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清代傑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詩人

顧炎武　　顧炎武（1613-1682）名絳，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清代傑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詩人。少年時參加「復社」反宦官權貴鬥爭。清兵南下後，參 加崑山、嘉定一帶人民的抗清鬥爭。入清不仕。治經重考據，注意經世致用，開清代漢學風氣。其詩沉鬱蒼涼，有強烈的愛國精神。有《亭林集》。　　顧炎武的家庭是江蘇有名的四大富戶之一，又是世代相傳的書香門第。從他的高祖到他父輩，祖孫五代都作過明朝的大官。顧炎武的養母王氏也出生在官宦人家，是一位有學識的婦女。　 　顧炎武小的時候患過天花，病好以後，左眼略微有點斜視，相貌有點兒怪。可是他學習非常勤奮。三歲的時候，王氏就親自教他讀《小學》（古代兒童教育課本， 朱熹、劉子澄編），還給他講古代英雄的故事。十歲的時候，他開始跟隨祖父學孫子、吳子的兵法著作和《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資治通 鑒》等書，十四歲就考中了秀才。　　後來，他參加了明末有名的文學團體「復社」。從此，他的視野開闊了，開始關心國計民生的大事。明朝大 政治家的文集和奏章文冊，他都仔細閱讀，切中要害的地方就立即摘錄下來。明朝滅亡以後，顧炎武接受了福王的招聘，到南京擔任兵部司務。可是，還不到一年。 福王政權也滅亡了。顧炎武滿懷亡國之恨，回到家鄉組織義軍抗清。不久，清兵攻佔崑山，顧炎武率義軍奮戰了四個晝夜，因為力量懸殊終於失敗了。王氏為國擔 憂，粒米不進，絕食而死。她臨死前囑咐顧炎武說：「我雖是個婦人，也要以身殉國；你千萬不要當異族的臣子，不要忘記先祖的遺訓。那樣我死也瞑目了。」顧炎 武牢記母訓，決心抗清到底。他又去和唐王政權聯繫。這件事讓人告發了，顧炎武被清朝政府關進監獲。多虧他的好朋友設法把他搭救出來。顧炎武在家裡沒法呆 了。只好背井離鄉，開始了長期的旅居生涯。　　顧炎武出遊，為了考察方便，隨身帶了很多資料，行動極為不便。他的友人見後，深為感動，就贈送了二馬二騾的車子，裝馱書卷。一路上，他進行大量的金石考古工作。一年之中，半宿郊野，半宿旅店，行了萬里路，讀了萬卷書。　 　以游為隱之後，顧炎武專心著述。對於清朝科舉應試、清朝開辦史局的徵聘，甚至邀其南歸，他都予以拒絕。因此，他著述甚豐，據說他寫的書稿，堆積得有自己 身體那麼高了。今天可以見到的近50種400多卷。其中《日知錄》32卷，他一生為學所得，大都薈萃其中，有極高的學術價值。有人說，這是顧炎武治世救民 的社會政治思想的更加深化，反映出的時代特徵更加集中，萃平生心力所精心結撰的作品，用他的話來說，就是「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他寫此書的目的非常明 確，這在他與友人的書札中，多次說明。　　如在致友人的信中，顧炎武明確地談到：「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某自五十以後， 篤志經史。其於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而另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 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　　可見，顧炎武撰寫《日知錄》，其動機在於「撥亂滌污」、「法古用夏」、「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這也正是他治世救民思想的進一步體現。　　在《日知錄》中，最為可貴的是他所表現的有價值的民主思想，具體反映在：　 　首先，對君權的懷疑，顧炎武將神聖不可侵犯的君權，大膽地列入了自己的討論研究範圍。在《日知錄》卷24《君》條中，他廣泛徵引歷代載籍，以論證「君」 並非封建帝王的專稱，在古代君為「上下之通稱」，不惟天子可稱君，就是人臣、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等皆可稱君。這樣的論證，簡直近乎在嘲 弄封建帝王了。　　在論君的基礎上，進而提出了反對「獨治」，實行「眾治」的主張。他認為：人君對於天下，不能搞「獨治」，如果搞「獨治」，則「刑繁」；搞「眾治」則「刑措」。　 　顧炎武為了進-步論證「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的道理，還在《日知錄》的《守令》條中寫到「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 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這裡的「各治」，也就是「眾 治」，只有「眾治」，天子之權才能受到尊重。相反，「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這是「獨治」，搞「獨治」的結果是「賢智之臣亦 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　　這裡，顧炎武雖然沒有否定君主制，但他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並進而提出「眾治」、「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等主張，是難能可貴的。　　除了民主思想外，在《日知錄》中，反映了顧炎武社會政治思想另一個突出內容，即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也就是他在《日知錄》中反覆闡述的「華裔之防」。　 　同時，在《日知錄》中，對宋明理學、王陽明的心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日知錄》中的《夫子之言一性與天道》中，他指出：理學家們，言心言性，「以明 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他認為這整日空談，「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才使「神州 盪覆，宗社丘墟」，引起了國家民族的危機，造成了明朝的滅亡，危害之大，後果之嚴重，是極為痛心的。　　顧炎武從政治上批判了心學的危害 之外，還從哲學上指出心學的錯誤。他否定心的全能，但不否定人們主觀意識的能動作用。所以他在《日知錄》的《艮其限》一條中，談了他對「心」的看法。他說 「心者，於身之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於事」；「人之有心，猶家之有主」。但具體說，有兩種情形：一是「古人之所謂存心者，存此心於當用之地」；二是「後世 之所謂存心者，攝此心於空寂之境」。然而，造化流行，無一息法運，人得之以為心，亦不容一息不運。心怎麼能是空虛無用之物呢？　　顧炎武 否定了心學，提出了「經世致用」、「引古籌今」，學習要為現實服務，人們要從外界的具體事物中去探求真理，而不能「用心於內」，只從自己的頭腦中尋求答 案。否則，「近世禪學之說耳」。所以，他認為，應該把天道性命等抽象的論述，還原於日常的經驗之中，不要清談妙悟，而要把著眼點放到探討與國計民生有關的 一些實際問題上，做些實實在在的事。　　作為愛國志士、傑出的學者、進步思想家的顧炎武，他的道德學問、治學精神、思想方法，對後世都產 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清初學術界，顧炎武即是舊傳統的破壞者，也是新風氣的開創者。他以崇實致用的學風和鍥（qiè）而不舍的學術實踐，宣告了晚明空疏學風 的終結，為開啟清一代的樸實學風，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後世學者，發揚其治學精神，繼承他的治學方法，沿著他開闢的路徑走下去，取得了清代學術文化多方面的 成果。所以，清人閻若璩（qú）曾盛讚顧炎武是「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也是罕見難得的學人。從現在看，儘管他的思想不能與現代思想家相等同，但是他 注意到了「匹夫之心，天下之心也」；注意到了人心所潛在力量對社會面貌的重大影響；注意到了端正人們精神面貌在變亂世為治世過程中的重要地位，這一切都給 後世以有益的啟示。　　顧炎武不但是傑出學者，而且也是著名詩人。為有明詩文殿後，清代樸學開山。他詩歌根底深厚，於古人兼學並蓄，尤得 力於杜詩。詩的內容大都是眷懷君國，感慨滄桑。詩風沉鬱悲壯，慷慨蒼涼，絕無敷衍應酬之作。所作眾體兼備，七律尤為杜甫以後有數的作者。其詩集有《亭林詩 文集》。　　僅舉一例，可見其大概，詩題《又酬處士次韻》：　　愁聽關塞遍吹笳，不見中原有戰車。三戶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啟少康家。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待得漢廷明詔近，五湖同覓釣魚槎。　　這首酬答詩，向好友抒發自己「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志向，充滿了樂觀主義的精神。反映了詩人堅強的民族氣節。　　顧炎武還是一個唯物主義的思想家。他認為宇宙是物質構成的，強調要從具體的事物中探求真理，反對主觀空想。他積極主張改革政治經濟。除此以外，顧炎武在音韻學、考據學、訓詁學（研究古代詞義的學科）、歷史學、文學等方面，都有獨到的見解和豐富的著述。　　到了顧炎武晚年，年輕的康熙皇帝為了把漢族地主中的學者名流籠絡起來，下令讓各地薦舉著名學者。那時候，顧炎武已經是學術界的領袖人物了，薦舉他的人當然很多，可是都被他拒絕了。　　不久之後，大學士熊賜履主修明史，又寫信聘請顧炎武。顧炎武派他在北京的學生去對熊賜履說：「刀和繩都在這裡，難道你非要逼死我不行嗎？」從此，再也沒有人敢打顧炎武的主意了。　　顧炎武四十五歲離家出走，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二十五年。到了晚年，他定居在陝西華陰縣，但仍然經常來往於河南、山西、陝西一帶講學。到了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顧炎武旅經山西曲沃時不幸患病，又吐又瀉，不久就與世長辭了。那時他已經年逾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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