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公共輿論與權力網路——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報》、《申報》為例的考察 - 思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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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權力應該傾聽公共輿論，但權力也往往試圖控制公共輿論。1930年代的《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作為其時兩種類型的公共輿論，就深刻地彰顯了輿論與權力網路的錯綜複雜的關係。本文具體地考究了這兩份報紙、兩個專欄與國共兩黨的關係親疏，這種親疏如何內在地塑造公共輿論的價值立場與話語方式，公共輿論與政治權力發生衝突以及衝突之解決的過程如何細緻地體現了輿論與權力的悖論關係，進而討論中國式公共輿論的獨特性格與歷史命運。

關鍵詞：公共輿論，權力網路，獨立性，匿名性

　　查爾斯?泰勒在論述現代歐洲的公共領域與公共輿論的特徵時說：「現代的公共領域正是獨立存在、具有自身獨特地位且被認為構成某種後設論題空間的。它是一個自覺外在於權力的討論空間。權力應該傾聽公共領域，但公共領域本身並非權力的行使。它這種在政治之外的地位（extrapolitical status）是十分重要的。……這種政治之外的地位並非僅以負面的方式來界定，亦即權力的缺乏；它還具有正面的意涵：由於公共意見（即公共輿論，引者注）並非權力的行使，所以在理想上，它可以與黨派色彩毫無瓜葛，而且還是理性的。」1以此為參照來考察1930年代中國的公共輿論，就會發現其與歐洲式的公共輿論之間的共性與差別。共性體現在，公共輿論基本上都是外在於權力的，無論是《大公報》的「星期論文」還是《申報》的「自由談」都並非公開的某一個政黨的政論論壇，而這兩份報紙也都是相對比較獨立和去黨派化的，這兩個欄目所形成的公共輿論都是建立在理性的公共討論基礎之上形成的，只是一種可能規範權力的輿論話語，而並非權力的實體。但是，兩者存在的差別也非常明顯，最顯著的區別就在於中國式的公共輿論背後並無一個類似啟蒙運動時期的資產階級做支撐，活躍在公共輿論的再生產之中的只是傳統仕學合一機制瓦解後的現代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或寄身大學、科研院所，或謀生於出版社、報刊、書店等文化產業，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知識分子階層，但是這個階層是多元化的、分散的，甚至是內在衝突的，它並無獨立的脫胎於自身階層的政治訴求與經濟訴求，但是這個階層又是有著濃厚的政治關懷的，甚至某些知識分子身上仍舊具有濃郁的傳統士大夫意識。2這種士大夫意識，其實質就是一種政治意識和政治責任感，為了實現其政治上的關切甚至抱負，知識分子不能僅僅停留於報刊空間上的輿論話語生產，他們甚至會認為這種輿論話語在事實上並不能真正有效地規範權力3，而政治權力也需要利用公共輿論來強化自身統治或反抗的合法性，知識分子在自身的成長過程里，也往往與政治黨派或政治人物形成了或親或疏的歷史關聯，這種種因素就導致中國式的公共輿論並非完全是「自覺於外在於權力的討論空間」，也並非與「黨派色彩毫無瓜葛」，而是形成了輿論與權力非常複雜的歷史糾纏。自然，除了上文所敘述的這種與政黨直接相關的政治權力外，公共輿論的再生產還與區域性的文化權力網路密切相關，此即布迪厄所謂的文化資本、象徵資本在文化再生產中的功能與意義。4　　筆者通過對胡適的公開言論、書信與日記的考察，我們可以窺見以其為核心的北平知識分子群體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獨特關係，即將自身定位為政府的「諍臣」，以「賓師」之心態與身份指導國是，即以處身於政治權力之外的超然身份，評論政治，規範權力，貢獻計策，正因為這種自覺外在於政治權力的意識，以及試圖規範政治權力的心態，導致這個群體的言論呈現出獨特的面貌，即對於政治權力既有批評，亦有肯定，還有引導，但是基本上沒有全盤否定式的尖刻評論。可以說，北平知識分子與權力網路的關係，決定了其公開言論與私下議論的差別，也決定了其立言式的審慎5。這種審慎自然是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的責任意識的體現，但同時又在深層反映了知識分子言論上的自我審查，可能會影響到言論真正的獨立性。值得注意的，公共輿論不但受到政治性的權力網路的限制，而且可能直接地轉化成獲取政治權力的象徵資本。蔣廷黻就是一個典型的個案。蔣氏在回憶錄里說：「我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蔣委員長（指蔣介石，引者注）。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約我到長江中部避暑勝地牯嶺去談話。促成此事的是《大公報》的發行人吳鼎昌和蔣的親信幹部錢昌照，吳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也是蔣的密友，對蔣極有影響力。」6蔣後來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長（1935-1936）。類似的案例還有翁文灝、傅斯年、周枚蓀等相繼入閣，從論政變為直接從政。與此形成對照的《申報》「自由談」作者對於國民政府基本上持一種否定的批判的態度，通過一系列對於政治新聞的解讀，諷刺、影射、冷嘲國民黨政府對外軟弱、對內專制的政策，可以說，「自由談」作者從根本上就是質疑國民黨政府統治的合法性的，只是限於言論自由的書報審查，只能以曲折的方式表達抗議。因此，如果我們閱讀這個版面所有的時政性雜文，不能找到在標題里直接提到「國民黨」的雜文，可是如果細細回味，又會覺得沒有一篇不是指向當時的政局與政治的。如果說「星期論文」所構成的公共輿論在某種意義上是在強化國民政府統治的正當性的話，那麼「自由談」所形成的輿論則恰恰是在消解國民政府統治的正當性，兩者構成1930年代極具張力的輿論形態。　　以上是「星期論文」和「自由談」兩個欄目與國民黨這個政治權力網路的基本關係的描述，而與當時仍在野的共產黨的關係，則可以說正翻轉過來了。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胡適在《張學良的叛國》一文末尾公開地表達了他對於共產黨的態度：「最後，我們要談談最近一年來共產黨高唱的所謂『聯合戰線』。西安的叛變最明白地告示我們，這個聯合戰線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番的事變至少證明了這幾點：第一，向來抱著國際主義的共產黨是絕對不能一變就成為愛國主義者的，他們近來高唱的民族主義戰線，只是他們在武裝叛亂失敗時的一種策略。第二，他們談的抗日作戰，只是一種無恥的欺騙，因為決沒有真正抗日的人們願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國防建設並且正開始抗敵戰爭的最高領袖的。打到蔣介石而擁戴張學良，這是抗日作戰的方略嗎！第三，他們的行為沒有蘇聯的同情，也決不能得著蘇聯的援助，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論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蘇俄願意在遠東得著一個有力的幫手，她決不會拋棄了整個中國民族的同情和統一的力量而戀愛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和腐敗無戰鬥力的張學良部隊。——這三點都是最近西安事變昭告我們的鐵的事實。從今以後，我們應該更覺悟了，欺騙的口號應該再哄不動有常識的人們了罷？」7胡適既懷疑共產黨的抗日能力，也懷疑其抗日的真誠性。其主持的《獨立評論》更是刊發了多篇討論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的政論8，雖然有些政論是對於共產黨的存在給予了同情之理解，但是更多的是懷疑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否行得通，從漸進式的自由主義立場，否定中共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理論和宣傳。對於當時生活在北平的知識精英來說，共產黨既是非常遙遠的，在他們的印象和記憶里，中共就是「一群殘破無力的土匪」，而至少在《新青年》時期，陳獨秀等人與胡適既是同鄉，又是同仁，是生活在一個密切的共同體之中的。這個共同體隨著新文化運動的結束，尤其是1927年國民黨的「清共」，及之後的「剿共」，逐漸分崩離析，當年的同仁似乎成為各為其主的陌路人。9　　丁文江則在《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一文里說，他從未看到他們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旗手，同時，他把國共分裂的責任平均推給雙方。他認為，共產黨決心堅持秘密的起義活動，除了促使國民黨以犧牲華北防務為代價去大力推進「剿匪」之外，於國家也不利。他指責中國共產黨在國家需要統一的這樣一個時刻，進一步分裂國家；在西方列強常駐中國可以作為中國國防的重要武器的這樣一個時刻，還不顧後果地執行反對西方列強的政策。丁文江在這場鬥爭中以一種理性的憐憫口吻提出絕無可能實現的要求：共產黨人變成非暴力的、公開的反對派政黨，同時，國民黨容忍其以這種資格存在下去。10這些在北平知識分子看來公正客觀的政論，在上海左翼知識分子看來都是在為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張本。丁文江的此文就引來了上海文人曹聚仁的尖銳批評，認為其對於共產主義根本不了解，並諷刺地說道：「丁先生莫以為批評了共產主義，即可以迎合國民黨的意旨，可以做處長而無愧色。」曹認為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的終極理想本無二致，共產黨之所以得人心，就是因為國民黨失人心，他在文中批評道：「今日之國民黨員，與土豪劣紳有以異乎？與貪官污吏有以異乎？與買辦階級有以異乎？民眾運動，舍戒嚴外無工作；社會上之俊秀分子，無不罹反動之罪名。黨之使人絕望如此，欲共產黨之不成功得乎？」11　　《申報?自由談》的作者群體雖然非常多元，但是其主體是偏向左翼運動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通過左聯這個組織跟中共發生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雖然我們不能說後者直接在指揮「自由談」的輿論生產，但是其理論立場、政治態度等直接或間接地對於左翼知識分子發生影響卻是不爭的事實。茅盾曾在應美國記者史沫特萊之邀所寫的自傳里記述了中共領導下的左聯與當時上海商業性報紙之關係：「從一九三二年起左聯因為種種困難，不能發行機關刊物，但那時聯盟員向外活動的範圍卻擴大了。主要的商業性的刊物上以及報紙的副刊上都有他們的作品發表。魯迅曾用種種的化名在『自由談』上（《申報》的文藝性副刊）發表文章，攻擊一切的反動思想。在這『自由談』上，我以及別的左翼作家也都常常化名投稿。」12左聯辦刊困難的時候，正是剛才法國回來的黎烈文接替周瘦鵑編輯《申報?自由談》的時期，左聯成員是有政治訴求的作家群體，而《申報》主要是一份價值立場中立的商業性報紙，這之間自然會產生緊張感，而其結果就是左聯的成員只能以含蓄曲折的方式表達政見，評論時事，構造出一種獨特的反諷性的公共輿論。當時「自由談」的作者之一唐弢在回憶里這樣說道：「我已經無法詳細說明《申報》銷路怎樣因內容革新（包括『自由談』的改組）而猛增了，但『自由談』改組在文化界引起的鬨動，卻還像是昨天的事情一樣，記憶猶新。即以雜感文為例，說來不過是每篇千字左右的短文吧，其影響之大確實是空前的。被敵方惡意地指為『台柱』的魯迅和茅盾，開始時，一個用『何家干』、『丁萌』、『干』、『游光』等筆名，一個用『玄』、『珠』、『朗損』、『仲方』等筆名，每隔兩三天刊載一篇，篳路藍縷，蹊徑獨辟，真的起了登高呼號、藆旗前引的帶頭作用。左翼青年紛紛出動。老作家如陳望道、夏丐尊、周建人、葉聖陶大力呼應，從各個角度刻畫了當時社會生活的特點。」13　　至於魯迅跟共產黨人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的私交，更是對其公開言論發生著潛在的影響。論者指出，1932年2月間，瞿秋白第二次在魯迅家中避難，這期間他寫的文章里，包括直接諷刺胡適的《王道詩話》和《出賣靈魂的秘訣》等，都是魯迅寄到《申報?自由談》等報刊發表的。魯迅給這些文章署上自己常用的筆名如「干」、「何家干」之類，就同自己的文章一樣寄給熟識的編輯。發表之後也像自己的文章一樣，編入《偽自由書》、《准風月談》和《南腔北調集》這三個集子里。14這至少說明魯迅對共產黨人瞿秋白的觀點是認同的，那麼我們就可以推斷魯迅公開發表的言論，其中也或多或少受到共產黨的政治理論和立場的影響，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如同胡適對於國民黨的理解，是通過與一個個國民黨大員的交談和交往來形成的，魯迅對共產黨的理解也是藉助於與瞿秋白、馮雪峰等人的私交，魯迅甚至寫了這樣一副對聯給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在這種情境下，魯迅自是甘心做左翼運動的領袖，走在通過輿論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最前沿，但瞿、馮離開上海後，魯迅與左聯領袖的關係迅速惡化，他曾在一封致胡風的信里隱晦地表達了不滿：「以我自己而論，總覺得縛了一條鐵索，有一個工頭在背後用鞭子打我，無論我怎樣起勁地做，也是打，而我回頭去問自己的錯處時，他卻拱手客氣的說，我做得好極了，他和我感情好極了，今天天氣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無措，我不敢對別人說關於我們的話，對於外國人，我避而不談，不得已時，就撒謊。你看這是怎樣的苦境？」15共產革命強調的是服從和獻身，而魯迅卻是富有自主性和反思性的作家，當前者的權力網路以一種異化的面相來約束和指導魯迅時，魯迅的內心反感自然強烈，但是他又不會將這種私下書信里的真實情緒帶到公共言論里去，這與胡適在「私議」與「公論」間的自覺意識如出一轍。即此可見，儘管魯迅對與國民黨關係密切的胡適的言論多有懷疑，但其自身的言論亦非完全發自內心，一樣地遵循著某種隱秘的來自權力網路的指令，而之所以呈現這種共同性，關鍵不在於去追問胡適和魯迅是否有獨立的人格，而在於去考究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為何會跟各自的權力網路發生關聯，在被權力網路滲透的同時，又是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守衛輿論的自主性的，這種滲透和反抗寄託著他們各自怎樣的政治理想。　　除了上述的公共輿論與權力網路的互動之外，公共輿論與權力網路的衝突及其解決方式，更能夠讓我們清晰地感覺到輿論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胡適等北平知識分子發表政論的除了《大公報》「星期論文」外，該報附屬的《國聞周報》以及胡適等人自籌資金創辦的《獨立評論》也是重要陣地。《獨立評論》的公共輿論從總體上來說較理性溫和，偏向於在獨裁與共產革命之間尋求一條中間路線16。即使如此，仍舊時有言論，觸怒地方當局。1935年，張熙若的一篇《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17，直接導致《獨立評論》被北平當局停刊。這是政治權力對於公共輿論的直接扼殺。這個事件里，有意思的是作為公共輿論的主體的知識分子如何在政治的夾縫裡小心翼翼地守護輿論空間。1936年12月2日停刊後，胡適及其同仁就一直為《獨立評論》的復刊努力。1937年1月14日，北平市長秦紹文與鄧哲熙宴請胡適，席後秦告訴胡適擬先與孟鄰（指蔣夢麟，引者注）談一次，再與他談《獨立評論》事。胡適推測「大概此中還有問題」。18同時，陶希聖介入此事，在徵得胡適之同意後，去絨線衚衕拜訪胡適亦見過的鄧哲熙（時任高等法院院長），告訴他《獨立評論》每期銷行一萬二三千份，主要銷往南方，若停刊則會導致南方讀者對宋哲元和二十九軍的猜忌和批評。鄧出策說：「這樣好了。請胡先生寫封信給宋先生，只說他出國之後，彼此少聯絡，致生誤會。現在他回來了，以後不致有誤會產生。這封信到了宋先生那裡，他請胡先生吃飯，席面上不必再談這件事。《獨立評論》也就照常發刊，也不必說是復刊。」19陶希聖第二天將這個信息轉告胡適。1月26日，胡適草擬了一封致當時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的信，當天晚上，他與獨立評論社員及作者陳之邁、張熙若、竹垚生、周枚蓀、張佛泉等人討論這封書信。20大概是就書信的內容及措辭、語氣等進行商榷。3月7日，胡適終於改定這封致宋哲元的書信，並帶去訪當時的北平市長秦紹文。21應是托其轉交此信給宋哲元。在這封反覆討論過的書信里，胡適以非常恭敬的口吻寫道：「歸國後的第三天，在上海讀報，始知《獨立評論》第二二九期因為登載張熙若教授的一篇文字，開罪於先生，致有停刊的事。當時因身在南方，即發一電給秦紹文市長，聲明《獨立評論》的責任應由適擔負。北歸後曾訪秦市長，托他代向先生約一個進謁的時間，以便當面向先生道歉。不意次日即有西安事變的消息，人心都為此事所震動，無暇顧及此種小事。茲特具函向先生表示我個人負責道歉之意。此報已停刊三月有餘，現適在醫院割治腹疾之後，已稍復原，擬俟身體完全恢復，即繼續出版。以後適長期住平，待教之日正長。倘有言論失當，務請先生隨時指摘，以便隨時正式更正。」22此信可見胡適為守護這一輿論空間，而不得不與地方大員周旋，甚至「低聲下氣」，「道歉」一詞在如此簡訊中出現兩次，「待教」、「指摘」等詞恭謹萬分，在掌握了政治權力的官員面前，胡適已經不再像1920年代那樣公開籲求言論自由，而是通過更靈活的手腕來守護輿論空間。這既表明胡適與權力網路到此時已經建立了密切關係，同時也說明了胡適等北平知識分子的言論，不得不至少在表面上維持一種溫和理性的風格。事情就此出現了轉機。3月30日，胡適在北大上課後，得秦市長電話，邀請他五點半與宋哲元談話。據他當天日記所記：「我們談了約有半點鐘的話。六點半，陪居正、江庸等吃飯。席散後，秦市長與鄧仲知送我到門，說，《獨立評論》隨時可以復刊了。」23通過這一曲折的斡旋過程，《獨立評論》於4月18日復刊了。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申報?自由談》的命運。1932年底，黎烈文接編後，在類似發刊詞的《幕前致辭》里這樣闡述「自由談」的宗旨：「我們也不願大唱高調，打起什麼旗號，吹起什麼號筒，出什麼堂堂正正『像煞有介事』的導師，以宣傳什麼主義，將個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嗜好，來勉強大多數人的口味。我們只認定生活的要素，文藝，是應該而又需要進步的，近代化的；同時都也不願離觀眾太遠，『自敲鑼鼓自唱戲』，只在『台里喝彩』。」24雖然「自由談」大致上是做到了如黎烈文在這個發刊詞里說倡導的兼容並包、貼近讀者的宗旨，但如果仔細考察其主編時期，就會發現他採用了很多來自左翼作家魯迅、茅盾等被官方明令禁止刊登的雜文，這為黎烈文甚至申報館帶來了壓力。黎烈文所編輯發表的迂迴曲折而有尖銳潑辣的時評和雜感，使國民黨上海當局如坐針氈。據宋軍指出：「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企圖以拉攏、軟化的手法，改變『自由談』的面貌，陳立夫、吳醒亞（時任上海市社會局長，引者注）曾出面邀請黎烈文吃飯，黎烈文沒有赴宴。之後，吳醒亞等人聯名寫信給史量才，介紹章衣萍來更換黎烈文。史量才直截了當地加以拒絕，並答覆說：感謝諸公惠臨施教，我想諸公也未必願將『自由談』變成『不自由談』吧。他們感到拉攏、軟化、商量和交涉未見效果，就祭起報紙圖書雜誌審查這根大棒。原來對報紙只進行新聞檢查，現在則連副刊的文章也要檢查，加以扣壓、刪削、增添改動原稿，什麼都作。凡涉及到議論時局，如魯迅、茅盾的文章就更加難發。」25在內外種種壓力之下，「自由談」調整編輯方針，要求投稿作者莫談國事，只談風月26。兩天後，魯迅在致黎烈文的信里寫道：「日前見啟事，便知大碰釘子無疑。放言已久，不易改弦，非不為也，不能也。近來所負筆債甚多，擬稍稍清理，然後閉門思過，革面洗心，再一嘗試，其時恐當在六月中旬矣。」27事實上，很多作者仍以諷刺文體繼續隱射國民黨統治的時弊，只是在語言表達的形式發生了轉化而已。這就仍舊引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忌恨，再次向史量才提出撤換黎烈文。據袁省達對先後任「自由談」主編的周瘦鵑、張梓生的訪談，在誰接替黎烈文主編「自由談」這個問題上，「官方想派人去，社會人士也想介紹人，《申報》館也有自己的打算。因此謠傳很多，今天聽說要推某某人編『自由談』，明天又傳說要薦某某了，在一時尚未定局之際，蔡元培（中央研究院院長）擬介紹《禮拜五》派章衣萍編『自由談』，史量才幾經考慮還是在自己的申報館內推張梓生代替黎烈文的職務。」28可見，對於「自由談」這樣一個重要的輿論空間，各種政治勢力都試圖主導，從而形成了激烈的衝突，而最後史量才能夠頂住政治壓力，任命具有革新思想的張頂替黎烈文，說明了1930年代的上海，國民黨的權力網路仍舊有一定的罅隙可以利用，這也是公共輿論能夠生長的原因之一。然而，好景不長，「由於張梓生照常刊登魯迅和其他進步作家的雜文，也被擠軋得厲害，小報上經常編造張的謠言。這時史量才已被暗殺了。（史量才於1934年11月13日自杭州返回上海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槍殺，引者注）張和黎烈文幾乎是處於同樣的境遇和壓力，便妥協讓步，於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自由談』登出了停刊啟事，張旋即去南京經營書店了。『自由談』就此中斷。」29在這整個「自由談」與政治權力博弈的過程里，都是申報館出面交涉，魯迅、茅盾等左翼作家根本無力保護這個重要的輿論空間，魯迅甚至將這樣一個政治權力干涉輿論自由的事件，仍舊理解成文壇紛爭導致的後果30。通過這兩個案例的對比，我們可以看見政治權力是如何試圖控制公共輿論，而公共輿論的主體又是如何應對的，胡適等北平知識分子雖然妥協軟弱，但勉強恢復了《獨立評論》這個輿論空間，魯迅等左翼知識分子態度決絕，韌性地抗爭，包括使用各種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而「自由談」終究歸於覆滅。在一個言論自由沒有得到根本保障的社會裡，如何進行公共輿論的實踐確實是一件大費周折的事情。　　我們從《大公報》「星期論文」和《申報?自由談》的署名，也似乎可以覺察出輿論與權力的隱秘關係。《大公報》「星期論文」所發表的政論基本上都是署了作者的真實姓名，而且如果不是用真實姓名，也是使用作者常用的別名，如傅斯年有時用「傅孟真」，翁文灝有時用「君達」筆名，可以說這種署真實姓名的方式顯露的是北方知識分子言責自負的心態，這也與《大公報》定位於政論大報的風格相吻合。但是反觀《申報?自由談》，則基本上是使用筆名的多，如魯迅有一段時期，幾乎是每篇雜文換一個筆名，其他如茅盾等人也是如此。於時夏在「自由談」發表的《「筆名」與「芳名」》道出了上海文人普遍使用筆名的某些緣由：「予嘗妄測其故，非不好名，而逃其文人名也；非畏辯言，而逃其言責也；殆以時多忌諱，而有不得不隱姓埋名者在乎？」31政治權力會對公共輿論進行審查，而言論的署名就是審查最主要的線索與憑據，因此，生活在上海的文人大都通過署筆名，甚至是頻繁地變化筆名的方式來自我保護。魯迅可能是「自由談」作者中最常換筆名的人之一了，而之所以如此，最關鍵的原因就是國民黨的書報檢查部門經常刪削、撤換、封殺魯迅的言論。施蟄存在回憶這個副刊的文章里說：「魯迅是支持黎烈文最出力的撰稿人。新的『自由談』發刊後，魯迅投稿最勤。魯迅的文章，儘管都用筆名，可是熟悉新文學文風的人，嗅也嗅得出來。後來又出了一個唐弢，也用筆名在『自由談』上發表雜文。他的文章風格，很像魯迅，可說學到家了。許多讀者以為唐弢文章也是魯迅的手筆，於是魯迅在『自由談』發表的文章更多了。這一情況，為國民黨市黨部所注意。我聽說黎烈文曾被市黨部請去談話，受到了禮貌的警告。此事真相如何，無從證實。」32筆名、權力與輿論構成了一種複雜的三角關係，筆名既是對權力的逃避，又是對輿論的保護，而在權力的壓迫下，輿論自然會以更曲折的方式表達，最後呈現的就是「無名之徒」在輿論空間里對於權力的挑釁和解構。更有意思的是，正因為署的是筆名，那麼讀者和權力者無從辨別輿論背後的個體，而「自由談」的文風又極為近似，這就造就了權力者無法捕捉輿論的具體的製造者的局面，從而就保護了作者群體。是否署上真實姓名，除了跟權力的這種關係之外，也與南北的文化傳統有關。曹聚仁曾在一篇短文里對此分析過：「友人B兄，有時寫文署真姓名，G兄見了大笑，說是『海派』作風。我當時提出小小異議，本來海派文人，也是居士山人，慣於附庸風雅的；後來京派文人表示對文字負責任，尤其《新青年》以後，署真姓名也就成為慣例，後來在《語絲》、《每周評論》、《現代評論》和《獨立評論》，以及上海《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寫稿的，以署真姓名為原則，用筆名倒成為例外了。所以，寫文稿署真姓名，應該說是京派作風才是。」33可見，北平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署真實姓名，所體現的是自覺的責任意識，而之所以這種責任意識能夠公開得到彰顯，又是與其大學名教授的身份、學術與政治的關聯以及《大公報》特有的相對寬鬆的論政空間的庇護等各種複雜因素密切相關的。而上海文人的匿名寫作，除了反映了權力對言論自由的壓制之外，也與海派文化所形成的獨特傳統有關。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海派文人對於自身的公共言論的責任意識不強，就體現在隨意生造的筆名之上。曾與沈從文論辯過京派、海派的蘇汶就曾指出署筆名的一種特殊動機：「有一種是為的逃避文責；就近又有點卑劣了。更不可原諒的是，在揭人陰私，對人攻擊中傷時候，卻用上一個自己所從來不用的假名；或者，為要替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吹噓，宣傳，卻用上一個假名。」34當時的另外一個上海文人在《賣文與署名》里坦露了署筆名的另一種面向：「為了競爭，發現了『署名』的需要。本來，署名不算一回事的，或者也可以說那並沒有很重大的意義存在，至多，只不過偶在掩蔽著本名的真實，為行文的便利而已。到現在，這似乎已成了一種風尚，一個人的署名在一個以上至於五六個的，很為平常，不足奇怪。也就因為不足奇怪，一個不算一回事的署名，也竟蒙上了一種厄運。」35這樣的署名與權力對輿論的壓迫便沒有太多直接的關聯了。　　更有趣味的現象是，南方匿名的公共輿論試圖對於北方署真名的公共輿論構成一種消解作用，而其最主要的根據則在於北方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與權力有著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纏關係，因此，在上海左翼文人權力批判的視野之中，北方以《大公報》、《國聞周報》、《獨立評論》等為公共空間的輿論，便天然地具有道德上的虧損，獨立性和公正性也大打折扣，但問題的複雜性在於，上海的左翼文人事實上很多也是與權力糾纏不清的，只不過這是隱匿的、反叛的權力而已。胡適等人的公共輿論展開論證時大致有一個共享的前提，那就是任何改革都應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不能通過革命暴力的方式進行，否則政府就具有鎮壓的正當性。36陳望道在《法的講法》里直接質疑北平以胡適為代表的這種論調的合理性：「我不是無政府黨黨員，固然不忌講法，但據我淺薄的知識，講法律有兩種講法：一種可以叫做司法的講法。把法律認為是既成的，再來看某事應該適用那一條法律。如此則惡法也是法，明明是惡法也不能不送人去做惡法的犧牲。還有一種可以叫做立法的講法。即從立法者的見地，看某條某條法該立不該立，立了又該怎樣的適用，才能有利於社會，有益於人生。如此則惡法便可說不是法，因其無利於社會，無益於人生也。胡適博士到底想取哪一種講法呢？」37自由派的言論主張漸進主義的社會改革，因此往往是承認政府的基本權威的基礎上構思改善之策，而左翼知識分子則在根本上就不承認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因此，其言論便呈現出明確的顛覆性，而且這種顛覆性也指向為國民黨政府進行部分辯護的北平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派知識分子與上海左翼知識分子各自守衛一套堅硬的意識形態，並認定其為救亡圖存的真理和理想，因此，公共輿論的這種南北之間的衝突，到了最後就不僅僅是兩個知識群體的衝突，而成了那個急劇動蕩的大時代的理想的衝突，這種理想或者說意識形態在為各自的輿論提供論說的正當性的同時，卻也在從宏觀上消解公共輿論的公共性，導致公共輿論的變異甚至蛻化。　　九一八事變之後，胡適等北平知識分子在《獨立評論》、《大公報》、《國聞周報》等刊物上發表的輿論，大體上是認為當時中國根本沒有實力與日本一戰，因此必須做好長期抗戰之準備，同時尋求國聯、英美等國際力量的支持，以及與日本談判協商來解決問題。這種消極抗戰的立場，在上海左翼知識分子看來，其實就是一種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也是一種暗地裡支持國民黨「剿共」行動的表達。曹聚仁在一篇短評里對胡適不無挖苦：「胡聖人叫我們等待五十年，聖人泄露天機，普渡眾生，其恩無極。我們趕快躺下坑去，每人辦一根煙槍，一燈相對，方不至辜負胡聖人之好意。若不辦煙槍，而打哥而夫球，而跳舞喝香檳，而跑狗賭回力球，亦在休息之列，未便反對。五十年後，天意一轉，我們從坑上躍出，飛機從杭州飛出；日麗風清，煙槍所向無敵，鶴子永不斷線，中國便得救了。」38胡適自然並非這樣的立場，但是被曹如此一演繹歸謬，似乎其對日主張便顯得異常荒誕了，言說的邏輯也彷彿無法自足了。自然，在所有上海左翼知識分子的類似言論中，對於北平知識分子批評得最辛辣的是魯迅了。他在《言論自由的界限》一文里，直接地諷刺了胡適等新月派知識分子是如何從權力的批評者轉型成權力的「幫忙」：「三年前的新月社諸君子，不幸和焦大有了相類的境遇。他們引經據典，對於黨國有了一點微詞，雖然引的大抵是英國經典，但何嘗有絲毫不利於黨國的惡意，不過說：『老爺，人家的衣服多麼乾淨，您老人家的可有些兒臟，應該洗它一洗』罷了。不料『荃不察余之中情兮』，來了一嘴的馬糞：國報同聲致討，連《新月》雜誌也遭殃。但新月社究竟是文人學士的團體，這時就也來了一大堆引據三民主義，辨明心跡的『離騷經』。現在好了，吐出馬糞，換塞甜頭，有的顧問，有的教授，有的秘書，有的大學院長，言論自由，《新月》也滿是所謂『為文藝而文藝』了。」39魯迅所指的是胡適等新月派在1920年代後期曾發表《人權與約法》、《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等文，梁實秋髮表《論思想統一》、羅隆基發表《論人權》等直接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政論，這導致國民黨的反感和壓制。此後，新月派言論轉向溫和。魯迅對於胡適等人的體制化過程有著具體的了解，此時作為批評者的魯迅又已經完全是體制外的身份，因此，他的批評對於北平知識分子的公共輿論似乎具有足夠的道德根據。　　相對於《申報》等上海各類報刊上常見的對於北平知識分子的諷刺和揶揄，《大公報》「星期論文」、《獨立評論》等平津的報刊的公開言論里，幾乎沒有對於上海左翼知識分子的批評，當然更沒有肯定之詞，簡言之，就是對上海知識分子的批評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這就形成兩地的公共輿論的一種奇特的對峙面貌。我們只能在胡適的私人書信里偶爾讀到他對上海文人的言論的評論。比如在他致蘇雪林的一封信中，如此談到其態度：「關於左派控制新文化一點，我的看法稍與你不同。青年思想左傾，並不足憂慮。青年不左傾，誰當左傾？只要政府能維持社會秩序，左傾的思想文學並不足為害。……不知為什麼，我總不會著急。我總覺得這一班人成不了什麼氣候。他們用盡方法要挑怒我，我總是『老僧不見不聞』，總不理他們。」40而針對蘇在來信里對於魯迅的嚴苛的批評，胡適主張應該以寬容的態度面對魯迅的言論，包括其攻擊北平知識分子的言論，不必糾纏於攻擊魯迅的私人行為，而專註於討論其思想與文學的真實貢獻。從此可見，魯迅等認為其批判的輿論，對於依託於權力而標榜獨立的北平知識分子是一種根本的質疑和解構，而北平知識分子的大多數卻根本沒有把上海文人的這些言論放在心上，也不認為這種涉及人身攻擊的輿論是一種值得認真回應和討論的話語，因此，在南北之間的公共輿論之間，出現的是一種對話缺席的深刻分裂。　　　　（本文刊於《浙江學刊》2010年第1期）　　　　1 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台北商周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144頁。2 參閱許紀霖：《「少數人的責任」：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士大夫意識》，未刊稿。3 胡適就曾在1934年日記的最後總結里慨嘆其言論之無實際效果，詳見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427頁。4 皮埃爾?布迪厄、華康德：《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李猛、李康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版。5 美國學者費俠莉在考察《獨立評論》時期的丁文江的思想與行為後說：「與《努力》的對比暗示出學術界知識分子面向社會的態度發生了一個根本轉變。到1932年，丁文江及其夥伴在中國知識分子背離孔儒關於知識分子功能的概念方面達到一個新階段。他們不再輕易假設在知識和權力之間存在一種親密聯繫，這一聯繫，從理論上講，應該把知識分子作為受過教育的人擺在政治進程的中心。在《獨立評論》中，作為自覺的局外人和對社會抱批評態度的評論家，他們的作品更像出自西方知識分子的手筆。知識分子的異化對他們說來是現代生活所預期的情況，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也是很自然的。」（載氏著《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丁子霖等譯，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頁。事實上，這個時期的北平知識分子群體並沒有完成費俠莉所描述的這種向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他們仍舊自我期許為重建社會重心的中堅力量，並與政治權力保持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對於他們的獨立言論發生著重要的影響，換言之，相對現代西方知識分子，處身學院的他們更像是傳統士人，具有濃烈的士大夫意識。6 蔣廷黻：《蔣廷黻回憶錄》，嶽麓書社，2003年版，第151頁。傅斯年對於蔣頗有意見，他在致胡適的信里說：「此間一切讀書朋友對定（廷）黻文章極不滿。故此公雖邀西府之垂青，實已自棄其Moral【道德】力量。中國雖至今日猶有三分廉恥，此則繫於二三人之努力，曾滌生所謂『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心】之傾【所】向而已』是也。此間讀書朋友，雖為卿士，未嘗喪天良也。」（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8頁。）此處傅斯年及其朋友所反感的是蔣廷黻所發表的倡導新式獨裁的政論，從傅斯年的信可見，輿論的獨立性是他寫作政論的準則，輿論是「公論」，不能用來謀取私人名位，即使如他身在政府之內，對此亦有清醒之自覺意識，從此可見這一群知識分子在權力網路之中守衛輿論之獨立性的努力。7 胡適：《張學良的叛國》，《大公報》「星期論文」，1936年12月20日。8 張太原的《《獨立評論》與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思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版）的第四章重點分析了北平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共產黨的態度，其中也提到他們對於中共的缺乏了解，而導致某些評論明顯有失公正。9 參閱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另可參閱宋宏：《豈有文章驚天下：五四時期京滬知識分子的公共生活》，載許紀霖等著：《近代知識分子的公共交往1895-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0 丁文江：《評論共產主義並忠告中國共產黨員》，《獨立評論》第51號，1933年。11 曹聚仁：《忠告丁文江》，載《曹聚仁雜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第693頁。12 茅盾：《關於「左聯」》，載《左聯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152頁。13 唐弢：《談談《申報》的自由談》，轉引自張雲初編：《中國大實話：《申報》自由談》，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2頁。14 朱正：《一個人的吶喊：魯迅1881-1936》，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305頁。15 魯迅：《魯迅全集?書信》（13），致胡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16 學者汪一駒認為胡適一貫的立場是「主張西化」和「與現狀妥協」，主張西化必然使得他的讀者局限在大都市裡受過一定教育程度者的範圍之內，他幾乎無法與農民做任何有意義的溝通；他雖然致力於政治評論，但其作品大多是對當權者說話而非對大眾說話——這雖然不是為了「干祿」，而是由於他信仰漸進主義作為解決政治問題的途徑，卻容易變成寧可支持一強大的政府以抵擋反對者，亦不願組織一個「他自己的黨」，因此可以說明胡適是一個文化上的激進主義者，政治上的保守主義者。（轉引自陳儀深：《《獨立評論》的民主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9年版，第270頁。）汪所討論的其實就是權力以及知識分子與權力的關係，是如何從根本上制約公共輿論的拓展和影響力的發揮的。17 張熙若在該文里批評宋哲元等北平當局的分裂行為，載《獨立評論》，第229號，1936年11月。18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39頁。19 陶希聖：《北平二三事》，載氏著：《潮流與點滴》，中國大百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頁。20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頁。21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2頁。22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1934-1949》（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718頁。23 曹伯言整理：《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頁。24 黎烈文：《幕前致辭》，《申報?自由談》，1932年12月1日。25 宋軍：《申報的興衰》，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73頁。26 編輯室：《從茲多談風月》，《申報?自由談》，1933年5月25日。27 魯迅：《魯迅全集?書信》（1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頁。28 袁省達：《申報「自由談」源流》，《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29 袁省達：《申報「自由談」源流》，《新文學史料》，1978年第1期。30 黎烈文離職、張梓生接編「自由談」後，魯迅在致鄭振鐸的書信里說：「烈文系他調，其調開之因，與『林』（指林語堂，引者注）之論戰無涉，蓋另有有力者，非其去職不可，而暗中發動者，似為侍桁（韓侍桁，當時自由談的作者之一。引者注）。此人在官場中，蓋已頗能有作為，且極不願我在『自由談』投稿。……梓生忠厚，然膽小，看這幾天，投稿者似與以前尚無大不同，但我看文氓將必有稿勒令登載，違之，則運命與烈文同。要之，『自由談』恐怕總歸難辦的。」（載《魯迅全集?書信》（12），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415頁。）31 於時夏：《「筆名」與「芳名」》，《申報?自由談》，1933年11月5日。32 施蟄存：《「自由談」舊話》，載陳子善、徐如麒編：《施蟄存七十年文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00頁。33 曹聚仁：《曹聚仁雜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475頁。34 蘇汶：《談文人的假名》，《現代》，第5卷第1期。35 尤其：《賣文與署名》，《申報》，1934年10月23日。36 胡適對於學生運動的態度尤其能夠體現這一點，他認同學生政治抗議的權利，但不認同學生運動走向推翻政府，也不認同學生以罷課要挾政府。一二九運動之後，他在日記里說學生罷課是幼稚，說「青年人沒有知識，沒有領袖，單靠捏造謠言來維持一種浮動的局面，是可痛心的！」（載《胡適日記全編1931-1937》，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45頁。）這都可見其溫和的政治立場，其對於此項學生運動的詳細評論，請參閱胡適：《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大公報》「星期論文」，1935年12月15日。37 陳望道：《法的講法》，《申報?自由談》，1933年3月27日。38 曹聚仁：《天意》，《申報?自由談》，1933年4月23日。39 魯迅：《言論自由的界限》，《申報?自由談》，1933年4月22日。類似這類的文字還有比如《「光明所到……」》（《申報?自由談》，1933年3月22日）；瞿秋白與魯迅商討之後所寫的幾篇文字，如《王道詩話》（《申報?自由談》，1933年3月6日）和《出賣靈魂的秘訣》（《申報?自由談》，1933年3月26日）等都是非常直接地針對胡適所發表的公開言論的。40 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1934-1949》（中），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7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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