。如果查香港舊報紙，做這樣的研究，不得了。」他批評說：「用沙漠這個詞不公道，香港始終是商業社會，對文化的興趣較淡。」　　　　　　「有饒公，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人們常常這樣說。他以香港為基地，在國際學界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人值得為他驕傲。但饒公認為：「我一個人不代表整個香港。香港文化事業，對中國研究比不上別的地區熱鬧，但我們確實默默無聞實際地在做。」　　　　　　十年前，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雜誌《華學》，饒公任主編，今年已出版第六輯。美國學者在《華學》上發表論文，饒公堅持要用中文。這樣的標準是否太苛刻？饒公笑言，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要用中文發表啦。　　　　原作者： 編輯:林華俤　　來 源：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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