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合李政道
楊、李初見面的時候，24歲的楊振寧已經是芝加哥大學聲名鵲起的天才研究生。20歲的李政道，那個時候長得胖胖的，個性十分隨和，他陪伴著老師吳大猷的夫人阮冠世和朱光亞等人由上海坐船抵達舊金山，然後轉乘火車到芝加哥，並且見到了楊振寧。
李政道也許在早幾年就應該見到楊振寧的。他1945年拿著一封介紹信去拜望在西南聯大的吳大猷，後來成為吳大猷的學生，由於李政道的求知若渴，吳大猷給他的習題很快就做完了，而且總是再來要求更多的。也是楊振寧師母的阮冠世後來告訴楊振寧，他們於是想到可以叫李政道去找楊振寧。李政道大概去找過楊振寧，只不過兩人並沒有見到面。
楊振寧看到李政道以後，對他的印象很好，也發覺到李政道在物理方面的聰慧和才分。李政道本來是申請了密歇根大學的入學許可，但是他看到芝加哥大學有當時世界最有名的物理系，跟楊振寧在一起又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於是改變主意想要留在芝加哥大學。楊振寧於是帶著李政道在學校的入學部門以及物理系，辦妥了相關的手續。
從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當中，楊振寧和李政道成為很親密的朋友。在科學方面，早在中國就已念完碩士的楊振寧，物理知識非常豐富，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所他是許多同學的老師，自然地也是只念了兩年大學的李政道的老師。李政道要選什麼課，要看什麼書，碰到什麼不懂的問題，都會去找楊振寧。那個時候也在芝加哥大學，和楊、李都熟識的凌寧就說，楊振寧是李政道的一個不折不扣的兄長。
1949年，楊振寧和李政道發表了他們合作的頭一篇論文，而這篇論文是李政道一生中所發表的第一篇論文。這篇論文的另外一個作者羅森柏斯就說，楊振寧那個時候是芝加哥大學研究所里物理知識最廣博的研究生，而且很願意幫助別人，對於別人的想法也總是表現出積極的興趣，所以他才會和楊振寧開始共同研究這個論文的題目。他說，李政道比楊振寧年輕得多，雖然也很聰明，但是對物理知識的了解遠遠不如楊振寧，楊振寧可以說是李政道在芝加哥時代的老師。
楊振寧離開芝加哥大學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以前，和李政道密切來往，他們還和兩人都認識的凌寧，到西部大峽谷等地去玩了一趟。那是1947年夏天。
1950年4月25日，楊振寧給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物理系的著名物理學家威克（GianC.Wick）教授寫了一封推薦信，介紹李政道到伯克利去。楊振寧在信上寫著：
……
說他是一個非常有潛力的年輕物理學家，也許還說得太早了。但我毫不懷疑他將來會比他的老師和朋友所預期的表現得更好。
……
李政道在伯克利的一年訪問很不愉快，物理工作做得也不成功。後來楊振寧向奧本海默推薦，邀請李政道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來，高等研究院於是給了李政道兩年的訪問聘請。在那裡他一共待了兩年，並且和楊振寧毗鄰而居。楊家住在古德曼路3F，李家住在3E。那個時候楊振寧已經結婚，大兒子楊光諾剛剛出生。李政道也在1950年和秦蕙莙結婚。
李政道到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來的時候，楊振寧剛剛寫完了一篇伊辛模型的論文，李政道來了以後，兩人就在這個基礎上繼續研究，並且很快合寫了兩篇統計物理的論文。這兩篇論文他們兩人都很滿意，尤其是第二篇論文的結論，後來被稱為單位圓定理，在統計熱力學中成為一個經典性的發展。
他們的這兩篇論文發表以後，愛因斯坦叫他的女助理考夫曼來請他們去見面談一談。
楊振寧和李政道對於和愛因斯坦見面談話過程的回憶，很明顯地有一些不同。在楊振寧早年發表的回憶中，並沒有提到李政道。楊振寧說，那是因為他當時並不記得李政道也去了，後來看到李政道的回憶，同意應該是他們兩個人一塊兒去的。
他們兩人的歧異還不僅止於此。對於這兩篇論文中兩人的排名，為什麼頭一篇是楊振寧排在前面，而第二篇是李政道排在前面，李政道在他60歲時出版的三大本《李政道論文選集》中的一篇叫做《破壞了的宇稱》的文章中是這樣寫的：第一篇論文中有兩個定理，大部分是我證明的。我們寫完那篇論文以後，楊振寧問我是否介意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為他比我年長几歲。我對於這個要求感到驚訝。但是由於中國尊敬年長者的傳統，我同意了。後來，我檢視科學的文獻之後，了解到這不公平。因此我們寫第二篇論文的時候，我給他看其他一些發表論文的例子，顯示出年長通常並不是決定排名順序的考慮因素。因此第二篇論文的排名反轉了過來，雖然在那一篇論文中，單位圓定理最關鍵的一個步驟是楊振寧做的。
楊振寧在1983年60歲時出版的《論文選集》中，並沒有提到排名的問題。後來他看到李政道1986年出版的《李政道論文選集》中的回憶，大吃一驚。他說事實上在那個時候，他在科學上的工作已經小有名氣，他和李政道合作的那兩篇論文，都是他領頭做的，而且論文也是由他執筆寫的，加上從芝加哥時代以來，他一直像是李政道的兄長，所以許多事情也都是由他決定，論文排名的事情，也自然是他決定。他完全不記得李政道當時表示過「驚訝」。
這可以說是楊、李自1946年認識，並且進而發展出親密的友誼和密切合作關係五年以後，兩人關係出現的第一次裂痕。經過這件事情，兩人的合作停止了幾年。李政道在他的文章中談道：因為這個看起來似乎是無關緊要但是卻令人困窘的事情，我覺得最好不要再跟楊振寧合作。這也就是為什麼雖然我還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待了一年半以上，並且在那以後轉到距離不遠的哥倫比亞大學去，但是一直到1955年我們都沒有再次合作的原因。
對楊振寧來說，當時並不覺得有任何異樣，兩人還定下了互相訪問的制度。另外兩人的友誼並沒有改變，兩家人也都常有來往。起初楊振寧和杜致禮有一個孩子，那個時候秦蕙莙沒有工作，她和杜致禮也很親近，有時還幫忙照顧楊光諾。杜致禮年紀比秦蕙莙大一歲，在家裡又是長姐，個性比較強一些，那個時候的秦蕙莙不大講話，個性也有點退縮，杜致禮在許多事情上還會給秦蕙莙一些建議和鼓舞。
1952年，楊振寧先是去了西雅圖訪問，後來杜致禮回了台灣，他就搬離原來的房子。那一年因為許多事情分心，研究工作做得並不太成功。楊振寧還記得李政道和麻省理工學院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洛洛（FrancisLow）合作了一篇文章，也要把他的名字加入，他沒有同意，因為他的原則是除非自己在文章里有真正重要的貢獻，否則是不願意具名的。楊振寧說，他當時並沒有感到李政道故意不跟他合作，至於是不是因為他對於那兩篇統計物理論文排名的做法，使得李政道有一些戒心，他不敢講。
1953年秋楊振寧自日本回來，到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停留一年。因為正巧和米爾斯共享一間辦公室，後來才會和米爾斯合寫了那篇奠定楊振寧一代物理學大師地位的論文。
米爾斯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博士研究生，他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基督徒，個性非常質樸，後來他和楊振寧的這篇論文，變成物理科學上舉世聞名的經典之作，米爾斯也因而名震遐邇。他曾經說過自己的運氣很好，碰到了楊振寧，而且也說，楊振寧已經在當時的許多場合中，表現出他對於剛開始起步的年輕物理學家的慷慨。
1954年費米去世了。費米去世前不久，著名的物理學家蓋爾·曼曾經來電話邀請楊振寧去探望費米，他們並沒有邀李政道。費米去世以後，芝加哥大學費米的位子空了出來，他們於是想再請楊振寧回去。那個時候楊振寧已經是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正教授，哥倫比亞大學也曾經請他去做正教授，楊振寧覺得如果去芝加哥的話，應該把李政道也拉去，於是他向芝加哥大學提議同時也聘請李政道，並且要他們給李政道正教授的位子。
1955年，芝加哥大學理學院院長約翰遜（WarrenJohnson）在給楊振寧的信上，表示他代表芝加哥大學，給予楊振寧在費米研究所和物理系物理教授的位子。他說，這個教席是永久的終生教席，年薪18000美元。約翰遜在信上還寫道，他也和李政道打過電話，邀請他到芝加哥大學去訪問，並且向李政道表示也將在費米研究所和物理系給他一個教席。楊振寧說他還記得很清楚，後來他們給李政道的薪水是年薪12000美元。
結果他們兩個人都沒有到芝加哥大學去。正如同李政道寫的文章上所說，他認識到楊振寧1954年和米爾斯所發表的那篇論文的重要性，由於對那一方面的問題也有興趣，於是在1955年開始和楊振寧進行討論，並且再次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從1955年開始到1962年，楊振寧和李政道一共合寫了32篇論文。
這32篇包括了粒子物理和統計物理問題的論文，楊振寧在他60歲出版的《論文選集》中，選進16篇，顯現出他們兩人的合作是非常成功的搭配。李政道曾經寫過：
楊振寧和我的合作，和當時物理的發展十分契合，並且反映了當時的精神。我們的合作緊密而且成果豐碩，既競爭又和諧。我們共同的工作激發出我們最佳的能力。結果遠比我們各自分開來工作的總和要好得多。
楊振寧也曾經說他和李政道合作是令人羨慕的。他說，李政道吸收新知識的速度非常快，而且興趣廣泛，雖然他們兩人都不喜歡看別人的文章，但是李政道比楊振寧要看得多，各種的信息也了解得多一點。兩個人在一起詰辯爭論一個問題，參照著彼此的意見，可以得到一個人研究問題時想像不到的效果。他們兩人的這種相互裨益、競爭而又和諧的科學合作，確實是成果豐碩的。
1956年，他們兩人合作寫了一篇論文，對於物理學家一向深信不疑的宇稱守恆定律，質疑其在弱作用中的有效性。這篇論文造成了科學概念上的一次革命，也使他們成為頭兩個得到諾貝爾獎的中國人。那一年楊振寧35歲，李政道31歲。
楊、李得獎以後，兩人的合作更加密切，也在科學上迭有佳構。在近代物理科學的歷史上，像楊、李這樣的合作關係，是十分罕見的，幾乎可以說沒有另外一個相類似的例子。有人曾經拿他們和另外兩個諾貝爾獎得主費恩曼和蓋爾·曼做比較，費恩曼和蓋爾·曼曾經在加州理工學院同事，也有合作又競爭的關係，但是費恩曼和蓋爾·曼的合作遠不如楊、李來得密切，而且情況也大不相同，原因是費恩曼和蓋爾·曼都是在沒有合作以前就已經出名了。
當年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院長奧本海默說，他最喜歡看到的景象，就是楊、李兩個人走在普林斯頓的草地之上。那個時候也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物理學家斯諾（GeorgeSnow），曾經很興奮地回家和太太說，研究院來了兩個極端聰明的中國物理學家。認識楊、李的很多物理學家也都推崇他們的合作關係，認為是非常美妙而且了不起的合作。
一個辦公室靠近他們兩人在普林斯頓或布魯克黑文辦公室的物理學家，幾乎不可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討論任何物理問題，都是興緻昂揚，而且常是用極大的嗓門。他們兩人對於進行彼此間的計算競賽，有著極大的樂趣，由於他們都是極端敏銳快捷的思考者，因此觀看或聆聽他們的工作進展，就會是既興奮又令人疲憊的經驗。楊振寧和李政道扯開嗓門，並且用手指在眼前凌空計算，是許多認識他們的物理學家都看到過的景象。
除了科學合作之外，楊、李兩家人也有密切的來往。他們在普林斯頓、以及暑假在布魯克黑文都曾經毗鄰而居，李政道後來有1952年出生的李中清和1956年出生的李中漢兩個兒子，兩家孩子也在一起玩，他們還有一張兩家大兒子在一起洗澡的照片。楊振寧說，他記得兩家人常常會從普林斯頓開車，到紐約曼哈頓離哥倫比亞大學不遠的125街和百老匯街口的上海和天津兩家中國餐館去吃飯。
許多人都認為，而且他們兩人也並沒有否認的是，造成他們兩人關係正式破裂的一個重要因素，也許是1962年5月12日出現在美國《紐約客》（NewYorker）雜誌上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作者伯恩斯坦是楊振寧和李政道都認識的一位物理學家，在哈佛大學得到博士以後，又在歐洲和美國訪問了幾年。1961年暑假他在日內瓦歐洲粒子研究中心（ＣＥＲＮ）訪問，碰巧和李政道成為鄰居，伯恩斯坦因為打網球扭傷了腳踝，所以在搭李政道便車時和李政道認識。那時候李政道已經和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伯恩斯坦在談話中了解到楊、李合作的許多事情，最後他鼓起勇氣向李政道提議，說他要寫一篇關於李和楊科學合作的文章，李政道同意了。
楊振寧說他當時就對此事感到十分不妥，因為伯恩斯坦和他只是認識，而和李則已是親密的朋友。他意識到李也許要借伯恩斯坦的文章，來歪曲他和李的關係和合作經過。可是他又無法和李談及此事。結果伯恩斯坦只訪問了他一兩次，而李則經常和伯恩斯坦接觸會談。
結果伯恩斯坦這篇叫做《宇稱的問題》的文章，刊登在《紐約客》雜誌的「人物側寫」欄目中，文章刊出以後，非常成功。伯恩斯坦也因為這篇文章一舉成名，後來雖然還是在一個不知名的學校里教物理，但是卻成為許多著名雜誌的作家，寫了許多通俗科學的文章。
這篇文章的題目《宇稱的問題》，英文的原文「AQuestionofParity」有雙關的意思。「parity」既是物理學中的「宇稱」，又是日常語言中的「平等」。在外行人看來，這篇文章的題目變成《平等的問題》。楊振寧說，他不知道取這個雙關的題目是李的主意，還是伯恩斯坦的主意。可是很顯然李喜歡這個雙關題目，因為20多年以後，他在《李政道論文選集》中發表了一篇關於宇稱不守恆歷史的文章，題目又是雙關語「BrokenParity」。在物理學家看來，是《破壞了的宇稱》；在外行人看來，卻是《破壞了的平等》。
伯恩斯坦的這篇文章相當長，從楊、李兩人在1946年芝加哥相遇寫起，寫兩人在芝加哥大學的學習，參加填字謎的競賽到科學的合作，講到兩人如何研究弱作用中宇稱不守恆問題而得到諾貝爾獎的經過，並且引用兩人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以及描述兩人的家庭和友誼以及個性，是一篇相當詳盡的討論兩個人關係的文章。在《紐約客》刊登以前，伯恩斯坦曾經給楊、李一個校樣先看一看。
楊振寧說校樣的內容當下證實了他的疑心，就是李夥同自己的朋友伯恩斯坦要藉此文章來歪曲歷史。不得已之下，他給普林斯頓的大家長奧本海默看此校樣。奧本海默於是出面來說，楊、李科學合作的內情，不必要公開去發表，他叫伯恩斯坦不要發表這篇文章，但是伯恩斯坦已經領了《紐約客》雜誌的稿費，而且都花在交女朋友上面，所以文章非發表不可。
根據《李政道論文選集》里那一篇《破壞了的宇稱》文章，所寫的是：
在我們做了一些小的更正以後，楊振寧說「有些事情很痛苦」，他要談一談。在文章中的幾個地方，他希望他的名字在我的前面：題目里，諾貝爾獎宣布的時候，以及我們領獎的時候。另外，他太太杜致禮的名字也要在秦蕙莙的前面，因為杜年長一歲。
第二天他又來跟我說，文章中提到「李和楊寫了……」的時候，必須說明這是根據字母先後順序的習慣。我告訴他，他很可笑。那天晚上他打電話給我說，也許那個說明不必要了，但是文章中都要用「楊和李寫了……」，我無言以對。
這一次爭論以後，楊和李有一次長談。楊、李兩人20多年以後分別在各自的論文選集中公開發表文章，都同樣提到1962年4月18日兩人的這次長談。
楊振寧是這樣寫的：
1962年4月18日，李政道和我在他的辦公室有一次長談，我們回顧了自1946年以來發生過的事情：我們早期的關係，20世紀50年代初期、1956年造就那篇宇稱論文的一些事情，以及後來的發展。我們發現除了少數幾點，對所有關鍵的事件都保有相同的記憶。正如同家庭中衝突和解一樣，這是一個感情獲得宣洩的歷程，我們都感到一種解脫後的暢快。但是這個和解並沒有維持下來，幾個月以後，我們就永遠地分手了。
李政道的版本是這樣的：
根據楊振寧說的是4月18日，他到我的辦公室，說起來名字的順序還是讓他十分煩惱，而且這個問題遍布在我們所有的合作之中：根據字母順序的「李和楊」讓他不開心；「楊和李」又使他看起來不近人情，而一種隨機的順序看起來又有些奇怪。這確實是一個「動輒得咎」的情況，因此我建議也許我們以後不要再合作了。然後他的情緒激動起來，並開始哭泣，說他非常想和我一起工作。我感到尷尬而又無助，於是對他好言相勸了很長一段時間。最後我們都同意，至少我們要停止合作一段時間，事情就這麼決定了。那一年6月，萊德曼（L.M.Lederman）、施瓦茨（M.Schwartz）和施泰因貝格爾準備發表他們第二類中微子中微子（neutrino）的實驗結果，楊振寧又再一次地非常焦躁，對於他們論文中提到我們兩人名字的順序憂心忡忡。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楊振寧隨後寫了好幾封信給我，信的內容讓人極端不快並且充滿了敵意。我對這所有的事感到非常傷心，並意識到我們的友誼已不存在了。
楊振寧對於他很在意伯恩斯坦文章裡面排名的問題，並沒有否認。但是他說4月18日兩人的見面長談，是一個感情非常激動的場面，楊振寧說不僅是他哭了，李政道也哭了，這是他們友誼的真情流露。
在4月18日以後，兩人還是繼續地往來，不過情況有一點緊張，兩人對彼此的關係非常敏感。6月里，楊、李兩人在布魯克黑文實驗室訪問，共享一間辦公室。那個時候正好李政道哥倫比亞大學的同事萊德曼、施瓦茨和施泰因貝格爾三人要發表一篇第二類微中子的實驗結果論文，這篇論文中間也提到李和楊的工作，於是李政道跑去和他們三人說，在文章中不可以用「李和楊」，必須要用「楊和李」。
楊振寧當時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們三人說的，可是他立刻聽到謠言，說李、楊的不和，是由於楊小氣、斤斤計較等。他大怒之下給李政道寫了一封信。
那個時候楊振寧和李政道在布魯克黑文共享一間辦公室，楊振寧說他是把這封寫好的信放在李政道的桌子上，就走出去了，當時李政道正好不在。後來楊振寧再走進來的時候，李政道拿著這封信過來問他，說上面的英文單詞「perfidious」是什麼意思？楊振寧還記得他和李政道講了其含義以後，回憶起早年他與年輕的李政道的關係，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這封信撕掉，丟到紙簍里。後來李政道還是把這封信從紙簍里拿出來，他看了以後顯然情緒受到很大的衝擊。第二天李政道的太太秦蕙莙過來說，昨天李政道回家的時候神情異常，而且夜裡睡得很不好，又有他剛來美國時那種夜裡睡夢中大叫的問題。
楊振寧和李政道決裂的消息傳開了以後，他們科學界的好友都甚為震驚。奧本海默就對兩人的決裂不以為然，他甚至以他典型的那種尖銳的語氣說，李政道應該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楊振寧應該去看看精神醫生。
在普林斯頓待了很長時間，和楊、李都很熟識的物理學家佩斯聽說兩人鬧翻以後，去看了楊振寧，並且跟楊振寧說：「弗蘭克，我聽說你跟李政道鬧翻了，我要向你說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覺得很遺憾，而你還是我的好友；第二件事情是我要去跟李政道講同樣的話。」接著他就去跟李政道講了同樣的話。他說，當時他們兩個人都很傷心。佩斯曾經說過，要了解楊和李決裂的原因，可能必須要對中國文化有更多的了解。
1962年9月28日，楊振寧在一封給奧本海默的信上寫道：「我不得已地要向您道歉，因為我沒有辦法告訴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我不能和您談論這件事情詳情的一個道理，是因為如果如此做的話，必然會因為我和您比較親近而讓我感到自己在占著便宜。此外，我成長的教養告訴我，在事關個人人格的事情上，面對第三者來說，遺忘總是要比把它揭露出來好得多。我知道您會一如往常地了解我的困難。」
那一年的11月15日，李政道也給奧本海默寫了一封辭職信。信上開頭說：「完全是因為個人的理由，我希望辭去目前在高等研究院的職位。」接著一段，他回顧了在高等研究院的一些經過。接下來他寫道：「如果不是因為目前不尋常而且很不幸的情況，我想不出世界上還有任何其他一個我更樂於停留的地方。對於我必須做這樣的一個請求，我只有深重的哀傷之感。」
李政道離開普林斯頓後，先在洛克菲勒大學待了半年，1963年回到了哥倫比亞大學。李、楊二人從此分道揚鑣。
對於楊和李的決裂，物理學界有著許多的看法和猜測。他們兩個人在芝加哥大學的同學，後來也在普林斯頓待過，並且做了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戈德伯格就說，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們兩個為什麼吵架，但是對於兩個人的決裂非常地傷心，認為是他們兩人巨大的損失，也是科學界的巨大損失。佩斯認為，他們兩個都是強人，兩個這麼強的人有這麼親密的關係，決裂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也有人認為他們兩人決裂的原因，來自兩人不同的個性和家世背景。楊振寧來自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一般給人中國傳統的印象，像是一個長輩，他個性比較直來直往，對科學的品味很高，對藝術和文學有廣泛的興趣和很好的品味，但是有時會給人一種有距離的感覺。李政道的出身和成長經歷相對來說要複雜得多，個性上比較難以捉摸，不過比較符合美國作風，能夠和人開玩笑，比較懂得吃和飲酒的生活情趣，有很好的藝術品味和收藏，也比較容易來往。但是在內在裡面，李政道卻是一個個性強悍的街頭戰士。
另外有人猜測，1957年楊、李兩個人得到諾貝爾獎以後，因為盛名之累，是不是也造成兩個人之間更大的矛盾？
楊、李二人也並不諱言諾貝爾獎在兩人的關係里投下了陰影。和兩人都熟識的一流物理學家戴森，曾經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毗鄰而居，他說有一天楊振寧的大兒子楊光諾來他們家，被問及「長大要做什麼事情？」那個時候大概七八歲大的楊光諾回答說：「IwanttogettheNobelprizealone.」（我要一個人得諾貝爾獎）。而李政道也說過他希望要一個人得獎的話。
楊振寧在他的《論文選集》的評註中，曾經對於他和李政道的科學合作和友誼的機緣，有過一個總結，他寫道：
「總的來說，這是我生命中一個值得回顧的篇章。一點不錯，這中間有著痛苦，但是人生中與人相關而又有意義的事情，少有是全無痛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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