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奇人——國學大師饒宗頤 成長 與 如何治學

香港奇人——國學大師饒宗頤 來源:人民網 (2001年11月19日)    在香港,饒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人稱「業精六學,才備九能」。頂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客座教授頭銜的大學問家。   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饒公樣樣都有研究;時間跨度更是驚人,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哪來的這麼廣泛的興趣、這麼旺盛的精力?-----------------------------------------------------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我家裡有很多的書,大概有幾萬本。我小時候就在這些書里,很早就念了很多書。   我小的時候,上正規的學校成了「副業」,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範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家裡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我是跟父親、跟家裡的老師學習的。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這是一個基礎條件。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廣泛積累的基礎。我家裡有那麼多書,我整天在看,把讀書當成了玩耍,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在那個小圖書館裡,我可以一邊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裡面逛。因此,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了解了。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於胸。我早年念《史記》,背《史記》,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像《秦始皇本紀》那麼長,我當年也是背的。《資治通鑒》,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我就看《綱鑒》。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我都能夠知道,先後不會搞亂,這個史學基礎,我很早就打實了。-----------------------------------------------------   饒公說,還有個義理的問題。中國人常講的義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以後我會「喚」出來用於做各方面的學問。    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饒公不假思索地說:「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印度話的『大』是『馬哈』,他是『馬哈馬哈』 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不是淺嘗輒止、半通不通。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後我也是這樣『朔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做學問與寫字做畫一樣,都很講究一個「氣」字。因為氣不貫,就好象一個人沒有生命。寫字、做學問,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生命都擺在裡面,有「氣」、有生命,才會緣緣不絕。而「氣貫」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擾。    饒宗頤又講佛理了,他說,佛教講這個「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外出閑雲野鶴,返家靜如處子。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裡頭的乾淨,心裡頭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余秋雨稱他為「國際矚目的漢學泰斗」、「整個亞洲文化的驕傲」;還斷言:只要香港有饒公,就不能算文化沙漠。 這位饒公,就是著名的國學大師饒宗頤。    在香港,饒公是名人,也可算奇人。他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人稱「業精六學,才備九能」。然而,誰會相信,這位頂著香港中文大學名譽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法國高等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學、北京大學等世界著名學府客座教授頭銜的大學問家,竟是從廣東潮州走出來的一名初中生!    家學啟蒙 大病引斯入「國」門    白髮,白眉,清瘦。最近一次見饒公是在幾天前,85歲的他剛落座就輕聲說道:「先得糾正一個重要偏誤,我不像有些文章說的那樣『連小學也沒上過,完全是無師自通』,我上過正規的初中,而且我學每樣東西都有老師的,我的老師很多。」與糾正許多歷史學方面的偏誤一樣,饒公對自己也是一絲不茍。    他說,我的祖父、父親都是做生意的,我的家是當時廣東潮州地方的首富。所不同的是,我的父親一面做生意,一面也讀書做學問。因此我家裡有很多的書,大概有幾萬本。我小時候就在這些書里,很早就念了很多書。到了十幾歲,父親就過世了,我接下了他的兩副擔子,既要管生意,還要繼續做他沒做完的學問。後來,我對錢越來越沒興趣,父親的錢到我手裡變得越來越少。看來,我只能做好一件事,就是把他的學術研究繼續下來。我後來就變為純粹向學術方向發展了。可以說是家庭教育,是家學,使我走上這條路的。    少年早慧的饒宗頤,20歲出頭因整理髮表了父親的遺著《潮州藝文志》而文名大噪,旋即被聘為中山大學的研究員。當時,日軍已經南侵,中大遷往雲南。在赴聘途中,饒宗頤大病一場,滯留在香港。沒想到,這場大病,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在香港,他有機會結識了後來對他影響深遠的學者王雲五和葉恭綽,從而正式步入國學研究的大門。    而這場大病,是饒公此生唯一害過的一場大病。因此,對佛、道都深有研究的他認為,這是一種緣分。    饒宗頤對「緣」的解釋不是完全被動的:緣是外面的條件,你自己有某種內在的條件可以同外緣結合,能夠配得上的就會能夠搭得上,要不然也搭不上,因為你的條件和它的條件不合,它沒有需要你,所以說緣要內外兩方面的結合。我碰上很多緣,自己也不大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子。     文氣「熏蒸」 書海翻波廣尋知    饒宗頤治學,涉獵領域很廣。季羨林先生曾將饒氏的學問分歸八個門類,後來鄭煒明先生更是添加補充,細分為十五類。  儒學、道學、佛學,詩、詞、文、史,目錄、考古、敦煌學,音律、書法、繪畫、甲骨文,饒公樣樣都有研究;時間跨度更是驚人,從上古到明清,幾乎每個朝代都有涉獵。哪來的這麼廣泛的興趣、這麼旺盛的精力?    饒宗頤的回答是:得益於從小文化空氣的「熏蒸」,正如林語堂所言;學問是像熏火腿一樣「熏」出來的。我小的時候,上正規的學校成了「副業」,我自己還有一個很大很廣的閱讀範圍。我有兩個基本的知識基礎,第一個是中文基礎,寫作的基礎。家裡從小就訓練我寫詩、填詞,還有寫駢文,寫散文。我是跟父親、跟家裡的老師學習的。年齡很小時,我就懂得怎樣把文章寫得舒暢些、雅一點,也知道該用哪種文體寫哪類文章。這一點在今天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很多大學中文系都沒有這種訓練,但我是很小就經過了這樣的訓練。這是一個基礎條件。第二個是不受限制地讀書,廣泛積累的基礎。我家裡有那麼多書,我整天在看,把讀書當成了玩耍,用的時間比在學校上課的還多。在那個小圖書館裡,我可以一邊享受,一面玩,懂不懂就在那裡面逛。因此,中國書的基本種類,我老早就了解了。對歷史更是早就爛熟於胸。我早年念《史記》,背《史記》,有好幾篇我今天還能背出來,像《秦始皇本紀》那麼長,我當年也是背的。《資治通鑒》,因為年齡太小還看不懂,我就看《綱鑒》。整個中國歷史的編年,我都能夠知道,先後不會搞亂,這個史學基礎,我很早就打實了。     饒公說,還有個義理的問題。中國人常講的義理,就是基本的思想邏輯和它的演變的軌轍,在無拘無束的學習環境下,我從小就養成了獨特的學習習慣和方法,以後我會「喚」出來用於做各方面的學問。    幾十年中,誰對您做學問的影響最大呢?饒公不假思索地說:「一位印度人。他是一個律師,一個大大的學者。印度話的『大』是『馬哈』,他是『馬哈馬哈』 學者。他寫了兩套書,其中一套是印度的文化史。不像一般的文化史只是羅列事情,他把每個概念都窮追到底,追到源頭,給人非常透徹的感覺,不是淺嘗輒止、半通不通。幾十年前,我見他時,他已經90歲了。他的治學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動,以後我也是這樣『朔源』不已,然後再『緣流』而下。」    求「闕」窮追 甘以有限探無涯    治學的博與專,是一對矛盾,很難兼得,但饒公做到了。在一些領域,他佔據了開路人的地位。例如,他的《殷代貞卜人物通考》,震驚了國際學界;他的《梵學集》,也開闢了該領域中國學術研究的新天地。為了達到「專」,饒公不顧一切地「往裡鑽」。像梵學,為了品到「原汁原味」,他硬是從40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一學幾十年,可以朗朗而讀。饒公說,我的梵文是與一位印度學者「換」來的。50年代末,那位在內地留學過的學者提出向我學《說文解字》。我正好想用功學學梵文,於是與他講了條件:用《說文解字》交換梵文。此後幾年間,我們互為老師,都學到了想學的東西。    對不求甚解,饒公一向非常反感,他忿忿地說:有些事真讓人不可想像、不可理解!比如,中國人接受印度的文化,倘若以佛教傳入為起點,有兩千來年了,可到現在還沒有有關印度最基本文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文法專著的中文全譯本!德文、日文的都有,就是沒有中文的。這是為什麼呢?研究印度,連起碼的工具都沒有,怎麼可能「深山探寶」呢?饒公在《梵學集》里專門對這一歷史性缺失問題做了研究和論述,認為與玄奘對該書作者巴尼尼的偏見有關,而唐以後,人們就因為玄奘罵過巴尼尼,連他的著作也不願碰了。    支撐饒宗頤在學術方面鍥而不捨深鑽的,是一種「求闕」精神。饒公說,「求闕」是曾國藩的話。他認為做人、做學問,都要「求闕」。「闕」同現在的「缺 」,就是要不知足的意思。實際上,天下萬物都是有「缺」的,追求把「缺」的補齊,可事實上永遠也補不齊,這樣就會永遠不知足地追求下去。    饒公是史學家,他說,最令我興奮的是今天中國不斷地有很多新東西(出土文物)從地下冒出來了。而這些東西又帶出了許多新問題,需要解答。比如,遇見冒出來的東西以後,發現有的文字與我們今天看到的本子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為什麼會這樣子呢?你就要解答了,我是研究這方面的,我有找出答案的責任,我要研究。我不能不研究,別人有沒有興趣,我不管;別人說,這個毫無用處,沒有意思。我不理,我對它有興趣,我就要研究。價值這個東西很難講,我看有價值,別人看毫無價值。在學術上,越有爭執的東西,越需要講出一個道理來。我就是要找出這個「道理」來。    了解饒公的人說,別看他是國學大師,但他一點也不迂腐、守舊,開拓精神極強。他週遊世界,精通英、法、德、日文。他研究國學,不僅從中國古籍中找材料,還密切關注著考古的新發現。例如,他用四川三星堆考古成果,印證以往古文獻資料的研究結論,並進一步取得新的重要發現。他借鑒西方漢學家研究方法,從印度和西域文字典籍入手,拓展漢學研究的視野。他還利用敦煌寫卷的新資料,深入研討諸多史學之謎;通過「比較古文字學」,探索遠古中外文化交流問題。難怪季羨林教授稱其在掌握材料、運用材料上「令人有化腐朽為神奇之感」。    以有限的生命探求無涯的學問,於是饒宗頤做到了既博又專。    「跑」遍天下 氣凈心定苦耕耘     可別以為饒宗頤是個只鑽故紙堆的「書蠹」,這位從裡到外都「很傳統」的國學大師還是個足跡遍天下的旅行家哩,除南美洲外,世界上的其它幾大洲他都去過了。85歲的饒公壯心不已地說:希望以後有機會能去南美洲跑一跑。    有人問:您實踐了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在「行」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最大的樂趣是什麼?    饒宗頤不假思索地答道:最大的樂趣,就是我從書本上得知的東西,在所到的那個地方做了親自的驗證。我會滿意地說,原來如此;或者是又受到新的啟發,產生了新的疑問。回來後,就繼續查書、研究,追尋問題的結論。可能因為我的求知慾太強了,經常忘我地「走」、忘我地想、忘我地讀、忘我地追尋,但是我覺得這是一種極大的樂趣。    饒公向我講了關於《想爾》的故事。道教早期重要典籍《想爾》在史書中雖有記載,但隋代以前已經佚失。清末敦煌莫高窟所發現的六朝寫本《老子道經想爾注》殘卷,使其重現於世。但原件為英國人掠走,藏於倫敦大英博物館。饒宗頤緣著線索,窮追不捨,終於想方設法找到敦煌殘卷,將正文與注釋分別錄出,並按《老君道德經河上公章句》的次第,分別章次,進行考證、注釋,寫出了《老子想爾注校證》,補上了中國道教史的一段重要缺空。這部著作從30多年前首次問世,已經再版多次了。    饒公是書法大家,在香港許多文化殿堂,可以看到他題寫的匾額。他說,做學問與寫字做畫一樣,都很講究一個「氣」字。因為氣不貫,就好象一個人沒有生命。寫字、做學問,實際上是把一個人的生命都擺在裡面,有「氣」、有生命,才會緣緣不絕。而「氣貫」就能神「定」,不受外界的干擾。    饒宗頤又講佛理了,他說,佛教講這個「定」。就是提倡心力的高度集中,培養定力。外出閑雲野鶴,返家靜如處子。多年來,我養成了一個寧靜的心態,排除掉各種煩惱,養成自己心裡頭的乾淨,心裡頭的安定,所以才能「定」在做學問上。    很多學者本身就是文化的載體,像饒宗頤更是滿腹經綸,而且許多堪稱「絕學」。他們會有後繼人嗎?    饒宗頤說:我也很擔心這個。連一些專家都認為我「鑽」的是「無聊的事情」,也沒有錢賺,太傻。以後,誰還會像我這麼傻地去研究呢?但我的興趣就在這裡,我就願意追尋莫名其妙的那些問題,而且每個問題都要「打破沙鍋紋(問)到底」。是興趣,推著我去搞那麼多的不同語言,不同門類的學問。儘管有些事情最終也不能弄得太明白,但是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很有趣味的,令我欲罷而不能。當然,從長遠講,我也很樂觀,因為人類的學問是不會中斷的,而且會越來越壯大。    童心不泯 創新方可樹常青    禪機,讓人感到無限深邃、蒼老。可饒公談「禪」,經常活潑得像個小孩子。    在一次饒公的畫展上,有人看著一幅他在香港大嶼山盤腿打坐的照片,露出將信將疑的神情。沒想到,饒公竟出人意料地當場在座椅上表演起來,他輕而易舉地把雙腳盤在了大腿上,腳心向上,連皮鞋都沒脫。「這不是計算機合成的。」饒公指著相片對懷疑者說。還有一次,筆者與饒公談到印度的瑜珈功。老爺子說到興奮處,竟也來了一次現場表演,在小小的直背餐椅上雙腳上翻地打起坐來。我擔心饒公扭傷了腿腳,請他趕快復原。他卻笑著說:「六七十年的功夫了,沒問題。20 多歲在印度時就讓當地人驚奇了。」    「我自己也奇怪,85歲了,但是我的心態還是十幾歲那個年齡的孩子的心態,還不停地干著那個年齡時有興趣的事。為什麼會這樣?大概因為我對很多事情看得比較透吧,無常的事情令我看富貴、貧賤,有錢沒錢,都差不多。我都不怎麼在乎,不當回事,認為變化是一定的,是自然的,因此都不動搖我的心。」饒公這樣解釋他「幾十年心態的不變」,而對學問、藝術,他又主張不斷求變、創新。    身兼書畫史家、理論家又是實踐家的饒宗頤,對中國書畫的發展有獨到的思考。說起有人擔憂中國書畫的前途,他說:「這是很多餘的。擔心自己的藝術沒有前途,那是對自己的東西認識不夠;同時也是對別人的東西認識不透。我年輕時到歐洲看畢加索等西方大家的作品覺得了不起。現在再去看,不是覺得不好了,而是看得出他們出"巧"的方法了。其實大師們也不是張張作品都成功,也有許多較生硬,拼湊的。一張作品成功,其它什麼都有道理了,藝術評論往往有誤於此。」他認為,藝術生命在於無窮的追求,但創新總是有來源的,或者來自傳統,或者借鑒別人,絕無「橫空出世」的神話。他說,一些本來很有前途的畫家創出了一個被別人承認的面目後,就不斷重複,以應付市場的需要,「這樣就淪為『匠』了。」    「您也畫了、寫了幾十年了……」「是不是擔心我也變成『匠』啦?」大笑之後饒公說:「我力爭不變為『匠』,不斷求變求新,竅門就是我盡量保持童心不泯。」    面對種種讚譽,這位著書近百種的大紫荊勳章獲得者始終淡然處之。他靜靜地說:「如果像人們說的那樣,香港是一個文化沙漠,那我只是這個沙漠中的一顆沙子。我不像別人說得那麼重要,那麼好。我還有『闋』,還在繼續『熏』嘛。」 -----------------------------------------------------   香港的國學大師      有人說他是香港國寶級的學術大師,有人把他與錢鍾書並稱北錢南饒,也有人把他與季羨林稱為北季南饒。還有人乾脆就稱他是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宗教史家、比較文化史家、國際漢學交流的重要人物等等。總之,不管怎樣稱呼他,他的確是中國文化界的一個奇蹟。他不僅學富五車,還精通琴、書、畫;不僅精通中英今古文,也精通、梵文、希伯萊文、波斯文等。      這就是饒宗頤,國學大師。人們用「饒公」這種稱謂表達對他的敬意。      這次在跑馬地饒公寓所的訪問,是我第二次見到他。第一次,是今年三月,香港中文大學為慶祝建校四十周年特地舉辦傑出學人學術講座,首講就是饒公。他講的題目是「《詩》與古史——從新出土楚簡談玄鳥傳說與早期殷史」,反響熱烈。      說真的,在訪問他之前,我一直猶豫。他的學問那麼高深,實在是一座高山。但當我真的坐在他的面前,與他交談,我發現,這位八十多歲的長者,這位國學大師,卻是那麼和藹可親,那麼平易近人,那麼虛懷若谷。聽他講起那些如煙往事,和現實的一切,真的是如坐春風。      饒公是潮州人,出生於一個大富之家。這樣的家庭背景,讓他成為一個國學大師,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饒家其實也是一個文化世家。他十六歲時,父親去世。二十歲,他完成了父親尚未完成的著作《潮州藝文志》。一九五0年,他到香港定居。這個沒有上過大學,連中學都只上過一年的人,在香港這個經濟城市中,走上了學術道路。      一九五二年,饒公開始在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長達十六年,直至一九六八年去新加坡國立大學。其間,他寫出了十七部學術著作。他以研究敦煌學、甲骨學、古文字學等著稱。他說,我覺得搞學問是一種樂趣。我研究很多很多問題,我學會一種又一種文字。為了尋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來說的那句話,這其中的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我慢慢研究了十幾年。      他從四十多歲開始埋頭學習梵文,一學幾十年,直至可以朗朗而讀。一九六二年,他第一次跑去莫高窟,當時環境很艱苦,但是樂趣無窮,因為親自印證了自己所知道的東西。      「香港絕對不是文化沙漠!」饒公對於社會上常常用「文化沙漠」形容香港,很不以為然。「中國近代史上很多大人物都在香港待過。比如蔡元培、孫中山。如果查香港舊報紙,做這樣的研究,不得了。」他批評說:「用沙漠這個詞不公道,香港始終是商業社會,對文化的興趣較淡。」      「有饒公,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人們常常這樣說。他以香港為基地,在國際學界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人值得為他驕傲。但饒公認為:「我一個人不代表整個香港。香港文化事業,對中國研究比不上別的地區熱鬧,但我們確實默默無聞實際地在做。」      十年前,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廣州中山大學中華文化研究中心聯合出版雜誌《華學》,饒公任主編,今年已出版第六輯。美國學者在《華學》上發表論文,饒公堅持要用中文。這樣的標準是否太苛刻?饒公笑言,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當然要用中文發表啦。    原作者: 編輯:林華俤  來 源: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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