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尋共同底線

章詩依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的《東方》雜誌連續刊登了署名「卞悟」談社會公正的系列文章，讀過之後，感覺有如閃電划過彼時晦暗的思想夜空。後來知道，「卞悟」是秦暉的筆名（有時是其與金雁合用的筆名）。在個人的閱讀體驗中，先後追蹤過一些人的文字與思想，但對有些人跟蹤了一段時間之後，往往就做了告別，只有極少數的人，二十多年來一直沒離開過視線。這其中，秦暉應該排第一。原因很簡單，在我看來，他的文字與思想，無論對歷史還是現實中的一些問題，最具解釋力和穿透力。

有人曾經打過比方，說秦暉是一架攜帶精確制導導彈、24小時都在巡航的戰鬥機，彈無虛發，直中命門。從思想紛爭的意義上說，這一比喻相當準確。在過去的20餘年中，秦暉巋然屹立在現實中國的前沿，幾乎參與了思想界所有重大問題的爭論，並且發出了既有深厚學理又最接地氣的聲音。採取諾齊克的立場，信奉公正至上，自由優先，反對強制，是秦暉思想的底色。但秦暉的價值，不在於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泛泛宣講，也不在於對自由主義有何原創性貢獻，而是從自由主義出發，針對中國現實，結合具體問題開方拿葯。在這一過程中，除了少數與學術同行的爭論文字，秦暉的許多文章，可視為為了取得療效，先把庸醫乃至巫醫排除在解決方案之外的努力。當然，所謂排除，用的是思想與邏輯的力量。正是在這方面，秦暉顯示了強大的驅魅能力。

上個世紀90年代的國企改革，曾經引發大規模的下崗浪潮，工人們被用極低的補償價格，買斷工齡，企業則以盛行的MBO方式落到內部人手中。這一輪國企改革，導致的社會分裂至今仍難彌合，社會怨恨仍然深重。對此，「左派」將問題歸罪於自由主義甚至跨國公司的罪惡，一些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則從產權明晰至上出發，認為「搶來本錢做生意」也比名義上全民所有而實際上人人皆無的國有體制好。對此，秦暉既力辟「左派」錯置問題情境，也反對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認可的「搶來本錢做生意」這一既成現實，提出「公平分家」的主張。他結合俄國斯托雷平不公正改革的教訓，以及蘇聯轉軌過程中不公平分家的後果，警示中國現實。與「新左派」的論戰，秦暉指出其「將別人的問題當做自己的問題」，可謂擊中要害。對於秦暉與「新左派」的論戰，在筆者看來，他已競全功，「新左派」至今已不敢攖其鋒芒，在思想市場上的影響力業已相當式微。對「新左派」的清算，意義重大，因為「新左派」抽離中國具體情境的對自由主義的批判，有礙改革的推進，成為既得利益集團阻礙進一步改革的護身道具。對於近年來甚囂塵上的「中國模式」，世間要麼不解，要麼一片頌揚，秦暉的「低人權優勢論」一出，頗具答疑解惑的功效。或許在權力一方看來，秦暉未免是一位掃興的思想者，其理論與思想，不像「新左派」那樣貼心，而是處處敗興。然而，面向權力說真話，不正該是學者應有的氣質嗎？至於耳朵的感受，那不是學者需要考慮的問題。

對於東歐轉型問題的理論與現實問題的研究，堪稱秦暉與金雁伉儷的巨獻。這麼說絕非誇張。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關於東歐轉軌國家的研究，已經不單純是學術問題。關於東歐國家轉軌後的演變與發展，在中國國內一度就連基本的經驗材料都缺乏，更遑論直面真問題的深入研究。公眾能接觸到的，都是經過高度選擇性的材料。起初，媒體上充斥的，是一幅東歐國家轉軌後混亂無序、怨聲載道的圖景。待到其中一些國家度過了轉型初期帶來的震蕩，開始步入良性軌道之後，媒體卻陷入集體失聲的狀態。秦暉與金雁關於東歐轉型問題的研究，起步早，貼得近，浸淫深，富於預見性與中國問題意識，其中對於波蘭、捷克及匈牙利轉型與俄羅斯轉型的對比研究，對中國尤其具有啟發意義。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較好地兼顧了轉型中的公平與正義問題的一些東歐國家的優良表現，驗證了秦暉與金雁對東歐轉型的分析與判斷。可以想像，如果沒有秦暉與金雁的努力，中國公眾關於轉軌過程中及轉軌之後的東歐的認知，將會多麼貧乏。

近現代中國歷史也是秦暉思想耕耘之地。我們曾經以為，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個啟蒙年代。現在看來，就近現代歷史領域而言，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年，才是真正的啟蒙年代。這十餘年裡，經由學界與民間的共同努力，對歷史的正本清源工作得以展開，一些被抹掉的歷史被打撈，一些被歪曲的事實被糾正，一些「真理」被證偽，而大量新的事實與洞見浮出水面。辛亥革命百年之際，秦暉發表系列文章，梳理革命、憲政等歷史命題，特別是對抗戰後中國鞏固國家權益的艱苦歷程的鉤沉，以及對中國「站起來了」的歷程的重新敘述，多有發覆之見，極具正本清源的意義。這一系列文章，與近年來學界及民間的努力一道，對於恢復歷史正義、還史學以尊嚴，具有重要價值。

讀秦暉的很多文章，都能感受到其鮮明的論戰氣質，箇中原因不難理解——強烈的問題意識使然。樂於論辯，在秦暉當然不是為了追求殺伐之快，而是為了求取共識，以利於中國能夠早日告別「秦制」，步入自由民主的大道。這一點，僅從他新近出版的《共同的底線》一書的書名，就能看出來。此書集結了他1999年—2002年間寫作的文章，上述主題，在這些文章中有充分的反映。十餘年前的文字今日拿出來出版，充分顯示了作為思想者的秦暉的「道路自信」與「理論自信」，但也正像許多人指出來的那樣，說明了中國改革步履的緩慢與沉重。

在秦暉看來，今日中國，左右、朝野應該共同遵循的底線，是公平、自由，反對強制，約束權力。離開這些底線，左右之爭無意義，保守與激進談不上，自由與福利的多寡是偽問題。在筆者看來，在改革意願下降、社會思潮兩極激蕩的今日中國，為社會尋找底線，無疑極有必要。而事實上，底線也並不難尋找。即拿秦暉提出的上述底線而言，公平、自由，反對強制，約束權力，哪一條會有人公開反對？可惜，悲哀的是，又有哪一條被誠意地制度化地信奉？底線易尋，共識難成。底線是客觀的價值，共識則需要主觀的意願。思想的背後有利益，而利益很難被思想說服。失明向來是自己的選擇，選擇的動機，離不開利益，有超越情懷的人畢竟很少。如此想來或許喪氣。

不過，秦暉並不悲觀。他相信思想與觀念的力量，無疑也會繼續自己與風車的大戰。本書的最後一篇文章，是題為《流水前波喚後波》的評論王小波的文字。這或許帶有某種意味。對於這位洋溢自由主義精神的作家，秦暉充滿敬意。王小波在中國文壇上孤絕的背影，讓秦暉感慨。文章中他說：「當今中國，自由主義缺的不是學理，而是實踐，不是很少有人能懂得那些高深著作，而是尊重人權、公平交易這類起碼規則的實行。即便我們寫不出羅爾斯、哈耶克那種層次的理論巨著，我們也可以實行『拿來主義』；但倘若我們幹不了甘地、哈維爾等人所干之事，那是絕不會有人代替我們乾的。而這些事說穿了無非一是拒絕專橫，二是寬容待事……」這種理想，雖然低調，但仍需艱苦卓絕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